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料作物总目录，第26卷，2004年1-4期

一、中国油料作物学报2004年第26卷第1～4期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张重洲^[1]（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指出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洪家琪^[2]（2020）在《明代江南地区农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学是我国古代的传统科学之一,我国从古至今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农学典籍,即农书。明代时期我国的农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农业的繁荣业促进了农学创作的繁荣。作为农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涌现了很多地方性农书。如《沈氏农书》《便民图纂》《树畜部》等。江南地区地方性农书的大量涌现离不开农业的繁荣,以及印刷术的进步和重农思想的影响等社会文化因素。江南地区的农书多以描写农业技术为主,实用性强,涉及农作物栽培技术、蚕桑养殖技术、施肥与粪田技术、农田水利技术、渔业养殖技术等,涵盖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方方面面。但其思想性稍弱,除了《沈氏农书》有中涉及农业的经营管理之外,其他书籍均无涉猎。总的来说明代江南地区的农书以描写农业生产技术为主,种类众多,其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郑明军^[3]（2020）在《唐五代宋初敦煌日常用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大批中古文书,涉及到唐五代宋初时期关于油的多方面记载。通过对敦煌文书资料的梳理,可知唐五代宋初敦煌的油料有黄麻、麻子、红蓝和酥油。唐五代宋初敦煌的油料加工主要在油梁中进行,油梁在吐蕃统治时期为寺院自营,主要由寺户负责押油,有时也会雇佣押油人,并支付押油手工价。油梁在归义军时期变为向外租赁的经营方式,出现了承租油梁的群体梁户,梁户需要每年向寺院缴纳一定的梁课做为承租油梁的费用。唐五代宋初敦煌日常生活用油,主要反映在世俗社会用油、寺院生活用油、医药用油等方面。敦煌文书中关于日常用油的记载颇为广泛,主要见于归义军衙门、寺院、社邑的入破历、具注历、算会历等收支账中,敦煌医疗文书中也有一定记载。敦煌的各种油类主要用于衙门招待使节和僧侣、民间赛神活动,寺院节日燃灯、佛食、丧葬等方面。通过对敦煌日常生活用油的研究,充分揭示了敦煌社会物质生产生活的各种门类和精神生活的广泛世界。唐五代宋初敦煌文书都是来自生产生活的直接记录,提供了关于敦煌日常生活用油最最原始的宝贵资料。对此课题的研究,能够充分揭示中古时期油在敦煌寺院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认识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同时也为学界提供相关的研究参照。

张秀杰^[4]（2020）在《转基因水稻检测方法与标准物质研究》文中认为转基因水稻的研发技术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转化体获得不同国家的安全许可或进入田间试验,但作为重要主粮,其产业化及安全性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有关转基因水稻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引起了不必要的贸易摩擦和民众恐慌,国内外都高度重视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评价与监管检测工作。因此,加强转基因水稻检测方法与标准物质的研究,提升监管能力水平十分必要。本研究首先针对基于硅基质膜柱的基因组DNA提取方法进行优化,开发了新型植物种子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同时对水稻种子研磨粒度与基因组DNA提取质量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提高基因组DNA质量和得率,为下一步PCR检测提供基础;其次对已发现的和本研究开发的水稻内标准基因,以及反应体系与程序进行优化筛选、深入研究,研制了水稻内标准基因检测方法标准;再次对转基因水稻的筛选元件进行统计分析,建立了转基因水稻筛查检测方法,构建了检测用阳性标准质粒;最后成功研制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克螟稻基因组DNA标准物质,为检测提供物质基础。这些结果为我国转基因水稻安全评价与管理、标识制度的实施,以及监管检测提供了数据基础和技术支撑。本研究我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1.研发了一种新型植物种子DNA提取试剂盒。基于核酸的PCR技术是转基因检测最稳定、可靠、高效的方法,而获取高质量的基因组DNA是保证检测结果的重要基础,各生物公司也相继开发了多种DNA提取的试剂盒,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提取质量和得率不高以及成本较高的问题,本研究基于硅基质膜柱的方法,通过对过柱缓冲液的pH值和盐浓度的优化,研发一种植物种子DNA提取试剂盒,与市售业内评价较高的试剂盒相比,在基因组DNA提取质量和得率上都有显着提高,并针对水稻种子研磨粒度对基因组DNA提取效率开展研究,为下一步PCR检测提供了基础;2.研制了转基因水稻内标准基因检测的国家标准。国内外相继建立了多种转基因水稻转化体特异性检测方法,但由于不同内标准基因的使用,影响了检测结果间的可比性。本研究以国内外标准、文献中已发表的水稻内标准基因,以及通过本研究筛选的新水稻内标准基因为对象,设计引物及探针,比较不同内标准基因在不同水稻品种中的差异性和检测的灵敏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较,筛选出具有较好的种间特异性、种内一致性、拷贝数稳定,以及灵敏度较高的水稻内标准基因,并对其PCR扩增检测相关的反应程序和反应体系进行优化,建立标准化水稻内标准基因的普通PCR及实时荧光PCR定性检测方法,进一步为我国转基因水稻安全管理、标识制度的实施,以及转基因检测标准化提供技术支撑;3.建立了转基因水稻筛选检测方法,构建了阳性标准质粒。在转基因水稻日常检测中,各检测机构没有确定统一的检测参数,时而会出现相同样品在不同检测机构之间检测结果不同的现象,给客户及政府执法带来了不确定性,也给检测机构带来了不必要的纠纷。本研究收集、统计了国内外报导的转基因水稻外源元件,并分析这些元件的使用频率及覆盖率,进一步建立了转基因水稻的筛查检测方法,同时构建了筛查与特定转化体检测用阳性标准质粒,为转基因水稻的监管检测提供了统一标准;4.研制了转基因水稻克螟稻基因组DNA标准物质。转基因抗虫水稻克螟稻在我国已进入生产性试验研究阶段,国内外都非常关注,其检测方法及检测标准已相继发布,但至今尚未有检测用标准物质或标准品。本研究以克螟稻为基础材料,建立了克螟稻数字PCR检测方法,提取其基因组DNA,通过均匀性和稳定性测试,以数字PCR方法通过8家实验室联合定值,成功研制了克螟稻基因组DNA标准物质,填补了国内空白,也为水稻的监管检测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Olena Shyian（奥莲娜·夕洋）^[5]（2020）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乌旅游合作潜力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沿途许多国家充分利用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来促进本国经济、文化乃至旅游业发展。乌克兰作为欧洲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大部分土地领域在亚洲）,也是最早响应倡议的国家之一,且作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战略合作的程度如何?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战略背景下,乌克兰和中国之间旅游合作的现状如何,取得什么进展,今后双方合作是否具有发展的潜力?这些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关理论思考方面,本文对国内外区域旅游合作、国际旅游合作以及中乌旅游合作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已成为发展趋势,而旅游业的外向性、关联性和国际性使其具有很强的跨境性,国际及区域旅游合作符合当前发展形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旅游合作,既遵循国际旅游合作的相关规律,也要符合好区域旅游合作的相关要求。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研究了中国和乌克兰旅游业发展以及中乌旅游业合作的现状,利用德尔菲法确定中乌旅游合作领域、合作主体、合作模式和机制方面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和乌克兰2007年至2018年涉及旅游发展潜力因素指标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得出了当前中国和乌克兰旅游业发展潜力都处于上升期,双方旅游合作也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在充分讨论乌克兰与中国旅游合作存在的有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就乌克兰和中国在旅游合作的领域和内容、方式和模式以及机制和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对进一步促进中乌旅游合作的具体实施内容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一带一路”国际旅游合作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

徐婷婷^[6]（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郑瑶^[7]（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认为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谢玮^[8]（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亓军红^[9]（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提出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陈亮^[10]（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中国油料作物学报2004年第26卷第1～4期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油料作物学报2004年第26卷第1～4期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江南地区农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唐五代宋初敦煌日常用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转基因水稻检测方法与标准物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乌旅游合作潜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8）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10）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油料作物学报2004年第26卷第1～4期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2]明代江南地区农书研究[D]. 洪家琪. 苏州大学, 2020(03)
• [3]唐五代宋初敦煌日常用油研究[D]. 郑明军.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转基因水稻检测方法与标准物质研究[D]. 张秀杰.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乌旅游合作潜力研究[D]. Olena Shyian（奥莲娜·夕洋）.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7]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D]. 郑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8]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9]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10]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