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思维

一、知识经济、后现代及知识分子断想（论文文献综述）

宋哲琦^[1]（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研究表明《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赵振红^[2]（2020）在《论“创造的教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建设创新性国家,创新、创造成为影响国家民族发展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中,紧跟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创新性人才。这对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的变革和人才培养的质量与规格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践行“创造的教育”精神,培养适应现实和未来社会发展,具有创造活力、创造精神,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亟需理论上探索与实践上的回应。“创造的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丰富的现实内涵。在历史的镜像中,中西先哲基于人的创造性与超越性的深刻认识,提出过丰厚的创造的教育思想,把培养人的创造性作为教育的本质使命和永恒追求。随着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的教育”思想具有其鲜明的文化性格,即国际性与本土立场的结合,民族性与社会关怀相统一。在现代语境中,“创造的教育”以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核心指向,崇尚开放性思维,关注个体的自由个性作为创造的基础与目标。创造的教育是活的教育,体现着理念、过程、方法上的创新,意味着对个体生命潜能的激发尊重,即能够正视鲜活的生命现实,成就积极而灵动的个体价值生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创造的教育”的人学立场及目标,主体赋值与人的自我超越是“创造的教育”的价值逻辑。“创造的教育”深植于人学思想,其立场和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人学视域下,教育不仅具有“属人”性,也是“为人”的,教育中呼唤不能把人仅仅当作是教育的对象,人更应成为教育目的本身,在教育中要把人放在最核心的位置。创造的教育始于“尊重”,尊重人的尊严、价值诉求与个体差异性,是为了使人成为主体自由的人。创造的教育含有实践意义上的价值建构意味,要为人的可能生活奠基,积极引领个体进行精神家园的建构,因而“创造的教育”必须要实现人的主体赋值基础上的意义建构。通过后天的教育发展自身的创造性是每个人的内在诉求,当代教育要反省人的培养过程中对创造性背离甚至扼杀的现实,反思变革教育以重新缔造教育的创造性。教育失去了创造性,就意味着教育失去了对甄别批判反思的追求,从而也意味着教育育人价值的失落,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追求的空置,以及人的思想自由理想王国的幻灭,就会导致教育的平庸之“恶”。培养人的创造性的前提是提升教育的创造性。要缔造创造性的教育,要树立“创造”的观念,在教育中遵循人的主动性、可塑性、自由性和完整性原则;在宏观层面努力扩大教育的“独立性”,在中观层面做到教育资源整合与整体优化,微观层面探索“创造的课堂”的空间,通过各方协同努力,积极构建创造性的教育。

赵委委^[3]（2019）在《技术发展与个体精神世界的建构》文中研究表明从生存的意义上来说,人类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进行互动的历史,在人类早期,自然处于主导地位,人类利用自然界的条件取得了栖身之所和果腹之食,对自然持有敬畏、服从的态度。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深入,人类逐渐改变了自然的主导地位并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如对风、水、土地等自然资源的驾驭和利用,从而逐渐确立了人类的主导地位,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在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人类找到了确证自己本质力量的“工具”——技术,借助其强大的力量形成了丰富的技术人工物体系并实现了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改造。在改造自然方面,人类利用技术不断扩展了实践活动的范围,不断将天然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发展了航空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技术体。在改造人类自身方面,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等活动都已经臣服于技术的发展逻辑,人类形成了技术化生存方式。技术自身的组合进化、与科学的融合共生以及自身所带的机会利基（1）等发展逻辑对于自然界和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作为生产力变革的关键因素,技术推动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当代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变革,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必然给人类带来新的福祉,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技术的持续发展和革新给人们带来了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带来了人类的感性解放,使人类体验到生而为人的优越感和幸福感,尤其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和普及更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身体体验和精神体验。当代信息社会的显着特征是科学技术基于对大量信息的利用而形成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操纵知识的人类智力正在变成经济活动中最有价值的资源。互联网为人类智力的呈现提供了一个极为广阔和开放的平台,基于互联网平台形成的文化必然带有鲜明的知识性、个体性、智能性,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不断推广了规范、创新、公平、协作、宽容等新的文化内涵,从而在更深更广的层面打破了人们固有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等活动模式,改变了人们对信息的感知和体验方式,开拓了一个引导人类心力和智力迅速成长的时代。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智能化特征通过与其他高技术的融合进一步进化,越来越多智能化的技术人工物得以产生并投入使用,与人类的生存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给人类的身心都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要探讨的就是顺应发展逻辑到当代社会的技术对个体精神世界的作用和影响,通过分析技术发展造成的人类认知、意志、情感三方面的变化,探讨个体在新的技术文明下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进行精神世界的建构,以便解决精神活动中呈现的问题并发展出一个合理有序的精神世界,提高生存质量,增强幸福感,为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条件。通过每个个体合理运用技术的实践从而产生无数个促使社会发展的合力,进而确立科学合理的技术观促进人与技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一章论述了技术的发展逻辑与精神世界的内涵。通过对技术进行内部解剖学的分析,组合进化、与科学融合共生、人类需求及技术本身的机会利基作为技术的发展逻辑,理论上为我们直观地展现了技术的发展过程,现实中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技术呈现了以下发展特点:长期的不可预测性与短期的可预测性、不均匀性和复杂的有机性。技术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生物性的有机体,从而对人类的有机身体和精神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精神世界是人的认知、情感、意志相互作用形成的意识世界。对个体来说,精神世界是个体对经验到的自我和外部世界进行思维活动的产物,其形成则以个体自身的活动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为前提,具有受动性和能动性统一、稳定性和不完满性的统一的特点。第二章分析了技术对人类的作用机制,它通过缔造实在的技术人工物体系给人类带来了感性解放,同时形成的技术理性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和精神危机。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呈现自动化、智能化,大大解放了人类的身体和开发了人类的各项官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身体体验和精神体验;另一方面,技术发展自身附带的技术风险以及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活世界的控制,改变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也给人类的身心带来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第三章分析了技术对人的意志的影响和作用。意志作为个体精神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调节着个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也是促使个体德性形成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技术的发展是意志力量的体现,另一方面技术通过技术人工物和技术理性反作用于意志作用的发挥。人类应该加强意志自主使技术扬善避恶,从而消解技术滥用带来的泛娱乐化以及技术人工物崇拜对意志的消极作用,从而为精神世界建构一个健康向善的方向指导。第四章分析了技术对人的认知的影响和作用。人的精神活动是基于自身的认知深度和广度,技术的发展不断拓展了人的认知范围,革新着人们的认知观念,重塑了个体的知识生产和分享模式,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认知困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于信息技术带来的信息过剩问题。作为认知中介的媒介技术是个体认知活动的基础,因此个体应该加强媒介素养,更好地利用媒介技术获得有用的信息从而顺利实现认知目的,从而为精神世界建构一个合理有序的知识储备。第五章分析了技术对人的情感的影响和作用。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人工物的传统关系,在丰富人类情感世界的同时也解构了其中某些因素,形成新的情感机制的同时也凸显了情感物化、情感社会化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个体应该进行情感自省,主动开展自我情感教育,在情感社会化的过程中以情感道德人为目标,在道德修养中升华情感,从而为精神世界建构一个美好高尚的理想追求。第六章对个体建构精神世界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技术顺应自身的发展逻辑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高度技术化生存时代,人也变成了“技术—人”的综合体,从而凸显了人类生存的不确定性,造成了许多新与旧的冲突,而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使这种不确定性、冲突带来的忧虑得到了快速蔓延和传播,给个体的意志、认知和情感都带来了深刻影响,那么经过知情意折射过后的意识活动形成的精神世界也不断呈现新的特点和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章提出了应对策略,以便为个体在新旧冲突中建构精神世界提供方向。

李佳雨^[4]（2019）在《“场域理论”视域下网络视听节目中的精英文化回暖现象研究》文中提出网络视听节目是依托网络信息技术,由电视节目发展而来的,在互联网视频平台策划、制作、播出的视听节目类型。从2012年网络视频发展元年至今,网络视听节目已逐步走向成熟。2017年初开始,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类节目接踵而至,在以娱乐为主的大众文化节目流行背景下仍受到广泛关注,呈现出精英文化回暖的现象。本文试图剖析精英文化回暖现象出现的原因,以期有助于提升网络视听的内容品质,改善“泛娱乐化”的网络视听节目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精英文化回暖现象的出现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也离不开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的影响,以及网络技术的支撑。这同布尔迪厄所提出的“场域理论”的视角和观点十分契合。因此,本研究借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研究体系,围绕“媒介场”“惯习”“资本”三个核心概念,重点阐释了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技术资本对网络视听节目中精英文化的惯习塑造。媒介场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场域,而网络视听节目作为媒介场中的重要部分,受到自身作为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惯习,以及外部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技术资本因素的制约。政治资本对网络视听节目中精英文化的惯习塑造体现在:国家扶持政策为精英文化生产提供基本保障,“限娱令”刺激原创精英类视听节目形式创新,进而促使现在的综艺类节目中加入了精英文化内容。经济资本对网络视听节目中精英文化的惯习塑造,主要表征是市场规律驱动了精英文化内容逐渐“通俗化”、节目舞台和嘉宾服装设计日益“生活化”、视听语言越发“艺术化”、文化明星效应开始发挥作用、精英文化矩阵正在构建。技术资本对网络视听节目中精英文化的惯习塑造,着眼于传播方式、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方面,即互联网驱使精英文化从“等级传播”转向“平级传播”,网络平台造就“媒介知识分子”与“草根精英”,通过将精彩节目片段制作成短视频,实现碎片化传播,网络视听节目与传统电视节目开始“合谋”,社交平台互动增加了用户黏性。为此,本文提出了未来网络视听节目中精英文化的担当和出路,精英文化的回暖,将进一步缩小社会文化区隔,将有利于提升大众审美品味,进而建立良性的媒介文化生态圈。

蒋冬双^[5]（2018）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和德性互化问题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如何厘定?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对于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中、西方学术界思考、把握和处理方式有什么不同?形成对其不同的思考方式的原因是什么?能否用知识与德性互化作为概念和范畴来梳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与逻辑?这些问题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本研究从知识教育与德性教育的关系以及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中的意义问题入手,对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关于知识和德性的关系问题的思考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进而确定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当代尺度。论文第一部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于知识与德性互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结合西方和中国思想家关于知识、德性及其关系的思想史流变,寻找新时代知识与德性互化的思想史的资源。通过知识、德性及其关系的思想史考察,为进一步研究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内在机理和机制提供思想史基础。论文第二部分,对知识与德性互化的一般问题给予理论说明,进而确定知识与德性有效融合和互动的理论支撑。具体来讲,一是对知识的指向进行说明并对知识的意义进行探寻,为德性的出场提供学术理路基础;二是通过知识意涵所指向的德性出场,分析知识教育过程中德性的迷失,并基于对德性本相的确定,梳理知识与德性的内在关联;三是立足于知识与德性关系的明晰,对知识与德性互化的一般原理进行概括,即知识是德性的载体:知识为德性的养成提供可能;德性是知识的灵魂:德性为知识的使用提供方向;知识与德性关系的明晰:知识与德性互化一般原理确定的原则。论文第三部分,依据知识与德性互化的思想史考察与知识与德性互化的一般问题的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维度进行厘定。第一,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进行梳理和归因,明确了知识与德性互化的问题情境、问题表现和问题原因;第二,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问题进行了反思,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的维度进行了厘定,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进行了语境分析、矛盾分析和向度分析。论文第四部分,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问题求解策略,并结合对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基础和依据进行阐释。一是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知识教育求解策略,对从知识教育视角求解知识与德性互化提出了基本思路和问法的转换;二是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德性教育求解策略,提出基于人的整体性和生命的整全为目标的知识与德性的互动的指向;三是阐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基础和依据,为进一步剖析思想政治教育的机理和机制提供逻辑基础和理论依据论文第五部分,基于知识与德性互化一般问题的概括和知识与德性互化问题的审视以及知识与德性互化求解策略的阐释,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机理和机制进行建构。第一,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内在机理建构,确定了内在机理的基础和逻辑前提;第二,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原则和价值取向;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的机制进行建构,指出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改善与知识与德性互化的良性互动,并对多样化价值诉求与知识与德性互化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冯正强^[6]（2018）在《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围绕“何谓友善”这一根本问题,本项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展开深入细致探讨,以逐步廓清“友善”这一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思想内涵和丰富践行路径,进一步拓宽人们理解友善这一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视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入脑入心,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行动自觉。对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内涵反思,主要从概念反思、理论溯源、传统底蕴及其当代彰显等四个方面展开。首先,本项研究不仅从日常层面、美德层面、至善层面、制度层面等维度对友善概念进行了反思,还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体系维度出发,深入探讨了友善价值观与其他核心价值观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本项研究对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进行了理论溯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中有着丰富的友善价值观蕴涵,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主要领导人也从中国实际出发,为友善价值观的“核心”之路做好了铺垫。再次,本项研究还从中西方传统哲学、伦理学的学科视野出发,对友善价值观的中西传统文化底蕴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本项研究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重点论证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当代彰显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践行路径问题,我们认为,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从根本上说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存在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本文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密切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个维度全面、系统、深入地展开对这一关键问题的探讨,力图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构建起一条立体路径,密织起一道友善之网。特别是在经济层面、生态层面,本文主要从经济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维度出发,探讨了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在人们的经济生活、生态保护方面的多元抓手,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也应成为一种伦理自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唯有依靠良知与理性,以及锲而不舍的精神,友善价值观才能真正内化为我们的文化基因,成为我们的精神灯塔,引领我们通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楚小庆^[7]（2018）在《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以来,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形态的变化,艺术形态的变化也及时回应着技术的变化。论文以技术作为艺术形态发展脉络的参照系,以技术的变化历程为时间坐标,对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历史轨迹做了梳理,着力思考在这个轨迹中,技术对于艺术的深刻影响以及艺术对技术发展的回应。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及其规律问题的探讨和展开,是以技术与艺术两者之间的辩证发展和相互影响关系为理论基础,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三个维度予以分析概括,以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和展望归纳研究结论。论文从绪论到结论,是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绪论包括概念与范畴、目的与创新、思路与方法、研究现状分析四个部分,并由此作为铺垫,引出关于本研究选题的理论思考部分。第二章理论思考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为:内在本质特征:关联、多元、辩证、统一,西方理论比较:三个主要流派,社会现实意义:重要性、复杂性、艺术学宏观视角,理论基点与关键问题:普遍性、特殊性与中国实践。整篇论文以此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立足点,展开了关于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论述、分析,其分析的脉络主干和主要依托为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对这一延续上下五千年的宏大进程,论文又一分为二的从两个方面展开客观分析,也即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以及艺术对技术的影响。从章节上,关于两者的关系和影响,分别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这三个维度做了分析概括,而从具体的现象和形态领域梳理,则可分成以下八个方面,也即:艺术空间:文化生态与传统审美内涵变化,艺术语言:动态综合、主观体验与传播维度变化,艺术门类:新形态涌现、艺术扩容与门类拓展,艺术程式:作品呈现与欣赏场域、方式变化,艺术观念:作品创作工具、方法、观念变化,主客体关系:实践中作品创作与欣赏关系的变化,新艺术形式:与新技术环境融合共生,跨界整合:创作表现实践活动的新探索。以上述这八个方面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为基础,以前述四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着眼点,以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依托,以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与艺术对技术的影响的客观分析为关照和平衡尺度,论文经过上述系统的梳理、分析,得出了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与发展走向。对于技术与艺术共同未来具体内容的阐述,论文又从分析和展望两个方面具体入手,从发展规律与文化表现、辩证关系与社会影响、交互多元的文化景观三个方面做了深入地分析,从文化逻辑与美学观念、技术控制与文化自觉、审美理想与精神追求三个方面做了理论层面的宏观展望。在具体三点分析和三方面的展望之基础上,从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分析和阐述中得出核心观点,也即艺术审美活动的方向与精神文化坐标:以人为原点,携手传承与弘扬,创作生产技术与艺术相互协调统一的优秀作品。所以,全文结论为:技术与艺术共同携手面向美好未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技术与艺术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技术进步虽然与艺术形态的发展变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等同对应关系,但艺术自身又确实存在着对技术的依存关系。艺术作品既是技术之物,是技术支撑的具体呈现,与技术的进步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内在观念的显现和表达。在当代社会,技术进步对艺术的影响已拓展到艺术作品形式表现之外的广阔领域。技术从制作手段、材料载体、场景氛围和信息表达等方面对艺术作品形态的变化产生着影响。艺术则主要通过交流的方式、审美的途径、教化的功能、创意的驱动四个维度,展现着艺术本质属性对技术生态变革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艺术折射了社会文化中人与社会之间不断调整着的相互关系;同样,技术在自身发展中也以人为原点,关注并解决上述问题。技术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手段。技术不断延长和拓展着艺术创作的方式和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的思想、观念、方法,带来了艺术作品外在感受方式和欣赏者心理感知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艺术作品内在意蕴、精神品格和思想内涵的变化。技术进步逐步改变着整个艺术生态,在艺术形式表现中促使产生了新的形式特征,生成了新的艺术形态,形成了新的艺术门类。技术进步推动着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随之变化,不仅产生了新的社会文化形态,而且形成了对传统经典艺术创作和表现形式认识的提升,由此生成的艺术精神则进一步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文化引领。技术的不断进步赋予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不同的时代信息和技术特征。技术决定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与手段,并呈现出不同面貌;同时,技术变革更使隐含在艺术表象内部的艺术观念同步发生重要的变化。这在外部显现为创作工具、材料应用、表现载体以及创作手法的改变,在内部则折射出审美追求、认识方式与评价模式的变化。艺术创作的数字化和艺术作品的虚拟化,反映了技术进步影响下艺术创作对于新材料、新介质以及新的存在、传播方式的广泛运用,以及个人审美精神领域中一种新的生命体验的艺术表达。艺术的发展变化始终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步伐。技术不断以各种方式介入艺术创作并影响着艺术的形态,而在艺术创作和作品表现形式中,也无不凸显出技术在视觉体验、界面形态变化和不同维度改变等方面的作用。艺术作品形态的蜕变,受制于艺术观念的更新,更深层是技术在创作中推动作品外在形式表现变化与内在观念创新的体现。由于介质的改变以及艺术题材、外在形式等表现空间范畴的拓展,技术在实际上不断丰富着艺术的感知效果和体验维度;同时,人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艺术场域依托于技术进步得到了极大扩展,作品创作和艺术精神都实现了对于原有地理空间、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主、客观隔阂的有效跨越。技术进步加速了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跨界融合,顺应了高技术应用及其与有关艺术领域交叉融合的新趋向,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拓展了新的存在空间,并日渐成为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历史上,艺术创作主体与技术进步之间始终是相互适应的。技术在客观物质层面超越和支撑着艺术特别是具体的创作实践活动,艺术则在主观精神层面努力突破着技术模式对艺术创意自由舒展的客观制约和技术理性思维的惯性束缚,同时,艺术还在用自身的创新和先锋思想在审美欣赏和价值判断等精神层面,实现着对社会的引领。在网络信息时代中,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促使艺术创作中实际操作的入门条件降低,社会大众普遍成为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并可在二者之间轻易实现转换。技术进步自然突破和消解了艺术作品的原有边界,艺术继而从精神层面扞卫和重构出作品自身新的审美形式边界,出现了艺术创作与欣赏、接受过程之间相互渗透、角色互换等互动发展的文化新景观。艺术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艺术欣赏者发现自然山川的美、体会社会生活的美、感受精神心灵的美。在艺术作品中追求和体现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并以美感人、以文化人,最终提升社会大众的精神品格和审美境界,引领社会风尚是艺术的实践追求和文化价值的核心问题所在。在当前这个高新技术普遍应用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流行与普遍存在已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在技术给予我们更多帮助和机会的同时,我们着眼更多的应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以及对经典作品创作理念和艺术审美标准的坚守。以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为中心,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不仅会创造出精美的作品,而且会在现代化传媒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汇中,催生出以人为原点的理论价值体系。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的磨合、驱动,会共同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应以此培育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社会文明水准,涵养国民艺术精神。我们在艺术实践活动中不断实现对于技术的规范、引导、超越、提升,就一定能够促使艺术最终成为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持续动力,以及不断超越现实、启蒙思想、开创未来、实现美好社会生活的智慧源泉。

全晓洁^[8]（2018）在《中小学教科书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的价值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源远流长,无论是维系历史,还是滋养当代,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道德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维系人类发展的基本精神要素。教科书作为文化的载体,继承和发扬历史进程中本民族积累的道德思想精髓是其重要职能。然而,发源与发展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一方面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另一方面,透过其具体的历史形态,它们又蕴含与今相通之理。因此,教科书对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形象刻画的目的不是复古教育,不是复制全部的、整体的传统道德体系。而是结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对其进行筛选、检视、转化,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道德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虽然传统文化道德形象是已生成的、静态的,但教科书对之刻画却是动态的、发展的。教科书内容选择彰显价值倾向,教科书内容编排传递文化品格。“教科书传承什么道德思想?”“如何传承?”体现了其对传统文化道德形象的价值传承特点。本研究就以内容与形式为切入点分析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形象在教科书中的刻画,并在分析中以“古今对比”为暗线,深层探究教科书在刻画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过程中表现出的价值传承特点。对核心概念的界定为本研究积淀理论基础,并为后续分析框架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撑。“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指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自身秉持的一系列主流道德思想,从而给人在知觉上造成的一种具体的道德印象。分为个人层面道德形象、社会层面道德形象和国家层面道德形象。“传承”不仅意味着延续,更意味着在延续基础上的新释与超越,因此,本研究认为“教科书对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的价值传承”指教科书通过内容选择和内容呈现刻画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从中体现对其价值的延续、新释与超越。上述的“个人-社会-国家”,“延续-新释-超越”两组横纵坐标成为后续内容分析的维度。传统文化中道德的结构、维度、道德条目及其特点从概观上勾画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形象,本研究对之系统梳理为后续古今的对照分析提供参照。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形象分为根源本体、工夫、境界本体三个层次,工夫层次又分为个人层面道德、社会层面道德和国家层面道德。个人层面道德包括节制、知耻、谦虚、勤劳等主体自律精神,自强、进取等主体自为意志;社会层面道德包括宽恕、诚信、感恩等善以安人的人性哲学,礼让、守规等礼以节事的交往法则,孝慈、仁爱、责任等仁以处世的立身之道,“天人和谐”的生存法则;国家层面道德包括爱国、公忠、奉献等家国一体的责任担当,和睦、团结、和平和谐统一的政治立场,贵刚重阳的民族性格,民以为天的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形象的特点包括伦理本位色彩浓郁、整体主义价值倾向、天人合德的思想观念、重视道德的实践工夫、道德价值的中庸分寸把握、重义轻利的“利己心”规避取向、“性善”的人性论主流、“保守内求”的自我苛律。教科书中的德目内容选择彰显其价值取向。因此,运用内容分析法梳理教科书中蕴含的道德内容,针对教科书中涉及的个人、社会、国家三层面的每条德目进行逐一分析,旨在探明教科书刻画每个道德层面时,实现的价值传承特点。内容层面的价值传承特点包括三方面:对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思想的继承;对时代性与普遍性交织的道德思想的新释,使之符合时代需求;结合现代伦理观念、并从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弥补传统中薄弱与缺失的优秀道德思想。研究从这三个角度呈现教科书刻画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时的价值传承特点,剖析古今的延续与差异。教科书中的德目呈现形式彰显其价值取向。因此,聚焦教科书对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形象的呈现形式,即教科书究竟是怎样刻画优秀传统中的道德形象的,亦能洞察其中的价值传承特点。这一部分主要以面上观照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思路,在对教科书文本分析基础上,探明教科书刻画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形象的形式:一是教科书中有形的呈现方式分析,包括榜样示范、道德叙事、活动牵引;二是教科书中无形的话语表达分析,包括对话、隐喻、规劝。并在道德呈现形式分析中深层次剖析古今差异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变革。具体而言,在呈现方式上:隐性渗透体现对传统德育中德目引领教条性的缓和;榜样示范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道德人格的交织;道德叙事是对传统文化中一元道德形象的开放性表述;活动牵引体现从传统权威规训到道德主体的自我心智谋求。在话语表达上,从号召到对话,是话语中道德价值引领方式的走向;隐喻的运用缓解传统德育的“圣化”倾向;惩戒与规劝,体现古今道德合法性论证的差异。综观前文的分析,总结教科书对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的价值传承特征,并分析其原因。具体而言,教科书主要在以下层面对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形象实现了继承与超越,继承集中表现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与伦理观价值、“内圣外王”理想人格、“义以为上”价值取向、“仁”与“礼”的内在品质与外在规则。超越主要表现在道德从一元到多元,从义务到权利;利义从相斥到和合,公私从对立到互渗;走出宗法利益关系,达至普遍社会公理三方面。分析继承与超越的深层动因包括四方面,一是文化的二元特性,二是教科书的文化本质,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四是观念转换的引领。就文化的二元特性来说,对于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教科书需保存与延续,对于普遍性与时代性交织的文化,教科书需调整和超越。这便决定了教科书对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的价值传承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就教科书的文化本质来说,教科书不仅面向过去,承担着文化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还面向未来,引领面向发展前沿的文化创新;同时还在文化传承中体现自身的文化品格。这表明,教科书对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的价值传承绝非简单复刻,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就社会发展的推动来说,生产方式的进步消解天作为道德本体的神秘性;经济体制的转变凸显人在道德中的主体性;社会结构转型促生个体道德的公共性。就观念转换的引领来说,跨越以天为本的道德本体论思想;超越传统利义、群己相斥的价值取向;涤荡传统宗法利益关系达至普遍真理。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炼教科书对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进行价值传承的关键点,包括树立优秀传统道德精神的取舍与转化标准:继承传统道德精神的精髓,弘扬优秀价值观;挖掘传统道德精神的“潜现代性”,与现代汇通;提升传统道德精神的“类后现代性”,与未来接轨。营造优秀传统道德精神呈现的现代性语境:通过开放的德目呈现形式引领学生的道德主体性;在德目诠释过程中加深传统与现代的联结。把握优秀传统道德精神传承的三组关系:让“传统”生发于“现在”以滋养道德文化土壤;找寻“道德自由”与“道德价值共识”的辩证统一;在尊重“个体的道德选择”基础上引领“超义务”道德。最后,结合教科书中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的价值传承关键,并针对当下教科书刻画传统文化道德形象存在的问题,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提出优化策略。内容优化包括:结合社会需求与学生特征建构优秀传统道德精神体系;保障教科书中优秀传统道德精神的整体性与层次性;加强教科书中优秀传统道德精神的合法性建设。形式优化包括:变革优秀传统道德精神的负载方式激发学生道德主体性;多门学科协同共建保障优秀传统道德精神的立体化阐释;建立教科书中优秀传统道德精神资源的多方链接。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批判性视角分析教科书中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的价值传承。当前对教科书中传统道德的分析都暗含一个前提:默认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精神在现代场域中的合理性。相关研究多集中着眼于教科书应该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中“拿来”什么。本研究则从批判传承的视角入手,期望理清教科书在进行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的价值传承中实现了哪些“延续”、哪些“新释”和哪些“超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教科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神时,应当如何基于现代语境对之进行诠释与呈现,才能挖掘其中的时代价值,从而使“前现代”中的道德精神更好的为现代道德教育助力。

杨钰婷^[9]（2018）在《冯天瑜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当代开展 ——以《中国文化生成史》为中心的探讨》文中提出中国文化史是近代中西方逐步接触以来兴起的一门专门史学科。二十世纪初以梁启超《新史学》为标志,中国文化史研究发蒙,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民族危机的高涨,到三四十年代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受阶级史观的影响,中国文化史研究一度走向低谷,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重新复兴。在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学术复兴的历程中,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和论着,冯天瑜和他的着作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史写作经历了八十年代整体性研究、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期专题性研究,最近推出了他的集大成着作《中国文化生成史》。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一书中,冯天瑜探讨了关于中国文化自觉、文化机制、文化特质以及文化史分期等问题,提出文化生成是文化自在到文化自觉的过程,重点阐述了文化生成机制中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的四层次,横向总结了中国文化基本特质,纵向划分了中国文化史发展的各阶段。《中国文化生成史》所呈现的问题和一些重要的论述都是对过去文化史长期研究的总结,书中的诸多观点跟以往着作或前或后地联系紧密。如文化自觉的问题在前着《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有过初探;中国文化特质与文化生成机制的问题先后在《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史纲》等论着中逐步深化;中国文化史分期的问题先后在《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中国文化史》等论着中逐渐修订。将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史着作与不同时代的代表性文化史着作相比较,可看出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史研究特色。在文化史理论创建上,冯天瑜构建并逐步完善文化生态理论,通过探寻文化生成的深层机制发现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特征;在中国文化内涵问题上,冯天瑜以文化自觉前瞻未来文化走向,提出中国文化应以否定之否定辩证过程实现超越;在学科视野上,坚持打通今古、跨学科综合,将博大和精微有机结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现在,冯天瑜从未间断过对于中国文化史的书写与研究。在书写方式上,他坚持“义理、考据、词章”史学研究方法,倡导“贯穿古今、打通中西”的综合研究视野,将文化史宏微观兼具的特点发挥到极致;在学理建树上,他创建“文化生态学”、“历史文化语义学”等文化史研究理论,构建明清文化转型的学术理论体系,建立且不断完善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现代学科体系;冯天瑜以中国文化史为耕耘领域,肩负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复兴使命与时代使命,立足于前代之基,扎根于当代,将中国文化史研究不断推向纵深发展。正是以冯天瑜为代表的当代学人将中国文化史研究复兴作为历史使命,中国文化史研究才得以更好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徐建华^[10]（2016）在《共建式高校课堂生态环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永恒不变的主题,建构科学合理的课堂生态及其对课堂生态环境的优化,又是教学理论深化和积极推进高校课堂教学改革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共有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第一章绪论主要对研究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该领域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进展情况进行了综合阐述,并详细介绍了本研究所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思路,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和逻辑结构。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二章以课堂生态范式的转变为切入点,认为目前我国高校课堂生态范式正在发生显着的变化,由传统的讲授式课堂生态向建构式课堂生态过渡,其未来发展趋势必将升华为理想的共建式课堂生态,即强调了从“客观”到“建构”,必将走向“共建”的发展趋势,并从教师角色、学生角色、教学方法和课程资源等不同维度,说明其不同的发展特征,特别强调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学习共同体理论是高校共建式课堂生态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从共时性角度出发,对我国高校课堂生态环境的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本章从纵横两个维度分别探讨了能够影响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生态环境的实然状态。横向上从影响高校课堂生态的内外部两个视角进行了生态审视,内部因素主要强调了课堂的物质环境因素、心理环境因素和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外部因素主要强调了家庭环境因素和社区环境因素的影响。纵向上从中等教育课堂环境与高等教育课堂环境有效衔接的角度进行了生态审视,主要对教学环境、人际关系、学习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生态衔接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通过对纵横两个维度的系统研究,以应然状态的思维方式归纳出影响高校课堂生态的主要环境因素,为其后续加强共建式高校课堂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现实依据。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第五、第六章。这部分内容主要对影响和制约共建式高校课堂生态建设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选取了对课堂生态影响较大的课堂物质环境、课堂心理环境和课堂制度环境三个维度进行理论建构。第四章强调共建式高校课堂物质环境的建设,主张要重视课堂自然物理环境、课堂教学时空环境和课堂设施设备的建设。第五章强调共建式高校课堂心理环境的建设,主张要处理好师生间控制与自主心理环境的建设、学生间竞争与合作心理环境的建设。第六章强调共建式高校课堂制度环境的建设,主张要加强学生与班级管理制度的建设、教师与师德规范制度的建设。通过对这三个维度内容的详细论述,期冀从理论上对共建式高校课堂生态环境的建设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思路和结构框架,为高校课堂教学改革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第四部分包括第七章。本章主要在实践层面提出共建式高校课堂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效路径。首先,确立了共建式高校课堂生态的价值目标;其次,提出共建式高校课堂生态环境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整体性与协同性统一的原则、交互性与共生性统一的原则、依存性与自组织性统一的原则、开放性与可持续性统一的原则以及和谐性与动态生成性统一的原则;最后,从教育理念、物质环境、人际关系、文化品性、课程设置、学术追求、课堂评价和网络平台建设等多个视角明确了共建式高校课堂生态环境建设的长效机制,为课堂学习共同体构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生态环境,提高课堂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实践依据。

二、知识经济、后现代及知识分子断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知识经济、后现代及知识分子断想（论文提纲范文）

（1）《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2）论“创造的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3）技术发展与个体精神世界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4）“场域理论”视域下网络视听节目中的精英文化回暖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小学教科书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的价值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冯天瑜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当代开展 ——以《中国文化生成史》为中心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0）共建式高校课堂生态环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知识经济、后现代及知识分子断想（论文参考文献）

• [1]《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2]论“创造的教育”[D]. 赵振红.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技术发展与个体精神世界的建构[D]. 赵委委.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场域理论”视域下网络视听节目中的精英文化回暖现象研究[D]. 李佳雨.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5]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知识与德性互化研究[D]. 蒋冬双.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6]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研究[D]. 冯正强. 西南交通大学, 2018(03)
• [7]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D]. 楚小庆. 东南大学, 2018(05)
• [8]中小学教科书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的价值传承研究[D]. 全晓洁. 西南大学, 2018(01)
• [9]冯天瑜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当代开展 ——以《中国文化生成史》为中心的探讨[D]. 杨钰婷.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10]共建式高校课堂生态环境研究[D]. 徐建华.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