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管理》2001年总目录

一、《农业科技管理》2001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郭向东^[1]（2021）在《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粮食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还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全球经济放缓并受疫情冲击影响这一大背景下,在“十三五”收关、“十四五”开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面临新的诸多挑战的情况下,研究农业经济发展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如何有效平衡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关联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为研究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影响与作用机制,以中国农产品价格、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VAR、非线性MS（M）-AR（p）、非线性MS（M）-VAR（p）等模型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的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国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呈现出显着的长期记忆性特征。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时间序列对其不确定性的冲击反应较为显着,但是,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不确定性对其价格指数的冲击反应都较为微弱。农产品价格指数在四种滞后阶数具体情况下,可以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的冲击响应维持在正向水平;方差分解表明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时间序列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中国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在四种滞阶数具体情况下,也对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的影响作用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上产生影响。方差分解发现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我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很大。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中国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而对中国林业、渔业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较大。对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经济较难由“低速增长区制”向中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由“中速增长区制”攀升至“快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相对较高,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及技术优势。当中国农业经济步入“中速增长区制”与“快速增长区制”后也不易发生大幅下降,即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时维持概率均较高,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大,处于“中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小,处于“快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居中,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需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快速发展。中国农业总产值和中国GDP增长路径并不完全同步,农、林、牧、渔四部门经济的增长路径也各不相同。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的维持概率均较高;而转移概率都相对较低,因此中国农业经济具有一定的惰性特征,不易改变所处的增长状态,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成功步入高速增长状态,会倾向于维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但一旦落入低速增长状态,将面对十分严峻的经济复苏挑战。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时变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却具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微弱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或“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同样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农业与经济”系统中的结果不同;而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最强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价格时间序列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具有长记忆性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完善了相关学术体系。（2）本文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以农、林、牧、渔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样本,排除既往研究仅选取个别种类农产品作为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补强了既往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3）本文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将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区分为低速、中速和高速三种区制,并计算了不同区制间的转移概率、平均持续期和具体转移时间,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农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4）本文将研究金融问题的研究思路引入到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使用MS（M）-VAR（p）模型分析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处于不同运行状态和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5）本文使用前述方法研究所得的结论,即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处于三中不同运行状态及三种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作用,丰富和完善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影响与作用的学术体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策的制定者在实施农产品价格调控时应首先考虑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性,避免价格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社会成本,减损社会福利;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的长记忆性特征,实施价格调控时要考虑政策的周期性和有效性。第二、由于农产品价格水平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增长,而且农产品价格周期成分对宏观经济增长周期成分影响较大,政府应关注并监测“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非正常波动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避免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第三、由于农业经济的弱质性特征及农业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强烈相关性,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实施2004年以来的农业扶持政策,特别加强除渔业以外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的支持力度。第四、由于农业经济发展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政府应强化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意识,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出口贸易的这一重要意识,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增加新的推动力,解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驱动力问题。本文包括图66幅,表46个,参考文献328篇。

郭茹^[2]（2021）在《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01年“走出去”战略正式写入“十五”规划以来,中国农业企业国际化步伐不断加速。“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鼓励企业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凸显了国家层面支持农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决心,也昭示着农业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进程逐步深化,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也相继涌现,尤其是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为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带来了众多难题。然而,已有农业企业“走出去”研究关注了东南亚、中亚等地区,但是少有研究针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进行深入分析。中东欧国家是当前全球重要的新兴市场,同时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必经之路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区域支点。尽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拥有良好的农业合作历史与现实基础,为农业企业进入中东欧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针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开展的研究相对不足,无法为农业企业面向该地区制定“走出去”战略决策提供有效支持。因此,基于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的系统扫描,研究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依据动态能力理论、制度理论和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针对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开展研究。通过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多维度的量化分析,构建了基于环境扫描视角的战略决策矩阵,以期为农业企业制定与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相契合的“走出去”战略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引。首先,本研究应用关键词聚类分析与密度分析法全面梳理了环境扫描对战略决策的影响、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以及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的相关研究文献。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应用系统分析法回顾了农业企业进入中东欧市场的发展历程,应用大数据分析法剖析了中国农业企业发展与“走出去”现状,并从农业资源禀赋、农业投入现状、农业生产现状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业发展状况。研究发现,目前缺少对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开展的针对性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现状;（2）中国农业企业选择中东欧国家“走出去”的潜在机遇;（3）中国农业企业选择中东欧国家“走出去”的潜在市场规模;（4）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可行的“走出去”战略。其次,依据焦豪等（2021）提出环境具有复杂性、模糊性与动态性特征,本研究将环境扫描过程分为市场环境分析、多维距离分析与合作潜力分析这三个阶段。上述三个阶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阶段的研究都建立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呈现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本研究选取2009年至2018年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的面板数据,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进行全面评价。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取制度距离与资源互补性指标构建多维距离评价体系,通过回归分析讨论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中制度距离与资源互补性对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在应用Arc GIS软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与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经济规模动态性对双方农业合作潜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东欧国家在环境扫描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第一,在市场环境整体水平上,中东欧北部三国具有显着优势,其次为中东欧腹地四国,最后为中东欧南部九国。第二,在经济资源互补性上,中东欧腹地四国与中国经济资源互补性最强,其次为中东欧南部九国,最后为中东欧北部三国。第三,在技术资源互补性上,中东欧北部三国与中国技术资源互补性最小,其次为中东欧腹地四国,最后为中东欧南部九国。第四,在农业合作潜力方面,中东欧腹地四国与中国农业合作潜力最大,其次为中东欧南部九国,最后为中东欧北部三国。最后,基于环境扫描视角,从市场环境、多维距离、合作潜力三个构面入手,构建了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矩阵,分析了不同板块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环境现状、“走出去”机遇与挑战,面向农业企业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走出去”战略建议。通过矩阵分析,本研究提出中国农业企业在进入中东欧市场时,可以将中东欧腹地四国作为核心要塞,采取积极进取的“走出去”战略;将中东欧北部三国作为技术高地,采取创新合作的“走出去”战略;将中东欧南部九国作为自然资源平台,采取稳健进入的“走出去”战略。本研究将环境扫描应用于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领域,从识别和评估机遇（Sensing）,以及捕捉机遇和获取价值（Sizing）角度丰富了动态能力理论的微观基础。同时,为我国农业企业提升“走出去”战略决策能力,抓住中东欧市场潜在机遇提供科研支持。主要贡献和创新点包括:第一,本研究是国内首次针对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开展的研究。现有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决策的研究更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为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决策研究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主体,也丰富了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的本土化研究。第二,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包括市场环境分析、多维距离分析、合作潜力分析三个阶段的环境扫描框架,并对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基于环境扫描视角针对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决策问题开展的研究较少,这一框架与维度丰富了中国农业企业环境扫描研究的视角与思路。第三,本研究以中东欧国家市场环境作为切入点,帮助中国农业企业搭建了基于环境扫描制定面向该地区“走出去”战略决策的实践路径。现有农业企业“走出去”研究更多关注东南亚、中亚等地区,本研究填补了现有研究中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的空白。第四,本研究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农业企业“走出去”面对中东欧市场大量非结构化环境信息的分析方法。应用多源信息融合的环境扫描方法可以提升农业企业环境扫描效果,为农业企业面向该地区“走出去”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葛小寒^[3]（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王旭辉^[4]（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文中提出高等教育和其他任何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一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问题。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或劳务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连接着两座桥,一座通往个体求学者及其家庭,另一座通往社会用人部门和国家。从而高等教育客观上存在着两类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供给和需求,它们分别是个体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教育机会供给、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源供给。两类供求关系分别发生于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环节,共同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分别把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所涉及的供求关系称为第一类供求关系和第二类供求关系。在我国特殊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给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第一类供给,招多少人、招生的专业结构如何往往决定了毕业多少人、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如何。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具有“一元供给”和“二元需求”的基本特征,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供求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高等教育的两类需求由于目标上的不一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结构性错位,它们分别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对称的拉力。这将使高等教育的办学陷入两难困境。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就显得很有学术意义。遗憾的是,当前大量文献往往只局限于对其中的某一类供给和需求进行探讨,把两种供求问题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文献十分罕见。这恰恰就是本文要面对的一项综合性工作。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层面,讨论的是供求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具体研究分为事实分析和规范研讨两个部分。在事实分析中,首先分别对我国高校的分专业供给分布和我国高校的分专业学生需求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让读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分专业表现有一个相对关系的概念。我们分别以招生规模和平均生源指数作为衡量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参数。数据显示,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生源条件,专业间的差异均十分显着,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然而,“招生大户”并不必然等同于“热门专业”。为了考察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匹配性,或者说结构协调性,就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关系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相应地,本文也利用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就业数据评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关系,发现结构性矛盾同样存在,但似乎较前者要乐观一些。事实上,之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在前后两头都存在供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类需求本身的矛盾。在这般现实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必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提高学生的专业满足率以平衡第一类供求关系,要么提高专业结构的社会适应性以平衡第二类供求关系,要么采取折衷方案以兼顾两头。每一种政策取向都有舍有得,难以做到十全十美。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只告诉我们“现状是什么”,却无法为我们提供“理想是什么”和“如何构建理想”的信息。这要求本文必须从事实研究转向学理研究,从规范意义上进行价值分析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由陈述、逻辑推理和哲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关键性见解:首先要以市场性供给取代高等教育中的“配给式”供给,这是调节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这是一种具有综合协调功能的矛盾调节策略。两个主张分别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双重结构性供求矛盾朝着有利方向移动的“通解”和“特解”。当明确了何为理想和构建理想的基本思路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构建理想模式的现实途径,提出了八条政策创新方向。它们分别是关于如何构建我们想要的均衡模式和如何让这一模式发挥最佳功效的若干政策思路。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八种方案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和政策组合,以互补的方式参与到构建理想模式的政策实践中,而不宜割裂地运用。只有这样,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双重供求矛盾才能在长效机制下走向综合协调意义上的动态平衡。这就达到了“治本”的目标,跳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思维,避免了只根据数据上的诊断直接为不同专业如何调整供给提出具体的、静态的标准答案。这正是本文将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有机结合的奥妙所在。

王薇^[5]（2015）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畜牧养殖数量最大的国家,畜牧业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2年5月2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是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本论文在此背景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规划》的基本理念,研究影响我国动物疫情政府防控能力的基本要素,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防控政策、创新防控组织体系建设、防控技术推广以及促进、社会防控资源整合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综合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理论、脆弱性分析、动物卫生经济学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规划》提出的四个能力建设的基本保障,提出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的四大基础要素：法制规范、组织体制、科技支撑和条件保障。分章对此四大基本要素在我国建设的基本概况、存在的基本问题、问题引发的原因、国外的基本经验及做法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和做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政府提高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探讨和实证昀方法对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与结论。首先,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其中需要改变观念,从动物卫生安全的高度看待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立法；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碎片化；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其次,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需要从专业性出发设立常规性指挥机构；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合式组织结构；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再次,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需要做到接轨国际标准,加强科技支撑基础条件建设；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支撑沟通平台建设；注重社会需求,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机制；重视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与防控实践相结合。最后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需要在条件保障上重心前移,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合理安排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通过案例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可能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一是基本研究思路的创新性。文章突破单纯的从畜牧兽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防控问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管理行为如何削弱或消减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发生的风险。二是计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项目采用回归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影响防控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对我国短期内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胜利^[6]（2014）在《中国休闲农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二十年来,中国休闲农业呈现“井喷”发展趋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休闲农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业态,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一定的比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全面把握中国休闲农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以此为选题进行了四年的系统研究。本文系统分析了大陆30个省市区的休闲农业发展现状及其相关基础数据,探索了休闲农业相关数量指标及其统计规律性,并实现了对全国休闲农业分布密度的科学分区。依托湖南省面上调查的数据,分析了湖南省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经济学特征和地域分布特征。依托对2229个休闲农业经营实体的个案调查数据,分析了休闲农业经营业主特征、生产性项目和服务性项目的成本／收益情况,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为相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了理性依据。对中国休闲农业的质性研究发现：1、中国休闲农业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提出了中国现代休闲农业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萌芽催生期、初步发展期、快速发展期、规范发展期；2、对中国休闲农业发展的共性特征分析表明,休闲农业是整合第一、二、三产业的服务“三农”的朝阳产业,通过巧妙融合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使休闲农业成为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3、从休闲农业发展现状来看,整体宏观环境还存在诸多障碍因素,尤其是在筹资融资、土地流转、市场秩序、品牌传播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更为突出；4、中国休闲农业的发展趋势是明显的：一是创意策划品牌化,二是服务人本规范化,三是产业经营联盟化,四是技术集成模式化；5、对中国休闲农业的战略研究,形成了三大基本战略思路：基于城乡统筹的休闲农业协同发展战略；基于地域分异的休闲农业差异化发展战略；基于文化价值论的休闲农业品牌文化战略。发展休闲农业的宏观管理策略,必须通过构建休闲农业的公共政策支持体系、科技创新支持体系、人力资源培育体系和共性服务平台等方面着手。其中,休闲农业的公共政策支持体系建设重点应考虑：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速土地制度改革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考虑加强政府促推休闲农业的项目建设。休闲农业的科技创新支持体系,包括依托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休闲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撑平台,主动筹建休闲农业规划设计中心、休闲农业研究院所等休闲农业科技创新专业平台,形成对休闲农业相关理论、关键技术、导向性技术的科技创新支撑。休闲农业的人力资源培育体系建设,通过专家队伍和技术人员培育,构建休闲农业人才资源库；通过对休闲农业管理队伍、经营业主、从业人员的分层次针对性培训,全面提供行业的人力资源水平。休闲农业的共性服务平台建设,首先必须制订区域性休闲农业发展规划,促进区域休闲农业有序、规范发展；通过制订针对性的行业规范或技术规程,规范行业行为；通过建设休闲农业信息化服务平台,整合行业资源,为行业发展提供高效运作平台。休闲农业经营实体的发展是个性化的,个性化的发展首先要在规范运筹方面理清思路,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为此,本文提出“六字真言”实施策略、“五大工程”实施策略、“四区联动”建设策略和“三化配套”建设策略,为休闲农业经营实体的规划设计和经营管理提供思路和策略。休闲农业经营实体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必须面对市场,从品牌发展、筹资融资、市场营销等领域,设计和实施适合自身特点的市场运作策略。对于实行委托—代理制的休闲农业经营实体必须重视以下策略：构建特色化的企业文化；实行分层责、权、利授权；生产性项目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品牌战略。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管理策略,核心在于综合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休闲农业经营者必须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

徐群^[7]（2012）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文中指出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现象,它同样影响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化完全背道而驰的趋势是不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社会过程。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无论其城市化水平或者产业结构演进的程度都领先于我国其它城市。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功能逐步凸显,集聚功能进一步提升。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2010年末上海户籍人口1412.3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仅157.37万人,城市化率达到88.9%,可见上海已步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上海也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并已超过半数。反观农业,上海非农业大市,却是一个农业强市。截至2010年,上海的耕地面积为20.10万公顷,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最低者,但同时,就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商品率等方面而言,上海名列前茅。其城市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许多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并联动杭州、宁波、南京等地,形成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目前,上海已进入城市化后期,历经了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本研究在考察上海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演化轨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三个角度切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对上海农业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上海由一个多功能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化率因各种原因,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78年降至58.75%。在这一阶段,温饱问题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农业的功能是以提供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为主,仅在近郊和苏州河沿岸的狭小区域内,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蔬菜产区,呈现部分城郊农业的发展特征,其他广大区域均以粮棉种植为主,呈现典型的乡村农业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地区第一产业业人员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但至改革开放前,第一产业仍吸纳着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从业人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在全市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但至1978年仍占到50%以上,仅减少4.9个百分点,总体上形成以农业用地为主导的土地利用结构。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上海的农业产值从2.27亿元上升到18.26亿元,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导向是大力发展工业,于是“以农补工”成为一种趋势,即以“价格剪刀差”等形式通过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所有的资源都向工业倾斜,对农业的投入自然会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区的发展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整个城市定位从单一化的工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改变。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60.72%上升到1999年的73.84%。在这段时期,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对生活质量开始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新鲜蔬菜和副食品的需求直线上升,上海地区也相应呈现出城郊农业的典型特征,畜牧业快速发展,并在后期出现都市农业的萌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呈下降趋势,农村青壮男性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在总体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1979年到1999年间,耕地面积由35.58万公顷下降到29.09万公顷,减少了18.24%,但农业产值从20.41亿元上升到206.90亿元,发展迅速。其中,科技投入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阶段,“以农补工”的情况基本结束,逐步转向“工农自补”,并在后期开始出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战略调整,上海在迈入新世纪之际,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朝着经济、物流、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和长三角大都市带龙头的方向积极建设。上海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已接近75%,到2010年达到88.9%,进入城市化后期。从经济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2000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达到50%以上。2000年,上海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到2010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表明上海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阶段,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对提高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农业发展进入到都市农业阶段,农业的多元功能作用开始显现。在对上海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业发展影响考察的基础上,第五章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总结。首先从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总结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其次,从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下降、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三个方面归纳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最后,文章就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其它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规划农业发展之时可以借鉴的地方,提出八大建议,分别为：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林坚^[8]（2009）在《海峡西岸经济区承接台湾科技产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等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科技产业对接为切入点，探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台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尝试从博弈的研究视角来揭示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台湾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范式。通过规范分析，本研究揭示了台湾科技产业投资大陆的现状、区域演进和发展趋势，总结了台湾科技产业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并在两岸学界研究成果和台湾地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台湾科技产业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环境需求、风险顾虑进行深入的解构分析。研究中，重点选取经济环境和经营环境两个方面对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大陆其他三大台商聚集地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总结了海峡西岸经济区承接台湾科技产业转移的内外制约因素，并结合区域内福建、浙南、赣东南、粤东各地区的情况论述了各自的具体约束性条件。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结合国家关于海峡西岸发展的相关战略指向，本研究就海峡西岸经济区承接台湾科技产业转移的区域梯次、区域布局、产业定位和承接战略、承接模式进行了规划性论述，并就海峡西岸经济区以“硬环境”、“软环境”和“竞争性环境”为主要内容的投资环境建设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认为，科技产业转移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海西区与台湾区域经济整合的必由之路，而将海西区科技产业发展作为整体来描述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本文的研究仅止于对海西区（尤其是区内各次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定位和承接重点进行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作为整体的海西区科技产业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丁晓蕾^[9]（2008）在《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植物遗传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农业化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陆续得到阐明和运用,实验科学逐步取代经验科学成为科技发展的主流,农业科技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蔬菜科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萌芽,并随着科技革命的浪潮或快或缓地向前发展。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蔬菜科技经历了清末民初的萌芽,民国时期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与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快速发展历程。在以育种和农业化学为主体的第一次农业科技革命,以及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二次农业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中国蔬菜科技取得了重要进步,并获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在生产中的转化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蔬菜的综合生产供应能力。到20世纪末,我国的蔬菜科技赶上并在部分领域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本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为五章。首先在回顾中国传统蔬菜科技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认真梳理了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发展历程,并依据其发展的阶段特征将发展进程分为萌芽（晚清-1911）、初创（1911-1949）、繁荣发展（1949-1966）、曲折发展（1966-1977）、快速发展（1978-2000）五个阶段；然后对蔬菜科技教育与人才培养、科研推广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蔬菜科技交流与传播,以及百年中我国在蔬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蔬菜作物遗传育种、蔬菜作物栽培、蔬菜作物保护、蔬菜贮藏加工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最后在此基础上,重点从相关学科发展的推动、国家政策、制度和组织协作对蔬菜科技进步的影响、社会需求与蔬菜科技进步的相互作用、资源与环境压力对蔬菜科技进步的要求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影响我国蔬菜科技进步的主要因素。结语部分对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总结,对21世纪的蔬菜科技发展进行了展望。研究认为：20世纪我国的蔬菜科技完成了由传统经验科学向现代实验科学的历史转型。中国蔬菜科技教育、科研与推广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曾受到多个国家的影响,如20世纪前20年的日本、1920至1940年代的美国及西欧、1950年代的苏联等,1970年代后,基本形成了我国自己的蔬菜科技教育、科研、推广体系。在中国蔬菜科技的发展进步过程中,相关学科的发展,国家政策、科研投入的大力扶持,科研组织机构的进一步完善,协作研究的广泛开展,社会需求的快速增长等因素共同成就了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环境压力决定了蔬菜科技在20世纪后20年及21世纪的发展方向。

陈然^[10]（2008）在《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高等农林本科院校是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数量有限,却在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服务中发挥着其他类型高校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独立设置的38所普通高等农林本科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了困境,在招生、就业、专业与学科设置、经费投入等各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尝试从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的起源开始追溯,分解放前后两个阶段回顾其发展历程,厘清其发展脉络,总结了一百余年来这些院校的五种发展模式,即解放前的“独立-合并/独立”与“综合-综合”模式、解放后初期的“独立-独立”模式与目前的“独立-综合”和“综合-独立”模式;接着介绍了目前我国农林院校在组成与布局、学科与专业设置、重点学科与硕、博士点分布、发展目标等方面的基本状况,说明尽管当前的农林高校都已变为多科性院校,并向综合性院校发展,但从根源上看是传统的农林学科因专业目录调整后扩展分布到与农学相关的工学、理学和管理学领域,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急速扩张造成的,其优势与特色还是在传统的农学领域;然后论述高等农林院校的社会适应性,先从社会外部环境着手,就经济、教育政策体系、宏观教育环境与人口等三个方面分析这些因素对农林院校的影响和作用;再从高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角度,分析我国高等农林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做出的贡献与不足;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高校两个层面提出解决我国农林本科院校发展困境的政策与战略,说明农林院校要实现良性发展,不可能单纯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政府必须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农林院校也必须在从专门走向综合后不断巩固与强化特色。论文最后选取5所具有代表性的高等农林院校做了较为详尽的个案分析,在实践层面上对前述研究结果做了适当验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全国农林院校从初创到当前的总体情况做了全面梳理,概括出农林院校发展的五种模式,并利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来分析农林院校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从高校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解决发展困境的对策与建议。

二、《农业科技管理》2001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业科技管理》2001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5）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休闲农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8）海峡西岸经济区承接台湾科技产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农业科技管理》2001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向东.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中国农业企业面向中东欧国家“走出去”战略决策研究[D]. 郭茹.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4]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D]. 王旭辉. 厦门大学, 2017(01)
• [5]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D]. 王薇.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8)
• [6]中国休闲农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 张胜利. 湖南农业大学, 2014(09)
• [7]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D]. 徐群.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8]海峡西岸经济区承接台湾科技产业研究[D]. 林坚. 厦门大学, 2009(11)
• [9]20世纪中国蔬菜科技发展研究[D]. 丁晓蕾. 南京农业大学, 2008(06)
• [10]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发展问题研究[D]. 陈然. 厦门大学, 2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