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适度的东北亚区域化进程

一、具有开放性和温和性的东北亚区域化进程（论文文献综述）

张东冬^[1]（2020）在《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研究》文中认为自21世纪以来,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缘政治区域,世界各主要大国纷纷将印太地区视为国家战略发展的优先选项。美国与印度是印太地区的主要大国,两国关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印太区域的安全和稳定。随着印太概念的兴起及印太战略的出台,美国更加重视印度及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和价值,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同时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和印度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印两国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这一地区的切身利益和海上安全。在印太地区战略价值日益凸显的时代,深入研究美国与印度在这一地区的海上合作是一个学术前沿且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问题。本文以美国印太战略及美印战略互动为根本框架,通过追踪美国和印度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演进,探寻美印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现实根源,重点分析美印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实质和影响,进一步探讨中国的应对之策。伴随中印迅速崛起所引发地缘政治经济变化,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逐渐演变汇合为新的地理复合空间,在全球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作为地缘政治中逐渐流行起来的新概念,印太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所在地区国家的决策者、分析人士和学者所使用,并日益被一些国家转化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印太概念及战略应用凸显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安全重要性,而印太地区大国海上战略冲突、领土和海洋争端、海盗武装劫持、海上恐怖主义威胁以及突发自然灾害等一系列海上安全的挑战,使得这一地区的海上安全尤其成为域内诸多国家所关注的首要问题。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存在力量,同时也是印太战略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主要大国,则被美国视为实施印太战略不可忽视力量。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和实施不仅加强了美印两国的战略互动关系,同时也为两国海上安全合作进一步合作奠定了现实基础。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重点涵盖美印两国的海上防务合作、海军交流合作、海洋安全秩序合作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诸多领域,美印两国在这些领域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有着强劲的动力,这些动力既有美国海上战略利益需要、美印海上力量权力结构互补及中国等第三方因素影响推动等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又有印度对美国海上合作的积极回应、美印海上战略层面相互依存需要及美国与印度在多边机制框架内的战略合作等美印双边以及多边互动的助推,还包括美国和印度共同享有海上国家的身份、印太海上战略互动以及印裔美国人的积极游说等共同战略文化的助推。美国与印度在海上安全合作领域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存在着阻碍双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潜在因素,美国和印度各自国内政治体系,美印两国战略互动以及国际地区层面的影响,都可能以消极的方式制约着美印两国海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两国海上安全合作的未来前景。印太战略是美国应对中国战略崛起的关键步骤,特别是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的进一步提升,势必将对中国海洋周边环境及国家海洋安全利益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中国应在稳步发展与美印两国的正常关系、利用美印矛盾充分发挥制衡作用、全面扩展提升国家海上影响能力、积极推动印太多边海上合作治理及妥善处理固有地区海洋争端问题等方面下功夫,将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的负面效应降至最小化。此外,中美印在印太地区有着共同的利益,存在彼此海上战略合作的潜在意愿,中国还应充分考虑中美印在海上安全领域战略合作的潜在意愿,积极推动三国采取积极可行的措施,在印太地区开展三边海上安全合作。综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印度洋-太平洋地缘战略地位提升及美国印太战略出台实施的背景下,美国与印度之间的战略互动不断增强,尤其表现在印太海上安全领域。第二,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在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实质性成果。第三,印太战略下美国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有着内外联动的推力,这些动力助推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的顺利发展。第四,尽管印太战略下美印两国海上安全合作呈现出不断强化的发展态势,但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仍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延缓两国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进程。第五,中国为美国与印度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海上安全合作最直接的动力,美印海上安全合作深刻影响中国的印太海上安全,中国需要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维护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利益。

刘艳峰^[2]（2018）在《规范扩散视角下的南海安全秩序重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规范扩散为指导,运用谱系分析、历史主义、文献解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南海安全秩序进行了研究。南海安全秩序指南海地区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社会规范的驱使下相互作用,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相互合作或共同构建南海安全机制,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形态。南海安全秩序研究中的均势和平论、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伙伴关系互动等权力视角,东盟和东盟共同体等制度视角以及国际法视角都有各自的倾向与不足,规范扩散视角可以弥补。关于美国主导下的南海安全秩序,从内容来看,航行自由规范、国际规则和国际法规范、反恐和反海盗合作规范,是美国在南海主要扩散的规范。然而,这样的规范扩散是霸权主导的和自上而下的。从其路径来看,故意夸大威胁和进行社会动员的“社会框定”以及将国际规范国内化是主要方式。这样的扩散方式获得了南海域内国家和域外国家的支持与追随,并且联合对中国进行规范施压。从规范扩散的影响来看,其中的单向性和自上而下导致了规范冲突并且提升了军事冲突的风险,对其追随反而加剧了中国与东盟的外在制度冲突并致使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尤其中美在南海围绕国际规则的博弈使得南海规范困境日益严峻。关于南海安全秩序的重塑,一些自下而上的规范成功得到辨识并且与自上而下的规范形成双向互动,无疑是有助益的。我们耳熟能详的东盟规范是以协商一致和照顾彼此舒适度等为内容的,实践表明它有助于克服美国规范扩散中的弊端。东盟规范在南海的扩散主要体现为东盟组织的扩大与功能的扩展,以及以东盟规范为核心的地区多边框架的不断扩展。然而,东盟规范虽影响了南海域内和域外大国行为,但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作用也受到大国政治的影响。与东盟规范相适应,南海地区也存在中国规范的扩散,主要包括南海维权中的历史性权利,以及符合南海安全治理中公平正义、善治、普惠和南海维稳中克制和道义等价值导向的行为标准。然而中国规范在当前面临障碍,主要是西方国家垄断国际规则制定权并进行排它因此在南海的规范影响力较大而中国规范的影响力较小。此外,南海地区也存在一些既有规范,它们主要是南海相关国家间的社会合作规范:多元性、多样性、多边性。具体表现为南海各方多元的利益考量、多样化的身份认知及多边的关系交往,因此一直以来各方都重视政治、经贸和文化等社会结构并强调对中国的去中心化理解,这降低了权力博弈、军事冲突、双边与多边的外在制度冲突及中国威胁,因此要重视其已发挥的及未来可期的作用。南海安全秩序重塑的重点在于如何进行有效的双向规范扩散。首先,南海区域间安全机制可以成为规范扩散的平台,以克服自下而上规范扩散中的阻碍。我们要推进中国-东盟区域间制度,推动南海机制建设按“均势安全-安全机制-安全共同体”的路径发展。区域间对话与交往增进了自下而上的规范的作用,促进了冲突后的立即协商,增强了地区行为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了中国。然而,区域间机制在何种程度上将规范转化为合作议题应得到考查,是否缓解了大国政治对自下而上的规范的影响也要得到谨慎思考,能否弥补自下而上的规范自身的缺陷还有待实践检验。其次,中等强国印尼或可成功担当规范扩散的支持国。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印尼南海安全合作,中国要客观看待印尼在南海的规范诉求及转变:中国应清醒认识到印尼基于全球海上大国的身份定位的规范诉求是虚幻的,要尊重基于中等强国身份定位的规范诉求,客观认识其规范诉求的目标与方式。最后,中国要有具体行动来推进自下而上的规范在南海的扩散。具体地,可通过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和构建人类共同体来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及谈判。此外,中国要在南海构建海洋法治新秩序:维护联合国海洋法规则的权威,促进国际法与南海相关国国内法的交流,逐步增强他们在海洋法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弱化与美国在南海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法博弈。还有,中国要在南海树立新型海上安全观:展现大国责任并继续提供海上公共服务,促进南海安全合作并积极推动构建合作机制,努力塑造南海海上安全态势并维护中国南海权益。

王卓^[3]（2018）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经历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与G7、G20等模式之后,全球经济治理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与全球经济治理有何种关系?国际开发性金融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国际经济秩序形成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新成立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运作过程和项目分析,为以亚投行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治理路径的成功奠定理论基础是本文目的之所在。本文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和最新前沿分析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CPTPP、AIIB。第一章导论引出了标题的问题,文献综述厘清了相关定义,对本论文的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首次整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经典和最新前沿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论述,对新成立的CPTPP、AIIB进行分析。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虽有波折,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经济全球化加速,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加强烈的需求。而已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以WTO、IMF等多边机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从而导致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日趋严重,直至引发“逆全球化”一时暗流涌动。顺应全球化大势,避免全球化问题,必须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是本论文第二章探讨的主要内容。从多边体制到区域框架,是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趋向。大国在此过程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也要在此过程中实现各自利益和诉求最大化,从而引发了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欧盟、日本与中国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战略博弈。这是本论文第三章探讨的主要内容。其中重点分析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美国的历史与现实、欧盟的传统与变革、日本的跟进与进取,以及中国的贡献与超越。而有关大国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战略博弈,则以TPP/CPTPP和AIIB为案例,在第四和第五章中展开。中国与美国、日本关于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博弈,主要是围绕TPP/CPTPP展开的。或者说,围绕TPP/CPTPP的战略进退,集中体现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在全球治理变革路径选择层面的战略博弈。美国奥巴马政府全力推进TPP,很大程度上是在其以往依靠两大多边机制（WTO、IMF）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操控甚至霸权之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包括TPP在内的“两洋战略”上。为此,也要求日本跟进,从而促使日本在全球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上,最初采取了在国内利益集团强烈反对的背景下,被动跟进美国参与TPP的战略。但在特朗普上台第一天,即宣布美国退出了以往由其全力主导的TPP,并在其他全球治理机制中,也开始推行“退出”战略。在此背景下,日本又一改以往跟随美国的战略,联合其他10个TPP成员,全力推进没有美国的TPP11,即所谓CPTPP。对于美国和日本的这种战略态势,中国如何应对?显然成为重要战略议题。这也是本论文第四章探讨的核心议题。面对全球治理变革的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中国的最重要抉择是提出并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倡议的大框架下,迄今取得的最大进展,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的成功启动和平稳运转。一带一路的主体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的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AIIB显然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更加重要的是,目前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核心领域在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变革,AIIB显然直指核心。而美国、日本与欧洲大国在对待中国全力推进AIIB,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应对。欧洲大国宣布作为发起国参加,成为AIIB启动过程的重要转折,而美国和日本迄今仍未明确表示加入甚至抵制的态势。AIIB仍将是中国与美日在变革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上展开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本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这一领域展开。上述探讨得出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将在第六章“结语”中予以简要概括总结。

刘畅^[4]（2016）在《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研究 ——以芬兰、挪威及俄罗斯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入,国家问的竞争日趋激烈。一国能否在国际市场上立于发展的不败之地,取决于本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对于资源丰裕型国家而言,面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不稳定性及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重等复杂形势,创新发展成为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源泉。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资源丰裕型国家应当根据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传统的增长路径使资源丰裕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深陷资源“陷阱”之中。因此,资源丰裕型国家如何走出“资源诅咒”,能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的“扭曲”,让资源丰裕成为创新发展的“福祉”,这一系列问题发人深思。对芬兰、挪威及俄罗斯的创新发展进行研究,不仅能够提炼出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的一般理论框架与机制特征,更能为深受“荷兰病”滋扰的资源丰裕型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从一个内洽的逻辑框架出发,对资源丰裕影响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发掘政策框架在纠正资源诅咒、解决创新激励扭曲方面的作用机理。本文按照以下结构展开：首先,介绍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并设定分析的逻辑框架。创新是资本追逐利润的结果,以企业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为内在动力。但是当一国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并能获得自然垄断租和权利垄断租的情况下,创新的内在发展机制会被扭曲。此时,政策纠偏与制度设置将成为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次,梳理芬兰、挪威及俄罗斯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抽象出三个样本国家创新体系构建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特征及差异性。再次,运用已经建立的逻辑框架对芬兰、挪威及俄罗斯创新发展的现实选择进行分析,并提炼出资源因素对创新内在机制的影响。最后,对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的水平及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通过理论分析、规范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传统的资源导向型发展模式仅能为一国带来短暂的繁荣,若想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建设国家创新发展体系势在必行。且通过分析芬兰、挪威及俄罗斯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现实选择及效率水平,发现芬兰是资源丰裕型国家建设创新体系的成功典范、挪威是创新发展的次优者、而俄罗斯的创新水平相对较差。但是,三个样本国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都偏好于自主创新的路径选择、创新体系都具有社会导向性特征、且十分重视创新发展中的跨国合作。第二,丰裕的自然资源会导致创新发展的激励扭曲,致使资源丰裕型国家的创新发展难以基于纯粹的市场机制自发形成。以“政策导向”进行动力机制纠偏,是资源丰裕型国家实现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源之所以没能将创新发展“挤出”,是因为资源丰裕型国家在建设创新发展体系的过程中从“三螺旋”体系、R&D融资体系及法律体系三方面进行了制度设置。第三,芬兰、挪威及俄罗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都会面对创新无效性的问题。当创新效率小于1时,芬兰通过改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间的生产率可以实现创新的有效性；俄罗斯则需要重视规模效率问题；挪威既要改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间的生产率,又要重视规模效率问题。当创新效率大于1时,决策单元处于超效率状态下,需要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来实现创新发展的有效性。虽然三个样本国家都存在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但是该问题在俄罗斯的影响显着大于其他两个国家。这与苏联模式根深蒂固的影响、激进式的转型对生产链条的破坏、过分依赖资源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论文的创新之处是：第一,以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作为出发点,推导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的最优解,并基于“耦合性”对资源丰裕与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第二,通过研究芬兰、挪威及俄罗斯的创新发展体系,将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的制度与机制特征剥离出来。第三,利用规模报酬可变的非径向改进超效率模型对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体系的有效性进行量化评估。

王林兵^[5]（2016）在《议会制政体下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中的政党政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0年4月,随着一场迅猛的政治风暴由南向北席卷吉尔吉斯斯坦,长期囿于旧体制而不得排解的不满和悲观情绪,以暴力的非制度化方式击碎巴基耶夫政权,总统制终结,议会制政体接踵而至在吉尔吉斯斯坦确立起来。自此至今,吉尔吉斯斯坦在议会制政体下业已和平举行了两次议会选举,尤其是2015年10月如期举行的议会选举,进一步检视了议会制政体的有效性。本文以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制政体下的政党政治为研究对象,揭示吉尔吉斯议会制政体下政党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及其特殊性,希冀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党政治研究作有益的尝试。对比议会制政体建立前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党政治发展,不难发现议会制时代以来的议会选举和政党政治逐步从“茫然无措”状态过渡到“乱中有序”,进而在2015年议会选举中实现了“稳中求进”。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制政体下的政党政治与总统制下的政党政治最大的区别在于政党对行政权的影响力获得实质性地提高。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党政治演进的进程中,政党政治仍显现出“碎片化”、“制度化”程度低等特征,但“温和化”、“联盟化”特征日益凸显,并且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吉尔吉斯斯坦政党政治的民主化改造方向已不可逆。诚然,由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尚处于试错阶段,“中亚属性”——威权性、脆弱性、部族性、依附性仍是其政党政治制度运作的底色,限制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同时,宗教极端主义、大国博弈也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党政治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压力。吉尔吉斯斯坦的议会制政体塑造着政党政治,同时政党政治也反作用于议会制政体。在政党政治与议会制政体的互动关系中,主要政党之间的互动方式不仅深刻影响着议会的产生和运作,亦对中央权力进行了“再平衡”,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水平更会深刻地影响着议会制政体的发展前景。

李雪松^[6]（2014）在《东北亚区域环境跨界污染的合作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二十世纪人类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环境破坏和污染物跨界问题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和严重化态势。大气污染和酸雨、森林面积减少和土地荒漠化、海洋与流域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以及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等问题，已经逐渐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环境问题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问题之一。全球环境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通、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任何环境污染、资源滥用、生态破坏的风险压力都可能是跨国界的。由于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和缺乏一个具有中央集权的“超国家”机构，使得跨界污染的外部性问题无法实现内部化。其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尽管半个世纪以来，一方面全球性和区域性环境制度安排愈加密集；另一方面，跨界污染和区域性环境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作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与潜力的区域之一，东北亚区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饱受跨界污染侵害：酸雨、沙尘天气、流域水污染与海洋污染等成为区域内各国不得不面对的共同威胁。对于此类污染问题而言，任何国家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来单独解决；因此，如何通过合作治理的方式解决东北亚国家共同面临的跨界污染问题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热点。然而尽管东北亚各国围绕跨界污染合作进行了一系列努力，但基本停留在会议讨论与情报交流阶段，仍缺乏现实约束力，难以应对突发情况；同时，东北亚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异质性特征也进一步阻碍了合作的效果。本文立足经济学视角，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学科研究跨界污染问题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跨界污染对区域贸易和福利的影响。在对东北亚区域跨界污染与环境合作现状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战略联盟理论研究了区域环境合作的可行性，探讨了区域国家数量、联盟规模与合作稳定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利用改进的“贸易—环境”关联机制对区域环境合作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行为进行治理。通过回顾欧盟、北美和东盟的跨界污染治理和区域环境合作经验，从“利益关联机制”、“合作体系”与“合作环境”三方面为提升东北亚跨界污染治理能力，促进区域环境合作提供了对策建议。

王在亮^[7]（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大缓和、大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逐渐取得了自身综合国力的持续性快速提升。在这种发展进程中，区域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国内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缺少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论研究。面对这种研究弱点，本文期望在对区域合作一般理论进行抽象总结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的理论渊源、西方理论借鉴以及理论演进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以及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面向未来的中国区域合作理论进行了富有前瞻性的思考，主要是对中国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体系设定以及手段选择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刻剖析，希望能够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区域合作理论和实践发展有所帮助。本文围绕着引言和五章正文展开分析：引言，是论文的导入部分，主要阐述研究问题的提出、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多方面，对论文整体进行一个总体概述。第一章，着重对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进行分析，主要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起点、衍生概念、影响要素以及主要内容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其中，区域合作的理论起点是区域、合作以及区域合作，区域合作的衍生概念包括区域化、区域性、区域主义、区域间主义，区域合作的影响要素主要包括全球化、国际体系、国内政治、文化因素、国家利益、重大事件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合作的基本内容主要分为区域经济合作、区域政治合作、区域安全合作以及区域文化合作。第二章，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的理论渊源进行分析，主要对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区域合作的主要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并总结出它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的基本启示。第三章，对西方国际社会上那些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认可度和现实执行力的区域合作理论进行系统总结，并对那些能够对中国区域合作理论产生借鉴意义的一些理论进行归纳，主要包括欧洲视角下的区域合作理论和美国视角下的区域合作理论两个部分。第四章，从历史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区域合作的理论演进过程进行梳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区域合作理论的主要观点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区域合作总体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区域合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区域合作理论则是对前二者的进一步完善，三者之间环环相扣，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全面的中国区域合作理论体系。第五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对面向未来的中国区域合作理论体系进行前瞻性思考，主要包括中国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设定以及手段选择四个方面，希望建构一个符合中国自身发展实际的、能够指导中国未来区域合作实践的区域合作理论体系。

刘雨辰^[8]（2014）在《中国和平崛起视角下的东亚秩序重构——从霸权秩序到合作秩序的转换》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性议题,崛起方式的和平与否将对东亚秩序变动产生深刻影响。从内部来看,中国的经济中心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政策与力量、内敛的儒家文化以及非和平崛起的成本考虑决定了中国崛起是一种温和理性的和平方式;从外部来讲,目前由美国主导的东亚霸权秩序,具有诸多不合意性,利益冲突、信任赤字、资源争夺、规制缺失和权力博弈是秩序失灵的现实困境,增加了中国和平崛起的风险。东亚秩序转换的基本动力来源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结构性权力变动和中国角色转换。中国和平崛起为构建东亚合作秩序注入积极的正能量。本文认为,中国和平崛起虽然是对国强必霸的逻辑否定,但不会对现有东亚霸权秩序进行颠覆性变革,渐进构建东亚合作秩序是中国和平崛起成本最小和收益最大的理性选择。

黄昌朝^[9]（2013）在《日本东亚环境外交研究 ——基于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文中认为本文从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论述了日本在东亚区域环境外交中供给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根源、目的、供给手段和主体等内容,并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日本对不同类型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和目的,也总结出了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制度化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以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为标志,环境问题进入了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保护和改善环境从此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冷战结束后,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在全球环境治理活动中,全球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却越来越显示出其结构性的缺陷。国际社会的自助状态、由霸权国家供给并逐步被“私物化”的国际公共产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谁该为环境问题付更大责任的争执等等,这些问题都使得全球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一个特征就是区域主义再次兴起,并因其有别于欧洲一体化特点的东亚和北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兴起,以及这一次区域主义是基于区域内部发展,不但在政治、安全、经济方面合作,也在文化、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参与主体也不仅仅是国家主体,企业和市民社会也成为区域一体化的推动力量,而被称为“新区域主义”。在全球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时,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就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一种补充,也是区域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也正是新区域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文以区域公共产品理论为视角,论述了在东亚区域环境安全日益受到威胁的状态下,东亚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尤其是日本作为国际环境外交大国在东亚的环境外交中如何供给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二战后,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取得经济发展并成为东亚唯一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日本也遭受了环境危机,一度被称为“污染列岛”。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政策,并在70—80年代就取得了环境治理良好的效果,在环境技术、环保产品和科学研究上都保持世界领先的水平。另一方面,日本从80年代起提出了力争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努力为国际社会发挥自身的贡献。然而日本的政治大国之路走得并不平坦,其所谓的“国际贡献”也总是由于历史的记忆而被国际社会质疑。90年代环境外交的兴起使日本意识到供给国际环境公共产品是日本争取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的一个新的途径。由于环境具有区域的系统性,且东亚一直是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诉求的重要区域,因此力争成为供给东亚环境公共产品的主导国也就成为日本的重要目标。东亚国家从50年代的日本开始,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国和中国的经济先后取得了高速发展,逐步走向了工业化的进程。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空气污染、海洋污染、水土流失和森林退化等环境问题突出。90年代起,在全球环境治理的背景下,东亚各国也都意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区域环境治理所需要的环境公共产品也纷纷出现。日本作为国际环境大国,又是开展环境外交较早的国家,在东亚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说,日本在东亚供给区域公共产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在环境机制创新上的主导和推动作用。②提供环境ODA,且把东亚作为重点援助区域。③推动建立区域环境认知共同体。④日本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中发挥重要的供给作用。本文以东亚三种区域环境公共产品,即“东亚酸沉降监测网络”、“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和“东盟环境治理机制”作为案例分析,详细论述了日本在酸雨治理、海洋污染和森林退化这三种不同类型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作用。从论述中可以看出,日本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环境利益出发,对不同类型的区域环境公共产品,其供给的方法、主体和目的也完全不同。总之,日本在东亚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中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主导作用,加之东亚邻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了供给的意愿和能力。这也是相比起欧洲和北美而言,东亚环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本文还论述了日本在推动东亚共同体过程中碰到的障碍,并提出通过提高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制度化水平,增强区域国家的“一体感”,构建新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东亚国家可以逐步建立起东亚环境共同体,并由此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日本作为东亚环境大国有作为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主导国的条件和意愿,但是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化水平整体的提高还需要东亚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作为新兴的区域大国,又是区域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对区域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作用也很重要。因此本文在结论部分还提出了中国参与区域环境公共产品主要途径。

张业源^[10]（2010）在《地缘政治视角下东北亚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北亚是一个近年才兴起的次区域概念,它是指东亚的环西北太平洋地区。从地理层面看包括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蒙古的东部地区、中国的华北和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分析,东北亚地区包括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和美国。随着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日趋显赫,东北亚逐渐成为了世界各国研究和关注的焦点。随着区域一体化和新地区主义的发展,区域合作和地区整合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东北亚合作也初现端倪。关于东北亚的合作,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进行过研究、设计与阐述。本文结合东北亚独特的地缘特征,从地缘政治的层面来对东北亚合作来进行研究,有利于更加直观的分析东北亚合作中的优势与困境,并提出可行性的意见。本文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东北亚合作进行了阐述和研究。一方面阐述了东北亚合作的地缘优势,主要包括东北亚地缘文化具有同质性、东北亚地区资源具有互补性和东北亚发展交通的便捷性。另一方面分析了东北亚合作的地缘政治困境,主要有东北亚合作中的安全困境、东北亚地区政治生态的困境和东北亚领土争端的困境。随后还从建立安全机制、建构和谐的意识形态和健全国际法的原则和制度方面着手对走出东北亚合作困境进行了探索,并对东北亚合作的前景与格局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贯穿本文的主线是对东北亚合作现状的研究、分析与东北亚合作未来的探索、预见。本文以地缘政治为理论出发点,以合作为研究指导思想,采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从历史、现实、未来的时间层面对东北亚合作进行了纵向探讨;另一方面又从地区国家的空间层面对东北亚合作进行了横向分析,全面细致地对东北亚合作进行了研究,有利于东北亚各国深深的认识东北亚的合作环境,进而促进地域合作与整合。促进东北亚合作,既有利于整合东北亚地区的资源,实现东北亚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东北亚各国的发展;又有利于提高东北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东北亚提供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进而实现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二、具有开放性和温和性的东北亚区域化进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具有开放性和温和性的东北亚区域化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1）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规范扩散视角下的南海安全秩序重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研究 ——以芬兰、挪威及俄罗斯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议会制政体下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中的政党政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东北亚区域环境跨界污染的合作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和平崛起视角下的东亚秩序重构——从霸权秩序到合作秩序的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9）日本东亚环境外交研究 ——基于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地缘政治视角下东北亚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具有开放性和温和性的东北亚区域化进程（论文参考文献）

• [1]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研究[D]. 张东冬.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2]规范扩散视角下的南海安全秩序重塑研究[D]. 刘艳峰. 南京大学, 2018(02)
• [3]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D]. 王卓. 外交学院, 2018(12)
• [4]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研究 ——以芬兰、挪威及俄罗斯为例[D]. 刘畅. 辽宁大学, 2016(03)
• [5]议会制政体下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中的政党政治研究[D]. 王林兵. 新疆师范大学, 2016(11)
• [6]东北亚区域环境跨界污染的合作治理研究[D]. 李雪松. 吉林大学, 2014(10)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理论研究[D]. 王在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14(12)
• [8]中国和平崛起视角下的东亚秩序重构——从霸权秩序到合作秩序的转换[J]. 刘雨辰. 教学与研究, 2014(03)
• [9]日本东亚环境外交研究 ——基于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D]. 黄昌朝. 复旦大学, 2013(03)
• [10]地缘政治视角下东北亚合作研究[D]. 张业源. 湘潭大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