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山思想与湖南文化的现代化

一、船山思想与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论文文献综述）

罗啸^[1]（2020）在《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研究》文中提出郭嵩焘是中国晚清具有法治人格的代表,在其法治理念与事功建立中处处彰显法治人格。晚清中西方文明碰撞冲突不断,在西方法治文化的影响下,部分知识分子突破传统的禁锢,走出国门参与西方法治生活,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理念,探寻法治真谛,郭嵩焘就是晚清先进法治人物的一个代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郭嵩焘参与筹办洋务过程中,其内心及行动上不断打破“夷夏之大防”观念,将西方人平等视之,主动认识西方法治文明,透过西方富强的现象看到西方富强的本质,提出着名的“本末论”。马嘉理事件爆发,郭嵩焘勇担历史重任出使西洋,成为了中国第一任外交官。出使西洋,也意味着“夷夏”观念在外力压迫下进一步被打破,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认识西方。出使期间,郭嵩焘以平等的心态参与到西方法治生活中,积极学习并运用国际法知识维护中国国家权益,赢得了西方世界的尊重与赞赏,尽展其法治人格。回国后,郭嵩焘并未上京复命,而是回到家乡投身湖湘复兴改革运动,试图将自己在西方所学到的先进理念对现实进行改造,为湖湘法治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在湘风促化过程中,郭嵩焘改造传统教育模式,引进西方法治教育,推动了湖湘法治教育近代化,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被后世誉为“维新变法先驱”。郭嵩焘的法治人格影响着其事功的建立,并在事功的建立中不断完善其法治人格。湘人在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的影响下,思想由保守逐渐走向开放,谭嗣同等人承继了郭嵩焘的法治思想,进一步推动了湖湘法治文化近代化的转型,建立了一系列法治事功。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自觉形成完善的法治人格,养成法治思维、法治观念、法治意识是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在理顺与汲取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培养现代法治人格,为不断推动法治国家建设打造坚实基础。

刘雨欣^[2]（2020）在《传统与现实的交汇 ——《船山学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船山学刊》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刊物之一,自1915年8月创刊以来几经停刊和复刊,其间虽历尽艰难,但在各方的鼎力相助下又起死回生,并以顽强的生命力发展至今仍焕发着生机。《船山学刊》长期活跃在湖南学术界,是以光大船山思想,弘扬中华文化为使命的专门性学术刊物。《船山学刊》历经百年风雨,见证着历史变迁,凝聚着各个时代研究船山学学者的成果并影响至今。在民国时期由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报》一共有十五期,每期刊载了当时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学问以及对中国文化和西学探索的文章。这是《船山学刊》的前身,1991年之后改名《船山学刊》并延续至今已有125期的总数。《船山学刊》的过去与现在是船山学发展的历史,更是见证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船山学刊》的主要内容有三个部分,一为王夫之思想研究,是学刊的根基。主要研究领域有王夫之的哲学、王夫之的史学和王夫之的文学。二是湖湘传统文化研究,是学刊思想滋生的土壤。《船山学刊》以一种本土情怀研究和融入到湖湘文化当中,相辅相成。三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是学刊积极探索之地。《船山学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点在于儒释道研究。《船山学刊》以船山学研究为主要切入点,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传承湖湘优秀文化传统。《船山学刊》的编辑特色与学刊研究内容息息相关,从民国时期到现在,刊物的栏目虽与时俱进有所革新,但其办刊宗旨和精神内核没变。在变与不变中,从《船山学刊》编辑群体和栏目的变迁可以分析出《船山学刊》的编辑特色。《船山学刊》历经百年,其功用在于光大船山学问、弘扬湖湘文化、传承中国传统学问。《船山学刊》对于船山学的影响毋庸置疑,在海内外被奉为船山学研究的重镇、国学之津梁。《船山学刊》研究对船山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而《船山学刊》生长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也反哺湖湘文化,其湖湘文化研究成果促进了湖湘精神的觉醒。《船山学刊》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在于融合了船山学和儒释道文化,并积极探索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之处。《船山学刊》发展至今,已然形成了完备的生态环境。包括稳定专业的编辑团队、丰富的稿件来源、明确的编辑方针。但另一方面期刊数字化建设,内容创新和学术化发展方向方面依旧需要不断探索。《船山学报》涉及的领域极为广阔,对船山学以及船山学背后蕴含的湖湘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内容,本文着重从期刊编辑学、湖湘文化传统和历史与传统方面进行研究。

周秋光,周文博^[3]（2019）在《湖湘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湖湘文化研究经历了民国、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三个时期。民国时期的研究集中于湖湘文化的特质及其杰出人物。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研究以杰出人物为重中之重,但有着深刻的政治导向。改革开放后湖湘文化研究从古代、近代到现当代全面展开,内容广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展望今后的湖湘文化研究,应注重对国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注重构建湖湘文化研究的"社会共同体";注重研究湖湘杰出人物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群体;注重系统梳理湖湘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注重联合各高校、科研机构科学地制定长期推进研究工作的规划,建立统筹协调的机制,以科学的态度深入阐释湖湘文化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

汤浩^[4]（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指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邹鹏宇,左其福^[5]（2018）在《船山思想与湖湘文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夫之一生阅着硕丰,其思想立足传统文化根基,又革故鼎新,具有非凡的时代意义。船山思想作为一个多元的思想文化体系,在湖湘文化架构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同时也为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化积累。

陈晨^[6]（2018）在《“湖湘文化与近代湖南人”研究综述》文中认为湖湘文化孕育下的湖南人在近代取得了瞩目成就,而近代湘籍人才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湖湘文化。近30年,阐述湖湘文化与近代湖南人关系的文章不断问世,成果日渐丰硕。就管见所及,拟对近30年来有关湖湘文化与湘籍人物的整体研究和湖湘文化与晚清湖南人、湖湘文化与湘籍革命志士、湖湘文化与其他湘籍人物等分类研究进行综述,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分析其中不足,深化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以期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

杨浩^[7]（2017）在《近代湖南社会变迁与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互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时期,也正是湖南近代思想史上,思想碰撞激烈、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近代湖南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三、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郭亮、李立三、刘少奇、李达、蔡畅、李维汉、谢觉哉、夏曦、易礼容、夏明翰、蒋先云等湖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生于斯、长于斯,与湖南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近代湖南社会发展的互动研究,正是基于此而开展深入探讨。文章山导论部分和六章构成,其中在导论部分说明了文章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文章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第一章是湖南近代的社会变迁与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产生,主要是对当时社会环境与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第二章是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与活动的分析,具体又包括对于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组成和构成的分析、团体和协会等非正式组织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当然也包括对早期马克思生义者的最终走向分化的分析。第三章是对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参与的分析,主要包括对新文化运动的参与、对湖南教育变革与留法勤工俭学的参与、对民风与民俗转变的参与等。第四章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参与,主要包括建立文化书社,创办自修大学等。第五章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政治参与,具体又包括反帝爱国运动、参与湖南“驱张运动”、加入“湖南自治”运动、参与中共党组织的建立等。第六章是对于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与湖南社会变迁的反思。湖南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风起云涌的省份,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核心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几乎尝试了民国初年那些有影响力的主张,包括新村主义、废督裁兵、教育救国、无政府主义,参与了驱张运动、湖南自治等民国初年的政治运动。一部分人甚至走出国门,留法、留俄勤工俭学,有的还到东南亚等地开展教育活动,以教育为手段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目标,毛泽东、蔡和森等先进份子则直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对整个中国的革命进程发生重大影响。对于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湖南社会发展变迁的互动研究,既对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分合、产生的文化土壤和历史机遇、从事的活动与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也对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湖南社会的发展互动进行深入宏观上的阐述与微观上的解读,做出透彻和全方位的分析,还原其更加微观而具体的历史面貌,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更加深入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湖南早期党的历史,还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对于湖南近代史的研究。

夏亚平^[8]（2017）在《王船山“道”学体系研究》文中提出整个宋明新儒学根本思路就在于为现实人文世界的伦理道德并其产生的政治、历史文明找寻到宇宙本体论上的终极依据,以与具有精密庞大的宇宙本体论体系的佛、道思潮相抗衡。船山同样秉持该思路,力图为儒家之人伦道德建立起宇宙本体论上的依据。船山通过对于《周易》尤其是《易传》的诠释,把“道”这个概念诠释成为了具有宇宙终极本体意义的概念。“道”就是“太极”,由阴阳二气组成,组成道的阴阳二气并非相互隔绝,而是相互作用,絪缊摩荡,在这个过程中“成万物而起万事”,因此,宇宙万物实际上是“道”（阴阳二气）运动的结果,“道”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因此具有生生之德。因为阴阳二气在运动的过程中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理”,所以“道”是理气混沦的本体,理在气中,不存在一个虚托独立的理。船山常以“天”、“道”并称,以“天道”来指代作为宇宙最高本体的“道”,因此船山这种以“道”为最高本体的本体论可以称之为“天道本体论”。“天道”是如何与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治、历史文明所贯通的呢?换而言之,“天道”与人是如何交汇的?我们由此考察了船山“性”的概念,并由此引出了船山的心性修养论。船山认为,“天道”与人交汇的枢纽就是“性”。性是“天人授受之总名”,在天为道,人受之则为性。当“天道”生化人之时,人得天之道以为性。人性之所以为善,那是因为人性是“继善成性”,继承大全之“道”中之恰到好处的一份理气所凝结而成的,人性中这个“恰到好处”的理就是所谓的“仁义礼智”。人性必须不断发展扩充,否则就意味着性命的终结,因此性是日生日成的。人性要不断发展扩充,就必须要不断吸取外界之理气,与外界人物发生理气的交换,这就是所谓“同异攻取”,这个同异攻取动作的倾向与趋势就是情。人性固然需要情驱动才方能得到发展扩充,然而情可能为物所引,离开性中之道德规范独自行动,导致恶的产生。人与万物一样,同样是天道之理气所生成,因此人与万物是相通的,人性与外界人物必然发生感应,人性一旦与外界人、物相感,则产生知觉灵明（情）,发用流行而为心,心因此既函有性,又函有情,修养的关键就在于修心,用心来觉察情是否符合性中之道德规范,并纠正之。船山的心性修养论实为一“道——性——心”的三层架构。船山通过此一结构,纵向打通了“天道”本体与人类心性修养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其“内圣学”体系。儒学为经世致用之学,因此整个“内圣学”的结构还必须“明体达用”,展开为“外王学”领域的人类政治、历史之学,这也意味着船山的政治论与历史论是从这个“道——性——心”的三层结构引申而出的。根据“道——性——心”的三层结构,“道”的本体是无心的,而人则有心。也就是说,“天道”的意志必须通过人的意志来表达,因为人是天地之心。人民的共同意愿,就反映了“天道”生化之道。然而,把民意看成是天意,还必须谨慎鉴别。在船山的心性修养论中,情是既可以为功,又可以为罪的,其标准在于是否符合“性”中仁义礼智之理。这一点反映到政治论中,也就意味着所谓民意民情,既有可能符合“性”的标准,反映了天道化生之公,又有可能违背“性”的标准只是“民之私”。而“君”的出现,则是要代表这个人民的公意,也就是代替“天道”来治理人民,“臣”则是分担“君”的治理任务。君主的行为要受到天的限制;而臣要奉君为尊,自然受到君的限制;人民则要受到臣的限制。而又因为民意实际上代表了天意。所以君主实际上要受到民意的限制。这其实是一种“天（民）——君——臣——民”的“环相为治”的模式。这种“环相为治”的模式保证了权力谱系的每一级在出现错误时都会得到有效地指正。民意代表着天意,因此,“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所谓的公欲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私欲的基础之上,公欲就是天下之公理。若是人人都能够得其私,每一个人的私欲在不侵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都能够得到满足,那就是天下之大公。此为船山王道政治论的基本思路。船山的历史论同样从其“道——性——心”的“内圣学”结构引申而出。天道生化人,人有心有为:人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道”进行改造,运用聪明睿知对“天道”进行统合敦化,崇德广业。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不断地把“天道”转化为“人道”的过程。然而,推动人类改造天道的动力,也就是历史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情”。根据船山的心性修养论,情是既可以为功,也可以为罪的,判断的标准在于“性”。人类之所以有独特的历史文明,乃在于人性之独。因为人是“继善成性”,继承了天道中恰到好处的一份理气而生,因此,人性中先天含有“仁义礼智”之理,这是人禽之所以有别的关键所在。当推动历史的情欲的合力符合人性中“仁义礼智”之理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处于“治”的时候;反过来,若推动历史的情欲的合力违背了人性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处于“乱”的时候。当推动历史的动力——情符合人性的标准,那就是“以夏变夷”,反之,就是“以夷变夏”,因此,在船山这里,夷夏之辨就是人禽之辨,这也是船山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夷夏之辨的根本原因。总而言之,整个船山哲学体系以“道”为终极本体依据,并通过性的中介作用,为属于人类所特有的修养论体系寻找到了天道本体的终极依据,建立起其“内圣学”体系,并且将此“内圣学”体系十字打开,展开为“外王学”的政治论、历史论体系。因此我们把整个船山哲学体系称之为“道”学体系,“内圣外王相通”与“道兼体用”是其鲜明特色。

李烨梧^[9]（2016）在《论郭嵩焘在晚清湖湘文化建构中的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湖湘文化是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更是以其独特的风格受到了世人的关注。湖湘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是长期发展演变积淀的结果,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后人的主动建构。在近代挖掘先贤资源、建构湖湘文化的过程中,郭嵩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郭嵩焘作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驱,其政治思想、外交思想等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对他如何建构湖湘文化方面,尚无系统研究。本文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探讨郭嵩焘为建构湖湘文化所进行的活动、在此过程中的思想、对湖湘文化发展的贡献,以期一方面丰富郭嵩焘的研究,另一方面推进对近代人们建构湖湘文化的认识。全文共五部分:绪论部分阐明了本文的写作缘由,分析相关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与主要创新之处。第一章以郭嵩焘对王船山先生的推崇、挖掘和宣传为视角,探讨郭嵩焘在树立地方先贤典范过程的活动、思想与贡献。郭嵩焘他不仅研读《船山遗书》,推崇船山思想,而且在湖南首先建立船山祠,开展船山纪念活动,扩大船山在湘人中的知名度,树立船山作为湖湘文化的先贤典范形象;并开启奏请王船山从祀文庙之先河,推动王船山由“山林之野”跃居“庙堂之高”、由地方先贤上升为国家褒扬的偶像。第二章以郭嵩焘参与《湖南省志》、《褒忠录》为视角,探讨郭嵩焘在湖南历史书写中的独特思想及贡献。正是由于郭嵩焘等人的坚持,光绪版《湖南省志》凸显了湖湘新形象,而《褒忠录》也塑造了湖南作为“忠义之邦”的形象。这些活动都包含着郭嵩焘在湖湘文化建构中的规划及实践。第三章以郭嵩焘对湖南先哲学者的挖掘、表彰与纪念、对湘水校经堂的复兴等活动为视角,探讨郭嵩焘对构建湖湘知识谱系的思考与贡献。结论是对全文的归纳与提升。

刘觅知^[10]（2015）在《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文中提出王船山,即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基于明朝灭亡的残酷教训,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和“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悲壮情怀,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哲学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王船山一生着述丰富,体系庞大,他的着作现今大部分收录在《船山全书》中,后人对他的生平事迹、交友活动、学术思想、政治主张等各方面都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考证和研究,学界将这一类的学术性研究泛称为“船山学”。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着名思想家王充、张载等人的理论,对传统文化尤其是理学进行了中肯的批判、修正和总结,称得上是宋明理学的终结者和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最高峰。但是相比顾炎武、黄宗羲等其他明末清初学者的研究,近代以前,对王船山的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船山学的传播范围也相对狭窄得多,直至到了19世纪中晚期,由湖南开始才出现了一股波及全国的研习船山学的热潮。而且可以明显的发现,近代船山学研究的发展与近代中国许多社会思潮的产生相伴相随。在近代几次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中,都可以发现王船山学术思想活跃的踪迹。理学经世思潮兴盛时,主张治学和为政都要关注社会、要讲求实效的曾国藩、郭嵩焘、彭玉麟等理学经世派将王船山视为儒学道统的传承者,积极弘扬船山学理学经世的主张和见解；维新思潮兴起后,倡导民权、抨击专制的维新人士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则积极肯定王船山趋势更新的发展观和变革理念,积极为社会改良运动造势；民主革命思潮发展起来后,主张民族革命、弘扬国粹的辛亥革命志士章太炎、章士钊、刘人熙等大力宣扬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积极适应革命排满的需要；及至现代新儒学思潮产生后,主张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积极复兴儒学的熊十力、钱穆、贺麟等现代新儒家,积极借鉴船山学来构建适合近代社会发展的的哲学体系；而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后,嵇文辅、侯外庐、张岱年等学者又努力挖掘和弘扬了船山学里蕴含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上面提及的这些学者们身处不同地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学术观点、政治见解也各有千秋,但他们均能够将王船山视为自己的同道或益友,积极从船山学中汲取养料,为他们倡导的社会改良运动或革命运动提供理论支持。在这些仁人志士们的学术思想中或人格情操里.都或多或少可以发现受船山学影响的痕迹,船山学受到近代如此多的学者的青睐,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事情。同时船山学发展、演变的过程,恰好还吻合了近代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的发展,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因此本文即以船山学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二者之间的互动,认识到历次社会思潮的兴起,不仅丰富了船山学的内容,也推动了船山学的发展,更加有利于船山学较好地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过渡和转型,但同时船山学也积极地促进了近代社会思潮的活跃,并且还为近代的社会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从学术思想方面做出来贡献。因此本文把近代的船山学研究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个案,试图通过剖析这一阶段船山学发展嬗变向度和转型机制,来透显近代社会各主要思潮产生、兴盛和衰老的过程,以及进一步探究在面临西方文化渗透的情况下,近代知识群体在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对中西文明所做的沟通和融合,并力图揭示作为传统文化精粹之一的船山学,曾经给予了近代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动力,今天在中华民族崛起的道路上,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弘扬船山的精神,坚持走自己的路,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

二、船山思想与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船山思想与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1）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传统与现实的交汇 ——《船山学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湖湘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4）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船山思想与湖湘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6）“湖湘文化与近代湖南人”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湖南社会变迁与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王船山“道”学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郭嵩焘在晚清湖湘文化建构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0）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船山思想与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论文参考文献）

• [1]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研究[D]. 罗啸.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2)
• [2]传统与现实的交汇 ——《船山学刊》研究[D]. 刘雨欣.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湖湘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周秋光,周文博. 武汉学研究, 2019(01)
• [4]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5]船山思想与湖湘文化[J]. 邹鹏宇,左其福. 长江丛刊, 2018(19)
• [6]“湖湘文化与近代湖南人”研究综述[J]. 陈晨. 怀化学院学报, 2018(06)
• [7]近代湖南社会变迁与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互动关系研究[D]. 杨浩.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8]王船山“道”学体系研究[D]. 夏亚平. 湖南大学, 2017(06)
• [9]论郭嵩焘在晚清湖湘文化建构中的作用[D]. 李烨梧.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2)
• [10]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D]. 刘觅知. 湖南大学,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