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背景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背景下政府的职能转变（论文文献综述）

沈娜^[1]（2021）在《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文中指出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各种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与“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整体成就相比,该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并没有实现整体性推进。如何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开花结果,真正让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实现多方参与、共同受益、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形成开放、共赢的合作网络,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研究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北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这既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又是实现中国东南、中、西、东北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还是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国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论文基于区域合作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参与,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实际进展,以及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及推进路径。论文旨在解决四个核心问题:第一,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第二,厘清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理定位;第三,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在边境次区域层面和东北亚整体区域层面的推进进程与合作状况;第四,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论文首先从内在动力、实现条件和层次性三个层面,阐述了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它体现了平等性、开放性、创新性、非地缘战略性和目标非一致性等特点,凸显了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特色。论文重点阐述了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水平、巩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此为出发点,论文明确了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定位,即东北亚区域是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翼之轴,它并非“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缘区,更不应该游离于“一带一路”建设之外。论文分析了东北亚区域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并具体分析了韩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过程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是如何将各自的发展规划渐进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的。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具体推进问题,论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重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态,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呈现出边境地区相互开放、国家之间战略对接、区域层面互利合作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互动形式,基于此种认识,论文主要阐述了两个层面的区域合作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在陆上边境层面的互联互通。指出在边境开放的形势下,边境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屏障功能”向“中介功能”转变,“一带一路”倡议首先突破了边界的屏障,而建立起跨境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二是在东北亚区域层面将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以及形成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主要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合作形式的灵活与创新,在对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状况的阐述中展现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成就。同时,论文总结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规划过程与推进情况,阐述了该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未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作用。论文还从合作理念、合作内容、合作路径三个层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之间能否实现包容性的问题。论文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首先是区域外的美国通过强化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分化手段,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扯断线”式的破坏或“分割片”式的阻断;其次是区域内“一带一路”发展的局部覆盖性问题,与冷战后东北亚区域所存在的“离散性”结构相关联,很难形成整体性的区域合作;第三是东北亚区域内的边境次区域合作也存在着困境,在推进中受到东北亚区域整体局势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论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路径:发挥次国家政府在助力东北亚区域边境层面合作中的优势及作用;探索朝鲜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路径;寻求协调区域内大国关系的具体方式;探寻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区域外美国之间关系的路径等。东北亚区域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区域,在这一区域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区域合作和区域稳定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东北亚区域也可以继续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方面的建设,为构建东北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徐杰^[2]（2021）在《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认为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是现阶段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步入新常态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再次放缓,明显低于首轮振兴期间增长水平,此次下滑暴露出东北经济发展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亟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东北地区依赖粗放式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完全扭转,要素配置仍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要素产业间流动仍存在制度性约束。缺乏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是导致要素在产业部门间配置低效的原因之一,进而了引发供需结构不匹配、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结构红利假说”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引致要素配置效率变化,这种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引发的生产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贡献作用。对此,研究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对于解决当前东北地区经济衰退问题具有一定实践意义。供给侧改革作为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线。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东北地区结构调整应从供给端入手,重视生产环节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阻碍结构调整的“卡脖子”问题。为此,本文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进行研究,以经济再次下滑为问题切入点,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内容,通过对优化目标、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最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政策研究”的思路设计,本文结合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制度背景和现实阻碍,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归纳如下:（1）分析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与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产业结构演进可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具有明显制度性特征,且存在偏离一般规律现象。现阶段,东北工业增长乏力倒逼经济发展对一、三产业依赖程度加深,三大产业占全国份额均呈下降态势,亟待加速产业结构优化。（2）构建了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分析框架。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与重置,即配置效率改进能够提升经济产出效率。面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优化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合理化有助于提升要素分布聚合质量,而高度化则能通过促进要素向高层次产业部门转移,实现配置效率改进目的。进一步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从生产环节入手,对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因素进行研究。（3）实证检验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影响效应。采用随机前沿分析对东北要素配置效率变化FAEC进行估算,结果表明FAEC大致经历了两次“先升后降”,其对TFP增长具有明显贡献,但程度在逐渐减弱。采用长面板数据模型,运用LSDV法、“OLS+PCSE”法、IV-GMM法等估计策略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对FAEC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合理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而高度化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呈显着负相关,反映出东北工业增长乏力下的被动“去工业化”导致了产业结构“虚高度化”,不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4）进一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运用GPCA构建各项供给因素的综合评价指数。同样设定长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整体来看,高质量供给因素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及高度化方向演进。综合以上研究,提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与既往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1）本文拓宽了东北经济衰退问题研究视角。结合当前东北经济形势与振兴发展要求,提出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的结构调整方案,对调整方向及重点予以明确。通过全面剖析东北产业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障碍,本文提出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在进一步研究中,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探讨了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提出结构调整新思路。（2）对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以往文献不乏对“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但从合理化和高度化双重维度定性和定量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将相关研究进行扩展,不仅对理论机制进行探讨,同时,采用实证方法对影响效应进行检验,得到更加全面的研究成果。另外,在测度要素配置效率时,对传统资本存量估算方法进行有益改进,充分结合并比较已公布数据,提出永续盘存法估算标准步骤,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三次产业资本存量数据。（3）运用GPCA构造了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考察供给因素给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多角度构建以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为主的供给因素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PCA得到各项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及总指数,为进一步实证检验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王世雪^[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东北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农业基地,解决好东北发展问题关乎国家发展大局,党中央历来重视东北发展问题。迄今为止,东北振兴已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东北振兴战略成为党中央关注东北地区的专有代名词。因此,在新时代的今天,探索党关于东北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演变历程,对于明确新一轮东北振兴政策的着力点,促进政策落地生花意义重大。本文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以纵向梳理和横向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系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东北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演变历程,旨在深刻剖析每一阶段的政策内容和实施效能,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东北振兴战略的演进轨迹。文章由以下六方面内容构成。第一部分主要致力于为文章整体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区域分工协作思想和生产力平衡布局原则,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国家协调发展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东北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演变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第二部分主要致力于为文章整体研究奠定现实基础,东北地区在国家发展中历来占据重要战略地位,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共和国长子”到改革开放后的“东北现象”,“东北振兴”为何而来?第三部分主要致力于政策演变历程研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企业技术改进为重点的老工业城市改造,十六大以来以东北地区为重点的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十八大以来新一轮全面振兴东北。厘清每一阶段党中央为实现不同程度的东北振兴所出台的政策,深入挖掘不同时期东北振兴的侧重点。第四部分主要致力于政策演变特点研究,通过综合分析每一阶段的政策内容及其着力点,得出政策演变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和意识,政策发展具有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的特点,政策调整坚持传统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第五部分主要致力于政策实施效能研究,综合来看,每一阶段的东北振兴政策都产生了积极效应,但也都存在短板。十八大以前的东北振兴政策重在解决短期的经济发展问题,忽视了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十八大以后的新一轮东北振兴更加注重全方位振兴。第六部分主要致力于总结政策演变的现实启示,以总结性的视角宏观把控党关于东北振兴战略的经验启示,旨在为中国共产党东北振兴战略的丰富和完善提供基本遵循。

张晨瑶^[4]（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认为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马芳^[5]（2020）在《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北振兴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以来,东北振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东北经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然不尽人意。2016年10月18日,国务院召开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会,明确提出了组织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关省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对口合作实施至今已三年,两地对口合作政策执行情况如何、制定了哪些实施细则、各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哪些进展、两地对口合作对推动东北振兴效果如何、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发展带来了哪些经济效应、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对口合作的进展、如何更好地推进两地经济协同发展特别是东北振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对此开展研究,研究对全面评估对口合作政策、促进东北振兴和东部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政策实施时间较短,涉及的地域、层级、领域很广,目前对两地对口合作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仅在东北振兴或在对口帮扶的基础上对对口合作进行了定性分析。与其他研究不同,本文是在对两地大量的实地调研及向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咨询、深度访谈、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实地调研与深入访谈相结合等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了以合作现状总览、合作效应实证、制约因素分析为主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研究内容:解读东北和东部地区的对口合作政策,系统梳理对口合作政策实施以来东北地区主要领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领域对对口合作在两地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农副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和信息产业作为代表进一步实证分析对口合作对东北经济的促进作用。从对口合作的视角分析了东北振兴的制约因素。对两地如何进一步落实中央提出的对口合作政策,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口合作进而推进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1.到2020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已基本完成预定目标。即形成了常态化的合作机制、构建了多产业合作平台、建立健全了合作相关政策,并形成了有效的保障措施。2.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显着。东北地区在对口合作后经济总量增长趋势明显。对口合作明显促进了东北地区的机制体制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对口合作对推动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果不明显,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很大促进作用。对口合作使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得到了显着改善。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科技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科技产出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有显着的促进作用。3.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经济拉动效应不显着。东部地区的机制体制改革也未因对口合作而出现明显的进步,其中,国企改革的效果对机制体制改革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效果显着,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效果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的科技产出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作用显着,但对科技投入促进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通过三个重点合作领域的实证分析说明对口合作对东北振兴的促进作用。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农副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明显,这说明对口合作是一项有利于促进东北振兴的政策。5.从对口合作视角分析制约东北振兴的主要因素:两地经济基础及合作效应的差异导致东部地区合作意愿不强。机制体制方面,对口合作的实施在东北基层政府受到阻碍。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仍有待改善,某些行业中仍存在着以利益输送为基础的“隐性限制”,招标内定、企业垄断、隐性门槛等状况仍然存在。东北国企运营管理能力薄弱,在企业转型升级方面,东北地区制造业存在内部结构矛盾;农业合作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面临问题;东北本地的金融业表现整体疲软,削弱了两地对口合作的效果。在科技创新方面,东北地区创新性研究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人才存在结构性问题;人才就业观念有待转变;东北科技成果本地转化能力弱。在平台建设及其他方面,东北特色小镇建设遭遇瓶颈;合作中两地间信息数据互通不畅;产业园区功能存在竞争冲突。东部地区对东北地区人才“虹吸效应”明显。6.促进对口合作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增强两地干部交流、转变思想意识,制定对口合作PPP项目规范,提升东北国企混改质量,大力促进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加快两地对口合作产业升级转型方面:激励两地企业“走出去”、“请进来”,政策扶持两地非公经济融资,以乡村振兴新型农业经营发展,加强两地开展文化旅游合作,以两地制造业为基础与“互联网+”相结合。推进科技创新与人才发展方面:健全两地人才培育与流动机制,调动两地校企合作积极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两地合作自主研发能力,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加强两地合作平台建设方面:搭建平台载体,促进两地进一步合作交流,补齐两地农村、农业对口合作平台建设短板。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1.从对口合作视角系统梳理了东北振兴所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对东北振兴问题的研究文献浩如星河,但是全面而系统的阐述东北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却不多,本研究填补了这一项空白,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参考材料。2.对区域经济理论的有益补充。中国区域间对口合作大都是发达地区以帮扶为主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形式,很少有学者对此种区域合作进行过系统研究。尽管现阶段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尚不是落后地区,本文对新时代下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开创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研究新领域,丰富了区域经济理论。3.建立区域对口合作分析框架。本文以体制和机制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流动、平台建设等四个方面作为对口合作分析框架,研究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现状、经济效应、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抓住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以及东北振兴的关键。4.构建效应分析计量模型。本文通过构建效应分析计量模型,将两地对口合作前后对比及东北地区在三个重点领域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分别对东北振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在体制机制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流动、平台建设及农业、汽车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方面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对两地经济发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结论。

陆曼^[6]（2020）在《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研究》文中提出2018年中美之间发生了剧烈的贸易摩擦,中美关系成为全球一大不确定因素,此外,受疫情影响,世界各经济主体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不断变化的复杂局面,中国适时提出努力构建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在构建国际循环经济格局中,加强与东北亚各国经济合作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优先选择,同时也将东北地区推到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发展内涵已经发生变化。改革开放至今,东部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但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仍滞后,所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在国内外经济局势发生变革之际,东北地区也要积极探索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战略,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构建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中打造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新前沿。这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新的支点,不仅是东北地区实现振兴的选择,而且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不仅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布局,而且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我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毗邻而居,东北振兴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几乎在同一时间推出,两地在经济发展需求、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方面高度契合,如何将俄罗斯远东开发与东北振兴结合起来,一直是双方关注的重点。2009年9月,《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正式出台,这一纲要标志着两地的合作已由利益导向的优势互补转向了协同发展的战略对接阶段。2018年9月在东方经济论坛举办期间,两国针对《中俄两国在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年）》达成一致。目前,双边战略对接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阻力因素,在当前世界格局变革之际,深入探求中俄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新思路,打造东北对外开放新前沿,有着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同时也将为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决策参考价值。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格局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全方位振兴等问题的重要判断为理论依据,运用协同学、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第二章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理论逻辑进行梳理。一是从协同学及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内涵进行阐释,二是区域经济协同度视角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效应进行评价,并将这一理论框架具体应用到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中来。第三章是必要性及现实基础阐释。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概况出发,指出必要性主要源于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困境、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的实现路径;现实基础主要是基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缘优势突出、互补优势明显、发展理念契合、政治互信良好的基础上。第四章是战略对接的现状、问题、机遇与挑战。对战略对接合作现状进行梳理,并提出了存在的问题。从合作领域现状来看,战略对接已初见成效,但基础设施配套、贸易合作方式、制度差异、战略对接前景等问题制约了战略对接的深度发展。同时指出,当前战略对接还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格局下。第五章是战略对接效应的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所构成的经济复合系统的协同度随时间的递增而增强,但存在波动。其内部各子系统的有序度随着时间递增呈上升趋势,且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有序度表现好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并从经济联系度及隶属度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六章是战略对接的模式选择与机制构建。从目前战略对接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要以政府和企业内外联动为对接主体,以边境城市与中心城市互动为对接形式,以点轴开发、轴带式为空间布局的基本模式。机制方面:从决策、动力、规制三个角度出发,提出政府磋商、跨国管理、产业互动、智库交流、健全法律、监督反馈六种具体推进机制。第七章是战略对接的实施方案。在阐述战略对接原则及重点基础上提出战略对接的实现路径。以政府、、企业、民间三大主体为推力;以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贸易合作、能源共建、农业补充等实体领域合作为抓手;以财税政策改革、政策的协同服务、营商环境优化等规则建设为关键共同推进战略对接的进程。

高俊娟^[7]（2020）在《“一五”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历史考察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党和政府制定实施了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一五”时期,东北地区作为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重工业体系,曾为我国经济发展、人民政权的巩固做出巨大贡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工业的体制机制矛盾,导致发展跟不上国家形势,在全国经济发展的能见度每况愈下。因此,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决策,吹响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时代号角。为了更好地贯彻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有必要对“一五”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历史进行考察研究,因为只有了解清楚了一个事物的过去,才有可能更好的认识其现在和畅想其未来。基于此,本文的写作以“一五”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的进程为线索,呈现该时期东北工业建设实践情况,归纳其建设的历史成就,并总结其发展经验。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具体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首先陈述论文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介绍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本选题密切相关的议题的研究现状;其次梳理“一五”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的时代背景,展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必然性;再次梳理“一五”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的三大进程——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基本建成阶段;最后从重工业基地、城市化进程、巩固人民政权、支援全国建设四个方面归纳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的成就,以及从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区位优势、借鉴先进经验三个方面总结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一五”时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建设的开端,是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对“一五”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历史进行考察研究,有利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新时代的振兴发展和转型发展。因此,对“一五”时期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历史考察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吕慧娜^[8]（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李祁^[9]（2020）在《吉林省汽车制造业振兴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汽车制造业在吉林省起步早,一五计划时期就建立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也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多年来,以一汽集团为代表的汽车制造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共同打造了吉林省汽车制造产业,在吉林省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吉林省汽车制造业振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占据重要地位。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指导意见,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吉林省汽车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将其打造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前沿,是本文的主旨。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阐述本文目的是探究吉林省汽车制造业的可行性振兴路径。其次,指出了本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后,通过国内外研究现状,为吉林省汽车制造业提供研究范本。此外,指出文章拥有视角创新和手段创新两个创新点,并采取了以一汽集团为案例、走访调查为特色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概念阐述与政策解读。完整阐述了制造业与汽车制造业的概念;解读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以及五大发展理念。为吉林省汽车制造业振兴提供了理论政策基础。第三部分为吉林省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及现状。一方面,以初创发展期、改革扩张期、常态稳定期,总结了吉林省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历史;其次,通过生产总量及增长率、产品结构和经营状况、科技研发及应用、海外投资与贸易额,盘点了吉林省汽车制造业的发展成就,列出了近年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深刻指出吉林省汽车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分析造成问题的因素,基本包括企业管理体制机制不够灵活、信息化应用水平较低、技术人才流失严重、自主研发能力和品牌塑造能力不足等主要问题。第四部分为吉林省汽车制造业振兴路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首先,通过提高吉林省汽车制造企业的管理精益度、推进从业人员管理改革、完成考核激励机制,来加快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为吉林省汽车制造业振兴提供制度供给;其次,通过加强吉林省汽车制造企业的内部信息化管理、强化市场信息动态监管、建立行业大数据平台,来全面实施开放式信息化改革,为吉林省汽车制造业振兴提供信息供给;然后,通过制定吉林省汽车制造业高精尖人才引进政策、提高企业内部学习层次、加强汽车制造领域人才交流合作,来优化高新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育,为吉林省汽车制造业振兴提供人才供给;最后,通过健全吉林省自主汽车平台架构、打造产学研一体创新开发实验区、利用新技术研发好产品提升吉林省汽车制造品牌,来聚焦到核心产品研发和品牌竞争力塑造上,为吉林省汽车制造业振兴提供产品供给。以上,完成本文的研究任务。

陈妍^[10]（2019）在《转型期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进完善的过程中,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既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也是国家改革进程中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应该跳出长期以来单纯对经济总量的关注,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分析转型发展以来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变化。从系统协调发展的角度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进行综合测度,可以有效地再审视东北地区转型发展历程,探寻转型期系统演变的内在驱动机理。为此,本研究利用20002017年面板数据,以“要素-过程-格局-机理-调控”为研究主线,综合运用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学科数理方法,尝试对东北地区20个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论文共八章,其中,第一、二、三章为文献总结、东北地区资源型现状分析以及研究基本理论和框架;第四、五、六章为研究的重点,包括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子系统的时空演变,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演变和驱动;第七、八章是在总结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系统协调发展演变的基础上,针对出现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提出分类的调控措施和建议。研究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利用熵值、泰尔指数、H-P滤波、集中度指数和DEA模型等方法分别对经济-社会-环境子系统时空演变进行评价,得出:（1）20002017年,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阶段性特征,可划分为三个经济发展周期阶段,各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2）转型期,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状态加剧,其中石油型城市人口吸纳能力优于森林型城市,而冶金型、森林型、煤炭型城市人口相对迁出为主。（3）基础设施配置水平呈现“稳定-波动-上升”的走势,资源成熟型城市和资源再生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强于资源成长型城市和资源衰退型城市。（4）环境系统方面,生活环境优于生产环境系统效率,空间分级现象越来越明显,但并不具有空间相关的规律性,其中石油型城市环境系统效率较好,煤炭型城市环境系统发展水平均较低,并以下降走势为主。其次,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经济-社会-环境系统间要素相互作用以及协调关系的演变过程,得出:（1）转型期,各系统内要素相互作用和制约,其中经济系统发展主要还是依赖于工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是未来促进深化转型发展的关键。（2）人口规模、人口空间分布的移动变化以及各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体系建设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3）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往的社会遗留问题以及严峻的环境问题造成现实发展的缺口,使得环境问题更加严峻,隐形社会贫困问题突出,第三产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再一次改变了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资源分配、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分配等。再次,通过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的构建,对转型期内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演变进行水平测度、分类分型、驱动机理分析,探讨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演变。发现:（1）20002017年,与各系统转型期内阶段性特征相似,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共经历4次较大波动。（2）无论是空间或是时间变化上方面,协调水平存在“两极分化”的特征,钢铁型城市强于石油型城市,森林型城市协调转型能力较差。（3）绝大多数资源型城市是靠单一系统驱动发展,协调性较差,只有极少数城市系统发展较均衡。（4）驱动因素方面,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是提高生产力和社会素质的根本保障,在转型期内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旧体制依然对新体制的形成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最后,针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内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评价结果,系统间和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定量研究结论中出现的问题总结,未来促进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可考虑以下几大方面:（1）树立系统协调发展关系意识、建立系统协调发展的管理机构、设立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的预警系统,遵循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整体性原则,坚持处理好政府、居民、企业间关系的合理性原则,坚持处理好产业、经济、环境关系的共同发展性原则。（2）通过构建经济投资融资、社会政策保障、环境保护修护的实现路径,按照协调发展水平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分型,应继续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源储备、完善基本保障措施以及建立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等。（3）依据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特征与对应驱动因素,今后可提供分层级的政策支持、继续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展人才资源和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等方面的建设。

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背景下政府的职能转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背景下政府的职能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东北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一五”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历史考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吉林省汽车制造业振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转型期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背景下政府的职能转变（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D]. 沈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徐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3]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东北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演变研究[D]. 王世雪.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4]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5]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D]. 马芳. 辽宁大学, 2020(07)
• [6]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研究[D]. 陆曼. 辽宁大学, 2020(07)
• [7]“一五”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历史考察研究[D]. 高俊娟. 东北石油大学, 2020(04)
• [8]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9]吉林省汽车制造业振兴问题研究[D]. 李祁. 延边大学, 2020(05)
• [10]转型期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机制研究[D]. 陈妍.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