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同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对外开放

一、在相同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走向开放（论文文献综述）

王家曦^[1]（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聂世坤^[2]（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侯琳琳^[3]（2020）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观照》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学界、文化界、政界乃至商界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也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马克思在其论着中虽然未曾直接使用过“经济全球化”这一术语,但其丰富而深刻的理论体系中又的确包含着经济全球化思想,特别是其关于“世界市场”“世界交往”以及“世界历史”等方面的理论观点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现象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发掘。本文关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有以下两个主旨:其一,本文旨在从思想史的视角来勾勒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结论;其二,本文旨在从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对当代的经济全球化问题进行全面的审视。基于这样的考量,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1.探究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历史发展;2.阐释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理论实质;3.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观照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现象;4.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观照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纵观马克思的理论创作史,我们可以大致将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萌芽期。在《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着作中,马克思通过分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史,察觉到了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使命,初步认识到了经济关系在推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二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形成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两篇文献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入探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图景、发展动力和变化趋势,正确地把握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诸如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等各种基础性问题。三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深化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立足于经济学的视域,深入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揭示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剖析了经济全球化“何以可能”等现实问题。四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丰富期。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及“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研究”等文稿中,马克思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历史源头探究了人类的世界历史性联系;通过分析世界历史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深度解剖。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发展脉络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是不断深化的,由此形成了具有特定理论内涵、理论架构以及理论视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不仅科学地揭示出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动力、规律、趋势等内容,更提供了人们正确地理解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进程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立场。特别是面对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与矛盾,我们需要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对其进行辩证地分析与批判。例如,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去评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研判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产生的影响,进而科学地认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制”关系和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更要与现实的中国相结合,运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基本观点来探索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总之,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深入地彰显这种生命力是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王欣^[4]（2020）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战略要求,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重大问题。高等学校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就必须牢牢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关系全局的生命线。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环境的影响与人的作用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环境影响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影响高校大学生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完善人格、行为习惯的养成;另一方面,人可以改造环境,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改造,使其更好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实效。“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本研究的价值逻辑;“环境与人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本研究的理论逻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现状与问题”是本研究的现实逻辑;基于以上逻辑分析,本文探索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内容、原则和路径。具体而言,本文在结构上包括以下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创新点。这一部分为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主要阐述相关概念及研究基础。首先,对“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从时空和目标角度进行时代背景的定位;其次,对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这些本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展开论述;再次,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实践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实践,为后续研究奠定实践基础。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阐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研究的学科理论,奠定了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论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特征与功能。这部分基于研究论文的必要性,详细论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广泛性、复杂性、开放性、可塑性、意识形态性五大特征和物质保障、价值导向、感染熏陶、行为约束、精神动力五大功能。第四部分主要分析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现状与问题。这是本文的“分析问题”部分,占据了较大篇幅。主要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和网络环境六个子系统逐个展开分析研究。每个部分包含基本概念阐释和现状论述,通过对现状的研究,逐步展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尚且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这也是本研究的现实逻辑。第五部分主要阐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内容。在前文系统阐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本部分首先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需要针对哪些问题进行优化,也就是优化的具体内容。第六部分在前一部分明确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所要优化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具体措施。主要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原则和路径两个方面尝试提出具体思路。这一部分与前一部分共同构成了本文的“解决问题”部分,这也是本文的重点和落脚点。第七部分结论与展望。主要是对研究的内容与结论行了归纳和总结,同时提出了本论文的不足之处,以及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为未来的研究与探索指明了方向。

黄丽红^[5]（2019）在《软商法研究》文中提出软法是位育现代治理多元化需求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制度的转型以及现代法治进程的深入,传统意义上“硬法独掌天下”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软法藉由其灵活性、多样性等特性,不但可以有效地缓和改革与法治间的种种张力,而且彰显其精准平衡的路径优势。此一现象不只发生在公域之中,私域方面更是如此。研究表明,中世纪商人法是软法的谱系来源之一,这意味着商法之中的软法现象很早就已存在,只不过人们对此一直习而不察。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软商法由软法延伸而来,因此,对软法的界定就尤为重要。本文先从软法的内涵、外延以及性质着手,得出软法亦法的结论,亦趋同步解决软商法的正当性问题。紧接着从软商法的内涵、外延出发,分析软商法的特征与法理基础,通过软商法与道德、习惯及政策之间的比较,是以形成软商法的初步认识。良好的市场秩序本身就内含规则之义,软商法因与市场秩序之间的契合而使其成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内部规则。从内在属性上说,这种规则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分散性和内在的连续性等特性。从软商法在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作用来看,软商法具有规范、评价、激励及凝聚的功能。从历史上看,软商法经历了形成、成熟、式微以及复归四个阶段。商业、商人以及商事规则的先后出现再到分工的出现促使商业不断向前发展表征着软商法的基本形成。在中世纪,海外贸易的兴盛、商人阶层的出现以及商业的实践使得商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以商人交易习惯为行为规范,这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软商法。然而,随着商法在近代的国家化与民族化,软商法的生存空间遭到严重挤压,但是,两大法系的商法在这一过程中却有不同的表现。现代商法在某种程度上昭示软商法的复归,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在经济领域其不再被视为最高表现形式而存在,现代商法的国际性使得软商法大有可为。软商法有着完善的实施保障机制。文章从法经济学、法社会学以及自然法学三个角度剖析了软商法何以实施的原因。软商法的实施有着严格的条件,表现在需要被普遍认同、信息流通的方式和速度、群体规模以及成员间相对均衡的实力或地位四个方面。从软商法的运行来看,其主要通过内外两个方面来保障这种规则的顺畅运行。从外部关系来说,软商法通过自律性组织来实现商人自我治理。这种治理因市场和政府治理的双双失灵并且其具有明显的优势与实效而获得正当性。同时,商人共同体内的互惠行为实现了商主体间的合作,文章以博弈论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了商人基于竞争前提下的合作以及身处竞争世界中的商人为何合作、如何合作等问题,这为软商法的运行提供更为深刻的支持。尽管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是软商法同样具有处罚权,这种权利不但有着具体的权利来源,并且有着具体的处罚措施。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市场交易的扩大,软商法无法满足现实商业的需求。因此,其需要也势必同硬商法相关联。从商事立法的方面来说,以立法为中心导向是我国商事法律建构的主要特点,虽然这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但是这种立法理念却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也是软商法能与硬商法形成互动的基础,这也说明我国的商事立法必须吸收法律多元的理念。商事立法对商事实践的考量使得软商法具备向硬商法转化的基础。文中对软商法转化的原因、转化的形式和基础、转化的条件以及转化的后果做了细致的分析。立法对软商法的考量也势必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因此,在商事裁判上也须对软商法能否作为商事裁判依据加以分析。文中从法源的内涵出发,论证了商事法源的构成要件,以及软商法与商事法源的适切来证成软商法可以成为商事法源的一种。基于此,软商法如何适用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软商法因在内容上对硬商法具有强化、补充的功能,司法实践也对其进行了肯定,并且二者之间呈现相互合作的趋势。

钟晓雅^[6]（2019）在《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启程以来,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漫长而艰辛的历史岁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受世情与国情两个“具体实际”的影响和制约。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国际环境因素作为制定和执行国家内外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应对国际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每一个重要理论成果,都与国际环境的发展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际环境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的应有之义。研究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须弄清国际环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环境既是一种外部影响因素,又是一个动态影响过程,具有客观性、规定性、双重性、多变性特征;既是一个复合概念,又是一个系统概念,包含诸多构成要素。国际环境对国家的道路选择、制度规范、思想意识、发展方略、对外战略等方面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部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中国化,这有助于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实践逻辑,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话语权,发挥中国对优化国际环境的推动作用。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认知、践行和创新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种子是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萌发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期间,国际经济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国际文化环境都对近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各阶级阶层的先进人士开始反思历史与现实,试图通过走“西学”之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但种种道路都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宣告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外的留学经历、中外社会思潮的论战、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育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推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和成长。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接触、学习、信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复杂。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攻与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与和、苏共方面对中国革命的亲与疏、“第三世界”力量的增与减、世界权力结构重组和两极格局形成等外部环境变量相互交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20世纪上半叶国际环境准确研判和把握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实践层面上走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理论成果,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对一些国际问题的认识出现偏颇,犯了一些“左”倾和右倾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些失败与挫折。然而,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在曲折中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创造的理论成果,又反作用于国际环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乃至对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初步呈现,国际政治多极化初见端倪,苏东国家发生剧变,这成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和应对的国际环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把握世界大势,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在全党全社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目标,实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开创了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为其他国家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国际环境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科学发展观,筑牢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面,对于推动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共十八大之后,世情、国情、党情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面对前所未有的的机遇和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优势;创新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我们党还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前提;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实践基础;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崭新视野;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根本保障。这些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并继续践行。

丁美玲（DINH MY LINH）^[7]（2019）在《21世纪初中国影视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初,在全球合作共赢大趋势的影响下,各国影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与时俱进提出了“走出去”的影视战略。在此战略的引导下,中国影视从内容和技术形式上都进行了全面的革新,使得海外观众再次被中国影视的魅力所征服。越南作为中国邻邦,且两国关系历来友好,加上越南在新世纪提出了促进“融入国际文化”的策略,使中国影视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为中国影视如何“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作为一位越南留学生,对此我感受颇深。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影视投资“精品”制作与搭建网络传播平台,在越南引起了观赏中国影视的新潮流。我们在通过“越南观众对21世纪初中国影视接受”的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发现越南观众对21世纪初中国影视的观看选择模式主要有“发散效应”、“明星效应”、“舆论效应”等几种。相比之下,电视剧比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效果更明显一些。对此,本文从传播学中的“编码/解码”理论对中国影视的传播与接受实践作了符号学分析。除了绪论和结语,具体分为五章:一是描述21世纪新时代下影视发展的大背景,诸如世界各国影视合作交流共赢、新媒体飞速发展、数字技术突飞猛进及其对人类生活的改变。二是基于时代的变迁,梳理21世纪初中国影视作品全面的艺术革新,包括西方格式化的创作、精品大制作的推进、视觉效应与画面刺激感的加强等。一方面,21世纪中国影视作品更加关注当代人的心理问题和人对命运的主动权问题,但另一面看又多少忽视了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画,从中反映出21世纪中国影视的一种新追求,从原来的人物心理演绎向特效画面感转移。三是考察发生变革了的21世纪初中国影视在越南如何被接受。具体从播放形式、影视作品的组成要素以及审美观三大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认为21世纪初中国影视改变了越南观众对上世纪中国影视的原有印象。四是进一步探索人们在行为层面上的接受,同时揭示这些年越南人在精神文化、经济生活方面的改变,从中描绘出社会文化在新时代变化的全景。五是考察中国影视承载的深层的价值观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效果,按照霍尔“编码/解码”理论分析越南观众对21世纪初中国影视的解读方式与接受效果,以此推断中国影视业传播与发展的前景。

高丁丁^[8]（2019）在《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体系中,货币思想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冲击下,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面对现实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对马克思的货币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并认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聚焦于研究与分析货币的起源、本质、作用功能以及形态的逐渐变化等问题,并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思想的重要基础,所以远远超过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范畴（1）。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一直将货币放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范围内来研究和探讨货币问题,同时,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货币本身,另外一种是以资本的形式存在的货币;后者相较于前者来说,具有更根本的价值意义。正是由于经历了形态上的转变与延伸,货币逐渐以资本的形式出现,才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构成了资本主义瓦解传统封建社会的强大力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本位退出了社会经济体系之中,货币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虚拟形式也成了货币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由此导致整个市场中货币的流通方式也有了较大的转变,但是货币本质不会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指出的个人与个人之见、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依然是货币关系的真实内涵。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货币思想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代表性思想可概括为:货币本质思想、货币价值思想、货币运行思想和货币控制思想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货币思想,有助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一步分析和理解货币现象,把握货币运行的规律,对货币实施有效控制,从而推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本文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力求深化对马克思货币思想的研究,细致地探寻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发展脉络,根据马克思的紧密关联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货币研究路径,归纳其货币思想发展阶段,研究马克思关于货币的本质、价值、运行以及控制等思想,了解马克思货币思想中的货币起源理论、货币本质理论、货币职能理论和国际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明晰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的发展及表现形式,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与趋势,明确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借鉴意义。本文绪论对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文本梳理,竭力刻画出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全貌。第一章全面介绍了重商主义、古典主义等马克思货币哲学的思想渊源,第二章对货币思想的新发展进行了研究,以便更好的认识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实践意义。第三章至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分别从本质、价值、运行、控制等四个方面阐述马克思货币思想。第七章阐述了发展马克思货币思想在理论和现实方面的深刻意义以及在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绪论对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从马克思的早期着作《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其思想成熟期的着作《资本论》中的主要的货币思想作了简要介绍,初步描述出马克思货币思想的整体面貌。接着概括、梳理出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展现出马克思货币思想理论在国外理论界受到的重视以及在国内研究的缺失,更进一步的揭示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随后提纲挈领地描绘出马克思货币思想的核心理念,包括货币起源理论、货币的本质理论、货币的职能理论、货币流通规律等,并由此进一步阐明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第一章介绍了马克思货币哲学的思想渊源。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批判性的吸收自重商主义时代以来各个主义流派及代表人物的思想基础。重商主义的代表人威廉·配第的主要货币思想如货币流通速度、初步的劳动分工理念、土地的剩余是地租、原始的劳动价值论、资本的重要性对马克思货币思想的重要影响作用,古典主义学派大卫·休谟的货币流通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也对马克思货币思想体系的完善有着贡献。亚当·斯密对货币职能的研究以及对国家债务的看法也深刻的影响了马克思,而且马克思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了货币与资本的关系,最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对纸币价值的研究也为马克思货币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支持。第二章描述了货币理论的新发展。费雪、庇古等人的货币数量说成为古典货币理论成熟时期的代表;威克赛尔提出了累积过程理论,认为利率影响具有累积效应,指出货币对经济过程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同时将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融合在一起,打破了传统的“两分法”;凯恩斯深刻的认识到了货币对经济的巨大作用,深入分析了货币供求、利率变动与扩大就业、增加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使货币理论突破了古典货币学说只研究货币与物价关系的狭隘界限,创立了以产出和就业为中心的货币经济理论。文章还对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对我国货币需求变化的影响机理和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凯恩斯之后,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日趋受到各类经济学派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货币理论,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有:费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以及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对马克思主义货币思想的当代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第三章探讨了马克思的货币本质思想。主要是从人本视角出发,阐述了货币的社会性的本质和货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指出货币具有普遍性、力量性、转化力、颠倒性等四种特性。同时,马克思对货币属于私有财产的这一属性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私有财产到货币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深刻的指出商品交换的媒介并不是货币的本质,商品交换双方的劳动和劳动的社会化属性才是货币的本质。更进一步的分析了劳动异化和货币异化的关系,指出劳动异化是货币异化的基础,商品从劳动中发展而来,进一步发展为货币,最终成为资本,同时从多个方面对货币的异化对人的影响做了深入的分析。第四章研究了马克思的货币价值思想。马克思认识到对货币的分析离不开对商品的进一步认识,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最为典型的单位商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揭示了商品内包含着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内在矛盾,而这个矛盾来源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即劳动的二重性,分析了货币产生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根本原因,论证了货币的起源。在此基础上,其首次分析了价值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实现形式,从个别的或偶然的到扩大的高级价值形式,最后到一般的价值形式及货币的价值形式,也总结了货币的五大职能,也就是在经济学界广泛认可的价值尺度职能、流通手段职能、贮藏货币职能以及支付手段职能和世界货币职能,这为进一步认识货币的流通规律和必然向资本发展的趋势,对揭露并批判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五章阐述了马克思的货币运行思想。马克思在他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的本质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流通是为商品流通提供服务的,同时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关系。货币流通规律就是商品流通过程中货币量需求总规模的规律,因此,流通中货币需求量和流通中的实际的商品的总量息息相关,同时货币的流通次数也就是周转快慢对流通中货币的需求量也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过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马克思研究出货币向资本转化的不可违背的历史潮流,认识到货币向资本的转化的原因及本质,同时对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表现形式做了研究和分析。本章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现实对社会经济体系发生重大影响力的数字货币的发展历程、形式、职能以及应用。第六章探讨马克思的货币控制思想。在对货币的本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揭示出了货币拜物教是比商品拜物教性质更隐蔽和明显的本质。马克思指出,金属货币如黄金能够成为货币,不仅仅是只依靠其自然属性,更本质的原因是蕴含在商品内部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发展以及黄金对社会关系本质的颠倒的结果。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剖析了货币拜物教的本质,同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世界市场在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货币也将走出国门,货币在世界市场中的应用,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后,得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也就是国际价值,即各国的国别价值在世界市场上的转化形态。本章也对货币国际价值的应用以及货币对国家的效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第七章主要分析了研究马克思货币思想的科学意义。马克思的货币思想深刻揭示了隐藏在货币内部的异化问题,深刻理解马克思的货币思想有利于从根本上消灭货币拜物教,同时有助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同时能够指导我们从本质上认识全球货币金融危机的根源,指导我们采取多种措施,建立健全现代货币金融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框架,完善货币政策目标和手段,妥善采取货币政策,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构建,更好地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最后一部分是结语。主要是表明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出发,揭示了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过程,本质上代表了一种社会关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货币思想,从而对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做了系统的说明。本文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和解读了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体系,系统呈现了其货币思想的全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马克思专门思想的研究范本。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角度,全面界定了马克思主义货币思想的的本质特征,围绕马克思货币思想中唯物史观的理论维度进行具体的铺陈,系统、准确、详实地把握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内在脉络,厘清国家信用货币思想对马克思货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处,同时与新时代数字货币的发展紧密相连,揭示了马克思所要倡导和达到的社会愿景与政治目标,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对于人实现自由、平等、解放的根本作用。

丑则静^[9]（2018）在《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权力消长、全球与地区层面的机制博弈、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观念分化等现象,使得当今世界正朝着阿米塔·阿查亚笔下所描述的“没有历史先例的情况发展”。带有明确美国烙印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非“大战胜利之后”,这一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转折点”上,呈现出明显的转型、变革趋势。背衬于不断变化着的国际秩序之中,全球性国际秩序的创立与维系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复杂,在这种情势下,地理范围较小、域内历史沿革、文化观念较一致的地区,就秩序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本国的稳定、发展等核心战略利益置于地区背景中,地区秩序开始不再那么适合服务于美国的权力和目的,而是更多反映着本地区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与关切。显然,若以权力资源作为衡量标尺,美国无疑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权力最大的国家,但这种权力并未有效转化为对现有国际和地区秩序的有效领导,表现为:美国需要寻求参与并领导国际制度合作,并愿意在相应制度框架下约束、调整其行为;围绕某些具体的国际地区议题,美国也积极求助于相关国家的支持与协助,且在与有关涉事国家互动的过程中,也常伴随着抵制与反对。国际秩序与地区领域存在的上述现象均表明,以权力为核心遵循的现实主义有关国际秩序的观点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充分的,在全球化时代,制度建设与观念互动对国际秩序走向的影响同样深刻,国际秩序研究呼唤综合性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上升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秩序议题日渐成为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之间的绝对权力差距显着,且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在地区,东亚已然成为中美权力竞争的前沿阵地,地区秩序二元化趋势明显。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旨在揭示:东亚秩序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而中美两国在东亚秩序领域是围绕权力进行强制与制衡,还是围绕影响力更多地注重制度构建与观念互动,必将对东亚乃至全球的稳定与繁荣产生深刻影响。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首先,对国际与地区秩序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勾勒了目前国际与地区秩序转型的时代面貌;其次,具体分析虽然东亚秩序问题在过去并未作为中美关系的阶段性核心议题,但随着中美关系定位的不断变化,在今后一个时期中美两国在东亚秩序领域所展开深度的竞争与合作;再次,引入影响力概念,使国际秩序的建构与变革不再仅围绕权力的制衡与强制,而是更多地注重制度性构建与观念性互动,并搭建“权力+影响力”综合分析模式,提升对当前秩序领域诸多问题的解释力;最后,将“权力+影响力”的分析模式引入地区秩序研究领域,并以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秩序形成与变革中的实践活动为例,意图证明在地区范围内主要大国在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事项上态度与投入的变化,将极其深刻地影响到地区秩序的构建。在东亚秩序领域既保留大国权力争夺传统基因,又同样孕育着大国合作共治的可能性;东亚秩序问题作为现阶段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既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相争的试验场,也有希望充当两国扩大共识合作的利益汇合点。目前,中国在东亚地区范围内倡导地区命运共同体、新型地区关系,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建设,在地区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领域释放出一系列积极信号。鉴于上述地区合作事项均是以权力为基础,并同时兼顾制度建设与观念互动等影响力因素,必将为中美在东亚地区事务上提供广阔的良性互动空间,使中美关系有望从权力争夺走向影响力共建。

刘雅娇^[10]（2017）在《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会导致资源在产业之间重新流动和配置,当以第二产业发展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大量剩余劳动力会由生产效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此时工业化阶段迎来了“结构红利”。随着结构红利的减弱,当居民消费支出倾向第三产业时,产业结构逐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然而这一时期我国面临着国内外复杂经济环境。从国际经济环境看,首先,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年重振本国制造业,使得我国与其经济关系由原来的相互合作,互补优势的关系逐步向更多竞争关系转变;其次,国际市场新一轮的技术信息革命正在引燃生产方式、贸易结构等新改变;再次,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巩固全球贸易格局的地位,对刚刚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既是机遇又是严峻挑战。从国内经济环境看,首先,国内经济积累了许多问题与矛盾,部分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资金周转出现困难,若不能及时解决实体经济风险会导致经济系统的风险;其次,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力红利逐渐减弱,进而企业劳动力成本会增加;再次,以往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比较突出,此外,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容易积累社会矛盾。在中国经济寻求转变增长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过程与产业结构变迁紧密相连,而消费是“三驾马车”中目前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作用逐渐增强的一枝独秀,推动以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凸显,因此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首先,本文介绍了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梳理了关于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发展过程及研究成果,由此提出了本文需要研究的相关问题和研究思路以及可能具有创新点。在第二章以基础理论为主。本章首先给出了关于产业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概念的界定范围,然后详细地介绍了关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典理论,由此接下来进步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动因,进而说明消费结构对产业变迁的影响作用机制,探讨了在需求收入弹性和相对价格效应方面分析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对产业结构变迁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从第三章开始是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按照历史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了详细地统计分析,由此可以总结出,从1978年到2014年,我国产业结构变迁总体趋势是: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稳步下降,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持续稳定在主导地位,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有逐渐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起点比较低,改革开放后尤其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逐年持续快速增长,现阶段仍然保持上升的趋势。然后本章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按照温饱阶段、小康阶段、富裕阶段以及现阶段的时间顺序也进行了详细地统计分析,由此发现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进入个性化服务型消费阶段。本文的第四章是关于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因素的实证分析。本章将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分为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两大类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1980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采用运用广义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的检验方法,具体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劳动力供给因素、资本供给因素、对外开放程度、社会消费总需求、消费结构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长短期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强弱。本文的第五、六、七章是关于全国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实证考察。由于我国尚未完全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较低,因此,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上差异比较大,因此将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别进行独立的实证分析。第五章主要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第六章是关于全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分析。这两章所有变量数据为1993年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在此基础上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以及方差分解的检验,来测算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最后在小结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总结。经过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全国各省份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情况对产业结构变化有怎样的影响?本文在第七章将研究全国省际间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所有变量的数据是20022012年全国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同时按照居民收入等级将全国划分为高收入地区、中等收入地区以及低收入地区为三个子样本,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和模型的判定,分别对全国和三个子样本进行了模型估计,为保障得到无偏一致的估计结果,本章采用了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八章是论文的结尾部分,主要对全文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分析和解读。同时客观地分析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本文通过详细研究过程发现,虽然居民消费结构因素在众多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因素中不是最强的,但是随着社会总需求因素正向效应的增强,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从总体看,全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中可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迁长期能够促进第三产业占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即推动产业结构向“服务化”变迁趋势发展,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的滞后两期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更加显着,产业结构变迁的20.77%波动可以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迁来解释,产业结构变迁的16.97%波动可以由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迁来解释,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发现,全国省级地区、高收入地区和中等收入地区的城镇居民和农村消费结构变迁与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协整关系,而低收入地区的无论是城镇居民还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变迁与产业结构变迁都不具有协整关系,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对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省际间影响差异较大,我国70%以上的省级地区的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二、在相同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走向开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相同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走向开放（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观照（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软商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21世纪初中国影视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在相同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走向开放（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2]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3]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观照[D]. 侯琳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研究[D]. 王欣. 南昌大学, 2020(01)
• [5]软商法研究[D]. 黄丽红. 吉林大学, 2019(02)
• [6]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D]. 钟晓雅.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21世纪初中国影视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D]. 丁美玲（DINH MY LINH）.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1)
• [8]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研究[D]. 高丁丁. 山西大学, 2019(01)
• [9]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D]. 丑则静.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D]. 刘雅娇.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