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忠梅[1]（2022）在《发现环境法典的逻辑主线：可持续发展》文中研究指明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已达成采取"适度法典化"模式编纂环境法典的共识下,提炼基础概念和逻辑主线成为环境法典编纂的起点与归属。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环境法典的价值目标,值得研究、借鉴。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最大的发展共识,将其法律渊源化成就了各国环境法典编纂。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互交融,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同前进。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环境法典的基础概念和逻辑主线,既可以为环境法典编纂提供统一的、根本的精神指引和原则性规范;又可以通过国际通行的法律语言,形成为他国所向往、可模仿、可借鉴的立法经验。
郝辑[2]（2021）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集聚,全球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联合国在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应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2021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将生态问题引入,把生态问题放在了衡量新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位置。可持续发展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一大研究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和生态过度消耗等问题,人类发展水平畸轻畸重。其中,生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质量的短板。对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我国持续推进建设发展、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发展趋势向上向好,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收入、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为世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这就为我们开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样本。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与本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关,忽视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可能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从空间分异格局角度分析不同省际、相近省际、相邻省际是否存在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收敛性,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意见建议。本文首先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生态发展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反复筛选,确定生态指标;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AHP方法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权威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指数,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指标衡量测定的缺陷与不足,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了包含“总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中国省际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框架,对人类发展指数只关注健康、教育、收入的局限性进行了优化。从基于HDI的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各个地区的人类发展差距也越发突显。从基于HSDI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生态质量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201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省份内和省份间的生态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省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差异。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是评价中国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生态因素是影响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省际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通过α收敛、绝对β收敛、PS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在空间上进行了收敛性分析。通过分析表明:中国各个省际不存在较明显的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PS收敛的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26.1366,小于临界值,这说明HSD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生态指数（E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10.7075,小于临界值,这说明E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俱乐部收敛结果来看,中国HSDI只存在3个类型的俱乐部收敛,EI存在8个俱乐部收敛。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高低情况不匹配,产生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和生态指数的收敛特征提高了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程度。然后,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研究发现,Moran’s I均为正且显着,在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结果下,中国约四分之三的省份落在了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其中,高高集聚区（H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海南、新疆、云南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发生了空间格局变化,向京津冀、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些省份是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传统高地”。低高集聚区（L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福建、广西、四川等中部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向新疆、浙江等省份发展。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少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区是省份最多的集聚区,大约在15个省份左右。髙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在西南、中部地区。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并存。整体来看,全国发展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格局,中国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北高、西北低,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现象。局部来看,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增长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非均衡的空间分异格局将长期存在。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新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剔除不显着和不相关的指标,发现: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整体上,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本文找到了影响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子,即: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并对其进行分类解读,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生态指标选择上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数据分析上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运用德尔菲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地图分类法、空间效应格局研究法、面板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运用技术手段研究经济问题,宏观上站在可持续发展视角,微观上聚焦到我国各个省份,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原有的HDI、HPI等概念集成,增加了一个二级指标,即生态影响因子,构建了新的指数体系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研究了由三维到四维的转变。集合了技术经济领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生态学和地理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现阶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及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有对HDI算法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第三,运用上述产生的新算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探寻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四,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高低不同的差异原因,利用Stata软件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因子,结合地域因素提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以往研究评价的盲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加入生态因素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可以借助指数评价体系来做分析,但之前的体系有所不足——即无生态指标要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缺乏这一因素会导致评价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不够。在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判断时,需要将生态因素引入其中,能够更为客观合理的反应发展程度。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并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本文构建的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经过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的赋值赋权后,发现结果依然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科学性。第三,本文将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分为低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6.45%）、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51.61%）、下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9.35%）、上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2.90%）、极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9.68%）五类,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城市,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在同层次的内部各省中,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小于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而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又小于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这一表现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差距。收入指数以及教育指数在各区间内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规律,但是教育指数的地理位置规律并不明显。在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健康指数差距较小,收入指数差距较大;但是在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教育指数的差距很明显。根据指数对不同区域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与地理空间区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观点。第四,通过空间分异格局来看,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不存在整体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不近相同。Moran’s I为正且显着,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显示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省份集聚在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位于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的省份较少,位于第三象限（LL）的省份多于第一象限（HH）。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五,经过本文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与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生态指数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面板回归研究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生态指数（EI）、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的影响因素,由分析过程可知,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均大于0.600,说明拟合度很好,其中,人均GDP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HSDI提高0.0222;GDP增速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速每提高1%,HSDI提高0.0006;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经费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016;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825;ln就业人数及ln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HSDI就越高。从整体来看,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可以说,以上因素构成了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第六,新的指数评价体系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公共政策系统的社会价值,分析不同省区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及时的对各区域政府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做出判断,这样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便有了参考依据。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统计局完善大数据,从而算得精准的生态指数,进而科学的指导地方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赵吉峰[3]（2021）在《自组织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体育强国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世界体坛激烈竞争以及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下,竞技体育需要实现从“优先发展”、“赶超发展”的数量增长型发展模式向“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突破竞技体育大而不强的发展困局,承载新时代赋予竞技体育的历史使命。由于竞技体育以往发展模式过多的关注资金、行政路径等外在因素,未能有效发挥竞技体育系统内在的自组织机制,未能激活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长期以来发展结构、质量与效益并不尽如人意。2020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比《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规划完成这一目标的时间提前了15年。在时间紧、任务重的形势下,竞技体育迫切需要探索和实施高质量发展模式,增强自主发展、主动发展的能力,激发竞技体育系统的内生活力,更好的发挥竞技体育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先导作用。高质量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新时代竞技体育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从自组织的视角,依据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以及系统动力学理论,综合运用系统动力学模拟仿真法、灰色模型预测法、系统分析法、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从发展观、发展目标、发展条件和发展动力构建了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模式,旨在为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研究提供新视角与新模式借鉴,为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提供理论框架参考,推动竞技体育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自组织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模式由高质量发展观、发展目标、耗散结构条件、竞争与协同动力四部分构成。第二,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观在价值论上,要追求运动员的全面充分发展、多元利益均衡发展、可持续内生动力发展;在认识论上,它实质上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是建设“大而强”竞技体育的实践活动,是新时代提升“体育强则中国强”反哺效应的实践活动;在方法论上,需要建立自组织发展方式,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走守正创新与融合创新的中国特色之路。第三,我国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形成三体两元双向开放的耗散系统、远离平衡态、发挥好竞技体育系统的非线性相干效应、抓住竞技体育系统的内外涨落契机。第四,竞技体育建立耗散结构的动力学临界条件是职业体育的发展要远大于专业体育的发展。它要求职业体育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主导方式,专业体育成为其辅助发展方式;职业体育自身造血能力要远大于专业体育;职业体育产生的负熵远大于自身与专业体育产生的正熵;职业体育产生的负熵远大于专业体育产生的负熵。第五,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核三体三元”竞争与协同的结构,其中“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融合度”是主导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序参量。第六,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之间的人才比例满足0.41<R2<1.86时,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能产生良好的协同发展效果,更有利于促进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第七,根据系统动力学的模拟仿真,竞技体育赶超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的协同发展模式、科技支撑模式是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想模式,自我造血模式是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模式,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并行发展模式是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模式。第八,对于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高质量发展”能够作为可参考的新逻辑起点,“自组织学理依据-系统动力学方法-Vensim分析工具”的研究框架更符合竞技体育复杂系统特点,有助于促进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走向深入。
崔凯[4]（2021）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及其实践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健康领域的具体化。探寻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及其实践路径,对于积极应对全球健康风险、促进社会健康正义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从以下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人类面临共同的健康问题,尤其是重大传染性疾病在全球的快速传播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公共健康危机,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应携起手来,构筑起强大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体系。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张,就是在全球携手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大国责任担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相关主张、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第二部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其一,人民健康权利至上。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坚持人民健康权利至上,是促进人民健康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并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权利保障和生命价值基础。其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依靠自然界生活,人类也是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并不断发展。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使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种种价值关系,也使人和自然本身发生变化。人类应该敬畏、尊重、顺应、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构的自然价值基础。其三,经济发展与健康正义的辩证统一,这是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经济伦理价值基础。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把握经济正义与健康正义相辅相成的关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保障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权利,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健康生活的需要。其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向同行。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社会发展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还包括人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健康生活和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第三部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实践路径。第一,基于美好生活的健康中国建设,这是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出发点。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身体健康是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基础,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件。基于美好生活的健康中国建设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实践,有利于保障人民健康权利,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基于健康风险全球化的全球健康治理。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健康风险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健康治理体系,是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现实路径。第三,基于健康正义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携手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健康理念、健康治理机制以及健康实践的有机统一。如何公平地分配健康资源,保障各国人民平等享有健康权利,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重点;健康正义是其价值目标。
刘晶晶[5]（2021）在《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精神成果、是维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精神纽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力量。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已经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文化引导人们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已进入新时代,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而生态文化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引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关于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多方面的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习近平生态文化观。它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生态观、中共历届领导人的生态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它是对习近平生态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习近平生态文化观包括精神、物质、制度、行为等四个层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第一章介绍了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创新性和不足之处。第二章是本文研究的基础部分,首先界定了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相关概念,并且分析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生态观、中共历届领导人的生态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这三个方面,分析了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理论来源。第三章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从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内容及特征。第四章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本文通过对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研究,旨在促进民众生态意识、生态观念的树立,以此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张霜[6]（2021）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特别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是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入和展开。而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则需要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论述。历史研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的基础,包括实践史和思想史研究两个方面。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史而言,它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就开始了艰辛漫长的建设实践,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起始却要远远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运动。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选择以思想史的视角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是通过思想的梳理为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梳理思想的过程中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想在思想梳理中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做未来展望。为此,本研究在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演变与发展中将其分为了七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重点介绍本研究的背景,阐明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对国内外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并说明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对研究中存在的创新点和现有不足进行总结。第二部分为现代化的一般解释,着重从现代化的产生和研究的提出、现代化的基本含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现代化多样性存在的影响因素、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意蕴及其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几个方面做现代化的基础认知和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探讨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源起,主要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梳理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化理论的内容、现代化理论的流派和观点、现代化理论的存在价值和缺陷,阐述现代化理论的社会主义意义。第四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与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包含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萌芽,列宁斯大林苏联政权建设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思想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和拓展,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改革、东欧国家的本土化现代化探索以及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艰难探索让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陷入了曲折发展。第五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早期的探索,包括早期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期望和认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六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即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和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第七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丰富,梳理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阐明中国新发展阶段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指出中国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未来展望。
赵世秀[7]（2021）在《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文中指出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中央提出了供给侧、需求侧双向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制定了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其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优化资源要素配置,落实好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积极提升发展质量,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三农”问题和新型城镇化存在区域复杂性和差异性,黑龙江垦区作为中国最大的垦区,现代化大农业示范效应显着,农业占比高,城镇化过程具有特殊性。农业机械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到粮食安全,供、需双向改革,区域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利实现。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路,综合农业系统工程、协同论、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对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1）建立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模型。在界定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按时序分析了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系统论等,结合黑龙江垦区的实际情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梳理了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机理,建立了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两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系统耦合度模型。（2）综合评价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于DPSIR概念模型,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维度,分别建立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加权平均法计算的线性模型得出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综合评价值从2004年的0.2增长到2018年的6.21,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值从2004年的0.19增长到2018年的1,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不断提升趋势,经济收入、农机动力、劳动生产率、人的文化素养等主要因素对各系统影响明显。在评价过程中,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主观权重,粒子群算法优化的投影寻踪模型计算客观权重,进而求得综合权重进行综合评价,使评价更高效、准确。（3）实证研究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动态发展关系。运用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VAR模型和生产函数模型,采用时间序列统计分析方法测算了农机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动态影响关系和贡献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18年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达到优秀协调水平,两者间有着非常明显的互相影响关系,但耦合协调度显示,2004-2015年期间,农业机械化长期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2016-2018年,农业机械化出现加速发展,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2018年时,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近乎实现同步协调发展,但此时新型城镇化滞后于农机化发展。VAR模型实证得出:2004-2018年间,农机化对城镇化的平均贡献率为38.76%,城镇化对农机化的平均贡献率为53.77%。基于CD生产函数测算的2004年-2018年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平均值为28.78%。通过农机贡献率值和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可以看出,近些年来黑龙江垦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与劳动力资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机械总动力,环保投入,基础设施投入要素有关,其中农业机械化的贡献最为明显。因此,为促进两系统优化协调发展,应在不断提升农机化发展层次的同时,重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4）根据区情提出促进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为使农机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至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应在政策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科技人才三方面制定有效策略。政策制度层面,建立健全产业支撑和社会服务管理制度,建立起与黑龙江垦区改革相适应的农业现代化产业支撑金融、服务、管理政策体系,发挥政府部门社会管理职能的优势,提高城镇治理水平和社会保障服务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继续坚持发展现代化农业,发挥现代企业经管优势,促进农机智慧化升级发展,延展产业链推动农机制造业、服务业发展;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发挥特色城镇化集聚效应,加强城镇吸引力,促进城镇经济繁荣,发挥市场作用,促进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科技创新和人才育成方面,鼓励研发和创新,提升农机化高科技水平;培养具备现代农机技术的职业农民和引进高质素农机智慧化专业人才,形成人力资源、资金运用和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协调的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
杨方[8]（2021）在《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文中指出性别歧视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性别平等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美好愿景。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十个国家之一,而且无论是在消除义务教育性别差距方面,或者女性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的占比,还是最近的互联网领域中女性创业者数量,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这跟两百年多前的封建社会相比,跟一百多前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比,跟七十多年前的旧中国相比,都是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解放事业的伟大成就和重要经验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及其早期实践是研究新中国妇女事业的逻辑起点。实现妇女解放的前提是妇女接受教育,成为自身解放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特别注重妇女教育事业。党和国家有关妇女教育的方针、政策如何落地重要、发挥作用,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考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指导,以局部区域为代表,以当事人为对象,运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口述史研究等多种方法,结合相关档案材料,既有利于挖掘、丰富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教育的史料,也有利于发现、梳理妇女解放、妇女教育事业发展的特色、经验、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泰兴地处苏北,解放初期的广大农村有三种不同类型,即老解放区、恢复区和新解放区,由于战争频繁,男子人口比例长期低于妇女,而且还有不少缺乏劳动力或者劳动力不足的烈军工属。以泰兴为样本,研究这一时期妇女教育问题,具有典型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教育。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基本确立了“人人平等,教育人人”、教育形式上不局限于学校、除了知识技能还要将革命思想融进教育并提高妇女政治参与能力的主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妇女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败的重要力量,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苏区妇女教育模式,即妇女干部培养、妇女识字培训、女童学校教育、女工职业教育紧密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民主根据地,妇女支前、妇女生产、妇女参政,无不体现出妇女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主要围绕服务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展开,重点是培养妇女干部和提高妇女觉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全国女性教育重新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大众化改革,使女性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妇女教育问题,可以设立四个“观测点”,即:女童入学教育,识字扫盲教育,妇女社会教育,妇女干部教育。女童教育既是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的起点,也是从源头上阻隔农村文盲、半文盲妇女产生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初期泰兴当地政府加强女童入学教育的政策措施,满足了农村妇女的内在要求,切合了当地社会的具体实际,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中国初期泰兴女童入学教育的基本经验就是提升学龄女童入学率、降低辍学率,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把握好了四个关键点,即:整体设计,协同推进;统筹兼顾,循序渐进;深入基层,有的放矢;创新教法,确保质量。泰兴的农村识字扫盲工作开展比较早,早在1941年冬,当时的泰兴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泰兴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积极动员农民继续参加冬学运动,并成立了专门的妇女识字班,开展识字扫盲;农村妇女在区乡妇联干部、村妇女干部和妇女代表的动员下,参与积极性远高于男性,不仅参加人数多,而且持续时间长,至1956年渐成高潮。泰兴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识字运动,宏观上讲为开展救灾备荒、实行土地改革、推进互助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具体而言,不仅使广大妇女能力素质得到了提高,而且切实增加了家庭收入,从而也为妇女地位的提升营造了氛围。通过社会教育活动促进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是促进妇女自身解放的重要路径。基于不同阶段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基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新中国初期泰兴农村妇女社会教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2年,在苏北行署领导下,主要围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生产救灾、贯彻婚姻法等中心工作开展;1953-1956年,在江苏省委和扬州专区的领导下,主要结合基层普选、增产节约、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运动等开展。但不管哪个阶段,形势政策、思想政治、生产劳动、卫生健康都是教育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内容。苏北妇女社会教育促进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农村妇女自我意识越发觉醒和增强,主体作用日益显现,社会地位显着提升。但也暴露出教育对象的局限性、教育过程的间歇性、教育内容的抽象性和教育形式的有限性等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妇女干部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以及社会整体氛围都是显着的影响因素。培养妇女干部、重视妇女参政是中国共产党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最具特色的重要举措。泰兴属于革命老区,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许多妇女积极分子脱颖而出成长为妇女干部,为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立妇女自己的组织动员机构,将妇女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机构,推举妇女干群模范,是这一时期泰兴妇女解放事业的三条战线。围绕这三条战绩,泰兴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培养路径更加多样,教育内容也日渐丰富;而通过开展文化教育,妇女干部的工作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通过学习时势政策,其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当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妇女干部队伍的稳步发展,切实引导了社会舆论导向——她们不仅以其成功形象吸引着同辈人的效仿,而且影响、教育了守旧的父母及周遭“他者”,从而既在更大程度上获得社会认可,又反过来触动社会文化转型。但妇女干部教育同样也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现实社会环境甚至家庭方面的制约。新中国初期的泰兴农村妇女教育,不仅对农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妇女解放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留下了可供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借鉴的历史经验。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其经验就在于,要以农村妇女素质的提升促进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在推进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促进妇女解放。新中国初期泰兴妇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其经验对于加强与改善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对于实现《北京宣言》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鷟[9]（2021）在《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文中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基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生产力既是一个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概念,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因而使得生产力的内涵十分丰富。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是:他们的生产力观是科技生产力观,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曾说过“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这可以看作是他们生产力观的显性逻辑线索,即他们生产力观的第一重意蕴;但通过文本梳理便会发现,他们生产力观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或者简称为生态生产力方面的思想,如马克思将“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因而可以将其看作是他们生产力观的隐性逻辑线索,并且在他们生产力观中更具有核心的、基础性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他们生产力观的另一重意蕴。两条逻辑线索互相影响、互相塑造、互为补充,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呈现出清晰的理论轮廓与丰富的理论内涵。只有完整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这一意蕴,才能对他们生产力观做出更为科学的理解和阐释;同时也只有正确地理解生态生产力观在他们生产力观中的基础性、核心性地位,才能真正地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理论体系的终极价值关怀——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当前,在全球各国生产力发展陷入瓶颈期和全球性生态危机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日益突出的发展现实下,深入挖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对于在当代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打破生产力发展的瓶颈期和降低生产力发展的生态限制,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除绪论外,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生成。本部分首先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文本的梳理,对他们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进行了界定。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文本中多次明确阐述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因而本文将科技生产力观称之为他们生产力观的显性逻辑线索,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同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同资本主义批判以及科学技术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上。其次,在对相关文本和论述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驳斥了部分国内外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是缺乏生态关怀的“技术决定论”观点。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过生态生产力概念,但通过梳理发现,他们的生产力观是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的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的理论,本文将之称其为他们的生态生产力观,并构成了他们生产力观的隐性逻辑线索,主要表现在生态生产力与生产劳动、生态生产力与资本主义批判以及生态生产力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上。最后,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历史生成,主要阐述了他们生产力观双重意蕴的内涵,并分析了这双重生产力观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个人条件,从而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他们生产力观的理解。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历史演进。本部分在文本分析考察的基础上,深入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两条逻辑线索的历史演进轨迹,对两条逻辑线索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概括总结。一方面,认为他们科技生产力观有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对科技在工业生产中的推动作用与科技异化的初步认知,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文本中;第二阶段是对科技异化的深入分析与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断,主要体现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等文本中;第三阶段是对科技整体效应的全面考察与科技生产力观的系统概括,主要体现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与《资本论》之中。另一方面,认为他们生态生产力观也有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及其二者矛盾的基本认知,主要体现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伍珀河谷来信》、《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中;第二阶段是对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初步论证,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第三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与提出“自然生产力”概念,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和《自然辩证法》等文本中。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演进阶段的详细考察之后,他们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就呈现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轮廓。第三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主要内容。首先,就科技生产力观而言,其主要内容总体表现为其生产力促动效应与异化效应的统一。具体表现为:其一,科学是以知识形态为基本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其二,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其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其次,就生态生产力观而言,其主要内容总体表现为对外部自然之于人类生产发展的前提性与基础性的肯认。具体表现为:其一,外部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其二,自然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天然基础;其三,自然界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创造的天然源泉;其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与人的和解就是要发展生态生产力。最后,本章阐述了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的内在关联,认为两条内在逻辑线索绝非相互对立的关系,生态生产力观更非是对科技生产力观的否定,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塑造、互为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整体性视阈。第四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所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一方面,他们科技生产力观的影响相对来说更为突出,在国内先后形成了毛泽东的“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论断、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江泽民的科技创新和“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习近平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态生产力观在国内先后形成了毛泽东的绿化祖国思想、邓小平的生态治理思想、江泽民的“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论断、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两山”理论。可以说,这些思想和理论都是在今天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传承、丰富与发展。第五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重要价值。当前,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陷入“瓶颈期”和面临的生态限制愈益突出的发展现实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既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科技生产力,从而为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增长动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与理论支撑,也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生态生产力,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态恶化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实现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与理论支撑。
侯忻徉[10]（2021）在《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如何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生态正义是指全体人类正当合理的开发利用生态资源,不同国家、地区或群体之间在开发利用资源上拥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它是正义理论在自然生态环境上的应用,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义期待。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对生态危机解决、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正义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全球生态正义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生态建设又被党的十八大纳入到“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之中,进一步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国的特殊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大学生生态正义教育既是理论问题,更是紧迫的实践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这也是中国实现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的行动指南。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的研究对于提高我国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美丽中国,为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了生态正义观的研究背景、现实及理论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基本掌握了生态正义观和生态正义的相关研究动态。第二部分在解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生态正义观的理论基石及发展过程。第三部分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存在的问题和现状进行的梳理,归纳总结出提升大学生生态正义观的有效措施。第四部分从人类社会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大学生自身角度论述了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的必要性与现实性。第五部分指出完善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的可行对策,有助于我国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的进一步实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一份力。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一、他山之石：各国环境法典的“不约而同” |
| 二、追根溯源：可持续发展塑造现代环境法学之魂 |
| (一)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人类最大的发展共识 |
| (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渊源化成就环境法典编纂 |
| 三、相得益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可持续发展交相呼应 |
| (一)生态文明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互交融 |
| (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同前进 |
| 结语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发展指数概述 |
| 2.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概述 |
| 2.1.3 空间效应概述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文明理论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人类发展理论 |
| 2.2.5 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3 现有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 |
| 3.1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
| 3.1.1 人类发展指数编制原则 |
| 3.1.2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
| 3.1.2.1 1990 年至2009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1.2.2 2010 年至今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2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及最新发展情况 |
| 3.2.1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 |
| 3.2.2 人类发展指数最新发展情况 |
| 3.3 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比较 |
| 3.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横向对比分析 |
| 3.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纵向对比分析 |
| 3.3.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国际对比分析 |
| 3.3.4 中国东三省人类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
| 3.3.4.1 健康维度比较分析 |
| 3.3.4.2 教育维度比较分析 |
| 3.3.4.3 收入维度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1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
| 4.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2.1 指数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2.2 指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3 指数体系的筛选与确立 |
| 4.2.3.1 德尔菲法 |
| 4.2.3.2 熵值法 |
| 4.2.3.3 层次分析法(AHP) |
| 4.2.3.4 改进的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 |
| 4.2.4 指数体系计算公式与计算结果 |
| 4.2.4.1 AHP专家评分结果 |
| 4.2.4.2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评价结果 |
| 4.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省际排名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
| 5.1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检验方法 |
| 5.1.1 α收敛 |
| 5.1.2 绝对β收敛 |
| 5.1.3 PS收敛模型 |
| 5.1.4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 5.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实证分析 |
| 5.2.1 整体收敛检验 |
| 5.2.2 俱乐部收敛检验 |
| 5.2.3 俱乐部合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 |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 6.1.2 Moran散点图 |
| 6.1.3 LISA集聚图 |
| 6.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整体态势 |
| 6.2.3 发展现状 |
| 6.2.4 空间依赖性分析 |
| 6.2.5 类型评定 |
| 6.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6.3.1 基于全局Moran’sI指数的空间分异 |
| 6.3.2 基于Moran散点图的空间分异 |
| 6.3.3 基于LISA集聚图的空间分异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
| 7.1 数据来源 |
| 7.2 数据处理 |
| 7.2.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
| 7.2.2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1 全国范围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2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3 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HSDI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2 生态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3 健康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4 教育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5 收入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4 提升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 7.4.1 建立跨区合作制度,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 7.4.2 提高城市建设和城镇化水平,推进社会均衡化发展 |
| 7.4.3 着眼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 7.4.4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
| 7.4.5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升医疗保险普惠度 |
| 7.4.6 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局限性 |
| 8.4 展望 |
| 8.4.1 基于新算法的实证研究 |
| 8.4.2 HSDI计算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 8.4.3 人类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研究重点 |
| 8.4.4 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模型改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文献综述 |
| 1.4.2 国内文献综述 |
| 1.5 研究对象、方法与思路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思路 |
| 1.6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6.1 研究重点 |
| 1.6.2 研究难点 |
| 1.6.3 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竞技体育 |
| 2.1.2 模式 |
| 2.1.3 发展模式 |
| 2.1.4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模式 |
| 2.2 自组织理论基础 |
| 2.2.1 自组织理论概述 |
| 2.2.2 耗散结构理论 |
| 2.2.3 协同学理论 |
| 3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演进历程、现实问题与转型方向 |
| 3.1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演进历程 |
| 3.1.1 集权提高阶段(1949-1978 年) |
| 3.1.2 集权赶超阶段(1979-1991 年) |
| 3.1.3 有限分权赶超阶段(1992-2011 年) |
| 3.1.4 转型探索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现实问题 |
| 3.2.1 发展成就 |
| 3.2.2 现实问题 |
| 3.3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型方向 |
| 3.3.1 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型 |
| 3.3.2 向自组织发展方向转型 |
| 3.3.3 向多主体协同方向转型 |
| 4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观 |
| 4.1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论 |
| 4.1.1 追求运动员的全面充分发展 |
| 4.1.2 追求多元利益均衡发展 |
| 4.1.3 追求可持续内生动力 |
| 4.2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认识论 |
| 4.2.1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
| 4.2.2 高质量发展是建设“大而强”竞技体育的实践活动 |
| 4.2.3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是提升“体育强则国家强”反哺效应的实践活动 |
| 4.3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 |
| 4.3.1 竞技体育自组织发展方式 |
| 4.3.2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 |
| 4.3.3 创新发展 |
| 5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目标 |
| 5.1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确立依据 |
| 5.1.1 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部署要求 |
| 5.1.2 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要求 |
| 5.1.3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目标演化的逻辑要求 |
| 5.1.4 世界体坛发展格局的竞争要求 |
| 5.2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
| 5.2.1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整体目标 |
| 5.2.2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分层目标 |
| 5.2.3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可观测目标 |
| 6 耗散结构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条件研究 |
| 6.1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自组织条件 |
| 6.1.1 竞技体育形成全面双向开放的耗散系统 |
| 6.1.2 竞技体育系统要远离平衡态 |
| 6.1.3 竞技体育系统要发挥非线性相干效应 |
| 6.1.4 竞技体育要抓住系统涨落契机 |
| 6.2 耗散结构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Brusselator模型 |
| 6.2.1 Brusselator模型的构成 |
| 6.2.2 我国竞技体育Brusselator动力学模型的转译 |
| 6.2.3 我国竞技体育Brusselator动力学模型分析 |
| 6.2.4 我国竞技体育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动力学判断 |
| 7 协同学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研究 |
| 7.1 竞争与协同: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
| 7.1.1 竞争是推动竞技体育非平衡发展的力量 |
| 7.1.2 协同是推动竞技体育有序发展的力量 |
| 7.1.3 竞技体育系统中竞争与协同的相互作用 |
| 7.2 协同学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序参量 |
| 7.2.1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快变量与慢变量 |
| 7.2.2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序参量的识别与确定 |
| 7.2.3 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融合度的内涵 |
| 7.2.4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序参量的演化 |
| 7.3 序参量役使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
| 7.3.1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因素 |
| 7.3.2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
| 7.3.3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役使动力机制 |
| 8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拟仿真 |
| 8.1 建模目的与系统边界 |
| 8.1.1 建模目的 |
| 8.1.2 建模原则 |
| 8.1.3 竞技体育系统动力学模型的边界 |
| 8.2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 8.2.1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因果回路图 |
| 8.2.2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存量流量图 |
| 8.2.3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方程 |
| 8.3 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模拟仿真 |
| 8.3.1 数据来源与确定 |
| 8.3.2 竞技体育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检测 |
| 8.3.3 基于仿真结果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分析 |
| 8.3.3.1 发展模式Ⅰ:原有发展模式 |
| 8.3.3.2 发展模式 2: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并行发展模式 |
| 8.3.3.3 发展模式 3:自身造血发展模式 |
| 8.3.3.4 发展模式 4:专业体育与职业体育协同发展模式 |
| 8.3.3.5 发展模式 5:科技支撑发展模式 |
| 8.3.3.6 模式对比与分析 |
| 9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2.1 竞技体育要树立高质量发展观,融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潮流 |
| 9.2.2 举国体制要加快融合市场机制，走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之路 |
| 9.2.3 切实壮大职业体育,搞活竞技体育表演市场 |
| 9.2.4 实现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的协同发展 |
| 9.2.5 大力培育和发展体育社会组织 |
| 9.2.6 提高竞技体育系统的创新驱动能力 |
| 9.2.7 发挥体育科技攻关与服务的杠杆作用 |
| 9.3 研究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习经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一、人类面临共同的健康挑战 |
| 二、全球健康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
| 三、以健康治理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 第二节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一、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 |
|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
| 三、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 |
| 第二章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
| 第一节 人民健康权利至上 |
| 一、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
| 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
| 第二节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
| 一、古人关于人与自然共生的主张 |
| 二、现实生活中违反共生规律的现象及其后果 |
| 三、“两山”理论及其对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义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健康正义的辩证统一 |
| 一、人民健康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 |
| 二、经济正义与健康正义相辅相成 |
| 第四节 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向同行 |
| 一、人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
| 三、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构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 第三章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基于美好生活的健康中国建设 |
| 一、美好生活与健康中国建设的统一性 |
| 二、健康中国建设与国家健康治理的辩证关系 |
| 三、以健康治理促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 第二节 基于健康风险全球化的全球健康治理 |
| 一、健康风险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
| 二、基于多边主义的全球健康治理 |
| 三、以区域合作推动全球健康治理 |
| 第三节 基于全球健康正义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构 |
| 一、健康正义:关于生命健康的价值追问 |
| 二、健康正义的性质:作为规范与作为德性 |
| 三、健康正义的实现:健康权利和健康义务的合理分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写作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 |
| 1.3.1 写作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与不足 |
| 2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概述 |
| 2.1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内涵的界定 |
| 2.2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2.1 生态危机全球化 |
| 2.2.2 生态问题严重化 |
| 2.3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理论渊源 |
| 2.3.1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生态观 |
| 2.3.2 中共历届领导人的生态观 |
| 2.3.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 |
| 3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基本内容及特征 |
| 3.1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基本内容 |
| 3.1.1 精神层面:共生共融共享的理念 |
| 3.1.2 物质层面:生态服务的新型业态 |
| 3.1.3 制度层面:环境资源制度化的规范 |
| 3.1.4 行为层面:主体生态活动的践履 |
| 3.2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特征 |
| 3.2.1 承前启后的传承性 |
| 3.2.2 和谐共享的普惠性 |
| 3.2.3 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
| 3.2.4 求真务实的实践性 |
| 4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价值意蕴 |
| 4.1 理论价值 |
| 4.1.1 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 |
| 4.1.2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
| 4.1.3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
| 4.2 实践价值 |
| 4.2.1 加快构建美丽中国步伐 |
| 4.2.2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4.2.3 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
| 4.2.4 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现代化的基本逻辑 |
| 2.1 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
| 2.1.1 现代化概念的界定 |
| 2.1.2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
| 2.1.3 现代化的不同阶段 |
| 2.1.4 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联 |
| 2.2 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现代化意蕴 |
| 2.2.1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 2.2.2 构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
| 2.2.3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 2.3 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研究的意义审视 |
| 2.3.1 破解当前现代化发展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
| 2.3.2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理论支撑 |
| 2.3.3 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律的认识 |
| 第3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源起:现代化理论的回顾 |
| 3.1 现代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20 世纪60 年代) |
| 3.1.1 现代化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
| 3.1.2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 |
| 3.1.3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般理论 |
| 3.1.4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分支理论 |
| 3.1.5 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派 |
| 3.1.6 经典现代化理论存在的价值和弊端 |
| 3.2 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反思(20 世纪70 年代) |
| 3.2.1 现代化理论遭受批判和反思的时代背景 |
| 3.2.2 现代化理论批判与反思的理论成果 |
| 3.2.3 现代化理论批判与反思的理论成果评析 |
| 3.3 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重建(20 世纪80 年代) |
| 3.3.1 现代化理论修正和重建的理论内容 |
| 3.3.2 现代化理论修正和重建的理论评析 |
| 第4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与发展 |
| 4.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早期萌芽 |
| 4.1.1 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未来的设想 |
| 4.1.2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 |
| 4.2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确立 |
| 4.2.1 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实现农业现代化 |
| 4.2.2 基于强大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
| 4.2.3 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保障 |
| 4.2.4 实行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导向 |
| 4.2.5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力量支撑 |
| 4.3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持续探讨 |
| 4.3.1 高速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模式 |
| 4.3.2 全盘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模式 |
| 4.3.3 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高度集权政治模式 |
| 4.4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曲折发展 |
| 4.4.1 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思想 |
| 4.4.2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思想 |
| 4.4.3 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思想 |
| 第5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的早期探索 |
| 5.1 中国人早期的现代化探索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产生 |
| 5.1.1 中国人早期的现代化探索 |
| 5.1.2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产生 |
| 5.1.3 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中的人物现代化思想分析 |
| 5.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工业化思想开始提出 |
| 5.2.1 建立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国家 |
| 5.2.2 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思想 |
| 5.2.3 土地革命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前提 |
| 5.3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深入探索 |
| 5.3.1 优先发展重工业,合理调整农重轻比例关系 |
| 5.3.2 计划经济体制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 |
| 5.3.3 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
| 5.4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初步构建 |
| 5.4.1 农业现代化思想 |
| 5.4.2 工业现代化思想 |
| 5.4.3 国防现代化思想 |
| 5.4.4 科学技术现代化思想 |
| 5.4.5 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
| 第6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发展 |
| 6.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探索 |
| 6.1.1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
| 6.1.2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 6.1.3 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
| 6.1.4 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
| 6.2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持续发展 |
| 6.2.1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导向 |
| 6.2.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
| 6.2.3 新“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 6.2.4 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战略设想与安排 |
| 6.2.5 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战略部署 |
| 6.3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不断深入 |
| 6.3.1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 6.3.2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 6.3.3 “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
| 6.3.4 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设想与战略安排 |
| 第7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创新 |
| 7.1 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 |
| 7.1.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底蕴来源 |
| 7.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
| 7.1.3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基本特征和建设方向 |
| 7.2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
| 7.2.1 更高质量的发展 |
| 7.2.2 更高效率的发展 |
| 7.2.3 更加公平的发展 |
| 7.2.4 更可持续的发展 |
| 7.2.5 更为安全的发展 |
| 7.3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未来展望 |
| 7.3.1 以创新引领高质量的发展 |
| 7.3.2 以协调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 |
| 7.3.3 以绿色共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 |
| 7.3.4 以开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7.3.5 以共享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存在的问题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分析 |
| 2.1 黑龙江垦区概况及特点 |
| 2.1.1 黑龙江垦区概况 |
| 2.1.2 黑龙江垦区特点 |
| 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进程分析 |
| 2.2.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 |
| 2.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影响因素 |
| 2.2.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
| 2.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分析 |
| 2.3.1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历程 |
| 2.3.2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 |
| 2.3.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
| 2.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机理 |
| 2.4.1 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与城镇化互动经验借鉴 |
| 2.4.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过程 |
| 2.4.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系统模型 |
| 2.5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 |
| 3.1 评价模型 |
| 3.1.1 DPSIR概念模型 |
| 3.1.2 DPSIR模型逻辑关系分析 |
|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3.2.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 3.2.3 评价指标体系 |
| 3.3 权重的计算方法 |
| 3.3.1 主观权重的确定 |
| 3.3.2 客观权重的确定 |
| 3.3.3 综合权重计算 |
| 3.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综合评价 |
| 3.4.1 评价指标有效性分析 |
| 3.4.2 计算权重 |
| 3.4.3 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发展状态评价 |
| 3.5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评价 |
| 3.5.1 评价指标有效性分析 |
| 3.5.2 计算权重 |
| 3.5.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状态评价 |
| 3.6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测评及影响关系分析 |
| 4.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测评 |
| 4.1.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测算 |
| 4.1.2 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实证 |
| 4.2.1 计量模型说明 |
| 4.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证 |
| 4.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测评 |
| 4.3.1 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理论基础 |
| 4.3.2 黑龙江省垦区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策略 |
| 5.1 制度机制改革策略 |
| 5.1.1 完善城乡一体化各项管理制度 |
| 5.1.2 改革优化相关主体职能 |
| 5.1.3 深化农垦改革落实产业发展政策 |
| 5.2 社会经济发展策略 |
| 5.2.1 发展垦区特色新型城镇化策略 |
| 5.2.2 差异化可持续发展农业机械化 |
| 5.2.3 优化产业结构升级 |
| 5.3 科技人才策略 |
| 5.3.1 注重人才培养与引进 |
| 5.3.2 加快农机化技术创新应用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妇女教育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的形成 |
| 一、传统中国妇女教育及其近代嬗变 |
|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
| 三、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问题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妇女教育理论与实践 |
| 一、国民革命时期的妇女教育 |
|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妇女教育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 |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女童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学制改革与女童入学教育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根据地学制与女童入学教育 |
| 二、新中国初期农村女童教育概述 |
| 三、新中国初期学制改革与小学教育 |
| 四、学校教育恢复中的女童入学教育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学龄女童学校教育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苏北农村小学教育 |
| 二、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小学教育 |
| 三、苏北农村学龄女童入学的基本状况 |
| 四、影响女童入学教育的多元因素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女童入学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女童入学率的提升 |
| 二、苏北农村女童辍学率的降低 |
| 三、苏北农村女童教育环境的改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识字扫盲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识字扫盲教育政策与措施 |
| 一、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识字扫盲教育概述 |
| 二、全国农村识字扫盲的方针政策 |
| 三、江苏农村识字扫盲的具体措施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识字扫盲运动中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状况 |
| 一、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文盲率 |
| 二、“三区”并存下的妇女参与社会变革 |
| 三、政府主导的升级识字扫盲教育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的识字扫盲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妇女能力素质的提高 |
| 二、苏北农村妇女家庭收入的增加 |
| 三、苏北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 |
| 四、苏北农村识字扫盲教育的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社会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农村妇女社会教育 |
| 一、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概述 |
| 二、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内容 |
| 一、形势政策教育 |
| 二、思想政治教育 |
| 三、生产劳动教育 |
| 四、卫生健康教育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主要成效 |
| 一、农村妇女主体作用的显现 |
| 二、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
| 三、农村妇女自我意识的增强 |
| 四、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一、革命战争时期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二、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 |
| 二、苏北农村妇女干部培养路径多样 |
| 三、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内容丰富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的意义 |
| 一、妇女干部教育与农村妇女解放 |
| 二、妇女干部教育与农村社会进步 |
| 三、妇女干部教育与妇女自身解放 |
| 四、妇女干部教育的制约因素探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历史贡献 |
| 一、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 |
| 二、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 |
| 三、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 |
| 四、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当代启示 |
| 一、为新时代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
| 二、为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改革提供方法 |
| 三、为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提供借鉴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口述材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及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生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内在逻辑线索 |
| 2.1.1 显性逻辑线索:科技生产力观 |
| 2.1.2 隐性逻辑线索:生态生产力观 |
| 2.2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的历史生成 |
| 2.2.1 科技生产力观的内涵 |
| 2.2.2 科技生产力观生成的社会背景 |
| 2.2.3 科技生产力观生成的个人条件 |
| 2.3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的历史生成 |
| 2.3.1 生态生产力观的内涵 |
| 2.3.2 生态生产力观生成的社会背景 |
| 2.3.3 生态生产力观生成的个人条件 |
| 第3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历史演进 |
| 3.1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的历史演进 |
| 3.1.1 对科技在工业生产中的推动作用与科技异化的初步认知 |
| 3.1.2 对科技异化的深入分析与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
| 3.1.3 对科技整体效应的全面考察与科技生产力观的系统概括 |
| 3.2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的历史演进 |
| 3.2.1 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及其二者矛盾的基本认知 |
| 3.2.2 对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初步论证 |
| 3.2.3 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与提出“自然生产力” |
| 第4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主要内容 |
| 4.1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的主要内容 |
| 4.1.1 科学是以知识形态为基本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 |
| 4.1.2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
| 4.1.3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
| 4.2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的主要内容 |
| 4.2.1 外部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前提 |
| 4.2.2 自然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天然基础 |
| 4.2.3 自然界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的天然源泉 |
| 4.2.4 实现“两个和解”就是要发展生态生产力 |
| 4.3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的关系 |
| 4.3.1 生态生产力对科技生产力的影响具有二重性 |
| 4.3.2 科技生产力对生态生产力的影响具有二重性 |
| 第5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当代中国发展 |
| 5.1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的当代中国发展 |
| 5.1.1 毛泽东的“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论断 |
| 5.1.2 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 |
| 5.1.3 江泽民的科技创新和“科教兴国”战略 |
| 5.1.4 胡锦涛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 |
| 5.1.5 习近平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5.2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的当代中国发展 |
| 5.2.1 毛泽东的绿化祖国思想 |
| 5.2.2 邓小平的生态治理思想 |
| 5.2.3 江泽民的“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论断 |
| 5.2.4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
| 5.2.5 习近平的“两山”理论 |
| 第6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重要价值 |
| 6.1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的重要价值 |
| 6.1.1 为当代中国发展科技生产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
| 6.1.2 为当今世界发展科技生产力提供了理论支撑 |
| 6.2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的重要价值 |
| 6.2.1 为当代中国发展生态生产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
| 6.2.2 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 |
|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概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新时代 |
| 2.1.2 正义 |
| 2.1.3 生态 |
| 2.1.4 生态正义 |
| 2.1.5 生态正义观教育 |
| 2.2 中国古代生态思想 |
| 2.2.1 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
| 2.2.2 厚德载物的生态伦理观 |
| 2.3 西方生态思想 |
| 2.3.1 古希腊自然观 |
| 2.3.2 近代西方生态价值论 |
| 2.3.3 现代西方生态主义 |
| 2.4 马克思生态正义观思想 |
| 2.4.1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 |
| 2.4.2 《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非正义 |
| 2.4.3 马克思生态正义观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
| 2.5 习近平关于生态的重要论述 |
| 2.5.1 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 |
| 2.5.2 五大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理念 |
| 2.5.3 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文明布局 |
| 2.5.4 两山论 |
| 2.5.5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
| 第三章 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的必要性与现实性 |
| 3.1 生态正义观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 |
| 3.1.1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
| 3.1.2 全球化命运共同体发展的要求 |
| 3.2 坚持生态正义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
| 3.2.1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要求 |
| 3.2.2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 |
| 3.3 大学生是生态正义观教育践行的主体力量 |
| 3.3.1 大学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践行者 |
| 3.3.2 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是高校育人的重要内容 |
| 3.3.3 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个人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 |
| 3.4 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的现实基础 |
| 3.4.1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生态正义观教育提供物质基础 |
| 3.4.2 生态文明法律法规的建立为生态正义观教育提供法治保障 |
| 3.4.3 精神文明的发展为生态正义观教育发展提供文化环境 |
| 3.4.4 生态文明教育理念为生态正义观教育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
| 3.4.5 人的全面发展战略提高正确认识生态正义观的自觉性 |
| 3.5 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的主要内容 |
| 3.5.1 构建生态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念 |
| 3.5.2 树立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 |
| 3.5.3 提供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方法论 |
| 第四章 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调查 |
| 4.1 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情况问卷调查 |
| 4.1.1 调查问卷的编制与实施 |
| 4.1.2 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 |
| 4.1.3 调查数据分析 |
| 4.2 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现状分析 |
| 4.2.1 大学生生态正义观认知情况 |
| 4.2.2 大学生践行生态正义观行为 |
| 4.2.3 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情况现状 |
| 4.3 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
| 4.3.1 高校的生态正义观教育理念不够重视 |
| 4.3.2 高校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系统性、完整性缺失 |
| 4.3.3 大学生自身对生态正义观教育认识不够充分 |
| 第五章 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的对策 |
| 5.1 完善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理论内容体系 |
| 5.1.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观为理论指导 |
| 5.1.2 强化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的主体性 |
| 5.2 营造新时代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的优良环境 |
| 5.2.1 发挥学校与政府、企业联合的协同合力教育作用 |
| 5.2.2 打造高效校园生态正义观教育环境 |
| 5.2.3 倡导符合生态正义观的家庭生活方式 |
| 5.2.4 发挥社会舆论的生态正义观导向作用 |
| 5.3 发挥高校生态正义观教育的引领作用 |
| 5.3.1 提升高校教师的生态正义观的教育水平 |
| 5.3.2 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态教育作用 |
| 5.3.3 运用新理念教育大学生生态正义观 |
| 5.3.4 强化大学生生态正义观实践教育 |
| 5.3.5 科学设置大学生生态正义观教育课程 |
| 5.4 强化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主体意识 |
| 5.4.1 培养学习生态正义观理论的主动性 |
| 5.4.2 增强内化生态正义理念的自觉性 |
| 5.4.3 加强践行生态正义行为的自律性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