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十多》所体现的以人为本思想

一、试论《清诗铎》所反映的民本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王向东^[1]（2014）在《明清昭阳李氏家族文化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清昭阳李氏家族是明清扬州地区名门望族的代表。该家族从明嘉靖朝状元、隆庆朝首辅李春芳到清末民初骈文大家李详（审言）,绵延三百余年,创造了多方面的辉煌：作为科举家族,它为明清两朝输送的人才仅进士就有11名；作为仕宦巨族,它创造过“九世一品”的家世传奇；作为忠义之家,它在明清易代之际产生多位忠烈和大批遗民；作为文学家族,它留下诗集、文集、传奇多部,对明清时代扬州地方文化甚或中国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艺术家族,它孕育过“扬州八怪”主要成员李鱓、书法家李佳言以及诗、书、画“三绝”的人才多名。多面多样的文化成就使昭阳李氏家族足以比肩当时江南江北诸多名门大族。勾勒明清昭阳李氏家族文化状貌、挖掘李氏家族文化内涵、探究李氏家族文化持续繁盛的深层原因,有助于梳理明清时期扬州地区的文脉,进而探究其文化繁荣鼎盛的内在根源与机制、认识传统文化的演进规律。昭阳李氏家族诗书继世、俊彦云集,从首辅李春芳到礼部尚书李思诚,从忠烈李长倩、李信到遗民李长科、李长祚、李沛、李沂、李淦、李法,从史学家李清到艺术家李鱓、书法家李佳言,从昭阳诗派主要成员李沂、李国宋、李麟到才女李季娴、李国梅,杰出人物既将李氏家族的文化成就具象化,也衬托出李氏家族文化土壤的肥沃与深厚。在家族文化的背景上研究文化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更有利于还原历史的真相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亦更能切近历史的真实以及杰出人物的心灵真实。本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根据兴化图书馆馆藏四卷本《李氏世谱》等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述李氏家族成员的世系和主要成员,梳理家族分支迁移的走向。《李氏世谱》将李春芳及其弟李齐芳的子嗣分为十二房。本章主要涉及李春芳子嗣情况,考证各房比较突出的人物及其事迹。第二章简述李春芳生平、仕历并剖析其为政理念,还“青词宰相”以恪尽职守、剀切正直的本来面目,考论其主要历史功绩。李春芳有着比一般士人更为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君子修其身,穷则俗易而乡人化,达则纪饬而国人正。”他的为政理念十分明确,即以民为本、抚民如子,与之相应的,其为政绳尺便是安静悃幅、勤政务实。繁律严尺使民无措,安静悃幅以培元气,这既是李春芳得诸前贤的宝贵经验,也是他在参与政务时所坚持贯彻的理念。与野心勃勃、善于大破大立的改革派相比,李春芳缺乏的不是政治才具或为官经验,甚至也不是所谓的政治魄力,而只因抱定以民为本的理念,务求安静悃幅,所以他不变革、“不折腾”。李春芳的主要政绩则有：组织起草并促成《宗藩条例》刊行,对嘉靖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节缩度支、爱惜民力,为隆庆之世的“土木不兴、府藏盈溢”打下基础；筹画边图、整顿边事,为隆庆和议保驾护航。另外,作为昭阳李氏家族新局面的开创者,李春芳为家族奠定的优秀传统如知恩图报、刚方正直、慷慨好义、豁达淡定等在后世子孙中都得到良好的传承和呈现。第三章分类统计并考证李氏家族成员在明清两代三百余年中的科举和仕宦情况,其中进士11人,举人28人,中会试副榜者1人,中乡试副榜者16人；各级各类行政官员50余人,各级学官20余人。在统计基础上,探讨该家族俊彦迭出的原因,分析表明：良好的家族风气、精心选择的婚姻圈、重视举业的家庭教育方针、文化仕宦家族类型的确立所起到的引导和约束作用等,都为该家族科甲鼎盛、簪缨联翩提供了基础和保障。第四章首先重新厘定了忠烈、遗民与非遗民的概念和范畴。明遗民是时空层面已由明入清、情感归属和心理认同却始终指向明朝因而拒应清朝科举、拒仕清朝的士人；忠烈在“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方面比遗民更加决绝,但正因他们壮烈地与故国同陨,彻底失去了时间上孑“遗”的可能；对旧朝并无认同感或虽具遗民意识却名节有亏、行为失检者的则属非遗民。其次考证明清易代之际昭阳李氏家族成员中忠烈和遗民的活动及其在明代的仕宦经历,重返历史现场,还原李氏忠烈和遗民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抗暴御侮的民族精神。其三,在认真解读史料的前提下推翻邓长风所确定的李乔的遗民身份。在明清之际的李氏家族成员中,李乔是一个较为奇特的存在。《重修兴化县志》、《续纂句容县志》、《李氏家传》等方志史料述其仕宦经历止于明末,对他于易代之际的选择与之后的去向语焉不详。邓长风认为李乔与其兄李嗣京同属消极对抗型遗民。笔者据《明季南略》、《甲乙事案》、《明季甲乙两年汇编》等甲乙史料,确认李乔是弘光朝文官中率先髡发的积极迎降者。第五章主要展示李氏家族成员的文学成就。以科举起家发迹的昭阳李氏家族文人云集,文学着述多元多面、多姿多彩。本章剔除文学之外的杂着,搁置李清的文学着述（详见第六章）,钩稽李氏家族成员的文学着述达150种之多。在朱彝尊等前贤阐释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昭阳诗派”及其与李氏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诗歌创作之关系,着重解读李沂和李国宋、李瞵等李氏诗人的诗歌及其所反映的生活状况。第六章以“生平手不释卷,尤潜心史学,着作宏富”的李清为研究对象,补考其着述30余种,考证单篇文章4篇；深入研读李清着述的我国现存明代唯一的判词专集《折狱新语》：该着作反映了当时以劝善为旨归的法律价值取向、平如止水的法律追求,表现出推官李清智慧风趣的判案风格,还折射着晚明时期的社会生活样态,又以其文采飞扬、典雅丰赡、雍容华丽的文学色彩达到了法律与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终极和谐。就时事小说《梼杌闲评》的作者问题从《梼杌闲评》并未特意为李思诚辩冤、李清与《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作者陆云龙的关系、李清的书写习惯及其文学主张等方面进行考辩,结论是李清不可能是该小说的作者。第七章综述李氏家族女性诗人的情况,着重论述一代才女、“广陵闺秀”李季娴其人其诗其文。诗文兼擅的季娴是明末清初扬州地区的名门才女,一生丰富多彩而结局悲凉凄怆。其诗作蕴藉含蓄、摇曳多姿,却晕染着刻骨的寂寞与哀伤；其阐述佛理的“醒世之文”严密机智、神气秀朗,充满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被清朝第一谏臣季开生誉为“秀擅闺中、风高林下”的才女李季娴,以卓越的才华挑战了彼时女子“锦泊米盐、才湮针线”的宿命,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营造出一片葳蕤华茂的女性风景。李氏家族另一位重要的女性诗人是李国梅,其诗作从体式上看众体皆备,就风格而论则真率朴质、清新而不乏刚健,尤其难得的是她有着十分强烈的女性自觉,敏锐地感觉到女性与时代和社会的格格不入,并试图冲破禁锢、挣脱束缚、实现自我价值。李国梅用她的诗歌代表彼时的杰出女性发出呐喊,对女性所遭受的制度和文化压抑提出了严正的抗议。第八章考述昭阳李氏家族的艺术人才及其艺术成就,尤其是“扬州八怪”主要成员李鱓的绘画与题画诗的成就及特点。李鱓在绘画方面一是转益多师、遍历繁华却能不为春色所拘囿,吸取精华、为我所用,卓然成一大家；二是精研笔墨、巧妙用水,对绘画技法进行了卓越的探索；三是取材广泛、无物不画,赋予画作以难能可贵的平民性,大大拓展了文人画的表现领域；四是能在画作中率性地表现出恣肆汪洋的主体意识与回归自我的莫大勇气。就题画诗而言,李鱓的现存题画诗一则串联着诗人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二则堪称其儒者人格的生动写照,三是表现出与正统诗歌大异其趣的美学风格,为后世提供了独特的诗歌审美体验。

刘和文^[2]（2011）在《清诗总集百年研究进程》文中认为清诗总集一直受国内外学者关注,其研究状况表现在清诗总集总体概貌研究、清诗总集文献价值研究、清诗总集与诗学研究和清诗总集的整理及其它方面研究等方面,文章对此作了精细梳理。

夏勇^[3]（2011）在《清诗总集研究（通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所谓清诗总集,指一切含有清人诗歌之总集。清初以来,清诗总集的编纂活动绵延不绝,高潮迭起,总数估计至少在二千种以上,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极其丰厚的文学文化遗产；同时其自身也堪称清代历史上的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文化现象,为我们考察编者的学术思想、美学观念,乃至相关时代的社会环境、文化风气、文人群体、文学潮流等,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多样的学术视角。虽然清诗总集有着很高的认识、研究价值,但现有研究成果的整体数量与质量,均与之非常不匹配,尤其缺乏从宏观的层次出发,综合多个考察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总揽全局的概括性研究。本文即着眼于此,采取以面带点、点面结合的办法,尝试对清诗总集研究的几大主要议题作一通览性论述。全文分绪论、正论与余论三个部分。绪论首先界定清诗总集的概念与范畴,其次简单回顾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接着主要从宏观上阐述清诗总集对于清诗研究的意义,最后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正论凡六章。第一章首先从数量之大、类型之多与编者之众三个方面出发,着重对清代本朝出现的清诗总集编纂繁荣景象的具体表现进行概述；然后在清代初期、清代中期、清代末期、清代之后的框架下,对清诗总集编纂的流变过程作一鸟瞰式的勾勒。第二章将清诗总集扼要地分为全国、地方、宗族、唱和、题咏、课艺、歌谣、闺秀、方外、域外凡十个大类,主要从内部形态的角度出发,对各大类型的基本面貌、特色与成就等进行初步勾勒。第三章则以清诗总集的编纂体例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取舍标准、编排形式以及其他附件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力图揭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与显着特征。以上三章均属本体论的范畴。接下来的三章均为功能论,依次探讨清诗总集的文献价值、文学意义与文化内涵。鉴于清诗总集从本质上来说,乃是一种文献载体,因而本文首先论述其文献价值。同时,又由于文献资料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学术领域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所以本文主要立足于清诗研究,对清诗总集在清诗作品保存、作家资料两方面的文献价值进行初步论列,另外也涉及清代诗话、词曲、文赋乃至某些其他议题。再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清诗总集同样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本文主要着眼于专题研究,撷取诗学思想、诗人集会、诗歌流派三个议题展开论述,其中前二者采取概论与个案研究结合的方式予以探讨。至于清诗总集在文化研究方面的价值,更是包罗万象。本文仅择取偏于形而上的学术思想、偏于形而下的社会风情,以及相对处于中间层面的政治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作一示例性的初步论述,其他暂姑置不论。余论则尝试前瞻清诗总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与若干较值得深入探研的议题。附录两种,分别对现有书目着录清诗总集与别集的混淆错乱情形,以及着录清诗总集编者信息不确切的问题,进行举例辨正。

方立松^[4]（2010）在《中国传统水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统水车,即人们通常所称的“翻车”和“筒车”,是一种能从江湖河塘等地表水中不间断持续汲水的大型农业机具,主要用于高地提水、低田排水。由于某种程度上,传统农业是灌溉农业,所以车灌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我国南方稻作区,水车是家家必需之物。人们用它进行排灌,来调节和改变农田水分状况和区域水利条件,达到符合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通过排灌,一方面扩大水田灌溉面积,实现增产,另一方面减轻水旱灾害损失,达到保产。传统水车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也不断发展与完善,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产生时间早。距今有一千八九百年,比西方水车早一千五百年。二是种类繁多,形制复杂,动力多样。为适应各地水文、地理等自然条件的复杂性和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需求,传统水车因地制宜发展、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翻车有手摇翻车、脚踏翻车、牛转翻车、水转翻车,筒车有水转筒车、驴转筒车、高转筒车、水转高车。动力除人力外,还有畜力、水力、风力。传统水车是中国传统灌溉器具的代表。三是应用广泛、推广力度大。不仅在南方稻作区普及,而且扩张到北方,还远播海外。四是经济效益显着。水车技术的进步,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巨大。传统水车最早为东汉末年毕岚创制、三国马钧改良,时称翻车,为后世龙骨水车之前身。翻车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从江湖河渠中汲水的新纪元,预示着灌溉史上水车时代的到来。翻车随南迁的移民来到南方,成为南方水田排灌的重要器具。唐宋时期,随着南方经济中心的确立,翻车在南方日益普及,尤其在平原水乡大显身手,为南方稻作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筒车产生于唐代,是一种依靠水流转动的灌溉器具。水力的利用,是水车技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宋以后,筒车开始兴盛,在南方一些山地丘陵水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得到推广,成为山地灌溉之利器。宋元时期,传统水车经过不断演进、定型,渐成体系。明清时期,传统水车进一步完善,出现了两极化现象：一种是小型化的拔车；一种是大型化的风力翻车和兰州水车。风力的出现把传统水车技术推向了第三个高峰。近代以来,传统水车发展停滞不前,在先进的新式排灌机具面前渐显颓势,虽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改良,性能有所改善,但终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被新动力排灌机械取而代之,于八九十年代渐渐消失在田间地头,垄断了近两千年农田排灌的水车时代就此终结。传统水车内部结构复杂,制作工艺难度大,“关楗颇多,必用木匠可易成造”,它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造物智慧,内含深刻的古代中国人的设计思想,即随地所宜；工役俱省；善假于物,凭智巧先；一器多用。通过对传统水车结构设计、工作原理、材料工艺、视觉设计等的解剖和分析,可以了解传统水车的技术信息,而对每一种水车的工作原理图、三视图、整体结构图、局部图等的大量绘制,则使水车形象更直观和具体。传统水车是人们生产生活重要的汲水工具,用途广泛,它不仅普遍运用于灌溉与排涝等农业生产领域,而且在济漕保运、沿海制盐等非农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统水车虽功效显着,但在实际应用中灌溉能力、灌溉效率存有差异。总体上,无论从能力还是效率上,筒车为最高,其次是风力翻车和畜力翻车,再次是脚踏翻车,最后是手摇翻车。明清时期是传统水车推广力度最大、应用最普及的时期,这不仅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环境,而且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如蓄、引、提一体化；水车与各种水利设施紧密配合；水车作为灌溉过程的终端技术得到重视和应用；一些地方官把水车作为惠民措施积极推广等。这一时期传统水车分布区域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在我国东南、中南、西南、北方等广大区域里都有水车应用与推广的大量文献记载,特别在江浙、两湖、两广、四川等地,不仅各式水车都有用武之地,而且形成了区域特色。随着稻作区的扩大,水车在北方也得到了大力推广,尤以京津地区和西北兰州地区最为典型。传统水车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缩影,它在风力出现后并未进一步发展到机械动力,而长时期陷入停滞时期。用技术传播理论分析水车技术传播链中给体（木匠）、中介体（地方官员）、接收体（农户）三个主要环节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封建社会里三者关系中的先天性不足,即给体和接受体过于弱小,中介体过于强大。官强民弱使水车发展缺乏自身内在动力。传统水车对社会与百姓生活的渗透与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水车所有权和水车资源调剂,反映了水车拥有权背后的农村社会阶层属性和传统社会的人际特征。关于水车的各种传说以及水车生活形成的种种习俗与禁忌,揭示了千百年来水车对百姓生活、信仰、价值观的影响,如稻作区广泛存在的水车崇拜是一种龙崇拜,反映了中国人世俗信仰和实用的价值观；在水车上的写字习俗寄托了农家对水车带来丰收的美好愿望；水车号子、女人车水、水车鼓是水车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习俗,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江南农家特有的车水生活原貌。水车与文化的关系是互动的,一方面,水车对生产生活的渗透是深层次的,形成了特有的水车文化现象；另一方面,水车文化反映了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和价值取向。从机械史角度来看,水车结构复杂,有连杆曲柄结构、轮轴齿轮机构、链结构、自动调节结构等,体现了中国古代机械的特点,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和成就,主要表现在技术的创新性、综合性、互补性上；从动力上看,由人力、畜力逐渐上升到水力和风力自然能的应用,几乎达到我国古代动力应用的最高峰,代表了我国古代在动能利用上的卓越成就；在精耕细作农具体系中,水车作为水田农具体系之子系统,代表了中国古代灌溉器具的最高水平,难以替代,它与耕种等其他农具系列互相配合,发挥各自作用,共同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撑。中国传统水车在属于它的那个时代,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是传统水车技术的发源地。唐以后水车不断外传,东传朝鲜、日本,南传东南亚,西传西方。传统水车的外传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农业文明的独特贡献,在中外科技交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传统水车原先的灌溉功能消失后,人们把它作为旅游景观来开发,把它当作农业时代的符号在现代媒介中显现,传统水车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重新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凸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我们研究水车的目的,不是推崇传统水车体现的技术内涵和技术高度,不是返回到传统民间社会生活状态下,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而是寻觅传统的历史遗产对于现代社会的有益启示,毕竟现代科技的进步已使它逐渐成为一道景观。这种启示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技术的进步只有结合自然环境才能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二是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能源；三是传统水车的核心文化价值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

刘和文^[5]（2009）在《清人选清诗总集研究》文中提出清诗总集与清代诗论、诗歌流派、诗歌创作及作家有着密切的关系,颇有研究意义。本文以笔者所寓目的240种、调研所收集的800余种清诗总集的相关资料为研究对象,对之统计分析,宏观上概括清诗总集特征和概貌,探究清诗总集与诗歌批评、诗歌创作的关系。并借鉴地域性诗学、诗学流派理论等相关诗学理论,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清诗总集,通过个案研究、抉发清诗总集中所蕴含的学唐诗论、学宋诗论和诗史论等诗学理念,兼及对清代诗歌流派、地域文化、士人心态、文化风尚等的考察。绪论介绍了研究范畴、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概述清人编选清诗总集的基本特点和类型,分析清诗总集繁盛的原因。第二章从清诗总集的编辑过程及其文本内容概括它具有群体性、地域性和政治性等特征。由于清诗总集贯穿着辑选家的美学趣味和诗学观念,渗透着对清诗的功能、体式、流别、宗主等问题的认识与态度,第三章即对此进行探析——分析清人对诗歌总集批评观念的认识;探究清诗总集序、跋与凡例诗学批评机理;并概括了清诗总集评点概况、总集与诗话的关系、读者评点特征。第四章讨论清代诗家普遍认识到的总集对创作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同馆试律诗汇钞》、《晚清四十家诗钞》为例进行分析,探析清诗总集具有指明诗歌创作路径、总结诗歌创作方法的作用。第五章探究清诗总集学唐诗论,分析夏完淳《云间三子诗合钞》、吴伟业《太仓十子诗选》主情的诗学观,指出其弥补明代学唐诗重法则而不重情的缺陷,开启清代学唐诗之格调;探析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重主旨、主性情、讲神韵的诗学观念,如何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融入于学唐格调以丰富清人学唐诗的内涵;研析王昶《湖海诗传》、符森葆《国朝正雅集》继承学唐诗格调的同时,强调学问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具有兼取唐宋的倾向。第六章阐释清诗总集学宋诗论,分析清初钱谦益《吾炙集》主真求变的诗学观,打破了复古派的审美禁区,扫除了清初诗坛专宗盛唐的风尚,对推动清代宋诗风有重要作用;康熙诗坛吴之振《八家诗钞》、王士禛《感旧集》表现出兼取唐宋的倾向,有提高宋诗地位的意识,并强调学问的重要性;吴颢、吴振棫《国朝杭郡诗辑》则展示学宋诗的另一种特点——以学问入诗；而陈衍《近代诗钞》集成清代学宋诗的诗学观,提出“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观念。第七章以邓汉仪《诗观》、张应昌《清诗铎》和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为代表,分析它们对社会风貌和诗歌发展概况的反映,揭示出它们的诗史观。附录三种,介绍了所寓目清诗总集括构成要素、版本等方面的概况,对于检阅总集概貌,有一目了然的效果,而且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综上所述,已大体描述出清诗总集概貌与特征,显示出清诗总集与诗学批评、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结语总结本文的创新点,并对本文的薄弱环节及清诗总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面做了说明。

王兵^[6]（2009）在《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文中认为清人选清诗既是诗歌选本的一个类别,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诗学批评样式,其编选实践与清代诗歌史的构建、诗学思潮的更迭等皆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故本文旨在梳理清人选清诗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之间的关联,深入发掘清人选清诗的批评功能,以期准确定位清人选清诗在清代诗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一方面从理论的角度论证了选本的批评特性,另一方面也梳理了当代人选当代诗的脉络以及清人选清诗的研究现状,并对研究对象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章具体描述了清人选清诗的发展概况,逐一介绍了清人选清诗的分期情况及其每个时期的具体特征,同时对其文本收集模式、编选体例以及刊刻动机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辨析,并且认为清人选清诗的繁荣主要源于社会政治的影响、诗歌创作及批评成果的推动以及选家类群的兴起。第二章至第五章依次选取了清代诗学中的若干重要范畴,充分论证清人选清诗在这些诗学范畴所发挥的批评职能。第二章主要探讨清人选清诗在清诗史构建过程中的作用。部分清人选清诗不仅具有明确的文学史意识,而且还通过选家个体的主观选择和选家类群的集体筛选等手段参与了清诗史的构建过程,同时在作家的经典化生成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章重点关注的是清人选清诗在清代宗唐、主宋两种诗学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清人选清诗既是这两大诗学思潮的宣传阵地,也是二者论争的主要载体。当然,这两种诗学思潮有时在清诗选本中也能得到调和。第四章主要论述清代官方诗学话语如何体现或渗透于清诗御敕选本及试律选本之中。本文认为,清诗御敕选本是清廷官方诗学话语确立标准的载体,而清诗试律选本则是官方诗学话语全面渗透的产物。第五章重点考察了清诗地域选本、女性选本分别在清代地方诗学、女性诗学中发挥的批评功能。这两种选本样式在清代均达到了繁盛状态,其中,清诗地域选本不仅有力地促使了清代诗歌地域性特征的形成,而且还通过与主流诗学话语的附和或疏离等多种方式表达了其地方诗学话语的诉求;同样,清诗女性选本也是清代女性诗学话语的一种言说方式。

夏勇^[7]（2007）在《清诗总集研究的历史回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诗总集的研究,迄今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在整个清诗研究中,它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与其自身的价值并不相称。本文试图对清代本朝以来有关清诗总集的研究做一历史的回顾,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学术领域的关注。

于慧^[8]（2006）在《近六年清诗研究综述》文中提出清诗①研究在进入新世纪的六年中呈蓬勃发展态势。本文从文献考订、作家作品、诗学理论和研究述评等四方面对2000—2005年的清诗研究成果广泛搜罗并梳理归纳,以备有关研究者参阅。

李娟^[9]（2001）在《试论《清诗铎》所反映的民本思想》文中指出清人张应昌编选的《清诗铎》,选入 91 1位作者的 2 0 0 0多首诗歌 ,“以事标类 ,以类统诗 ,以诗存人” ,注重社会问题 ,鲜明反映编者的“民本”思想。在指导思想上 ,持儒家诗论 ,但不固守温柔敦厚的中庸之道 ,选入大量与民生疾苦相关的诗歌 ,广泛反映人民的生活 ,暴露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它集中了许多描写劳动的作品 ,广及工、农、商、林、牧、副、渔。诸多妇女题材的诗 ,逼真地描写了劳动妇女的本色 ,讴歌了高尚的母爱。另外 ,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 ,揭露洋商的狡诈 ,痛恨鸦片对中国人民的侵害 ,以及对迷信现象和社会贫富悬殊的激烈抨击等题材 ,无不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宗旨。“为吏治民风而辑”的编辑目的 ,使《清诗铎》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清代的社会生活 ,表现出编者的忧国忧民政治思想。

马大勇^[10]（2001）在《清初金台诗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知人论世”为核心的社会-历史批评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基本法则，然而，只有从现代人文的视角出发，我们才可能架构出真正科学的批评系统。本文即着力建构人文化的社会-历史批评框架，并以它为主要手段，撷取清代诗歌史上的重要集群——清初金台诗群为研究对象，力图在补填空白的同时，对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史研究进行反思和探讨。 清初金台诗群即顺治、康熙两朝中除皇室成员外庞大的庙堂诗歌群体的省称，它包括贰臣诗群、燕台七子、海内八家、金台十子等子群体。这一由辅弼重臣、六部九卿、中低层郎官等共同组织成的诗歌网络实系满清统治层“文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明确的“主流倾向”区别于同时的遗民文化群体，又以显明的政治目的性区别于此前史程上的台阁诗歌现象。同时，在这一时段中，随着社会形态由血火交织趋向大局底定，再趋向初步繁荣，汉文化法统遭遇着空前的侵蚀，士阶层在“乱世”的哀痛、怨怒逐渐转化为“盛世”的愤懑和离心，诸如悲慨、凄怆、颤栗、迷茫等心态并不仅为伏处草野的遗孑之士所独有，而作为知识集群两极分化之一端的在朝士人，其进退失据、忏悔、牢骚、感伤、无奈更是随处可见的“集体性心绪”。 论清代诗歌不可能舍弃这些有着较大影响力和较多传播主控权的诗人不谈，他们不仅在相当程度上主持着本时期的诗坛风会，更对作为中国古典诗歌集大成时期的清代诗歌的宏观走向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知其人、论其诗又必须要把握和揭示他们心态系统中的“负面效应”。这是可以凸现诗人“真正自我”的关键部分，也是可以窥见其内心景观的关键部分。不言可喻，“真正自我”与“内心景观”正是我们探研诗歌史的终极目标。 本文由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为人文化的社会-历史批评论纲；正文五章，一、二两章为总论，分别梳理历史上的台阁诗群流变及清初诗坛“朝野离合”的格局，三、四、五章则分别探讨贰臣诗群、燕台七子与海内八家、金台十子几个群体及其成员的生存状态及文化心态；余论部分大略勾勒出了乾嘉时期朝堂诗界的格局与特征，以见清初金台诗群对一代诗歌走向之影响。

二、试论《清诗铎》所反映的民本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清诗铎》所反映的民本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昭阳李氏家族文化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诗总集研究（通论）（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传统水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人选清诗总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8）近六年清诗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0）清初金台诗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清诗铎》所反映的民本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昭阳李氏家族文化文学研究[D]. 王向东. 扬州大学, 2014(12)
• [2]清诗总集百年研究进程[J]. 刘和文. 中国韵文学刊, 2011(02)
• [3]清诗总集研究（通论）[D]. 夏勇. 浙江大学, 2011(12)
• [4]中国传统水车研究[D]. 方立松. 南京农业大学, 2010(05)
• [5]清人选清诗总集研究[D]. 刘和文. 苏州大学, 2009(10)
• [6]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D]. 王兵. 北京语言大学, 2009(10)
• [7]清诗总集研究的历史回顾[J]. 夏勇. 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2007(02)
• [8]近六年清诗研究综述[J]. 于慧. 苏州大学学报, 2006(04)
• [9]试论《清诗铎》所反映的民本思想[J]. 李娟.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1(06)
• [10]清初金台诗群研究[D]. 马大勇. 苏州大学, 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