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黎黎[1]（2021）在《基于古籍医家的痢疾源流探析》文中研究表明痢疾,以“腹痛、里急后重、下痢赤白脓血”为主要症状,多发于夏秋季节,是一类或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西医学中的细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溃疡性结肠炎等属本病范畴。中医在治疗痢疾上具有独特优势。中医古籍中记载有大量关于痢疾的内容,涉及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方药、预后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均由各朝代医家所创造出来,具有鲜明的医家个人特色。如何从历史源流的角度辨析清楚痢疾学术发展脉络,厘出具有特色和疗效的治痢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在系统地搜集整理民国以前有关痢疾文献基础上,以文献学研究和学术发展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将历代医家对痢疾的认识以朝代为基准划分为七个阶段: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两宋时期、金元时期、明代、清代,全面剖析各个时期痢疾的学术发展特点,内容包括痢疾的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方药、预后等多方面内容,总结各医家治痢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明晰痢疾学术发展源流。第二部分即本文最后一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对痢疾表证问题、久痢辨治方法以及如何将古籍中治痢经验运用于现代临床进行了探讨。先秦两汉时期,医家对痢疾没有统一的命名,《素问·通评虚实论篇》中,首次出现了后来被广泛接受与认可的痢疾最早命名“肠澼”。在此之后医籍中还出现了多个名称,如《难经》的“小肠泄”“大瘕泄”、《伤寒杂病论》的“下利”。虽病名未有统一,但医家们对该病症状的观察比较一致,如《黄帝内经》“便血”“下白沫”“下脓血”;《难经》“便脓血、里急后重”;《伤寒杂病论》“下脓血”“下重”“圊脓血”等。同时都主张从脉象判断该病的预后。对病因的认识,有运气角度、饮食角度、亦有外邪角度;对病性的认识,多数主张为热邪,也有对寒性痢疾的补充。《伤寒杂病论》中首次记载了痢疾的治疗方剂,如白头翁汤、桃花汤、乌梅丸,且这些名方一直沿用至今。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隋书·经籍志》着录,该时期的中医古籍未见有明确的学术分类,古籍均被称之为“某某方”。葛洪首次在《肘后备急方》中使用“痢”这一病名。陈延之则首次在《小品方》中提出“滞下”病名。这两种病名称谓在隋唐以后逐渐被大家认可。这一时期出现了对痢疾的分型,如姚僧垣在《集验方》中将痢疾分为十种,这是最早有关痢疾的分型,且后世痢疾分型均以此为基础进行,可见《集验方》虽以方为书名称之,但其中的内容涉及理论部分,是一种重要的中医论着。此时,出现了专门治疗痢疾的方剂,如葛洪发明了具有清热解毒除湿功效的天行痢基本方;陈延之在《小品方》中创立治疗寒实内结下痢的温脾汤;治疗痢疾名方如乌梅丸方,则在陈延之与姚僧垣二者所撰着的医籍中均出现过,方名相同,但方剂组成与剂量均不一致。可见,自从张仲景创制乌梅丸治疗痢疾以来,姚僧垣、陈延之两位医家均认可张仲景之乌梅丸,且在临床实践中加以应用,说明当时医家已经认识到乌梅丸在治疗痢疾中的重要作用。隋唐时期,第一部专门论述病因病机的《诸病源候论》将痢疾的发生归为两大类原因,内因和外因。其中内因主要是机体荣卫不足、肠胃虚弱;而外因主要是感受外邪,包括风邪、热邪、寒邪、湿邪、毒邪;内因的肠胃虚弱再与外因所感受的一种邪气或多邪共同作用则患病。隋唐时期还对痢疾的证型分类进一步探索,如《诸病源候论》将其分为13个证型,《千金要方》分4种证型,《外台秘要》分15种证型。这些证型划分虽未统一,但有两类基本得到认同,即热痢与冷痢。针对治疗方剂,对此进行整理的主要为《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这些治疗方剂中,其中由仲景所创制的乌梅丸得到更多医家的认可与应用,同时在此组方思路上衍生出多个乌梅丸加减方。此外,《千金要方》灵活化裁温脾汤,用此方治疗冷热痢,其思路值得后人借鉴。此时,高频用药主要为黄连、干姜两味药。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从方到药,当时医家对痢疾治疗思路是寒热并用,并根据寒热程度调整方剂。两宋时期,病因病机的认识方面,对痢疾致病的外因认识方面基本趋于一致,主要是风、寒、湿、热（暑）邪;在痢疾致病的内因方面,脾胃虚弱病机得到医家的一致认可。此时,陈言创新性提出“脏气郁结”致痢疾观点,为痢疾治疗提供了从调“气”入手的新思路。此外,医家们逐渐认识到肠胃积滞与痢疾发生的关系,出现了“积滞致痢”说,而且“通利去积”法成为医家治疗痢疾首选方法。宋代对痢疾的分型,主要新增了“气痢”“风痢”两个证型。宋代的大型方书中记载了大量治疗痢疾的方剂。从这些方剂中可分析出宋代用药的一些特点,如注重调气与活血药物的配合使用,在治痢方剂中香料药物大量出现;药物剂型多以丸散为主。以上也间接反映了两宋时期的局方特征。此时,治疗久痢的方剂多数以温中健脾为主,再对症加减用药,形成了温中健脾为主的系列方。金元时期,医家对痢疾的认识,从病名到症状乃至治疗都有一个新飞跃,特别是金元四大家对痢疾的认知与实践,各家均有特色,为后期医家在痢疾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关于痢疾病名的认识方面,朱丹溪首次明确了痢疾与泄泻的区别,从临床表现到治疗方法,都区分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为后期医家正确认识与治疗痢疾奠定了扎实基础。病因病机认识方面,金元四大家都认识到外邪中的湿热与人体脾胃的虚弱是发病的主要原因。四大家治痢各具学派特点。“寒凉派”的刘完素则多主张从寒凉治痢,创立着名的“调气活血”方剂芍药汤;“补土派”的李杲则将其补脾胃升清阳的思想贯彻于痢疾治疗中,自创多首治痢方剂;“攻邪派”的张从正善用攻邪法中的汗、吐、下法治疗痢疾;朱丹溪则综合各家,提出从表里寒热虚实气血辨证治疗痢疾,同时对久痢治疗提出了新思路,即从阴虚入手,与“滋阴派”之理念与思想相吻合。朱丹溪对痢疾发病后期阴虚的创新性认知,进一步完善了中医对痢疾的全程诊疗指导与实践思维。明代医家着作中出现了引用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等医家思想的内容,可见他们的诊疗思想已经得到认同。同时,明代也出现了一批在前人基础上,对痢疾诊疗有新思路创新的医家。这些创新使人们对痢疾的认识更深刻,辨证治疗更加细致全面。病名方面,以薛己为代表的医家认同痢疾、滞下病名。孙一奎则在此基础上,将二者进行了鉴别,认为滞下不能等同于痢疾。在病因病机的认识方面,医家的认识均不出三因,但侧重点不同。虞抟则将这些病因致病概率按从高到低进行了排序。张景岳认为痢疾发病主要因饮冷贪凉“人事”所致,若人不贪凉则不会患病,提出贪凉是为导致痢疾发病的重要诱发因素,提示人们饮食行为习惯对疾病的影响作用。秦昌遇将痢疾区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在辨证方面更加全面。徐彦纯、薛己、李梴、赵献可、张景岳对腹痛、里急后重、下脓血、口渴、小水、大孔痛等痢疾常见症状分别从寒热虚实四个方面进行辨证。李梴首次以歌诀形式归纳痢疾辨治要点,便于初学入门,在痢疾的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贡献。王肯堂首次提出辨别积之新旧,进一步深化了“积滞致痢”说之内涵。治疗方面,王肯堂提出治痢需先分标本,非从肠胃一途的认识。戴思恭提出治痢总则“当以顺气为先,须当开胃”,反映了戴思恭治疗痢疾以清为要,兼顾护脾胃之思想。薛己治痢则从脾胃虚弱这一根本入手,是其重视脾胃阳气学术观点在痢疾治疗中的体现。张景岳认为患痢者虚寒居多,治疗多主张温补脾肾;对于实热证患者,采取治标的方法清热攻积,打破痢疾初起忌补之局限性。方剂方面,徐彦纯独出心裁,将治痢方剂依据病因病机治法,分成十三大类,是对诊疗疾病方剂的一次高度概括与总结。王纶首设治痢主方,以一方加减统括痢疾的治疗,体现其通治方思想。清代医家对痢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痢疾治疗方法的探索和辨治框架的构建。在病因病机方面,大部分医家的认识与前代医家认识基本一致,不外乎外感六邪,内有脾胃损伤。大多数医家将病机的研究集中在各种痢疾致病因素导致的脾胃运化失常,而陈士铎、唐容川两位医家则从新的角度对痢疾病机进行了阐述,即二者都注意到五脏中之肝脏在痢疾发病中的重要作用。陈士铎认为痢疾主要是因肝木克脾土所致,脾土受损运化失常,病久及肾则成痢疾。这是医家首次明确指出肝脏在痢疾发生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认知,跳出了既往医家从脾肾论治痢疾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对痢疾认知及诊疗的全新思维。唐容川则从肺金与肝木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痢疾的成因。他认为秋季肺金当令,若肝木之气过旺之人,会受到肺金之气的制约,肝木郁结不疏则生火,火反来克肺金,造成肺气不得清肃,“肺气传送太急而致暴注大肠”即下痢,从五脏生克角度形象地阐释了暴注下痢证候机理,与临床颇为吻合;同时“肝气郁而不疏,故肛门闭塞,欲便不便”,形成里急后重,而发生痢疾。唐氏认为虽然痢疾症状表现和病变部位都是与脾胃有关,但发病之源实则为肝肺,这是对痢疾发病机理研究的创新性思维体现。分析以上两位医家,乃均为临床实践之大家。在治疗方面,出现了新治疗方法。最有名的当属喻嘉言提出的逆流挽舟法,强调解表之法在痢疾治疗中的作用。陈士铎根据提出的肝木克脾土的发病机制,制定了平肝治痢法,针对因瘀血导致痢久不愈的祛瘀治痢法,以及针对湿热两重和痢下纯血的补阴治痢法。孔毓礼总结了痢疾的十大常用治法,独创暂时快速缓解后重症状的暂宽法。雷丰根据痢疾不同证型分别给与不同治法,制定了治痢九法。在辨治框架的构建方面,孔毓礼以辨表里寒热虚实将痢疾的理、法、方、药、案贯穿起来,建立了一整套的论治痢疾学术体系;舒驰远将痢证分为“陷邪”“秋燥”“时毒”和“滑脱”四大纲,将不同类型的痢疾治疗总括在四纲之下,每纲均形成完整的理法方药,纲举目张,辨治条理清晰。综合以上,痢疾的诊疗从初起的不系统到明清时期的系统化,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先秦两汉时期集中在对该病病名的探索和对该病主要症状的认识,而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构建的六经辨证体系为痢疾辨治搭建了整体框架,首次出现的治疗方药,如白头翁汤、桃花汤、乌梅丸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虽然张仲景对痢疾病因病机的理论未做过多阐释,但其构建的六经辨治体系能涵盖表里阴阳寒热虚实八纲,对痢疾辨治框架构建有提纲挈领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特点是出现了许多专门治疗痢疾的方剂,这些方剂都是对痢疾治疗的一种探索,多本书中出现方剂组成与剂量均不相同的同名方乌梅丸,说明当时医家对张仲景治痢思维的认可。隋唐时期主要特点是对痢疾病因病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出现了如《诸病源候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这些详细阐述痢疾病因病机的专着。这一时期对痢疾辨治体系的探索当属孙思邈《千金要方》对痢疾证型四分法,其辨治理法方药均以四分法为纲。两宋时期,因政府对医学的重视,产生了多种由政府组织整理编撰的大型方书,这些书中记载了大量治疗痢疾的方剂。这一时期特点是大量治疗痢疾方剂的涌现,但是如何使用这些方剂,在什么辨治体系指导下使用方剂,提高这些方剂的有效性,是当时医家未能关注的盲区。金元时期,四大家治痢方药均是在各家学术思想指导下而产生的,虽各家辨治体系均有偏颇,但相比于两宋时期已有进步,说明医家开始重视辨治体系指导下的痢疾诊疗模式。明代,对辨治体系重要性认识愈加凸显。徐彦纯将前人治疗痢疾方剂依据病因病机治法,分成十三大类,指导医家在辨治选方时遵循这十三分法的框架;张景岳提出“二纲六变”理论,用二纲统领六变,并将其运用在痢疾从辨证到治疗整个过程,用八纲体系指导痢疾治疗;秦景明在《症因脉治》中将陈无择三因论落实到痢疾的治疗和证型划分,将痢疾区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理法方药均不出这二分法。清代,对辨治体系的探索更是成为大多数医家的选择,医家们焦点不再局限于某个方剂,而是某种方法,甚至于是在一个体系指导之下的方法、方剂的使用。孔毓礼以辨表里寒热虚实将痢疾的理、法、方、药贯穿起来,建立了一整套基于八纲的论治痢疾学术体系;舒驰远将痢证分为“陷邪”“秋燥”“时毒”和“滑脱”四大纲,将不同类型的痢疾治疗总括在四纲之下,每纲均形成完整的理法方药;雷丰将痢疾分为九大证型,每种证型详论其病因病机、诊断、鉴别、治法、方药,以九分法的体系指导痢疾的辨治。数千年来,医家们经历了从探索单一治痢方剂到逐渐完善痢疾辨治体系这一曲折过程,医家们最终认识到一个完善的辨治体系相较于某个孤立的方剂更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文献研究的最终目标并非是从文献到文献,文献研究实现从文献到临床水平的提升才是文献研究的最终目标。笔者将历代医家所撰着的古籍中所涉及之痢疾的理法方药内容罗列于此,并基于这些内容进行了深度挖掘分析,期待能够为临床医生辨证论治痢疾提供中医思维与借鉴。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张悦[3]（2021）在《《女科百问》研究》文中提出古老的中医学有一段绚烂的发展历程,宋代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为医学发展创造了多种有利条件,妇产医学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妇产医学着作接连涌现,《女科百问》便是这一时期的妇产医学代表着作之一。《女科百问》的作者是宋代医官齐仲甫,此书采用问答体例叙写常见妇科疾病的诊疗,内容精简扼要,有理论有方药,是一本综合性的妇科医学文献。由于缺乏相关史料,我们难以确切了解齐仲甫的生卒时间和生平事迹。《女科百问》现存最早版本为明代版本,另有清代和近现代的多种版本。此书吸收了前人医学精华,也为后世提供了有益参考,体现了医学学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女科百问》所述妇科病因主要有三种,即风冷之邪、情志不畅、劳累过度。病因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关系密切,齐仲甫重视风冷可能与所处时代的气候有关,情志因素和劳累因素可与宋代女性生活环境中的负面因子相联系。《女科百问》所载方剂丰富,一病对应数方。方剂来源广泛,汇集了宋以前及宋代的效验方剂,也有首见于此书的方剂。书中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丹剂和少量其它类剂型,有详细的制作和使用说明。药引使用频繁,有一定的特色和规律,是方剂的得力助手。《女科百问》所见齐仲甫医学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板块,医学学术思想体现了其精湛的医技,医学人文思想显示了其高尚的医德。医学思想往往与时代发展相接轨,齐仲甫的医学思想凸显了宋代医学发展的一些特征:从医学发展看,成熟与简约互动;从医学普及看,理想与困境并存。
苗艳敏[4]（2021）在《岭南医家痿证论治学术源流及临证经验整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岭南地处祖国南海之滨,土卑地湿,湿热蕴蒸,易致痿证多发。独特的地理环境亦富产对治疗本病有较好疗效的的岭南草药。历代岭南医家对痿证的论治不乏真知灼见,有研究价值。本研究尝试整理历代岭南医家痿证论治经验,挖掘治痿岭南草药,以期为痿证的现代治疗和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采用文献研究、理论评述与数据挖掘法相结合。文献研究:包括资料查找、鉴别和整理。将搜集到的一手资料拍照保存,整理成word文档,按照历史阶段汇编整理。本研究方法着重阅读的是相关古籍原着。现代痿证论治则以知网和图书馆搜集医案医论为主。理论述评:采用传统阐释、病证分析、追根溯源、横纵向对比、归类总结等方式,对岭南医家认识痿证历程和痿证论治学术源流进行梳理,探索其学术内涵及临床价值。数据挖掘:对临床诊治痿证患者的一手资料,整理筛选,导入古今医案云平台（V2.2.2）进行多维分析,挖掘用药特点,分析痿证治疗的临证经验。结果:共查阅古籍约121本,与痿证相关的岭南医籍共42本。明以前主要有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唐·李珣《海药本草》、元·释继洪《岭南卫生方》《澹寮集验方》、明·盛端明《程斋医抄秘本》等。清代医着最多,占29本,主要有叶茶山《采艾编翼》、刘渊《医学纂要》、何梦瑶《医碥》、郭元峰《脉如》、黄岩《医学精要》、邓友凤《虚痨立卓》、潘名熊《叶案括要》、陈耀辰《南医辨论》、陈珍阁《医纲总枢》等,民国时期主要有黄恩荣《洄溪医案唐人法》、萧步丹《岭南采药录》、卢觉愚《觉庐医案新解附医话录存》等。论文第一部分为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医家痿证论治文献古籍梳理,主要从痿证病名病位认识、病因病机、治疗及治痿南药等方面进行梳理,结果如下:1.病名和病位: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医家对痿证的认识逐渐具体和深化。晋唐时期痿证有其候无其名,宋代首见痿证之名,清代见痿证分类命名。对痿证相近疾病鉴别始于明代,首鉴痿和厥;清代鉴别种类渐增,清后期曾超然率先将痿证与脚气病进行区分。病位方面,综合元·释继洪《岭南卫生方·募原偶记》中关于筋膜等同于募原的解析、《内经》关于筋、筋膜和募原的相关理论、清·陈珍阁《医纲总枢》关于卫筋位置、形状和功能的描述,以及痿证的临床表现,推知“筋膜”联络大小粗细不同的“筋”成一张网,密布五官四肢、脏腑内外,受血气滋养,具有主肢体关节运动和屏障血气的功能,为痿证病位所在。气虚血弱,筋和筋膜虚痿则发病。根据其所伤位置不同,痿证呈现出复杂多样性。2.病因病机: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医家对痿证病因病机认识日益复杂。晋唐宋元时期以内虚不足为主;明代受李东垣、朱丹溪等着名医家影响,病因主要为脾胃不足及湿热浸淫;清代随引进医家增多,病因更加丰富,有内虚、气机不畅或经络失调等。痿证整体以内虚为主,有内伤虚损、肝肾亏虚、脾胃虚弱等,肺热叶焦和湿热浸淫也较为多见。3.痿证治疗: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医家对痿证的治疗方法日渐丰富。晋唐宋元时期主要为补虚损和补肝肾;明代重视脾胃,祛湿热,调气机;清代新增清肺热、分经论治、调情志等治法,尤以补法丰富。痿证治疗整体以补虚为主,其次为清肺热、除湿热和调脾胃等治法。元代释继洪在补虚方面提出很多精辟的观点,并在岭南后世医家中印证。如补虚应合脏腑之宜,脾肾双补谨防燥肾和濡脾。清代则出现分脏补益的趋向,如刘渊分补肝、脾、肾三脏之虚;邓友凤将损分为上中下分别补之等。释继洪指出精髓虚损,黄芪当归鹿茸地黄,未必滋补,多损胃气。岭南医家补肝肾精血,虽多用血肉有情之品,但常加苁蓉、巴戟或附子等温热之药,茯苓、牛膝等祛湿通脉之品;或加舶茴香温中理气,重视温通,通补兼施,以顾护胃气。释继洪还指出,补药不宜久服。针对痿证病程长的特点,邓铁涛及其学术传承人刘小斌治疗痿证时,在保持核心治法不变的前提下,常开具2～3个处方,对核心处方之外的补益之药适时调换,轮换使用,以减少药之偏性。外伤致失血过多可用十全养荣汤。内伤气虚血弱可用大补卫筋汤,其中马钱子为治痿痹的传统有毒中药,现代研究显示其通过多通路多靶点治疗痿证。现代临床常配伍甘草减毒增效。岭南医家治痿亦重视调畅气机,如用补中益气汤调中焦升降失常;肺热叶焦,清肃失调,可用熟地、知母、黄柏滋阴清肺热;或用麦门冬、沙参、石斛等养肺胃之阴,桑叶、杏仁、生石膏等清泄肺热,清润并举,或参“大气论”用薏苡仁、百合、淮山、桑白皮等甘寒退热之剂等;情志失调,气机不畅,除用桂枝温通外,亦可参“心病须心性医”,效仿慧能尊者,观见自身心性等。岭南气候常以湿热为患,多用东垣清燥汤、羌活汤清热燥湿,调畅气机;若湿热伴阳虚,清热燥湿之时,亦加川乌、肉桂等温经通络;湿热较重亦可用小胃丹攻之。但肝肾素虚,亦可见风寒侵袭致痿,治宜用麻黄、独活之类,或豨莶草、桑叶等先祛风寒之邪,再行补益。4.对引进医家学术思想的传承特点主要表现为选病用药结合岭南地域特征,如明盛端明抄录孙思邈论治脚气;清·何梦瑶学宗王肯堂,用药又兼顾岭南气候特征,慎用祛风、除湿或温补之药;清·刘渊崇景岳之法,开自己之药等。另一特点是对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如清·邓友凤将喻嘉言的大气论用于痿证治疗;民国卢觉愚借助中西药理知识,创造性运用越婢加术汤治愈伴热象之痿证。5.岭南三部草药着作中,仅“十大功劳”明确标注可治痿证。根据痿证临床特征,“强腰脚”、“壮筋骨”等类药亦可用于痿证治疗。经整理此类药物共有31味,其中卖木子早在《开宝本草》中已有记载;清·潘名熊率先将千年健用于足痿的治疗;邓铁涛治疗痿证常加五爪龙、牛大力等南药。十大功劳、辣椒头、走马箭等可制成痿证食疗方。第二部分采用医案医论分析和数据挖掘分析相结合,探索现代岭南痿证论治学术经验。医案医论主要用于分析现代岭南名老中医痿证治疗经验。经查询,陈金声、陈典周、邓铁涛、沈炎南、杨文辉、李任先等10位医家有痿证论治经验记载。其痿证论治特点可归纳为:病名与西医接轨。痿以虚为多,治以补为主;若因虚致实,可用姜黄行气活血消滞;或丹皮、土鳖虫等活血化瘀;若因虚引动内风,可用僵蚕、全蝎、蜈蚣等熄风除颤。注重南药的应用,如用五爪龙协黄芪益气升阳,补而不燥。现代岭南痿证论治传承出现融合多个医家思想的特点,如邓铁涛融合补中益气汤和补阳还五汤的之痿证论治思想,以补中益气汤为底方,重用黄氏,加南药五爪龙以治痿证等。基于数据挖掘分析刘小斌治疗痿证用药特点,结果显示,常用药物为升举阳气（黄芪、升麻、柴胡）、益气健脾（甘草、五指毛桃、白术、茯苓）、补肾填精（山萸肉、熟地黄、杜仲）和理气行滞（陈皮）等之品。性味归经方面,温性和平性药物使用最多,微寒和微温次之;甘味药物使用占半数以上,其次为辛味和苦味药物;药物多入脾经。以上用药特点反映痿证治疗以益气健脾补肾为主,兼以清热,始终顾护脾胃,补而不峻的思想。对“西医疾病-中药”社团分析结果显示,四个社团重叠区域较多,反映不同神经肌肉病异病同治的思想。采用复杂网络分析可得出痿证治疗核心处方,按平均剂量大小排序为:黄芪（50.54）、五指毛桃（50.18）、党参（25.84）、山萸肉（13.47）、白术（13.43）、柴胡（8.68）、升麻（8.68）、当归（8.65）、甘草（5.06）、陈皮（5）。此核心处方为邓铁涛强肌健力饮方加一味山萸肉组成。由于痿证久病及肾,故在强肌健力饮中加补肝肾之山萸肉,是对强肌健力饮的完善和发展。整个用药规律,和刘小斌临床实践用药极其一致。结论:本研究通过对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痿证论治的文献古籍梳理,以及采用医案医论和现代信息技术对现代岭南痿证论治经验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岭南医家对痿证论治存在精辟的认识和真知灼见,比如释继洪关于补益的思想以及陈珍阁关于卫筋病的阐述等,值得继续深入研究。晋唐至今岭南医家对痿证治疗多表现为补内虚、调气机和通经脉等方面。多脏同补须兼顾各脏之宜,用药配伍须给予更多的重视,以防出现燥肾濡脾之类而影响疗效。情志疾病最伤气机,治疗时给予患者心理更多关注,调畅情志,可提高治疗效果。第二,清代及以前岭南着名医家多为客籍,或多以引进医家思想为主治疗痿证,较少有南药使用的记载。而千年健、五指毛桃、牛大力以及豨莶草等南药在现代痿证治疗中发挥了较佳的作用,故现代岭南医家可以尝试将更多南药运用于痿证治疗或研究中。第三,关于痿证病位,文中经过推测可知“筋膜”联络“筋”成一张网,密布缠绕周身、五官四肢、脏腑内外,具有主肢体关节运动和屏障血气的功能,为痿证病位所在。根据其所伤位置不同,痿证呈现出复杂多样性。气虚血弱,筋和筋膜虚痿是发病的内在原因,故使气机升降正常、血气充盈,并使脉络畅通为痿证治疗的一个主要法则。历代岭南医家治疗痿证亦可多见此治法的体现。
谢光璟[5]（2021）在《从“脑为元神之府”探讨安寐丹对睡眠剥夺大鼠能量代谢的影响及机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本文在团队前期研究基础上,围绕安寐丹对睡眠剥夺（SD）大鼠的作用机理,从理论部分和实验部分两个层面进行研究。理论部分将基于中医学“脑为元神之府”观点,从中医学对脑的认识,元神的认识,以及脑、元神、睡眠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挖掘,进而提出“元气-阴阳-五藏神”的失眠防治理论体系并阐述其中医内涵。实验部分通过建立SD大鼠模型,确立培元安神方安寐丹为实验用药,主要围绕安寐丹对SD大鼠能量代谢的作用机制,包括代谢水平、活动强度、线粒体生物学功能、能量代谢通路蛋白表达特征以及睡眠与能量的关系等开展相关研究,以期阐释SD发生后能量代谢的变化情况以及安寐丹调控的作用机理,为中医药防治睡眠障碍性疾病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方法:理论探讨:通过文献检索、古籍整理、系统总结等多种方法,从“脑为元神之府”观点出发,挖掘其理论内涵,分析中医学对“脑”“元神”的理解,从其概念、发展演变、生理功能,引申内涵等进行深入阐析,探讨关于脑、元神和睡眠关系的中西医认识,并进一步提出“元气-阴阳-五藏神”的失眠防治体系,分析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为我们确立培元安神治法及方药奠定基础,也为丰富中医药失眠防治理论提供支撑。实验研究:健康Sprague Dawley雄性大鼠,体质量220±10g,实验过程中控制温度、湿度及光照在正常范围,食物、垫料等灭菌处理,先进行1周环境适应后随机分为空白组（Ctrl）、模型组（SD）、安寐丹组（AMD）及褪黑素组（MT）。每日灌胃一次,连续给药4周。采用改良多平台水环境法制备睡眠剥夺模型。实验一检测各组体质量、摄食量及运动耐力,血糖及血脂水平,糖脂代谢相关基因,ATP、Na+-K+-ATP酶、Ca2+-Mg2+-ATP水平。实验二用HE染色及超微电镜观察大鼠下丘脑形态及线粒体等细胞器结构,Western blotting检测线粒体关键蛋白TFAM、Nrf1、Drp1和Mfn2表达以及免疫荧光（双标）检测四种蛋白在线粒体的靶向定位;ROS染色以及ELISA检测SOD、MDA、GSH-Px水平共同评价线粒体氧化应激程度。实验四运用免疫荧光检测腺苷受体A1R、A2AR以及神经递质受体mGluR5、PTGDR、GABAA1α的表达及共表达。实验三分组同实验一,每组再分4个亚组（n=5）:ZT0组、ZT6组、ZT12组、ZT18组。SD模型建立及给药方式同实验一。运用自主活动视频分析系统监测各组自发活动,Real Time-q PCR检测AMPK/PGC-1α/Nrf-1通路及生物钟基因Per1、Cry1、Bmal1、Clock转录水平,Western blotting检测p-AMPK、PGC-1α、Nrf-1蛋白翻译水平,免疫组化检测节律基因的表达。结果:理论探讨:关于“脑为元神之府”,中医学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渊源,中医学对脑和元神从功能的角度认识地较为全面,且二者联系体现在精神情志思维活动上,睡眠调节属于其中范畴。元神是化生五脏神的基础,五脏神的功能通过脑整合,脑的功能集中通过五脏神体现,表现在精神、情志、思维等多个维度,睡眠与脑的联系通过协调五脏阴阳发生联系。故“元气-阴阳-五脏神”的失眠防治体系符合中医学对睡眠与脑、神关系的定位,元气是根柢,阴阳是纲领,五脏神是核心。培元安神治法是我们防治失眠的一种重要的治疗方法。基于该种治法本课题组确立了古方安寐丹并开展相关实验研究,阐明安寐丹对SD大鼠的作用机制,为指导临床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实验研究:实验一,（1）各组大鼠体质量随时间增加,Ctrl组增长明显,SD增长率缓慢。与Ctrl组比较,SD组体质量从第7天降低,并在其后较Ctrl组显着下降;与SD组比较,AMD组从第14天体重增加,并在随后增长。摄食情况显示SD组在4小时内总的摄食量增加,同时前2小时与后2小时SD大鼠进食量均较Ctrl组显着性增加;安寐丹干预后0-2h及2-4h的摄食量较SD组并未见统计学差异。（2）糖脂代谢结果显示,与Ctrl组比较,SD组FBS、TG、TC、LDL-C水平显着升高,HDL-C含量则显着下降;与SD组对比,AMD显着降低了FBS、TG、TC、LDL-C水平,同时增加了HDL-C。肝脏中糖脂代谢相关基因mRNA结果显示,与Ctrl组比较,SD大鼠FAS、ACC1基因表达上调,PPARγ、GLUT4表达下调;AMD能够不同程度下调FAS、ACC1基因而上调PPARγ、GLUT4,说明安寐丹改善糖脂代谢与调节FAS、ACC1、PPARγ、GLUT4基因表达相关。（3）力竭性游泳显示SD大鼠游泳时间、游泳速度及游泳总路程均显着下降,经安寐丹干预后以上三项指标均有明显提升,提示安寐丹能够改善SD导致的活动下降,提高大鼠的运动量。（4）ATP水平及ATP酶结果显示SD组ATP水平、Na+-K+-ATP酶、Ca2+-Mg2+-ATP酶均显着下降,AMD组ATP、Na+-K+-ATP酶、Ca2+-Mg2+-ATP酶均增加,说明安寐丹可以改善SD导致的高代谢状态,纠正代谢紊乱。实验二:（1）HE染色结果显示,Ctrl组细胞结构完整,形态正常,胞浆丰富,胞核清晰,核浆比大;SD组细胞数量明显减少,形态不规则,胞浆浓缩,核固缩。AMD干预后细胞形态结构改善,少量核固缩和细胞坏死。超微电镜结果显示,Ctrl组细胞形态基本正常,线粒体形态规则;SD组细胞核不规则,线粒体肿胀变形,嵴断裂或消失。AMD干预后细胞形态改善,部分线粒体肿胀及空泡现象。（2）Western blotting结果显示,与Ctrl组相比,SD大鼠下丘脑TFAM、Nrf1、Drp1、Mfn2蛋白相对表达均显着减少;与SD组比较,AMD升高了TFAM、Nrf1、Drp1、Mfn2表达,说明安寐丹可以改善SD大鼠下丘脑线粒体生物合成、融合及分裂功能,维持线粒体结构和功能稳定。（3）免疫荧光显示,TFAM、Nrf1、Drp1及Mfn2与VDAC1之间均存在共表达,Ctrl组有大量的阳性细胞共存;SD组共表达减少。经过AMD干预TFAM、Nrf1、Drp1、Mfn2与VDAC1共表达增多,结果与前面WB一致。（4）ROS染色显示Ctrl组IOD较低,SD大鼠IOD升高;与SD组比较,AMD显着降低IOD,但AMD与MT组比较无差异。SD组SOD及GSH-Px水平下降,MDA增加;AMD升高SOD及GSH-Px水平并降低MDA表达。说明安寐丹缓解了氧化应激失衡,并可能通过改善活性氧代谢影响线粒体功能。实验三:（1）Ctrl组的CAMKKβ、AMPK、PGC-1α、Nrf-1的mRNA呈现一定节律特征,四种基因有光期下降,暗期上升的趋势。与Ctrl组比较,SD组节律出现紊乱,CAMKKβ在ZT18,PGC-1α在ZT0与Ctrl比较无统计学意义;CAMKKβmRNA在ZT0表达下调,在ZT6、ZT12表达上调;AMPKmRNA在ZT0、ZT6、ZT12表达上调,在ZT18表达下调;PGC-1αmRNA在ZT6、ZT12表达上调,在ZT18表达下调;Nrf-1mRNA在ZT6表达上调,在ZT0、ZT12、ZT18表达下调。与SD组比较,AMD干预后大鼠节律改善,有光期表达减少暗期增加的趋势,CAMKKβmRNA在ZT0、ZT18及PGC-1αmRNA在ZT0与SD组无统计学意义,AMPKmRNA、Nrf-1mRNA在四个时间节点均较SD组有显着改善。（2）进一步使用Western blotting方法检测了AMPK的磷酸化水平及PGC-1α、Nrf-1在不同节点的翻译水平。结果显示,与Ctrl组比较,SD组p-AMPK、PGC-1α及Nrf-1蛋白相对表达量不规律,总体表达量下降,p-AMPK在ZT12表达上升,PGC-1α、Nrf-1在4个节点表达均下降;与SD组比较,AMD干预p-AMPK、PGC-1α、Nrf-1总体表达上调,其中p-AMPK在ZT12节点无统计学差异,PGC-1α在ZT12表达降低,Nrf-1在ZT18表达降低,其余节点蛋白表达增加。（3）Ctrl大鼠Bmal1、Cry1及Per1基因表现一定节律特征,Bmal1在光期降低并逐渐到暗期增加,Cry1、Per1在光期增加暗期降低。Clock尚未有显着节律特征。与Ctrl组比较,SD组未出现节律特征,Bmal1mRNA在ZT0、ZT12、ZT18下调、ClockmRNA在ZT6、ZT12下调,Cry1mRNA在ZT0上调而在ZT6、ZT12、ZT18下调;Per1mRNA在4各节点表达均下调。与SD对比,AMD干预后Bmal1、Cry1及Per1基因在不同节点改善,其中Bmal1、Cry1在4个时间节点上与SD组均有统计学意义,Bmal1mRNA除在ZT6表达下调,其余较SD组表达上调;同时,Clock、Per1仅在ZT6、ZT12上调了Clock、Per1。（4）选择差异最显着ZT6、ZT12检测四种基因蛋白表达。与Ctrl组比较,SD组Bmal1、Clock、Cry1、Per1蛋白表达在ZT6、ZT12均显着降低;与SD组比较,AMD干预后Bmal1、Clock、Cry1、Per1蛋白表达在ZT6、ZT12增加,IOD显着升高。（5）Ctrl组呈现较好昼夜节律特征,而SD组昼夜节律相对紊乱,TT、LT、DT均明显延长。SD除20:00及8:00外,其余6个节点时间较Ctrl组增加;安寐丹显着缩短了TT、LT及DT;在11:00至20:00的4个节点与SD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光暗条件下各组大鼠白天活动速度、活动次数较夜间均显着减少;与Ctrl组比较,SD组在白天夜间活动速度、活动次数均增加;与SD组比较,AMD降低了SD大鼠夜间活动的平均速度,以及降低日间及夜间活动次数。实验四:（1）与Ctrl组比较,SD组中A1R、mGluR5荧光强度升高,A2AR、PTGDR、GABA1α荧光强度显着下降;与SD组比较,AMD干预后A1R、mGluR5荧光强度均降低,A2AR、PTGDR、GABA1α荧光强度显着增强,蛋白表达量升高。（2）免疫荧光观察蛋白共表达。A1R与mGluR5可见明显共表达,SD组较Ctrl组明显,共表达为黄色或橙色。但SD组及AMD组中A2AR与mGluR5的共表达很低甚至无共表达,提示A1R可能更密切与mGluR5结合发挥睡眠调节作用,而A2AR与mGluR5的作用并不显着。A1R与PTGDR之间未见有共表达,A2AR与PTGDR可见显着共表达,SD组共表达减少,AMD可见部分共表达。A1R、A2AR与GABAA1α均有明显共表达,Ctrl组明显,SD组较低,AMD干预后共表达增加。结论:（1）失眠中医称“不寐”,总由心神不安导致的睡眠质量下降。中西医都认为脑都是十分重要的脏腑,在精神情志等高级生命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基于中医学“脑为元神之府”理论,吸收《内经》睡眠“三大学说”——阴阳理论、营卫理论、脏腑理论的思想,我们进一步总结归纳出以“元气-阴阳-五脏神”为核心的失眠防治体系,认为元气是睡眠的根柢,阴阳是睡眠的纲领,五脏神是睡眠的核心,从整体的、功能的、系统的层面认识了失眠的病因病机,基于该理论体系我们确立培元安神治法为失眠治疗的重要方法,培元安神代表方安寐丹为其代表方。（2）SD与能量代谢紊乱相关,常相互作用,互为因果。SD发生后能量代谢出现明显异常,故能量代谢紊乱参与了SD发生发展过程,从能量代谢角度着手防治睡眠障碍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思路。（3）安寐丹能够改善SD大鼠能量代谢紊乱,纠正糖脂代谢异常,提高活动度及ATP水平。（4）安寐丹可以通过改善线粒体结构损伤,改善线粒体生物合成、分裂及融合等功能,缓解SD导致的能量代谢紊乱。（5）安寐丹改善AMPK/PGC-1α/Nrf-1通路蛋白节律性表达进而调节线粒体生物学功能,安寐丹同时影响生物钟基因的节律特征,使得AMPK作为细胞能量状态传感器可能从能量和节律两个层面参与SD大鼠的代谢过程。（6）安寐丹可以改善A1R及A2AR表达,并调节其与mGluR5、PTGDR、GABAA1α共表达水平,并可能从该途径发挥改善SD大鼠睡眠的作用。
毛和荣[6]（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提出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何广益[7]（2021）在《佛教经藏医学中的病因观探要》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佛教是极为重视生命健康的宗教,贡献了相当丰富的医学内容。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医学内容与中医相互交流融合,僧人们借医弘法,使得佛教医学的价值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有学者对佛教医学进行研究,但对佛教经藏医学中病因观的研究尚未成型,首先未见关于病因内容的大范围检索,多局限于部分佛经中的说法,缺乏完整性;其次,未见佛教医学病因相关概念的解释,病因理论多沦为其他诊疗内容的附属品;除此之外,对于佛教经藏医学中的病因类别的研究逻辑性上也有所欠缺。研究目的:本研究首先拟从佛教经藏医学文献入手,对佛教医学病因学相关的古今文献进行检索、整理,以期完整了解佛教医学中病因相关的内容,初步掌握佛教医学病因所涉及的方向。其次,对所检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整合,得出佛教经藏医学中病因探讨的几大方面如“四大致病”、“烦恼致病”、“虫风致病”、“业因致病”等,对这几个大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为研究病因观的定义、特点、价值提供依据。根据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内容,总结其定义,厘清其中思路,将各大方面的内容进行逻辑串联,从而使具有完整结构框架的病因观得以呈现。最后,讨论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对于中医的影响、在中医典籍中的体现,研究病因观对于佛教医学研究的学术意义,阐述其文献历史价值,为身心医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研究内容与结果:本文分为四个部分来探究佛教经藏医学中的病因观:第一部分梳理了佛教医学的起源,明确古印度吠陀医学与佛教医学之间的关联性,强调其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明了佛教医学并非古印度医学的复刻,而是具有独创性的宗教医学,理解其存在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探讨了佛教医学的定义、佛教对健康的看法以及佛教医学中病的定义与分类,并确定本文将选择佛教经藏医学中的内容来分析其病因观。借助于佛医文献软件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并与文字版校对,对佛教经藏医学中的病因相关内容进行了通读筛检,去除宗教教义内容后,整理得出135部佛经中含有佛教医学病因相关论述,对病因的各种分类法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结合文献资料,系统阐述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的具体内容。病因观主要包括“四大致病”、“烦恼致病”、“虫风致病”、“业因致病”和“其他因素致病”五个大方面的内容:①地、水、火、风四大分内外并各具坚、湿、暖、性的总体特征,为构成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大之间互相制化,任一大的增损导致四大平衡失调、生克失衡,进而导致不同的病相表现;②佛教医学认为人受到根本烦恼、随烦恼等诸烦恼的侵扰,进而致病。三毒是烦恼中最基本的因素,也是影响精神作用最多的根本烦恼,不同程度的三毒会导致不同的症状表现和病理行为;五盖是三毒的发挥,其分别所致的心理疾病更加清晰,与现代医学的诸多精神疾病可以对应;③八十虫致病和八十风致病是佛教经藏医学中最为独特的一套病因理论,八十虫的致病机理与现代微生物学颇为相似,而八十风的机制也与人体免疫系统有所关联;④业因致病是最具宗教特色的病因,先世业因与现世业因均可造成疾病的产生,先世业因通过业风进入胞胎完成两世的衔接、导致现世疾病的发生,恶业可导致五脏五根病的发生;⑤佛教经藏医学中还可见饮食不节、睡眠不节、饮酒无度、时令气候、坐禅不节、魔鬼致病及毒虫外伤等病因的内容。第三部分以“佛”、“四大”、“三毒”、“贪欲”、“贪瞋”、“业”等为关键词,检索了中医典籍中与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相关的内容,整理分析文献,得出其对中医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大致病、贪瞋致病和业障致病三个方面。“四大”之说被诸多医家采用,并与中医基础理论结合,也有医家以四大解释药性并指导治疗,四大致病也被部分医家认可并用于他们的着作中;贪瞋致病多出现于中医养生着作中,被诸多医家认为是养心之关键;业障致病之说也被许多医家接受并强调通过消解业障来防病的重要性。第四部分总结了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的详细内容,通过与其他医学病因之比较,梳理出佛教医学致病因素的结构,明确佛教经藏医学中病因的定义。讨论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所呈现的立体化的整体观念,包括人体内部环境的统一、人与外界环境的统一和三世统一;分析病因之间的相互影响,指出了因与因之间或互为中介或制约的关系;阐明佛教医学独特的病因探究方式,包括审症求因、观察知因和内观体悟求因。最后讨论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的特色与价值,点明其与现代医学的关联、展现佛教医学的超前性,揭示了佛教医学病因观对身心医学探究的优势之处以及对道德约束、行为规范的启示作用。
窦豆[8]（2021）在《基于“下气祛湿，解痹消痈”的仲景薏苡仁运用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目的:上篇:以《金匮要略》仲景薏苡四方（即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薏苡附子散、薏苡附子败酱散和《千金》苇茎汤）为出发点,考证澄清四方条文的原文原貌和仲景原意,梳理后世注家流变和传承脉络,从古今相关医案报道中总结薏苡四方的临床应用情况。下篇:以上篇为基础,分析薏苡四方所体现的治则治法、配伍选药及剂量制法等规律,结合仲景对湿邪及痈、痹的“病脉证治”认识,总结提炼仲景之薏苡仁运用经验,并分析其对后世的影响。附篇:对薏苡仁“下气祛湿,解痹消痈”之功效进行初步的现代诠释。研究方法:上篇:对薏苡四方进行原意考证及后世流变研究,具体方法包括:1.版本校勘:将邓珍本、吴迁本等进行对照,对于差异较大者,考证其正误,以期最大限度接近原貌。2.字义考证:借助上古汉语文献对仲景薏苡四方条文进行逐字训义,从训诂学角度考证回归仲景原意。3.疑难问题辨析:分析后世注家对仲景原文诠释的流变,以求溯流澄源,结合字义考证结果,对条文和方药相关问题进行析疑。4.医案整理分析:借助中华医典和中国知网等数字工具,系统收集薏苡四方相关古今医案,进行定量数据分析整理,体现循证医学思想。下篇:从继承、发展和后世应用论述仲景运用薏苡仁的方法和规律,具体方法包括:1.文献研究:通过查阅文献,搜集、整理仲景之前先民对薏苡的认识;整理后世本草及医案医话等着作中对仲景运用薏苡经验的传承发展。2.理论探讨:结合《黄帝内经》中对于湿邪、痹、痈的有关论述,分析仲景对水、湿、痰、饮、雾等邪气致病的认识以及痹、痈之“病脉证治”,总结提炼仲景对薏苡仁功效的发展及其运用薏苡仁之经验。附篇:主要研究方法为蛋白组学检测及生物信息学分析。研究成果:上篇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麻杏苡甘汤剂量应以吴迁本为是,并非“轻剂”;本方证以湿邪致病为主,存在久聚寒凉的因素,而非“痹久化热”;全方散寒除湿,薏苡在方中起到祛湿除痹的关键作用,这蕴含着为仲景所独有、而后世却未能充分挖掘继承的治湿法,即“动以治静,下气祛湿”。2.薏苡附子散之“胸痹缓急”应理解为“（胸痹疼痛症状的）舒缓安适和紧切拘急”,即基于“缓”、“急（褊）”的本义“宽绰、窄紧”而直译。本病以湿邪痹阻心胸为核心,薏苡在其中具有下气祛湿除痹之功。本方为平素服用所设,而非急救之剂。3.薏苡附子败酱散所论之痈脓,属病久本湿标热之证,全方功效为清热除湿消痈,方中薏苡起到化湿消痈之用,附子为扶真阳以祛湿而非祛寒。方后“小便当下”并非误写,而是本方确能通利小便而消痈。薏苡附子败酱散在后世的解读中,逐渐被认为与大黄牡丹汤一祛寒湿、一治湿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方的应用。4.《千金》苇茎汤确属仲景原方,而非首创于《千金》;条文中之“烦满”指热郁而成的胸胁胀满,非情志症状;“胸中甲错”所述可能为心胸脏腑纹理之变化;“瓜”字在仲景时期专指果瓜中的甜瓜,故仲景之“瓜瓣”应为甜瓜子而非冬瓜子。注家对本方治疗湿热还是津亏存在争议,实际上湿热内壅即可形成津液疏布障碍,因而正适合使用既能利湿、又不温燥伤津的薏苡仁进行治疗。本方之变方、类方亦说明薏苡仁在方中发挥着祛湿、消痈、排脓的重要作用。5.由医案整理可知,仲景薏苡四方在后世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和运用,适应症不断扩大,同时在传承中也出现了诸多发展变化,如以麻杏苡甘汤配伍大量清热利湿之品治疗湿热证、以薏苡附子败酱散加大附子用量治疗寒湿阳虚证等。下篇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截至仲景之前,人们对薏苡功效的认识已经包括:治疗筋急拘挛,不可屈伸,风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轻身省欲;胜瘴气;令人宜子。2.仲景对于湿邪为患的认识具有内在统一性:湿邪重浊、滞着不行,静而不动,寒湿闭阻而成痹、湿热壅滞则为痈。薏苡四方所治疗的风湿痹、胸痹、肠痈、肺痈之根本病机均不离湿邪为害。3.仲景将《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薏苡仁“下气”功效用于祛湿,将薏苡仁功效发挥为“下气祛湿,解痹消痈”,是其独有的发展和贡献,与后世之燥湿法有较大区别。仲景薏苡运用经验主要可概括为:通过“下气祛湿、动以治静”,治疗湿邪闭阻壅滞之痹与痈脓,在配伍上突显了薏苡“凉体而温用”的特点,在治法上达到了“治实以补虚”的目的。4.仲景的薏苡仁运用经验在后世得到传承。一方面是本草着作中的体现:薏苡四方主治之肺痈、风湿、胸痹等疾病在后世本草着作中作为薏苡主治范围得到了传承保留。另一方面是在临床运用中的体现:既有经方派的继承发扬,如运用薏苡诸方治疗痈、痹等证;亦有温病学派的拓展运用,如创立三仁汤等,从理论和临床上丰富了对薏苡的功效认识及运用经验。附篇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薏苡仁用药组与对照组相比,血清蛋白组学检测显示共有66种蛋白表达显着升高或降低。2.部分差异蛋白可能通过控制炎症反应和M2型巨噬细胞极化,在类风湿关节炎、冠心病、溃疡性结肠炎以及脓毒症、肝脓疡、急性阑尾炎等感染性疾病中发挥作用,即体现薏苡仁“解痹消痈”的功能。3.部分差异蛋白可发挥调节血脂、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等作用,同时,本研究发现薏苡仁能够下调10种促癌基因和上调1种抑癌基因的表达。这三类疾病均与中医之水湿痰浊关系密切,对这些蛋白的调节可能为薏苡仁“下气祛湿”化浊功效之体现。结论:1.本研究基于薏苡四方的原文原意澄清及流变梳理,得出了部分与现有认识不完全相同的理解。这些理解来源于较为可靠的考据方法和翔实的文献证据,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仲景之原意。2.仲景基于薏苡仁“下气祛湿,解痹消痈”之功,通过下气祛湿、动以治静、凉体温用、治实补虚等方法,运用薏苡仁治疗痹、痈等,属湿邪为患、闭阻壅滞之病证。这些仲景运用薏苡仁经验的提炼总结,使得《金匮要略》中部分隐性知识得以显性化,有利于其更好地为临床所用。3.蛋白组学研究初步对薏苡仁“下气祛湿,解痹消痈”之功进行了现代诠释,但本研究样本量小,仅为初步探索,后续还需更多研究进行验证。本研究的创新性体现在三个方面:1.纵横结合:上篇为纵向研究,即按照从上古汉语文献、历代注家到现代医案的脉络,从源至流,澄清仲景原意。下篇为横向研究,即探讨薏苡四方及其主治疾病之共性,挖掘其内在联系。纵向研究为横向研究之基础,而后者是前者的深入和延申。2.理论贯通:在《黄帝内经》关于湿邪、痹和痈的病理生理之经典理论指导下,探讨仲景对于痹和痈的“病脉证治”诊疗思路,使二者之理论相互贯通,深度阐发薏苡四方主治疾病规律和仲景运用薏苡仁经验。3.古今融合:对于薏苡仁影响蛋白组学变化的分析,以结合中医理论为主,阐发其与“下气祛湿,解痹消痈”的关系,将中医理论与现代诠释有机融合,以期指导进一步的探索。
梁壮[9]（2021）在《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文中指出本论文题为“叙事、符号与知识——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意在通过叙事、符号与知识三个角度分析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形式,全文分为绪论和五个章节。绪论主题为“中医文化的表达”,述明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中医文化的形成应存在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类形式是其他领域的文化现象对中医学产生影响,第二类是中医学体系与知识进入其他其他文化领域中造成影响。第二类过程的实质之一为中医内容的不同形式展现。中医文化内容则指文化理论、思想、观念与成果本身,而文化形式则指把这些思想内容加以呈现的表现形式。形式研究的一个简明思路是将文化作为文本。涉医文学是医学与文学两者互相需求、互相协助的结果,作为叙事性涉医文学,明清白话小说具有特殊价值:是中医文化总结期的见证、是中医文化的综合性平台、是贴近中医文化现实的语言表达方式。第一章为中医文化与明清白话小说的整体关系研究。明清白话小说涉医现象的繁荣说明不仅疾病无悬念地成为了文学对象,中医学和中医文化也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中,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明清白话小说涉医文本有两个显着的特征:丰富但不集中、广泛但稍显重复。按照多寡详略和文章结构,可以将涉医文本分为单句式、组句式、段落式、章节式和跨章节式五类;按照所引医学内容的专业程度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泛称疾病、指名论症、谈因辨机、拟构医方、书写医案五类。医学主题小说较少,有医者小说、医界小说、药物和药名小说三类。涉医文本的形成有继承和创新两种情况。文本的继承,主要是从或不同体裁或前代作品中直接改用;创新则是从积累的原始素材入手,进行素材的文学化和小说化。作者的医学背景与涉医文本风格,尤其是涉医深度有正相关关系。历史发展受到小说发展和医学发展两方面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可分为明初至明中叶、明后期至明末、清前期、清中后期、晚清五个阶段。不同类型的小说面对同样的涉医素材,会基于类型风格和读者期待风格进行类型化的处理。写入小说的中医文化内容丰富,有全面多样的疾病文化、众星拱月的诊疗文化、琳琅满目的医者文化等。第二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疾病与医学叙事研究。小说继承了中医文化的叙事传统,一部分是史书中的医家传记,一部分则是医案记录。涉医小说在叙述方式和技巧方面值得探讨是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两个部分。视角有患者视角、亲属视角、医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等。叙事空间上,以病床为核心的患者空间和辐射状的医者空间存在交叉,医者的身体空间对患者小空间形成了有效介入。疾病故事的线性结构可分为病前、病中、医疗、病后四个情节单元。一个成熟的涉医叙事模式,应包括:趋同的叙事功能、类似的叙事特征、叙事空间上和人物形象的接近等要素。模式的形成应经历开创、模仿、发展、最终成熟等过程,又会在内容、形式、主旨三个方向发生变异。叙事中的疾病发挥线索和隐喻两个功能;医者则承担帮助者、推动者、观察者和隐喻的功能。在叙事主题的表达上,疾病作为主人公的考验代表着困境主题,医疗直面生死,代表着拯救主题。《西游记》形成的谐趣化审美和《红楼梦》为先导的唯美主义风格代表着对中医文化审美的发扬。第三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符号研究。文化符号学可以适用于中医文化研究之中。中医文化的符号化过程有自己的特色、脉诊的符号化是典型例子。小说中会进行进一步符号化,若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或者受众共识,则容易失败。中医文化符号化的典型是药物。中药的符号化,可以获得次文本意义、文本意义、超文本意义三种层次的意义。具有文化意义的药物大多会在情节中发挥一定的叙事功能。这类文化符号化中药常常成为了所属功效类中药的标志性药物。鸦片类似的药物文化符号则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时代主旋律共振,成为时代的共同文化记忆。如毒药、迷药、哑药、性药之类的特殊药物统称,亦取得了与具体药物一样的符号化程度。药名文化的核心要素是药名代码是否能被发现和理解,因此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可以用编码一解码理论来审视。白话散文中的药名文学是小说的新贡献。中医符号还可以进行临时符号化,也就是作为比喻的喻体;同时又进入了民间语言之中。第四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知识表达。中医知识是在中医学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知识可以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也可以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中医术语为中医药学内用来表示中医药学相关概念的词语集合,对术语的运用是显性知识的特殊形式。小说以表达显性知识为主,才学小说是其典范。为了知识对接受者的顺利传达,作者往往选择做进一步解释,即对知识的评论。以知识的角度而言,中医医籍的固定体例属于一种特殊的程序化知识,小说家常对于这类中医文化形式知识的利用和表达进行仿拟。第五章为小说式表达的价值诠释和意义阐发。明清小说当然地属于明清社会在文化领域的投射,疾病与医学概莫能外,可分为具体知识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的曲折反映、医学观念的隐含反映三种情况。中医文化可以放置到集体记忆理论之中,特定时期的医疗民俗有较强的仪式性和稳定性,是一类典型的文化记忆。叙事医学认为医疗过程具备叙事属性,普及中医叙事阅读,需要选择适合的阅读文本,应满足符合中医思维和观念、熟练运用中医语言、足够的叙事性和人文素养三个条件。明清通俗小说具有丰富的文本与多样的中医内容、丰富的叙事元素与医患视角、自然逼真的中医语言与浓厚的人文素养三个优势,具备成为中医阅读文本的条件。明清涉医小说的创作与阅读是一个完整的中医文化传播过程。将明清小说放置到传播学的框架之内可以考察小说形式对中医文化传播的积极影响和经验教训:应满足作为受传者的读者对易读性和可读性的平衡:作为媒介的小说有真实与虚构的裁量、事理情的融合、文学技巧的使用三个方面的经验:作为传播者,中医文化者应重视话语权把握,扮演好把门人的角色。
王秀芳[10]（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1 学术思想研究 |
| 2 方药研究 |
| 3 治法研究 |
| 4 医案研究 |
| 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古籍第一轮筛选 |
| 1.2 古籍第二轮筛选 |
| 2 先秦两汉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 2.1 《黄帝内经》 |
| 2.1.1 对疾病名称和症状的初探 |
| 2.1.2 早期对病因病机的研究 |
| 2.2 《难经》 |
| 2.3 《神农本草经》 |
| 2.4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
| 2.4.1 六经病与痢疾 |
| 2.4.2 《金匮要略》从专病论治痢疾 |
| 2.4.3 仲景治痢之方 |
| 2.5 小结 |
| 3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 3.1 王叔和《脉经》 |
| 3.2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 |
| 3.3 《中藏经》 |
| 3.4 葛洪《肘后备急方》 |
| 3.4.1 首用“痢”病名 |
| 3.4.2 首提痢具传染性 |
| 3.4.3 创天行痢主方 |
| 3.5 陈延之《小品方》 |
| 3.5.1 首提“滞下”病名 |
| 3.5.2 “乌梅丸”通治痢疾 |
| 3.6 姚僧垣《集验方》 |
| 3.6.1 初见“痢疾分型” |
| 3.7 小结 |
| 4 隋唐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 4.1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 |
| 4.1.1 列痢病十三候 |
| 4.1.2 详析各证痢之病源 |
| 4.1.3 首提“休息痢”病名 |
| 4.1.4 养生方导引法在痢病中的运用 |
| 4.2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
| 4.2.1 痢证四分法 |
| 4.2.2 选方丰富 |
| 4.2.3 开灌肠疗法治痢先河 |
| 4.2.4 治痢需注意饮食调养宜忌 |
| 4.2.5 服痢药须知 |
| 4.3 王焘《外台秘要》 |
| 4.4 小结 |
| 5 两宋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 5.1 《太平圣惠方》 |
| 5.1.1 新增“气痢”分型 |
| 5.1.2 痢疾通用药 |
| 5.1.3 痢疾治疗用方新特点 |
| 5.1.4 痢疾食疗方 |
| 5.2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
| 5.2.1 从脾胃论治痢疾的总体思路 |
| 5.2.2 从腹痛与痢色辨证选方 |
| 5.2.3 从治久痢方剂中看治疗思路 |
| 5.3 《圣济总录》 |
| 5.3.1 对气痢和休息痢的新认识 |
| 5.3.2 痢疾治法 |
| 5.3.3 治久痢方剂用药规律 |
| 5.4 许叔微《普济本事方》 |
| 5.5 窦材《扁鹊心书》 |
| 5.6 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
| 5.6.1 首提“脏气郁结”致痢 |
| 5.6.2 创“风痢”证型 |
| 5.6.3 首次分门论述“痢疾”与“泄泻” |
| 5.7 张杲《医说》 |
| 5.7.1 赞同“积滞说” |
| 5.7.2 载治久痢方 |
| 5.8 严用和《严氏济生方》 |
| 5.8.1 将“风冷暑湿”贯穿辨治始终 |
| 5.8.2 强调“去积”在治痢中的重要性 |
| 5.9 杨士瀛《仁斋直指方》 |
| 5.9.1 从“积滞”论治痢疾 |
| 5.9.2 对“痢下之物”辨证进一步细化 |
| 5.9.3 从所感之邪辨下痢之方 |
| 5.9.4 学《肘后》简方治痢 |
| 5.9.5 注重痢疾调护 |
| 5.10 小结 |
| 6 金元时期对痢疾的认识 |
| 6.1 刘完素及其着作 |
| 6.1.1 从“火热”角度阐释痢疾发病机制 |
| 6.1.2 从“湿热”角度设治痢总则 |
| 6.1.3 常用的治痢方法 |
| 6.1.4 创经典治痢方剂芍药汤 |
| 6.2 张从正《儒门事亲》 |
| 6.3 李杲及其着作 |
| 6.3.1 长夏湿热与脾胃虚弱导致痢疾的发生 |
| 6.3.2 设升阳除湿之大法 |
| 6.3.3 创多首治痢疾方剂 |
| 6.4 朱丹溪及其着作 |
| 6.4.1 明确指出泄泻与痢疾不同 |
| 6.4.2 赤白痢之辨 |
| 6.4.3 痢疾治法的寒热之辨 |
| 6.4.4 设两套痢疾辨治路径 |
| 6.4.5 久痢治疗新思路 |
| 6.5 小结 |
| 7 明代对痢疾的认识 |
| 7.1 徐彦纯《玉机微义》 |
| 7.1.1 将痢疾称为滞下 |
| 7.1.2 认同三因论 |
| 7.1.3 对里急后重、腹痛病机的分析更加全面 |
| 7.1.4 痢疾方据病因病机分十三大类 |
| 7.2 戴思恭《证治要诀》 |
| 7.3 王纶及薛己《明医杂着》 |
| 7.3.1 设治痢主方 |
| 7.3.2 主方之外另设两方 |
| 7.3.3 王纶与薛己治痢特点 |
| 7.4 虞抟《苍生司命》 |
| 7.5 李梴《医学入门》 |
| 7.5.1 首次以歌诀形式归纳痢疾辨治要点 |
| 7.5.2 歌诀下注释多有创见 |
| 7.6 孙一奎及其着作 |
| 7.6.1 区别“痢”与“滞下” |
| 7.6.2 析休息痢三个成因 |
| 7.7 王肯堂《证治准绳》 |
| 7.7.1 从五脏经脉气血详析痢疾形成过程 |
| 7.7.2 治痢需分标本 |
| 7.7.3 首辨积之新旧 |
| 7.8 赵献可《医贯》 |
| 7.8.1 强调治痢须辨阴阳寒热虚实 |
| 7.8.2 重视与似痢非痢者的鉴别诊断和治疗 |
| 7.8.3 对休息痢和久痢的认识 |
| 7.9 张介宾《景岳全书》 |
| 7.9.1 痢疾发病主要因“人事”所致 |
| 7.9.2 强调痢疾的寒热虚实之辨 |
| 7.9.3 详析痢疾常见症状寒热虚实 |
| 7.10 秦昌遇《症因脉治》 |
| 7.10.1 痢分外感内伤 |
| 7.10.2 外感痢疾与内伤痢疾之辨 |
| 7.10.3 休息痢之外感与内伤 |
| 7.11 小结 |
| 8 清代对痢疾的认识 |
| 8.1 喻昌《医门法律》 |
| 8.1.1 治痢三法 |
| 8.1.2 治痢“律三条” |
| 8.2 陈士铎及其着作 |
| 8.2.1 痢疾之阴阳真假症 |
| 8.2.2 痢疾治疗新法 |
| 8.3 程钟龄《医学心悟》 |
| 8.3.1 创“治痢散”方专治痢疾初起 |
| 8.4 何梦瑶《医碥》 |
| 8.4.1 痢均由湿热所致,初起无寒证 |
| 8.4.2 辨证须详辨虚实 |
| 8.4.3 治痢用药禁忌 |
| 8.5 吴鞠通《温病条辨》 |
| 8.5.1 久痢辨治大全 |
| 8.5.2 痢疾预后判断十条准则 |
| 8.6 唐宗海及其着作 |
| 8.6.1 从肝肺分析痢疾病因病机 |
| 8.6.2 从肝肺论治痢疾 |
| 8.6.3 发热恶寒分期论治 |
| 8.6.4 痢后补脾阴 |
| 8.7 孔毓礼《痢疾论》 |
| 8.7.1 表里寒热虚实辨证方法 |
| 8.7.2 十大常用治法 |
| 8.7.3 治痢常用方荮 |
| 8.8 舒驰远《痢门挈纲》 |
| 8.8.1 治痢四纲之陷邪 |
| 8.8.2 治痢四纲之秋燥 |
| 8.8.3 治痢四纲之时毒 |
| 8.8.4 治痢四纲之滑脱 |
| 8.9 雷丰《时病论》 |
| 8.9.1 痢疾九证与治痢九法 |
| 8.10 小结 |
| 9 讨论 |
| 9.1 痢疾表证刍议 |
| 9.2 久痢的表里寒热虚实辨治 |
| 9.3 古籍的治痢经验如何应用于现代临床 |
| 9.4 痢疾辨治体系构建 |
| 9.4.1 辨证要点 |
| 9.4.2 治法 |
| 9.4.3 常见六经方证 |
| 结语 |
| 创新点 |
| 附录 各医家古籍治痢特色汇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创新点、不足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宋代妇产医学发展回顾 |
| 第一节 宋代医学发展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宋代妇产医学的发展成就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女科百问》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女科百问》的成书与流传 |
| 第二节 《女科百问》的体例及内容 |
| 第三节 《女科百问》的引用书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女科百问》所述部分妇科病因 |
| 第一节 女性生理病理特点 |
| 第二节 风冷生诸疾 |
| 第三节 情志不畅为病 |
| 第四节 劳累过度致伤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女科百问》所载方剂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方剂来源考辨 |
| 第二节 剂型归类分析 |
| 第三节 药引使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女科百问》所见齐仲甫医学思想 |
| 第一节 齐仲甫医学学术思想 |
| 第二节 齐仲甫医学人文思想 |
| 第三节 齐仲甫医学思想凸显的时代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痿证的古代认识 |
| 1.2 痿证的现代认识 |
| 1.2.1 现代医学对痿证的认识 |
| 1.2.2 现代中医学对痿证的认识 |
| 第二章 岭南医家痿证论治文献古籍梳理 |
| 2.1 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痿证病名病位沿革 |
| 2.1.1 晋唐时期:具痿证外候,无痿证之名 |
| 2.1.2 宋元时期:首见痿证之名 |
| 2.1.3 明代:新增肉痿、骨痿和痿邪等病名 |
| 2.1.4 清代至民国:痿证见分类命名 |
| 2.1.5 晋唐至民国岭南痿证病名病位小结 |
| 2.2 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医家对痿证病因病机的认识 |
| 2.2.1. 内伤虚损致痿 |
| 2.2.2 肝肾亏虚致痿 |
| 2.2.3 脾胃虚弱致痿 |
| 2.2.4 肺热叶焦致痿 |
| 2.2.5 湿热浸淫致痿 |
| 2.2.6 内生热邪致痿 |
| 2.2.7 经络失调致痿 |
| 2.2.8 气血失调致痿 |
| 2.2.9 气机不畅致痿 |
| 2.2.10 饮食不节致痿 |
| 2.2.11 情志失调致痿 |
| 2.2.12 晋唐至民国岭南痿证病因病机认识小结 |
| 2.3 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痿证治疗特点 |
| 2.3.1 补虚益损 |
| 2.3.2 补益肝肾 |
| 2.3.3 通补兼施 |
| 2.3.4 治从阳明 |
| 2.3.5 清肺热 |
| 2.3.6 除湿热 |
| 2.3.7 清内热 |
| 2.3.8 治从气血 |
| 2.3.9 分经论治 |
| 2.3.10 益气消痞 |
| 2.3.11 调畅情志 |
| 2.3.12 晋唐至民国岭南痿证治疗小结 |
| 2.4 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医家痿证论治的争鸣 |
| 2.4.1 痿证可治愈性 |
| 2.4.2 补中益气汤与补肾 |
| 2.4.3 补阳还五汤与痿证 |
| 2.4.4 痿证是否兼痛 |
| 2.4.5 痿证是否可作风治 |
| 2.5 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医家对引进学术思想的传承 |
| 2.5.1 盛端明: 选病结合岭南气候 |
| 2.5.2 刘渊:崇景岳之法,开自己之药 |
| 2.5.3 何梦瑶: 治痿兼顾岭南气候 |
| 2.5.4 黄岩: 宗景岳之法,筛景岳之药 |
| 2.5.5 邓友凤: 使理论更贴实践 |
| 2.5.6 潘名熊: 承叶氏思想,依岭南变通 |
| 2.5.7 黄恩荣:参王肯堂,分经论治痿证 |
| 2.5.8 卢觉愚: 中西汇通活用越婢加术汤 |
| 2.5.9 其他医家: 多直接引用 |
| 2.5.10 晋唐至民国时期对引进医家学术思想传承特点小结 |
| 2.6. 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痿证其他简便治法 |
| 2.6.1 练功法 |
| 2.6.2 针灸疗法 |
| 2.6.3 简便廉验方 |
| 2.6.4 治痿成药 |
| 2.7 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治痿草药整理 |
| 2.7.1 何克谏《生草药性备要》 |
| 2.7.2 萧步丹《岭南采药录》 |
| 2.7.3 胡真《山草药指南》 |
| 2.7.4 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治痿草药小结 |
| 2.8 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医家痿证论治讨论与小结 |
| 2.8.1 痿证病位在筋和筋膜的探讨过程 |
| 2.8.2 晋唐至民国时期岭南医家痿证论治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岭南痿证论治学术经验 |
| 3.1 现代岭南医家论治痿证特点 |
| 3.1.1 陈金声 |
| 3.1.2 陈典周 |
| 3.1.3 李藻云 |
| 3.1.4 邓铁涛 |
| 3.1.5 沈炎南 |
| 3.1.6 关国华 |
| 3.1.7 杨文辉 |
| 3.1.8 李任先 |
| 3.1.9 何世东 |
| 3.1.10 卓权 |
| 3.1.11 现代岭南医家论治痿证小结 |
| 3.2 基于数据挖掘分析刘小斌治疗痿证用药特点 |
| 3.2.1 研究对象 |
| 3.2.2 研究方法 |
| 3.2.3 结果 |
| 3.2.4 讨论 |
| 3.2.5 案例举隅 |
| 3.2.6 刘小斌对岭南医家痿证论治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
| 3.3 现代岭南痿证论治特点及传承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脑为元神之府”的中医理论解构 |
| 1 脑的中医学内涵梳理 |
| 1.1 脑,头髓也 |
| 1.2 脑内涵演变 |
| 1.2.1 脑理论之初步形成 |
| 1.2.2 理论体系整合与完善 |
| 1.2.3 脑与泥丸宫之辨 |
| 1.2.4 脑髓疾病病因学认识 |
| 1.2.5 脑功能之中西医汇通 |
| 1.3 诸髓者,皆属于脑 |
| 1.3.1 脑与髓是功能的有机体 |
| 1.3.2 精气充盛决定脑髓盈满 |
| 1.3.3 髓减脑消导致脑部异常 |
| 1.4 脑的生理属性 |
| 1.4.1 脑为奇恒之府 |
| 1.4.2 脑为“诸阳之会” |
| 1.4.3 脑为“清灵之窍” |
| 1.4.4 脑为“精明之府” |
| 1.5 脑的生理功能 |
| 1.5.1 生命活动之宗主 |
| 1.5.2 感觉运动之主司 |
| 1.5.3 精神思维之主导 |
| 1.6 脑与经络 |
| 2 元神的中医学内涵阐释 |
| 2.1 神的演变过程 |
| 2.2 元神,生命本原 |
| 2.3 元神,先天之性 |
| 2.4 元神,自然虚灵 |
| 2.5 元神,统御周身 |
| 3 脑为元神之府及其含义 |
| 3.1 元神与识神辨析 |
| 3.1.1 “识神在心”重视心君之主宰 |
| 3.1.2 “元神在脑”强调神先天属性 |
| 3.1.3 “心脑主神”整合三者间关系 |
| 3.1.4 脑仅为五脏神汇聚之居处 |
| 3.2 形与神关联性分析 |
| 3.2.1 形与神俱是健康状态 |
| 3.2.2 调形养神顾护脑健康 |
| 3.3 五脏藏神和脑的关系 |
| 3.3.1 五脏神系统的形成 |
| 3.3.2 五神化七情,生五志 |
| 3.3.3 五脏神反映脑功能 |
| 4 脑、神、睡眠相关性分析 |
| 4.1 协调五神阴阳调睡眠 |
| 4.1.1 阴平阳秘是睡眠的关键 |
| 4.1.2 五脏调和是睡眠的保障 |
| 4.2 脑与睡眠的现代认识 |
| 4.3 五神、脑健康与睡眠 |
| 5 培元安神治法及其应用 |
| 5.1 “元气-阴阳-五脏神”的失眠防治体系 |
| 5.1.1 元气是根柢 |
| 5.1.2 阴阳是纲领 |
| 5.1.3 五脏神是核心 |
| 5.2 培元安神代表方——安寐丹 |
| 第二部分 安寐丹对SD大鼠能量代谢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 实验一 安寐丹对SD大鼠代谢水平、活动能力的影响 |
| 1 引言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实验二 安寐丹对SD大鼠线粒体生物合成功能的影响 |
| 1 引言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实验三 AMPK/PGC-1α/Nrf-1通路蛋白表达特征及安寐丹的干预作用 |
| 1 引言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实验四 睡眠与能量的关联机制及安寐丹对SD大鼠的影响 |
| 1 引言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AMPK——疾病预防与治疗的潜在靶点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1 引言 |
| 2 研究现状 |
| 2.1 关于佛教医学的研究现状 |
| 2.2 佛教医学病因相关内容的研究现状 |
| 2.3 选题理由 |
| 3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佛教医学概略 |
| 第一节 佛教医学与印度医学 |
| 1 古印度阿育吠陀的发展 |
| 2 阿育吠陀医学的内容与传播 |
| 3 佛教医学的起源 |
| 第二节 佛教医学定义 |
| 第三节 佛教医学典籍 |
| 第四节 佛教经藏医学论健康 |
| 1 佛教对健康的认知 |
| 2 佛教中健康的标准 |
| 第五节 佛教经藏医学论病 |
| 1 病的定义 |
| 2 病的分类 |
| 第六节 佛教经藏医学论病因 |
| 1 佛经中病因相关文献检索 |
| 2 佛经中病因内容的分类 |
| 3 略谈病因文献梳理 |
| 第二章 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的具体内容 |
| 第一节 四大致病 |
| 1 四大学说略述 |
| 2 四大成身过程 |
| 3 四大与人体 |
| 4 四大致病 |
| 第二节 烦恼致病 |
| 1 烦恼致病概说 |
| 2 三毒致病 |
| 3 五盖致病 |
| 4 随烦恼 |
| 第三节 虫风致病 |
| 1 八十虫致病 |
| 2 八十风致病 |
| 第四节 业因致病 |
| 1 业与业报 |
| 2 先世业报病与现世业报病 |
| 3 恶业致病 |
| 4 业入胞胎 |
| 5 业因说之转变 |
| 第五节 其他因素致病 |
| 1 饮食不节致病 |
| 2 睡眠不节致病 |
| 3 饮酒无度致病 |
| 4 时令气候致病 |
| 5 坐禅不节致病 |
| 6 魔鬼致病 |
| 7 毒虫及其他外伤致病 |
| 第三章 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对中医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简述佛教医学对中医的影响 |
| 第二节 四大致病与中医 |
| 1 “四大”说法的流行 |
| 2 四大与中医学的理论结合 |
| 3 四大对中药药性理论的影响 |
| 4 四大致病内容的引入 |
| 第三节 贪瞋致病与中医 |
| 第四节 业障致病与中医 |
| 第五节 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对中医影响的讨论 |
| 第四章 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探究 |
| 第一节 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的定义 |
| 1 定义 |
| 2 内容 |
| 第二节 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的整体观 |
| 1 人体内部环境的统一 |
| 2 人与外界环境的统一 |
| 3 三世统一 |
| 第三节 多因交缠 |
| 1 病因之间互相影响 |
| 2 病因观中的因果联系 |
| 第四节 病因探究方式 |
| 1 审症求因 |
| 2 观察知因 |
| 3 内观体悟求因 |
| 4 病因探究方式小结 |
| 第五节 病因观的特色与价值 |
| 1 虫风致病与微生物学 |
| 2 病因观对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的启示 |
| 3 烦恼致病与心理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金匮要略》薏苡四方研究述评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上篇:《金匮要略》薏苡四方仲景原文原意考证及后世流变梳理 |
| 第一节 考证仲景原文原意及梳理后世流变的方法 |
| 1 版本校勘,明确仲景原文 |
| 2 字义考证,回归仲景原意 |
| 3 针对疑难问题,梳理注家观点 |
| 4 整理医案,分析后世应用传承与流变 |
| 第二节 考证仲景原文原意及梳理后世流变的意义 |
| 第三节 麻杏苡甘汤之仲景原文原意考证及后世流变梳理 |
| 1 版本校勘 |
| 2 字义考证 |
| 3 主要疑难问题及相关注解整理与辨析 |
| 4 医案分析 |
| 5 小结 |
| 第四节 薏苡附子散之仲景原文原意考证及后世流变梳理 |
| 1 版本校勘 |
| 2 字义考证 |
| 3 主要疑难问题及相关注解整理与辨析 |
| 4 医案分析 |
| 5 小结 |
| 第五节 薏苡附子败酱散之仲景原文原意考证及后世流变梳理 |
| 1 版本校勘 |
| 2 字义考证 |
| 3 主要疑难问题及相关注解整理与辨析 |
| 4 医案分析 |
| 5 小结 |
| 第六节 《千金》苇茎汤之仲景原文原意考证及后世流变梳理 |
| 1 版本校勘 |
| 2 字义考证 |
| 3 主要疑难问题及相关注解整理与辨析 |
| 4 医案分析 |
| 5 小结 |
| 第七节 上篇总结 |
| 1 薏苡四方文献考证结果汇总 |
| 2 薏苡四方传承流变的综合分析 |
| 第二章 下篇:仲景薏苡仁运用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东汉时期之前的先民对薏苡的认识 |
| 1 薏苡的生物学特性及其种植情况 |
| 2 夏商时期薏苡崇拜及其遗留影响 |
| 3 截至东汉时期对薏苡药用价值的认识 |
| 4 小结 |
| 第二节 仲景运用薏苡仁临床经验及其对薏苡仁药用功能的发展 |
| 1 仲景对《金匮要略》薏苡四方所治疾病的认识 |
| 2 仲景对薏苡仁药用功能认识的发展 |
| 3 仲景运用薏苡仁的具体经验 |
| 第三节 后世对于仲景运用薏苡仁经验的传承与发展 |
| 1 后世本草着作中体现的对仲景运用薏苡仁经验的传承与发展 |
| 2 后世医案中体现的对仲景运用薏苡仁经验的传承与发展 |
| 第四节 下篇总结 |
| 第三章 附篇:基于蛋白组学的薏苡仁功效现代诠释初探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1 蛋白组学研究介绍 |
| 2 蛋白组学与中医药 |
| 3 技术方法的选择 |
| 第二节 材料与方法 |
| 1 材料 |
| 2 方法 |
| 第三节 结果 |
| 1 定量蛋白质组学分析 |
| 2 生物信息分析 |
| 第四节 讨论和结论 |
| 1 对差异蛋白功能的解读及其与薏苡仁功效的关系分析 |
| 2 薏苡仁调节上述蛋白的成分基础分析 |
| 3 本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工作展望 |
| 4 本研究的结论 |
| 第五节 附篇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M现代医案来源目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绪论 中医文化的表达 |
| 第一节 中医文化的表达 |
| 一、中医文化的定义与形成 |
| 二、中医文化的主要形式:文本 |
| 三、中医文化的文本:从文学文本到明清小说 |
| 第二节 研究结构、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医文化与明清白话小说的整体关系 |
| 第一节 承载中医文化的明清白话小说 |
| 一、明清白话小说涉医现象的繁荣 |
| 二、涉医文本的特征和分类 |
| 三、医学主题小说 |
| 第二节 涉医文本的生成 |
| 一、文本的继承和创新 |
| 二、作者与文本 |
| 三、文本的时代性与类型化 |
| 第三节 写入明清小说的中医文化 |
| 一、全面多样的疾病文化 |
| 二、众星拱月的诊疗文化 |
| 三、琳琅满目的医者文化 |
| 第二章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疾病与医学叙事 |
| 第一节 叙述形式的基本特征 |
| 一、中医文化的叙事传统 |
| 二、叙事视角与叙事时间 |
| 三、涉医情节的叙事空间 |
| 第二节 叙事结构与叙事模式的形成 |
| 一、涉医故事的结构特点 |
| 二、涉医叙事模式的要素 |
| 三、模式的形成和变异 |
| 第三节 为叙事服务的疾病与医者 |
| 一、疾病在叙事中的作用 |
| 二、医者形象的叙事功能 |
| 三、历史名医文化的叙事演绎 |
| 第四节 涉医主题与审美的呈现 |
| 一、疾病与困境主题: 主人公的考验 |
| 二、医疗与拯救主题: 直面生老病死的中医学 |
| 三、中医文化的审美取向 |
| 第三章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符号 |
| 第一节 中医文化符号的概念 |
| 一、符号与文化符号学 |
| 二、中医文化的符号化 |
| 第二节 药物与药名:中医符号的典型例证 |
| 一、符号化的中药 |
| 二、特殊药物的符号化 |
| 三、药名文化 |
| 第三节 其他中医符号现象 |
| 一、作为喻体的中医药文化 |
| 二、民间语言中的中医药 |
| 第四章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知识表达 |
| 第一节 中医知识 |
| 一、中医知识与分类 |
| 二、术语与中医术语 |
| 第二节 小说语境下的中医知识呈现 |
| 一、知识的显性表达 |
| 二、对知识的评论 |
| 三、对中医形式知识的仿拟 |
| 第五章 小说式表达的价值诠释 |
| 第一节 社会医疗与小说 |
| 一、社会的投射: 小说的医学史研究 |
| 二、社会关系和医疗观念的反映 |
| 三、民俗: 中医文化的集体记忆 |
| 第二节 作为叙事医学的文本 |
| 一、叙事医学与叙事阅读 |
| 二、作为中医叙事阅读文本的小说 |
| 第三节 中医文化传播与明清小说 |
| 一、受传者与反馈:读者导向 |
| 二、媒介的使用: 明清小说的创作经验 |
| 三、身为传播者: 中医文化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意义、不足 |
| 第一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发展轨迹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
| 一、资本主义的入侵催生了近代国家观念和科技救国思潮的产生 |
| 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
|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 |
| 一、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二、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萌生阶段(1930-1955):在救国思想主导下,初步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努力掌握专业知识 |
| 二、发展阶段(1956-1981):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系统工程思想逐步成熟 |
| 三、成熟阶段(1982-1996):在邓小平理论的影响下,开始用社会工程思想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 四、完善阶段(1997-2009):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影响下,以“钱学森之问”为标志继续思考国家重点领域的发展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钱学森关于时代发展特征的分析 |
| 第一节 对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一):“科学技术”视角 |
| 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断发展 |
| 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大科学”发展态势 |
| 三、把握产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
| 第二节 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二):“世界社会形态”视角 |
| 一、世界社会形态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信息革命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
| 二、信息化、差异化、资本化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 |
| 三、钱学森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解读 |
| 第三节 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重大任务的认识 |
| 一、第一次社会革命奠定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思想优势 |
| 二、第二次社会革命亟需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协调发展的问题 |
| 三、主动为第三次社会革命作准备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战略对策 |
| 一、 “时代差”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
| 二、科技立国重要性日益凸显 |
| 三、用系统视角分析时代问题 |
| 第五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内容 |
| 一、基本理念与创新主张 |
| 二、方法支撑和具体运用 |
| 三、主要框架及基本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瞄准新兴产业革命推动国家产业不断升级 |
| 二、加强三大经济学研究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三、运用系统工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
| 四、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体质建设主张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大力开展“科技经济建设” |
| 一、科技是21 世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核心 |
| 二、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大力推进科技经济建设 |
| 三、建设主动型“宏观控、微观放”的科技经济管理体制 |
| 四、依靠伦理、管理、法理规约科技经济行为 |
| 第三节 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二):重视发展“人民体质建设” |
| 一、从整体的角度规划人民体质建设 |
| 二、深入研究人体科学 |
| 三、推进医学改革 |
| 四、关心重视老龄人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钱学森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
| 二、钱学森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
| 三、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思想建设是“主观表现” |
| 一、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 |
| 二、 理论研究:思维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加行为科学是关键 |
| 三、技术手段:思想政治社会工程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客观表现” |
| 一、 “中国文化是强大的国力” |
| 二、传统文化的扬弃主张 |
| 三、建设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
| 四、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较早进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研究 |
| 二、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张 |
| 三、主张建立行政科学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政体建设 |
| 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看法与主张 |
| 二、行政机构必须因时因事进行调整 |
| 三、建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行政工作体系 |
| 四、总体设计部:现代国家智库建设的雏形 |
| 五、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科学技术的综合管理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二):法律建设 |
| 一、法治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治理为目的 |
|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系统工程 |
|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工程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三):民主制度建设 |
| 一、为完善基本民主制度献计献策 |
| 二、探索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路径 |
| 三、开展人民政协学研究助力协商民主 |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党的建设 |
| 一、钱学森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建议和主张 |
| 二、钱学森关于领导科学及领导干部的培养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钱学森关于地理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及基本主张 |
| 一、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 |
| 二、地理建设的主要内涵 |
| 三、地理建设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国土工程 |
| 一、把交通建设作为地理建设之本 |
| 二、在“尊重”和“创造”基础上开展水利建设 |
| 三、发展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
| 四、加快现代城市建设 |
| 五、推进重点地区发展 |
| 第三节 地理建设(二):生态环境保护 |
| 一、国家再生资源委员会:规划资源回收利用 |
| 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 三、灾害学研究:科学防治自然灾害 |
| 四、城市学研究:山水城市发展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钱学森关于教育、科技、外交、国防发展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 |
| 一、教育是第一位的大事 |
| 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三、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 |
| 四、开展大成智慧教育 |
| 第二节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
| 一、党要不断提升科技领导力 |
| 二、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
| 三、面向群众开展科普宣传 |
| 第三节 积极践行和平外交政策 |
| 一、平等是外交的基础 |
| 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 三、贯彻世界范围内的群众路线 |
| 四、大力维护国家安全 |
| 第四节 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
| 一、认真研究21世纪国防建设重点问题 |
| 二、加强战略战术运用确保打赢现代战争 |
| 三、顺应国际军事变革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贡献 |
| 一、以系统理论创新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 |
| 二、深入阐明了科学技术推动国家进步发展的作用机理 |
| 三、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难点和热点献计献策 |
| 四、解读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某些重要论断和观点 |
| 五、提出并尝试破解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发展问题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特点 |
| 一、科学家的理想性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
| 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与具体场景的适用性 |
| 三、学理上的逻辑性与实践中的有限性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评价 |
| 一、性质上: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阶段性:它是还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三、实践上: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 第四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教育启示 |
| 一、树立求真求实态度,认真研究国家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
| 二、汲取人物思想智慧,助力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
| 三、注重资源开发利用,挖掘展现先进群体精神风貌 |
| 四、贯彻立德树人方针,实现高等教育道德性与知识性逻辑的统一 |
| 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强化科学家队伍的国家观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