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翠妮[1]（2021）在《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凭借低要素成本优势推动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然而“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并且,伴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触底、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制造”所依靠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尽快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成为了摆在中国高质量发展面前的一道难题。劳动力作为企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其结构的变化对于企业生产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人口政策、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中国人口结构表现出“老龄化、技能化、高学历化”特征。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使我国“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相继启动了一系列教育发展与人才战略,促使人口质量结构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得到了快速提升。这两方面事实构成了未来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机遇与挑战,而若要更好的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首先需要充分厘清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作用和内在机制。鉴于此,本文从要素数量、要素质量及其结构性出发系统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首先,厘清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界定人口结构转变和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构建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并利用数学模型予以证明。其次,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与人口结构转变的特征性事实进行统计分析,并基于宏观地区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利用静态和动态实证检验、门限面板模型检验、倍差法检验等多种计量方法,分别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技能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三个方面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将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研究视野进一步延伸与拓宽。最后,试图为中国未来协调人口结构和生产结构转变,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政策启示。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包括:第一,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具体结论为:基于门限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当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较低时,即低于门限值时,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微弱的负向作用但并不显着;而当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超过门限值时,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由负转正,实现了“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促进了出口质量升级。老龄化和人工智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门限效应,老龄化初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老龄化不断加深,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作用不断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前期,由于资产投资回报较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一定的拖累,当跨过门限值后就会对出口质量升级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对影响机制检验后发现人工智能与老龄化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主要是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提高资本形成率三个渠道来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第二,劳动力技能结构对出口质量升级的“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具体来讲: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显着促进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增加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需求,减少了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使企业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佣比提升,实现雇佣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进一步验证了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通过实现“资本-技能互补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且“资本-技能互补效应”仅对技能劳动力显着,而非技能劳动力则不显着。第三,人力资本对出口质量升级的“技术创新效应”。具体来讲: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发现,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能显着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加入所有制性质分组变量后发现,仅在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中,人力资本扩张带来的企业出口质量效应显着为正,而在集体企业和个人企业中显着为负,法人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中并不显着。通过引入“是否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分组变量分析后发现,相对于未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人力资本扩张对实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体制改革的政策红利会更大。进一步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人力资本扩张—技术创新—出口质量升级”这条传导机制对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进行检验,结果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中发挥着显着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主要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1）将包含人口老龄化、技能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同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基于数理模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较为系统地探究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2）现有研究仍然缺乏关于老龄化、人工智能和出口质量升级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更鲜有文献对其中的内在机制进行探索。鉴于此,本文基于“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效应,从劳动力结构、技术创新效率和资本形成三个作用机制出发,理论上拓展了老龄化、人工智能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边际;经验上利用中国数据填补了老龄化、人工智能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实证空缺。（3）基于“资本-技能互补性”假说,探索在资本优惠政策的冲击下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关系,为探寻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是对“资本-技能互补”假说加以验证,又能进一步拓展出口贸易的理论边界。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并为我国制定有关完善贸易政策、人口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杜海龙[2]（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指出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陈琨[3]（2020）在《新疆人口空间格局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人口与经济息息相关,向来是不可分割的话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界对人口问题的关注重点也悄然发生了转变,从起初的人口数量问题转向了人口结构和人口迁移等多维角度,对于人口分布的认识也不再限于数量,开始深究人之属性,进而引起对人口空间格局的思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部边陲,地处亚欧腹地,具有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资源丰富和地域辽阔等特点,因此新疆地区的人口空间格局不能同全国一概而论。随着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新疆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值此之际,研究新疆人口空间格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够清晰梳理出当前地区人口数量和属性的地域分布以及人口迁移流动,有利于重新审视人口与经济的发展问题,对于新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首先,本文详实探析了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理论基础,引入以往学者提出的广义人口空间格局和狭义人口空间格局概念,为更加详尽的剖析新疆人口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因此本文从涵盖人口分布、人口结构和人口迁移的广义人口空间格局入手,并分别分析了各自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其次,通过对新疆人口分布、人口结构和人口迁移三方面的现状梳理,认清当前新疆人口空间格局态势及演变趋势。然后,对新疆人口空间格局进行了实证检验。人口分布方面,测算了新疆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区域重心、地理集中度和人口经济耦合指数,并进行了分级排序;人口结构方面,从索洛模型入手,通过理论探索和公式推导,将人口结构分为了人口年龄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教育结构,四个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结构,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人口迁移方面,为避免内生性问题干扰,构建了空间联立方程组模型,运用了广义三阶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优化新疆人口空间格局,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总结全文研究内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新疆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耦合效应。无论从全疆整体还是各地州市来看都存在明显的耦合特征,其中绝大多数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程度较高,并且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和哈密地区经济发展超前于地区人口规模;第二,新疆人口结构中不同人口属性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尽相同,人口年龄结构存在负向的经济增长效应,人口抚养比加重阻碍了区域经济增长,除此之外,人口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教育都存在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原因在于,人口在三次产业间的合理分配,城镇化建设以及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都会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第三,新疆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联动效应,人口迁入会促进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对人口的拉力不仅加大了本地区人口迁入,对相邻地区也有一定效果,有利于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结合分析所得结论,本文得到了一些政策启示,以期能够促进优化新疆人口空间格局,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万新月[4]（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提出人口,作为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对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影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生育行为在微观层面上能够反映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在宏观维度上更能体现当前社会的生育观念和文化。因此,生育水平的变迁研究是了解中国生育观念和文化转变的现实依据。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经济、家庭、教育等社会因素密切联系。结合人类发展的历史性、社会发展的关系性,选择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定性定量相结合地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深入探索中国人口发展脉络,有利于推进新时代下中国人口战略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视角,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各代领导人的人口思想与论述的基础上,梳理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为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分析搭建政策背景。然后搜集相关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情况。发现自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水平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的变迁特点,而且自21世纪以来,中国步入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状态,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与生育政策的变迁紧密联系,体现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指导作用。此外,中国生育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其中高生育水平集聚地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和南部,低生育水平聚集地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而近16年以来,中国低生育水平聚集的城市数量减少,高生育水平聚集的城市数量有上升的趋势,上升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南地区,因此加强对生育水平空间变迁的关注与研究有利于中国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接着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定性分析物质生产、婚姻家庭、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和就业发展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选取相关变量、构建数据模型,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日常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变动不影响生育水平,平均家庭户规模的扩大、粗离婚率的上升、城镇化发展对中国生育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人均GDP的增长、失业率的上升对中国生育水平有显着的抑制作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呈“U”型关系,且最低点为8.8年。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促进二孩政策与社会经济政策配套衔接,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作用,明确中国生育水平空间发展不平衡状态,提高中国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以及创新力的政策建议。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的一次拓展性研究,对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教育、家庭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陈锐[5]（2020）在《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产业结构亟待转型的重要时期,当依靠人口数量红利来驱动经济增长已成为过去式,充分发挥和利用人口质量红利成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新思路。人口质量的提升有赖于人力资本投资在投资总量和投资效率上的提升,然而,由于历史、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间在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实际效果上均有所差异,成为我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原因之一。那么这些差异具体是怎样的呢?这些差异又是如何影响了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呢?围绕这两个重点问题,本文展开了分析和总结。首先,本文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发现,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在减少地区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梳理发现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然后对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的主体到构成、区域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教育投资总量逐年增长,各区域教育投资主体投资数量占比情况非常接近,政府是教育投资的主要负担主体,按教育投资构成划分的教育投资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幼儿园和职业教育占比较少;健康投资总量逐年上升,东部的社会卫生支出占健康投资的比重最高,中部和西部的政府、社会、个人的健康投资占比基本一致,综合来看政府健康投资并未成为健康投资的主导,从构成角度看,健康投资集中于各级医院,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性的卫生机构投入较少。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在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和产业结构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中部其次,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和产业结构尽管无法与东部和中部相比,但在人力资本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却超越了东部和中部地区,说明西部地区非常重视人口素质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2004-2017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教育投资对各区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着的正向推动效果;健康投资对各区域的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并不显着,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不足和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对于中西部地区,要加大教育、健康投资总量,加强以政府和社会为主体的对健康投资的主导作用,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以及西部地区要增加固定资本投资、东部地区要增加教育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建议。
温倩倩[6]（2019）在《中部地区镇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分析》文中指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础、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一直是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本研究在国家进行“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等政策的推动下以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尺度拓展到镇域层面,构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中部六省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探究镇域尺度下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镇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一些依据与参考。研究主要结论如下:首先,人口与经济两个子系统的空间分布差异显着,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人口子系统高-中-低水平区在空间上呈现“斑点状-连绵区-团块状”的空间分布格局。人口子系统高水平区集聚状态较明显,呈“斑点状”且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平原地域。中等水平区集聚状态比较显着,呈“连绵区状”在高水平区周围大面积分布。低水平区集聚状态非常显着,呈“团块状”且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地区。（2）经济子系统高-中-低水平集聚区在空间上呈现“多斑点-小片区-大组团”分布格局。高水平集聚状态较显着,呈“多斑点”状散布于平原区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区域。中等水平区集聚状态较显着且形成多个集中片区,主要分布于高值区周围及平原、盆地区域。低值水平区集聚状态显着且呈“大组团”连绵分布。其次,从耦合度看,高-中-低水平区在六省分布比较复杂,具体表现如下:（1）高水平区主要分布于河南省中部与北部、安徽省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湖北省的汉江平原区,其余几个小面积高值区分散于各个省域内,在空间上呈现“两团多斑点”的分布格局。（2）中值水平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河南省东南部、湖北省东部、湖南省中部、山西省中部、安徽省和江西省大部分区域,其余的几个小面积的中值区分散于各个省域内,在空间上呈现“多片区多斑点”的分布格局。（3）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山西省内被西南-东北走向盆地分割的东西两个片区和湖南省西部狭长的地带,在空间上表现为“三带多斑点”的分布格局。再次,从耦合协调度看,整体空间格局与耦合度类似但局部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如下:（1）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河南省东部、中部和北部,三门峡西部,湖北省的中部与东南部、安徽省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在空间形成“三组团-多片区-斑点状”的分布格局;（2）中值区主要分布在山西省西南-东北走向的盆地区域,湖北省西部,湖南省中部以及江西省和安徽省相连的大面积区域,在空间上形成“五片区-多斑点”的分布格局;（3）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部和山西省的西北部,在空间上形成“两片区-多斑点”的分布格局。（4）从空间相关性来看,中部六省镇域尺度下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度的相关性极强,局部区域镇域发展的集聚效应比较明显且相互作用较强。最后,从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自然因素的支撑、路径依赖效应、资源-人口双向作用、产业集聚区的影响、核心城市的扩散是主要影响因素。
李坤[7]（2019）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保持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然而伴随经济增长产生的经济结构与经济水平不匹配、社会收入极化、环境污染等问题限制了经济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发展的主旋律。目前学术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和内涵尚未达成共识,而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成果也就更少,实现高质量发展缺乏理论指导。本文将经济高质量发展界定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时期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并且通过全人类、全行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促进文化繁荣、改善资源环境状况,同时对以前发展过程中不正确、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改进,实现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社会、文化、生态领域发展为补充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根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和要求,本文构建了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稳定性、创新能力、社会福利、文化繁荣、资源环境7个方面共44个测度指标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中国31个省市2007年至2016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和各子系统水平;从总体和子系统两个角度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间变化特征;使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各地区划分为卓越型、优良型、追赶型、乏力型四种类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距进行研究,分析不同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和短板;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力度。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较低且地区差异显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满分为100分,而各年综合平均得分都不足30分,在2016年,有23个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低于平均值,占所研究地区总数的74.2%;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且领先幅度较大,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第二,不同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和短板各有不同。第三,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四,以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为代理变量的资本投入结构、以外商投资占比为代理变量的对外开放质量、以研发投入强度为代理变量的创新能力和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代理变量的人口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正向影响,以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为代理变量的人口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负面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建议各地区要转变经济发展观念,结合自身所处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自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和短板,在全地域视角下制定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策略,减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周长友[8]（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研究指明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田宝龙,陈楠楠[9]（2018）在《城镇化背景下的兵团各师人口协调度实证分析》文中提出近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与"三化"水平显着提高,但人口发展方面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人口增长数量上呈现出不足趋势,人口比例失衡,人口素质有待提升。本文以兵团人口的协调发展为研究目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兵团各师人口的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选取兵团的十三个师（建工师除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构建符合评价兵团人口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针对兵团人口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和对策,为提高未来各师人口健康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杨玉清,刘爱澜,贺湘焱,马晓钰[10]（2016）在《新疆和谐社会建设中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替代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探讨新疆人口发展问题,提出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相关建议,为新疆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人口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方法查阅人口普查资料和统计年鉴资料,获取1990-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情况,利用家庭经济学理论所阐述的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替代原理,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新疆人口增长历程。结果新疆人口数量增长较快,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更快,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18.62‰。相比人口数量,新疆人口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占总人口60%的少数民族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依然较低。结论新疆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人口质量对人口数量的替代,替代措施的重点是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教育水平。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人口结构转变相关研究 |
| 2.1.1 人口转变理论研究回顾 |
| 2.1.2 人口结构相关研究回顾 |
| 2.2 出口质量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2.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
| 2.2.1.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概念 |
| 2.2.1.2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 |
| 2.2.1.3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 |
| 2.2.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
| 2.2.2.1 出口产品质量的概念 |
| 2.2.2.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 |
| 2.2.2.3 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
| 2.3 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3.1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1.1 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贸易 |
| 2.3.1.2 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质量升级 |
| 2.3.2 关于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2.1 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经济效应 |
| 2.3.2.2 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质量升级 |
| 2.3.3 关于人力资本扩张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3.1 人力资本的经济效应 |
| 2.3.3.2 人力资本与出口质量升级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界定 |
| 3.1.1 人口结构转变的内涵界定 |
| 3.1.2 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界定 |
| 3.2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分析框架 |
| 3.3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数理模型 |
| 3.4 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4.1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 |
| 3.4.1.1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直接影响机制 |
| 3.4.1.2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间接影响机制——人工智能的补偿作用 |
| 3.4.2 劳动力技能结构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资本-技能互补效应 |
| 3.4.2.1 资本积累与出口质量升级 |
| 3.4.2.2 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 |
| 3.4.2.3 资本积累、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与出口质量升级 |
| 3.4.3 人力资本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技术创新效应 |
| 3.4.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出口质量升级 |
| 3.4.3.2 人力资本、所有制与出口质量升级 |
| 第四章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特征性事实 |
| 4.1 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特征性事实 |
| 4.1.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1.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2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特征性事实 |
| 4.2.1 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分析 |
| 4.2.2 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特征分析 |
| 4.2.3 人力资本的特征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数据说明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老龄化、人工智能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实证检验 |
| 5.2.2 老龄化、人工智能的出口质量效应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
| 5.2.3 老龄化、人工智能的出口质量效应的机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劳动力技能结构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计量模型设定 |
| 6.1.2 数据、变量与实证策略 |
| 6.2 实证分析 |
| 6.2.1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实证检验 |
| 6.2.2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实证检验 |
| 6.2.3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机制检验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力资本扩张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1.2 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说明 |
| 7.2 实证分析 |
| 7.2.1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2.2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中介机制检验 |
| 7.2.3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内容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内容安排 |
| 1.3.4 研究内容难点 |
| 1.4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人口空间格局 |
| 2.1.2 经济效应 |
| 2.1.3 耦合效应 |
| 2.1.4 经济增长效应 |
| 2.1.5 空间联动效应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2.2 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 |
| 2.3 人口空间格局的经济效应分析框架 |
| 2.3.1 人口分布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 |
| 2.3.2 人口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 |
| 2.3.3 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 |
| 第三章 新疆人口空间格局的现状及特征分析 |
| 3.1 新疆人口分布的现状及特征分析 |
| 3.1.1 新疆人口总量及变化 |
| 3.1.2 新疆各地州人口规模及其变化 |
| 3.1.3 新疆人口分布及变化 |
| 3.2 新疆人口结构的现状及特征分析 |
| 3.2.1 新疆人口年龄结构 |
| 3.2.2 新疆人口城乡结构 |
| 3.2.3 新疆人口教育结构 |
| 3.2.4 新疆人口就业结构 |
| 3.2.5 新疆人口民族结构 |
| 3.3 新疆人口迁移的现状及特征分析 |
| 3.3.1 新疆人口迁移总量及变化 |
| 3.3.2 新疆迁入人口的空间分布 |
| 第四章 新疆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效应分析 |
| 4.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新疆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效应分析 |
| 4.2.1 人口分布与经济空间重心耦合关系 |
| 4.2.2 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 |
| 4.2.3 人口分布与经济耦合类型分析 |
| 4.3 人口经济耦合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 |
| 第五章 新疆人口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 5.1 理论模型 |
| 5.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说明 |
| 5.3 新疆人口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新疆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空间联动效应分析 |
| 6.1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3 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空间相关性分析 |
| 6.4 新疆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空间联动效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结果 |
| 6.4.2 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6.4.3 经济发展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分析 |
| 6.4.4 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空间联动效应分析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2.1 人口分布层面 |
| 7.2.2 人口结构层面 |
| 7.2.3 人口迁移层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解释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内涵与界定 |
| 2.1.1 生育水平的内涵 |
| 2.1.2 生育水平的指标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
| 2.2.2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关于人口的重要论述 |
| 2.2.3 习近平同志关于人口的重要论述 |
| 3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分析 |
| 3.1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 |
| 3.1.1 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的历史进程 |
| 3.1.2 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3.2 中国生育水平的时间变迁 |
| 3.2.1 中国生育水平呈现波动式下降的变迁特点 |
| 3.2.2 中国自21世纪以来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状态 |
| 3.3 中国生育水平的空间变迁 |
| 3.3.1 中国整体生育水平具有空间自相关性 |
| 3.3.2 中国局部生育水平具有空间集聚性 |
| 4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 |
| 4.1 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4.1.1 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也是物质资料的消费者 |
| 4.1.2 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第三种关系 |
| 4.1.3 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4.1.4 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
| 4.1.5 社会就业发展与人口增长 |
| 4.2 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2.1 变量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 |
| 4.2.3 模型构建 |
| 4.2.4 数据检验 |
| 4.2.5 实证分析 |
|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作用 |
| 5.2.2 明确中国生育水平空间发展不平衡状态 |
| 5.2.3 促进二孩政策与社会经济政策配套衔接 |
| 5.2.4 提高中国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以及创新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路线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路线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 |
| 1.3.2 国内研究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2.1 人力资本投资的界定 |
| 2.1.1 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概念 |
| 2.1.2 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划分 |
| 2.1.3 人力资本投资特征 |
| 2.2 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2.2.1 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理论发展 |
| 2.2.2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
| 2.2.3 新增长理论 |
| 第三章 东、中、西部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水平比较分析 |
| 3.1 人力资本投资情况——教育投资 |
| 3.1.1 全国教育投资构成变化 |
| 3.1.2 东、中、西部教育投资主体变化 |
| 3.1.3 东、中、西部教育投资总量及占GDP比重变化 |
| 3.2 人力资本投资情况——健康投资 |
| 3.2.1 全国健康投资构成变化 |
| 3.2.2 东、中、西部健康投资主体变化 |
| 3.2.3 东、中、西部健康投资总量及占GDP比重变化 |
| 3.3 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
| 3.3.1 区域经济发展——数量对比 |
| 3.3.2 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对比 |
| 第四章 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1 实证分析设计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实证方法 |
| 4.1.3 描述性统计 |
| 4.2 单位根检验 |
| 4.3 协整检验 |
| 4.4 回归分析 |
| 4.4.1. 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
| 4.4.2 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
| 4.4.3 其他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
| 第五章 政策建议 |
| 5.1 加大教育投资,提升人口文化素质 |
| 5.1.1 增加中西部教育投资总量 |
| 5.1.2 加大东部教育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 5.2 增大健康投资,提升人口身体素质 |
| 5.2.1 增加中西部健康投资总量 |
| 5.2.2 继续发挥中西部政府健康投资的主导作用,积极引入社会健康投资 |
| 5.3 加快中西部产业结构转型,发挥人力资本潜能 |
| 5.4 增加西部地区固定资本投资,优化固定资本与其他投入要素的比例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单元确定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与理论支撑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人地和谐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系统学理论 |
| 2.1.4 协同学理论 |
| 2.2 理论支撑 |
| 3 指标体系、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 3.1 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数据来源 |
| 3.1.1 指标体系 |
| 3.1.2 数据来源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熵权法 |
| 3.2.2 耦合度模型 |
| 3.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
| 3.2.4 Jenks自然断裂分级法 |
| 3.2.5 克里金插值法 |
| 3.2.6 ESDA空间探测分析方法 |
| 4 中部地区镇域人口支撑力与经济实力的空间分布状态 |
| 4.1 镇域人口支撑力水平的空间分布状态 |
| 4.1.1 总人口分布状态 |
| 4.1.2 人口密度分布状态 |
| 4.1.3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布状态 |
| 4.1.4 人口支撑力水平的空间分布状态 |
| 4.2 镇域经济实力的空间分布状态 |
| 4.2.1 工业产值分布状态 |
| 4.2.2 人均工业产值分布状态 |
| 4.2.3 单位面积工业产值分布状态 |
| 4.2.4 经济实力的空间分布状态 |
| 5 中部地区镇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
| 5.1 镇域人口与经济的耦合水平分析 |
| 5.2 镇域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
| 5.3 镇域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 |
| 5.4 县域尺度下平均镇域单元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
| 5.5 县域尺度下平均镇域单元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 |
| 5.6 镇域尺度下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
| 5.6.1 主要影响因素选择的依据 |
| 5.6.2 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5.7 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创新之处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概念和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一节 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概念界定和内涵辨析 |
|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概念界定 |
|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辨析 |
| 第二节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
|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二、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 第三节 综合评价方法 |
| 一、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 二、综合评价模型 |
| 第二章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指标处理 |
| 一、数据来源 |
| 二、指标处理 |
| 第二节 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水平测度 |
| 一、指标权重计算 |
|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得分 |
| 第三节 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测度 |
| 一、各子系统权重计算 |
|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 |
| 第三章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高质量发展时间变化分析 |
|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总体分析 |
|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变化分析 |
| 第二节 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
|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类型划分 |
|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划分 |
|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和指标选择 |
| 三、分位数回归模型 |
| 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相关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2007-2016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得分 |
| 附录B：计算程序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1兵团城镇化及人口发展概况 |
| 1.1兵团城镇化进程 |
| 1.2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问题 |
| 1.2.1人口总量缓慢增长, 自然增长率相对较低 |
| 1.2.2人口结构失衡, 质量亟须提高 |
| 1.2.3经济和社会因素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
| 2兵团人口协调度模型构建 |
| 2.1指标体系的建立 |
| 2.2模型方法 |
| 2.2.1主成分分析法 |
| 2.2.2发展协调度的测度 |
| 2.2.2.1统一量纲化。 |
| 2.2.2.2利用分值计算协调度得分。 |
| 3各师内部发展协调度比较分析 |
| 3.1各师人口协调对比 |
| 3.2各师人口增长率比较 |
| 3.3各师人口质量比较 |
| 3.4各师人口结构比较 |
| 4各师人口外部发展水平比较 |
| 4.1外部发展协调度 |
| 4.2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
| 4.3社会发展比较 |
| 5人口协调发展的策略 |
| 5.1适度调整人口自身发展因素 |
| 5.1.1合理把控人口引进 |
| 5.1.2稳步提高人口质量 |
| 5.1.3适度优化人口结构 |
| 5.2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
| 5.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方法 |
| 2 结果 |
| 2.1 新疆人口数量状况 |
| 2.2 新疆人口质量现状 |
| 3 讨论 |
| 3.1 产生生态过剩人口 |
| 3.2人口“分母效应”凸显 |
| 3.3 少数民族人口素质较低 |
| 3.4 新疆亟需人口质量对人口数量的替代 |
| 3.5 对策建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