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格的现代化与重塑

一、现代化与国民性重塑（论文文献综述）

巩艳^[1]（2020）在《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刘师培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以基本理论为依据,以现实批判为起点,开辟了以“完全之人”、“完全社会”为目标的国民性改造路径,内容丰富。刘师培提倡人的平等与独立,强调社会公德和爱国精神,主张通过国民性的改造实现社会稳定、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的民族危机是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在此危机下产生的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危机,形成了刘师培“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学说以及西方近现代学说与思潮是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理论渊源,由此刘师培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得以形成。刘师培从心性论、良知说、伦理进化论三个方面构建其理论前提,尖锐地批判了国民性的现实表现,他认为当时的国民保守愚昧、无独立自主人格,羸弱怯懦、少刚健奋进之气,自私自利、缺乏社会公德和爱国精神;由此,刘师培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两种基本途径,以“完全之人”为目标的个体国民性改造,具体内容包括“治身之道”、“立身之道”和“卫身之道”,以塑造具有独立自主人格的完全纯正之人;以“完全社会”为目标的集体改造,具体内容包括包含倡平等——改良传统家族伦理、彰公德——强调社会伦理两个方面,以实现平等、正义、和睦的“完全社会”。刘师培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具有三方面特点:崇实尚德以推行伦理教育与道德实践、训诂考据以剥离封建纲常与传统美德、护持传统以阐扬文化精粹与重塑国民。由于思想的内在矛盾性和历史局限性,他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只能停留在理论构想层面。但他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对当下提高公民思想道德水平、解决现代道德危机、增强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雷月荣^[2]（2020）在《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文中认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思想体系中一颗尚待开采的明珠。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主要体现为对国民健全独立人格的培育,倡导通过个人改造与社会制度改造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格的建构。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仍存在一种忽略独立人格、批判意识和责任精神的价值取向,仍存在一种重视人的改造,忽视制度建设的“单项决定论”倾向。历史上那些被猛烈批判过的国民素质问题,亦或国民劣根性问题如今在国人身上仍然有迹可寻。可以认为,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改革学校道德教育,对于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提高国人素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造就健全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终极目标。健全独立人格主要表现为独立批判态度、自由冒险精神与责任意识。胡适基于健全独立人格,在国民性批判、国民性建构、国民性改造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阐释。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经由对“国民”的批判发展到对“人”的批判,最终形成了以“个人本位”的国民性改造内容。培养个人本位意识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核心内容,据此,胡适对女子问题、贞操文化、传统孝道、封建礼俗、家族个人主义等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理想国民性的建构上,经由“现代国民”到“现代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健全独立人格”的国民性改造目的。“健全独立人格”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基点与目标归宿,它要求现代人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个人“要有自由意志”,其二,个人须“当干系、负责任”。在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经由“单项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制度与人”的双向互动国民性改造途径。双向互动改造包括以教育、文学为主的“人的改造”和以“民主制度”为主的“制度改造”两个方面。而民主制度的改造思路重点体现为民主制度之“民主”基础、“人权”核心、“宪政”实质、“法治”表征、“渐进改良”过程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目的等方面。同时,胡适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造路径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改造路径进行了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批判。“国民性改造问题”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包括两大关键主题:其一,国民性改造的“立国”与“立人”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中的“集体”取向和“个人”取向问题;其二,国民性改造的“单项”和“双向”路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前者关乎“造就什么样的人”,后者关乎“如何造就这样的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勾勒出一条以“权利与责任”为旨要,以“双向互动”为路径的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实现了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外在方面体现为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近代中国面临现代性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胡适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不自觉带入了民族、国家意识,他一方面宣扬“个人价值”,试图“解放个性”,另一方面迫于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任务,其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更多是强调强国护民,“解放个性”被弱化。二者的两难兼顾成为了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大悖论。内在方面体现为中国自由主义自身问题: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由西方引入,而非本土生发;改造主体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改造方式以批判为主调,建设性较弱；实验主义自身内在限度等。当前,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基于对中国人现代化的现状分析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整全性阐释,并且立足当前我国教育的实践,一种依循于健全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理念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关注对象。

袁师师^[3]（2020）在《抗战时期沈从文“国民性”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极具国家情怀的文学家。他的文学作品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灾难深重的中国有全面而深入的审美反思。在他的文学生涯中,他一直身体力行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努力坚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强调的“工具重造”和“经典重造”的艺术思想,使得他的文学创造体现出了非常深厚的时代担当意识。而在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尤以抗战时期特别是在昆明度过的八年中成为沈从文研究争议的焦点。抗战期间的创作是沈从文整个生涯的重要部分与节点,同样也是沈从文研究不容忽略的部分,既要前后连贯整体系统地把握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应实事求是辨证的审视当时的沈从文。抗战时期的沈从文是他自诩乡下人旅程中“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里,沈从文不但教书、写作,并付诸实践参加相应的文艺活动。而通过对这一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以及相关的抗战文艺活动进行观照,其中对于人的思考与理想人格的相关论述最终回归到国民性改造主题上。从其思想内涵具体文本表现来看,一面立足城市与乡村双重视角下观照乡下人的生命样式,从前神之尚存的湘西世界在现代文明的冲撞下,原先的本真与淳美之下潜藏着乡下人的理性蒙昧主体意识缺乏与道德高墙的逐渐崩毁。同时由于对乡下人生命认识之深与独特的生命体验,沈从文对现代时空下的乡村生命范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发现在其“常”与“变”的交织过程中,乡下人的悲剧命运与未来走向。另一方面,沈从文站在都市文化空间角度反观现代文明下的城市中人的生存形态,揭露都市生活里人格的萎缩与堕落处,自觉从人的全面发展与民族复兴国家重造上批判反思国民劣根性。沈从文对国民性的批判与重建视角基于国家情怀,选择双重批判视角与异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其最终指归则是理想的“人”的建设,同时也是沈从文对人类理想生命的展望与构建。将沈从文“国民性”思想内涵书写表现的井喷期与明朗期——抗战时期作为研究的临界点,把握其抗战前后整个“国民性”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而可以把握其思想的最终指向以及承载意蕴。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改造国民性是其思想由“人性”论向“国民性”的聚焦,同时也能得出其独树一帜的普世性与审美诗化特质,同时也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延伸。

范娉婷^[4]（2020）在《伪满乡土文学研究》文中认为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的成立正式确认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事实。乡土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类型文学之一,在伪满文学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本文旨在探讨在伪满时期的具体语境下,乡土文学叙事在乡土“满洲”与现代国家、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力图揭示在殖民语境下,乡土文学在帝国主义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设想的现代性进程之间的妥协与抵抗、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性表述。本文在运用现有的殖民地文学理论的同时回归历史语境和具体文本,展示伪满乡土文学文本在揭露殖民地民众的现实苦难的同时也展现出伪满乡土文学所蕴含的“内在的殖民性”特征,并力图展现伪满乡土作家试图寻找可以超越以西方现代性话语为内核的替代性文本的努力和尝试。论文主体分成四章。第一章主要简述伪满乡土文学的生成与展开的过程,“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以及日伪当局提出的“独立的满洲文学”的文艺政策都对伪满乡土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此外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围绕“文艺大众化”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去重新看待伪满文坛发生的“乡土文学”之争,试图展示出伪满乡土作家围绕乡土文学展开的争论中所包含着的对满洲文学民族性、阶级性、主体性等问题的不同认识。第二章从身处东北沦陷区的不同民族、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作家以不同的认知视角和叙事策略去发现和塑造了迥然不同的满洲乡土景观为媒介来阐释满洲乡景叙事所蕴含的复杂价值。第三章通过伪满乡土文学作品对乡绅形象的多种描绘来展现乡绅阶层与乡土经济衰败之间的内在关联。第四章试图阐释出伪满乡土文学的现代性,即伪满乡土作家通过对“忠诚”、“正义”等传统文化内涵的再释义,利用以“原始林”为代表的封闭空间叙事来完成修复民间伦理、实现乡土自治的想象,并从中显现出现代性祛魅的特质。

王蕾^[5]（2020）在《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文中研究表明韩少功,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湖南作家,他凭借对现实人生的真切体验以及对文学创作地不断深入,通过近半个世纪的文化实践和审美反思,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论文试图去解读韩少功文学创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价值追求,以及在具体的创作指向中把握他独特的精神世界。韩少功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邃,这其中,鲁迅、沈从文以及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成为了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精神向导。因此,论文将通过上述几位作家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分别从韩少功的文化启蒙、文学寻根、文学思想建构的开放性与多样性等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论证,以深度剖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具体来说,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是在他坚持不懈的人文关怀、独辟蹊径的思维方式以及知行合一的文化实践之中完成的。因此,论文的四个章节也将从上述几个维度来进行展开。论文的第一章将主要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缘由。第一部分以韩少功人生历程中的四个主要阶段为时间纵轴,阐释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具体路径。韩少功丰富的人生体验以及文学创作过程中所面临的特定文化语境,既是他独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方式形成的重要来源,也是他创作思想形成的外部条件。第二部分将具体解读韩少功对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定位。第三部分将侧重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构成之源、主要内涵和突出特征。一方面他受“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湖湘文化的浸染,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坚守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之责。另一方面,鲁迅、沈从文、米兰·昆德拉的文学理论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性的精神导向作用。第二章到第四章将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构成之源”及价值追求的具体表现作详细的论述。第二章将集中论证韩少功在鲁迅精神指引下文化“启蒙”意识的自觉形成。本章的第一节将鲁迅生存意义上的价值选择“火与剑”式的激烈批判与韩少功“中和”式的坚持与抵抗进行比较,分别从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阐释他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及价值立场的坚守。第二节将对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和韩少功笔下知识青年的人生轨迹和前途命运进行关注,试图去审视不同时代背景下知识群体生存境遇的异同。章节的最后,对鲁迅与韩少功在文化“启蒙”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方式进行比较,将“国民性”批判作为鲁迅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重点突出韩少功对鲁迅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开拓。第三章将“寻根”作为本章的论述基点。沈从文对“生命优根”的执着追寻,对韩少功的文学“寻根”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第一节将对“寻根”母题进行简要探析,解读传统寻根视域下“优根”与“劣根”之选所产生的不同文化意义,并分析“寻根”视域下湖湘文化与巫楚文化的联系与区别。第二节与第三节将分别论述沈从文的“乡下人”寻根与韩少功的“外乡人”寻根,在比较他们各具特色的“寻根”路径中,重点分析韩少功新时期文学“寻根”所产生的时代意义。第四章将重点分析韩少功在米兰·昆德拉小说理论指引下个人创作思想的建构以及具体表达。八十年代中期,韩少功译介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至中国内地并引起强烈反响,韩少功本人也深受昆德拉创作思想的影响。从对“存在”的找寻、文体试验的践履,到拒绝“媚俗”坚守住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立场……韩少功在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中一次次智慧地完成生命的独行之路,“倔强”地守候一份人文知识分子的“初心”。总之,本论文意在超越以往有关韩少功研究的单一路径和思维范式,主要采用综合归纳与比较分析、微观研究与宏观阐述结合一体的方法,对韩少功的文学实践和创作思想的价值追求做全面的阐释与解读,并以此为基点,借以能够拓宽学界对韩少功研究的路径。如此,或许能够获得更多的学术空间和理论启示。

常琳^[6]（2020）在《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一门显学,关于鲁迅的研究经历了从政治研究到思想研究再到价值研究的变化历程,这是学术研究的前进过程,也是鲁迅深入被解读的必然发展。作为一项研究,要真正走进鲁迅读懂鲁迅,需要走入鲁迅内心探究鲁迅思想深层,唯有探究思想产生的内里源头和生发原因,方能读透鲁迅思想渗透之下呈现出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回归一个真实而深刻的鲁迅形象。论文将研究重点着重于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范畴覆盖鲁迅全部的文学和创作活动。纵观鲁迅一生,“个”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语境的影响和渗透,而“个”思想的呈现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其生发和衍变的发展过程。以思想研究为核心,以时间发展为线索,对鲁迅“个”思想的研究始于早期五篇文言论文,历经《呐喊》时期,《彷徨》时期,《野草》时期,贯穿其一生。五篇文言论文蕴涵鲁迅早期“个”思想内涵,也奠定鲁迅终其一生的思想指引,其后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早期“个”思想的延续发展,也是折射呈现。“个”思想是对鲁迅思想的概括和定位。“个”的内涵所指和意义范畴与“个人”“个性”以及“个人主义”有别,在此,“个”之所指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或文化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学性概念,它包括从自我出发的人的个体生活和生命体验中的痛苦、恐惧、绝望等相对比较激烈的情感状态和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是一种以体验性感受和叛逆性思考为特征的个体文化身份自觉。“个”本身并不具有“麻木”、平和、中正、理想主义等在政治学、社会学和道德意义上的种种“积极因素”和正面价值。“个”是源自鲁迅作为个体内在生命性的体验,以反抗和叛逆等形式外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之中,这一内里的情感状态以及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贯穿其全部文学活动,却又在不同时期呈现不一样的生发状态。关于“个”思想的解读和阐述,我们借用“体验”一词来进行阐释。“体验”是一种个人感知,“体验”也是一种文化选择,它着重创造主体本身的精神体验和心理过程。“体验”既重视个体的主体性,也重视体验者的主观精神活动,同时还重视作为主体的体验者本身的自我选择和过滤表达。对于鲁迅“个”思想形成的生命体验,既有童年生活体验中的叛逆性思考,又有家庭生活体验中施爱与失爱的理性感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渗透性影响,又有日本文化体验的直观性接受;既有晚清学人教诲的接受影响,又有西方思潮间接接受的他者影响。这一基于个人和国家、家庭和工作、生活和思想相互渗透又彼此影响的体验过程,经由鲁迅自我的判断、选择、接受和内化,聚集为一种内刻于骨外化于肤的极具鲁迅特色的“个”思想。“个”思想既是鲁迅思想生发的源头,也是始终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个”思想是鲁迅呈现出的思想特质,也是我们借以窥视和解读鲁迅的方式与途径。“个”思想包蕴了鲁迅从“希望”走向“绝望”的心路历程,“个”思想也积聚了鲁迅关于“爱”与“恨”的情感交织;“个”思想让鲁迅敢于直视未来,“个”思想让鲁迅勇于面对死亡。基于内心深刻感悟喷薄而发的这一根基性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鲁迅的思想,而是一种具有民族本土性,关乎生命个体化的中国问题的思想,更是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依据和思想呈现,这种民族性立场和世界性立场都源自于鲁迅个体生命体悟中的本土经验和生命体验。而我们对于鲁迅的探索和认知,不仅仅是在探究个体鲁迅,也是在探究我们自身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一方面它让我们以俯首的方式沉入生命的最深处,用对生命的切身感受和切肤痛感去认知我们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存在,另一方面它让我们仰视个体生存背后整个民族以及这个民族刻烙下的文化和历史,它们是个体生命选择之源,也是个体生命呈现之态。在这个宏大的历史与民族文化表征中,鲁迅是第一个体验者,也是第一个言说者。

常红霞^[7]（2020）在《“战士式”国民人格 ——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解析》文中认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与维护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质的矛盾之间,“战国策派学人”林同济选择了一条异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与卫护传统的途径,将民族主义的主张诉诸于民族文化的反思及对传统人格的改造、现代国民人格的塑造当中。林同济一生始终都在关注“人”的问题,国民人格思想是他思想的精髓部分。他对“战士式”国民人格的塑造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眼下严峻的抗战局势,更深远的意义是在抗战中为中华民族铸造一个新文化、新人格,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和个人个性的焕发燃起星星之火。本文以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为具体的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进行阐述分析。首先,通过分析其“战士式”国民人格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了解国民人格思想背后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基本的思想基调;接着,进一步研究林同济国民人格思想的主要内容,从林同济对中国传统人格特质的批判、“战士式”国民人格塑造的现实路径和“战士式”国民人格的精神特质三方面对林同济想要塑造的国民人格进行解析;最后,综合全文对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进行评析。“战士式”国民人格诞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是林同济综合毕生所学所爱,试图改造颓萎的民族文化、发扬理性民族主义精神、塑造现代国民人格的努力。在经过少年时期儒、道精神的熏陶,青年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留学时期西方政治思想的浸染之后,林同济的思想逐渐成熟。回国之后,他开始拿起思想的武器,将整个形势抽象化为“力”与“战”“民族与国家”“人格”等诸概念,将救亡与启蒙并肩推行。林同济认为传统的中国人格缺乏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将公德与私德混淆在一起,是一种柔道的人格型。基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最高境界的影响,他从宇宙观入手,去塑造一种新的国民人格,继而从中西文化当中寻找列国酵素来丰富“战士式”人格的内涵。通过找回大夫士的精神、汲取尼采超人人格的气质、发现回归主义者人格、并始终强调个性解放与国命整合的统一,一个洋溢着“力”“忠”“勇”“爱”“嫉”“悔”等精神特质的“战士式”国民人格跃然纸上。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既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是思想家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脉搏,在无情的时代寻求伟大意义的主动创造。林同济想要塑造的国民人格不仅仅适应于抗战的现实需要,也是在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抑扬褒贬之中探寻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路径,更是对现代国家国民人格的思考。他思想当中强烈的家国情怀、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和对“人”自身价值的肯定,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恋苗^[8]（2019）在《反思与认同 ——论韩少功乡土小说创作中的巫楚文化》文中提出作为一名思想型的作家,韩少功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思辨意味。以理性着称的韩少功,其乡土小说创作蕴涵浓厚的巫楚文化韵味,这是韩少功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对巫楚文化的优化选择:在启蒙语境下,追求现代意识的进步,韩少功书写巫楚文化是为了批判落后的原始文化与国民劣根性,表现出其对巫楚文化的反思态度;在工业化充分发展的语境下,韩少功书写巫楚文化不再是以批判为主,而是认同巫楚文化中某些合理的部分,以疗救现代文清特写功明了征韩大病“,少量态巫从功书的楚其写在精文乡这乡神化土土些。”小小神第的说说秘一概中创的章念人作民,。神绪第中间文的巫化论二交楚,章错文,阐,,述在化是为物的了巫象体了韩楚的现对。巫交少文融第楚功化乡的,三文语章化土影言,进行小响说下的在批创,交启作织韩中少蒙判性语,境反的功时巫空下思的楚的,,乡交以其文土化小叉理内研说四性容个着从究表pè?方称内在现现状出面的,来巫理性韩形少式书上体现为反思原始思维,从外在形式上体现为批判国民性。第四章,在工业化语境下,按照社会发展进程,提倡科学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韩少功在新世纪之后仍将巫楚文化作为他乡村书写的重点,韩少功如此反其道而行之有两个目的:一是欣赏原始思维,二是重塑民族性格。第五章,韩少功书写巫楚文化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立场上,现代性的两个层面体现其创作重构现代价值;在审美上,巫楚文化中大量神秘的叙事使韩少功乡土小说创作形成瑰丽而神奇的风格。

陈晨煜婷^[9]（2019）在《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现代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的现代性是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一系列人的心理和行为素质,其内容主要包括:人的精神气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人格心理、道德品质、行为方式等等。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现代性是衡量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希望。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作为承载着国家民族使命与希望的知识分子群体,其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对当代青年的价值观与现代性塑造提供了可靠借鉴,对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有一定参考价值。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现代性研究立足于现代性内涵,以原始史料与国内外研究现状为研究基础,运用归纳演绎、多学科交叉研究以及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所提出的“潜在结构分析”等研究方法,把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现代性研究作为一个集历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现代化问题等为一体的多学科交叉问题研究。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现代性是在复杂的时代社会背景与群体背景中孕育而生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国内经济现代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教育改革等为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现代性的产生打下了社会基础;青年学生群体自身救亡图存的使命感与爱国理念的践行成为其现代性产生的内在动因。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较为明显地产生了现代性。科学思维与理性思维的产生形成了青年学生思维方式上的现代性;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产生构成了青年学生思想观念上的现代性;革新精神与进取精神的实践组成了青年学生行为方式上的现代性。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现代性表现出传统性与反传统性对立、“小我”意识与“大我”意识统一、政治参与和社会动员密切结合的特征。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促使新型知识分子引领现代化,推动国民性向现代演变,促进现代化进程向心性层面演进,推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然而,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没有把握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将中西文化对立,忽视现代性的全面发展。由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现代性可以看出,实现人的现代性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需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性相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青年为先锋,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协调人与社会的现代性。

杨丽霞^[10]（2019）在《“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文中研究表明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反抗外敌入侵取得胜利的伟大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和象征。同时,民族危亡催生中国文化裂变与新生,抗战促进现代文学由启蒙的“精英姿态”到人民性转变,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改造“隐忍”、“谦和”的国民精神,开掘新的、鲜活的“刚性”文化力量以抗击暴敌,成为抗战的重要内容。老舍是中国抗战时期众多作家的典型之一,抗战前的自由知识分子老舍,于战争全面爆发后,毅然投身抗战革命洪流,特别在“家”“国”矛盾、“尽忠”与“尽孝”、“新文学”与“旧文艺”的两难选择中,他做出非比常人的决定。正是这样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作家其转变历程更具代表意义,老舍以自己最具长处的“笔”服务抗战,为抗战第二条战线胜利做出一个作家、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本论文试图在以往优秀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抗战中老舍的启蒙思想与民族精神建构,开掘抗战中老舍“士”“卒”转变的机制与心路历程,揭示老舍个体生命体验对文本创作潜在规约作用,从而再现一个“士卒”合一的老舍形象。老舍处在“传统”和“现代”融合非常复杂的时代,他接受“五四”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对中国国民性格进行反思和批判,期望以西方文明来烛照东方人格。而抗战改变了老舍的生活境遇与创作理念,为他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提供机缘。他把目光聚焦到开掘传统文化精华上来,挖掘民众几千年“礼”文化规范下所形成的“谦和”、“隐忍”人格中潜藏的无限战斗力量。老舍把“五四”启蒙志士建构的文化批判路径与“改造民族灵魂”主题延伸到抗日救亡“大时代”,救亡亦即启蒙。本文以老舍投身抗战的心理困境——在抗战中突围——《四世同堂》正好印证抗战中老舍思想的理路设置框架。老舍完成对民族国家的曲折体认,由新文学自由知识分子转变为抗战文艺界“小卒”,从疏离政治到亲近政治、参与抗战宣传到建构抗战文艺,在政治和抗战文艺实践中,其思想产生了“现代”和“传统”二元纠缠的复杂关系,老舍在“士”与“卒”之间、“政治”与“国家”之间、新文学与旧通俗文艺之间徘徊纠结。但老舍毕竟是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尽管在抗战中,他饱含情感激越与思想犹疑,却无法阻挡他“舍予”为国的脚步。他对启蒙进行创作性转化,启蒙是实现现代性手段,而救亡又是另类形式的“启蒙。”在“国家至上”这意义层面上,老舍又完成“自由知识分子”到抗战“小卒”的沟通,即“卒”也是“士”,为新文学向“功利性文学”转化提供可行性通道,同时成功从思想禁锢、政治困境、文学规约的泥沼中突围。抗战中的老舍,既是“士”也是“卒”,在沟通“士卒”的基础上,表达对民族文化建构与民族精神更新的思考。《四世同堂》即是老舍抗战心路历程的真实再现,以小说人物由“士”到“卒”而“士卒”统一的艰难历程,折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抗战时期老舍的心理困境与人生突围,并寄予他们启蒙大众的先锋期待。从老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士”大夫文化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裂变与重生;能够感受到其文化心理演变的轨迹,譬如觉醒与怀旧,追求与失落,保守与激进、困惑与挣扎。抗战中老舍思想纠结与转变,归根到底,属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范畴。传统文化现代化主要包含“继承而扬弃与改造并创新”两个路径,传统文化是根脉,现代化则是灵魂。老舍创造性地把以“个体觉醒”为基点的“五四”启蒙理路,转向“群卒”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在知识精英引领下,开掘“刚性”精神与“猎人文化”特质,打破文化“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模式,强调文化融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在现代性与传统性融合基础上,衍生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文化,更新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人民主体精神建构,完成由个体“士”带动“群”的道德轨迹进而达到人人皆可为“卒”的伦理站位。

二、现代化与国民性重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化与国民性重塑（论文提纲范文）

（1）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3）抗战时期沈从文“国民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伪满乡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论文提纲范文）

（6）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战士式”国民人格 ——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8）反思与认同 ——论韩少功乡土小说创作中的巫楚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9）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现代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代化与国民性重塑（论文参考文献）

• [1]刘师培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D]. 巩艳.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2]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 雷月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抗战时期沈从文“国民性”思想研究[D]. 袁师师. 吉首大学, 2020(03)
• [4]伪满乡土文学研究[D]. 范娉婷.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5]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D]. 王蕾.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D]. 常琳.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战士式”国民人格 ——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解析[D]. 常红霞.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8]反思与认同 ——论韩少功乡土小说创作中的巫楚文化[D]. 张恋苗. 湖南理工学院, 2019(01)
• [9]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现代性研究[D]. 陈晨煜婷.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2)
• [10]“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D]. 杨丽霞. 河北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