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作编辑·也说幸福

一、读作编·也说幸福（论文文献综述）

岩温罕^[1]（2018）在《西双版纳傣泐语参考语法》文中研究指明傣泐语是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的语言,是中国傣语四大方言之一,使用人口约30多万。分布于重国、缅甸、老挝、泰国四国交界的缅甸掸邦东南部的傣语,泰国北部的泰陇语、泰泐语,老挝北部的老泐语和中国西双版纳傣泐语同出一源,至今还使用共同的佛经文字（老傣泐文）。目前,对傣泐语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资料还很缺乏,尚未发现采用参考语法的框架体系对其进行研究。本文以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傣泐方言为研究对象,依托详实的语言材料,综合运用田野调查法、描写法、比较法等现代语言学理论,突出参考语法“全面性”、“系统性”、“微观性”和“原创性”等特点,对西双版纳傣泐语的语法结构进行全面、深入的共时描写与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的傣语方言和土语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照,提供详尽扎实的语言材料。同时,研究西双版纳傣泐语参考语法,能够为侗台语族的系属研究提供佐证,为汉藏语系语法理论研究提供一个真实的语法个案。

丁大刚^[2]（2017）在《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以巴赫金和福柯的话语概念为理论基础,建立了一个译者话语系统,把理雅各的话语分为一般话语、翻译话语和翻译即话语,以“忠实”、“对等”、“释译”和“重译”等翻译话语为主线,贯穿考察理雅各的翻译,目的是揭示理雅各如何以话语为策略,从事翻译的话语实践。具体而言就是,理雅各在其翻译中施加了哪些意识形态,以及他的一般话语、翻译话语和翻译即话语三者如何“共谋”,促进中西文化的互释与会通,进而阐释理雅各在这一翻译过程中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变化及其自身思想的转变。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依据理雅各的一般话语考察其翻译人生。在19世纪英国在华传教史、英国汉学史和翻译史的观照下,主要从“人”和“书”两个方面建构影响理雅各典籍翻译的社会文化网络。第二,综合考察理雅各的翻译和翻译话语。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把理雅各的翻译分为中文译述、《中国经典》、《中国圣书》和纯文学翻译。他的中文译述主要是为传教服务,但同时也体现了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反映了理雅各的“适应主义”传教策略和“比较护教论”。《中国经典》至今仍可视作中国典籍翻译的标杆,从其翻译过程、翻译特点和影响可资佐证,但也存在一些诸如经书的排序和版本的问题,其中渗透着理雅各的主体意识。《中国圣书》的翻译使中国古代经典在比较宗教的视域下得以神圣化,也使儒教和道教的观念借着“圣书”的名誉在西方得以传播。翻译纯文学作品是理雅各与中国古代经书的一种互文式阅读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晚年生活的心境和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化。在此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总结理雅各的翻译思想。第三,在梳理忠实、对等、确当翻译、释译等译论的基础上,把理雅各的翻译话语放在整个翻译史的框架内,视其翻译论述为一种话语策略,并以他对“性善”、“上帝”、“道”等概念的翻译为例,探讨他在翻译中施加了哪些意识形态。理雅各以“人性趋向善”来译注孟子的“性善”,一方面表现出调和儒耶人性论的意图,另一方面表现出他借助孟子的性善论阐发自己非国教信仰的宗教立场和后千禧年主义的神学思想与世界观。这一翻译实践反映了其“忠实”翻译话语背后的不忠、不信。“God”与“上帝”看似对等的翻译,实则是一种话语实践,是理雅各人为建构的结果。借助这一建构,理雅各不仅在学术的领域解决了译名之争,也在客观上促使儒教在西方得以发明。理雅各翻译儒家之“道”的多样化选词和翻译道家之“道”采取音译转写的方式,一方面想表达儒家之“道”丰富的道德、政治和形而上的内涵,另一方面意欲传递道家之“道”语义的模糊性和思想的神秘性。这一翻译实践是对其所理解和论述的确当翻译的违背,恰恰是一种释译。第四,在“重译”话语的观照下,重点论述理雅各对《论语》的修订和《中庸》的重译,尤其是修订《论语》译本时对孔子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重译《中庸》时对“中庸”和“诚”两个概念的重新解读和翻译,其中反映出理雅各思想的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理雅各浸润中国文化已久以及与中国人交往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同化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上论述说明理雅各的中国典籍翻译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意味着意义的再生产和文化的再现。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阅读理雅各的翻译,我们要看到它的思想史价值,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从而寻找中国思想进入西方的更有效途径。

蒲德祥^[3]（2015）在《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 ——财富、对外贸易及制度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自人类社会以来,构筑幸福便永恒地存在于一切历史发展的社会结构之中。近年来,“幸福”成为人们热议的主导话题,构建幸福社会,建设幸福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己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幸福理论,因为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是历史与现实交融中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亘古永新的探讨主题,己深深根植于各种思想史、学说史中。因此,本论文以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是幸福为主线,研究探讨古典经济学的幸福内核思想。为此,本论文系统梳理和挖掘经济学自诞生以来的幸福思想特别是斯密在1790最终修订《道德情操论》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这一100年间经济学的幸福历程。并在反思古典经济学的幸福历程基础上,尝试提出了古典经济学的幸福内核并以此为基础对其进行了经验验证以为建设幸福中国提供借鉴和启示,是本文的研究意旨。首先,对于理论部分。本论文以财富与幸福为主线展开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思想渊源、最高代表以及多棱折射。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思想渊源,阐述了古希腊以来到斯密以前的幸福理论,主要涉及色诺芬、曼德维尔、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和主观价值论的幸福理论；二是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最高代表斯密的观点并分析了斯密的幸福思想来源,提出并阐明了幸福革命的到来,从人性视角、制度或政府视角、财富视角和道德视角讨论通往人类幸福的可行之道。基于此,本论文认为斯密在其两部传世之作中所阐述的思想是试图建立一个富裕和自由的幸福社会。因此,本论文认为,斯密是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最高代表。其后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是在斯密所构建的幸福社会框架内添砖加瓦以使他所构建的幸福社会实现之；三是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多棱折射。本论文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尝试基于斯密所构建的幸福社会模型建立了一个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体系,即从斯密的幸福大厦到马歇尔的幸福大厦的100年里,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经历、知识和社会背景所描绘的幸福蓝图。在对待斯密所构建的幸福社会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悲观者,巴斯夏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乐观者,边沁、西斯蒙第和边际学派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支持者,西尼尔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反对者,汤普逊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冲突者,穆勒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折中者,马歇尔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综合者。他们所阐述的幸福思想都从不同侧面诠释了斯密的幸福社会模型,为增进人类幸福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动力。其次,对于实证部分。本论文在系统梳理和挖掘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基础上对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核心因子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发现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可归纳为财富、人性、美德、人口、对外贸易和制度六个核心因子。为此,我们以财富、人性、美德、人口、对外贸易和制度为自变量,以幸福为因变量设定模型为：幸福=f（财富,人性,美德,人口,对外贸易,制度）,但由于人性、道德这二个变量进行衡量存在一定困难以及一般把人口变量当作特征变量在模型中加以考察。最终,我们设定的模型为：幸福=f（财富,对外贸易,制度）。在此模型基础上,我们应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2005对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进行了经验检验。实证研究表明：（1）从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来看。总体上,收入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有显着的影响。从其分项指标来看,绝对收入呈倒U型关系,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有显着影响,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有显着的负而影响,收入支出对居民幸福感有显着影响；（2）从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来看。制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着的正效应。从分项指标来看,政府效率、财产权保护和公共品供给对居民幸福感均有显着的正效应；（3）从对外贸易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来看。对外贸易对居民幸福感有显着的正效应。从分项指标来看,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均对居民幸福感有显着的正效用；（4）从分群回归结果看。不管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东部居民还是中西部居民,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均有显着的正效应。制度和对外贸易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着性,但其对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着的正效应。从收入分项指标对其分群来看,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收入支出对不同群体均有显着影响,而收入差距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着性,但对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着的正效应。从贸易分项指标对其分群来看,进出口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着性,但对其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着的正效应。从制度分项指标对其分群来看,政府效率、财产权保护和公共品供给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着性,但对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着的正效应。总之,改革开放所推行的对外贸易和制度建设带来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幸福感的提升表明,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所包含的思想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最后,通过本文的理论诠释与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政策启示。中国经济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一场以民生幸福为目标的革命正在悄然兴起。在建设“幸福中国”、复兴“中国梦”的今天,这决定了政策必须围绕以幸福为中心作为其发展目标。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思想观念,从效率经济转向幸福经济；关注弱势群体,缩小幸福“鸿沟”,切实改善民生幸福；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提高各阶层居民幸福感；加快制度建设,构筑幸福政治,为民生幸福保驾护航。

赵海英^[4]（2013）在《方言学视野下的山西民间音乐》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所涉及的山西民间音乐主要包括左权民歌、河曲民歌、太原莲花落、大同数来宝、平遥盲书、武乡琴书、长子鼓书、壶关秧歌。这八个音乐曲种都是历史留给山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生活、教育环境改变,年轻一代能完全传承民间音乐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现代媒体的冲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面临着消亡。拯救、继承这些民间音乐则成为当代音乐人肩上的重任。然而要拯救、继承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单纯的记录是远远不够的,最主要的是要对这些民间音乐的乐理本质进行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传承与发展。因此,运用方言学的方法详尽解读“山西民间音乐”反映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利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分析研究山西民间音乐,发掘其内在规律,指导学习者学唱,建立考核衡量的客观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从方言学视角审视“山西民间音乐”,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和了解山西民间音乐的艺术特色,对于发展和振兴山西民间音乐,有力地推动我国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分六个部分,即绪论、上篇、中篇、下篇、第九章、研究结论和展望。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依据和意义；论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交代研究对象和材料来源；理清研究思路、步骤和方法；指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一、第一次系统整理研究“山西民间音乐”的唱词及念白,订正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的错误,为“山西民间音乐”的传承及走向世界提供准确的脚本。二、首次以实验声学分析的方法研究“山西民间音乐”,拓宽“山西民间音乐”研究的领域,提升“山西民间音乐”研究的高度。三、首次全面考察“山西民间音乐”的韵律、句法等,研究“山西民间音乐”旋律跳进与方言调值和语调的关系,为音乐学、方言学和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帮助。第二部分“上篇”：系统整理山西民间歌曲歌词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主要包括：第一章、左权民歌的方言学解读；第二章、河曲民歌的方言学解读。第三部分“中篇”：系统整理山西民间曲艺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主要包括：第三章、太原莲花落的方言学解读；第四章、大同数来宝的方言学解读；第五章、平遥盲书的方言学解读；第六章、武乡琴书的方言学解读。第四部分“下篇”：系统整理山西地方戏曲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主要包括：第七章、长子鼓书的方言学解读；第八章、壶关秧歌的方言学解读。第五部分：是本论文的第九章,山西民间音乐的实验声学分析研究。本章以左权民歌、太原莲花落、大同数来宝等三个曲种为个案研究,运用实验声学分析方法,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一、在各剧种中,唱调比说调的调值要高,调域也要大；二、在各剧种中,声调的高低、音强的强弱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与自然口语语句中的情况相似；三、各剧种唱的音色与自然口语的音色存在明显差异。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和展望。本论文通过系统整理“山西民间音乐”的唱词及念白,订正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的错误,特别是通过三个曲种声学特点的个案研究,为音乐学界在指导学生学唱“山西民间音乐”时,如何唱出应有的韵味,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论文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尤其是汉语方言学的实证方法,科学地阐释山西民间音乐风格深受山西方言影响的规律,深化山西民间音乐形态学的研究,拓展山西方言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系统地构建中国语言音乐学学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钱睿^[5]（2013）在《《云南农村戏曲集》动态助词研究》文中指出“云南农村戏曲集”是附于《云南农村戏曲史》中的十五个云南（昆明）花灯剧本的集汇。《云南农村戏曲史》成书于1940年,是徐嘉瑞先生根据其在昆明期间搜集、整理的云南花灯剧本为基础所撰写出的云南地方戏曲史研究论着。它既是一部研究云南花灯剧源流、演变和当时发展状况的专着,又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地方戏曲并为之写史的书。它更是一部及时将“行将消亡的民间文艺”花灯进行抢救和发掘的专着。而这个全方面的反应了那时候昆明方言面貌的文献也恰巧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上世纪三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昆明方言的语料样本。本文以195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再版的《云南农村戏曲史》中“云南农村戏曲集”所录的十五个共计十二万字的花灯剧本为语料来源,在尽可能多的占有所搜集到的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以其中出现的所有动态助词为研究对象,进行穷尽性的搜索并将其录入电脑制作成一个语料库。用比较、统计的方法,全面系统的描写了昆明方言的九个动态助词“着、了、过、将、得（的）、起、掉、定、倒（到）”的用法。并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统计分析,将分析结果分别与近代汉语、西南官话、现代昆明方言做历时上及共时上的比较,力求揭示出昆明方言动态助词系统的发展及其源流。

王冰冰^[6]（2012）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少数民族女性书写》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新时期至今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汉语小说创作及部分译作为研究对象,以主题研究及社会文化批评为主,以性别研究作为重要理论依据,探讨性别话语与民族、国家、身份等话语之间或隐秘或外显的联合、博弈甚或耦合,试图对多元话语中多重主体位置的形成、分裂及弥合等问题进行纵深发掘。因此本论文并非是对于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的一次全景式扫描、概括与整理,而是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文本,同时关注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考察当下文化语境中,多元文化、多重身份对于构建多元文化景观的综合性作用。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由四章构成。第一章考察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中体现出的女性经验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复杂关联。对于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实践而言,女性话语与民族国家叙事及民族话语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其间构成的张力,值得进一步考察与探究。虽然民族国家叙事并不是少数民族女作家广泛涉猎的主题,但也出现了一些内蕴复杂的优秀之作,如蒙古族女作家乌兰、韩静慧的一系列反侵略战争题材的中短篇作品及回族女作家白山的长篇小说《冷月》等等。其间乌兰、韩静慧的写作,尤为鲜明地体现出面对主流及宏大叙事之时,女性话语及经验的某种游离特征,因此本文选择这两个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作为本章重点分析对象。比之民族国家话语,在面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集体叙事之时,女性意识、性别话语与民族意识及身份认同的关联则更为隐晦繁复。梅卓（藏族）、黄薇（蒙古族）、庞天舒与白玉芳（满族）、霍达（回族）这些执着于民族历史叙事的女作家,她们那些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传统、民间传说作为题材的作品，其间女性经验与民族记忆的复杂交缠,使文本一定程度上成为多重叙事动力穿透的空间,成为多重话语与主体位置对话、交流的场所。并且她们作品的复杂之处在于,虽然体现出对于民族历史及文化的认同、协商而非疏离,但其间某些独立的、未曾融入的女性意识及女性主体性却以更为微妙隐晦的方式存在,反而使这些文本成为女性意识与民族意识间不断协商的场域,也更具分析与考察的价值。第二章在现代／传统、全球／本土这一组坐标系内,通过对多元文化语境内,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历史记忆如何融入当下,从而产生现代、传统、性别之间的冲突这一问题的探究,考察当下多元文化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经验的转移与冲突。景宜（白族）、杜梅（鄂温克族）、董秀英（佤族）、叶梅（土家族）,黄雁（哈尼族）,杨金焕（拉祜族）,这些优秀的、从上世界80年代就开始了她们文学创作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在她们以民族传统为书写对象的作品中，启蒙意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怀旧想象与女性立场、经验的复杂交织，传达出对传统与现代这组命题的更为深刻的思考与质询,对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中应采取的文化立场及文化策略也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因此本章选择她们的一些代表作品进行分析与细读,她们对于传统与现代这两套话语的敏锐洞察,为看似整一、宏大的现代性历史进程提供了流动的、多层次的、充满了弥合与断裂的叙述。其文本内部多重语码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构成内在意义的多义与丰窗的同时,印证着现代性及全球化进程中历史与现实的繁复多元与歧义丛生。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的身份认同愈加混杂,多重身份及主体位置之间的交叉互渗日益频繁,身份认同的紧张与焦虑导致文本世界内部的分裂。虽然文本世界的分裂渗透着作家作为现代个体的紧张感与缺乏归属感,但却未必没有益处。身份的多元化、民族文化疆界的拓展与重构,对于民族文化之间对话场域的形成,协同对话局面的出现不无裨益。第三章便着重探讨追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中体现出的对于他者文化的宽容与理解,探讨她们的女性经验与边缘立场如何打破民族文化之间的界限,而使一种建立在主体间性之上的平等交流成为可能。蒙古族女作家黄薇、达斡尔族女作家萨娜、藏族女作家央珍、永基卓玛、格央等在一些具备鲜明的民族色彩的作品中,用自己的方式与尝试与汉族写作者展开对话,在她们的文本中尝试建构或想象一种更为合理、健康、平等的主体间的文化交流行为与模式。证明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建构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存在矛盾与冲突之处。相反自我与他者之间界限的僭越与消融,可以为一种主体间良性、互动的文化交流模式的建立开启有效的路径。而对全球化语境中日益混杂的经验,各民族如何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并重构文化疆界,如何在与他者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不断消解、重建、拓展自我文化的边界,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当下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实践,她们在多元文化语境中作为民族主体的书写行为,一定程度上为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互补融合,提供了某种可行的、且更具想象力的途径。第四章则以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淡化民族色彩的女性化、个人化写作潮流为分析对象,尝试对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女性写作做一次检视与梳理。当下少数民族女作家开始更为关注自己作为现代女性及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作为后现代社会的孤独个体的某些更为私人化的感受。这使她们的创作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民族意识,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她们以个人的女性经验对民族记忆的某种渗透与改写。这是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多元混杂的文化语境之中,民族身份认同呈现多元化趋势的表征,也是少数民族女作家女性意识日益鲜明的体现。少数民族女作家作为民族主体与性别主体在文本中所呈现的不同视界,应均被纳入研究视线,以期为少数民族女性写作的检视、研究与推进,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研究基础。

曾晓洁^[7]（2011）在《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于国家和个体而言,母语教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以往的汉语母语教育总是夹杂在语文教育当中,难以一窥全貌,为此,本论文对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演进情况进行了集中研究。本论文的三个基本概念是“母语”、“母语教育”和“现代”。在分析既有分歧的基础上,我们立足于教育视角,将我国的“母语”厘定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样,“母语教育”这一概念也就得到了相应界定,不再与“语文教育”、“母语教学”、“汉语教育”产生混淆。关键词“现代”则主要取其与“传统”相对之意,所以下限一直延伸到现在,而在比较了社会母语教育和学校母语教育的各项标杆性事件之后,考虑到教材白话化在母语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进程中的突出地位,我们把上限定在了出现第一本白话性质教科书的1897年。作为一项史的研究,历史文献在整个写作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支撑作用。而在观照历史文献之时,则主要采用一种社会学的眼光和比较的视角,先确定出现代以来母语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事件,然后在分析前因后果的基础上对典型事件做出定性判断,并据此进一步对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历史进行整体分期。此外,笔者还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做了可能的穷尽归纳,将精确化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贯穿于本研究当中。全文除绪论外,包括七章和一个余论。第一章相当于全文的总论,讨论了母语教育的多重制约性和现代母语教育致力普及与螺旋提升的两个特点。从第二章开始直到第七章,每章集中写一个时期,分别是：开创期（1897～1928）、探索期（1929～1950）、突进期（1951～1965）、畸变期（1966～1977）、恢复期（1978～1989）、转型期（1990～）。每一章的写作,都分为三节进行,第一节是各种相关背景的集中介绍与分析,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讨论该期的社会母语教育和学校母语教育,具体讨论之时,主要围绕该期的典型事件或有特征性的变化展开述评。第二章“开创期”以民众化和科学化为思想主导,进行了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等书面语的改革和旨在统一标准语音的国语运动,白话文、官话、汉语知识在此影响下进入了学校教学,母语教育的测验与实验也出现了一个高潮,母语教学因此从传统走向了现代。称1929年到1950年为“探索期”,是因为此期母语教育确实在沿着开创期的精神继续前行,但由于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政权分治和战乱频仍的影响之下,母语教育在此期并没有得到质的提升。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以前的发展节奏,高度的使命感、民族自信力和《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的着名社论,合力带领母语教育进入了一个“突进期”。在拼音化思想基础上提出先行简化和全国推普,书写方式彻底改为横排左起,全力推进语法修辞教学,进行汉语独立设科实验,特别凸显语言工具观等,无不体现出一种志在快速提升全民母语能力与建设健康纯洁祖国语言的革命斗志。可惜,动荡的文革阻断了这一发展,此期的政治挂帅让学校母语教育基本退场,不仅不太涉及基本能力培养,就连起示范作用的语文教材语言也一片僵化俗化,社会用语也以火药味儿极浓的斗争化语言和“假大空”的话语模式为主导,母语教育进入了一个不进反退的“畸变期”。文革结束到1989年之间,母语教育的主要任务与功能就在全力复元至文革前的目标导向与教育水平,所以我们称之为“恢复期”。而进入90年代以后,人文思想开始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拨,语言规范观由此从匡正渐变为引导,网络语言成为不断发力的持续热点,在“语感中心说”以一种反“工具观”的姿态迅速崛起的同时,语法教学遭遇了近百年发展以后的“无用论”质疑,而口语教学也以名称更替的方式开始关怀话语主体的言说幸福。毫无疑问,经过百余年发展之后,汉语母语教育又进入了个新的“转型期”。基于以上对于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整体思考,余论部分提出了个理想母语能力模型,该模型由具有一定层级性的六个要素构成。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既没有平衡地发展各能力要素,也较少考虑各要素问的级性差异,是一种不太理想的母语教育。我们认为,关注母语能力的内部要素及其层级差异,有助于学校母语教育走向一条高效途径。

陈瑞生^[8]（2010）在《学校精神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校精神是学校在历史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学校越是发展,就越离不开学校精神,也就越需要对学校精神进行研究。随着学校教育教学的不断发展,学校精神已经成为我国学校管理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研究从“什么是学校精神”这一基本问题出发,对学校精神的价值、学校精神的结构、学校精神形成的规律、学校精神的凝炼以及学校精神的提升进行了探索。首先对学校精神的研究背景进行探讨。本研究试图从当下学校面临的突出问题,学校实践活动的根本问题和学校发展的现实课题等三个方面探究学校精神研究的现实依据。在此基础上,对学校精神概念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考察,力图对学校精神内涵作出新的界定,并对其本质进行深入的分析。接着探求了学校精神的价值。学校精神具有发展价值、科学价值、人文价值以及美学价值。学校精神对人的发展的追寻、学校发展的引领、社会发展的塑造是其发展价值所在；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并举,科学研究与学校发展一致是其科学价值所存；提供人文关怀,提升价值理性,彰显人性本质是其人文价值所归；构建学校美感,打造办学特色,建设和谐校园,创办崇高教育,构筑超越情怀是其美学价值所向。然后探索了学校精神的理论依据。本研究尝试通过学校精神理论的历史发展来归纳概括有关学校精神的思想。在对我国历史上关于学校精神的道德教育、乐忧天下、学生为本、国家本位等思想进行归纳梳理,并力求将我国早期形态学校的精神之源概括为自修与研究兼顾、讲学与议政并重、传承与创新结合之后,对西方国家生命哲学思想、文化陶冶理论、道德教育思想、人本教育思想进行探幽发微,并试图通过古希腊帕拉图学园、孟都亚学校、阿博茨霍尔姆学校以及萨默希尔学校来追寻西方形态学校的精神之源。随后,本研究着力于学校精神的结构探究。在探析了学校群体情感、学校群体意识以及学校群体价值观念等内在结构；自由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拼搏精神以及团队精神等范畴结构；创造功能、凝聚功能、熏陶功能以及规范功能等功能结构；校长精神、教师精神、学生精神等角色结构的基础上,分别对这四种学校精神结构的形态进行了探究。本研究还着力于学校精神形成规律的探究。在学校精神形成规律的揭示上,概括与探究了学校精神的孕育规律、整合规律、内化规律以及强化规律。学校精神的孕育主要通过历史传统、现在或将来、文化管理三种途径来进行；学校精神的整合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整合、自下而上整合以及沟通对话整合；学校精神的内化则依据感化趋同、类化仿同、默化融通、顺化求同与优化认同的次序进行；学校精神的强化则表现为替代强化、直接强化与自我强化。此外,本研究还进行了学校精神凝炼的探讨。探析了学校精神凝炼的思想前提,论证了学校精神凝炼的主体及其形态,探求了学校精神凝炼的路径在于挖掘与解读、聚焦与扬弃、构建与重塑,探论了学校精神的凝炼必须是统摄的、内生的、自洽的、统一的以及理性的。最后,本研究分析了学校精神的时代境遇是消费化社会、功利化管理以及知识化教育及其对其的消解,为此,学校精神提升的架构应该是回归精神生活、革新当下制度、实施文化陶冶,并探析了通过提升学校发展平台,提升教师价值追求以及学生成才动力等途径来提升学校精神。

周日安^[9]（2007）在《名名组合的句法语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该文试图将“语义语法”的基本理论与句子语义分析的成果，引入组合研究，在国内外名名研究方兴未艾，领域、内容、方法、手段互相沟通、交融与整合的背景下，综合运用归纳、演绎、比较、调查、统计、描写、变换、切分、图表等方法，全面、深入、细致地探讨名名组合的句法语义问题。分析名名组合的句法结构。具体探讨偏正、联合、主谓和同位的结构特征，阐释同形组合分属不同结构的原因，归纳名名组合的功能与递归形式，研讨语序与虚词两种手段对组合中句法和语义的影响。重点研究名名组合的句法语义。描写组合的角色关系，排出语义匹配的演绎表；探究语义结构、隐含谓词与降级述谓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追寻受事论元域外化的源动力：研究语义增殖问题，推演出名名组合的语义生成模型。提出“语义桥”概念，研究语义桥的函变形式，于动态中展示名名组合的语义关系；提出“语义折叠”概念，认为指称与陈述互变，是语义点、线交换即语义展开和语义折叠的双向运动；指出语桥零形化受诸多因素制约，具有选择性；证明方位桥、比况桥分别是关系解释和属性解释的标记，试图为名名组合的“视解机制”寻找验证形式。归纳名名组合歧义的类型与原因，并寻找形式标记；认为汉语缺乏自指的附加形式，名物化的本质是同形自指；格式类推与置换是发掘潜义最有效的路径。探究名名组合的语义关系对句法结构的影响与制约。揭示语义关系对组合类型的决定作用，探讨定语语义对句法结构内部语义自足性的制约，多方面比较两类定语的语义差异并揭示它们对句法显现形式、语法手段、中心隐含以及量词选择的影响。

孙斌^[10]（2003）在《守护夜空的星座 ——从阿多诺的视野看一段美学问题史》文中提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批判地通过阿多诺的视野来考察一段美学的问题史。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经过德国古典时期，再到当代，一直有这样一条线索，即，以美学为契机和动力来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更新。如果以此作为整个西方美学研究的大背景，那么可以说，美学在哲学家那里乃是为了解决哲学的问题与困境。这个问题从近代以来很大程度上是理性的问题与困境，而美学正是那被借助以便拯救理性又将其扬弃的东西。这也构成了本文对阿多诺美学思想展开研究的一个背景。阿多诺的星座隐喻是其思想中的一个迷人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把他当作一位单纯的美学家或者哲学家，而是把他当作一位以美学为旨趣的诸问题的开启者。在本文的第一章，我们通过一个回溯性的工作来对上面所说的线索进行勾勒。这主要涉及到古希腊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席勒、黑格尔），当代哲学（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当然，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回顾，而是对问题的逻辑发展进行考问。另外，我们知道，阿多诺是一个反体系的着作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以此为理由来支解阿多诺的思想。因此，我们在第二章对阿多诺的主要思想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梳理，这项工作主要参考的文本包括《克尔恺郭尔：审美的建构》、《启蒙的辩证法》、《新音乐哲学》、《认识论的元批判》、《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等，我们试图从中追寻阿多诺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他保持始终的美学旨趣。从第三章开始，我们就阿多诺所开启的问题进行分专题的讨论。在第三章，我们从阿多诺所说的“确定性的丧失”切入，着重探讨了艺术的起源与艺术作品。第四章，我们借助于启蒙的辩证法，对遭误译的自然进行了考察。这样，我们分别从艺术和自然这两个角度对一种遭板结的状况进行了揭示。在第五章，我们讨论了艺术对这种板结状态的瓦解，这种瓦解是在模仿与假象中展开的。通过模仿与假象，我们体味到了我们与万物的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浸润于我们与艺术作品的关系之中，这也就是我们在第六章所要探讨的。在第七章，我们再次对艺术的“确定性的丧失”进行回应，探讨了艺术的终结与反艺术的问题。最后，在结论部分，我们试图将美学的问题与真理和幸福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当然这不是要在它们中间进行一种彼此的化约。在这里，我们讨论了作为艺术谜语的真理以及作为艺术允诺的幸福。本文所做的这项研究很大程度还仅仅只是一个开端性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以一种问题史的视角深入到美学和哲学的研究中去。这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哲学史和美学史恐怕都是有一定意义的，同时，也对我们进行哲学和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维度。

二、读作编·也说幸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读作编·也说幸福（论文提纲范文）

（1）西双版纳傣泐语参考语法（论文提纲范文）

（2）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 ——财富、对外贸易及制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方言学视野下的山西民间音乐（论文提纲范文）

（5）《云南农村戏曲集》动态助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少数民族女性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学校精神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名名组合的句法语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守护夜空的星座 ——从阿多诺的视野看一段美学问题史（论文提纲范文）

四、读作编·也说幸福（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双版纳傣泐语参考语法[D]. 岩温罕. 上海师范大学, 2018(12)
• [2]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D]. 丁大刚.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3]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 ——财富、对外贸易及制度视角[D]. 蒲德祥.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1)
• [4]方言学视野下的山西民间音乐[D]. 赵海英. 山西大学, 2013(12)
• [5]《云南农村戏曲集》动态助词研究[D]. 钱睿. 云南大学, 2013(01)
• [6]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少数民族女性书写[D]. 王冰冰.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
• [7]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演进研究[D]. 曾晓洁.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1)
• [8]学校精神的研究[D]. 陈瑞生.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9]名名组合的句法语义研究[D]. 周日安. 暨南大学, 2007(02)
• [10]守护夜空的星座 ——从阿多诺的视野看一段美学问题史[D]. 孙斌. 复旦大学, 2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