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1]（2021）在《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文中提出金克木,一代学人,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学贯东西,知兼古今,以小学学历而卓然成家,和季羡林、张中行、邓中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本文按年谱体例分上、中、下三编,以学习时代、为师时代、神游时代为界,细致梳理先生近九十年的传奇人生,得窥先生读书与治学的独到之处。青年学者黄德海以至诚之心、文学之笔,沿途追索,处处志之,甚而独出新裁,引领读者跟随先生足迹,去读书"偷学问",开阔视野。如此,经由两代学人之循循善诱,令人得悟先生自学之方法及自强之信念。这一部编年录,演化成并非虚构的成长小说,对于喜欢读书之人,甚至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都有诸多启迪意义,亦给后生晚辈留下一份珍贵的生命记录。
黄元军[2]（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林琳[3]（2020）在《中国独幕话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国独幕话剧为研究对象,通过观照其短小精悍的戏剧结构、灵活多变的创作方式,并对其在中国话剧史上的数次创作高峰进行整体把握和具体分析,试图归纳总结其形成创作高潮的原因以及在特定时代与政治环境下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在结构上,本文根据中国独幕话剧半个世纪以来在剧本创作、剧作家群体、观演方式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发展轨迹进行系统的梳理,纵轴上以“五四”时期、抗战时期和建国后“十七年”这三次独幕剧的创作高潮为时间背景;横轴上,以作家作品、艺术特征为考察对象,避免将独幕剧依附于中国话剧史的年代划分做单纯的“史”的阐述,而是遵循其独有的创作规律,佐证其探索创新、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神气质。具体如下:“五四”时期的独幕剧扮演着“引领”和“开创”的角色。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中国戏剧向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一。从创作角度来说,独幕剧人物关系简单、情节单一,创作门槛相对较低、易于把握,对于初学者来说,是窥探现代话剧创作门径的现实选择。因此,独幕剧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涉足现代戏剧创作首选的文体。我国话剧运动的先驱田汉、丁西林、欧阳予倩、洪深等人都是由独幕剧开启自己的创作生涯的。这个时期诞生了《获虎之夜》、《压迫》、《回家以后》、《好儿子》等经典独幕剧作品。由此,独幕剧发挥其开创引领作用,成为五四戏剧文学的主导形态,并在艺术上日臻成熟,出现喷涌之势。抗战阶段的独幕剧与时代同频共振,并呈现出强烈的“探索”和“实验”精神。这一阶段独幕剧的兴盛有其客观现实的演出适用性原因。就地取材、集体编写和移动演出是抗战独幕剧特有的创演方式。抗战演剧队时时巡回于农村、战地、街头进行宣传教育,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演出形式,如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等等。抗战初期,演出次数最多的街头独幕剧莫过于“好一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和《放下你的鞭子》。它们随着演剧队进入街头巷尾,在广场上、田野里甚至牲口棚边上演,演员和观众融为一体,创造出新型的观演关系,开拓了中国话剧前所未有的全新演剧形式。建国后“十七年”掀起了又一个独幕剧创演的高潮,这个时期属于独幕剧的关键词是“创新”和“突破”。由于应时的需要、生活积淀的有限以及文艺领导部门的支持,一大批年轻的业余作家加入到独幕剧创作的队伍中,改变了创作主体以职业作家为主的状况;建国初期诞生的一批以妇女自由解放为题材的独幕剧和“第四种剧本”中以《新局长到来之前》、《葡萄烂了》为代表的独幕讽刺喜剧则突破了当时戏剧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内容雷同、角色形象只有“英雄人物”和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局限。这种探索与突破为中国戏剧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经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社会问题剧日渐衰弱而引发的戏剧危机,中国实验戏剧揭开新的历史篇章,这是剧作家们为戏剧探寻出路而大胆创新的结果。但早在1979年谢民创作的独幕剧《我为什么死了》和1980年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合作的独幕剧《屋外有热流》中,打破传统形式的实验就已拉开了帷幕。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最后一批带有实验性质的独幕剧是它在走向衰败之前的最后一次绝唱。综上所述,独幕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了三次创作上的高峰,而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话剧艺术的整体衰弱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仅在高校的戏剧教学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其短小精悍、轻便灵活的特质和艺术创作理念,以及对政治形态、社会生活的宣传功能似乎也已被小品等其他小型戏剧样式所继承甚至取代。然而,回顾其曾经有过的辉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独幕话剧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始终拥有先锋者的姿态,站立在话剧艺术创新开拓的前端,它以自身特有的探索实验精神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意识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又引人深思的一笔。在当今剧坛每况愈下的创作景况下,回顾中国独幕话剧曾经的荣耀,呼唤独幕剧创新探索的精神和“重场戏意识”,恐怕对当今中国的戏剧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孙吉娟[4]（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李智[5]（2019）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文中提出自翻译理论产生以来,文学翻译研究就一直成为中西方学者倍感兴趣的话题。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研究视角层出不穷,从语义学、语用学到语篇分析,从文化学到社会学,不一而足。研究内容从文本分析到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探讨,从词、句、篇的微观研究到对译者伦理道德和责任考察等等。翻译美学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和一门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翻译美学不是翻译学和美学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翻译学的美学观,即美学是翻译学进行学科探索的方法论。过去三十年,翻译美学的跨越式发展与文学翻译的联姻有着极大的关系。换言之,翻译美学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研究视角,验证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审美性。文学翻译的多视角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翻译美学的发展。文学翻译审美选择主要指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审美选择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翻译的本质、影响译者审美选择的影响要素、译者所信奉的审美原则、译者所制定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语言选择上的审美倾向。本文运用描写性和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审美选择问题。研究内容分为三部分:理论探讨、实例分析和研究结论。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文学翻译与审美选择有何关系?翻译审美选择是否意味着对译语的优化?（2）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有哪些原则?这些原则必须要遵循的,还是可选的?（3）影响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的要素有哪些?译者的翻译观念对文本翻译有何影响,对译者策略的制定有何影响?译者在语言选择上是否存在某种倾向?为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追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本文选择英国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三个中译本,从词汇、句子、语篇和语体四个层面展开,以经典结构、戏剧性结构、对话体和书信体为实例分析三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环境、翻译策略、翻译观念、翻译原则以及语言选择。通过理论探究和实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选择活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涉及翻译活动的诸多要素:语言的构成、文化的影响、审美认知取向、接受方式、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等等;作者、译者、接受者、源文本、译文本之间构成一个动态的文学翻译美学生态系统。文学翻译的价值在于审美和真理的统一。本研究阐释了中国传统译学中有关审美选择的命题,如“雅”的动态性研究与译者审美性选择（语言、结构、文体）关联性;首次将文学翻译的美学问题与选择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为翻译美学体系的建构增添新内容;提出译文本的生成过程为译者的审美性选择过程,译者不仅再现原作审美品质,而且还创造译文的审美价值。文学翻译是译者审美选择的结果,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结合的终端产品。（2）文学翻译审美本质的三对命题即“言与意”“形与神”及“异与同”的内部逻辑关系。每一对命题均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各命题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言与意”和“形与神”在理论上体现为译学思想的审美取向,在实践上体现为文本构成要素和译者的审美追求。实现言意合一、形神兼备、保持“异国情调”则需要坚持“以信文本”“尚美求真”相结合的审美标准。（3）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受到外部和内部两重因素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常遵循三个宏观审美原则（形式与内容统一、整体与局部统一、文内语境与文外语境统一）和四个微观审美操作原则（得体、准确、经济和形象原则,也称4Y原则）。外部环境包括指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语境即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读者等因素,内部环境包括译者的翻译观念、审美倾向等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总体策略和局部策略。（4）实例分析发现,所选译本译者持有明确的翻译观念。译者在词项选择和句型结构配置方面有共同的倾向:在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对关键词汇和短语的表达尽量优化,以确保译文审美品质的最大化。为了尽量传达原文语义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译者对原文句型结构多采用切分与重新配置的策略。译者在译文中大量使用四字组合,力图将原作的审美要素再现于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不同的“刺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译者在保留原文“洋味”的同时,在语言选择上有范化（规范化）倾向。
谢颖[6]（2019）在《基于产教融合的中职财经商贸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成都A校为例》文中认为当前我国的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二者之间供需不完全匹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几年中央政府在各种重要的政策、文件中都指出要深化职业教育领域的产教融合,提高职业院校的培养人才的水平,从而使所培养的人才质量能够得到提升。本文选择成都市的一所中职学校的财经商贸类专业展开调研,通过调研和分析得出当前财经商贸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思考提出一些拙见,以期为中职财经商贸类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成果添砖加瓦。本文研究思路如下: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以马克思的劳教结合思想、福斯特的产学合作理论、施耐德的合作教育思想等为理论支撑,找到选题的意义;然后对国内外的一些模式进行研究,包括德国的双元制等,从其中发现可借鉴的经验;再以成都的一所中职学校的财经商贸类专业为例,结合学校的资料等,以及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观察等方式,利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数据,发现所取得的成果和当前存在的问题。本文从调查和资料分析中发现当前财经商贸类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在产业及企业方面主要是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参与度不高;学校方面主要是课程体系、教学方面和管理工作等还需要改进;政府方面主要是政策的落实力度、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互通的问题。然后据此从行业及企业、学校和政府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本文结论包括产业要成立相关协会,企业转变观念,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中;学校科学设置课程体系,打破传统的课程思维,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实施专业模块化教学,同时还要深化学校的管理改革,提高院校治理能力,落实各项工作;政府要落实政策的实施,加大立法的力度,以制度化来推进产教融合的工作。
李贤年[7]（2018）在《斯坦尼体系与中国话剧演剧》文中指出纵观二十世纪中国话剧舞台艺术发展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简称“体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且意义深远的。1930年代,受国内政治运动及“左翼戏剧”思潮的双重影响,中国话剧开始“走俄国人的路”。从这一刻起,“体系”就逐渐成为中国话剧舞台演剧的正宗。因而,如果要系统研究中国话剧舞台艺术发展的历史,就不能不深刻观照“‘体系’在中国”这一宏大的课题。本文的核心意旨便是系统考察“体系”对中国话剧演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分时期研究“‘体系’在中国”这一课题:第一,“体系”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与理论接受情况;第二,中国戏剧家是如何运用“体系”去从事舞台艺术创作的;第三,中国戏剧家是如何发挥主体意识,通过“体系”来建构本国的话剧民族演剧体系的;第四,学习“体系”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中国话剧演剧的发展又造成了怎样的特殊影响。文章主要包含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本课题的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文章的研究思路与观点创新。本文的研究并不停留在梳理史料、罗列“体系”译介层面,也不局限于描述各时代的“体系”研读与论争情况,而是在此基础上,解析“体系”对中国话剧演剧建构、发展的深层影响,审视各个历史时期戏剧界在学习实践“体系”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与问题,以及对应的反思和整改。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从中国话剧的起源开始,爬梳“抗战”之前话剧舞台艺术的特征及存在的病症。以此证明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中,中国话剧迫切需要通过接受“体系”来规范演剧,提升舞台艺术品格。第二章聚焦抗战时期出现的“体系热”现象,描绘戏剧界广泛研讨“体系”的全貌;同时,把代表当时演剧最高水平的重庆话剧舞台作为观测点,剖解戏剧家借鉴“体系”导表演创作规程与方法,提高演剧质量的具体体现;以及他们有意识吸收民族戏曲的方法手段,构建话剧民族演剧体系的有益尝试;并指出因片面理解“体系”所造成的误读给中国话剧的发展埋下了长期不能根治的隐患。第三章关注共和国“十七年”全面学习“体系”的热潮,从苏联专家的教育培训活动、“体系”相关文献的译介及戏剧界争相践行“体系”演剧方法等方面,阐释“体系”对于话剧演剧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解读“体系”在该时期政治左右文艺的背景下,如何走向“独尊”,又如何一步步陷落,最终被无情扫荡的曲折历程;而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代表的话剧院团及导表演艺术家如何在“体系”基础上思索、创建符合中国观众审美趣味的演剧学派也是这一章的重点论述内容。第四章立足于“新时期”,综合描述戏剧界在“文革”浩劫之后如何拨乱反正,积极恢复“体系”,并努力勘正“十七年”创作误途的过程;揭示由于“二次西潮”的影响,戏剧家矫枉过正,拥抱西方其它演剧流派而冷落“体系”所造成的新的危机;总结部分戏剧家在“兼收并蓄”的综合戏剧观念指引下,充分吸收东西方演剧方法,创造话剧民族演剧体系的重要成果和经验。结语部分针对当下话剧舞台普遍存在的种种劣习,提出中国话剧依然需要“体系”,并说明“体系”本身具备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可以帮助中国话剧演剧走得更高更远的。
黄兵[8]（2016）在《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术语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并于20世纪70年代从一个附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其学科理论不断趋于丰富和完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术语学研究呈现出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多元化特点,内部出现了诸如计算术语学、社会术语学、文本术语学、术语学交际理论和社会认知术语学等新的研究方向。许多国家非常重视对术语学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至20世纪末已出现了奥地利维也纳术语学派、俄罗斯术语学派和捷克布拉格术语学派,加拿大魁北克术语学研究方向和北欧术语学研究方向等。我国术语学研究相对来讲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致经历了国外术语学理论引介与评述和国内术语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阶段。从历时角度看,我国的术语学研究正沿着“引介”、“结合”与“创新”的路径发展。术语是专业领域内概念的符号指称,每个科学领域或学科专业都有自己的术语体系。术语存在的价值在于传播和交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跨语际传播和交流尤为重要。目前,汉语中除了本土已有的术语外,其余大部分术语主要从英语翻译引介而来。关于英语术语的引介研究主要涉及到术语翻译方法、翻译原则、术语翻译标准及译名规范化的研究。总的来讲,这些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及全面的协调性。虽然我国译名审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某些学科专业仍然存在术语定名不规范,甚至混乱的局面。本文着重解决当前英语术语汉语定名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包括术语误译、术语译名同实异名现象、异实同名现象、英语缩略术语汉语定名、英语术语汉语定名应遵循的标准及术语定名后的推广与应用等实践性问题。本文旨在解决英语术语汉语定名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误译术语的定名问题。术语误译违背了术语的科学性原则,减少术语误译是当前术语工作的任务之一。英语术语汉语定名过程中,由于常常将实质上并不等价的英汉术语视为等价术语,或按照术语的字面意义进行概念转换,或者对术语所称谓的概念的理解错误或理解不透彻而造成术语误译。术语误译的种种情况可归结为对原术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把握不够,违背了术语学研究中概念先于术语的原则。针对术语误译现象,本文提出应在充分理解原术语所称谓的概念的基础上,更新旧译名,完善欠妥译名,纠正错误译名,使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具有科学性,同时还应适当兼顾约定俗成原则。本文旨在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同实异名现象。术语（能指）与概念（所指）之间的单参照性关系决定了在一定的学科专业领域或某一特定学科的分支学科内术语具有单义性。然而,术语的单义性原理在术语实践中常常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尤其表现为表达同一概念的源语术语在译语中有多个译名形式存在的同实异名现象。造成英语术语汉语定名不统一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翻译主体作为理解者的认知水平、不同翻译方法的选取、概念特征的多维性以及地域差异引起的。减少术语定名的同实异名现象是术语标准化,也是外来术语定名规范化的任务之一。本文从确定正名与异名、加强学科之间的协调、加强地域之间的交流、协作以及不同标准术语定名工作和研究的协作四个方面来探讨如何减少英语术语汉语定名中存在的同实异名现象。本文旨在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异实同名现象。术语工作实践中存在的多义术语和同音异义术语违背了术语的单义性原则。英语多义术语和同音术语、称谓不同概念且形式不同的英语术语、以及英语中的相对同义术语在同一学科领域内定名为同一汉语术语是造成术语异实同名现象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如下解决异实同名术语定名的策略：英语多义术语和同音术语定名应根据不同专业领域或学科范围表达的概念视具体情况而定,但在某一专业或学科领域内应根据汉语中表达的不同概念分别定名：表达不同概念且语言表达形式不同的英语术语在同一专业领域里应分别定名；英语相对同义术语应根据语义差异分别定名；正确把握术语元素的多义现象有助于术语的准确定名。本文旨在解决的第四个问题是英语缩略术语的汉语定名问题。相对来讲,英语缩略术语的表意性较为抽象,不利于术语的推广及其承载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如何在把握英语缩略术语的形式特点、语义内容及所表达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汉语定名是我国目前术语工作的任务之一。本文分别针对由截干法、首字母缩略法和拼缀法构成的不同形式的英语缩略术语提出了不同的定名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定名的优选序列,即音义完美融合的定名>全义定名>形义定名/音义定名>全音定名>全形定名。在探讨如何解决英语术语汉语定名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后,本文着重从翻译学、语体学、语言学、美学和社会文化学几个视角阐述了英语术语汉语定名应遵循的标准。从翻译学来讲,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应遵循极似标准,具体体现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三个层面;语体学方面,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除了应遵循单义性、科学性外,还应遵循专业性、准确性、系统性和简明性标准;语言学方面,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应用字规范、造字规范、充分发挥汉字的表意性,使定名具有理据性：美学上,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应在准确反映概念内容的基础上具有听觉美、视觉美和意象美：社会文化学方面,英语术语的汉语定名应受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等语言外因素的制约。本文最后针对某些公共文化领域规范使用术语意识不强或滥用术语等现象,提出了应从加强政府部门的干预与主导职能、加大媒体的宣传与引导力度以及学术规范与辞书倡导三个方面来解决术语,尤其英语术语汉语定名推广运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不是终结性的,而是开放性的。如何建立华语圈的术语关联,如何利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加强术语管理,对外来术语作动态的记录和描述,以及如何加强译者术语能力的培养,减少术语定名的混乱现象,从而提高术语工作效率等都是今后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朱晓琴[9]（2014）在《现代汉语书面语教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中学语文教学入手，同时分析平面媒体语言使用情况，研究现代汉语书面语教学，研究社会成员书面语能力的建构。研究的理论依据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研究过程包括四个环节：研读语文教学文献，研读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和语文教材，调查中学语文教与学的情况，关注社会上书面语使用情况。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从作文切入，从7所中学收集了不同年级学生的作文三百多篇，深入阅读、比较，考察书面语教学效果，肯定成绩，找出不足，探讨书面语能力建构的过程和规律。论文分三个部分。第一章是第一部分，概述书面语及书面语能力建构。首先明确了书面语概念。参考陈建民（1984），确定一个人基本掌握汉语口语、系统学习书面语的关键时期在中等教育阶段。说明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着重说明了书面语词汇和语法、修辞方面的特点。简述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并用以描述社会成员现代汉语书面语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中学是系统学习书面语时期，走上社会以后是书面语能力继续建构时期。书面语是刻意学习的结果。与口语学习条件相比，学习书面语更须努力、专注。第二部分（上编）现代汉语书面语语言本体教学研究，包括第二、第三两章。第二章讨论词汇教学。讨论了词语教学的历史、现状、效果和改进词汇教学的意见，针对社会上词语使用的情况，肯定了社会成员加强词语学习、注意词汇规范的重要性。着重比较苏教版初中各册语文课本“字词表·常用词语”，逐一查对，肯定编写词表、指导学生积累词语、进行词语建构的作用，同时具体列举词表的不足，并提出了带普遍性的问题：经典名篇中某些已经过时或带有原作者个人色彩、或不符合现在规范标准的词语，不能要求学生照原样积累；编词表的人必须提高语言理论水平；要有明确的收词标准和统筹安排。为了准确评价学生词语建构的效果，从所收集的作文中按12个群体选出120篇，分列出各篇作文所用词语，进而进行综合，计算出各群体作文所用词语数（复现的只记1次）与作文总字数的比率，分析所用词语的质量；并对不同群体作文用词数量和质量进行了横向比较。这个花费大量时间、全身心投入的统计比较显示：随着年级升高，学生的词汇量逐步增加，用词质量逐步提高，认知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也同步增强。对学生作文用词效果进行微观分析，这对于研究社会成员认知能力发展和词语逐步建构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第三章讨论语法教学。讨论了学校语法教学的历史、现状；根据作文语言评估语法教学的效果；讨论了媒体人、公务员使用语法的情况。着力观察学生作文语言，据以描写学生语法意识逐步增强，描写学生使用虚词和组织语句能力逐步提高。学生从能使用一般虚词和简单语句结构，到能使用书面语色彩更强的虚词和复杂语句结构，从能避免一般语法差错到能避免比较复杂的差错，语法能力逐步成长。分析了“淡化语法教学”的主张、表现和结果。多年来，语法该“教什么、怎样教”没有解决好，这是淡化语法教学主张出现的主要原因。但是，某些模糊说法也是导致或支持淡化语法教学主张的因素。论文对所谓汉语句子组合中“意合的意味特别浓”、词语组合特别灵活的说法，对“炒肉丝、开刀的”等歧义形式的表述意见进行了讨论，认为模糊的说法必须澄清，语法教学必须进行，具体问题必须正视，并要妥善解决。第三部分（下编）现代汉语书面语运用能力教学研究，包括第四、第五两章。第四章讨论作文教学。书面语表达能力表现为写作技能和驾驭语言的能力，也是丰富的生活阅历加上敏锐的观察力和很高的思想水平、很强的分析与综合能力的体现。写作能力是各种能力的综合反映，是作为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语文的教学成果的集中体现。本文比较了几部中学语文教材，分析了其指导作文教学方面的优点和不足。对所收集作文的分析、比较表明，初中、高中的作文训练是有成效的，学生在审题、立意谋篇、确立文章结构、选取和调节素材、形成记叙/描写/议论/抒情能力等方面逐步得到了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得到增强。目前中学作文教学的突出问题是，升学考试的需要驱使学生、教师为取得好分数而煞费苦心地揣摩考试作文的命题和阅卷，采取对策，这对激励学生提高写作能力有急就的作用；负面影响是，扭曲了作文教学，带来了一些弊端。一个人中学毕业后仍然有提高写作能力的需要。结合笔者所从事的专业，还讨论了外文汉译里的书面语表达问题。第五章讨论阅读教学。分析了阅读教学的历史和现状。传统语文教学主要是读书、背诵。现代语文教学，阅读仍是重要环节。学生通过阅读积累词语，获得语感，更好地掌握语法；通过阅读接受文学熏陶和思想文化熏陶；通过阅读学习范文的写法和名家的笔法。论文考察了学生作文素材与阅读的关系。从所收集的作文中选出288篇，提取出所用素材。结果表明，高年级学生阅读效果普遍好于低年级学生，较发达地区学生阅读效果更好一些。上海一个初中班学生作文素材35%来自课本，65%来自课外；江苏、浙江6校各年级作文素材，56%来自课本，44%来自课外。对作文素材来源的分析表明，学生阅读多限于教材和教辅材料，课外阅读比较薄弱。一般社会成员的阅读也有待加强。对“文章学阅读教学法”和“研究性阅读教学法”进行了比较，认为两种阅读教学法是互补的。不同文本的阅读策略和阅读效果不完全相同，不同读者阅读同一个文本的主观感受可以不一样。但是，准确理解文本是阅读的前提。必须重视培养学生具备阅读各种文本的能力。不同社会成员的阅读范围和阅读要求是有差别的。但是，从提高全民素质来说，必须提倡读经典，读原着，读全文，读整本的书；浅阅读、碎阅读的状况必须改变。最后是结语。概括说明了通过作文观察到的书面语教学各环节的状况；说明了语文教学存在的具体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些设想；总结了书面语能力建构的结果；说明了社会成员书面语建构水平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又会通过交际影响其他社会成员的书面语能力建构。最后说明了理想的书面语教学研究应该由群体承担，在更大范围内利用更长时间进行。现代汉语书面语教学研究，书面语能力建构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本文研究的广度、深度很有限，有待于今后加倍努力，更期待语文教育专家和语言学专家这方面研究的进展。
毛帅梅[10]（2012）在《现代汉语副词及类副词的功能层级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以语言的层级观、语言的类型学观和语言的功能-认知观为理论视角，立足于现代汉语副词的丰富语料，建立了现代汉语副词及类副词的功能层级分析结构，从宏观层面取得了对语素层副词、词层副词、短语层副词、小句层副词、句子层副词和语篇层副词以及跨层副词、副词语义类型与层级对应关系、跨语言副词比较等一系列较新的认识或发现，在理论和实践中尝试探索了现代汉语副词宏观研究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本研究由六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绪论提出了研究的问题，论证了研究的意义，界定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给出了本文的副词定义和分类简表、制定了四个工作假设、描述了研究的方法、说明了语料的选择。对全文框架作了较为统一的交代，为下文各章节的论述提供必要的线索。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从两个大的方面来梳理前人和时贤关于副词的论述。其一从宏观探索和微观分析两个角度考察了现代汉语副词的研究现状；其二结合副词的一般性研究和层级研究探讨了国外副词研究的动态；并提出副词的“修饰语+中心语”视角，以此为切入点修改第一章的分类简表，产生本文参照各语言单位层级的中心语和副词结构分析框架。第三、四、五章是全文的核心部分。其中第三章通过语料分析，验证本研究的第一、二个工作假设。概括起来，首先综合讨论语素层副词（MAdv）中单、双音节副词的分布情况和语法特性；然后考察词层副词（WAdv）的附谓副词和附体副词与动词、形容词、名词的组合情况；接着分析短语层副词（PAdv）对名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形容词性短语进行修饰以及副词连用的情况；其次关注小句层副词（CAdv）在保持小句的衔接和连贯的同时，还兼有词、短语层副词的限定作用或句子、话语层副词的传情表态作用，是几个层级之间的必要过渡；再次讨论对应命题内容之外的情态成分的句子层副词（SAdv）；最后探讨语篇层副词（DAdv）的形式特征和篇章功能。就部分副词可跨越层级以修饰不同层次中心语的情况而言，语料分析显示出一定的倾向性和规律性。第四章检验第三、四个工作假设。一方面对照国内汉语学界对副词语义的常规分类模式，寻找不同层级的副词与不同范畴语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以汉语之外的多语种语料来验证副词层级结构的普遍性，以及可能的留白或差异。第五章为上述发现提供一些理论解释。汉语双音化的演变对现代汉语副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单音节副词作为典型成员，表现出相对更高的使用频率和更多样的功能表现。单、双音节副词在韵律和语义上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人类的认知因素和语用动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副词的概念化内容和词汇化形式。第六章结论部分总结全文的研究，归纳前文的主要发现和创新点，指出本文的局限性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指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研究前景。本文对现代汉语副词的层级研究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现代汉语副词的宏观研究极少，现有文献中仅张谊生（2000b）单篇论文和褚俊海（2010）历时视角的宏观研究，而综合性共时宏观研究的缺位，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盲点。本文不但建立了贯穿各个语言单位的现代汉语副词层级研究的宏观框架，并且在此框架下，将语素层副词和语篇层副词单独列出，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分析，挖掘了此两类副词的特性也兼顾了层级框架的系统性。（2）有效廓清了对多义副词和位置灵活多变的副词的笼统认识，指出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通过对跨层副词的系统性分析，发现了副词层级分布中的某些倾向性和规律性。充分重视副词语义类型的传统研究，将之与本文的副词层级研究对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了不同于以往的一维的研究体系，形成意义-分布二维观照的宏观框架。（3）首次以汉语副词为本体，整体将汉语副词的层级特性置于语言类型学的视野下，以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多种语言进行了跨语言的比较。综合提出了韵律、语义、语用、功能、认知、类型学、文化、历史等多个角度的理论性解释，这在以往的单个研究中也不多见。本文对副词的层级研究具有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意义。本文尝试使用统一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副词，一方面立足现代汉语，拟构建一个描写和解释副词的理论模式，可以为丰富现代汉语理论语言学作出一定贡献；另一方面面向世界多种语言，希冀为副词的类型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基础。此外，国外语言学理论对副词的分析以英语为主要语料，汉语的语料研究能提供跨语言的检验证据，有望对现有理论有所发展或补充。同时，本研究也将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根据尹斌庸（1986）和郭锐（2002）等的统计，副词的平均出现频率仅次于动词和名词。换言之，副词的活动能力，即副词平均能量是很高的。由于副词使用的高频率和高活动能力，副词用法呈现丰富的多样性，势必给语言学习者造成学习上的困难。通过本文对副词的梳理，我们期望挖掘出副词意义、功能和分布上的某些共性规律，为对外汉语教学、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等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上编 学习时代 |
| 明末清初 |
| 道光年间 |
| 1861年 |
| 1894年 |
| 1906年 |
| 1907年 |
| 1911年 |
| 1912年 1岁(6) |
| 1913年 2岁 |
| 1914年 3岁 |
| 1915年 4岁 |
| 1916年 5岁 |
| 1917年 6岁 |
| 1918年 7岁 |
| 1919年 8岁 |
| 1920年 9岁 |
| 1921年—1925年 10—14岁(10) |
| 1926年 15岁 |
| 1927年 16岁 |
| 1928年 17岁 |
| 1929年 18岁 |
| 1930年 19岁 |
| 1931年 20岁 |
| 1932年 21岁 |
| 1933年 22岁 |
| 1934年 23岁 |
| 1935年 24岁 |
| 1936年 25岁 |
| 1937年 26岁 |
| 1938年 27岁 |
| 1939年 28岁 |
| 1940年 29岁 |
| 1941年 30岁 |
| 1942年 31岁 |
| 1943年 32岁 |
| 1944年 33岁 |
| 1945年 34岁 |
| 中编 为师时代 |
| 1946年 35岁 |
| 1947年 36岁 |
| 1948年 37岁 |
| 1949年 38岁 |
| 1950年 39岁 |
| 1951年 40岁 |
| 1952年 41岁 |
| 1953年 42岁 |
| 1954年 43岁 |
| 1955年 44岁 |
| 1956年 45岁 |
| 1957年 46岁 |
| 1958年 47岁 |
| 1959年 48岁 |
| 1960年 49岁 |
| 1961年 50岁 |
| 1962年 51岁 |
| 1963年 52岁 |
| 1964年 53岁 |
| 1965年 54岁 |
| 1966年 55岁 |
| 1967年 56岁 |
| 1968年 57岁 |
| 1969年 58岁 |
| 1970年 59岁 |
| 1971年 60岁 |
| 1972年 61岁 |
| 1973年 62岁 |
| 1974年 63岁 |
| 1975年 64岁 |
| 1976年 65岁 |
| 1977年 66岁 |
| 1978年 67岁 |
| 1979年 68岁 |
| 1980年 69岁 |
| 1981年 70岁 |
| 下编 神游时代 |
| 1982年 71岁 |
| 1983年 72岁 |
| 1984年 73岁 |
| 1985年 74岁 |
| 1986年 75岁 |
| 1987年 76岁 |
| 1988年 77岁 |
| 1989年 78岁 |
| 1990年 79岁 |
| 1991年 80岁 |
| 1992年 81岁 |
| 1993年 82岁 |
| 1994年 83岁 |
| 1995年 84岁 |
| 1996年 85岁 |
| 1997年 86岁 |
| 1998年 87岁 |
| 1999年 88岁 |
| 2000年 89岁 |
| 2001年 |
| 2002年 |
| 2011年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 |
| 第二章 整体翻译论的建构 |
| 2.1 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 |
| 2.2 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2.3 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2.4 译者翻译思想及实践的切合 |
| 2.5 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 |
| 第三章 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 |
| 3.1 翻译、创作、治学的遇合(20世纪40年代) |
| 3.1.1 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 |
| 3.1.2 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写与新诗现代化诗论 |
| 3.1.3 现代主义诗论与诗篇的翻译 |
| 3.1.4 翻译、创作、治学遇合的现代主义命题 |
| 3.2 翻译、创作、治学的互动共生(20世纪50至60年代) |
| 3.2.1 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 |
| 3.2.2 新民歌诗写的阶段性尝试 |
| 3.2.3 外国进步文学研究与文论编纂 |
| 3.2.4 进步文学与西方文论的翻译 |
| 3.2.5 翻译、创作、治学互动共生的追求进步尺度 |
| 3.3 翻译、创作、治学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 |
| 3.3.1 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 |
| 3.3.2 现代诗写的情绪复萌 |
| 3.3.3 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 |
| 3.3.4 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协同翻译实践 |
| 3.3.5 翻译、创作、治学回归的现代主义向度 |
| 第四章 袁可嘉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 |
| 4.1 诗人译诗: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4.1.1 原文整体理解的鞭辟入里 |
| 4.1.2 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 |
| 4.2 深度翻译: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4.2.1 译序与后记——正文本价值的预设及翻译理念的廓清 |
| 4.2.2 译注——正文本可理解性的提升 |
| 4.3 整体特性到经典性的升华 |
| 4.3.1 翻译文学经典辨识 |
| 4.3.2 彭斯诗歌翻译集的五次再版 |
| 4.3.3 译诗《当你老了》的广泛流传 |
| 第五章 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 |
| 5.1 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 |
| 5.2 宏观翻译的多维审视 |
| 5.2.1 翻译动机:联系社会“实际需要” |
| 5.2.2 文本选用: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 |
| 5.2.3 译者伦理:“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
| 5.3 微观翻译的策略性调控 |
| 5.3.1 译诗的“整体观念” |
| 5.3.2 诗歌风格的可译性及译者的任务 |
| 5.3.3 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 |
| 第六章 袁可嘉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
| 6.1 丰富与革新: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促进 |
| 6.1.1 语言文字层面 |
| 6.1.2 格律层面 |
| 6.2 翻译之力:文学思潮演进的助推 |
| 6.2.1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2.2 进步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3 文化搬运:西方文化的引入 |
| 6.3.1 宗教文化 |
| 6.3.2 习俗文化 |
| 6.3.3 古希腊文化 |
| 6.3.4 工业文明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主要发现及结论 |
| 7.2 研究启示——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 |
| 7.3 研究不足及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袁可嘉主要着译成果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机与背景 |
| 二、研究现状与目的 |
| 三、创新点与价值 |
| 第一章 “五四”启蒙的引领和开创 |
| 第一节 中国戏剧的转型 |
| 一、西方戏剧的传播 |
| 二、传统旧戏批判 |
| 三、“爱美剧”运动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独幕剧发展概述 |
| 一、中国现代话剧文本创作的“终身大事” |
| 二、独幕剧译介引领先河 |
| 三、创作群体的“跨界”探索 |
| 第三节 开创性的剧作和剧作家群体 |
| 一、“娜拉剧”的创新探索与演变升级 |
| 二、丁西林开创独幕剧“喜剧范式” |
| 三、“融西贯中”的剧作家群体 |
| 第二章 为抗战服务的实验与开拓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话剧创作的黄金时代 |
| 一、蓬勃开展的戏剧运动 |
| 二、戏剧理论建设的丰收 |
| 三、积极推进戏剧民族化方向 |
| 第二节 抗战独幕剧的特色 |
| 一、“急就章”和“排头兵”:与时代同频共振 |
| 二、街头剧的衍生:探索多变的演剧形式 |
| 三、抗战演剧队:创作和观演方式的开拓 |
| 第三节 探索试验性的创演案例 |
| 一、于伶和抗战“报道剧” |
| 二、《好一记鞭子》:应时而作的创新与探索 |
| 第三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突破与爆发 |
| 第一节 新中国话剧生存土壤 |
| 一、“工具论”指导下的话剧创作 |
| 二、苏联戏剧观的影响 |
| 三、戏剧的“四次创作浪潮” |
| 第二节 “十七年”独幕剧发展概述 |
| 一、紧扣时代脉搏的独幕剧创作 |
| 二、全民开启独幕剧的“全盛时代” |
| 三、独幕剧创作主体的转向 |
| 第三节 创新突破的代表剧作 |
| 一、突破与发展:女性题材独幕剧特色 |
| 二、先锋与探索:独幕讽刺喜剧特色 |
| 第四章 最后的挽歌:新时代的沉寂与延展 |
|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话剧生存图景 |
| 一、文革后的喷发 |
| 二、独幕剧在困境中求索创新 |
| 第二节 独幕剧的微光与流变 |
| 一、最后的实验与探索 |
| 二、独幕剧与戏剧小品之辨析 |
| 结论 呼唤独幕剧精神 |
| 第一节 呼唤独幕剧精神之“与时代同频共振” |
| 一、有灵感缺灵魂:当代中国话剧的突出问题 |
| 二、中国话剧应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
| 第二节 呼唤独幕剧精神之“重场戏意识” |
| 一、重场戏:优秀剧作的重要元素 |
| 二、道阻且长:训练重场戏意识 |
| 第三节 呼唤独幕剧精神之“创新探索实验之光” |
| 一、纸醉金迷:中国话剧发展之痛 |
| 二、探索和创新:中国话剧前行之核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读期间的研究(创作)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读期间的研究(创作)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学翻译的界定 |
| 2.2 审美选择的界定 |
| 2.3 文学翻译研究现状 |
| 2.4 20世纪中国译学界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1 “雅”的内涵:审美选择 |
| 2.4.2 “字神”“句神”:林语堂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3 保持“异国情调”:鲁迅“异化”审美选择观 |
| 2.4.4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傅雷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5 整体效果:焦菊隐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6 优化:许渊冲的审美选择观 |
| 2.5 小结 |
| 第3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影响要素论 |
| 3.1 外部要素 |
| 3.1.1 文化语境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1.2 读者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2 内部因素 |
| 3.2.1 译者翻译观念的影响 |
| 3.2.2 译者的审美倾向 |
| 3.3 小结 |
| 第4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论 |
| 4.1 言与意 |
| 4.1.1 “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 |
| 4.1.2 现代译学中的言意并重观 |
| 4.2 形与神 |
| 4.2.1 茅盾的“形神观” |
| 4.2.2 陈西滢与曾虚白的“形神”论 |
| 4.2.3 江枫“以形致神”的译诗观 |
| 4.2.4 互联互动:“形”与“神”的辩证关系 |
| 4.3 异与同 |
| 4.3.1 文化层面上的“异”与“同” |
| 4.3.2 翻译领域中的“异”与“同” |
| 4.4 小结 |
| 第5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论 |
| 5.1 传统翻译审美原则 |
| 5.1.1 忠实与通顺原则 |
| 5.1.2 以“自然”为取向的翻译原则 |
| 5.2 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5.2.1 内容与形式统一 |
| 5.2.2 整体与部分统一 |
| 5.2.3 文本内语境与文本外语境相统一 |
| 5.3 小结 |
| 第6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方法论 |
| 6.1 翻译策略述 |
| 6.1.1 翻译策略描述 |
| 6.1.2 翻译策略特征 |
| 6.1.3 翻译策略分类 |
| 6.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策略 |
| 6.2.1 词汇层的翻译策略 |
| 6.2.2 句法层的翻译策略 |
| 6.2.3 语篇层的翻译策略 |
| 6.2.4 语体层的翻译策略 |
| 6.3 小结 |
| 第7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实例分析—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 |
| 7.1 译作审美选择环境 |
| 7.1.1 王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1.2 张、孙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 |
| 7.2.1 原作的艺术品质 |
| 7.2.2 译作的艺术品质 |
| 7.3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7.3.1 得体原则(Appropriacy) |
| 7.3.2 精确原则(Accuracy) |
| 7.3.3 经济原则(Economy) |
| 7.3.4 形象原则(Imagery) |
| 7.4 翻译审美选择方法—《傲慢与偏见》译例分析 |
| 7.4.1 精“译”求精,自然得体—词层的审美选择 |
| 7.4.2 以“变”求“信”,以“变”求美—句层的审美选择 |
| 7.4.3 整体观照,局部参照—语篇层的审美选择 |
| 7.4.4 用语得体,神形毕肖—语体层的审美选择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8.2 本研究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启示 |
| 8.3 本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
| 8.4 本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鸣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理论与框架构想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产教融合 |
| 二、人才培养与人才培养模式 |
| 三、职业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 |
| 四、财经商贸类专业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的劳教结合思想 |
| 二、福斯特的产学合作理论 |
| 三、赫尔曼·施耐德的合作教育思想 |
| 四、杜威的“从做中学” |
| 五、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中职财经商贸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框架建构 |
| 一、中职财经商贸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图 |
| 二、中职人才培养模式的框架建构 |
| 第二章 成都A校财经商贸类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查分析 |
| 第一节 关于成都A校的调查设计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样本选择 |
| 三、调查问卷设计 |
| 第二节 成都A校人才培养现状调查 |
| 一、问卷调查实施 |
| 二、调查信度与效度分析 |
| 三、调查结果统计及分析 |
| 第三节 关于成都A校的案例分析 |
| 一、基本情况 |
| 二、A校财经商贸类专业人才培养情况 |
| 三、A校财经商贸类专业产教融合的成效 |
| 四、存在问题 |
| 第三章 中职财经商贸类人才培养模式问题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对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认知不够 |
| 一、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程度不高 |
| 二、企业对于学生的管理问题 |
| 第二节 学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相关经验不足 |
| 一、课程体系设置科学性不足 |
| 二、教学方案、条件有待改进 |
| 三、学校管理工作不完善 |
| 第三节 政府相关政策、平台建设力度有待加强 |
| 一、政策落实的力度不够 |
| 二、政府缺乏有利政策和渠道平台的建设 |
| 三、我国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分离 |
| 第四章 国内外中职人才培养模式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主要中职人才培养模式 |
| 一、国外主要模式 |
| 二、国外主要人才培养模式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国内主要中职人才培养模式 |
| 一、国内主要模式 |
| 二、国内中职学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 |
| 三、国内中职人才培养模式的经验借鉴 |
| 第五章 中职财经商贸类专业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对策 |
| 第一节 行业标准引导,企业积极参与 |
| 一、行业建立和完善相关标准、制度 |
| 二、企业要转变观念和态度 |
| 第二节 学校完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
| 一、学校科学设置课程体系 |
| 二、改进专业教学方面的工作 |
| 三、深化学校管理改革,落实各项工作建设 |
| 第三节 政府落实政策制定与实施 |
| 一、以具有实效性的政策来激发企业积极性 |
| 二、把产教融合写进法律之中 |
| 三、地方政府制定细则凸显区域特色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1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调查问卷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国话剧呼唤舞台演剧的规范 |
| 第一节 文明戏时期：描出话剧的“型” |
| 第二节 1920年代：本色演技与模拟演技 |
| 第三节 左翼戏剧时期：自觉走向斯坦尼体系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理论学习与实践摸索 |
| 第一节 “体系”传播迈上新台阶 |
| 第二节 理论建构中的“体系”形影 |
| 第三节 在实践摸索中初见实效 |
| 第三章 “十七年”：演剧趋于成熟规范 |
| 第一节 戏剧界再掀“体系热” |
| 第二节 全面促进演剧的成熟 |
| 第三节 创建“体系”的“中国学派” |
| 第四节 独尊与扫荡的两重命运 |
| 第四章 新时期：在复归中走向开放 |
| 第一节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复归 |
| 第二节 “体系”在多元对话中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黄佐临、徐晓钟的民族化创造 |
| 结语 中国话剧仍然需要斯坦尼体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研究对象、思路与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与价值 |
| 1.4 论文的总体结构 |
| 第二章 术语定名的研究历程 |
| 2.1 术语的界定 |
| 2.2 术语学的学科性质 |
| 2.2.1 学科综合性 |
| 2.2.2 术语学的研究内容 |
| 2.2.3 术语学内部的研究方向 |
| 2.3 国外术语学研究概述 |
| 2.3.1 国外术语学发展史 |
| 2.3.2 国外术语学派 |
| 2.4 国内术语学研究 |
| 2.4.1 国外术语学理论的引介与评述 |
| 2.4.2 术语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
| 2.4.3 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概述 |
| 2.5 我国术语译名审定的历史钩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误译术语的定名研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与术语定名相关的核心概念 |
| 3.1.2 核心概念之间的关联 |
| 3.1.3 概念之概念 |
| 3.2 术语误译分析 |
| 3.2.1 假等义术语 |
| 3.2.2 误读造成的术语误译 |
| 3.2.3 字面翻译造成的术语误译 |
| 3.3 误译术语的定名 |
| 3.3.1 更新旧术语译名 |
| 3.3.2 完善翻译欠妥译名 |
| 3.3.3 纠正错误译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同实异名术语的定名研究 |
| 4.1 理论基础 |
| 4.2 辞书、期刊中的术语同实异名现象 |
| 4.3 术语同实异名现象溯源 |
| 4.3.1 翻译主体 |
| 4.3.2 翻译方法 |
| 4.3.3 概念特征的多维性 |
| 4.3.4 地域差异 |
| 4.4 同实异名术语的定名 |
| 4.4.1 确定正名与异名 |
| 4.4.2 学科协调 |
| 4.4.3 地域协作 |
| 4.4.4 术语标准的协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异实同名术语的定名研究 |
| 5.1 理论基础 |
| 5.2 术语译名的异实同名现象 |
| 5.3 异实同名术语的定名 |
| 5.3.1 根据不同学科领域定名 |
| 5.3.2 分离同一学科领域内的异实同名术语 |
| 5.3.3 识别异实同名的术语元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英语缩略术语的定名研究 |
| 6.1 理论基础 |
| 6.2 英语缩略术语的构成方式 |
| 6.2.1 截干法 |
| 6.2.2 首字母缩略法 |
| 6.2.3 拼缀法 |
| 6.3 英语缩略术语的特点 |
| 6.3.1 形式的简洁性 |
| 6.3.2 语义的多义性 |
| 6.3.3 语用的广泛性 |
| 6.4 英语缩略术语的汉语定名 |
| 6.4.1 截干缩略术语的定名方法 |
| 6.4.2 首字母缩略术语的定名方法 |
| 6.4.3 拼缀缩略术语的定名方法 |
| 6.5 缩略术语定名的优选序列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标准研究 |
| 7.1 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翻译标准 |
| 7.1.1 从多元翻译标准到一元翻译标准 |
| 7.1.2 术语翻译的“极似”标准 |
| 7.2 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专业标准 |
| 7.2.1 专业性 |
| 7.2.2 准确性 |
| 7.2.3 系统性 |
| 7.2.4 简洁性 |
| 7.3 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呈现标准 |
| 7.3.1 定名的用字规范 |
| 7.3.2 定名的造字规范 |
| 7.3.3 定名的理据性 |
| 7.4 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美学标准 |
| 7.4.1 定名的音韵美 |
| 7.4.2 定名的形态美 |
| 7.4.3 定名的意蕴美 |
| 7.5 定名的社会文化学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英语术语汉语定名的推广与运用 |
| 8.1 我国术语推广运用的现状 |
| 8.2 术语规范使用的措施 |
| 8.2.1 行政干预与主导 |
| 8.2.2 媒体宣传与引导 |
| 8.2.3 学术规范与辞书倡导 |
| 8.3 字母词形式术语的使用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束语 |
| 9.1 本文的主要观点 |
| 9.2 本文的局限性与不足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本文中的图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文献综述 |
| 二、 本文研究的内容、研究过程及方法 |
| 三、 本文的材料 |
| 第一章 书面语及书面语能力建构 |
| 第一节 书面语及其特点 |
| 一、 口语与书面语的划分 |
| 二、 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概念 |
| 三、 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特点 |
| 第二节 书面语能力 |
| 一、 语言能力是人力资源的核心能力 |
| 二、 书面语能力的构成 |
| 三、 书面语能力的建构 |
| 第三节 现代汉语书面语能力的形成和发展 |
| 一、 中学时期的书面语能力建构 |
| 二、 书面语能力建构是终生的事业 |
| 第四节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
| 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产生及主要代表人物 |
| 二、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
| 三、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现代汉语书面语教学 |
| 上编现代汉语书面语语言本体教学研究 |
| 第二章 词汇教学 |
| 第一节 词语学习及词汇教学的历史 |
| 一、 词语的形式、意义及语法功能 |
| 二、 学校词汇教学的历史 |
| 第二节 中学词汇教学的现状及相关问题 |
| 一、 中学词汇教学的现状 |
| 二、 加强中学词汇教学的意见 |
| 第三节 中学词汇教学的效果 |
| 一、 从作文看中学生掌握词语的数量和质量 |
| 二、 从作文看中学生学习词语的渠道 |
| 三、 从作文看中学生词语学习的具体效果 |
| 第四节 现代汉语词汇的继续学习 |
| 一、 必须注意词汇的学习与规范 |
| 二、 关于词语理解和使用的几点认识 |
| 第三章 语法教学 |
| 第一节 学校语法教学的历史和现状 |
| 一、 学校语法教学的历史 |
| 二、 中学语法教学的现状 |
| 第二节 现代汉语书面语语法能力的建构 |
| 一、 中学生语法意识的确立和增强 |
| 二、 从虚词使用看中学生语法能力的成长 |
| 三、 从句法结构调整看中学生语法能力的成长 |
| 四、 从句子构造复杂化看中学生语法能力的成长 |
| 第三节 关于淡化语法教学的讨论 |
| 一、 淡化语法教学主张的由来 |
| 二、 淡化语法教学的表现 |
| 三、 淡化语法教学的后果 |
| 四、 关于支撑淡化语法教学主张几种说法的讨论 |
| 下编现代汉语书面语运用能力教学研究 |
| 第四章 作文教学 |
| 第一节 书面语表达能力及其建构 |
| 一、 书面语表达能力的含义 |
| 二、 书面语表达能力的构成 |
| 三、 书面语表达能力的建构 |
| 第二节 中学作文教学 |
| 一、 中学语文教材关于作文教学的安排 |
| 二、 中学作文教学的基本环节 |
| 三、 升学考试对作文教学环节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学作文教学的效果 |
| 一、 作文教学的总体效果 |
| 二、 作文教学效果的具体评价 |
| 三、 作文教学现状需要改变 |
| 第四节 书面语表达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
| 一、 社会人员书面语表达能力亟待提高 |
| 二、 外文汉译里的书面语表达 |
| 第五章 阅读教学 |
| 第一节 阅读与阅读教学的意义 |
| 一、 阅读的功能 |
| 二、 阅读的目的 |
| 三、 中学阅读教学要突出语言教学 |
| 第二节 阅读教学的历史经验与基本环节 |
| 一、 阅读教学的历史回顾 |
| 二、 阅读教学的基本环节 |
| 三、 关于阅读教学理论的评论 |
| 第三节 中学阅读教学的现状和效果 |
| 一、 中学生阅读现状 |
| 二、 观察中学阅读教学效果的效度与局限 |
| 三、 中学阅读教学的效果 |
| 四、 对中学阅读教学的几点评估 |
| 第四节 阅读是人终生的精神活动 |
| 一、 社会成员的阅读亟待加强 |
| 二、 提倡阅读经典 |
| 三、 提倡读全书、读原着 |
| 结语 |
| 一、 从作文看到了书面语教学的成果和问题 |
| 二、 书面语教学中的问题必须解决 |
| 三、 发挥建构主体的主动性，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
| 四、 本文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论着 |
| 致谢 |
| 致谢 摘要 Abstract Extended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0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对象和工作假设 |
| 1.4 研究的方法和语料选择 |
| 1.5 全文的结构 第二章 研究现状和文献回顾 |
| 2.0 引言 |
| 2.1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现状 |
| 2.1.1 宏观研究 |
| 2.1.2 微观分析 |
| 2.2 国外副词研究动态 |
| 2.2.1 副词的一般研究 |
| 2.2.2 副词的层级研究 |
| 2.3 述评 |
| 2.4 小结 第三章 现代汉语副词的层级性：第一、二个工作假设 |
| 3.0 引言 |
| 3.1 现代汉语副词的层级性 |
| 3.2 假设之一：副词分属语言单位的不同层级 |
| 3.2.1 语素层副词 |
| 3.2.2 词层副词 |
| 3.2.3 短语层副词 |
| 3.2.4 小句层副词 |
| 3.2.5 句子层副词 |
| 3.2.6 语篇层副词 |
| 3.3 假设之二：副词可以跨层使用 |
| 3.3.1 跨层副词的类型 |
| 3.3.2 讨论和分析 |
| 3.4 小结 第四章 现代汉语副词的层级性：第三、四个工作假设 |
| 4.0 引言 |
| 4.1 假设之三：副词的范畴语义类型与副词的层级形成对应 |
| 4.1.1 语义-层级对应概况 |
| 4.1.2 讨论和分析 |
| 4.2 假设之四：跨语言比较可以进一步揭示副词的层级特性 |
| 4.2.1 副词的层级功能 |
| 4.2.2 副词的跨层表现 |
| 4.2.3 副词的历时语义演变 |
| 4.3 小结 第五章 副词的层级性及其理论解释 |
| 5.0 引言 |
| 5.1 个体发生学、认知图式与副词层级变化的心理现实性 |
| 5.2 副词的语义内涵与副词层级的语义变化 |
| 5.3 篇章语法与副词层级的功能变化 |
| 5.4 语用原则与副词易位 |
| 5.5 韵律动因与单音副词的层级性 |
| 5.6 文化模式与副词层级变化的类型学共性 |
| 5.7 语言接触与不同层级上副词的产生 |
| 5.8 小结 第六章 结论 |
| 6.0 引言 |
| 6.1 本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创新点 |
| 6.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后续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