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政府制定计划

一、农户给政府定计划（论文文献综述）

赵娜娜^[1]（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兴^[2]（2019）在《抗战时期陕西地政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说明地政建设是民国时期政府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工作。陕西省地政建设兴起于全面抗战时期,当时陕西的土地问题十分严峻,如土地从未整理、地籍混乱、田界不明和土地纠纷迭起等诸多问题,加之抗战的爆发,使得地政建设迫在眉睫。由此开始成立地政机关,制定相关计划,选择试点,通过兴办各项地政业务,希图实现民生主义于西北。通过施行这些措施,陕西地政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间接地支援了抗战建国。本文以抗战时期的陕西地政建设为主线,通过对其研究,探讨陕西地政建设的意义与不足。本文在结构上,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四章。第一章介绍了抗战前的全国土地问题日益严峻,必须通过兴办地政来解决土地问题,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为纲领,推行土地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择点进行了地政实验,各地的地政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问题与不足。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抗战前陕西农村的状况,为了解决当时面临的农村危机,陕西当局开始兴办地政,并选取了部分县先行试办,为抗战时期陕西地政建设的全面开展做了一定的准备。第三章详细论述了陕西地政建设和业务活动。首先,对地政机关、人才培养、资金和技术上的进一步完善作了介绍。而后,对逐渐开展的土地陈报、土地测量、土地登记、规定地价、扶植自耕农和开垦荒地等具体业务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主要是对陕西地政建设的认识。首先,分析了取得成绩的原因在于:地政工作人员的努力、坚持既定的办事原则以及政府的支持;其次,分析了陕西地政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计划不合理、推行业务活动存在较多问题、面临的经费不足、技术装备缺乏和人才匮乏等。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导致整个地政建设工作无法提高效率,从而限制了地政建设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抗战时期陕西当局十分重视地政建设,通过开展各项业务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得政府掌握了准确的土地资料,为其他建设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缺乏和社会环境的制约,陕西省地政建设无法达到预期目标。陕西地政建设事业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与问题,尽管如此,它对于此时期整个国家的地政事业发展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宋丽丽^[3]（2019）在《河北省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已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生产与流通相互促进的关系已得到普遍认可,为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必须依靠在农产品流通领域起到决定作用的农产品经纪人,因此,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支持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能够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本文以河北省农产品经纪人为研究对象,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挖掘河北省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对策建议,以期加快河北省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本文从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的背景入手,在整理国内外学者对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从概念界定、理论依据、农产品经纪人的特点、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重要性和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原则五个方面奠定本文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继而,结合河北省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现状,分析农产品经纪人的类型,并通过理论分析法梳理出构建河北省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指标体系,进而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目标数据的统计分析,深入挖掘出当前河北省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存在整体素质较差、内部管理有待加强和外部支持不足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从全面提升农产品经纪人素质、提高农产品经纪人内部管理水平、加强农产品经纪人的外部支持等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河北省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的对策。

王毅^[4]（2019）在《1950年代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文中认为苏南是全国最古老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1890年就有了由官僚、地主和商人创办的近代工业。一战期间,苏南纺织工业初具规模。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并策动军阀混战,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行经济掠夺,民族纺织工业饱受摧残,民族资产阶级面对日军压力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与策略。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际、国内市场暂时空虚,出现了短暂的“黄金时代”,接踵而至便是官僚资本集团对民族纺织工业的压榨。1949年2月至4月,江苏地区相继解放后,民族纺织工业面临着恢复生产的重重困难。原料不足、资金不足、销路呆滞、资本家消极观望是恢复纺织工业生产的四大阻碍,中共一方面向资本家宣传保护和扶持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人民银行和国营建中贸易公司进行资金、原料援助,同时鼓励植棉养蚕,纺织工业逐渐好转。为将私营纺织企业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实现对私营企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苏南各地政府按中央指示,通过收购批购、加工订货、统购统销、联营联购等国家资本主义初中级形式对私营纺织企业进行了改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资本家追求利润、反抗国营经济领导的行为愈加明显,并出现了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为打击资本家的非法活动,中共领导工人群众开展限制与反限制斗争和“三反、五反”运动,进一步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也使资本家深刻认识到自身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为公私合营打下了基础。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苏南地区根据中央给予江苏地区纺织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指示,开始有计划地改造私营纺织企业。1954年苏南地区第一批共计11个大型私营纺织企业率先合营;1956年1月,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地推动下,苏南地区进入全行业合营的高潮,到4月,苏南地区基本完成了纺织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苏南纺织工业合营过程中,公私企业之间存在着三个斗争焦点,第一个集中体现在对市场控制权的争夺上,第二个集中体现在产品质量问题的斗争上,第三个体现在以资本和利润为核心的工缴货价问题上。全行业合营后,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实行经济改组和生产改革、清产核资和定股定息、对资方人员安排和改造等对合营企业的双重改造政策。同时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管理和职工物质文化生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企业管理上,废除搜身制;废除把头制度;进行工时改革,实行“三班制”;贯彻婚姻法;建立各级党、团、工会组织,保障工人合法权益。在企业生产上,从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管理四大方面进一步改革,形成了合理有效的生产管理模式,使纺织企业产品质量和产量得到提高。在工人物质文化生活上,从实施劳保条例、改革工人工资、开展集体文化活动、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等四个方面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教育条件和劳动条件,保障工人的身心健康。实现对私营纺织企业的全面改造。通过对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审视,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经历了复杂的心理变迁,资本家与私营企业一样以“五反”运动为节点都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总体表现为对中共政策由“五反”前的动摇、应付和不满,到“五反”后的主动或被动的、积极或消极的配合和接纳。苏南纺织工业在改造过程中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由单个大型企业合营逐步过渡到纺织行业合营;二是合营准备工作分三步展开;三是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改造同时进行。苏南纺织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不足之处具体体现在领导思想的急躁冒进和右倾畏难情绪并存;企业合营的配套保障措施不够完善;对私方人员安排工作存在偏差等方面。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领导层将改造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争论上升为党内政治路线斗争,并一定程度上同社会阶级斗争混同一起;过度追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集中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制度上的不同,没有深化认识到两者在具体体制方面的相通性。

刘卓驭^[5]（2018）在《成都市郫都区2013-2014年治理黑臭河道的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远古时代大禹治水到“水旱从人,蜀人不知饥馑”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炎黄子孙在“乐水治水”的历程中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人类社会因水而兴,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全世界气候变化急剧变化,导致水资源缺乏、水质污染、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关系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区域生态安全、粮食安全”需要水务部门对水资源、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的齐抓共管,涉水管理任务越来越复杂和艰巨。针对水污染治理,江河流域水污染问题在中国很常见。由于水流域跨界、高风险、有害、易复发的特性,水污染治理收效甚微;郫都区作为“西控”“中优”的重点区域,人口众多,工业农业污染点源多,另一方面又是成都的饮用水源保护区,是我国水污染治理的一个缩影。因此,做好该区域的水污染治理工作对推广我国基层地区水污染治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搜集并整理国内外有关研究的理论知识和论据,从中借鉴优秀的案例和科研成果为治理水环境污染提供解决方案。第一板块为论文研究绪论。本文从该水污染项目的各个方面来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从找到治理方案,具体内容分为:当前水污染现状、解决问题的意义、未来发展方针、理论知识及依据、分析问题的角度以及解决策略等方面。第二板块为研究郫都区实施以黑臭河道治理为例的研究价值。通过各级政府开展水污染治理中存在的普遍困惑及郫都区实施黑臭河道治理的主要举措。第三板块为以郫都区黑臭河道治理为重点展开延展性分析,分析造成当前情况的重要因素及主要解决措施,具体的研究分析将在接下来的论文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中表明。这一部分还是从关键性因素展开,以公共管理及其相关理论依据作为理论基础,并从责任主体、资金管理、治理方式等方面来研究,从这一特殊案例探索出普遍性规律,为日后相关案例提供数据和经验。第四板块主要是对于郫都区治理黑臭河道经验的归纳总结,以及从中得出的启示以及研究展望。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6]（2017）在《2016年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形势分析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把补齐改革落地短板作为补短板的重要任务,各地各部门抓统筹谋划、抓试点突破、抓改革督察,经济体制改革各项任务进展顺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突破。一批引领性、标志性的重点改革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开,在改革"大考"中交出了一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优秀答卷

张帆^[7]（2017）在《民国地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应对 ——基于1934年东南大灾荒的考察》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祸患频仍,地方社会屡受摧残。1934年夏季及其后一段时间,东南地区遭遇了百年难遇的超常灾荒,人们纷纷以各种方式起而应对危机。无论从灾荒的致因、长期的影响还是从地方应对之策看,对1934年东南超常灾荒的考察在近代中国灾害史研究中都别具意义。异常天气是1934年大旱灾的直接诱因,但生态环境的破坏、水利功能的欠缺以及地方社会的仓促应对则是促使大旱成荒、灾黎遍地的深层原因。旱灾严重摧残了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引发了频繁的社会动荡。面对大灾荒,在中央政府规划和领导下,各地方政府纷纷勉力应对。在灾荒应对方案上,地方政府依据已有成规或临时法令,构建救济机制,重视社会宣传和赈灾经费筹募。在赈济统筹层面,地方政府除注意上下级机关、各平级机关以及与各事务部门的有效互动,重视与社会力量的赈灾合作,注意对灾民自救因势利导。地方政府的赈灾举措各有侧重,无论是急赈、工赈、蠲缓和农贷,还是机械灌溉的引入、人工降雨的提议与水利工程的推进,均显示地方政府的灾荒应对在承续传统荒政基础上的现代性趋向。行政与市场手段并重以维持经济稳定,严格审查、惩恶扬善以保证赈济功效,抚慰、规劝、命令与震慑多管齐下敉平社会动荡,对确保救灾赈济、维持经济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毋庸置疑,政府的灾荒应对也存在一些弊端,常态治理和日常准备的不足,产生了如反应迟缓、资金匮乏、抗旱设备缺少等等问题,导致政府在一些减灾行动上事倍功半,难以取得理想的成绩。社会力量在灾荒应对中贡献甚巨。社会力量因灵活多样的募捐方式吸纳了众多赈济资源,故土情结、慈善理念与人道主义的感召使越来越多人参与其中,扩大了赈济势力。在当地赈济与跨区域赈济的过程中,社会力量颇为注意放赈对象的管控、施赈过程的监督与赈务公开等赈济监控环节。社会力量居于政府、灾民之间发挥其桥梁作用,同时,各社会慈善团体间也注意协调与合作。在精神抚慰与舆论导向层面,社会力量发挥自身优势,安抚灾民,监督政府,贡献意见,鼓励捐输。“甲戌全浙救灾会”在此次大灾荒中的作为,突出显示了社会力量在灾荒应对中的积极作用。大灾荒造成被灾百姓生活困难:收益剧减、生活成本陡增造成生计的窘迫,农时违逆、日常生活错乱造成日常节奏的紊乱,谣言传播、行为反常反映灾民心理的异化,疫病流行更使他们雪上加霜。灾民的自救在积极一端,通过补水、改种、加强副业等手段进行农事补救,通过多种渠道挣取资金、寻找代食品等手段进行生活补救,灾民之间的互助以及灾民向政府和社会寻求赈济,都体现出灾民灾荒应对的主动性。在消极一端,祈雨求神虽给心理以安慰,却造成了资源的损耗;逃难就食与聚众抢米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动荡;卖儿鬻女、遗弃、自杀等极端方式则显现了灾民自救能力的薄弱与国家赈救能力的不足。城市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显示了不同阶层民众旱灾中的生活状态与应对方式。危机时段的非常态应对与常态的地域经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1934年的超常灾荒在一定意义上检视了东南地方社会的生态系统状态,说明了生态环境因素在地方生存和发展中的潜在而长久的影响力。地方政府常态治理与应急方案显示了一定的灾荒应对能力,但财政困窘、措施仓促,极大滞碍了政府荒政效能的发挥。社会力量的灾荒应对既体现了地域慈善的传统,也显示了赈灾方式的时代转型。灾民面临生活危机的种种应对方式,积极与消极并存,凸显了民国时期乡村地区之日渐凋敝和民众自救能力的单薄。在灾荒史研究中,这样的非常态—常态关联应该是社会史学者更为关注的方面。

孙可敬^[8]（2016）在《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三农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现代化不仅是城市的现代化,它更是农村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其核心在于农民的现代化。我国的城镇化也不仅仅是物的城镇化,它正在向以人为本的人的城镇化转型。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转型的主体,农民已然或主动或被动的卷入城镇化和现代化之中。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解决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扭转农民传统的思维方式,使其传统的臣民意识、乡土意识逐渐向公民意识转型。农村的发展、农业的转型以及农民幸福梦想的实现,均与农民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培育有极大的关联性。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不仅具有农民内在需求的人本意蕴:它有利于我国惠农社会工程的成功实施、我国农民社会权益诉求的合理表达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培育:同时它也具有社会发展的时代价值:它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章以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为主题,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研究背景,以马克思主义公民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论指导,以公民身份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为知识借鉴,以农民公民意识形成的历史梳理为基础,从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民公民意识形成的“实然”现状为研究起点,以农民公民意识培育模式的建构为目标,沿着“理论基础-知识借鉴--历史梳理-现状剖析-制约因素探究-培育体系建构”的逻辑思路而展开,研究内容概括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前提。在界定农民、公民、公民意识、农民公民意识等相关概念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价值,通过对其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的探求以明晰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以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为主体、以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对立统一为前提、以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为核心和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公民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公民国家价值观、公民社会价值观和公民道德价值观等研究作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梳理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历史演变,即1840-1949年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萌生期所形成的农民民族意识、自强意识、革命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和爱国意识,1949-1978年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迂回期所形成的国家认同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以及1978年以后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发展期所形成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和自由意识等三个阶段,作为新时期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形成和培育研究的历史和现实的借鉴。第二部分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实证分析内容,它主要研究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现状、问题及制约因素。通过对河南省部分农村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等形式以把握农民公民意识形成与培育现状。通过对调查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发现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现状呈现不平衡性:即农民爱国意识较强但基层公正意识偏低、农民自由意识逐渐增强但家庭责任意识相对较弱、农民民主意识渐增但法治意识较低、农民平等意识提升但自强意识呈现分化、农民友善意识提升但公共意识淡薄、农民文明意识增强但诚信意识欠缺的现象;同时,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在培育过程中存在培育内容片面、培育方法单一、培育环境失衡、培育路径受阻、培育主体模糊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剖析得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形成和培育受到国家层面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户籍制度以及我国三农领域法治建设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同时它也受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健全、乡村治理结构不合理、农村公民社会的不完善以及农村公民文化结构失衡等社会层面因素的制约;另外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农民组织能力较弱以及农民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等个人层面的因素的制约,这部分研究为进一步建构我国公民意识培育体系奠定实证基础。第三部分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体系的思考,它主要包括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原则、培育内容、培育方法、培育路径、培育环境和培育主体等研究内容。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体系在培育原则上坚持价值利益诉求、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时代精神培育与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相结合;在培育内容上不仅包含公共层面的民主意识、公正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和公共意识,同时也涵盖了个人层面的爱国意识、责任意识、文明意识、友善意识、诚信意识和自强意识等内容;在培育方法上,将社会活动育人法、社会组织育人法、大众传媒育人法、学校育人法和家庭育人法相结合;在培育环境上,将现代地方环境的建设和历史环境的传承、生活环境的投入和工作环境的付出、经济环境的追求和文化教育环境的塑造以及现实环境的可视性和虚拟环境的接受性相结合;在培育路径上,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完善、农村公民文化和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来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奠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基础;在培育主体上,从农民内在自觉生成、社会组织内外沟通以及国家宏观顶层设计的微观、中观、宏观的多向路径来探求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主体的三位一体模式。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多方合作的过程,具有培育时间的长期性和培育过程的艰巨性特点,由此,通过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模式的建构和实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将会从肯定阶段、否定阶段而过渡到新的肯定阶段,在培育内容上做到开拓创新,在培育方法上做到与时俱进,进而实现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质的飞跃。

赵万石^[9]（2014）在《以旅游开发为目的的类BOT式农村宅基地开发法律问题研究 ——以洱海周边农村宅基地开发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本来是为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本生产生活的一项制度,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通过继承等合法途径取得多块宅基地使用权或者举家进城务工、求学的农户逐渐增多,对于多余的宅基地或者地理位置较好的宅基地,其生存保障功能逐渐淡化,而其财产功能则进一步凸显。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充分发挥宅基地财产属性的有益尝试,但由于目前我国对相关问题的法律规范并不健全,加之社会诚信度普遍偏低,所以在尝试过程中纠纷时有发生。本文以实践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主要介绍了以旅游开发为目的运用类BOT模式开发农村宅基地的有益尝试模式,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分析其中的法律关系,并指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同时结合实践中接触的案例介绍该模式的运行现状和法律风险,最后有针对性的从制度层面、政府层面和当事人的层面提出了促进该模式健康发展的合理化建议,以期能为开发活动的参与者和政府职能部门提供参考,达到政府有效服务和管理、合作双方尽量减少法律风险,并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的目的。

李名威^[10]（2014）在《土地治理项目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绩效评价的实质是一项用于改善绩效和为制定决策提供依据的工具。2003年，我国政府开展了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为目标的政府绩效预算改革，并率先从农业、教育、医疗等惠及民生的重要领域内选择部分财政资金支持建设项目开始绩效评价工作的探索。土地治理项目是我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近20年间，投入项目建设的财政资金达到3000多亿元。虽然，从每年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土地治理项目在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和农业生产能力提高方面实现着不同程度的产出，但是，这些数据提供的仅仅局限于项目的量的产出部分，即“绩”所代表的部分，项目的利益相关者们更需要看到的是项目的质的成果，即“效”所代表的部分。籍于此，本文选择以如何进行土地治理项目绩效评价这一问题作为论文的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依据公共物品理论分析了要保证土地治理项目提供的效率性，则必须选择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作为项目提供的主体；其次，由于受到政府社会分工的影响以及机构行政能力的限制，政府通常需要将土地治理项目委托给其他专业机构进行“生产”，因此论文应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为了保障项目的建设质量、效益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公平性和回应性，必须借助绩效评价这一管理工具；第三，文章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问卷调查法以及聚类分析法，对土地治理项目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筛选，并将利益相关者对项目的诉求做为设置绩效评价初始指标的依据，在构建的初始指标基础上，论文主成分分析法对初选指标进行了指标间相关性的检测、指标评价结果一致性（信度）的检测、指标描述评价对象准确程度（效度）的检测，最终筛选出由管理、产出、效果、利益相关者满意程度四个维度28个明细指标组成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项目绩效评价的内容；最后，文章依据绩效评价理论选择了土地治理项目绩效评价中的评价主体和评价方法。文章形成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土地治理项目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它是整个社会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由政府或者农业综合开发部门独自拥有，应该以利益相关者价值导向作为土地治理项目绩效评价的价值导向，以土地治理项目中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满足作为项目绩效形成的判断标准。第二，在开展土地治理项目的绩效评价时，要想获得客观、公正、可靠的绩效评价结论，就必须交由独立的第三方评价主体进行。第三，论文构建了由管理、产出、效果、利益相关者满意程度四个维度28个明细指标组成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项目绩效评价的内容。第四，本文借鉴了国际上通用的决策有用观的信息质量评价标准，提出了从评价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明晰性以及完整性五个方面判断绩效评价的质量，并从绩效评价过程、评价工作底稿、评价结果三个方面提出了质量控制的方法。本文的创新体现以下四个方面：（1）研究领域的创新。由于受到农业类项目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项目建设内容具有多样性等因素的制约，国内开展农业项目绩效评价研究的学者数量较少，尤其是对于土地治理项目绩效评价系统化研究，成果更是匮乏。因此本文对于土地治理项目绩效评价的研究具有研究领域的创新性。（2）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打破了传统的，从“成本效益”入手开展财政支农类项目绩效评价研究的模式。从传统的“成本效益”视角开展绩效评价，所形成价值导向更加体现的是项目的“效益”评价，而非“绩效”评价。本文将利益相关者诉求满足作为绩效形成的判断标准，以利益相关者价值导向构建了土地治理项目绩效评价理论框架。（3）方法应用的创新。本文首次将教育学中用于教育评价的元评价方法引入到项目绩效评价领域中，弥补了目前关于如何调整绩效评价结果误差方面研究的不足。（4）绩效评价理论拓展的创新。本文在借鉴国际上通用的决策有用观的信息质量评价标准基础上，提出了判定绩效评价质量的五个要素，即为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明晰性以及完整性，并从绩效评价过程、绩效评价工作底稿、绩效评价结果三个方面提出了绩效评价质量的控制方法。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绩效评价理论体系的延伸和拓展。

二、农户给政府定计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户给政府定计划（论文提纲范文）

（1）“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抗战时期陕西地政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3）河北省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1950年代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成都市郫都区2013-2014年治理黑臭河道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2016年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形势分析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7）民国地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应对 ——基于1934年东南大灾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以旅游开发为目的的类BOT式农村宅基地开发法律问题研究 ——以洱海周边农村宅基地开发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土地治理项目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农户给政府定计划（论文参考文献）

• [1]“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2]抗战时期陕西地政研究（1937-1945）[D]. 张兴.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3]河北省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问题研究[D]. 宋丽丽. 燕山大学, 2019(03)
• [4]1950年代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D]. 王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5]成都市郫都区2013-2014年治理黑臭河道的案例研究[D]. 刘卓驭. 电子科技大学, 2018(06)
• [6]2016年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形势分析报告[J].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浙江经济, 2017(09)
• [7]民国地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应对 ——基于1934年东南大灾荒的考察[D]. 张帆. 苏州大学, 2017(04)
• [8]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D]. 孙可敬. 郑州大学, 2016(03)
• [9]以旅游开发为目的的类BOT式农村宅基地开发法律问题研究 ——以洱海周边农村宅基地开发为视角[D]. 赵万石. 云南大学, 2014(07)
• [10]土地治理项目绩效评价研究[D]. 李名威. 河北农业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