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婕菲[1](2019)在《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文中提出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国家形象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形象构建和呈现都受到国际局势大背景的影响和制约,本论文对20世纪中德关系进行了历史学的回顾,主要针对中德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和两国形象问题进行了叙述和分析,找到了新时期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根源。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利用中文报刊和德文报刊资料、中德关系历史资料,以及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式,详细分析了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特别是对中国眼中的德国形象和德国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对比分析,打开了“两国互视”研究的全新视角。首先,本文提出了“互视”这一新概念。互视,即不同主体通过不同媒介、方式进行相互了解与认识,从而得到基于各自所获信息的稳定的认知。除了一国国家形象自身的发展演变,国家间互视不平衡是制约一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中国与德国的两国互视情况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反应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中西方国家形象互视的典型案例。但因为语言、文化等原因的制约,有关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研究数量较少,较缺乏深度,本论文以“两国互视”的新视角研究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和中德关系,并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和提升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其次,本文回溯了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和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通过历史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德两国互视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贯穿整个历史过程的基调是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强大,西方媒体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进行包围和封堵,国际话语权始终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国际舆论形势始终处于西强中弱的态势,新中国的发展长期被外界扭曲和误解。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许多国家发生政变,顷刻间,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事件的爆发使得80年代“理想化”的互视认知遭受冲击而不复存在。90年代,以美国媒体为主的西方对华报道均以负面为主,西方主流媒体构建了一个威胁西方安全的负面中国形象。中国成为了西方媒体视角下践踏人权的“警察国家”,未来挑起核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并且,西方媒体制造了一系列有关计划生育、不同政见、民族自决等问题的负面舆论,强化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宣扬“中国威胁论”。总的来说,中西方互视不平衡的特点是在各大西方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都多多少少的遭遇了妖魔化,西方站在极其防备和不公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再次,在概念界定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详细的研究了中国视角下的德国形象和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特别着重研究了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互视认知问题。主流媒体包含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是一个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利用了《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作为研究中国的德国形象的材料,《南德意志报》、《焦点》作为研究德国的中国形象的材料,并结合作者在德国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两国互视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分专题描绘出了两国互视认知的景象,为接下来进行两国互视比较研究作好了铺垫,打好了基础。最后,本文的第四章对中德两国互视进行了比较,对互视不平衡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提出了改变不平衡现状的对策和建议。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框架来衡量中国的问题,并得出他们心目中合理的结论。中国国家形象虽然起着变化,逐渐向好发展,但近30年来未有明显转变,总体呈负面的不平衡的状态,即中国对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较为正面,德国对中国的认识较为负面,这两种认识之间的差距很大。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中国产生崇洋媚外、丧失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缓慢。中国国家形象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而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都处于重要的变化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是中国国家形象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塑造和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绝佳时机。2008年,奥运会成功在北京举行;2010年,世博会成功在上海举行,诸如此类突出的外交事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形象在国际上的更新。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中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性质和原则立场并未改变,同时,中国的形象在2008年之后通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在了国际社会面前。中国应把握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夺回塑造中国形象的国际话语权。近年来,中国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越来越重视,以一种开放的、自信的、现代化的姿态构建出了许多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对陈旧的、单一的、神秘的敌对形象进行改造和反击,一个具有时代感和新气象的中国形象正如一轮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
曾琳智[2](2013)在《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音乐是一种蕴含情感同时也蕴含思想和观念的艺术,它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非常独特,但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文集中探讨了音乐作为“进攻性工具”和“防御性工具”在公共外交中的具体运用。作为进攻性工具,音乐主要承担“政治先锋”和“观念大使”角色,发挥其试探对方政治意图、软化对方负面情绪,加强对行为国文化认同的作用。作为防御性工具,音乐主要承担“身份标识”和“文化桥梁”角色,发挥其吸引他国公众兴趣、塑造国家形象、培植他国信任的长远防御性作用。本文选取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对音乐的运用为典型案例,从出访背景、目标公众、传播媒介、效果评估四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探寻了音乐作为“进攻性工具”和“防御性工具”在公共外交中的不同运作及影响。本文亦选取了最代表中国政府意图的主流交响乐团出访为例,分析了音乐在我国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及影响。最后,本文对音乐的制约性因素进行了探讨,厘清可能影响公共外交成效的不确定因素,并尝试对音乐外交模式进行理论构建。如今,“中国梦”的发展正面临如何赢得人心的瓶颈,对音乐这种“世界语”进行深入研究,或许可为中国未来唱响世界,获得全球共鸣提供极为有益的借鉴。
顾坚[3](2012)在《中阿关系中的双边认知(1949-2009)》文中认为本文题为“中阿关系中的双边认知”,旨在从认知层面较为系统和深入地考察1949-2009这60年间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源远流长,历史上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曾是连接双方的纽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阿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经过60年的发展,中阿关系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新高度。学术界对于中阿关系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但目前的探讨和研究或是停留在历史层面,更多是对史实的还原与再现;或是聚焦于现实问题,致力于对中阿关系中的热点加以评论、跟踪和展望,对双方关系的深度考察和探讨还显得薄弱。本文的着力点在于将认知学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尝试运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阿拉伯的双向认知,以及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论文首先从认知心理学的范畴,对认知的概念、表现、层次、影响因素加以辨析,指出认知是感觉输入的变换、减少、解释、贮存和恢复的全部过程,并尝试将其运用于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论文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根据认知主体的不同,认知可以分为政府层次、精英层次和民间层次。论文结合案例,分析中阿认知各个层次的特点,指出不同层次之间的互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阿之间的双向认知,进而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和相互关系的展开。论文认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认知,根据其领域又可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不同的层面。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不同定位,以及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对对方的认知,进而影响到对对方的政策,以及相互关系的展开。论文认为,在心理学层面影响认知的主要因素包括:成熟、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和自我调节的平衡过程等,这些因素作用于中阿相互认知,主要体现在:信仰体系(意识形态)、国内政治与国际格局等三个层面。论文以中阿关系的历史演变为基本线索,以搜集的中文、阿文和英文文献为基本依托,以不同时期的典型案例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将1949-2009这60年间的中阿关系区分为1949-197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国改革开放前)、1978-2001(中国改革开放-“9·11”事件)、2001-2009(“9·11”事件以来)等三个时期;分别从政府、精英、民间三个视角,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四个层面,以及信仰体系、国内政治和国际格局三个角度,对中阿双向认知的内容、特点及其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考察。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①中阿认知在层次上的特点为: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层次占主导地位,精英层次主要体现为领袖人物和外交官的影响力,民众参与中阿认知还有所不足;改革开放后,民间层次的地位上升,出现了以学者为核心的精英群体;“9·11”事件后,中阿认知呈现出政府主导、精英引导和民众参与的特征;②中阿认知在层面上随着各个时期重心不同,经历了从“政权合法性”向“国家利益为中心”向“国际共同利益攸关体”的演变;③在影响因素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意识形态在中阿认知中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内因素的地位提升,“9·11”事件后,反恐战争引发的国际格局的转型在中阿认知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刁文辉[4](2002)在《2002年《军事记者》总目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陈俊峰[5](2002)在《你们看到的我们亲历的——在阿富汗等战乱地区采访的短暂经历和粗浅体验》文中研究表明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与研究综述 |
| 一、有关中德关系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 二、有关国家形象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 三、媒体视域下的国家形象研究现状 |
| 四、国家形象比较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路径 |
| 一、研究思路和框架 |
| 二、新概念引入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难点 |
| 第一章 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溯源 |
|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德关系 |
|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德关系 |
| 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德关系 |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德关系 |
| 四、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经济关系 |
| 五、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文化交流 |
| 六、中德国家形象的民间互视历史 |
| 第二节 1949年至1990年的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 |
| 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方针 |
| 二、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回溯 |
| 三、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回溯 |
| 第二章 中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德国形象 |
| 第一节 中国主流媒体涉德报道的量化分析 |
|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二、涉德报道的数量变化 |
| 三、涉德报道的议题分布 |
| 四、涉德报道的态度倾向性 |
| 第二节 中国主流媒体中涉德报道的内容分析 |
| 一、德国的政治形象 |
| 二、德国的经济形象 |
| 三、德国的社会形象 |
| 四、德国的文化形象 |
| 第三节 中国主流媒体镜像中的德国国家形象 |
| 一、中国的德国形象构建方式 |
| 二、中国主流媒体构建德国形象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德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
| 第一节 《南德意志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数据分析 |
| 一、材料选择 |
| 二、《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总量分析 |
| 三、《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的倾向性分析 |
| 第二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政治形象 |
| 一、德国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
| 二、德国的中国大国关系形象 |
| 三、德国眼中的台湾问题 |
| 第三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中国经济形象 |
| 一、德国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
| 二、德国眼中的“一带一路” |
| 三、德国眼中的中国海外投资 |
| 四、德国眼中的中国环境问题 |
| 第四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人权形象 |
| 一、德国眼中的中国新闻及言论自由 |
| 二、德国眼中的西藏问题 |
| 三、令德国不解的其他中国人权问题 |
| 第四章 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的互视比较 |
| 第一节 德国民众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
| 一、德国民众的中国形象调查 |
| 二、基于调查结果的中国形象分析 |
| 第二节 中德形象的比较 |
| 一、跨文化沉默的螺旋 |
| 二、中德两国互视应有的变化 |
| 第三节 中德国家形象认知的不平衡 |
| 一、德国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 |
| 二、德国对中国产生负面认知的原因 |
| 三、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必要性 |
| 四、塑造与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法则与方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问题的提出及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及研究意义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中的公共外交研究 |
| 一、 公共外交理论阐述 |
| 二、 公共外交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二节 国际政治中的音乐研究 |
| 一、 音乐理论阐述 |
| 二、 音乐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进攻研究 |
| 第一节 “政治先锋”角色分析 |
| 一、 新闻回顾 |
| 二、 重点剖析 |
| 三、 音乐作为政治先锋的思考 |
| 第二节 “观念大使”角色分析 |
| 一、 冷战时期的“民主大使” |
| 二、 冷战后的“文明大使” |
| 三、 音乐作为观念大使的思考 |
| 第三节 案例分析: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爵士乐在冷战中的运用 |
| 一、 背景分析 |
| 二、 公众分析 |
| 三、 媒介分析 |
| 四、 效果分析 |
| 第三章 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防御研究 |
| 第一节 “身份标识”角色分析 |
| 一、 国家身份的象征——国歌 |
| 二、 国家形象的代表——民间音乐(家) |
| 三、 音乐作为身份标识的思考 |
| 第二节 “文化桥梁”角色分析 |
| 一、 消除误读 |
| 二、 分享文明 |
| 三、 音乐作为文化桥梁的思考 |
| 第三节 案例分析: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音乐在中国的传播 |
| 一、 背景分析 |
| 二、 公众分析 |
| 三、 媒介分析 |
| 四、 效果分析 |
| 第四章 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制约因素研究 |
| 第一节 音乐审美的独立性与政治权力的疏离 |
| 第二节 音乐观念的模糊性与政治理念的偏离 |
| 第五章 音乐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运用 |
| 第一节 中国主流交响乐团的公共外交 |
| 一、 出访背景分析 |
| 二、 目标公众分析 |
| 三、 演出曲目分析 |
| 四、 媒介态度分析 |
| 第二节 音乐运用于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音乐外交理论建构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与进一步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俄罗斯音乐文化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影响”调查问卷 |
| 附录二:部分专家采访笔录 |
| 附录三:中国主流交响乐团出访媒介内容分析指标、赋值及说明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价值 |
| 一 理论价值 |
| 二 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 中阿认知研究概述 |
| 二 中阿认知研究评析 |
| 三 发展良性认知的方式 |
| 四 认知的跨学科性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文献研究法 |
| 二 案例研究法 |
| 三 整体和部分相结合研究的方法 |
| 四 借鉴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方法(会聚性证明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第五节 论文架构 |
| 小结 |
| 第一章 国际关系中的认知 |
| 第一节 认知的概念 |
| 第二节 认知的对象——从个体到国际行为体 |
| 第三节 认知的内涵与外延 |
| 一 认知的内涵 |
| 二 认知的外延 |
| 第四节 认知的研究凭据 |
| 第五节 认知的研究层次 |
| 第六节 认知的影响因素 |
| 第七节 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认知中的应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阿关系中的认知 |
| 第一节 中阿认知的概念 |
| 第二节 中阿认知的研究凭据 |
| 一 文本 |
| 二 媒体 |
| 第三节 中阿认知的层次 |
| 一 政府层次 |
| 二 精英层次 |
| 三 民间层次 |
| 第四节 中阿认知的影响因素 |
| 一 信仰体系 |
| 二 国内政治 |
| 三 国际格局 |
| 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中阿认知(1949-1978)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中阿认知的表现 |
| 一 政治层面的中阿认知 |
| 二 安全层面的中阿认知 |
| 三 经济层面的中阿认知 |
| 四 文化层面的中阿认知 |
| 第三节 典型案例 |
| 一 中国对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 |
| 二 中国对前四次中东战争的态度(1948-1973) |
| 三 1971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与阿拉伯世界 |
| 第四节 本时期中阿认知的特点 |
| 一 层次—政府主导 |
| 二 层面—政权合法性 |
| 三 影响因素—信仰体系占主导 |
|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阿双边认知(1978-2001)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中阿双方诉求的变化 |
| 第三节 本阶段中阿认知的表现 |
| 一 政治层面的中阿认知 |
| 二 安全层面的中阿认知 |
| 三 经济层面的中阿认知 |
| 四 文化层面的中阿认知 |
| 第四节 典型案例 |
| 一 1983 年穆巴拉克访华 |
| 二 1993 年李岚清的海湾之行 |
| 第五节 本阶段中阿认知的特点 |
| 一 民间、精英层次的上升 |
| 二 层面—国家利益型认知 |
| 三 认知影响因素—国内政治 |
| 小结 |
| 第五章 “9·11”以来的中阿认知(2001-2009)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一 “文明冲突论” |
| 二 “9·11”事件和美国反恐战争 |
| 第二节 本阶段的中阿认知 |
| 一 政治认知的新特点 |
| 二 安全认知的新特点 |
| 三 经济认知的新特点 |
| 四 文化认知的新特点 |
| 第三节 典型案例 |
| 一 中国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态度 |
| 二 中国海军索马里海域护航(2008-2009) |
| 三 阿卜杜拉国王访华—中沙能源共同利益 |
| 第四节 本阶段认知的特点 |
| 一 中阿认知层次的互动 |
| 二 “利益攸关体”认知 |
| 三 本阶段认知影响因素的变化—国际格局的“催化剂”作用 |
| 小结 |
| 结论 |
| (一)认知在中阿关系中的应用 |
| (二)中阿认知在层次上的特点 |
| (三)中阿认知不同时期的重心演变 |
| (四)中阿认知不同时期的影响因素 |
| (五)研究心得 |
| 附:中阿首脑互访记录 |
| 参考文献 |
| 一、 中文文献 |
| (一)档案文献: |
| (二)专着类: |
| (三)论文类: |
| 二、 英文文献 |
| 三、 阿拉伯文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