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亚萍[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研究 ——以巴蜀书社为中心》文中提出论文运用出版系统论、把关人理论、媒介讯息论等相关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川古籍出版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作了研究。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组织机构及产品策划进行了考察,总结发展规律与特点,属于当代四川古籍出版专门史研究。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改革开放后四川古籍出版活动,数据样本范围以巴蜀书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5家社为主。文章通过采用参与观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献计量学多种研究方法,力图剖析三个重要问题:一是该时期四川古籍出版的发展概况问题;二是古籍出版机构自外至内的组织构建问题;三是编印发系统下的古籍出版产品策划问题。并希望通过以上问题的研究,能为繁荣四川古籍出版,提供一些理论、实践意义的参考资料。正文分为三个研究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通过分析5家出版机构的书目数据,归纳古籍出版数量变化、出版内容类别分布规律,并对古籍出版成就、发展成因,以及复苏期、探索期、转型期三个发展阶段特点进行论述,最后概括出四川古籍出版的三个不足:即重复选题、整理方式不平衡、图书宣传渠道利用不足。第二部分研究四川古籍出版组织系统。研究发现,外部组织由U型结构到M型结构进行设置转变,具有组织人员权威、组织结构一体化的显着特点。以巴蜀书社为例的内部组织结构在部门组建上趋于柔性化和灵活性,早期人员构成虽以人才调聘、计划培养为主,但出版队伍始终保持专业性和稳定性。第三部分研究古籍出版产品策划特点,分别从内容、形式、宣传、营销四个子系统要素分析入手。研究发现,由于古籍出版同其他出版类型不同,内容策划上,策划作者多具有权威性高、专业性强的特点,策划选题表现为延续性、地域性、差异性和时代性四个鲜明特征。古籍图书的开本设计强调与内容风格统一,封面设计注重体现艺术审美性和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对装帧设计获奖图书进行个案研究,总结出古籍图书在形式策划上注重设计整体性的特点。宣传、营销策划方面,四川古籍图书宣传方式多样,在传播技术变迁影响下,虽经历传统、网络到媒介融合宣传的三个过渡阶段,但书讯书评、活动推广和媒体宣传仍为现阶段古籍图书的三种主要宣传方式。以巴蜀书社为代表,四川古籍出版产品注重精准营销和海外营销,但在对其进行品牌认知度问卷调查时也发现,巴蜀书社存在品牌认知度不高的问题。最后,论文在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提出四川古籍出版的初步对策,指出论文本身的不足,并对将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闫书昌[2]（2020）在《中国智谋文化心理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采用“大心理学观”研究理念,展开对中国文化中智谋文化的心理学研究,以期获得契合于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智谋文化心理与行为特点和规律。通过字形字义综合分析法（汪氏语义分析法）、历史文献法、比较分析法、理论构建法等多种研究方法或手段,探讨了中国人重智谋的缘由,智谋、智谋心理、智谋文化的内涵,智谋心理学思想在雅文化和俗文化中的演进,中西智谋文化的差异,智谋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智谋心理的结构、特质、机制、道德性,并对中国智谋文化进行了心理学理论构建。本文研究发现:（一）农耕文化、战争文化及相关的文化观念是中国人重视智谋缘由。（二）对“谋”“智”“计”“策”“术”“算”“韬”等汉字的语义分析之后发现,认为智谋在中国文化中指的是一个具体的思维、决策过程,其中蕴含内在心智计算过程、问题解决的目标性和指向性,以及智谋本身的隐蔽性,和相互作用的双方在利益上的增减性。（三）通过对智谋相关词语的词汇学分析发现,中国智谋文化中谋的基础是智慧,智慧外化为谋略,并表现出功能性。智谋的内在过程是计算、计划的过程,其发生场所具有特定的私密性。（四）中国智谋文化经历了从雅文化向俗文化的转换和发展过程。以兵家、纵横家、儒家、道家、法家为代表的中国雅文化展示出中国智谋文化思想的多元格局:兵家重“奇正”“诡道”;纵横家重“权借”之谋;儒家重“智”少谋;道家追求出乎于道,重视辩证的大智谋;法家强调“术”,重视法度的智谋。（五）中国智谋文化向俗文化转换后,以更为贴近民众日常生活与实践的形式,表现在“三国文化”、《智囊》、“三十六计”“厚黑学”以及当代谚语等文本之中。“三国文化”是智谋从雅文化到俗文化转变的重要环节,其中的“三国”“诸葛亮”“曹操”均已经成为中国智谋文化的象征性文本或形象。《智囊》则开创了才智的形态和层次研究的先河,并提出了才智与德行相互独立的思想。“三十六计”是中国智谋文化的隐喻性表达,它是一种象思维、应事思维的非逻辑性体系,其中隐含着中国人迂回性思维以及“一切皆有可能”的思想观念。“厚黑学”中的权谋论是智谋在特定领域的极端形态,它并不能代表智谋文化主流观念和思想。当代中国谚语表现出智谋崇拜心理,将智谋视为人类行为活动中的终极手段。中国谚语智谋文化表现出经验主义智谋观,将智谋视为经验的产物。谚语智谋文化认为智谋既受情绪的激发,又受限于情绪。（六）尽管西方文化中存在着智谋的理念和实践,但是存在着轻视智谋的倾向,没有形成鲜明的智谋崇拜心理。中国智谋文化影响了中国人“一切皆有可能观念”,并实用主义理性、非线性思维的方式。（七）中国智谋心理的结构表现为内智外谋,即基础是智慧,智慧外化为谋略,并表现出功能性。智谋的主要心理特质有奇、诡道和隐蔽。智谋的心理机制是反心理理论。智谋本身不具有道德性,但是其行为主体和目的具有道德性。（八）中国智谋文化是基于实践经验的观察,其展示出的是不同情境、不同行动阶段发挥认知启发的工具,这可能阻碍着中国智谋文化中一套单一行为模式的构建。本文提出的中国智谋文化理论模型认为,以雅文化、俗文化为载体的中国智谋文化既是中国人智谋崇拜的结果,又是促成崇拜的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循环性。智谋是一个从初始状态指向目标状态的内部决策,并表现出行为倾向性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受到“一切皆有可能”理念、非线性思维、实用主义思维、迂回性思维的影响,中国人智谋实践中表现出象思维的特点,在历史智谋实例的原型启发之下,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指向最终目标状态。智谋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在于“奇”与“正”的转换,通过“反心理理论”能力,以突破对方思维的框架。
王金娜[3]（2017）在《教育改革偏好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文中指出再生产理论主要研究统治阶层与劳工阶层再生产,认为家庭阶层背景与学校教育能“自动符应”,强调阶层结构而非行动者的力量,没有考虑到阶层内部个体的差异性。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的教育政策,对中产阶层子女为主的白云小学和劳工阶层子女为主的蓝天小学进行田野调查,对20位母亲、4位父亲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利用场域、权力、符码理论探究中产阶层再生产如何在“国家支配教育实践”和中产阶层母亲“适应”教育实践的过程中进行;提出国家与中产阶层母亲同时发挥作用,兼具教育优势和教育风险,包含阶层惯习再生产和学业成就再生产的中国中产阶层再生产理论,即“新再生产”理论。通过分析访谈资料发现,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主要包括密集教育干预、教育选择、教育应对和教育参与。这四种教育卷入分别与国家素质教育政策的“精致型符码”偏好、义务教育类政策的“分流”偏好、减负政策的“弱化学校功能”偏好、家校合作政策的“家长责任”偏好相关。其中,前两种政策偏好具有明显的中产阶层性,契合中产阶层母亲的阶层惯习,给其子女带来潜在教育优势;“弱化学校功能”偏好对中产阶层和劳工阶层母亲均有利与弊,不具有中产阶层性;“家长责任”偏好反映某些中产阶层母亲的利益诉求,具有不完全的中产阶层性。田野调查发现,尽管两所个案小学的教育实践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教育改革政策支配下的教育实践具有弱国家、强市场、强家长的“家长主义”偏好。弱国家功能体现在两所小学的“教育功能”弱化、X市小学教育系统的“选拔功能”弱化;强市场功能体现在X市公办学校的就近入学制度、民办学校制度、课外补习场域的兴起与白云小学的“半精致型教育符码”;强家长责任体现在两所小学的家校合作制度。“家长主义”偏好的教育实践不仅要求家长“占有”资本,而且要求发挥个人能动性“有效激活”资本“适应”实践,才能实现阶层再生产。这使得教育获得主要依赖父母的资本和主体性,而不是学生的能力和努力,因而存在教育风险。面对“家长主义”偏好的教育实践,大多数中产阶层母亲能“有效适应”。她们在情感资本的推动下,激活惯习、发挥主体性,采用各种策略激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成为新再生产的行动者。情感资本包括教育责任感、高教育期望、教育焦虑和教育操心,由女性的性别结构、中间层的社会地位、教育场域共同作用而成,主要被中产阶层母亲所占有,是她们成为新再生产行动者的根本动因。除此之外,惯习、场域和主体性都是中产阶层母亲教育卷入的动力因素。我国中产阶层再生产有先后进行的两条路径。第一,小学中年级以前以阶层惯习再生产为主。其机制是:中产阶层母亲在“教育责任感”的推动下,激活中等趣味、个性化性情、科学育儿偏好,继而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实施密集教育干预,培养孩子具有主体性且知识素养、兴趣特长、文化品位等全面发展;再选择表意性秩序相对开放的实施素质教育的小学。家、校共同形塑孩子形成“博放惯习”。劳工阶层母亲实施粗放教育干预,让孩子就读表意性秩序封闭的小学,家、校共同形塑孩子形成“大众惯习”。第二,小学中、高年级以后以学业成就再生产为主。其机制是:中产阶层母亲在较高“教育期望”的推动下,受被建构的中小学场域、母亲所在的“体制内工作”场域、“热知识”等影响,激活“苦行”性情、“非学校化”性情、风险意识,继而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通过选择优质而精致的补习班、“团课”等策略实施精约式教育应对;在“教育焦虑”的推动下,受地方性知识影响,激活“追求教育优势”性情、“阶层惯习排斥”性情,继而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通过以房择校、证书择班、考试择班进行教育选择;在“教育操心”的推动下,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以个人活动的形式参与学校教育,并使用与教师保持平等的不平等关系的策略进行教育参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有利于孩子学业成就再生产,但也给孩子带来沉重的学习负担。劳动阶层母亲因资本、惯习的影响,给孩子报低质或不报课外补习班、无力教育选择、消极教育参与,不利于孩子学业成就的获得,但学习负担得以减轻。受我国升学制度的影响,阶层惯习与学业成就关联性不大,阶层惯习对中产阶层再生产具有独立价值。然而,阶层内部存在差异性,并不是所有中产阶层母亲都能适应“家长主义”偏好的教育实践。时间资本匮乏和居住位置偏远阻碍密集教育干预;“新型读书无用论”、教育学类知识、反思性实践知识阻碍“精约式教育应对”;教师的专断权力,以家委会、信任为表现形式的集体社会资本的匮乏抑制参与学校教育;教育学类知识抑制参与家庭教育;孩子中等以下的学业资本量,母亲坚守师德惯习、重视知识惯习、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优越惯习阻碍与教师互动。其中,教育学类知识、反思性实践知识使母亲成为反思性行动者、抵抗者。另外,激活资本未必产生教育利润,错过最佳时间、与教师保持绝对平等关系的激活资本方式不利于孩子的教育获得。这使得中产阶层再生产具有多样性和风险性。因而,有必要增强学校教育功能、规范课外补习机构、弱化教育“分流”机制、改变家校合作的“家长责任”偏好,通过增加“国家责任”改变教育实践的“家长主义”偏好,以破解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阶层间义务教育不公平日益凸显、中产阶层子女学业负担日益沉重的难题。
蒋科兰[4]（2016）在《改革开放以来曾国藩图书出版热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曾国藩图书出版热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那时较有代表性的图书出版热。与同时期的“武侠热”“言情热”与“西方人文社科译着热”等出版热不同的是,曾国藩图书出版热显得平缓但持续时间长,对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对历史传统文化尤其是地域特色文化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有着较大的启示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曾国藩图书出版热的内涵是什么?表现怎样?形成的原因何在?有何意义与价值?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价之?本文主要采取历史学和编辑出版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文献查阅、数据统计与对比分析等方法,结合实地走访、调研等手段,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较深入的探索。除绪论外,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阐述曾国藩图书出版的概况。首先,对“曾国藩图书”和“出版热”进行了界定。其次,通过搜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近三十年间出版的曾国藩图书书目,将曾国藩图书出版的过程划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以来三个阶段。其后结合统计数据从选题内容、出版社地域与销量三方面剖析了曾国藩图书出版的具体情况。第二章论述曾国藩图书出版热产生的原因,分别从曾国藩其人、时代背景和编辑出版人员的引导作用三个角度展开分析。第三章探讨曾国藩图书出版热的价值,包括其社会意义以及对出版活动的启示。曾国藩图书出版热,推动了对曾国藩评价的转变,促进了思想解放,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促进了岳麓书社等相关出版单位的崛起,显示出编研结合之编辑活动的强大生命力,昭示着地域特色历史传统文化资源在图书编辑出版工作中的无限潜力与美好前景。第四章对曾国藩图书出版热进行了冷思考,揭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不良影响,并从选题内容、出版形式与编辑出版人等方面对出版热应有的形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袁琳[5]（2012）在《中国数字图书消费市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国际数字图书出版市场如火如荼的发展形势，中国的数字出版却表现不一：一方面是新型数字出版商的锐意进取，一方面却是传统出版单位的踟蹰不前。一直以来中国学界对数字图书出版的研究囿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或者把数字图书出版产业看作统一的毫无差异性的市场，或者把经济学原理生搬硬套到数字出版产业中，或者把有限的一些官方数据罗列在一起，人云亦云，难以创新。这样的研究方法造成了中国数字图书研究的两大缺陷：第一，无法真实、深刻地反应中国数字图书出版产业的真实境况，继而难以找到问题的症结，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第二，在传统图书出版的逻辑里看数字出版问题，只看到共性，却无法理解其差异性，从而导致研究思路模糊，研究和现实严重脱节。本文把中国数字图书市场作为研究对象，在对数字图书和传统图书商品属性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数字图书不同于传统图书的新属性，并按照数字图书现有的形态，把数字图书分为电子书1.0、电子书2.0和电子书3.0三个种类，继而对三种形态电子书所对应的三个数字图书市场的生产者、消费内容和定价策略等进行分析，重点描述了中国数字图书消费市场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数字图书出版问题以及未来危机的症结在于原有的以行政区域划分为基础的出版体制。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三种数字图书形式对应的生产者的研究。在这一部分，笔者分别阐述了中国传统出版社（电子书1.0的主要生产商）、网络文学网站（电子书2.0的主要生产商）以及图书应用生产商（电子书3.0）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个案分析，介绍经验，总结不足；第二、三部分是通过对三种数字图书形式对应的三个消费市场的排行榜进行分析，阐述目前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数字图书内容、类别以及定价方式。第二部分通过中美市场的对比，总结中国数字图书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和本质；第三部分则通过对比传统图书定价策略和数字图书定价策略的差异性，总结目前国际上几种比较流行的数字图书定价方法，并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反思；第四部分则总结了前三部分所反映出的中国数字图书市场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提出中国传统出版社的问题，总结了数字图书定价策略。笔者把问题的症结归根于中国以行政区域划分为基础的出版体制，提出中国出版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而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方法在于继续深化出版体制改革，使之适应市场化、规模化发展的需要。通过以上的研究，文章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本文认为，数字图书的商品属性有别于传统图书。数字图书的价格弹性更高，收入弹性更高，同时由于法律、监管等方面的缺失，数字图书的正外部性正在降低；本文认为，总体来说，由于数字图书以及数字阅读方式是一种碎片化和浅阅读形式，因此，它与传统图书之间的替代性并不强。分开来看，电子书1.0由于几乎是传统纸质出版物的翻版，具有相似的内容和版式，因此，其对传统出版物的替代性是三种数字图书中最强的；电子书2.0满足的是原本不读书或者原本读不到书的人群的阅读需求，开了新的阅读市场，它是三种数字图书中对传统图书替代性最弱的；电子书3.0的受众不但有传统读者，也有新出现的读者，因此，它对传统图书的替代性居于三种数字图书中间；本文认为，中国数字图书的市场结构呈现出新的特点：在电子书1.0市场由于传统出版社仍是这个市场的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所以，这个市场仍然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在电子书2.0市场中，盛大文学虽然一枝独大，但却也不是没有竞争对手，体现出弱寡头垄断的特点；电子书3.0市场则是中国数字图书产业中最具市场活力的，在这个市场中，大企业和初创企业并存，良性竞争；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出版社面临着最大的危机，这些危机来自于三方面：国际竞争压力，国内数字出版企业的竞争压力以及其他数字媒体对图书媒介形式生存空间的挤压；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出版社是中国数字图书产业发展最大的希望，同时也是最大的障碍。她是最大的希望，因为它掌握着中国最大量的最优质的内容；它是最大的障碍，是因为它掌握的内容由于各种原因，很多还没有进行数字化改造。不管是数字出版，还是传统出版，出版的真正意义在于丰富的内容，文化的传承，而不是传统出版企业或者数字出版企业的自身的利益。谁阻碍了文化的发展，谁就应该退出这个市场。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出版社其实只是出版体制的替罪羊。我相信很多出版社有着出版人对于文化的使命感，也努力地推动数字图书出版对文明和文化作出贡献，但中国的出版体制限制了这些努力。因此，2010年年底结束的中国出版体制改革还远远不够。通过市场机制，中国绝大多数的传统出版企业被淘汰出局，中国的数字图书出版产业才有希望，因此，中国传统出版体制的没落是对图书、对出版、对文化乃至对文明的一种救赎。
易图强[6]（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李国帅[7]（2010）在《近现代三国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号称中国古代四大古典名着,而作为诞生最早、对后世有着最广泛深远影响的《三国演义》以其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开篇之作在四部小说中独辟先河。一个短暂的历史年代,一部通俗畅销的经典小说,能引起后世历久不衰的广泛关注,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给人以启迪,并在以后的千百年间产生深远影响,是唯三国所独有的。举凡与三国有关的,都可从政治学、军事学、外交学、人才学、谋略学、伦理学、心理学、审美学以及经济、科技学、人际关系学,等等,有做不完的文章,道不尽的哲理,这正是三国历史之妙、演义之妙的所在,以至于我们给它冠以“三国学”的名字。因此,探究“三国学”从古代至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三国学”历史发展演变轨迹,特别是在近代中西新旧文化不断的冲击和融合下,研究其经历的递嬗和转型的过程,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近现代“三国学”的学术脉络,从而有利于就此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境遇和普世价值等问题的认识,这对于发掘本源性文化和弘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复杂性的认识与探究。关于“三国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演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晚清以前的“三国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探究《三国演义》成书的历史演化,这对研究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和以后的“三国学”的文本研究、传播研究、以及近现代三国学各个时段的学术史研究都有开疆拓土的价值。第二阶段主要是探究明清之际,《三国演义》的抄本传播、明刊本的演化和后来清刊本的流行的发展演变轨迹,这些都在极大程度上普及了《三国演义》这一文学作品的传播形式,使其在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其次,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随着社会历史大背景的变迁及近代文学的兴起,特别是在近代中西新旧文化不断的冲击和融合下,“三国学”研究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趋势,中国古典文学至此终结,近代文学由此而生。在中国学术现代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下,《三国演义》研究逐步摆脱了比附经史的传统观念及以感悟式“评点”为主体的传统批评方式的限囿,开始尝试融合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新的理论与方法,由此将《三国演义》研究引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再次,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国学”研究,经历了建国前十七年三国学研究和新时期的“三国学”研究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研究在新的时期加强了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思想主题、文学审美、艺术特色、整体结构研究等领域必然会产生与往常不一样的发展轨迹。后一时期在新时代的影响下,是《三国演义》研究的多元发展阶段,也是20世纪研究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前,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在此阶段,除了对中国大陆“三国学”研究的梳理和探讨外,在中外学术交融背景下的“三国学”研究,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最后,是对《三国演义》之所以被称为“三国学”的宏观文化意蕴。主要是从其现代社会文化影响角度来总体论述“三国学”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文化转型中是如何体现的。研究历史,研究文学名着,其落脚点在于有益于现实,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三国学”研究决不能搞成书斋式研究,而应面向社会,面向当代,尽可能紧密联系实际,使之有针对性,对社会有所裨益。当今社会的芸芸百态,从人性角度都可以在三国历史、《三国演义》中找到影子,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小至我们芸芸众生如何立身行事,如何学会做人的一些起码准则,都可从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
邹自振[8]（2002）在《命运与抗争——“三十六计”历史小说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文中研究指明“三十六计”历史小说演述了古代历史兴亡、忠奸斗争和鼎革之变的若干侧面 ,产生了一种无法消除的悲剧意识 ,着染了一层悲切迷人的审美文化色彩 ,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命运的不屈抗争。人们从悲剧人物不甘灭亡、不甘失败的思想和行为中感受到悲剧精神的胜利和伟大。它将鼓舞人们振奋精神 ,以高昂、进取的主体意识笑对人生、勇敢生活 ,书写瑰丽的人生篇章。
郭书[9]（2019）在《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及其审美文化研究》文中认为微观造型艺术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的创作载体微小,以精致为审美标准,以“微不失真、微不失韵”为创作要求,以“小中见大、微中见宏”为艺术特征,其常见的表现形式有微雕、微画、微型建筑与微缩景观等。相较于国外的相关研究,“微观造型艺术”在我国学术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术概念,与其相关研究零散地见诸于“微雕艺术”“鼻烟壶艺术”“内画艺术”“微缩模型艺术”等工艺美术领域。造成这一研究惯性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对于“微观造型艺术”,学界沿袭传统批评观点,始终认为其“技”大于“艺”,进而顺其自然地从技法、工艺来看,将其按照“雕刻”“绘画”“建筑”做分类探讨。第二,对于微观造型的艺术性、审美性、文化价值缺少必要的观照,致使对它的研究也就仅停留在了“技”的层面。近些年,无论在收藏市场还是文创产业、工艺品市场,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都展示出了较强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从创作,还是从理论批评的角度考虑,都有必要打破这种将微观造型艺术作工艺技法分类的研究模式。基于此,文本以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为考察对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9年至今,微观造型艺术的艺术形态、文化价值与审美特征作细致研究。尝试在新时代语境下,发掘其艺术格局与当代价值,就其发展困境与对策提出有益思考。极往知来,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时期。尽管人类很早就意识到了小型器物所独有的精致之美,但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刻意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加以发展。最初微观造型艺术是在大型劳动工具、器物或图像中出现的微观形状或精细装饰,更多是作为一种依附而出现。宋元时期,手工行业趋向精工细作,微观造型艺术发展所需的外部条件开始成熟。同时,微观造型艺术因其承载介质的微小,在审美感受与“隐逸文化”更加契合,也符合这一时期的审美取向,人们渴望探索更加精妙小巧的微观艺术。由此,微观造型艺术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与艺术感染力被唤醒,它开始脱离其他大型艺术,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态。手工艺人也开始挑战人类“微”的极限,不同材质、不同技法、形态越来越趋微的艺术品相继出现。至明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形成了一次创作高峰,其中核雕艺术家王叔远技艺精湛,广为人知。清代至民国时期,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又一次出现了创作的高峰,不仅创作材料愈加丰富,技术上更加成熟,而且品种增多,作品数量也进一步增加,并渐渐形成了独立的、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创作群体,涌现出的名家名作更是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后,手工艺行业摆脱了落后的生产关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一化三改”总路线的指导下,微观造型艺术得到了国家大力扶持,手工艺人社会地位提高,传承关系更加开放,艺术家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创作题材更突出时代特色。改革开放后,微观造型艺术经历了改革的短暂阵痛,随即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多种企业形态并存,国际交流增多,发展更加开放多元。进入新世纪,随着传统微观造型艺术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微观造型艺术出现了产业化、品牌化发展趋势,艺术创作更为活跃,交流、展览形式更加多样。新时代以来,国家赋予了传统手工艺崭新的内容与使命,微观造型艺术不仅满足着当下我国人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也为促进我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对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的艺术家及重要作品进行梳理是本文重要内容。自1979年开始,为保护传统工艺美术,国家开始组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评选。截止到2018年,共举办了七次,期间一共产生了531位大师,其中微观造型艺术领域诞生了20位。可以说,这20位大师是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大多师承建国初期的“老艺人”（建国初期,国家对旧中国走过来的工艺美术名家授予“老艺人”称号,为当时工艺美术领域最高荣誉）,改革开放前后又培养了大批学生,这些艺术家当之无愧为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创作与推广的中流砥柱。本文以这20位中国美术大师及其传承关系为主线,同时兼顾其他艺术家及作品,就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家群体构成,重要流派及其创作风格,创作题材与作品系列以及创作材料、技法、工具做细致考察,进而对其当代风格和创作特征加以总结和概括。纵观中国工艺美术史,不同时期微观造型艺术都诞生了精美绝伦、叹为观止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中国工匠高超技艺的体现,更是中国文化与审美趣味的集中表达。它作为宏阔包容的中国文化象征,气韵生动的中国艺术象征,精致细腻的中国工匠精神象征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其中蕴含的“物以载道”的伦理观、“天时地气”的生态观、“材美工巧”的技术美学和“手作温度”的生命观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的思想内涵。特别是近年,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增多,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已经成为了跨文化传播交流的“文化符号”。并且,它不仅作为一种图像符号被认知,其隐含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思想也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资本,在对外交流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新世纪以降,随着科学技术介入艺术创作过程,微观造型艺术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原有手工艺作品的“原真性”被弱化,“光韵”衰竭,另一方面艺术作品的“现实活力”又得到增强,而这些变革都与当代生活中大众意义的增强密不可分。机械复制时代的微观造型艺术积极与当代生活融合,开始出现“大众化”“功能化”“趣味化”的创作倾向。微观造型艺术由于作品尺寸的特殊,其审美特征也大大有别于其他大型艺术。特别是,由于微观造型艺术展示性较弱,对其审美接受心理,艺术欣赏过程中审美愉悦产生的方式及原因作深入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对于微观艺术的审美接受来源于“小之美”,大型艺术使人“崇拜”,而小型艺术令人“喜爱”。面对微观造型艺术,观者不会存在压力,有时为了欣赏到微小的作品细节,会希望能够将其放在手中,仔细赏玩,而这时更多的是喜爱之情。其次,微观造型艺术的审美接受和观赏者意识到创作这件作品的难度有着紧密关系。一件微观造型艺术作品其创作过程越困难、越复杂,受众对于这件作品的认同程度越高。从这一角度来说,受众对于微观造型艺术的接受不仅来自于作品本身,对于作品创作过程的理解也十分重要。再次,微观造型艺术欣赏方式是独特的,观赏者将作品置于眼睛近处,有时甚至需要借助光学放大设备的帮助,这时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作品的欣赏中,将外界环境排除在外,而这种“小视界”的审美过程也影响微观造型艺术的审美感受。最后,艺术品消费的商业化驱动也促进了微观造型艺术的审美接受。任何一门艺术都离不开他的欣赏群体,相较其他大型作品,微观造型艺术明显小众很多,因此拓展它的受众是十分必要的。这需要艺术界的共同努力,包括艺术家对微观造型艺术再认识,媒介对微观造型艺术再讨论,转变思想推动微观造型艺术再发展等。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微观造型艺术的历史问题和现实境遇出发,对其受众拓展提出思考。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范围 |
| 一、概念厘定 |
| 二、研究范围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总结四川古籍出版的地域特色和规律 |
| 二、丰富古籍出版史研究的内容 |
| 三、为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提供借鉴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研究成果述略 |
| 二、研究专着 |
| 第四节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性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创新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 |
| 第一节 图书出版概况 |
| 一、出版数量变化 |
| 二、出版内容主要类别分布特点 |
| 三、图书获奖情况分析 |
| 第二节 古籍出版成就与发展成因探析 |
| 一、古籍出版成就与特色 |
| 二、发展成因探析 |
| 第三节 古籍出版的阶段性特点 |
| 一、复苏期(1981-1991) |
| 二、探索期(1992-2002) |
| 三、转型期(2003年以后) |
| 第四节 四川古籍出版的不足 |
| 一、存在重复选题现象 |
| 二、整理方式具有不平衡性 |
| 三、图书宣传渠道利用不足 |
| 第三章 古籍出版的组织机构 |
| 第一节 四川古籍出版组织机构类型及表现特点 |
| 一、设置类型分析 |
| 二、表现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内部组织结构分析——以巴蜀书社为例 |
| 一、部门设置特点 |
| 二、人员组建方式及构成特点 |
| 第四章 古籍出版产品的内容、形式策划 |
| 第一节 内容策划 |
| 一、策划思想的把关分析 |
| 二、策划作者分析 |
| 三、策划整理形式 |
| 四、策划内容的选题特点 |
| 第二节 形式策划 |
| 一、开本设计分析 |
| 二、封面设计分析 |
| 三、个案分析:“中国最美的书”——《藏区民间珍藏藏文典籍丛刊》 |
| 第五章 古籍出版产品的宣传、营销策划 |
| 第一节 宣传策划 |
| 一、宣传方式多样 |
| 二、三种主要方式 |
| 第二节 营销策划 |
| 一、营销渠道特点 |
| 二、营销品牌认知度的问卷调查分析——以巴蜀书社为例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巴蜀书社历年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84-2017) |
| 附录2 四川大学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86-2017) |
| 附录3 四川人民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81-2017) |
| 附录4 西南交大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92-2017) |
| 附录5 四川民族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汉、彝、藏文) |
| 附录6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获奖书目、获奖项目 |
| 附录7 巴蜀书社:社长访谈录、小传 |
| 附录8 巴蜀书社品牌认知度调查问卷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部分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第2部分 文献综述 |
| 2.1 智谋思想与智谋学研究 |
| 2.2 “三十六计”研究 |
| 2.3 小结 |
| 第3部分 研究构思 |
| 3.1 问题提出 |
| 3.2 研究方案 |
| 3.3 研究方法 |
| 第4部分 中国人重智谋的缘由 |
| 4.1 农耕文化及相关文化观念 |
| 4.2 战争文化及相关文化观念 |
| 第5部分 智谋、智谋心理、智谋文化的内涵 |
| 5.1 智谋相关汉字的文字学研究 |
| 5.1.1 “谋” |
| 5.1.2 “智” |
| 5.1.3 “计” |
| 5.1.4 “策” |
| 5.1.5 “术” |
| 5.1.6 “略” |
| 5.1.7 “算” |
| 5.1.8 “韬” |
| 5.1.9 智谋相关汉字的语义分析法研究总结 |
| 5.2 智谋相关词汇的词汇学研究 |
| 5.2.1 “智”的词汇学 |
| 5.2.2 “计”的词汇学 |
| 5.2.3 “谋”的词汇学 |
| 5.2.4 “算”的词汇学 |
| 5.2.5 智谋相关词汇的词汇学研究总结 |
| 5.3 智谋、智谋心理、智谋文化的内涵 |
| 5.3.1 智谋 |
| 5.3.2 智谋心理 |
| 5.3.3 智谋文化 |
| 第6部分 雅文化载体中的智谋心理学思想演进 |
| 6.1 中国智谋文化载体的二元性 |
| 6.2 雅文化载体中的智谋心理学思想研究 |
| 6.2.1 兵家智谋心理学思想研究 |
| 6.2.2 纵横家智谋心理学思想研究 |
| 6.2.3 儒家智谋心理学思想研究 |
| 6.2.4 道家智谋心理学思想研究 |
| 6.2.5 法家智谋心理学思想研究 |
| 6.2.6 《三国志》的智谋论 |
| 6.2.7 中国雅文化中的智谋心理学思想研究总结 |
| 第7部分 俗文化载体中的智谋心理学思想演进 |
| 7.1 俗文化:走入世俗生活的中国智谋文化载体 |
| 7.2 俗文化载体中的智谋心理学思想及智谋文化心理研究 |
| 7.2.1 “三国文化”中的智谋文化心理研究 |
| 7.2.2 《智囊》的才智文化心理研究 |
| 7.2.3 《三十六计》的智谋文化心理研究 |
| 7.2.4 “厚黑学”的权谋文化心理研究 |
| 7.2.5 谚语中的智谋文化心理研究 |
| 7.2.6 中国俗文化智谋文化心理研究总结 |
| 第8部分 中西智谋比较视域下智谋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 |
| 8.1 中西智谋文化的简要比较与分析 |
| 8.2 智谋的无规则意识及“一切皆有可能”观念 |
| 8.3 智谋与中国人实用理性思维 |
| 8.4 智谋与中国人非线性思维 |
| 8.5 智谋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得与失 |
| 第9部分 智谋心理结构、特质、机制、道德性及智谋文化心理学理论构建 |
| 9.1 智谋的结构性分析 |
| 9.1.1 内在心智 |
| 9.1.2 外谋行动 |
| 9.2 智谋心理的特质 |
| 9.2.1 奇 |
| 9.2.2 诡道 |
| 9.2.3 隐秘 |
| 9.3 智谋的心理机制:反心理理论视野下的“奇” |
| 9.3.1 “奇正”:反心理理论与心理理论 |
| 9.3.2 智谋“奇正”的实现策略 |
| 9.4 智谋心理的道德性 |
| 9.4.1 智谋的“阴”与“阳” |
| 9.4.2 智谋主体道德性问题 |
| 9.4.3 智谋目的道德性问题 |
| 9.5 智谋文化心理学理论构建 |
| 9.5.1 智谋的行为模式问题 |
| 9.5.2 中国智谋文化心理学理论模型构建 |
| 第10部分 总讨论、总结论、研究总结与展望 |
| 10.1 总讨论 |
| 10.1.1 中国重视智谋的缘由 |
| 10.1.2 智谋、智谋心理、智谋文化的内涵 |
| 10.1.3 雅文化载体中智谋心理学思想演进 |
| 10.1.4 俗文化载体中智谋心理学思想演进 |
| 10.1.5 中西智谋文化比较视域下智谋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 |
| 10.1.6 智谋心理的结构、特质、机制及其道德性 |
| 10.1.7 中国智谋文化心理学的理论构建 |
| 10.2 总结论 |
| 10.3 创新与不足 |
| 10.3.1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0.3.2 本研究的不足 |
| 10.4 未来展望 |
| 10.4.1 深入探索中国智谋观念与思想的历史形态及其发展 |
| 10.4.2 继续拓展智谋文化心理研究的方法和技术 |
| 10.4.3 探索智谋在社会各种领域的应用价值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出版的着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个人意义 |
| (二) 理论意义 |
| (三) 实践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中产阶层的相关研究 |
| (二) 父母教育卷入的相关研究 |
| 四、研究对象与方法 |
| (一) 研究现场的选择 |
| (二) 访谈对象的选择 |
| (三) 资料收集的方法 |
| (四) 资料整理与分析的方法 |
| 五、基本概念与分析框架 |
| (一) 基本概念 |
| (二) 分析框架 |
| 第一章 阶层再生产的理论视野 |
| 一、家庭背景的阶层再生产机制 |
| (一) 首属效应:家庭资本与教育分层 |
| (二) 次属效应:家庭选择与教育分层 |
| 二、学校的再生产机制 |
| (一) 经济再生产机制 |
| (二) 文化再生产机制 |
| 三、家长教育卷入的再生产机制 |
| 四、未来的路径:“国家支配-母亲教育适应”的再生产机制 |
| 第二章 素质教育的“精致型符码”偏好与母亲的教育干预 |
| 第一节 素质教育的“精致型符码”偏好与高资本化 |
| 一、精致型符码的概念 |
| 二、素质教育政策的“精致型符码”偏好 |
| 三、新课程改革的“精致型符码”偏好 |
| 四、素质教育的“高资本化” |
| 第二节 个案学校的素质教育实践 |
| 一、白云小学表意性秩序的相对开放性 |
| 二、白云小学工具性秩序的封闭性 |
| 第三节 中产阶层母亲的密集教育干预 |
| 一、中产阶层母亲作为密集教育干预的主导者与教育责任感 |
| 二、密集教育干预的符码类型与特征 |
| 三、密集教育干预的过程 |
| 四、密集教育干预的动因 |
| 五、密集教育干预的阻碍因素 |
| 六、密集教育干预的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减负的“弱化学校功能”偏好与母亲的教育应对 |
| 第一节 减负的“弱化学校功能”偏好 |
| 一、减负政策的“弱化学校功能”偏好 |
| 二、个案学校的“弱化学校功能”偏好与小学教育选拔功能的弱化 |
| 第二节 课外补习场域的形成与阶层再生产 |
| 一、课外补习机构的崛起与监管缺失 |
| 二、课外补习机构作为阶层再生产的新工具 |
| 第三节 中产阶层母亲的精约式教育应对 |
| 一、中产阶层母亲作为精约式教育应对的主体与高教育期望 |
| 二、精约式教育应对的过程 |
| 三、精约式教育应对的动因 |
| 四、精约式教育应对的阻碍因素 |
| 五、精约式教育应对的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义务教育的“分流”偏好与母亲的教育选择 |
| 第一节 义务教育类政策的“分流”偏好与教育不公平 |
| 一、重点学校政策与“就近入学”的教育不公平 |
| 二、民办教育政策与民办学校的阶层排斥 |
| 三、重点班制度的教育不公平 |
| 第二节 教育实践的“分流”偏好:X市重点学校场域与“王牌”资本 |
| 一、重点高中场域与高升学率 |
| 二、重点初中场域与特权、重点校制度 |
| 三、重点小学场域与中上阶层家长 |
| 第三节 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选择 |
| 一、中产阶层母亲作为教育选择的主体与教育焦虑 |
| 二、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选择标准 |
| 三、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选择动机 |
| 四、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选择过程 |
| 五、中产阶层母亲教育选择的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校合作的“家长责任”偏好与母亲的教育参与 |
| 第一节 家校合作政策的教育责任转移:由“教师责任”到“家长责任” |
| 一、建国后到20世纪末之前教师作为家校合作的主要责任者 |
| 二、21世纪初家长作为家校合作的主要责任者 |
| 第二节 家校合作实践的“家长责任”偏好:个案学校的家校合作制度 |
| 一、个案学校的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制度 |
| 二、个案学校的家长参与家庭教育制度 |
| 三、两所个案学校家校合作制度的异同 |
| 第三节 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参与 |
| 一、中产阶层母亲作为教育参与的主体 |
| 二、主动参与:中产阶层母亲参与学校教育与集体社会资本 |
| 三、半主动参与:中产阶层母亲参与家庭教育与个人社会资本 |
| 四、中产阶层母亲与教师的互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再生产:国家支配与母亲的教育适应 |
| 第一节 国家支配下中产阶层再生产的教育优势与教育风险 |
| 一、教育优势:教育改革政策偏好的中产阶层性 |
| 二、教育风险:教育实践的“家长主义”偏好 |
| 第二节 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适应:新再生产的行动者及两条路径 |
| 一、中产阶层母亲作为新再生产的行动者 |
| 二、阶层惯习再生产 |
| 三、学业成就再生产 |
| 第三节 破解教育改革难题的路径:从“家长主义”偏好到“国家责任” |
| 一、增强学校教育功能 |
| 二、弱化教育“分流”机制 |
| 三、规范课外补习机构 |
| 四、改变家校合作的“家长责任”偏好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曾国藩的研究概况 |
| 二、有关曾国藩的图书出版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曾国藩图书出版概况 |
| 第一节 有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曾国藩图书”的含义 |
| 二、出版热的内涵 |
| 第二节 曾国藩图书出版的历史进程 |
| 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要集中于湖南的史料出版阶段 |
| 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国掀起解读曾国藩浪潮 |
| 三、二十一世纪以来：日趋理性的曾国藩图书出版 |
| 第三节 曾国藩图书的分类 |
| 一、文集 |
| 二、通俗作品 |
| 三、研究着作 |
| 第四节 曾国藩图书量化分析 |
| 一、选题内容分析 |
| 二、出版社地域分析 |
| 三、销量分析 |
| 第二章 曾国藩图书出版热出现的原因 |
| 第一节 曾国藩其人 |
| 一、极具争议的历史评价 |
| 二、独特的人格魅力 |
| 三、传统文化的代表 |
| 第二节 时代背景 |
| 一、政策的转变 |
| 二、社会思想的解放 |
| 三、市场的需求 |
| 第三节 编辑出版人员的引导作用 |
| 一、专业编辑人员的引导作用 |
| 二、兼职编辑人员的引导作用 |
| 第三章 曾国藩图书出版热的价值 |
| 第一节 曾国藩图书出版热的社会意义 |
| 一、推动了对曾国藩的评价的转变 |
| 二、发掘了湖湘文化的新内涵 |
| 第二节 曾国藩图书出版热对出版活动的启示 |
| 一、地域特色文化在图书出版事业中的发展前景 |
| 二、学术研究成果的通俗化解读 |
| 三、编研结合的编辑活动 |
| 第四章 曾国藩图书出版热的冷思考 |
| 第一节 曾国藩图书出版存在的问题及其不良影响 |
| 一、对曾国藩的误读 |
| 二、盲目跟风出版下的重复抄袭 |
| 三、出版活动缺乏现代化特色 |
| 第二节 出版热的正确形态 |
| 一、以文化为内核——激发学术研究新方向、社会新思潮 |
| 二、以科技为甲胄——多种出版形式的结合 |
| 三、出版人要能在出版热潮中“推波助澜”，也能“悬崖勒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一） 现实背景之一：信息社会的大环境 |
| （二） 现实背景之二：三网融合政策的逐渐明朗化 |
| （三） 现实背景之三：中国数字出版的全新格局 |
| （四） 理论背景之一：从产业分工到产业融合 |
| （五） 理论背景之二：从社会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受众（文化消费） |
| （六） 理论背景之三：从定价原则到免费文化（文化营销策略） |
| 二、 选题价值与意义 |
| （一） 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
| （二） 为传统出版企业发展以及政府决策提供现实依据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外数字出版研究现状和趋势 |
| （一） 国外数字出版研究现状和趋势 |
| （二） 对数字图书出版产业各要素的研究 |
| （三） 对数字化时代图书消费者的调查 |
| （四） 关于数字出版盈利模式的研究 |
| 二、 中国数字出版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势 |
| （一） 对数字出版前途的预测 |
| （二） 问题解读，应对策略 |
| （三） 从法律角度研究网络/电子/数字出版中的版权问题 |
| （四） 对数字出版盈利模式的研究 |
| 第三节 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 网页数据采集技术 |
| 二、 文献研究、案例分析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第一章 中国数字图书出版产业的界定及特性 |
| 第一节 数字图书出版产业的内涵 |
| 一、 图书出版产业 |
| 二、 数字图书出版产业 |
| （一） 数字出版 |
| （二） 数字出版产业 |
| （三） 本文对―数字图书出版‖的界定 |
| 第二节 作为商品的图书：经济属性分析 |
| 一、 中国数字图书类型分析 |
| （一） 电子书 1.0 （Ebook 1.0） |
| （二） 电子书 2.0 （Ebook 2.0） |
| （三） 电子书 3.0 （Ebook 3.0） |
| 二、 图书商品的价格弹性研究 |
| （一） 传统图书是低价格弹性的商品 |
| （二） 数字图书价格弹性分析 |
| 三、 图书商品的收入弹性研究 |
| （一） 传统图书是较高收入弹性的商品 |
| （二） 数字图书收入弹性分析 |
| 四、 图书商品的垄断属性分析 |
| （一） 传统图书具有垄断属性 |
| （二） 数字图书的垄断性分析 |
| 五、 图书商品的信息产品属性 |
| （一） 传统图书是信息产品 |
| （二） 数字图书是更典型的信息产品 |
| 六、 图书商品的外部性 |
| （一） 传统图书具有正外部性 |
| （二） 数字图书的外部性分析 |
| 第二章 中国数字图书生产者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图书生产主体概述 |
| 一、 数字图书生产中的传统出版社 |
| 二、 数字图书生产新力量：网络文学网站 |
| （一） 网络文学网站为草根作者提供了写作及发表平台 |
| （二） 网络文学网站积累了大量内容资源 |
| （三） 网络文学网站发掘了大批新增阅读者 |
| 三、 融合内容的生产者：图书应用开发/发布商 |
| 第二节 数字图书出版产业中的传统出版社：电子书 1.0 的内容提供者 |
| 一、 总体发展态势 |
| 二、 典型案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数字化尝试 |
| （一） 专业投资公司和传统出版主体的联手合作 |
| （二） 自建数字平台的尝试 |
| （三） 劣势与瓶颈 |
| （四） 辞海阅读器——数字化出版新动作 |
| （五） 大众出版集团数字化市场 SWOT 分析 |
| 三、 兰登书屋的数字化探索 |
| （一） 数字化建设 |
| （二） 数字化生产 |
| （三） 数字化营销 |
| （四） 数字版权之争 |
| （五）纠结的数字图书定价策略 |
| 第三节 新兴出版主体：融合、竞争与合作（电子书 2.0 的内容提供者） |
| 一、 整合：打通一条产业链 |
| 二、 开放的系统 |
| 三、 合作共赢 |
| （一） 强大的内容集聚能力——内容为王 |
| （二） 强大的注意力集聚能力——受众为王 |
| 第四节 应用开发/发布商：电子书 3.0 的内容生产者 |
| 一、 Xyologic 报告免费应用排行榜中的中国开发/发布者 |
| （一） 免费应用下载量排名 |
| （二） 免费应用数量排名 |
| 二、 Xyologic 报告付费应用排行榜中的中国开发/发布者 |
| （一） 付费应用下载量排行情况 |
| （二） 收入状况 |
| 三、 结论：中国 iPhone 手机应用开发/发布商的特点分析 |
| （一） 组成结构 |
| （二） 地域分布 |
| （三） 收入明显低于外国手机应用开发/发布商 |
| （四） 图书应用所占比例较小 |
| 第三章 中国数字图书消费市场产品研究 |
| 第一节 网络文学网站平台上的数字图书消费 |
| 一、 ―传统图书畅销总榜单‖研究（电子书 1.0） |
| 二、 ―网络文学畅销总榜单‖研究（电子书 2.0） |
| 第二节 平板电脑上的数字图书消费：以 iPad 为例 |
| 一、 苹果中国店数字图书消费研究 |
| （一） 付费图书排行榜中的产品类别 |
| （二） 免费图书排行榜中的产品类别 |
| （三） 销售额排行榜中的产品类别 |
| （四） 免费、付费与销售额排行榜作品的对比研究 |
| 二、 苹果美国店数字图书消费研究 |
| （一） 付费图书排行榜中的产品类别 |
| （二） 免费图书排行榜中的产品类别 |
| （三） 销售额排行榜中的产品类别 |
| （四） 免费、付费与销售额排行榜作品的对比研究 |
| 第三节 手机终端上的数字图书消费：以 iPhone 为例 |
| 一、 中国数字图书消费研究 |
| （一） 付费图书排行榜中的图书类别 |
| （二） 免费图书排行榜中的产品类别 |
| （三） 销售额排行榜中的产品类别 |
| （四） 免费、付费与销售额排行榜作品的对比研究 |
| 二、 美国数字图书消费研究 |
| （一） 付费图书排行榜中的图书类别 |
| （二） 免费图书排行榜中的产品类别 |
| （三） 销售额排行榜中的产品类别 |
| （四） 免费、付费与销售额排行榜作品的对比研究 |
| 本章结论 中美数字图书消费差异化：历史与文化的纠结 |
| 一、 图书类别与终端 |
| 二、 最受欢迎的图书类别 |
| 三、 最不受欢迎的图书类别 |
| 四、 宗教情结与怀古理念 |
| 五、 少儿图书与成人读物的反差 |
| 六、 监管的缺失 |
| 第四章 中国数字图书定价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图书定价理论与实践 |
| 一、 中国传统图书定价制度历史演变 |
| 二、 中国传统图书定价策略 |
| 第二节 文学网站数字图书定价策略研究 |
| 一、 ―传统图书畅销榜‖中图书价格分布（电子书 1.0） |
| （一） 纸质书价格分析 |
| （二） 电子版图书价格分析 |
| （三） 独特的限时折扣价 |
| （四） 纸质版与电子版图书的价格关联性 |
| 二、 网络文学的定价原则（电子书 2.0） |
| 第三节 平板电脑终端数字图书定价策略研究 |
| 一、 中国产品价格分布 |
| （一） 付费排行榜中的图书产品价格分布 |
| （二） 销售额排行榜中的图书产品价格 |
| （三） 付费与销售额排行榜价格分布对比 |
| 二、 美国产品价格分布 |
| （一） 付费排行榜中的图书产品价格分布 |
| （二） 销售额排行榜中的图书产品价格 |
| （三） 付费与销售额排行榜价格分布对比 |
| 第四节 手机终端数字图书定价策略研究 |
| 一、 中国产品价格分布 |
| （一） 付费排行榜中的图书产品价格描述 |
| （二） 销售额排行榜中的图书产品价格描述 |
| （三） 付费与销售额排行榜价格分布对比 |
| 二、 美国产品价格分布 |
| （一） 付费排行榜中的图书产品价格描述 |
| （二） 销售额排行榜中的图书产品价格描述 |
| （三） 付费与销售额排行榜价格分布对比 |
| 第五节 中美数字图书定价对比 |
| 一、 价格共通性 |
| （一） 价格集中 |
| （二） 价格与图书类型密切相关 |
| （三） 免费策略的妙用 |
| 二、 定价差异化 |
| 本章结论 数字图书定价策略转变与趋势 |
| 一、 数字图书定价策略：三个市场，三种策略 |
| 二、 定价权之争：数字图书定价新规则 |
| 本文结论：反思与路径 |
| 附录 |
| 附录一 盛大文学传统图书畅销榜 |
| 附录二 盛大文学网络文学畅销榜 |
| 附录三 苹果图书应用中国店 iPad 付费排行榜 |
| 附录四 苹果图书应用中国店 iPad 免费排行榜 |
| 附录五 苹果图书应用中国店 iPad 销售额排行榜 |
| 附录六 苹果图书应用美国店 iPad 付费排行榜 |
| 附录七 苹果图书应用美国店 iPad 免费排行榜 |
| 附录八 苹果图书应用美国店 iPad 销售额排行榜 |
| 附录九 苹果图书应用中国店 iPhone 付费排行榜 |
| 附录十 苹果图书应用中国店 iPhone 免费排行榜 |
| 附录十一 苹果图书应用中国店 iPhone 销售额排行榜 |
| 附录十二 苹果图书应用美国店 iPhone 付费排行榜 |
| 附录十三 苹果图书应用美国店 iPhone 免费排行榜 |
| 附录十四 苹果图书应用美国店 iPhone 销售额排行榜 |
| 附录十五：中国 iPhone 手机免费应用下载量排行榜 |
| 附录十六：中国 iPhone 手机付费应用下载量排行榜 |
| 附录十七：中国 iPhone 手机免费应用下载量排行榜 |
| 附录十八：中国 iPhone 手机付费应用下载量排行榜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畅销书"概说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 一、传播者比较 |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 四、受众比较 |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学术价值 |
| （三） 现实作用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一） 相关史料的整理与文献研究 |
| （二） 相关学术着作 |
| （三） 相关专着论述 |
| （四） 国外研究成果 |
| 三、学术要点 |
| （一） 选题切入点 |
| （二） 新学理视点 |
| （三） 学术考量重点 |
| （四） 学术探讨难点 |
| （五） 学术创新点 |
| 四、相关界定 |
| （一） 时间 |
| （二） 空间 |
| （三） 概念 |
| 第一章 《三国演义》成书的历史演化研究 |
| 一、《三国演义》的史书探源 |
| （一） 史传奠基元典——陈寿《三国志》 |
| （二） 史传的增补与注释——裴松之注《三国志》 |
| （三） 《资治通鉴》中的三国部分 |
| 二、野史传说中的三国故事 |
| 三、唐代文人诗文 |
| 四、宋元话本 |
| 五、三国题材的戏剧化——元杂剧三国戏 |
| 六、《三国演义》文本研究 |
| （一） 作家创作研究 |
| （二） 文本的思想文化透视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三国演义》传播研究（1840 年前） |
| 一、文本系统的传播 |
| （一） 抄本刊刻传播 |
| （二） 明刊本的演化 |
| （三） 清刊本的流行与评价——以毛评本为例 |
| 二、戏曲系统传播 |
| （一） 明清杂剧传奇三国戏传播 |
| （二） 清代“花部”中的三国戏 |
| 三、说唱系统传播 |
| （一） 说书《三国》 |
| （二） 唱词三国 |
| 第三章 晚清时期的三国学研究 |
| 一、社会历史大背景的变迁及近代文学的兴起 |
| 二、晚清绣像插图三国的传播 |
| （一） 绣像“第一才子书” |
| （二） 《增像三国全图演义》 |
| 三、晚清戏曲之京剧三国戏 |
| （一） 晚清京剧三国戏小考 |
| （二） 晚清三国戏京剧人物的塑造 |
| （三） 京戏三国戏与《三国演义》的关系 |
| 四、晚清农民革命与《三国演义》 |
| 五、“小说界革命”与《三国演义》 |
| （一） “小说界革命” |
| （二） 《三国演义》对晚清的政治历史小说影响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三国学研究 |
| 一、“五四”时期的三国学研究 |
| （一） “五四”社会背景对文学的影响 |
| （二） 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评价 |
| （三） 胡适对《三国演义》的考证 |
| （四） 谢无量对三国社会思想方面的研究 |
| 二、二三十年代的三国学研究 |
| （一） 二三十年代的《三国演义》版本调查与整理 |
| （二） 二三十年代的《三国演义》版本衍变的后续考证 |
| （三） 二三十年代对罗贯中本源形态的探讨 |
| （四） 郑振铎从《录鬼簿续编》中引发的热潮 |
| 三、四十年代的三国学研究 |
| （一） 吕思勉的《三国史话》 |
| （二） 李辰冬的《三国水浒与西游》 |
| （三） 戴望舒对《三国演义》海外孤本的搜索发现 |
| 四、民国研究总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前十七年三国学研究 |
| 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研究的影响 |
| 二、《三国演义》的“人民性”问题 |
| （一） 对《三国演义》主题的几种观点 |
| （二） 《三国演义》正统思想的辩论 |
| （三） 《三国演义》“人民性”的论争 |
| 三、《三国演义》“为曹操翻案”问题 |
| （一） 郭沫若等历史学家的“为曹操翻案” |
| （二） “为曹操翻案”问题引起的论争 |
| 四、《三国演义》连环画出版始末 |
| 五、建国十七年研究总结 |
| 第六章 新时期三国学研究 |
| 一、历史的转折 |
| 二、三国研究组织机构的系统化、规范化 |
| （一） 《三国演义》学会的成立 |
| （二） 研究的系统化、规范化 |
| 三、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 |
| （一） 作者研究 |
| （二） 成书年代研究 |
| （三） 版本研究 |
| （四） 源流研究 |
| （五） 文本题旨研究 |
| （六） 人物形象研究 |
| （七） 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 |
| （八） 三国文化研究 |
| （九） 应用研究 |
| 四、新时期研究总结 |
| 第七章 中外学术交融背景下的三国学研究 |
| 一、近代以来海外学界对《三国演义》研究的认知 |
| （一） 日本 |
| （二） 朝鲜半岛 |
| （三） 东南亚 |
| （四） 欧美 |
| 二、国内传统研究与海外研究的比较 |
| 第八章 三国学的近现代社会文化影响研究 |
| 一、“三国学”的文化内涵与现实意义 |
| 二、社会政治影响 |
| （一） 强化政治凝聚力之作用 |
| （二） 转变政治倾向性之功效 |
| 三、经济领域影响 |
| （一） 经营策略的应用 |
| （二） 对现代商机商战的启示 |
| 四、军事领域的影响 |
| （一） 《三国演义》中的军事思想 |
| （二） 三国军事思想的现代启示 |
| 五、文学创作影响 |
| （一） 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
| （二） 对诗词歌赋的影响 |
| 六、少数民族影响 |
| （一） 《三国演义》中的少数民族因素 |
| （二） 《三国演义》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七、遗迹旅游影响 |
| （一） 天下胜迹三国多 |
| （二） 三国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 |
| 八、文化娱乐影响 |
| （一） 三国影视剧的传播 |
| （二） 三国游戏题材的开发 |
| （三） 专家学者的学术文化普及——以“易中天品三国”为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三国地图 |
| 附录2 三国简明年表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目标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中国微观造型艺术概念界定及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微观造型艺术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微观 |
| 二、造型艺术 |
| 三、微观造型艺术 |
| 四、当代微观造型艺术形态构成 |
| 第二节 中国微观造型艺术的历史演进 |
| 一、微观造型艺术的雏形期(原始社会——唐代) |
| 二、微观造型艺术的发展期(宋代——明代) |
| 三、微观造型艺术的兴盛期(清代——民国初期) |
| 四、微观造型艺术的再发展(建国至今) |
| 第二章 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家与艺术作品 |
| 第一节 艺术家群体构成 |
| 一、社会分工 |
| 二、习艺经历 |
| 第二节 重要流派及其创作风格 |
| 一、微雕艺术流派 |
| 二、微画艺术流派 |
| 第三节 创作题材与作品系列 |
| 一、传统工艺美术题材再运用 |
| 二、名着、名作微观再创作 |
| 三、古代建筑与空间场景微观再现 |
| 四、现实主义题材 |
| 第四节 创作材料、技法与工具 |
| 一、创作材料 |
| 二、创作技法 |
| 三、创作工具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作为“象征符号”的传统微观造型艺术 |
| 一、中国文化的象征 |
| 二、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的象征 |
| 第二节 机械复制时代微观造型艺术的“大众化” |
| 一、当代微观造型艺术的生存语境 |
| 二、“光韵”的衰竭与重现 |
| 三、日常生活审美化语境下微观造型艺术的革新 |
| 第四章 当代微观造型艺术美学 |
| 第一节 微观造型艺术的美学特征 |
| 一、微观之美 |
| 二、奇特之美 |
| 三、神秘之美 |
| 四、精致之美 |
| 五、形态之美 |
| 六、色彩之美 |
| 第二节 形式美法则在微观造型艺术的应用 |
| 一、变化与统一 |
| 二、对比与调和 |
| 三、比例与尺度 |
| 四、对称与均衡 |
| 五、过渡与呼应 |
| 六、主从与重点 |
| 七、轻巧与稳定 |
| 八、条理与秩序 |
| 九、节奏与韵律 |
| 十、古韵与时尚 |
| 第三节 当代微观造型艺术的审美接受 |
| 一、“小之美”的审美心理 |
| 二、期待视野中的“苛刻的艺术” |
| 三、“小视界”与“小世界”的审美过程 |
| 四、商业化驱动下的艺术接受 |
| 结语 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的受众拓展 |
| 一、受众结构与特征 |
| 二、当代微观造型艺术受众的拓展方式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