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文化：和谐还是团结？

一、组织文化:和睦交往还是团结一致?（论文文献综述）

冀沁珍^[1]（2020）在《当代大学生友善观及其培育研究》文中指出人间有情,大爱无疆。在2020年伊始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上下一心,团结奋战,在中华大地上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有奋战在防疫最前线的仁心医者,他们用生命赴使命;有全国各地驰援武汉的逆行者,他们用爱心暖人心;有扶危济困、志愿为他人服务的普通人,他们用凡人善举彰显人间大爱……。这些人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地诠释了友善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要义。足见,友善不止是缓解人际矛盾的良剂,更是增进人与人之间道德情感的纽带,必须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倡导友善观。而大学生作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他们对于友善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不仅决定着自身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准。为此,要着力培育当代大学生的友善观,进一步增强其友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论文包括绪论和三章正文。在绪论部分,通过归纳国内外学者对于友善观相关理论的研究,洞悉学术前沿进展,为本文写作提供借鉴。第一章在分析友善、友善观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大学生友善观的内涵;同时指出大学生友善观及其培育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并积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友善思想。第二章首先肯定了大学生友善观整体状况向好:普遍具备友善认知、积极体验友善情感、具有友善践行意愿等。但也发现部分大学生友善观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善待自我方面存在偏差、人际交往尚需进一步和谐、关心回馈社会意识不强、保护关爱自然生态不够等。针对以上现实问题,重点从高校友善观培育不到位、家庭引导示范不足、西方错误价值观冲击、社会上存在的不友善现象影响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产生问题的成因。第三章是本研究的重点所在。主要从构建高校友善观培育的“大思政”格局、提升大学生友善观自我教育水平、发挥家庭友善观培育的基础作用,以及通过多种渠道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环境等四个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培育对策。

顾莉^[2]（2019）在《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价值目标的“最大公约数”,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就是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并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其中,家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场域,家庭不仅要养育家庭成员,还肩负着为社会培育合格社会成员的责任。与学校、社会等其他培育渠道相比,家庭培育具有特殊的比较优势,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对子女价值观养成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培育主要是通过家风实现的,因为家风在本质上体现的就是家庭群体的价值观念,是绝大多数家庭成员都能基本认同的价值取向。在特定家风中成长的家庭成员无形中就会受其熏陶,对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深厚而持久的影响力。但是,家风在性质上有优劣之分,在特定历史时期,被认为是优秀的家风总是与当时当地的主流价值观相吻合的家庭风气,只有优秀家风才能充分发挥对主流价值观培育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当前要想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家庭培育,首先就要创建当代优秀家风。这就是本文选题“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出发点。当前,通过家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难点在于,很多家庭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要在家庭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尚未形成足够的自觉意识。为回答该问题,本文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理论上厘清家风的本质、家风和价值观之间的内在关系,阐明家庭和社会在对“现实的人”的培养目标和责任上具有一致性,进而提出良好家风是个体、家庭、社会在价值取向上的理性共识,良好家风应主动将主流价值观融入到家风建设中去,并自觉对家庭成员进行主流价值观的培育,培养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符合社会需要的人。为进一步探究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中,如何通过家风建设促进主流价值观培育的,本文对传统家风和红色家风进行了考察。传统家风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等精神文化在家庭生活中的体现,通过家训、家书、家祠、家谱以及日常言行等形式在价值观培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家风蕴含丰富的优秀文化基因,是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家风从根本上说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宣扬的是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因此,对传统家风应当批判继承,合理借鉴并推陈出新。红色家风是指以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并用于家庭教育,通过优秀共产党人言传身教,形成的兼具革命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的家庭风尚,并借助群众性生产运动、法律法规、舆论宣传、思想改造等路径在人民大众中得以推广普及。红色家风传播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主流地位的确立。红色家风不仅是当代优秀家风建设的宝贵来源,更是在当代家风建设中继续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发挥家风建设的榜样示范作用。通过对传统家风和红色家风的研究,得到如下启示:主流价值观需要通俗化、生动化、大众化才能融入家庭;家风必然会随着主流价值观在社会变革中发生演变;家风建设必须要在先进理论指导下,对传统家风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才能创建优秀的新家风等,为当代家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培育提供借鉴。当前我国随着社会的变革、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教育理念的变化,家风也呈现出新特点和新问题,如大家族意识淡化、小家庭观念增强;传统与现代家风并存;对未成年子女“重智轻德”现象较普遍等。为进一步发挥当代家风在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对家风进行有指导性地建设。在进行家风建设时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确保家风的方向性;传承优秀传统家风,彰显家风的民族性;把握世情、国情和民情,体现家风的时代性;结合现代家庭教育理念,提升家风的科学性;尊重家庭个性特征发展,包容家风的多元性。当代优秀家风在价值内蕴上应当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在内涵体系上应表现为:以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体现爱国爱家、家国共建的新型家国关系;以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体现共生共荣、共享发展的新型群己关系;以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体现敬业奉献、向上向善的新型处世原则。当代优秀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产生于共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有着共同的培育对象,这就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培育,用优秀家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面向不同价值主体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主体是国家,是国家的建设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主体是社会,是社会的建设目标;只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才是直接面向个人的。而家庭培育的对象仅仅是个人,如果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再次整合和主体转化,就可能在家庭培育中忽略国家和社会的价值目标,从而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培育中的部分缺失。所以,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首先就是要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有内涵,针对家庭培育的特殊性,以个人为主体,进行目标导向的重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国家、社会层面价值要求,都融入到个人价值观的培育目标当中,形成基于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公民培育、基于社会层面的个体社会化培育、基于个人层面的健全人格培育三个目标导向。在形成目标导向的前提下,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还要借助科学有效的方法,提升培育的有效性。如果价值观不正确,方法再好也枉然;价值观正确,但不注重方法,其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只有价值观正确,并运用有效的方法,才能事半功倍、卓有成效。所以,在家风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方向和灵魂,科学的培育方法是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培育的方法主要包括:通过塑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家庭成员的价值观进行无形的熏陶和濡染,这是优秀家风最有效的培育方式;家长提高自身理论素养,掌握价值观培育有效手段,强化对子女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灌输与引导: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特别是父母自身的言行举止在对子女价值观培育中的示范作用;通过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与感化,在爱教结合中促进并达成价值观上的认同和共识;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家长发挥主动意识,积极规划、正确引导、适时升华,在实践中让家庭成员体验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家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还应建构有效的机制,激发家庭培育的动力,提升家庭培育效果,实现外部环境的协同助推。首先,建构家庭培育的动力激发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培育的根本动力,就是要通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障人民意志、人民权利、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这样才能使个体、家庭、社会的价值需要得到真正的统一和最大化的满足,也才能激发个体和家庭自觉主动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家风建设的指南,并在家庭成员中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建构家庭内部优秀家风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通过目标激励、情感激励、物质激励等方式,形成家庭成员间良性互动的肯定性引导机制;另一方面通过义务性约束、警示性约束、惩罚性约束等方式,形成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对个体不良行为或价值取向发挥否定性鞭策机制。最后,建构外部环境的协同助推机制,包括:学校教育的家庭辐射,充分发挥学校价值观培育的优势,实现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反哺”;社会环境的文化渗透,通过丰富的社区文化促进优秀家风建设,营造浓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氛围;大众传媒的舆论宣传,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优势,大量弘扬优秀家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次传播;国家权威力量的积极引导,通过顶层设计、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手段引导优秀家风建设,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培育有效运行。

王钶媃（Ong Ke Rou）^[3]（2019）在《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文中认为马来西亚族群关系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传统且经典的研究课题,但以传播学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尤其重视媒介化社会下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族际交往的研究却并不多。严格来说,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是一种共生状态,即冲突又和谐。外界认为的族群团结一致,其实对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笔者而言是一种客气却不敢逾越的互动关系。这引发了本研究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一系列思考:何为冲突与和谐并存的族群共生状态?其上层建构与日常互动中的族际交往又有何规律与区别?民间族际互动如何解构族群冲突走向共生关系?本文基于以上考虑,紧密围绕“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际交往如何达到共生关系”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研究是一项质性研究,笔者用了两年的时间进入田野调查,在学校、职场、网络等多个社区进行、实地观察,同时也选择了 80位不同年龄与性别等特征的马来人与华人,来作为主要的访谈对象,重点关注两族之间的接触、互动、交往与矛盾关系,具体考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族群认知与偏见、交往模式和规律,以及互动关系中和谐与冲突的动因和过程,通过对日常与网络社会的族际交往这一动态过程进行深入观察,挖掘隐藏在其中的内在关系逻辑。本项研究意欲回答两个主要的关键问题,其一是日常互动中族群间的隔阂与客气交往是何以造成与建立的?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如何影响日常族际交往?两族间存在一条不容挑战也不可逾越的线又怎样解释?其二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很有默契地不去挑战这条线,到底这条线是什么?其深层内容与交往规律为何?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一条线?日常生活的这条线又如何对应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从这两个问题出发,本研究将从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是民间叙述中日常语态的族际交往是怎样的关系过程,其上层建构的矛盾冲突如何透过日常族际交往得到消解与重构?接着是媒介化社会语境下代际差异的族际交往有何异同,这变迁的族群关系如何走向阈限性族际边界与族别认同?最后则阐释族群间复杂而动态的共生关系如何形成并影响族群冲突的产生、建构、转换、消解与重构?研究发现,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冲突关系,是被上层政治精英作为阶级集团利益共同体所建构的,事实上日常互动中两族的交往模式消解了冲突并达成“互不侵犯”的相处之道。与此同时,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关系是嵌入与脱嵌于日常和网络社会的双重交往,即日常族际交往中是嵌入心理而行为脱嵌,而网络中的族群互动则是行为嵌入而心理脱嵌的。此外,从日常场域转向网络社会的族群交往将因时空压缩和时空延伸而得以消解上层建构的族群偏见,并将其重新编码让新一代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趋向融合。这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为何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更多呈现出是一种“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总是保持着安全距离的共生关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容易在日常互动中被解构,但即便物理距离接近,心理距离上仍遥不可及,双方都不愿意跨过界限,就像彼此之间有一道墙,或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线,谁都不会轻易挑战这条线。研究分析认为,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隔阂,这条所谓的不可逾越的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族群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上层建构的是安全“虚线”,间歇性发生且影响力不足,而日常互动中的族群交往也消解了被建构的冲突关系。“虚线”虚无而虚假,但日常互动中的安全“实线”则实在而真实。实线与虚线相互交叠,显示出族群共生关系,马来人与华人之间体现出一种不愿主动挑战“安全线”的共处状态、相处之道与交往规范。“隐形的安全线”具有根本性、复杂性与流动性。其根本性在于上层建构了“他族寄生于我族”的优越感与认知偏差、我族因沉默的螺旋而产生了外显与内隐的族群尊严,以及媒介尤其媒体因“把关人”的议程和情绪设置,而将族群关系导向冲突或和谐。其二,安全线的复杂性体现在“离心与向心双倾向”相互牵制,及其因程度长短与选择高低而产生的四种交往维度。最后,安全线的流动性是基于族群交往转向网络社会时,其缺场交往的时空属性赋予了阈限身份,即随时切换族群身份与国族认同的可能性。于此同时,马来人与华人在族群认知中出现了传播断层,过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将因受众的自主选择,而陷入失衡的螺旋,导致新生代一旦接触有别于既定印象的他族认知,则将产生传播休克。这种短暂的文化休克将出现四种反应:惊讶、不接受、努力接触与最终快速适应。研究分析也认为,安全线之所以流动性高,是因符号延异过程中漂浮的能指的任意性,尤其语言成了两族深交与绝交的重要因素。简单来说,安全线的根本性保证了两族之间的安全距离,而其复杂性与流动性导致共生状态得以长久延续。但这条安全线必须是隐形的,因为只有隐形才安全,才能消解上层刻意建构的族群矛盾,同时,隐形的安全线是日常互动中一种仪式化交往的社会规范。“隐形的安全线”虽然是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中的本土化概念,但却也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尝试打破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补充族群边界理论的内涵,重视交往在心理与行为上的“双重性”,以及高语境化的时空属性。全球化时代下,跨文化传播赋予了文化体之间更多碰撞与交流,而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解释了多个文化体之间在日常与网络社会的不同互动,安全线虚实交叠恰恰体现上层与民间的跨文化对话,其复杂性与边界的流动性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流与适应过程。

张志强^[4]（2019）在《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们的思想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思想认识从来不是与生俱来、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理论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引导。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既是一种人的社会意识、观念形态,也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因而不同的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就参差不齐。分布于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原因,其内部多数人受到伊斯兰教或藏传佛教的影响,但从历史脉络及现实生活角度来看,两者之间既存在一定联系又具有显着区别。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生机勃勃、思维活跃,正处在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同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由于成长环境所具有的特殊性,例如较易受到宗教文化因素等多元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引导培养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成功开辟,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也证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之于中国实践的正确指导意义。按照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的宗教观,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作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生活过程在人们头脑中的曲折反映,归根到底依赖于人类的物质生活过程,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决定。正是这一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比以往任何一种宗教观都更为正确地把握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宗教观历史上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集中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思想之中,也反映在同时代和之后赞同并用以研究宗教问题的人们的思想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这一科学理论结合中国实践的赓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宗教观,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新飞跃,是教育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根本遵循。“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习近平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培养青少年树立科学宗教观作为宗教工作重点之一,作为“主要矛盾”和必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看待。通过科学理论引领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关涉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的健康成长成才,关涉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和巩固,关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程,关涉“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是必须要重视和落实的一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践证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宗教观重在引导。那么,如何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正确认识宗教文化与传统习俗、国家的政策法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之间的关系呢?这是一个不容忽视、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和及时解答的重要时代命题。概而言之,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对宗教问题的总体看法与时代进步相契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但也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因此,为了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研究如何以科学理论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引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等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针对性与学术研究意义。除了导论,本研究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依据的系统阐释,通过探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进路,深切领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宗教观的科学内涵;第二章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引导实践,总结了引导实践的辉煌成就与有益经验;第三章是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宗教观念现状的调查分析;第四章在整理归纳调查数据的基础之上,论证了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基于上述实证调研与学理分析,本文第五章提出了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时代要求与对策建议。本研究全文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为基础,紧密结合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针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对宗教等问题的观念现状及特点,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组织座谈、数据分析、文献研究等方式,既有对实践引导成就与经验的总结凝炼,也有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思想认识现状及引导不足的调研分析,为进一步探索如何引导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从思想认识方面的主要问题、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利因素和引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足之处等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面临的考验与挑战,建议通过正确、科学、合理的协同创新与完善,以引导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万祥春^[5]（2018）在《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落后挨打,饱受列强的反复侵略,其中绝大多数侵略都来自于海洋。中国人民对这些海洋侵略深恶疼绝,对海洋安全的渴求十分强烈,无数仁人志士在反对海洋侵略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提出了各种海洋安全观,但这些探索受到种种制约,最后都失败了。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布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海洋争端,要实现海洋安全,就必须用海洋安全观来指导海洋安全实践,并在海洋安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更好地促进海洋安全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海洋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实践、发展和完善,不仅有利于实现国家海洋安全,更有利于促进国家总体安全。本论文的研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概念部分,为论文的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由第一章构成。安全是指主观和客观上没有威胁、事物保持平稳发展的状态。安全观是指安全主体对自身所面临的客观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关于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海洋安全观,是海岛国家和沿海国家对自身所面临的海洋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涉海人们关于海洋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以海洋共同安全观为核心,由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和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五个子体系构成。第二部分是理论部分,由第二章构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了西方列强的弱肉强食的海洋争霸安全思想,强调其他国家要获得海洋安全,就必须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海洋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主张中国的海洋安全观以反对西方海洋霸权为主要任务,倡导建立新的海洋安全观。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本研究的理论指南。第三部分是外延体系部分,由第三、四、五、六章和第七章构成。第三章论述了中国积极倡导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愿意同世界有关海洋国家一起提供海洋公共安全产品,共同担负起维护世界海洋安全的共同责任,并把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海洋政治大国。第四章阐述了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是指,在海洋经济贸易活动中,中国把既坚决维护我国的海洋经济利益,又能促进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各地区海洋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观念。第五章阐释了奉行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是指在海洋军事安全竞争合作力求双赢,在海洋军事竞争中努力谋求合作;在海洋军事合作中也不完全放弃竞争,通过有限度的海洋军事竞争促进本国海军的健康发展。第六章论述了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是指在海洋世纪,中华民族既宣传弘扬民族传统海洋文化,同时,也要不断学习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海洋文化,推动海洋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和融合创新,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各地海洋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第七章论述了全球海洋是一个大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一处地方遭到破坏,必然会影响到全世界其他地方。所以,建设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就是全世界国家和人民要团结一致,认识到海洋生态系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蓝色家园,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家庭一样,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把海洋建设成为人类共同的美丽家园。地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球,各国共有一个海洋。本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运用多学科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世界海洋安全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提倡“中国海洋安全方案”,同世界各国共享海洋安全,具有一定的现实理论和指导意义。

张金洪^[6]（2018）在《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文中提出人总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由此形成对不同群体的认同和归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认同是人对自己所处的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因此,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实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某个族群的成员和某个国家的公民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两种身份,由此形成两种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从理论上来看,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问题,而在多族群国家内部,由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张力,有时甚至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在全球化的持续推动下,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以及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日益紧密和频繁,在一定程度上说,人们的交往早已突破了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然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带给人们丰硕成果的同时,也由于其本身带来的不稳定,使人们产生了许多困惑与不安。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全球化冲击着传统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但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历史条件。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处理,不仅关涉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还关乎国家的安全与民族团结。也正因为如此,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国家观的指导之下,立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理论、历史、实证考察和现实路径等几个方面,对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及其二者关系的处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为维护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加上绪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缘起,即在全球化冲击下,民族国家问题凸显、民族国家内部出现认同危机、以及全球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严峻挑战等。尽可能全面地梳理和归纳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明确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视角,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领域。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选取凉山彝族作为个案研究的缘由及数据说明等。第二部分是概念阐释和界定。分析了“认同”、“族群”、“民族”的概念,界定了本研究中相关概念的适用内涵和外延。在综合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角度来看,族群认同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本身是一个包含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的动态概念,其核心是族群身份的构建和认可,指的是族群成员基于共同的血缘、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等形成的对自己所属族群的归属感和责任意识,具有鲜明的族群性和文化性。而关于国家认同,则是将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理解,指的是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对本国政治统治、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的赞同和归属。就中国而言,国家认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国民对国家政治统治合法性、制度、政策等的赞同和忠诚;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和共同命运的认同和维护。第三部分是对西方国家关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的分析。重点阐述和分析了西方国家的三种理论形态:种族主义理论、同化主义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结合西方国家在相应理论基础上实施的政策实践及其效果的分析,对这些理论取向进行了简要评析。指出,由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实际上很难建构出一种精细而完备的普适性理论模式。民族国家应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在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断探索有效措施来协调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实证考察和分析。详细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现状、影响因素和总体趋向。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人口较多、文化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的少数族群,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历史上,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凉山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彝族,凉山彝族保留着更为完整的彝族传统社会形态、族群文化和风俗习惯,其族群认同亦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而他们的国家认同则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其本身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今天,凉山彝族面临新的文化重组和变迁,其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亦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通过对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事实上处于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状态,没有出现两者相冲突的情况,并且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族群认同程度。这为研究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实证依据。第五部分是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理论分析和现实路径探索。在以上各章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关系,即二者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和谐一致的一面,但国家认同在理论逻辑和实践层面上都具有至上性和优先性。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应发挥主动积极性,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促进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在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现实路径探索方面,本文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费孝通教授分析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分析框架下,重新审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表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并非是“二元对立”,相反,多族群共生、多族群互补是历史大传统,是理性实践、历史的选择,更是生存性智慧。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与此同时,中国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挑战。针对于此,为进一步促进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现实路径:一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促进各族人民广泛的政治认同;二是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少数族群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促进全国范围的文化认同;四是加强民族团结思想教育,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五是持续开展公民意识教育,不断强化国家认同。

卞振华^[7]（2015）在《组织文化、结构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以及企业绩效一直都是管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企业绩效需要通过组织文化与企业结构两大基本要素来实现。组织文化可以划分为和睦交往型和团结一致型,组织结构可以按照柔性化程度来划分。结合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实际数据,本研究认为和睦交往型组织文化引起负向的企业绩效,高柔性结构加强这一关系。团结一致型组织文化带来正向的企业绩效,高柔性结构强化这一关系。

刘子云^[8]（2015）在《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团结教育”因与社会政治议题存在密切关联,通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权力再生产的工具、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实质上,民族团结教育及其模式,是在时代需要的背景下和复杂环境的孕育中,由政治话语的建构、历史主体的实践、制度伦理的规范等多重环境要素共同作用而生成与建构的概念、行动和运行方式。其宗旨是教青年和学生懂得人类的多样性以及地球共同体中所有个体所具有的相似性与彼此关联的命运。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但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进程中,鉴于人们的文化符号、文化归属认同以及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不平等、歧视、分离主义、极端势力”等破坏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力量在学校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事实性存在,威胁着个体的生存、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同时受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性增强、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素的影响,各族人民在交流、交换和互动的过程中存在的传统的民族问题与民族矛盾,或持续存在或转换为经济纠纷、文化差异等产生的新的矛盾与冲突。为了个体与他者的共同安危,民族团结教育致力于用平等、民主、正义与和谐的教育理念、实践方法,培养青年及学生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以消除民族歧视、抵制破坏、修复分离主义导致的情感裂痕、避免暴力冲突引致的伤害,以维护社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平等地位和尊严,维护中华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秩序。本文将民族团结教育的“主体、理念、方式、过程、效果”等5个要素纳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范畴,从历史、政策、实践和理论反思的层面,对我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秉持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理解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考察民族团结教育现象,及反思民族团结教育实践,并进行尝试性的理论建构。其中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民族团结教育研究之缘由、意义、内容与方法,从多学科和中外比较的视野审视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状况。第二章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审视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意义。其中主要是从人类学视野中的族群认同理论、民族学中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民族政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理论、社会学中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以及象征人类学中的象征理论等为民族团结教育提供新的阐释,理解和反思民族团结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关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基本宗旨是一致的。第三章具体分析了“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和“民族团结教育”等概念,从政治论、利益论、工具论、价值论等不同的论说,以及从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进行了再审视,分析了民族团结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民族认同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交迭与差异,确立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基本内涵。重点分析了民族团结教育的生成逻辑,即对民族团结教育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并从工具论和价值论两个维度阐释了民族团结教育生成的价值。第四章从宏观上阐释了我国民族团结教育模式的基本样态。历史地审视了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理念和目标,分别简述了主体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理念。两者民族团结教育理念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文化相互交融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理念。虽然我国民族团结的理念早已蕴藏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但作为教育实践却是近代之事。本文将民族团结教育实践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萌生阶段（18401949年）；伴生阶段（1949—-1978年）；独立阶段（1978—至今）,不同阶段,其目标、主体、方式、政策具有不同的特点。为避免研究的主观偏见,对广西、北京和湖南的中小学校进行了调查研究。由此形成了第五章内容,即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实地调查研究。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坚持主位研究,主要以团结模范省区的广西作为研究背景,对南宁市五所中学的143名教师和78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及对百色市、来宾市等各地民宗局、民委的民族教育管理者,那良镇中心小学、滩散小学、新兴民族学校等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及对学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等进行深度访谈。在使用调查资料时,尽量做到价值中立,以还原民族团结教育的“真实”,并呈现了广西生态视阈下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状况,包括各族师生等不同主体对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必要性、对象、课程教学、教材、师资、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态度和看法,总结了广西整体的民族团结教育经验。第六章对我国与以色列、马来西亚、美国的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描述性总结。各国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团结教育所采取的具体理念、目标和行动方式有所不同,但在促进国家统一、消除民族歧视和促进社会民主、公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效果。我国与外国的民族团结教育在理念、制度和实践上具有相同之处,在目标、方式和实践上有一定差异,从总结的经验来看,民族团结教育需要注重理念上的包容性和实践上的灵活性。第七章对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遭遇的困境进行了反思。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理念、主体认识、实践过程、方式选择、质量效果和评价等存在认识上和操作层面的困惑,尤其是不同范式主导下人们对于民族团结教育理念的认识存在的偏差较大。第八章探讨了如何解决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中关于理念、主体等要素的认识困境,以及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的方法探讨和路径分析。根据广西、北京、西藏等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可以将经验归纳为课程、活动、文化、情感等四种民族团结教育模式。第九章从人类学视角对民族团结教育进行了理论反思。根据民族团结教育形式特点,将民族团结教育分成权力、理性和文化支配等三种类型。不同民族团结教育类型各有优劣,其中文化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是最适合当下社会所需要的类型。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应将学校视为一个类社会的公共场域,充分利用学校的民族文化符号,挖掘其象征意义,通过精心的教育选择,为各族学生建构一个富有中华民族文化隐喻的共同学习和生活的公共领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形塑各族学生的民族认同感、爱国情怀,促进彼此的尊重、理解和沟通,达至民族团结与和谐的理想。

林舒^[9]（2014）在《文化因素对农民合作意愿影响研究 ——基于福建数据的实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发展农业、促进农民增收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农民需要进行有效合作,以对抗市场风险,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但天然松散、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方式,使得农民存在着合作的困难。如何引导与促进农民合作,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国内对于农民合作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与社会学两个角度入手,研究影响农民合作的因素,但对于文化因素对农民合作的影响研究较少。文化对个体行为有十分显着的影响,文化因素可能是农民合作的关键驱动因素或阻碍因素,探寻影响农民合作的中国文化因素,对于推动和引导我国的农民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关注中国文化因素（家族主义倾向、权威倾向、人情倾向与和谐倾向）与农民信任以及农民合作之间的关系。本文沿着“文化因素—农民信任—农民合作意愿”的逻辑思路,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对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探索农民人际信任类型。本研究通过对国外信任理论文献的回顾,归纳和总结了目前比较流行的信任测量和信任要素,并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文化环境,对中国文化下乡村人际信任量表进行测量,然后对信任量表中的信任要素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提出适应中国文化的乡村人际信任三分法,即人品信任、能力信任和关系信任。（2）探索与农民信任以及合作有关的中国文化因素的维度结构。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访谈研究,采用本土概念构建了与农民合作有关的我国文化因素四维结构（家族主义倾向、权威倾向、人情倾向与和谐倾向）。借助于大样本问卷调研获取的数据,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与农民合作有关的我国文化因素维度划分的合理性。（3）农民合作类型的探索以及中国文化因素影响农民合作意愿的内在机理研究。本研究通过对农民合作理论文献回顾,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提出农民的合作意愿分成亲缘合作与一般合作两类。并将中国文化因素作为自变量,农民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农民合作为因变量。探寻中国文化因素影响农民的内在机理。本研究发现:家族主义倾向与权威倾向对农民人品信任、能力信任与关系信任都有影响,说明家族主义倾向与权威倾向是影响农民信任的主要文化因素;和谐倾向对农民人品信任、能力信任有显着影响;人品信任与关系信任对农民亲缘合作有显着正向影响;人品信任与能力信任对农民的普遍合作有显着正向影响;影响农民亲缘合作的中国文化因素包括家族主义倾向与权威倾向;权威倾向对农民普遍合作有正向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信任在家族主义倾向对亲缘合作的影响中,在家族主义倾向对普遍合作的影响中,在权威倾向对于亲缘合作的影响中,在和谐倾向对普遍合作的影响中均起完全中介效应。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创新。本研究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提炼出与农民合作有关的中国文化因素,并将农民信任与农民合作的类型进行划分,明确研究内容。第二,研究内容创新。本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研数据,利用结构模型建模方法,以农民信任为中介,分析文化因素对农民合作意愿的影响,相比以往实证研究文献在研究内容上面更进一步,有效弥补目前该领域研究存在的不足,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

游俊^[10]（2013）在《创建武陵山片区民族团结示范区的优势条件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创建武陵山片区民族团结示范区具有四个优势基础条件,即民族关系的长期和睦是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基础条件;民族文化的特质与有机交融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础条件;民族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是各民族乐业安居的基础条件;民族教育事业的兴盛是各民族共同进步的基础条件。这对于其他民族地区的稳定、团结、繁荣以及挖掘本民族本地区的优势条件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组织文化:和睦交往还是团结一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组织文化:和睦交往还是团结一致?（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大学生友善观及其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8）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文化因素对农民合作意愿影响研究 ——基于福建数据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10）创建武陵山片区民族团结示范区的优势条件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组织文化:和睦交往还是团结一致?（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大学生友善观及其培育研究[D]. 冀沁珍. 辽宁大学, 2020(01)
• [2]以家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D]. 顾莉. 扬州大学, 2019(06)
• [3]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D]. 王钶媃（Ong Ke Rou）. 南京大学, 2019(02)
• [4]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D]. 张志强. 兰州大学, 2019(08)
• [5]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D]. 万祥春.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6]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个案[D]. 张金洪.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7]组织文化、结构与绩效的关系研究[J]. 卞振华. 时代金融, 2015(18)
• [8]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D]. 刘子云. 中央民族大学, 2015(01)
• [9]文化因素对农民合作意愿影响研究 ——基于福建数据的实证[D]. 林舒. 福建农林大学, 2014(01)
• [10]创建武陵山片区民族团结示范区的优势条件探析[J]. 游俊.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