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飞跃及其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飞跃及其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王中汝^[1]（2021）在《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于党的文献视角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文中指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开放性与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能以世纪轮替为标准,划分出所谓的世纪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以邓小平理论为首创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跨世纪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新飞跃,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李忠杰^[2]（2021）在《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基本内涵》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内容丰富,道路曲折。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既书写着英勇,又记录着艰辛;既放射着光芒,也不失有悲壮。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重温党的历史,必须抓住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认识和把握党的历史的基本内涵。一、贯穿百年的主题主线学习党的百年历史,按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什么是主题主线、主流本质?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李晓霞^[3]（2021）在《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文中认为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加强自身思想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的关键是在把握和运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并完善其内部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使党内集中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党内集中教育呈现出科学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提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这个问题,不是对以往党的思想建设经验和成效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转变,给我们党与时俱进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水平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论文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这一总的逻辑理路展开。在研究过程中以对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基本概念和本质的把握为基础,围绕“如何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这一基本问题,搭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回顾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时代必然性,力图探寻新时代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主要路径。本论文的正文总共包含五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阐释。本部分内容旨在解决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依据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的前提性问题。本文认为,在理论依据方面,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是党内集中教育的理论源泉。在本质和特征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先决条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关键是把握和运用规律,落脚点是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还具有动态性、系统性、长期性等基本特征。在现实意义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有助于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第二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本部分内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共计22次的党内集中教育,从背景、目标、内容、形式、过程、成效、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回答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从哪里起步”“经历了什么样发展”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起步于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历经了奠基与开创、继承与曲折、创新与发展、完善与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本部分内容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基本经验,试图回答我们党在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经验和规律”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是“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根本追求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效检验的方法和标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根本保证和重要保障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第四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本部分内容立足国情、党情、世情的新变化,从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发展“是否必要”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供重要思想保证,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第五部分,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本部分内容从优化和完善党内集中教育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出发,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要在新形势下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定位,以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优化内容体系,以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健全体制机制,以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创新方式方法,以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构建评价体系,以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总之,要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阎树群^[4]（2021）在《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文中提出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系统梳理和科学总结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深入研究这一命题从提出到演变的话语变迁,从学理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表现形态,对其发展过程作出科学分期,这对于党领导人民继续谱写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赵欣楠^[5]（2021）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事关我国国际话语权,事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面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现实任务,我们仍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大师毛泽东那里,汲取话语创新的营养,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理论借鉴。1921建党以后,党在理论和革命实践方面并不成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将苏联式革命话语作为革命主流话语。然而,照搬苏式革命话语导致党内逐渐被“左”倾革命话语主导。“左”倾革命话语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共产国际文件为导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毛泽东从实践逻辑出发,批判了教条主义话语从理论规定实践的线性逻辑,以“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论作为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基础性命题,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价值立场,突破了苏联革命话语和三民主义的话语制约,建构了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创造了一系列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新话语,实现了从苏式马克思主义话语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转换,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主客观因素的合力结果。毛泽东救亡图存的理想、深入群众的人民立场,以及注重学以致用、调查研究的性格特质是他能够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主要原因。就客观条件而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与党内知识分子的集体智慧为话语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为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话语权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实践力量。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历程,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逻辑出发建构话语,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面临的问题为中心,把人民群众作为最核心的话语对象,围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构建话语,结合世界视野与民族特点,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吸收养料,主动吸收世界上代表进步潮流的文化成果,积极应对话语挑战,重视传播话语新模式建设,在回应时代问题中构建和完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历史与时代相呼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

孔晓菲^[6]（2021）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大激荡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再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前进一步都要同中国近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开展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思想斗争经历了一个“交锋碰撞——批判斗争——引领发展”的矛盾交织运动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是贯穿这一思想斗争的主线,更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和攻击的基本遵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应对和回答当前意识形态冲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思想史视角,着眼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思想斗争为主要线索,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各种社会思潮开展的思想斗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从而揭示不同阶段思想斗争的核心主题、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在思想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新时代辨识、批判、破除各种反动社会思潮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阐述与本研究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一章是理论前提性研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主体部分,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围绕阶段性主题同社会思潮展开的思想斗争,以及在思想斗争中获得的进一步发展。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做出理论总结。引言主要说明研究问题的缘起,述评当前学术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现状,呈现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指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核心论题,厘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展开思想斗争的主线,并确立了不同阶段的论争主题。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入,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相适应,促使我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觉醒,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做出新的文化抉择。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不断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维度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积极回应中,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批驳了科学派和玄学派、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的错误思想主张。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中国思想界,以“新生命派”、“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全盘西化派”、“本位文化派”为主要代表,同共产党人组成的“新思潮派”,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大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和批驳这些思想派别中,提出并深入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引发国民党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烈攻击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为此,国共两党间展开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对“伪三民主义”的批判中,划清了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厘清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最后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党内已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成基本共识,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但党外各政治派别围绕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权如何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形式各异的政治主张。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中间党派“中间路线”建国主张的批判中,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第六章,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而且是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创新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新时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应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展开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王迪^[7]（2021）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探索研究》文中指出

李新潮^[8]（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阎树群^[9]（2021）在《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文中研究指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持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极其艰难的伟大事业,无论是理论命题的提出和演变,成果形态的丰富和拓展,还是历史进程的飞跃与延伸,都经历了一个长期实践探索、不断深化认识和反复提炼概括的发展过程。立足于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角度系统梳理和正确辨析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因素及其内在逻辑,对于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基本经验,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张明^[10]（2021）在《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问题的学术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整体性历史看,理论飞跃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从阶段性变化到整体性跃迁有机结合的系列复杂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核心主题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集中回答如何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理论设想的情况下,即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次飞跃"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工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会随着实践的推进而发生阶段性变化,因而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不断"结合",在不断"结合"的过程中,会产生若干次阶段性飞跃,陆续形成党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创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主题的回答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总体性特征表现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产生了诸多原创性理论贡献。诸如"新时代论"、"新矛盾论"、"两大布局论"等,特别是随着后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完成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中国将进入"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问题在新时代开启了一个由特殊性向普遍性转化的新起点,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飞跃及其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飞跃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于党的文献视角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基本内涵（论文提纲范文）

（3）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问题的学术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飞跃及其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于党的文献视角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J]. 王中汝.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基本内涵[J]. 李忠杰. 中华魂, 2021(07)
• [3]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D]. 李晓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4]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J]. 阎树群. 社会科学文摘, 2021(05)
• [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研究[D]. 赵欣楠. 浙江大学, 2021(01)
• [6]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D]. 孔晓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探索研究[D]. 王迪.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8]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9]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J]. 阎树群.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
• [10]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问题的学术思考[J]. 张明.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