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

一、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论文文献综述）

邹铁兴^[1]（2021）在《新生活运动中的音乐事项研究（1934-1949）》文中研究说明

曹梦真^[2]（2020）在《节约与政治：1948年国民政府勤俭建国运动研究》文中提出1948年9月15日,为了配合《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颁布,同时为了达成戡乱建国总动员的目标,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特以国民一份子的资格,发起勤俭建国运动,并向全国播讲《勤俭建国运动纲要》。从运动的性质出发,分析其所谓勤俭建国,勤俭是运动的手段,建国是运动的目的,手段具有社会性,目的则具有政治性,因此,勤俭建国运动既是一场社会运动,更是一场政治运动;既有着社会经济目的,又兼具政治军事目的。再通过运动的方式,考察勤俭建国运动从蒋介石最初的酝酿发起,到国民党政府的上层建构;到各地方政府的渐进推行;再到社会效果的呈现、群体话语的表达;直至运动从困境走向失败的全过程,可以发现,勤俭建国运动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是自国民政府至地方政府再至社会各阶层渐次延伸的。而对于勤俭建国运动的研究,也循着同样的路径,由上而下,逐层逐步展开分析。首先,在国民党政府中央层面,考察勤俭建国运动发起的现实原因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不难发现,运动从酝酿到发起的过程,实则为国民政府上层,对于运动理论来源、组织主体、推行对象的建构过程。再考察勤俭建国运动的纲要文本及政策衍生,一方面,所表现的是文本意义之内,勤俭运动配合财政金融改革的经济任务;另一方面,所呈现的则是文本意义之外,国民政府集中全国力量,应对战争需要,以实现其“戡乱建国”意图的政治语境。其次,在各省市地方政府层面,主要关涉上层建构之后的运动推行,其中不仅呈现着勤俭建国运动在空间范围内的整体推进特点;还呈现着南京国民政府在特殊场域选择下,以节约为名义的政治规训;同时呈现着中央与地方在运动组织执行上的关联互动;以及运动推行程度、推行力度、及推行态度的因地而异。再次,即为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勤俭建国运动从酝酿发起,到迅速推及全国,媒介的力量不容忽视。其间,国民党官方媒介进行了怎样的议程设置,社会效果如何;围绕该运动,民间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又有着怎样的话语表达;包括中共及民主党派等不同政治力量,其态度立场,其应对手段,都在舆论博弈中一一呈现。可以说,从上层的政治语境到地方的空间场域再到社会的媒介视域,既是研究路径由上而下的延伸,又是研究视角由内而外,由政治中枢向社会外延的转移,是勤俭建国运动在不同侧面的不同反映。最后,在运动的研究路径层面,则重新回到运动发起的原点,由上而下对其进行回顾式的整体考察,可以发现,勤俭建国运动从高调发起到低调收场,不过短短五个月的时间,便迅速以失败告终。而分析其在困境中发起,又在困境中失败的原因,则无论是经济失序、军事失利的现实危机;还是经验因循、政策失衡的理论窠臼;抑或是从上层建构到地方执行的组织困境,都决定着1948年勤俭建国运动不可能普遍、深入、持久地推行,不可能实现南京国民政府经济与政治、自救与建国的目标,而且必然会随着其统治的结束而结束。

蔡佳敏^[3]（2020）在《四川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7）》文中指出1934年2月新生活运动在蒋介石的倡导下于南昌发起,意图以改变国民日常生活习惯、国民道德,实现国家民族复兴。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第一期推行清洁规矩运动,以此为基础实现国民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它有对国民言行生活进行规范的一面,同时也有提高国民素质,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一面。在蒋介石的推动下,各省逐渐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推行新生活运动,四川地区各县市也积极响应。四川地区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以1935年3月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重庆的重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初期因组织涣散,以及四川地区还未统一,新生活运动进展缓慢。1935年3月以后四川地区新生活运动才逐渐步入正轨。通过新生活运动,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为将四川地区建设成为民族复兴根据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对四川地区进行革新,新生活运动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从日常生活、以及意识上对川民进行规范,以塑造国民政府所需要的现代国民。但通过对其推行主体及推行过程的分析,发现它很难达到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构想。其关键在于它推行的内容,因为不能解决四川民众的实际需要,无法得到川民的认同,因此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但新生活运动在推行过程中,所制定的一些生活和行为标准,在改良社会习俗,提高川民素质等方面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马冬^[4]（2019）在《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文中指出《大公报》作为一份在中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报纸,从创刊开始历经3个阶段,成为中国近代大众媒体的典型代表,其刊登的新闻、社论、短评、文章都已经成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资料。本文主要围绕1932年8月至1935年7月国民党直接统治华北地区时以《大公报》新闻、短评为主构成的公共舆论内容,辅之以《申报》和其它刊物的声音,结合此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为核心的垄断意识形态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和约束,主要研究二者之间形成的正向关连、悖论反衬及屈从权威、教育外延的关系。全文共32万余言,除绪论和结语外共计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影响的形成和实施途径。历经孙中山建立政治基础、戴季陶重构哲学方向、蒋介石推进制度体系,基本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为标志,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完成了核心思想的解读和确立,并实现了向统治阶级核心意识形态转变。与之同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作为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其社会化也提到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日程,由于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大众媒体宣传和通过校园教育普及,所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就开始了“党化新闻界”和“党化教育”的过程,分别采用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和教育熏陶的潜移默化式影响。二、《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舆论焦点取向。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即“以主义治国”,所以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中山思想是其核心内容,《大公报》对孙中山的符号化、仪式化推崇和宣传就成为了其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第一个舆论焦点取向。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掌握了对孙中山思想的权威解读以及对国民政府党政权力的控制,所以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和权威拥护也是《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另一个舆论焦点取向。此时期《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和短评点评都表现了对国民党“制度时间”的重视、对孙中山符号化的承认、对蒋介石的拥戴。三、《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主要内容。“三民主义”是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核心,作为对其支持和宣传的重要表现,对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方面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进行多方面的新闻报道和媒体点评,成为了《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重要表现,尽管现实中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更多表现为“弱国无外交”和疲于奔命,在民权主义方面乏善可陈,在民生主义方面踯躅前行,《大公报》依然给予了积极配合和主动宣传。四、《大公报》应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束缚的舆论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控制和束缚,作为大众媒体代表的《大公报》表现出了积极灵活的态度和方法,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展现公共舆论的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直接控制,《大公报》可以借用“第三方”的口吻间接表达公共舆论的立场和态度;面对新闻检查的直接压迫,她也可以给予直接的批评和当面的抨击;面对形势和时局的风云变幻,她也借助“短评”栏目迅速直接的摆明态度和立场。

张权^[5]（2019）在《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试图从福柯提出的治理术的角度分析现代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治意义。不同于通常选取近代铁路为研究对象,本文重点讨论20世纪初期新式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该时期的筑路动机联结了传统的典范与现代的需求,筑路规模自通商巨埠兴起后逐渐在全国范围普及。作为一种布局灵活的交通基础设施,道路同城市规划、领土整合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规范关系密切。筑路的主题可以视为分析华界与租界、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之间互动的缩影,这使得道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更适合采用治理术的思维方式。本文指出,道路交通建设在“装置”的意义上与近代中国治理的目标与特征相契合。从“交通救国论”的剖析可见,交通的概念同时兼有“位移—运动”与“联结—关系”这两种属性,二者通过“血脉”与“经络”两种有机体论的比喻把治病与治国联系起来,呼应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思潮对“使动”与“促群”两大治理目标的追求。而作为筑路理念的发起者与筑路实践的推动者,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组织运作,既反映了道路建设问题介于本土与国际、政府与民间、技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构成性,又体现出路政治理得以跨领域提取合法性与执行力的公共特征。借用成语“纳民轨物”的涵义,治理路政的具体任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纳”的目的是创造治理权力运行的物理空间与政治空间,而“轨”更侧重于合理地配置交通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元素。具体来说,“纳”的部分以路政与市政的内在关联为中心,讨论道路建筑与管理的措施如何“关涉”空间治理所需要的“知识-权力”。以拆城筑路与环租界筑路为例,这对在策略上相互补充的政治实践显现出治理理念在固定与流通之间的交锋。借助墙与路这两种影响交通的建筑元素,这种交锋不仅揭示出治权与主权在租界中的内在关联,也引出了空间治理无法回避的“界”与“域”等问题。“轨”的部分则重点考察各种治理要素的关联组合及其优化配置,探讨治理活动在“规制”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利民行”、“货畅其流”、“四境纵横”三个主题,关系到与路政治理相关的人、物、地三要素的规范、理性与标准,分别涉及对民众劳动力与行为的提取与教育,对流通效率和秩序的促进与管控,以及对交通范围与交通权的扩张与集中。治理术在意图上兼有充分利用资源与维持秩序的目的。路政治理首先是对交通现象中内生出的流通力量的承认问题,然后是利用与规范这种力量的问题。“纳”启发了现代治理概念的基本要素和空间基础,而“轨”更加关注具体措施中的细节与原则。在“纳轨并行”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所提出的“流通治理术”,应当被理解为围绕着流通现象而产生出的治理知识与治理技术的总合,它被用来汇聚一切可以使用的元素,施加对流通的刺激、规范与引导。民国时期借从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中提取出来的“流通治理术”,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当时“统而不治”危机的政治回应。该概念强调了政治权力对交通现象的提取与管控,展现出治理术与空间关系、位移运动、经济理性的内在关联。正是这些元素的综合,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工程领域,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2011年出版。

陈建云,杨唯汀^[6]（2018）在《《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文中指出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由蒋介石亲自发起、南京国民政府主导推行的一场全国性"生活革命"运动,即把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礼义廉耻"体现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以求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实现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在新生活运动施行的15年间,《大公报》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总体上持赞同、支持态度,但对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批评,尽到了监督政府之责。《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体现了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诤友"关系。

李孟宇^[7]（2018）在《民国期刊视野中的山西新生活运动 ——以《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为中心》文中认为新生活运动是民国时期中国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以改良民众日常生活为主旨的运动。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入手,以“三化”为最终目标。它从1934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结束,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影响深远。山西省新生活运动是在全国新生活运动的影响下开展的。1934年10月山西响应南京国民政府的号召,设立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创办了新运会刊,即《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作为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专门刊物,《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对新生活运动投以关注的目光,大力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实施办法、各行各业的新生活运动、开展的活动等等,让更多的山西民众了解新运、认识新运,以此促进新运的快速推广。本文以《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为第一手资料,从期刊视野的角度,解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山西省的新生活运动。全文从山西省新生活运动的兴起及专刊的创办,对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山西新生活运动开展的社会活动和《会刊》在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中的作用四个方面展开,试图勾勒出当时山西省新生活运动开展的具体轮廓。这不仅有利于从期刊视野角度了解山西新生活运动开展的具体情况,而且对于当时的地方权力运作情况、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地方与中央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有较大意义,有助于推动民国山西地方史的研究。此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山西的新生活运动涉及衣、食、住、行、改革旧习俗、禁毒等方方面面,可以为当前山西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和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美珍^[8]（2017）在《20世纪30年代《申报》对新生活运动的舆论宣传》文中提出自新生活运动发起后,《申报》就对新生活运动投以关注的目光,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跟踪报道,大力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办法纲要、展开的活动、各行各业的新生活运动以及新生活运动的推行准则和办法等等,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新运、认识新运,使得新生活运动加速地推广。另外,《申报》对新生活运动的密切关注不仅体现在对新生活运动进行了大量报道,同时还通过利用时事报道、爱国主义宣传,借助官方权威,甚至利用广告等方式,加强对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引导舆论方向。民国时期的《申报》作为公众舆论的主要载体,在新生活运动推行过程中始终引领社会舆论的方向,不仅以一定的方式和策略对新生活运动进行积极全面的报道,而且还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从各种角度表达了对新生活运动的支持,并对新生活运动进行了多方位审视,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1934年2月以后,新生活运动逐渐展开。从当年开始,《申报》每年都有新生活运动的报道。通过对这些报道的梳理,我们能清楚地知道新生活运动兴起与衰落,及其每个阶段的内容,进而探寻新生活运动发展的轨迹,并且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考察这场运动的主观设想和实际运作的关系,以及这场运动的走向、结局与意义。

吴伦羽^[9]（2017）在《从政治化到社会化：《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研究（1934-1936）》文中认为1934年2月,正在南昌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以恢复中国传统道德为核心,并迅速波及全国,上至政府下到民众都纷纷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但出于政治目的来发动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这场运动却更多是对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化进程。新生活运动发生于国共内战之时,长达十几年之久,其高潮却不过集中在抗战之前那短短的两三年。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引进和效法西方国家社会现代化观念与做法的运动,加速了中国的社会化进程。因此,新生活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化的典型蓝本。作为民国时期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民间报纸,《申报》不可能不对新生活运动予以关注。但笔者发现,新生活运动发轫初期,《申报》与《中央日报》对其的报道是如出一辙的,都是站在政治的角度进行考量。但随着新生活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央日报》对其的报道越来越少,最后甚至销声匿迹。而反观《申报》,却开始关注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化意义。笔者正是看到了这一有趣的转向变化,并进而产生疑问和思考:在新生活运动的报道中,早期与《中央日报》亦步亦趋的《申报》,为什么会从政治化的宣传转向社会化的表达?《申报》又是如何关注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化意义,并对其进行社会化表达的?笔者希望通过对《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进行梳理,并结合《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等一手资料,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本文主要是通过探究《申报》在新生活运动报道中的变化和内容,以期探索《申报》在新生活运动中,是如何进行社会化表达的。不同于以往报纸与社会化关系的研究,笔者试图以《申报》的报道变化为突破口,通过研究这一报刊在新生活运动报道中的转向问题,进而探讨其是如何对新生活运动进行社会化表达的。笔者通过《申报》与《中央日报》报道新生活运动的对比,以及辅以其它珍贵的一手材料,进而得出《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已经发生变化的结论。并从"运动普及"、"观念传递"、"民意表达"这三个维度来勾勒《申报》在新生活运动报道中的社会化意义表达。第一章,笔者从整体上介绍了新生活运动,这一民国时期的重要运动。通过对其经过、内容等方面的梳理,笔者认为,新生活运动并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场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运动。同时,笔者还以《申报》和《中央日报》的新生活运动报道作对比,进而得出《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已从政治化宣传转向社会化表达的结论。并尝试对这种转向的原因进行初探。第二章,笔者从"运动普及"的层面出发,探究《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的社会化表达。《申报》通过宣传和普及新生活运动的意义、进行新生活运动的知识普及和教育以及营造"全民参与"氛围等方式。积极有效地推动了这场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转向是"最初层面"的社会化表达。第三章,笔者从"观念传递"的层面出发,认为《申报》在报道和传播新生活运动的同时,实际上在无形中向人们传递西方的社会化观念,诸如女性观、青少年观和礼俗观。而这些先进的观念传播,实际上也是对新生活运动社会化的—种表达。第四章,笔者认为《申报》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发声的渠道,刊载了大量的评论,这实际上促成了一种观念的交锋。传递出了一种自由表达的社会化进步观念,在无形中拓展了自由表达的言论空间。而这种"思想"层面的转向,是《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更高层面"的社会化表达。

宋振洲^[10]（2016）在《“中体西用”思想与新生活运动》文中提出新生活运动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发起的第一场社会文化运动。表面上它是一场通过改造社会风气,以实现国民精神现代化的生活运动,但我们通过对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展开过程以及蒋介石本身的思想和当时社会背景的考察,可以发现,它实质是一场旨在恢复儒家道统地位,建立适应官僚资本统治秩序的集权政治的社会文化运动,“中体西用”思想是这场运动的内在逻辑。“中体西用”思想是晚清时期,官僚地主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洋务派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侵略而发明的系统理论,它诠释了官僚地主阶级从维护儒家道统出发,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以维护集权官僚制的逻辑思路,是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洋务运动最终在甲午战争中破产,但“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却没有消失。蒋介石深受中国儒家道统的影响和日德复兴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对国家的设计和建设中,他逐渐走上了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为应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蒋介石政治上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战略,经济上促进官僚资本发展,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他先后开展新生活运动和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等,以建立适应官僚资本统治秩序的集权政治。新生活运动正是蒋介石建立适应官僚资本统治秩序的集权政治过程中,运用中体西用逻辑,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实践。“中体西用”思想虽然在中国近代早期工业化时期起到过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但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它渐渐失去了先进性,并被改造成为新型官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逻辑思路。

二、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论文提纲范文）

（2）节约与政治：1948年国民政府勤俭建国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四川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7）（论文提纲范文）

（4）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6）《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7）民国期刊视野中的山西新生活运动 ——以《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20世纪30年代《申报》对新生活运动的舆论宣传（论文提纲范文）

（9）从政治化到社会化：《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研究（1934-1936）（论文提纲范文）

（10）“中体西用”思想与新生活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论文参考文献）

• [1]新生活运动中的音乐事项研究（1934-1949）[D]. 邹铁兴. 哈尔滨音乐学院, 2021
• [2]节约与政治：1948年国民政府勤俭建国运动研究[D]. 曹梦真. 河南大学, 2020(08)
• [3]四川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7）[D]. 蔡佳敏.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4]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D]. 马冬. 中央民族大学, 2019(10)
• [5]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D]. 张权. 南京大学, 2019(01)
• [6]《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J]. 陈建云,杨唯汀.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6)
• [7]民国期刊视野中的山西新生活运动 ——以《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为中心[D]. 李孟宇. 宁夏大学, 2018(01)
• [8]20世纪30年代《申报》对新生活运动的舆论宣传[D]. 王美珍. 天津师范大学, 2017(08)
• [9]从政治化到社会化：《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研究（1934-1936）[D]. 吴伦羽. 安徽大学, 2017(08)
• [10]“中体西用”思想与新生活运动[D]. 宋振洲. 湘潭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