王永仓[1]（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提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张明慧[2]（2019）在《农地流转视域下的湖北省天门市农民收入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最大,所以,“三农”问题一直深受国家的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问题,其实质是农民生存的问题,与农民生存密不可分的就是农民的土地,所以想要更好地处理“三农”问题,就必须先处理好农民与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关系。为了适应当前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农村土地相关政策,目前,国家所鼓励的是在保证农民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流转农民承包地的经营权,来更好地适应和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天门市是湖北省一个重要的农业县级市,农地流转工作取得明显成绩,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农地流转后农民增收困难严重的阻碍了天门市农业的发展,所以,必须探索出有针对性且有效的解决对策,这对处理天门市的“三农”问题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本论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农民收入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农民收入的思想为指导,采用文献研究法、综合分析法及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从农地转入和农地转出两方面对影响天门市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提高农地转出户农民就业竞争力,促进农地转入小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及农地转入大户适度规模经营。充分发挥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积极作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
向煜[3]（2019）在《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多维度视角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为改善农民收入,中央出台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通过农业税的取消、农村教育“两免一补”等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但农民收入在社会群体收入水平中处于较低地位的根本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经。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着眼于当前新时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以新型城镇化战略来引领乡村振兴,通过城镇化的发展使得人口和产业在城乡之间实现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城镇化是一个涵盖人口、经济、土地等多重内涵的概念,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采用单一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少有从多个维度出发研究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城镇化对农民收入是否有影响?多维度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不同区域多个维度的城镇化发展是否具有差异性?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多维视角,以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为研究主题,分析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0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分全国和区域样本对多个维度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学分析,实证检验多个维度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梳理了“刘易斯二元结构经济理论”、“托达罗城乡人口迁移理论”等城镇化相关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工资差别理论”等农民收入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分别从常住人口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四个维度进行阐述。然后,利用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相关数据,建立对城镇各维度和农民收入的测度指标体系,对中国和分区域的各维度城镇化和农民收入水平及变化进行描述。最后,运用省级面板数据,以农民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常住人口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理论分析表明:城镇化的发展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城乡人口流动,通过从事非农就业,规模经营,享受城市发展福利等促进收入的增加。第二,实证结果表明:（一）从全国范围看,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民收入增加有显着作用,从各变量的回归系数上看,常住人口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皆呈正向显着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165、1.074、5.320、0.180;其中户籍人口的回归系数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回归系数,表明户籍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二）从分区域看,不同区域不同维度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最大的为东北部地区,回归系数分别为1.139和4.441,且通过1%的显着性水平检验;而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中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最大,在1%的水平上显着,回归系数分别为0.310、7.664。基于以上分析和讨论,本文从开展技能培训、完善户籍制度改革、强化产业支撑、合理利用城镇空间四个方面提出有利于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更好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政策建议。
刘玮[4]（2019）在《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文中提出农业、农村、农民是一个国家得以发展前进的基础所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农民是让农业产业保持生产与创造的不竭动力,农民生产积极性高则农业发展态势好,因此要想农民能一直保持高涨的积极性、进而提高生产力,首先就要解决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农民收入。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的政策,成功实现了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但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区域收入差距。此外,地域广大、地形复杂的特点更是加重了区域间失衡的程度。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业发展不平衡现象日渐凸显,这主要就体现在区域间农民人均收入的差异上。因此,提升各区域农民收入水平,化解农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对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稳定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农民收入增长在区域间存在差异的现象为切入点,确定研究主题,并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以及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农民收入地区间失衡现象进行了纵向及横向对比分析,同时针对各区域找寻了影响农民收入的各类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具体研究思路如下:正文首先是绪论部分,本章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并整理汇总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后期限定影响因素的范围提供理论参考,另外还介绍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其中创新在于从现状、问题、成因、实证再到对策的分析研究均是分区域进行的,保证了理论分析与结果建议的一致性与针对性。而不足在于数据资料的完整性以及选取影响因素的全面性方面存在不足。第二部分重点对于相关概念及理论进行了较为详实的阐释,解释了农民收入的概念及分类、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现象,以及后续研究可能用到的二元结构理论、需求弹性理论、农业发展阶段论、库兹涅茨定理等相关理论。第三部分对农民收入增长区域差异的现状、问题及成因分别进行了讨论。首先分阶段介绍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现状及特点,然后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全国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水平及结构进行对比分析,寻找其中问题所在,多角度分析产生差距的原因。第四部分对农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研究,根据十五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区位、经济、社会三个角度,分别确定对应的因素指标,找出影响不同区域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及重要程度,实证结果中发现,不同区域的农民收入对于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及敏感程度,都存在一定差异。第五部分是针对各区域提出的相应对策建议,根据实证结果有差异的针对各地区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东部地区要着力发挥区位优势,推进产业融合,利用科技支撑加速金融发展;中部地区要深化土地改革,加速科技创新,提高商品交易率;西部地区需要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强市场化建设,深化农业改革;而东北地区则要合理规划耕地,确保产品质量,并提高城镇化水平,增加农民收入渠道。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是从农民观念、地域文化、脱贫情况等方面出发,找寻相关理论基础与数据指标,力求对于农民收入增长区域差异这一问题做出全面性分析,为政府制定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资料,以实现协调农村区域经济与农民稳定增收。
秦妍[5]（2018）在《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评价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提出古往今来,民富则国安,民强则国盛。乡村振兴是同农民基本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乡村发展愿景,是基于新中国乡村建设历史与现实,以乡村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为纵横参照的凝心聚力的理想目标,表达了千百年来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夙愿和向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从土地改革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演变过程,每一次时代的主题都给农村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赋予了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了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则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发展和超越,其现实关照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落的现象,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为了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是在对乡村振兴目标指向清晰明确的基础上,主要回答乡村振兴是否实现以及效果实现得怎么样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就要构建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这是科学地评价乡村振兴的基础。通过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将乡村振兴的目标进行量化,进而对乡村实际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目标之间的差距作出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使乡村振兴具有可预见性。由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不久,关于乡村振兴评价研究的文献还很鲜见,因此尚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规划,说明乡村振兴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动态性特征,且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时间上一致。如果以本世纪中叶为节点,可把乡村振兴的实现分为三个阶段,从当下到2020年-2035年-2050年,通过对每个阶段乡村振兴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价,就能够清晰地描绘乡村振兴实现过程的行动轨迹,并对实现过程中目标方向的偏离进行校正。全文共分为五章。导论对本论文的研究依据、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主题、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对涉及乡村振兴、“三农”问题及农村发展评价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自己的研究提出了预期目标。第一章首先对本文涉及到的几个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乡村振兴的思想来源进行了梳理,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从而构成了本文关于乡村振兴目标评价的逻辑起点。第二章对乡村振兴进行了理论分析,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的理论模型,分别从目标维度和价值维度对乡村振兴进行评价。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明确的价值诉求,要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和城乡均衡发展的需要。这样的价值诉求贯穿全文,并构成了乡村振兴目标评价的价值标准。第三章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维度和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历史节点构建了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第四章主要是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检验和案例分析,对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乡村分别进行了乡村振兴水平的评估。通过四个具体案例分析,比较评价了当前我国乡村实际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进一步验证了我国乡村发展的不平衡性,分析了案例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第五章则是针对前文中案例村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提出了对策建议。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对本文研究的思考和总结。
刘乃安[6]（2017）在《基于职业分化视角的农民收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社会全局的问题,而其核心在于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又在收入问题,所以,农民收入问题是反映“三农”状况的重要指标。自新世纪实施“反哺”政策以来,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万元,2015年更达到11422元。农民在工作性质与收入状况上曾经差异都不大,然而,当前出现了分工分业现象,促使他们无论在就业层级、就业结构,还是社会地位上都在分化,且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主要表现为农民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就业流转,并随着分化程度的加深,收入主要来源也会发生变化,并将推动个体及家庭身份的变化。因此,本文将以职业分化为视角,以粮食主产区之一的吉林省农民收入为对象,基于家庭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划分,以50%为界,经营性收入占主体则为职业型农民,工资性收入占主体则为兼业型农民,而完全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农民将不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对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类研究,反映当前农民收入出现的新变化和新问题,让农民收入问题的分析更有针对性,为破解“三农”难题、改善农民收入困境寻找路径,为调整优化农民增收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也将有助于新农村建设,助力现代农业发展。本论文主要包括九章,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第一、二章包括导论、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主要阐述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框架、方法与技术路线及学术贡献,并界定相关概念,评述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为下文做铺垫。第三章从基本现状与结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变动情况,并分析了农民收入变动特点。实现了对农民收入问题的一般性分析,显示出职业分化对收入的影响作用。第四章围绕职业分化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展开,从农民职业分化内涵、变动规律与分化现状分析了我国农民职业分化问题,并以灰色关联为主要方法,分析了职业分化与农民收入的关系。结果显示出农民工外出就业、农业人口比重下降等职业分化因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突出,说明职业分化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关联性强,分析农民收入问题需结合其职业分化。第五章主要以职业型农民收入增长为分析对象。职业型农民是以经营性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农民,他们是未来农业的实际经营者和美丽乡村承载者。通过调查数据分析了吉林省职业型农民的收入现状,中部地区更具收入增长能力。在对其收入增长潜力分析中发现吉林省具有职业型农民收入增长的区位优势,兼业指数也较高。并从理论意义上分析了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为第七章的实证分析打基础。第六章重点分析了兼业型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兼业型农民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农民,他们是城镇非农岗位所需劳动力的储备者和应以市民化为发展取向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以样本调查为主要数据获取手段,分析了当前吉林省兼业型农民收入现状,其总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均高于职业型农民。增长潜力分析显示出吉林省兼业型农民的兼业指数高但呈下降趋势,且区位优势弱。并在理论上分析了兼业型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第七章主要基于吉林省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问题。在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借鉴已有成果的分析方法,选取了Mincer劳动挣得收入函数作为分析模型,根据模型内涵分别选取了职业型农民与兼业型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建立了自变量组,以Eviews8.0为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并对两类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不论职业型农民还是兼业型农民,影响其收入的因素都是多方面的,具有系统性,其中影响职业型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身体状况、文化程度、性别、年龄、土地流转、作物种植品种、经营成本、灌溉设施及粮价预期、保护性生产投资意愿和规模经营认知等;影响兼业型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务工地、务工信息渠道、加班情况、岗位培训、城里定居规划、技术资质等因素。经结果对比显示出,对两类农民收入增长分析结论相同方面主要体现在:身体健康状况、心理预期性变量、宏观政策因素及收入基本构成情况;分析结论的相异方面主要体现在:年龄、文化显着水平的变化、婚姻变量、主要收入来源影响因素及财产性收入与补贴性收入的贡献能力等方面。分析结论也显示出多种因素与预期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农业保险购买、结构单一的玉米种植问题、经营成本对收入的作用及普遍接受加班的经济理性选择行为、省外务工选择等方面。第八章主要评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支持政策,并提出政策建议。从农业收入净流出阶段、收入增长低速徘徊阶段、农民收入多元增长阶段、农民收入来源分化阶段四个时期,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侧重支持职业型农民收入政策的演变和侧重支持兼业型农民收入政策的演变进行梳理,揭示出政策重点、收入成效,对不同类型农民的影响,以及各阶段政策不足,并提出支持农民收入政策调整方向与政策建议应以坚持农民收入是政治问题并非单单经济问题的高度,区分职业型农民与兼业型农民进行调整优化。第九章总结全文,形成研究结论。给出本论文的研究结论,并对下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刘魏[7]（2017）在《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过密化”的农业中释放出来,进入到城市,通过非农就业的形式获得了比传统农业经营更多的收入回报。这种“城镇化刺激非农就业、非农就业加速城镇化”的循环模式在深刻影响城市和农村的同时,也对城郊农民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城镇化的外围扩张导致城郊村大量土地被征用;另一方面,城镇化的拉力也迫使城郊农民脱离农业生产,面临生计行为的重新配置。可见,城镇化引致的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微观行为进行了重新配置,并进一步影响其收入水平和结构。面对转型时期快速变化的形势,本文试图回答: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和城郊农民收入三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围绕这三者的关系问题,本文运用了农户生产行为理论、收入增长（经济增长）理论、二元经济理论等一系列理论,并试图将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城郊农民收入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考察土地征用与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路径及机制,并运用数理模型推导出相关命题。在此基础之上,论文利用CFPS2010、2014和CHNS数据,综合运用交互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一系列研究方法,从收入水平、收入结构等角度实证验证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城郊农民与远郊农民遵循不同的收入增长路径,同时两者的非农就业行为和土地征用频率也存在显着差异。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城郊农民,但只有通过与远郊农民的对比,才能发现土地征用和非农就业在城郊农民收入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郊农民还是远郊农民,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均呈现快速增长,两者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但两者之间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从收入水平上看,城郊农民收入显着高于远郊农民;从收入结构上看,城郊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据重要位置,远郊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据重要位置。工资性收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城郊农民与远郊农民非农就业类型不同,城郊农民主要以本地非农就业为主,其本地非农就业率为64.32%,远郊农民本地非农就业率刚过50%,这说明城郊农民更倾向于本地非农就业、远郊农民更倾向于异地非农就业。财产性收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城郊农民土地征用（承包地征用和宅基地征用）频率较高,城郊农民能够获得征地补偿收入和租金收入。（2）土地征用后城郊农民收入提高的关键在于征地补偿金的多寡和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取。具体来说,土地征用后,城郊农民是否参与非农就业,受到征地强度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非农就业机会主要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征地强度,征地强度越大,农户将倾向于非农就业;二是供给因素,家庭中老年人比例越高、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较差、家庭越贫困,即使土地被征用,农户由于丧夫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他们也很难参与到非农就业中;三是需求因素,本地非农产业越发达,将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非农活动中。土地征用后,城郊农民的非农就业对收入的边际效应与征地补偿金有关,非农就业的收入边际效应随着征地补偿金的上升而不断降低。即当补偿价格较低时,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率更高,其收入增长效应也更明显,而当补偿价格较高时,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率更低,其收入增长效应变得不显着。土地征用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关键在于征地补偿金的多寡。土地征用对城郊农民收入呈现出正向显着效应,即征地补偿金越多,城郊农民收入增加越明显。因此,虽然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显着高于未征地农户,但土地征用的关键在于征地补偿收入,显然大多数的被征地农户获得的补偿收入并不高,也并不能持续增加农户收入。当补偿价格较低时,土地征用并不能带来城郊农民家庭收入的增加;当补偿价格较高时,土地征用会显着增加城郊农民家庭收入。（3）征地补偿过高时,存在城郊农民离开非农就业市场的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很多城郊农民能够获取租金收入。土地征用后,城郊农民的非农就业对收入的边际效应与征地补偿金有关,非农就业的收入边际效应随着征地补偿金的上升而不断降低,即当补偿价格较低时,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率更高,而当补偿价格较高时,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率更低。而这一观点正解释了我国当前的一种现象:当承包地的征地补偿金较高时,很多城郊农户离开了就业市场。对于城郊农民来说,他们将很难再返回到农业生产活动中,这是因为农业的边际效益相对较低。因此,我们试图从城郊农民的租赁经济中寻找答案,我们发现租赁经济能够显着正向影响城郊农民收入,很多城郊村存在租赁经济现象,既包括城郊农户私人租赁经济,也包括城郊村集体租赁经济。租赁收入主要表现为:对于宅基地征用后的城郊农民来说,虽然他们不能再获得租赁收入,但如果他们在与村集体的博弈中还保留有村集体成员的身份,则他们还能够获得集体收入;对于未宅基地征用的城郊农民来说,城郊农民的租房决策及租金收入将会受到房屋质量、地理位置、房产数量、村庄内产业发展情况等多种供求因素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消除样本偏差后,即控制了房屋质量、地理位置、房产数量、村庄内产业发展情况等因素后,我们发现,城郊农户的房屋出租能够显着正向影响城郊农民收入。（4）土地征用后被征地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的显着低于非征地农户,非农就业也会显着负向影响城郊农民的农业经营性收入。从农业经营性收入角度看,农业生产性投资是土地征用影响农业经营收入的完全中介变量,土地征用导致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下降（征地农民比未征地农民的农业生产性投资下降85.5%）,农业生产性投资也导致城郊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下降,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减少会导致经营收入下降102.3%。（5）我国城郊农民收入存在极化现象,主要在于城郊农民低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拉大。而这种极化的影响因素则在于土地征用和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同。通过城郊农民收入极化的经验观察表明,我国城郊农民收入收入存在极化现象,主要是由收入分布中50%-10%分位数差导致的,即城郊农民低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拉大引起的。而收入分布中90%-50%分位数差呈下降趋势,说明高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在逐渐下降。城郊农民收入极化主要在于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通过构建回归模型的Shapley值分解表明,非农就业和土地征用是城郊农民收入极化的主要因素,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正在加剧城郊农民的收入极化,而土地征用对收入极化的作用正在下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主要有:提高征地补偿较低人群的非农就业水平;鼓励有房屋等财产保障的农户发展租赁经济,为“租售同权”提供经验;规范房屋租赁市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配置城郊农民的土地资源,设计合理的征地补偿金标准。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把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和城郊农民收入产统一纳入到农户微观行为分析的理论框架内,去深入分析城郊农民收入增长背后的城镇化诱因,通过城镇化诱因推导出土地征用和非农就业在城郊农民收入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可以深入理解城郊农民收入增长背后的城镇化诱因;另一方面也拓展了非农就业与收入相关主题的研究范畴,研究视角较为新颖。（2）本文的研究中,对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影响的机理进行了充分阐释,已有研究基本停留在土地或非农就业对收入研究的直接效应层面,鲜有研究将背后的间接效应梳理出来。本文从收入结构视角,分别探讨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发现土地租金、农业投资等变量是重要的传导变量,从而使得研究大大深入。（3）为了支撑研究主题,使研究的思路能够跃然纸上,本文运用到了大量实证方法。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学术研究的开展也离不开研究方法的运用。本文在第5章承包地征用和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一章,会运用线性交互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在异质性分析中,会运用到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性进行剖析;第6章宅基地征用和租赁经济对城郊农民收入影响一章,会运用到PSM模型;在第7章土地征用和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结构析一章,会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通过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机制。（4）本文的研究得到三个新发现:第一,通过分析发现城郊农民收入增长路径与远郊农民迥异,城郊农民主要受到土地征用以及由此引致的土地增值影响,财产性收入在其收入构成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远郊农民由于不能享受土地红利,只能依靠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经营为生,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在其收入构成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城郊农民与远郊农民非农就业也存在差异,城郊农民主要以本地非农就业为主,而远郊农民异地非农就业的比例更大。可见,在城镇化的影响下,农民也产生了分化,城郊农民和远郊农民遵循着不同的收入增长路径,从而使农民收入研究更为细化。第二,已有研究都得出土地征用会减少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也有研究得出土地征用会增加农户收入水平,本文运用CFPS2010、2014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土地征用是否增加城郊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在于征地补偿金的多寡和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取,因此土地征用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不能一概而论。第三,本文还发现当征地补偿金过高时会存在农户离开就业市场的现象,即征地补偿金会负向影响城郊农民非农就业。存在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城郊农民存在租赁经济现象,在控制了地理位置、产业发展、房屋质量很因素后,发展租赁经济可以明显增加收入。
唐小平[8]（2016）在《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影响因素及促进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进程中,自然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不仅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手段。然而,建立自然保护区同时也制约了当地农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严重影响和限制。我国自然保护区多处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在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通常居住着大量居民,由于交通不便,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落后,当地农民生活水平低,对森林资源的依赖程度高。如果自然保护区农民的收入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那么自然保护区就难以得到长期有效保护。因此,探讨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及实践价值。当前,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自然保护区及当地农民的发展问题,防止生态环境的退化和摆脱“富饶的贫困”,在观念上缺乏认知,行动上缺乏协调,理论上缺乏系统探讨。本研究立足于自然保护区这一特殊背景,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收入增长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分析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问题;利用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等交叉学科知识,从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角度入手,分析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水平变化及问题,探讨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进而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对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相关主体行为进行分析,找出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解决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第1-3章）。第1章:导论。对研究背景、意义、思路、内容、方法、技术路线以及创新点进行简要阐述。第2章:文献综述。对现有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并对其进行分析和简要评述。第3章: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对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简要介绍与本研究相关的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是实证研究（第4-7章）。第4章: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水平变化分析。详细介绍了研究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以及本研究的调研情况,分析了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水平、变化及问题。第5章: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及其对农民增收的制约。从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入手,详细分析了自然保护区对农民增收的制约影响。第6章: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对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找出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第7章:相关主体行为对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影响的博弈分析。分析自然保护区农民和政府、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客观评价各方利益走向,为政府制定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决策提供参考。第三部分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第8-9章）。第8章: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路径选择。结合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提出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合理路径,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第9章:在前述各章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出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自然保护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呈上升趋势,但增收难度大。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家庭经营性收入,但其重要性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已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缓慢上升,是农民收入的稳定来源;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较小,是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同时,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面临着人力资本缺乏、经济资本不足、制度约束明显、与非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2）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性质是造成农民增收缓慢的重要原因。自然保护区保护政策的严格实施制约了农民的收入增长,主要体现在:农民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山林经营收益权、生产发展权、劳动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运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方法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区对农户的总收入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自然保护区工程的实施造成农户的农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减少,而对农户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相应上升。总体来看,对农业收入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正向影响。鉴于此,必须通过增加转移性收入来抵减由于保护性质所造成的农民生产性收入减少的问题。（3）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各因素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存在差异。运用统计描述分析方法研究表明,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是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农户自身因素、规模经营因素和科技因素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影响因素。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除了受自然保护区（保护政策）这一关键因素影响外,还与其他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主要集中在:耕地面积、非农就业时间、林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动力平均学历、非健康人数、子女上学人数、农用机械动力、是否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和是否获得贷款等因素。其中耕地面积、非农就业时间、林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动力平均学历、农用机械动力、是否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和是否获得贷款等因素对农民收入有显着正向影响;家庭非健康和子女上学人数因素对农民收入有显着负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收入有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离城镇中心距离和离最近省级公路因素对农户收入有负向影响,但这些因素在统计上并不显着。（4）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博弈关系。在订单博弈中,企业和农户之间的诚信概率主要与二者的相对有利性有关。当企业违约成本越大时,农户的违约概率不会提高;当农户违约被发现的概率越大时,企业反而不会违约;在极端情况下,农户违约所受到的惩罚等于农户违约收益时,企业不会违约;这就强调了企业违约其实同农户违约是存在相关性的,企业和农户诚信是互利双赢的基础。因此,在企业和农户合作的过程中,政府可以适当充当第三方监管的责任,促进双方诚信经营,为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保障。在生态保护博弈中,政府与农民之间存在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首先表现在政治资源拥有上的不平等,农民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形成一种强权博弈。强权博弈促成违反普遍公正标准的交易,最终形成非均衡交换。因此,为保证生态保护政策的可持续性,政府需要保障受损农户的正当权益。通过构建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动态跨期模型表明,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利益相关者博弈达到新的均衡,而这种动态均衡可以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5）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必须立足于保护区优势资源,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径。促进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基本思路应是在遵循政策导向性原则、因地制宜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兼顾合理保护与利用原则基础上,立足于自然保护区优势资源特色,以生态补偿为政策支撑、以提升人力资本为内在动力,以生态旅游为发展方向,依托政府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最终实现自然保护区农民稳定增收。本文的创新之处:（1）建立自然保护区是加强生态保护的有效措施,但同时对当地农民的收入增长形成制约。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能否稳定增长,关系到区内生态保护的持续性。本研究选择自然保护区这一正外部性地域作为研究范围,研究生态保护背景下的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视角具有新意。（2）本研究以广西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了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现状、变化及存在问题,探讨了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及其对农民增收的制约,并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保护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从而为保护区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提供依据。这些研究在现有文献中并不多见。（3）本研究在对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相关主体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下保护区农民增收动态跨期模型,为自然保护区各利益相关者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一定创新。
郭志广[9]（2013）在《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研究 ——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劳动力流动制度变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不断进行转移的制度因素。在这些制度变迁的激励下,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民从传统的粮食种植业转移到城镇（农村）的非农产业部门进行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是农民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对家庭劳动力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重新配置,是农民在市场条件约束下的理性选择。劳动力转移一方面有利于缓解我国粮食种植中存在的“内卷化”倾向,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但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转移呈现出的选择性特征,这种转移实质上是一种农村资源的单向流动,使得农村劳动力的结构呈现出老龄化、低素质化的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对未来国家粮食安全形成了潜在威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国家粮食安全到底是一致的还是冲突的?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劳动力转移与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机统一成为本文研究的根本目的。劳动力外流实质上是一种农业生产资源的单向流动,在没有相应的农业生产要素进行替代的情况下,显然会造成粮食产量的下降,不利于国家整体粮食安全。但过多的劳动力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也无法提高农业生产率,也不利于农民的增产、增收,当然也无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通过城镇化把过多的农业人口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减少种粮农民的数量成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国家粮食安全的矛盾也只有通过粮食生产要素间的要素替代来实现。对地区层面,应考虑不同地区禀赋差异,在国家整体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从生产与贸易两个维度来维护地区粮食安全。当然,对于任何地区而言,粮食自给率越高,则该地区的粮食安全程度越高,但由于地区间的禀赋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每一地区都实现粮食的自给,则会造成效率损失与资源浪费。而粮食安全的微观层面,则主要强调粮食消费个体的粮食获得能力,只有提高粮食消费个体的收入水平才能保障个体的粮食安全。对于微观层面的粮食安全,其着重点是城乡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这一部分人群粮食安全保障其根本出发点在于提高其收入水平,为其保障自身粮食安全创造物质条件。粮食安全涉及宏观层面的“买得到”与微观层面的“买的起”,本文从粮食安全的这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的一致与冲突,寻找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上世纪开始的以家庭承包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了我国粮食长期供给不足的问题。进入了90年代,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出现了农民“卖粮难”问题,同时由于其它产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农业发展调整阶段。该阶段的核心问题已经由重视粮食生产转移到增加农民收入上。但对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而言,农业的基础地位还很不牢固,粮食安全这根弦还丝毫不能放松。因此,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实质上进入了农民增收与粮食问题并重的阶段。在该阶段下,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一方面,劳动力转移缓解了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为开展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农民外出务工、进入到其它产业就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的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种单向的“选择性”转移,这种农业生产资源的单向流动,对农村劳动力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有超过60%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形成了“五鬼”搞农业的尴尬局面。农业劳动力结构失衡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如何改变这种农业生产资源的单向流动的局面,无外乎是通过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但通过提高粮食价格这种方面,政府作为粮食需求主体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政府在与其它粮食需求主体的博弈过程中,最终形成都是采取低价策略的纳什均衡,而且在WTO背景下,单纯提高粮食价格也使得粮食需求主体增强从国际市场获取粮食的动力,也就是说通过提高粮食价格的方式来增加农民种粮比较收益的可操作空间非常有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增加种粮补贴的方式来提高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但补贴的发放取决于中央政策支持与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在当前情况下,产粮大省一般是工业弱省和财政穷省,产粮大县的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财政支付能力极大限制了对种粮的补贴力度,而且这种补贴通过流通领域进入到了主销区,主产区粮食补贴的积极性不高。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DEA分析法对中国粮食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粮食产量不断上升,但中国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出现增长,甚至还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国家粮食安全的一致与冲突并存,如何使两者从冲突走向一致,其根本要点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对流和区际的贸易合作。本文从主产区与主销区的要素禀赋差异出发,探讨两种地区在粮食安全上的不同目标取向,并对我国各地区的粮食生产比较优势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粮食市场改革初期与当前时期各地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实证分析,中国粮食生产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专业化趋向。粮食主产区的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粮食生产空间布局不断优化使得粮食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要使主产区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基石的重任,必须从微观层面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使种粮收入至少不低于从事其它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这就要求主产区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通过减少粮食种植业从业人数,提高种粮劳动生产率,实现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对于主销区而言,应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并以此来推动主销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并带动主产区劳动力转移,为主产区粮食生产创造条件与市场,以区域间的粮食贸易来实现自身的粮食安全。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粮食安全从冲突到一致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本文从要素对流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调整、粮食产销区利益关系协调、中央粮食政策支持、土地流转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浩杰[10]（2013）在《收入结构视角下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国情决定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个问题仍将成为影响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从目前来看，我国“三农”问题主要反映在农民收入上，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对于完成我国经济的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最突出的依然是农民增收缓慢问题。因此，农民增收困难问题是“十二五”时期应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十二五”规划就提出“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职业能力和创收能力”。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问题性质发生了显着变化，各种收入的非均衡增长使得农户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基于农民收入结构视角研究农民收入这一问题更有利于揭示农民收入增长的深层次原因，能够客观反映农民在自身及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农民收入及其结构变化规律特征。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系统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总量和结构的变动规律，探讨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的作用机制，深入分析我国农民收入波动特征及收入影响因素，为促进农民稳步增收对策的提出提供了客观的依据。根据拟定的研究目的，本文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具体如下：第1章：引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相关概念、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研究技术路线及研究可能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2章：农民收入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首先，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对农民收入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学者从农民收入结构角度研究农民收入主要集中于收入结构变化现状进行分析，而较少关注农民收入构成部分各自的演变规律，为了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本文从收入结构视角对农民增收问题展开研究。第3章：我国农民收入历史变迁与现状分析。本章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阶段进行划分，并对每个阶段农民收入增长变化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其次，对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及不同来源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进行了分析；接着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问题主要表现的几个方面，如绝对水平较低、增速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务农不富等；最后运用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变迁及城市化进程三个方面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机制进行分析。第4章：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本章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状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波动特征及波动原因进行探究，发现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从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可以划分为8个周期；最后利用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第5章：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本章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状况及变化规律进行分析；接着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波动特征及波动原因进行探讨，发现农民工资性收入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改革初期，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比较大，但是随后表现出相对收敛趋势，波动频率和波幅都有所减小，总体来看，基本可以划分为7个周期；最后利用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第6章：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本章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状况进行分析；接着对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波动特征及波动原因进行探讨，发现转移性收入增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且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长率波动从整体趋势来看波形较为相似，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但是波动幅度相对较大，从波谷和波峰对比可知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率具有滞后性，滞后期大致为1年。而财产性收入增长率波动则比较频繁，但增长率波动幅度越来越小，呈现收敛趋势；最后对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第7章：我国农民收入的区域性差异。本章首先对我国不同区域农民收入差异状况进行分析；接着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不同地区农民收入按结构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对不同类别农民收入特征进行分析；最后探讨了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区域性差异的原因。第8章：结论及政策建议。本章在前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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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农地流转视域下农民收入问题的理论基础 |
| 2.1 研究主题的相关概念 |
| 2.1.1 农地流转及模式 |
| 2.1.2 农民收入及其分类 |
| 2.2 农地流转与农民收入的关联性分析 |
| 2.2.1 农地流转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
| 2.2.2 农民收入状况影响农地流转持续性 |
| 2.3 研究农地流转视域下农民收入问题的理论支撑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收入的理论 |
| 2.3.2 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农民收入的思想 |
| 第三章 农地流转视域下天门市农民收入实证分析 |
| 3.1 天门市概况 |
| 3.1.1 天门市基本情况 |
| 3.1.2 天门市农地流转现状 |
| 3.1.3 天门市农民收入现状 |
| 3.2 天门市农地流转视域下农民收入遇到的问题 |
| 3.2.1 农地转出农民收入面临的问题 |
| 3.2.2 农地转入户农民收入面临的问题 |
| 3.3 影响天门市农地流转视域下农民收入增长因素分析 |
| 3.3.1 影响农地转出户农民收入增长因素分析 |
| 3.3.2 影响农地转入户农民收入增长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实现农地流转视域下湖北天门农民收入增长的思路 |
| 4.1 提高农地转出户农民的就业竞争力 |
| 4.1.1 加强农民学习及自主创业能力 |
| 4.1.2 提高农民就业质量 |
| 4.1.3 完善农民就业服务 |
| 4.2 促进农地转入小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
| 4.2.1 提升农地转入小户发展能力 |
| 4.2.2 提高农地转入小户组织化程度 |
| 4.2.3 健全面向农地转入小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
| 4.2.4 完善对农地转入小户的扶持政策 |
| 4.3 促进农地转入大户适度规模经营 |
| 4.3.1 促进农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培育 |
| 4.3.2 增加对规模经营主体补贴 |
| 4.3.3 建立农业保险制度 |
| 4.3.4 搭建综合农地流转信息平台 |
| 4.3.5 完善农村金融信贷体系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城镇化 |
| 1.2.2 农民收入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回顾 |
| 2.1.1 城镇化相关理论 |
| 2.1.2 农民收入相关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城镇化研究 |
| 2.2.2 农民收入研究 |
| 2.2.3 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
| 2.3 研究评述 |
| 3 多维城镇化与农民收入的统计分析 |
| 3.1 数据来源 |
| 3.2 多维城镇化发展水平统计分析 |
| 3.2.1 全国样本多维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变化 |
| 3.2.2 分区域多维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变化 |
| 3.3 农民收入水平统计分析 |
| 3.3.1 全国样本农民收入水平情况及变化 |
| 3.3.2 分区域农民收入水平情况及变化 |
| 3.4 本章小结 |
| 4 多维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 |
| 4.1 常住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4.2 土地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4.3 经济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4.4 户籍人口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5 多维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5.2.1 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收入 |
| 5.2.2 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数据来源 |
| 5.4 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4.1 全国样本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检验结果分析 |
| 5.4.2 分地区样本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检验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基本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开展技能培训,完善就业保障 |
| 6.2.2 完善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人的城镇化 |
| 6.2.3 合理利用城镇空间,保护农民权益 |
| 6.2.4 强化产业支撑,稳定经济环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0.1.1 研究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0.2.1 国外文献综述 |
| 0.2.2 国内文献综述 |
| 0.2.3 文献评价 |
| 0.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0.3.1 研究方法 |
| 0.3.2 研究内容 |
| 0.4 主要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0.4.1 主要的创新点 |
| 0.4.2 不足之处 |
| 1 相关概念及理论 |
| 1.1 相关概念 |
| 1.1.1 农民收入 |
| 1.1.2 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 |
| 1.2 相关理论 |
| 1.2.1 二元结构理论 |
| 1.2.2 需求弹性理论 |
| 1.2.3 农业发展阶段论 |
| 1.2.4 库兹涅茨定理 |
| 2 农民收入增长区域差异现状、问题及成因 |
| 2.1 农民收入水平及结构的变化分析 |
| 2.1.1 农民收入水平变化 |
| 2.1.2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2.2 农民收入增长区域差异现状分析 |
| 2.2.1 农民收入增长水平区域差异 |
| 2.2.2 农民收入增长来源区域差异 |
| 2.3 农民收入增长区域差异的问题分析 |
| 2.4 农民收入增长区域差异的成因分析 |
| 2.4.1 自然资源的区域差异 |
| 2.4.2 市场化程度的区域差异 |
| 2.4.3 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
| 2.4.4 政府约束水平的区域差异 |
| 2.4.5 农民增收能力的区域差异 |
| 3 农民收入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3.1 数据来源与指标变量说明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指标选取 |
| 3.1.3 变量说明 |
| 3.2 实证分析 |
| 3.2.1 相关性分析 |
| 3.2.2 回归分析 |
| 3.2.3 实证结果分析 |
| 4 提高不同区域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
| 4.1 提高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
| 4.1.1 发挥区位优势,推进产业融合 |
| 4.1.2 强化科技支撑,优化农村金融 |
| 4.2 提高中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
| 4.2.1 深化土地改革,提供增收动力 |
| 4.2.2 加速科技创新,促进商品交易 |
| 4.3 提高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
| 4.3.1 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强市场建设 |
| 4.3.2 深化农业改革,强化增收基础 |
| 4.4 提高东北地区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
| 4.4.1 合理规划耕地,确保产品质量 |
| 4.4.2 提高城镇化水平,扩大收入渠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 |
| (二) 现有乡村评价的局限性 |
| (三) 乡村振兴评价的必要性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二) 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三、研究主题与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主题与思路 |
| (二) 研究创新及不足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及目标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振兴与新农村建设 |
| (二) 乡村振兴评价 |
|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来源 |
| (一) 十八大以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二)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乡村振兴思想 |
|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及阶段划分 |
| (一)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 |
| (二)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分解 |
| (三) 乡村振兴实现的阶段划分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评价的理论依据 |
| 一、乡村振兴的相关理论 |
| (一) 农业现代化理论 |
| (二) 城乡均衡发展理论 |
| (三)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
| 二、乡村振兴评价的理论分析 |
| (一) 政策评估政治倾向理论 |
| (二) 政策评估目的理论 |
| (三) 事实和价值相结合的评价思想 |
| (四) 目标-价值导向的评价模型 |
| 三、乡村振兴评价的目标维度 |
| (一) 产业兴旺 |
| (二) 生态宜居 |
| (三) 乡风文明 |
| (四) 治理有效 |
| (五) 生活富裕 |
| 四、乡村振兴评价的价值维度 |
| (一) 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
| (二) 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 |
| (三) 满足城乡均衡发展的需要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
| 一、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思路 |
| (一)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理念 |
| (二)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 |
| (三)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
| 二、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 |
| (一)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的选取维度 |
| (二)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的筛选参照 |
| (三)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的具体构成 |
| 三、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 |
| (一)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 |
| (二) 基于专家访谈法的二级指标权重 |
| 四、乡村振兴目标评价的方法 |
| (一) 基于综合指数法的乡村振兴评价 |
| (二) 基于对比分析法的乡村振兴评价 |
| 第四章 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践检验及案例分析 |
| 一、我国乡村振兴水平评价 |
| (一) 乡村总体发展情况测评 |
| (二) 我国乡村振兴水平评估 |
| (三) 乡村振兴水平与目标差距比较 |
| 二、具体案例分析—以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贵州秀水村、甘肃祁山村为例 |
| (一) 案例村的选择依据 |
| (二) 案例村的振兴水平评估 |
| (三) 案例村间的横向比较评价 |
| 三、案例分析结果与讨论 |
| (一) 案例村评价的初步结论 |
| (二) 评价指标体系的检验结果 |
| (三) 案例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促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对策建议 |
| 一、实现乡村振兴五大目标的基本思路 |
| (一) 实现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 |
| (二) 实现生态宜居的基本思路 |
| (三) 实现乡风文明的基本思路 |
| (四) 实现治理有效的基本思路 |
| (五) 实现生活富裕的基本思路 |
| 二、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政策制度 |
| (一) 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措施 |
| (二) 健全乡村振兴战略的配套制度 |
| 三、强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执行与监督 |
| (一) 强化战略的高效执行 |
| (二) 强化问责和社会监督 |
| 四、加强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的评估 |
| (一) 健全乡村振兴的评估制度 |
| (二) 选拔多元参与的评估人员 |
| (三) 加强战略实施的跟踪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 农村发展情况问卷调查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学术贡献与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2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变动 |
| 3.1 农民收入变动的基本现状 |
| 3.2 农民收入变动的结构现状 |
| 3.3 农民收入变动的特点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职业分化与农民收入 |
| 4.1 农民职业分化内涵及其变动规律 |
| 4.2 农民职业分化现状 |
| 4.3 职业分化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判断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职业型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5.1 职业型农民及其收入的现实意义 |
| 5.2 职业型农民收入现状 |
| 5.3 职业型农民收入增长潜力 |
| 5.4 职业型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兼业型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6.1 兼业型农民及其收入的社会意义 |
| 6.2 兼业型农民收入现状 |
| 6.3 兼业型农民收入增长潜力 |
| 6.4 兼业型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调查 |
| 7.1 职业型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调查 |
| 7.2 兼业型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调查 |
| 7.3 职业型与兼业型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比较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我国的农民收入支持政策评析 |
| 8.1 我国农民收入政策演变回顾 |
| 8.2 我国农民收入政策演变评价 |
| 8.3 农民收入政策调整方向与政策建议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问题及选题背景 |
| 1.1.1 研究问题 |
| 1.1.2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与实践价值 |
| 1.2.1 选题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框架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思路与分析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及研究不足 |
| 1.5.1 可能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述评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非农就业理论 |
| 2.1.2 经济（收入）增长理论 |
| 2.1.3 城市化理论 |
| 2.1.4 农户行为理论 |
| 2.1.5 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 |
| 2.2 文献学术史梳理及其述评 |
| 2.2.1 关于城镇化与农民问题研究 |
| 2.2.2 关于农民收入增长研究 |
| 2.2.3 关于土地征用的研究 |
| 2.2.4 关于非农就业的研究 |
| 2.2.5 文献简要评述 |
| 第3章 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研究的分析框架 |
| 3.1 相关概念 |
| 3.1.1 城镇化 |
| 3.1.2 城郊农民 |
| 3.1.3 远郊农民 |
| 3.1.4 非农就业 |
| 3.1.5 土地征用 |
| 3.2 城郊农民收入增长的诱因及路径 |
| 3.2.1 城郊农民收入增长的诱因 |
| 3.2.2 城郊农民收入增长的路径 |
| 3.3 分析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土地征用、非农就业的特征事实与城郊农民收入变迁 |
| 4.1 城郊农民土地征用的特征事实 |
| 4.1.1 关于承包地征用情况的现状分析 |
| 4.1.2 关于宅基地征用（房屋拆迁）情况的分析 |
| 4.1.3 征地前后的收入变化 |
| 4.1.4 城郊征地农民与未征地农民的收入变化 |
| 4.2 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的特征事实 |
| 4.2.1 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的现状分析 |
| 4.2.2 本地非农就业与异地非农就业 |
| 4.2.3 自我雇佣与他人雇佣非农就业 |
| 4.3 城郊农民收入变迁 |
| 4.3.1 收入水平的变迁 |
| 4.3.2 收入结构的变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水平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征地补偿水平 |
| 5.2.2 非农就业机会 |
| 5.3 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的模型推导 |
| 5.3.1 效用偏好、预算约束与最优化问题 |
| 5.3.2 比较静态分析 |
| 5.4 征地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4.1 样本描述 |
| 5.4.2 实证结果估计 |
| 5.5 征地补偿、非农就业机会及其交互效应对城郊农民收入影响——基于LIE模型 |
| 5.5.1 征地补偿、非农就业之间交互效应的经验观察 |
| 5.5.2 回归估计 |
| 5.5.3 异质性分析 |
| 5.6 扩展：非农就业会增加城郊农民收入吗？ |
| 5.6.1 方法介绍 |
| 5.6.2 匹配效果分析 |
| 5.6.3 结果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征地补偿、非农就业与租赁经济—征地补偿过高时城郊农民离开非农市场的原因剖析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 |
| 6.2.1 城郊租赁经济兴起的原因分析 |
| 6.2.2 城郊租赁经济的供求分析 |
| 6.3 城郊农民租赁经济的现状 |
| 6.3.1 农户私有租金 |
| 6.3.2 城郊村集体租金 |
| 6.4 城郊未征地农民租赁经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6.4.1 变量与数据 |
| 6.4.2 模型与分析 |
| 6.5 城郊未征地农民租赁经济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分析 |
| 6.5.1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
| 6.5.2 匹配结果及检验 |
| 6.5.3 房屋租赁决策的收入效应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结构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 |
| 7.2.1 土地征用与城郊农民收入结构 |
| 7.2.2 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结构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计量模型与变量定义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城郊农民工资性收入模型的回归结果 |
| 7.4.2 城郊农民财产性收入模型的回归结果 |
| 7.4.3 城郊农民经营性收入模型的回归结果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极化 |
| 8.1 引言 |
| 8.2 文献及评述 |
| 8.3 城郊农民收入极化的经验证据 |
| 8.4 城郊农民收入极化的原因分析 |
| 8.4.1 收入回归方程分析 |
| 8.4.2 回归模型的shapley值分解 |
| 8.4.3 分解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
| 8.4.4 作用机理分析 |
| 8.5 不同地区各变量对收入极化贡献度的比较 |
| 8.5.1 回归方程的分析 |
| 8.5.2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shapley值分解 |
| 8.5.3 稳健性分析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含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3 简要评述 |
| 3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自然保护区 |
| 3.1.2 自然保护区农民 |
| 3.1.3 农民增收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收入增长理论 |
| 3.2.2 外部性理论 |
| 3.2.3 公共产品理论 |
| 3.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3 理论分析框架 |
| 3.3.1 经济人的理性行为 |
| 3.3.2 农户收入的源泉 |
| 3.3.3 自然保护区与农民增收 |
| 3.3.4 一般影响因素与农民增收 |
| 3.3.5 研究假说 |
| 4 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水平变化分析 |
| 4.1 研究区域概况 |
| 4.1.1 自然资源条件 |
| 4.1.2 社会经济状况 |
| 4.2 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水平变化分析 |
| 4.2.1 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水平及其变化 |
| 4.2.2 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结构及其变化 |
| 4.2.3 自然保护区与非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比较分析 |
| 4.3 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 |
| 4.3.1 人力资本缺乏 |
| 4.3.2 经济资本不足 |
| 4.3.3 制度缺陷 |
| 4.4 小结 |
| 5 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及其对农民增收的制约 |
| 5.1 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 |
| 5.1.1 自然资源的多样性 |
| 5.1.2 可利用资源的有限性 |
| 5.1.3 地理位置的边缘性 |
| 5.1.4 基础设施的落后性 |
| 5.1.5 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
| 5.1.6 生态环境的多样性 |
| 5.1.7 非耕地资源的丰富性 |
| 5.1.8 政策待遇的优惠性 |
| 5.2 自然保护区的设置对农民增收的制约 |
| 5.2.1 农民丧失了对山林资源的使用权 |
| 5.2.2 农民的山林经营收益权被剥夺 |
| 5.2.3 农民的生产发展权受到限制 |
| 5.2.4 劳动就业权的缺失 |
| 5.2.5 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 |
| 5.3 自然保护区的设置对农民增收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3.1 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
| 5.3.2 模型建立 |
| 5.3.3 变量选择 |
| 5.3.4 计量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4 小结 |
| 6 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描述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样本特征 |
| 6.2 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 |
| 6.2.1 自然条件因素 |
| 6.2.2 农户自身因素 |
| 6.2.3 规模经营因素 |
| 6.2.4 市场及资金因素 |
| 6.2.5 科技因素 |
| 6.2.6 政策因素 |
| 6.2.7 相关主体行为因素 |
| 6.2.8 基础设施及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
| 6.3 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建立 |
| 6.3.2 变量选择 |
| 6.3.3 结果分析 |
| 6.3.4 模型结果讨论 |
| 6.4 小结 |
| 7 相关主体行为对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影响的博弈分析 |
| 7.1 博弈论 |
| 7.1.1 博弈的基本认识 |
| 7.1.2 博弈的构成要素 |
| 7.1.3 纳什均衡 |
| 7.2 农户与企业之间的订单博弈分析 |
| 7.2.1 博弈模型的选取 |
| 7.2.2 博弈主体相关收益分析 |
| 7.2.3 混合纳什均衡解 |
| 7.2.4 混合纳什均衡解讨论 |
| 7.2.5 案例分析 |
| 7.3 农户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 |
| 7.3.1 博弈模型的选取 |
| 7.3.2 博弈模型的博弈扩展形 |
| 7.3.3 博弈主体相关收益分析 |
| 7.3.4 博弈过程及策略选择分析 |
| 7.3.5 案例分析 |
| 7.4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下保护区农民增收动态均衡尝试 |
| 7.4.1 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跨期模型 |
| 7.4.2 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利益相关者动态均衡尝试 |
| 7.4.3 动态均衡博弈讨论 |
| 7.5 小结 |
| 8 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路径选择 |
| 8.1 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路径选择的基本原则 |
| 8.2 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路径选择的基本思路 |
| 8.3 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具体路径选择 |
| 8.3.1 以生态补偿为政策载体 |
| 8.3.2 以提升人力资本为内在动力 |
| 8.3.3 以生态旅游为发展方向 |
| 8.3.4 以政府政策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依托 |
| 8.4 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完善政策法规,为保护区农民增收提供制度保障 |
| 9.2.2 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保护区农民自身素质 |
| 9.2.3 发挥资源优势,培育保护区农民增收特色支撑产业 |
| 9.2.4 建立多元投入机制,为保护区农民增收提供资金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
| 附录2 |
| 中文摘要 Abstract 1.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1.5 可能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可能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2 理论分析框架与文献综述 |
| 2.1 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 |
| 2.1.1 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
| 2.1.2 国外相关劳动力转移理论评述 |
| 2.1.3 劳动力转移的国内现实考量 |
| 2.1.4 农村劳动力流动、外流、迁移和转移的界定 |
| 2.1.5 农业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界定 |
| 2.1.6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 |
| 2.2 粮食安全理论综述 |
| 2.2.0 粮食安全概念的界定 |
| 2.2.1 农业发展阶段论 |
| 2.2.2 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 |
| 2.2.3 中国粮食安全的测度 |
| 2.3 劳动力流动与粮食安全 |
| 2.3.1 农村劳动力外流现状 |
| 2.3.2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效应 |
| 2.3.3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 |
| 2.4 国内文献评述 |
| 2.4.1 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比较成熟 |
| 2.4.2 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 |
| 2.4.3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结合专题研究较少 3. 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 |
| 3.1 人口流动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
| 3.1.1 农村经济改革起始阶段(1978—1991年) |
| 3.1.2 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及完善阶段(1991—1999年) |
| 3.1.3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
| 3.2 粮食购销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外流 |
| 3.2.1 家庭承包制、粮食价格调整与农村劳动力流动(1978—1984) |
| 3.2.2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农村劳动力外流(1985—2000) |
| 3.2.3 全面放开粮食市场阶段与农村劳动力外流(2001年至今) |
| 3.3 农村劳动力外流制度变迁、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粮食安全理论分析 |
| 3.3.1 农村劳动力外流制度变迁与粮食安全 |
| 3.3.2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粮食安全 |
| 3.4 制度变迁背景下的农户行为 |
| 3.4.1 劳动力外流的一个诱因——粮食弱质性 |
| 3.4.2 农村劳动力结构与粮食安全 |
| 3.5 小结 4.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一致性分析 |
| 4.1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一致性理论基础与现实判断 |
| 4.1.1 农业调整阶段论 |
| 4.1.2 中国粮食供求格局的演变 |
| 4.1.3 中国粮食生产阶段判断 |
| 4.2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微观粮食安全一致性分析 |
| 4.2.1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变化 |
| 4.2.2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 |
| 4.2.3 劳动力流动与扶贫 |
| 4.3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宏观粮食安全一致性分析 |
| 4.3.1 劳动力外流与农业调整阶段一致性分析 |
| 4.3.2 劳动力外流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
| 4.4 小结 5.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冲突性分析 |
| 5.1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的内在矛盾 |
| 5.1.1 劳动投入与粮食生产 |
| 5.1.2 政府收购与粮食市场需求的博弈 |
| 5.1.3 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博弈分析 |
| 5.2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生产安全冲突性分析 |
| 5.2.1 劳动力外流形成的人力资本流失与粮食安全 |
| 5.2.2 劳动力外流形成的物质资本流失与粮食安全 |
| 5.2.3 劳动力外流形成的土地非农化与粮食安全 |
| 5.3 中国粮食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相关研究简介 |
| 5.3.2 研究方法 |
| 5.3.3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
| 5.3.4 结论 6.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由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 |
| 6.1 粮食安全目标多元化 |
| 6.1.1 粮食安全目标差异化 |
| 6.1.2 主产区与主销区粮食安全目标 |
| 6.2 中国区域粮食生产比较优势 |
| 6.2.1 中国粮食生产区域演化 |
| 6.2.2 主产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定量分析 |
| 6.3 区域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
| 6.3.1 主产区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
| 6.3.2 主销区粮食安全路径选择 |
| 6.3.3 区域间要素对流 |
| 6.4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由冲突到一致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结构安排 |
| 1.6 可能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6.1 可能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研究综述 |
| 2.1.3 述评 |
| 2.2 农民收入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2 其它相关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农民收入历史变迁与现状分析 |
| 3.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变化状况 |
| 3.1.1 农民收入增长的趋势变化 |
| 3.1.2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3.1.3 农民收入贡献来源变化趋势 |
| 3.2 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表现 |
| 3.2.1 农民收入绝对水平较低 |
| 3.2.2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
| 3.2.3 城乡收入差距大 |
| 3.2.4 农民收入结构问题：务农不富 |
| 3.3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机制 |
| 3.3.1 制度变迁的影响 |
| 3.3.2 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
| 3.3.3 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变化状况 |
| 4.1.1 我国农民收入与家庭经营收入增长趋势 |
| 4.1.2 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贡献率变化趋势 |
| 4.1.3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结构状况 |
| 4.2 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波动特征及原因分析 |
| 4.2.1 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波动特征 |
| 4.2.2 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波动原因 |
| 4.3 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4.3.2 模型的构建 |
| 4.3.3 实证研究 |
| 4.4 本章小结 |
| 5 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变化状况 |
| 5.1.1 我国农民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增长趋势 |
| 5.1.2 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贡献率变化趋势 |
| 5.1.3 不同农民群体之间工资性收入变化趋势 |
| 5.2 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波动特征及原因分析 |
| 5.2.1 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波动特征 |
| 5.2.2 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波动原因 |
| 5.3 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5.3.2 模型的构建 |
| 5.3.3 实证研究 |
| 5.4 本章小结 |
| 6 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6.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变化状况 |
| 6.1.1 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趋势 |
| 6.1.2 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贡献率变化趋势 |
| 6.1.3 不同农民群体之间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变化趋势 |
| 6.2 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波动特征及原因分析 |
| 6.2.1 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波动特征 |
| 6.2.2 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波动原因 |
| 6.3 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我国农民转移性收入影响因素 |
| 6.3.2 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农民收入的区域性差异 |
| 7.1 我国四大地区农民收入的区域性差异特征 |
| 7.1.1 我国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呈现不同增长趋势 |
| 7.1.2 我国农民收入变异系数分析 |
| 7.1.3 我国不同地区农民收入来源 |
| 7.2 我国各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差异分析 |
| 7.2.1 方法选择 |
| 7.2.2 聚类分析结果 |
| 7.3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的区域性差异原因分析 |
| 7.3.1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
| 7.3.2 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 |
| 7.3.3 地理位置差异 |
| 7.3.4 农民自身素质 |
| 7.3.5 城市化水平差异 |
| 7.4 本章小结 |
| 8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成果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