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琵琶行》艺术新探

一、白居易《琵琶行》艺术新探（论文文献综述）

朱倩^[1]（2021）在《《瓯北诗话》诗歌鉴赏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赵翼是清乾嘉时期的诗人、诗论家、史学家,其诗论家身份通过《瓯北诗话》这一诗学着作体现,因诗话主体是以十卷的篇幅分卷评析唐、宋、金、明、清十位诗人,所以《瓯北诗话》又称《十家诗话》。《瓯北诗话》虽是论诗专着,其中又有浓厚的史学思想,这是赵翼史学家身份所致。正是作者史学家身份使得《瓯北诗话》成为一部跨学科性质的诗学着作。赵翼在诗话中处处体现的客观鉴赏态度与全面的鉴赏角度等都得益于其史学家身份,而这些亦是《瓯北诗话》的价值所在。本文则以《瓯北诗话》文本为基础,探讨其创作背景、鉴赏原则与鉴赏方法、鉴赏理论的内涵与特色、诗学影响四个层面。本文由四章组成。第一章论述《瓯北诗话》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乾嘉诗歌评鉴之风对其形成的影响。乾嘉时期是清代文化高度繁荣以及诗歌评鉴成风的时期,在此种文化环境下,赵翼积极与各学派文人交往,汲取各家所长,为《瓯北诗话》的创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第二章对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所展现的诗歌鉴赏的多重原则与鉴赏方法进行概括分析。赵翼在追求诗歌自然性灵的同时,也强调诗人后天的学力,其“尚才力”的诗学思想贯穿诗话文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乾嘉考据学尚学力学风的影响;赵翼身兼文学家、史学家等多重身份,其知识储备深厚、知识面广博,使得其在诗话中所呈现的鉴赏原则与方法较为丰富、客观,另外还有对雅正思想的尊崇、对创新的追求等鉴赏原则,以及知人论世、史诗互证等鉴赏方法,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独特性。第三章论述《瓯北诗话》中诗歌鉴赏理论的内涵与特色。赵翼在诗话中构建了天才与学力、人品与诗品、自然与雕刻、继承与创新等诗歌鉴赏论的多重维度与丰富内涵,这与其中所呈现的史学精神、开放的评鉴标准、全面的鉴赏角度等特色同为《瓯北诗话》的研究价值所在,亦是最值得后世进行深入分析与借鉴的内容。第四章探讨《瓯北诗话》中诗歌鉴赏理论的诗学意义。分析其中立足史实的鉴赏方法、客观的鉴赏原则、严密的评点体系以及重创新、自然、学力等主张对后世诗学理论的启示以及对诗歌创作的指引。

黄婷^[2]（2021）在《《归田诗话》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归田诗话》是元末明初诗人瞿佑的一部诗学理论作品。有学者认为“瞿佑之诗及《归田诗话》对明初越诗的繁荣、明清杭州风雅的开启都有一定的意义”。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对《归田诗话》总体情况进行介绍。全书一百二十则诗评,共提及人物（含各朝文人、皇帝）158人,涉及诗文、评论、语录312篇（条）。本部分的研究从瞿佑与明初诗坛的联系入手,着重对学界关于《归田诗话》的书名、评价相关争议进行考证释疑,并对《归田诗话》中的诗评进行定量分析。第二章着重分析《归田诗话》的诗歌创作论。本文从立意、用语、境界三个维度对全书诗评进行分类归纳。其一,关于诗之立意,瞿佑的要求标准是:立意新奇,超脱于俗气;立意真实,信服于读者;立意高远,警拔于平庸;立意巧妙,垂范于世间。其二,关于用语,瞿佑提出炼字遣词、锤炼句法以及讲求声律的主张。其三,关于境界,瞿佑从诗境开阔、胸襟旷达、主旨宏大三个层面,强调了塑造诗歌高远境界应遵循的方法。其四,关于诗之功用,本文从作者维度的功用和社会维度的功用两个层面进行分析,而关于诗歌对于作者的影响和功用,也是瞿佑独特视角所关注的。第三章就瞿佑在《归田诗话》中表现出的诗歌评鉴论进行分析,如明确提出的“胸次”“诗格”两大诗论,以及诗歌的功用论,从探究本源、实践来源以及两者关系三个方面,结合瞿佑的诗歌创作,分析探究诗论各自的内涵意义。第四章通过总结《归田诗话》的诗论主张,探讨其在诗歌创作、诗歌批评以及在保存文献等方面的影响,同时对比分析瞿佑提倡宋诗的主张与当时明代“崇唐抑宋”的诗学主流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探讨,本文对《归田诗话》的诗学价值和诗学影响有了新的认识:一是提出了异于明代主流诗学的主张:提倡宋诗,开了明代提倡宋诗的先河;二是以独特视角从作者维度关注诗歌的功用性。

李晓冬^[3]（2020）在《论白居易《琵琶行》的艺术特色及文化意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琵琶行》一诗中,白居易运用了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人物形象,并对具有代表性的细节从整体上把握,使字里行间饱含着浓郁的情感。本文首先指出了《琵琶行》的艺术特色,并剖析了诗歌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意蕴,以期凸显其文学价值。

郝曦光^[4]（2020）在《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文中提出朝鲜半岛的女性汉文学创作有着深邃而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艄公霍里子高之妻丽玉所作的《箜篌引》,然而与其悠久的渊源相比,女性创作的数量却甚为稀少,且有诗文集流传者仅限于朝鲜时代一朝。朝鲜王朝建国之初,便把儒家思想定为治国理念。社会及家庭内部以父权家长制与儒家伦理规范为根基实行着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半点话语权,思想和行为处处受到制约与限制,从事文学创作更是不被认可与鼓励的事情。然而就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却涌现出了大批能用汉字作诗属文的女诗人,她们之中一部分人的诗集甚至得到了刊行及流传。其中堪称“海东第一女诗人”许兰雪轩的诗集更在当时远播至中国及日本,在古代东亚文学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抹靓丽的色彩。朝鲜朝女性的汉文学创作是朝鲜汉文学史中不可忽略的一环,亦是留给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深入的研讨。鉴于此,本文从宏观的、整体性的角度着眼,对这一时期女性汉诗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发展的概貌、主题意蕴、艺术特色及与中国文化的关联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考察。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中主要从选题价值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对象及论文总体框架等方面进行了概述。长期以来,朝鲜汉文学史一直被男性所主宰,女性创作处于边缘地位,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以及清晰客观的评价。近些年,虽然学界逐渐将目光转向这一领域的研究,但仍显不足。现行研究主要集中于中韩两国,国内起步相对较晚,成果较少;而韩国方面虽然研究颇丰,但大都集中于这一时期的几个代表诗人及其作品的个案研究上,缺少宏观性的整体考察。第二章为朝鲜朝女性汉诗兴起的原因和发展概貌。朝鲜王朝建国以后在文化上的重大创举便是“训民正音”的创制,自谚文产生之后,朝鲜女性的教化得到了进一步普及,且在女子不宜为文的社会主流思想下,仍有一些进步思想的文人把目光投向了女性的文学创作,对她们的诗作给予一定的肯定与欣赏。朝鲜朝后期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家族越来越重视家中女子的教育,他们积极鼓励倡导女性读书识字,为妻妾子女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相对宽松开明的家学环境。另一方面,朝鲜王朝时期官妓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妓生在教坊内接受了严格的艺技训练,提升了吟诗作赋的能力,且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她们,更加渴望通过作诗以立身扬名,求得身份上的提升。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下,各个阶层的女性皆展开了活跃的汉诗创作活动。此外,这一时期尤以朱之蕃与许筠为代表的中朝之间密切的文化、人文交流对女性汉诗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进一步刺激与推动作用。同时,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与立言求名以期不朽的自觉亦加速了女性创作的发展。因而,与前代相比朝鲜朝女性汉诗无论在作家还是作品数量上都实现一次质的飞跃,18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第一个女性主导的文学诗社—“三湖亭诗社”,且在男性文人的认可及帮助下部分女性诗文集还得到了刊行及流传。第三章聚焦朝鲜朝女性汉诗的主题意蕴。这一时期的女诗人从闺阁情恨的诉说到超越苦难现世的渴望,再到民生国事的关心,实现了从个人情感到家国情怀表达的主题升华。首先,朝鲜时代的女性由于生活空间的局限性,她们所吟咏的范围常常离不开家庭与闺阁,如与恋人之间的相思与离情、嫁入夫家后对娘亲故土的思念之情以及因四时变幻所引发的伤春悲秋之情等;其次,在备受现实苦难的煎熬中,她们创作了诸多寄情自然、神游仙界及归隐田园主题的诗,而这些歌咏皆反应了她们想要超越现世苦境的一种内心渴望与情感诉求。最后,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作中还出现关乎国家军事、政治、民生等问题的诗歌,表达了她们对民族命运及百姓疾苦的关心与忧虑之情。第四章着重论述了朝鲜朝女性汉诗的艺术特色。从诗歌语言上看,用语自然浅显,有着天然去雕饰之美感。表达方式上从抒情到明理,文思隽永,耐人寻味。艺术风格则整体上主要呈现出了含蓄婉丽、冲淡闲雅、清壮豪迈三种风格,同时诗中还巧妙运用了比兴、用典、叠词等多种表现手法,展现出了这一时期女性汉诗创作的较高艺术水平及艺术魅力。第五章分别从与中国诗体、与中国民俗节日、与中国诗人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朝鲜朝女性汉诗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首先,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从古体到近体皆在朝鲜朝女性汉诗中得到了较好的吸收与采用,相对古体来讲,近体的创作数量更多且更显成熟。虽然在平仄及对仗方面仍显不足,但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女诗人已基本掌握了这两种体裁的艺术技巧,呈现出了较高的汉诗创作水平。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沿用中国乐府古题翻新创作的乐府诗及对词的拟作。其次,在朝鲜朝女性汉诗中存在一部分与中国民俗节日,如与重阳、七夕、除夕、端午、寒食等等有关的诗歌创作。在保持着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原型的基础上,诗中亦融入了朝鲜朝女诗人自身的审美体验与命运感受,表现出了具有民族化及性别化特色的诗歌文本特征。最后,朝鲜朝女性汉诗中亦表现出了深受中国的陶潜、李白及杜甫影响与辐射的痕迹。她们的诗作中不仅频繁出现了这三位诗人的名字及相关典故,还大量化用及借鉴了陶潜、李白及杜甫诗中的意象、意境、风格等,表现出了强烈的追捧与膜拜之情。然而在效仿摹拟的同时,却并不是一味地生搬硬套,而是紧扣自身的人生经历与命运体验,写出了独具特色的情怀与感受。朝鲜时代给予了女性太多的痛苦与磨难,然而自古苦难造就诗人,可以说恰是这一苦难的时代孕育了大批优秀的女诗人。她们在时代的凄风苦雨中悲情吟咏,所谱写的诗歌如同春水般温柔,夏花般绚烂,亦如秋叶般静美,冬夜般凄凉。更为难得的是,她们积极汲取中国文化的营养并融入到自身的文学创作中,缔结出了一朵朵象征着民族文化间交流成果的汉诗之花。

秦红丽^[5]（2019）在《晚唐诗歌用典艺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唐诗歌用典艺术是在唐前以及初、盛、中唐诗歌用典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对后世诗歌用典影响颇深。晚唐诗歌用典艺术研究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发展演进、用典特点、艺术模式、体裁特征以及对宋诗的影响。初唐诗歌用典明显存在着对于六朝诗歌语言的袭用与模拟,且在以帝王为中心的初唐诗坛中,先秦典籍中与颂圣相关的典事使用频繁。另外,初唐四杰及陈子昂的诗歌开始借用典故而有所寄托。盛唐诗的用典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典事使用范围广;典故入诗的方式灵活多变;诗中用典与诗歌的抒情性结合紧密。而中唐诗歌用典则呈现出独有的特色:喜用《诗经》《楚辞》中的典故,典事的运用与诗歌的叙事性相结合。诗歌用典至晚唐则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用典倾向上,擅长使用小说语言;用典方式上,善用语典并以此来形成诗歌含蓄蕴藉的特点;在用典观念上,形成了“诗尚学问”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晚唐诗歌用典艺术模式也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从取意角度来看,有正用和反用;从用典目标来看,有直用和延用;以取用方式的不同可划分为明用和暗用,在用典数量上则有单用和博用的不同。晚唐诗歌用典艺术存在着不同的诗体特征:七言律诗“以典运势,富于波澜”且“对仗典切,体格精纯”;七言绝句形成了“借典铺垫,平起直叙”“以典结情,含而不露”的用典特点;五言古诗则在晚唐诗人的创作中形成了“借典叙事,典为事遣”“质直典切,语含锋芒”的特点。晚唐诗歌不仅形成了独特的诗歌用典艺术且对后世影响颇深,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对宋诗用典的影响。宋初西昆体诗人推崇李商隐,《西昆酬唱集》中不论是诗歌吟咏的题材还是诗中所用之典,都与李商隐诗歌多有重复,甚至有全诗皆脱胎于李商隐诗歌者。苏轼与黄庭坚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晚唐诗歌用典的影响,其二人在继承与创新中开创出宋诗新的面貌。

江威龙^[6]（2018）在《论南宋山水画的藏与露》文中提出中国传统山水画讲求“意境”,并通过“含蓄”、“藏露”、“虚实”等手法表现意境。两宋时期战火更迭,内忧外患,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两宋的绘画风格至南宋为之大变,形成了绘画的历史高峰。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为代表的画家开创“水墨苍劲”新风,左右南宋院体画派的主流。笔者通过大量收集历史文献,结合时代背景归纳分析,在前人对山水藏露意识总结的基础上,继续对南宋山水画的“藏与露”展开研究。本文以“藏与露”作为基点,结合南宋历史、画评、画论、哲学思想、从多元角度研究南宋山水画背后的“藏与露”,深入研究南宋山水画。从对南宋山水画藏露观研究中对山水画创作实践的同道提供现实借鉴。本文首先对“藏”与“露”的渊源进行分析和解释,通过翻阅史料和历代经典画理画论,总结得出:“藏”与“露”在“明代”往上追溯并没有明确提及“藏露观”,但有其相关的表达和意识在“儒道释”哲学思想中出现,例如:“无中生有、虚室生白、计白当黑”等。从古代传统绘画的小故事中也表现了“藏与露”概念,直到明·唐志契明确提出的藏露观。然后分析了南宋山水画的“藏与露”及其对儒道释及其他哲学思想的借鉴。这部分通过收集大量儒释道哲学文献总结归纳,分为三步阐释。一是分析南宋山水画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二是分析南宋山水画的藏露与儒释道哲学思想的融合及共通性,用案例辅助分析。三是研究南宋山水画藏露关系及特点分析,通过案例的比较研究藏露关系,得出藏露关系的具象和意象辩证统一,并进一步提出意象融通和物化形态相互转化的观点,从“立意”到“表意”的融通和转化,深化“藏与露”的主旨和意趣。得出“藏”取其“意”,“露”取其“质”在创作实践和表现手法上的循理。本文在最后分析南宋山水画藏与露的艺术价值及对后世的影响。主要突出“藏与露”在南宋山水画的运用和表现,并分析了南宋山水画在中国绘画史中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南宋山水画对后世产生重大及深远的影响,同时推动当代中国画的良性发展,为后人学习南宋山水画提供借鉴和思路。

黄陈杭^[7]（2018）在《“《琵琶行》并序”文本解读与教学研究》文中认为本选题主要是依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导,根据实际教学需要,从中国知网中搜集“《琵琶行》并序”的相关研究成果,试图针对“《琵琶行》并序”做阅读研究而选定的。当前对于“《琵琶行》并序”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然而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整合梳理基本空缺,这样不便于一线教师对这些材料的参考选用。本文将从文本的人物（琵琶女与江州司马）形象研究、艺术特点（空白艺术、叙事艺术）研究、注释研究、教学设想四个方面,从教学实际的角度出发,对“《琵琶行》并序”的阅读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希望本文能为今后该文的语文教学提供更全面、客观的参考。让学生能从“《琵琶行》并序”中汲取思想、感情和艺术精华,从而丰富他们各方面知识。

罗小霞^[8]（2014）在《唐代琴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所谓琴诗,就是以描写琴音乐和与琴相关的各方面为主要内容的诗作。唐代以“琴”作为意象的诗歌不在少数,琴诗是唐代诗歌的一个重要领域。唐代琴诗中有不少传世名篇,它以自己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描写内容、独具一格的艺术特征、丰富深厚的文化意蕴、表征丰富的意象以及丰富珍贵的价值在整个唐代诗歌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本文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全唐诗》为基础,广泛地搜集与琴有关的诗作,明确了唐代琴诗的数量及主要内容,了解唐代琴诗的基本状况,并对学者关于唐代琴诗以及琴这种乐器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本文以众多琴诗及琴意象为研究基础,对琴的命名、种类、形制、琴器进行了考述,将琴按形制方面的选材、样式、断纹进行了分类；对先唐琴诗进行了分析整理,并点明其文化意蕴,为之后研究唐代诗歌奠定了基础；对唐代琴诗的几种题材内容进行了分类总结。在琴诗的诗歌艺术研究方面,探讨了唐代琴诗的抒情艺术、传声艺术,从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对对抒情艺术进行了认真总结,对琴声独特的传声艺术进行了分析,展现了唐代琴诗独特的艺术特色。同时,笔者也对琴声演奏的具体环境进行了分析概括,显现了唐诗人的审美倾向。也从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琴曲歌辞的创作进行研究,探讨了各个时期琴曲歌辞的不同。之后,就唐代主要弦乐器诗进行了概述和比较。最后,就唐代诗歌蕴含的巨大价值进行探讨分析,从唐代琴诗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审美价值、文化史价值、认识价值五个方面进行总结,明确了唐代琴诗的意义和诗歌地位,并对唐代琴诗与之后琴诗进行了简单的比较,突出了唐代琴诗的影响。

马思宇^[9]（2013）在《《听雨轩笔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听雨轩笔记》是清乾嘉年间刊印的一部志怪类文言小说集，本论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听雨轩笔记》的作者、作品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挖掘其真正的内在价值，使《听雨轩笔记》在文学史上有一个更准确的定位，获得更多学者的关注。本论文对《听雨轩笔记》的研究，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听雨轩笔记》作者的研究。这一部分主要通过前人提供的资料，确定了作者是谁，并研究了作者的家世及生平。第二部分，是研究《听雨轩笔记》的思想价值，这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具体作品进行提炼总结，归纳出作者的思想，体现在仁者情怀、忠孝节义、惜物爱才、劝惩世人、时代局限这五个方面。第三部分，是研究《听雨轩笔记》的艺术价值，主要从人物形象、神鬼精怪形象、山水景物形象这三方面来论述分析。第四部分，是研究《听雨轩笔记》的史料价值，列举出书中所有的史料，从政治军事、经济、司法、文学史、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这六个方向来分类，并论述其价值。第五部分，是对《聊斋志异》与《听雨轩笔记》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两部作品的关系和异同，从而使《听雨轩笔记》获得更明确的定位。

侯桂运^[10]（2011）在《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研究》文中提出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文备众体”的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深受诗歌的影响,从而具有了浓郁的诗化特征。诗化特征堪称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最大的民族特色。对于这一介于小说和诗歌、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之间的课题,虽然已有众多学者进行了论述,但这些议论要么只是某个阶段的,要么只是某个方面的,还谈不上全面性和系统性。本文即以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源流以及它的功能、作用及其成因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各时期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基本面貌,并就它对文言小说各叙事要素的变异作用进行整体的论述。本文由绪论以及其他五章内容构成。绪论部分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历史及研究现状,明确了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概念,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此部分首先把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分为古朴感受期（1897年前）、自觉论述期（1897年—1980年）、深入研究期（1981年至今）三个阶段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和评析,然后辨析了小说、文言小说的概念,指出文言小说诗化特征可用赵彦卫的“诗笔”来概括,它的内涵是指小说作者在进行小说创作时由于运用了诗歌的创作手法从而使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跟诗歌相似的特征,它的外延既包括显性的诗性语言形式（即小说中的诗词赋骈文等）,也包括隐性的诗歌灵魂（即小说中的出现的诗歌的意境、抒情性等）。而近现代研究者们对“诗笔”概念的认识是一个由实到虚、由外到内、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第一章分析了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源头,主要论述了《诗经》的“赋、比、兴”和《楚辞》的象征这些最具中国特色的抒情方法,因为它们被后世的文言小说所继承;论述了《诗经》、《楚辞》中诗化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环境描写,因为它们为后世文言小说叙事要素的诗化变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论述了先秦诸子散文的小说性因素及其诗化特征,因为它们堪称后世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直接源头;论述了早期的史传文学,因为它们确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诗化传统。第二章分析了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流变,指出文言小说诗化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面貌。大致说来,唐前文言小诗化特征的特点是自然清新,唐代的特点是用小说来进行诗歌创作,宋元的特点是走向世俗,明清的特点则是异彩纷呈。唐前文言小说中的诗歌虽没有后世小说中的多,但它们都自然清新;它们含有很多骈文、韵文,但还没有后世小说中骈文、韵文的套路化;因为去古未远,唐前小说中的比喻、象征等创作手法非常发达,为后世所不及。唐人把小说当作诗歌来写作,这使得它比唐前、唐后小说的诗化特征都要鲜明。就诗歌而言,唐人小说中所含的诗歌多于唐前,少于唐后,但唐人小说中诗歌的总体质量则非其前、后所能及;就骈文、散文的诗歌意象而言,唐人小说中的比喻和象征虽然少于唐前,但它表达出的意象很有诗意,非唐前的各种喻象所能及;而这些有诗性的意象都是唐人所独创,也非后世小说中那些程式化的意象所能比。就小说的题材而言,唐代小说尚“奇”尚“情”,小说中的爱情作品明显增多,这些跟诗歌题材相同的作品在融入诗歌、抒发诗情、提炼意象方面都给唐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宋元时期文言小说的标题具有了七言化的倾向,这些七言标题所含的叙事信息多于唐人的三言、四言标题;宋人小说中的诗歌与唐人相比,在叙事性上有所增强,在抒情性上有所减弱,抒情性的减弱使得宋人小说中少了很多诗情诗意。宋人小说中的骈文也不像唐代小说中的骈文那样具有独创的特征,而是具有了程式化的倾向。明清时期的文言小说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既有“蚓窍蝇声,堆积未已”、“不文不白之诗文小说”,又有“以传奇法以志怪”、具有“诗情美、诗意美、诗境美和诗的韵味”的《聊斋志异》,还有只记“家庭米盐之琐屑”但“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的忆语体小说等,它们的诗化特征也都各不相同。第三章分析了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功能。诗化特征在文言小说中具有叙事功能、描写功能、抒情功能和议论功能。在叙事功能中,小说中的诗赋骈文除了具有顺序功能外,一些童谣、占语、诗歌往往能够预测或暗示后面的情节,从而使得它们具有了预叙功能;而这些诗赋骈文还经常用来复叙已经发生过的故事情节,因而它们也具有复叙功能。诗化特征在文言小说中的描写功能特别突出,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描写、相貌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多借助于诗赋骈文来表现。在早期的小说《燕丹子》、《吴越春秋》中,语言描写特别突出;相貌描写、行动描写则在《洛神赋》、《游仙窟》中大量出现;而具有抒情言志功能的诗歌在小说中更是普遍具有心理描写功能。文言小说中以赋歌骈文来描写环境,在《穆天子传》、《燕丹子》中就已出现,在《琴操》中已有出色表现,而自《游仙窟》开始,又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大段的韵语、骈语进行环境描写。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抒情功能更为明显,因为它既包括出现在文言小说中的诗赋骈文把它们所固有的抒情性移植到文言小说之中,也包括文言小说中的散体文所创造出的具有抒情特征的意境。《穆天子传》和《燕丹子》中的诗歌就已经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诗歌的抒情功能,而《世说新语》则是以散文抒情的典范。文言小说中的诗赋骈文也具有议论功能,《燕丹子》中的骈文、《云溪友议》中的诗歌、《韩诗外传》和《列女传》中的引诗、《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等的议论功能都很明显。第四章论述了文言小说的情节、人物、环境三要素的诗化倾向。文言小说的诗化故事情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文本中出现了大量的诗赋骈文,二是小说的情节发生了诗化变异。这些变异表现为作者弱化了小说的情节性,而加强了小说的抒情性,使得小说的叙事不是详细的、具体的、连贯的,而是简单的、概括的、间断的。而在具体手法上,则表现为叙事节奏的片段性和跳跃性,叙事手法的象征性和概括性。这是作者以写诗的态度、写诗的手法来进行小说创作的必然结果。沈亚之的小说就具有以上特点,因而被李剑国称之为“情绪小说、诗化小说、抒情小说或曰意境小说”。文言小说人物形象的诗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具有“才子”、“佳人”的特点。这些多具有非凡的诗才、炽烈的诗情、俊逸的外表、文雅的举止的“才子”、“佳人”从《穆天子传》到唐传奇再到《玉梨魂》一直绵延不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传统;而这些形象在中国文言小说中出现的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也使得它成为了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的主要区别。就具体作品而言,《世说新语》创作人物形象的特点是以散金片玉来铸就时代人物群像。它的每则小品文中所表现出的人物形象具有片段性、单纯性、静止性的特点,这样的片段性描写是诗性的手法,它能够集中笔墨形象地突出人物的某一显着特征;而当这一千二百余则片段集中成一部《世说新语》时,魏晋时代的群体人物形象就被层次分明、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了。与《世说新语》散金片玉式的片段描写不同,《游仙窟》则是用一篇长文、用一些连续的情节构成的完整的故事来塑造张文成、十娘、五嫂三个人物形象。因为描写的对象仅仅是三个人物,所以诗性的语言描写、相貌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就都集中于三人身上,使得三人的形象都很丰满而又有个性,而他们的语言、相貌、行动、情感也都具有诗性特征。第五章论述了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形成原因,指出了文言小说诗化特征形成的必然性。中国具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也最成功的诗歌教育传统,它使得中国古人对诗歌的重视上升到了道德层面和政治层面,它使得中国古人自幼就在诗歌的氛围中耳染目濡,养成了诗性思维,掌握了写作诗歌的技巧,使得他们都成为了诗人。而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诗歌创作也一直得到了统治者的提倡,这就使得长期没有得到文体独立的小说不能不受到诗歌的影响。而汉语是具有诗性特征的语言,那么作为用汉语创作的文言小说,也就更容易形成诗化特征。与白话文相比,文言文的诗性特征也更为明显。另外中国古代的世界观也具有诗性特征,它也影响了文言小说的诗化特征;特别是不可言说的“道”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对于意象和意境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白居易《琵琶行》艺术新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白居易《琵琶行》艺术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1）《瓯北诗话》诗歌鉴赏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归田诗话》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白居易《琵琶行》的艺术特色及文化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4）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唐诗歌用典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南宋山水画的藏与露（论文提纲范文）

（7）“《琵琶行》并序”文本解读与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唐代琴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听雨轩笔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白居易《琵琶行》艺术新探（论文参考文献）

• [1]《瓯北诗话》诗歌鉴赏论研究[D]. 朱倩. 湖北民族大学, 2021
• [2]《归田诗话》的研究[D]. 黄婷. 湖北民族大学, 2021
• [3]论白居易《琵琶行》的艺术特色及文化意蕴[J]. 李晓冬. 散文百家(理论), 2020(11)
• [4]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D]. 郝曦光. 吉林大学, 2020(08)
• [5]晚唐诗歌用典艺术研究[D]. 秦红丽.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6]论南宋山水画的藏与露[D]. 江威龙.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04)
• [7]“《琵琶行》并序”文本解读与教学研究[D]. 黄陈杭.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8]唐代琴诗研究[D]. 罗小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4(02)
• [9]《听雨轩笔记》研究[D]. 马思宇. 云南师范大学, 2013(05)
• [10]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研究[D]. 侯桂运. 山东师范大学,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