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的终结与建设新文明的基本原则

一、进步主义的终结与构建新文明的基本原则（论文文献综述）

张明^[1]（2021）在《民族复兴、社会主义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多维视角理解“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百年党史》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伴随着实践主题的深刻变革,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生动历史图景,内部蕴含着多元张力的综合作用。因此,衡量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价值,不能从单一视角出发,而需要以总体性思维把握百年历史的多重面相,从多元参照系出发定位百年探索的历史坐标。首先,需要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求索民族复兴的历史谱系出发,从重构民族主体性身份与推动世界历史叙事的多元民族性参与角度出发综合把握百年探索富强之路的重大意义;其次,需要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谱系出发,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突破性发展角度出发把握百年求索社会主义"中国版本"的重大意义;最后,需要从人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谱系出发,从超越个别走向一般的角度出发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

曹勇^[2]（2021）在《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文中认为伴随我国高校新时代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美育、双创教育、跨学科教育逐步成为重要内容。它使设计教育从专业领域进入通识领域,面向高校非专业学生的通识设计教育快速发展,但对它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因此,以其发展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概念剖析与设计研究为方法,对其概念内涵、课程内容建构、课题设计方法进行了系统理论研究,并形成以下结论:设计通识是以设计学科为内容载体,以通识美育为育人目的的设计教育形态。它揭示了设计教育作为一种跨学科探索活动在职业教育与人文通识之间的往复运动。回归美育育人不仅是其应用功能,也揭示了设计创造力培养的主体内在根源和设计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本源。在育人与学科双重视野下,设计通识课程内容可分为设计语言、设计返身、设计自由3个层次,其知识形态特征应该是学科内的破界与贯通、学科外的跨界与交叉,其核心能力是设计形式生成的思维能力。通过“知觉-媒介-抽象”、“意义-符号-叙事”、“技术-结构-系统”、“观念-重构-生成”4种设计形式生成思维的训练,建立全人发展与身体、文化、技术与观念的广泛联系,它既是设计育人的特点,也是设计学科自身拓展的动力。通识设计的课题设计方法对应于课程的核心内容和内容层次,表现为微观的基于具体内容的设计方法、中观基于应用情境的设计方法,但宏观层面上讲通识课题设计的本质不仅是“关于设计教育的研究”,更是一种“设计的研究”。课题作为人文性的教学设计“形式”,在抽象层面也具有媒介、意义、结构、观念4方面特征,由此打开课题设计更为丰富的可能。

李娜^[3]（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张成利^[4]（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回顾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人类逐渐战胜自然的历史过程。就中国而言,短短几十年就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成就斐然的背后实则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不断涌现。可以说,在获得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自然代价。面对国际整体生态形势不佳、国内生态环境问题严峻的基本现状,基于对工业文明发展方式的反思以及进一步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如何从理论上构建指引生态实践的思想认识是党和国家现阶段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要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回答,以期从思想意识层面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提供引领。本文旨在借鉴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人类发展史上新的文明（生态文明）为背景,以党的十八、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及如何运用它指导生态实践进行整体性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作出理论应答。全文主要分导论、主体、结语三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是对研究的对象和意义进行简要论述;其次梳理了当前学术界对选题的研究现状;另外介绍了论文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思路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最后着重阐述了生态、生态文明等多组概念的基本内涵。论文的前两章主要是从理论来源和历史演进两个角度进行梳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构建与确立提供理论准备和实践支撑。第一章主要论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础。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开发利用自然要遵循自然规律等思想认识,肯定这些思想至今仍在延用。其次,就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尊重生命”思想进行论述。最后,分别讨论生态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为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提供理论准备。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发展历程。本章从动态角度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经历了萌芽、孕育、发展、丰富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于生态环境问题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这些认识皆以相关生态文明理念表现出来。为了体现逻辑上的连贯和结构上的衔接,每个发展阶段基本从历史背景和具体理论认识两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持之以恒的探求。论文的中间部分也是主干部分,主要从理论主张、基本特征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认识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第三章具体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理论主张。本章以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历史考察为基础,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指向,概括和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主张为和谐发展、生态公平、绿色发展、生态安全,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旨在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说清楚、说透彻。论文后面所阐释的对于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现实路径分析正是基于本章内容。可以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理论主张的概括与论述是整篇博士论文的关键和核心。第四章简单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特征。在上一章提炼和分析了理论主张之后,进一步归纳总结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特征,并将其与传统文明观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我们走出传统文明观的误区,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简言之,历史性、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是其最基本的四大特征。论文的后三章都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理论主张的确定展开的,包括用生态文明观衡量现阶段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现状,肯定成就,发现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生态实践的具体现实路径。第五章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衡量我国的生态建设实践。本章主要从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绩和依然存在的问题这两个方面来评价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一方面,就成就而言,经过党和国家多年的努力,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生态建设工作持续顺利推进,国内生态环境质量相对而言有所改善;另一方面,成绩显着的同时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然较多,包括在新的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具体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国内生态环境状况依然不容乐观、思想观念上生态文明意识尚未完全形成、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依然存在、制度建设仍需加强和完善、国际环保领域的合作机制仍有待健全等多个方面。第六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本章旨在从学理依据与现实基础两个维度论证和阐释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内生态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解决现实环境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即,一是提升生态文明意识,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二是完善关键制度建设,增强制度保障能力;三是更新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绿色持续发展;四是加强国际生态合作,推进全球生态建设。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文章研究内容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得出了一定的研究结论。如,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增强其理论自信、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来推动国内生态建设是必然选择等。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未来研究可能拓展的方向进行展望。如,可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主张、可以探讨具体措施以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全社会的树立以及如何积极提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影响力等方面。

桑建泉^[5]（2019）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底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国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的利益共生点不断增加、基本共识区域日益拓展、命运交融程度持续加深,人类在发展的依存性层面已经成为融合的命运共同体。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善型公共生活结构在当下还不具有成熟稳定性,倡导与践行共同价值,正是为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当下走向更为符合人类价值期待的应然状态。基于此,系统地探究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理论实践基础与现实关照,不仅有助于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魅力,更有助于全面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合理性。理解价值是开展共同价值研究的理论起点。洛采首次在规范化的理论体系中提高了价值的形而上地位,马克思则主张价值应在具体现实而非抽象推演中得到理解,为此他还批判了瓦格纳的抽象概念演绎法。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解释价值本质,破除了价值一般与价值特殊之间的理论“壁垒”,指出实践过程中主体改造客体的价值关系是理解价值现象的基础。与价值相一致,共同价值应在具体的历史实践而非纯粹思辨中得到理解。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共同价值是反映人类命运与共状态中共同需要关系、共同利益的价值规范。它既包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具体的价值理念,也包含着人类追求美好公共生活的积极价值倾向、正确价值选择与良善价值目标。经过西方资产阶级精心包装的“普世价值论”早已背离了自由等理念的本真意涵,共同价值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超越了“普世价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初步提出到拓展与深化,始终表达了关怀人类文明前行的价值倾向,而类主体性、利益共生性、风险共同性不仅让共同价值成为深刻现实,更让其成为联结当代人类共同命运的精神纽带。共同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理论范畴。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价值立场,是在扬弃市民社会中得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叙事不是纯粹客观的事实描述,而是有着鲜明的价值态度,即对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历史的进步意义给予积极肯定,同时对资本主义给亚非拉等殖民地带去的深重灾难进行无情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史是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矛盾不断调和以至最终统一的过程,“自由人联合体”是其价值理想。在当下,共同价值需要承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价值立场、“世界历史”价值视野与“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以增强其理论解释与理论批判力。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范畴,其由中国提出有着逻辑必然性。七十年来,新中国尽管在发展中曾经遭遇过挫折,但整体上从未偏离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通过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式坚持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在探索中作出了开放发展的价值抉择,通过平衡国内国际责任承担了责任发展的价值担当。当代中国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内在一致性,现代化发展、开放发展、责任发展有机统一的中国实践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同样离不开责任大国的引领。今日中国之所以能提出共同价值,是基于自身实践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体悟;今日中国之所以要提出共同价值,是为了更好地扞卫人类当下利益与实现人类命运的当代改善。共同价值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现实关切,是完善全球治理的规范性价值导向。共同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合作以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因此二者在全球治理中的“携手共治”应得到正确理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不能简单推演到国际关系领域,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展开激烈对抗进而战胜并埋葬资本主义是“斯大林话语体系的表达”。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当代全球性问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应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局出发携手合作。中国关于全球治理嵌入共同价值的主张,立基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人类社会重大矛盾的科学认知,倡导全球事务各国共同治理、国际交往“义利并行”。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心的新时代中国将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但中国不会牺牲核心国家利益,而是在国家发展与人类利益中寻求统一。当今的霸权主义国际格局同人类命运的改善背道而驰,是阻碍全球治理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威胁,从霸权主义国际格局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共同价值嵌入全球治理的逻辑演进必然。共同价值在理论优势、实际推进、整体构建三个维度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特质在于其当代性,共同价值则为各国追求当代利益提供了价值规范,它倡导各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利益,主张各国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共赢,可见共同价值在利益属性的维度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优势的发挥。其次,“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与共同价值具有内在契合性,其在目标维度致力于践行共同价值,未来发展中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共同价值引领下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推进。再次,共同价值不仅回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容,而且规范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发展方向,以共同价值为导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性构建,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范畴、拓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充实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蕴含。共同价值是人类整体发展中责任与义务的有机统一。从当今国际的基本现实而言,共同价值是各主权民族国家的发展权益与国际责任的有机统一。践行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根本的依靠力量只能是世界各国的人民,“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只有将人类发展命运的决定权交还给各国人民,让人民在理性思考与实践中深刻体悟“自我”的真实责任与义务,全球人民才能在普遍的价值共识中携手构建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人类也才能“诗意地栖居”于共有的地球家园。

谢建华^[6]（2018）在《论生态伦理的新自然主义基础》文中指出生态伦理颠覆了传统人类视域内的道德关系,将人类之间的道德概念扩展到了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世界。以往的道德扩展在面对道德关怀的对象时,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界定与说明。人类中心主义者往往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意识,才具有内在价值。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据此进行反驳,并提出各自的主张。这些生态伦理流派经常依据传统自然主义理论进行论证。它们既没有超越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也没有给予论证对象以坚实的内在价值。新兴的意识外在主义理论与道德扩展的进路相吻合。它们组成的意识道德扩展可以作为生态伦理的新自然主义基础。意识的外在主义有具身认知、延展认知、嵌入认知与生成认知等几种新形式,它们将意识的广延由人类的大脑扩展到人类所属的身体和外在的自然环境当中。以这些理论为基础,能够将人类的意识进行有效地自然化建构,也能将自然进行有效地意识化建构。这样削弱物质与心灵的主客二元分化,建立整体主义的意识观,为生态道德的扩展提供有效的本体承诺。以此,通过重构意识来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的中心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并超越各种中心主义,建构出生态整体主义的新自然主义基础,为构建美好新生态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本文包括导言、四章专题性的系统论述以及结语。导言,介绍了生态伦理中有关道德扩展及其传统自然主义基础的现状。分析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提出建构生态伦理新自然主义基础的可行性,指出本论文构建新自然主义基础的研究目的,说明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确定拟解决的问题,进而阐明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第一章,梳理道德扩展的逻辑脉络,发现道德扩展的传统自然主义论证中内在价值的缺失问题,说明对道德扩展进行新自然主义基础性建构的理由。分析当前的意识扩展理论,发现意识扩展的进路与道德扩展的进路是一致的,意识扩展可以对道德扩展进行充分地重构。第二章,解析道德扩展的起点难题,即人类中心主义道德扩展面临的非同一问题,说明解决人类非同一性传统方案的无效。分析新兴的意识扩展理论,发现意识扩展可以对人类的非同一性进行修复,重塑人类的同一性,构建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道德扩展,重构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扩展,确保人类共同体拥有完全的道德地位。第三章,分析非人类中心主义各个流派的道德扩展,分别说明动物权利/解放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各自的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分别说明它们原有理论在自然属性和内在价值上对其所说明对象论述的不足。然后,运用意识的道德扩展理论,在一个维度上对它们进行由低级到高级层次划分,说明它们需要低级到高级的善,赋予它们以统一而不同的道德地位。第四章,建构生态整体主义的意识道德扩展。肯定生态整体主义的道德扩展,说明盖亚假说、生态位构建等传统型自然科学理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传统型自然科学理论可以与意识道德扩展相结合,共同提升至生态整体主义的新自然主义基础。建构生态整体主义的意识道德扩展,说明人类与自然的同构性论证、均等性论证和互补性论证,使得生态整体主义彻底地获得生态整体的内在价值。结语,得出意识的道德扩展是生态伦理的新自然主义基础的结论。意识的道德扩展在本体论上,可以构建世界的新自然主义图式;在认识论上,可以统一人类与自然意识维度上的内在关系;在价值观上,建构了一致的人类与自然的内在价值;在实践论上,可以说明人类活动与自然发展过程的一致性。

祝大勇^[7]（2016）在《海外学者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12个词语凝练和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凝练和概括。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一直非常关注,他们的研究构成了我们值得认真思考以反观自身的镜像。其关注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渊源。从对亚洲价值观的论争到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探讨中,可以发现海外学者主要从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上寻找价值根源,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传统价值的现代化问题,这间接启示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当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使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相通约,在凝练和概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尤其不要忽略了基于自身文化基因和底色的表达。其二,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论战。西方“普世价值”的渗透是当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的重大挑战。海外学者视野中对“普世价值”的来源、传播路径、实质等的分析,可以提供参照,启示我们以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为主线梳理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境遇,即:在西方“普世价值”强势话语压力下,既应旗帜鲜明的反对“普世价值”思潮,又要积极汲取世界文明的精华部分,大胆为我所用。其三,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发展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海外学者学术倾向值得关注,比如:是否在意识形态高度上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何延用“合法性”这一西方的政治术语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何以将爱国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等等,这些观点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海外学者的价值立场先入为主的现象依然存在,价值偏见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激励我们着力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海外传播能力,冲破海外尤其是来自西方的话语屏障。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海外学者关注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框架和视角,希望能够及时获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对海外学术误读加以澄清,从而加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王雄^[8]（2015）在《新观念的冲突与建构——历史教育的观念困境及其出路》文中认为网上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往往异常激烈,这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体现了技术进步推动了社会开放。因为,过去民众都把自己的想法放在心里,难以发表不同看法,当然也没有地方可以自由讨论。互联网为发表不同观点提供了平台。因此,历史问题不再是少数人可以发表见解的领域（其实很多领域都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各种类型的讨论中来。这是每一位参与历史教育的人值得重视的新现象,它预示着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正像100年以前,电气时代取代

徐子棉^[9]（2012）在《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研究》文中指出十九世纪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近年来,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成果因其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发挥重大影响,也已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中争论问题涉及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谐社会等问题,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学者们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分析和把握上,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早完成现代化,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形成了制度、体制和路径上的既定模式,对后发国家具有强烈的指向作用,促成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一体化的误导,致使中国现代化的性质被当今诸多的国内外学者所忽略。自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现代转型就已开始,一百多年间的三个世纪里,中国人向国外学得很不少,但行不通,理想总不能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梁启超的《欧洲心影路》深刻的揭示了国外文化的弊端,却回转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辛亥革命那样的全国规模的运动最终也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中国向外学习的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一直在探索适合我国发展的现代化模式。以“一五”计划为标志,“以苏为师”优先发展重工业模式是当时发展的主要模式。1957年末,随着大跃进的开始,叠加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现代化的探索发生背离,产生了反现代化的因素与趋向,两种趋向相互交织,最终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使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市场经济为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式,形成了以改革为动力,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渐进型现代化发展模式,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促成了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全面启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既要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现代核心价值体系,同时,巩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充分吸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由易到难,又要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呈现出循序渐进的良性发展态势,尽可能的避免大动荡,力求实现软着陆。因此,探究“从当代中国①现代化的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就成为本人首要的理论兴趣和本文研究的初衷所在,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国情独一无二,中国的经验举世无双；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正努力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经济起飞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第二,在长达百年的现代化研究谱系中,无论是重要文本的翻译、整理,还是日益紧契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理论总结,不同的研究起点、历史条件、学术底蕴、社会背景均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全面启动的研究中留下了印记。在个体化研究的背后,关于“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研究脉络的梳理、范式的把握、共性的归纳确实比较鲜见。第三,社会作为一个由各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的有机体,其发展变动与结果必然受到多种因素、多种力量的牵制和交互作用。从古希腊的“自然动因论”到中世纪的“神学动因论”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动因论”直至19世纪初黑格尔的“理念动因论”,向人们展示的只是一种机械的、线性的社会发展图景,实际上,对一场重大社会变革来讲,其造成社会变动的因素将是全景式的。马克思在研究中也曾深刻的指出：“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动力是什么,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②人类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虽然每一种因素都或多或少的对社会发展起到影响,但作用性质却迥然不同,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本文论及的“社会动因”则是指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变动的积极因素。全文由导论和正文共七个部分构成：导论主要阐述“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的选题缘起及研究述评。主要讨论“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重点难点、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研究域、关注点等等。第一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因思想,介绍本文所用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分析理论。首先,阐释了现代化的启动、中断和全面启动的概念、基本表现方面、并结合引用例证归纳出现代化中断的一般特点（如国家作用的官僚-权威化过度的特点、民主化呈现失范和回溯的特点、复古主义与现代主义在调适中的裂变、造成社会的重大后果与灾难等方面）及全面启动的基本特点（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始于体制性的变革、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具有相似性与可测性特征、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具有共享性与学习性特征、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具有连续性与间断性特征、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具有异步性与同步性特征）。其次,论述了马克思社会规律思想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总的指导思想,它构成了本文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因思想的基本框架。通过对现代化实践下形成的中国模式的解析,明确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进行阶段性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三,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因思想以建立自己的分析基础。本文以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历史代价思想、社会动力合力论为基础,探讨了其方法论在本文中的意义,为本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从宏观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路径进行了深入考察,以便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给予历史的定位。首先,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进程进行归纳与评价,得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异常艰难,现代化的全面启动没有实现”的结论,并着力分析了原因。其次,从辩证的视野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的必然性和科学性、指出了建国后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良好开端、积极肯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同时揭示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现代化启动中潜伏的危机。第三章从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的角度提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意味着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的论点。首先,分别从党的八大路线的中断、“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性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目标等各个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与现代化的进步发展趋向相违背的,是与现代化发展逆向而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反现代化的,因此就其指向和社会后果来说,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中断。其次,从社会发展的主要社会领域概括和论证了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的主要表现：从社会主义民主到专政的横行、从社会主义法治到无法无天、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一部分”到革命对象、从教育的发展到教育的停顿、从城市化到“逆城市化”、从经济搞活到经济全面僵化、从别人封锁我们到我们自己闭关自守,这些重大的社会领域呈现出逆现代化的指向与后果。再次,进一步概括和分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的特点：经济在周期性起伏中低度发展、法理型权威的缺失和一元化领导制度的恶性运行、政治参与的非理性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发生形变的非常态化等。最后,阐明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的原因。第四章明确提出和系统论述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启动的问题。首先,从现代化全面启动理论指向上和价值诉求上明晰和破解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中难题的切入点：发展观是从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到全面启动的逻辑主线、实践性是从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理性指向、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是从当代中国现代化中断到全面启动的价值诉求。其次,具体设定和论证了当代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的标志与时段。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段：1978年到1992年为重点推进阶段、1992年以来为整体推进阶段。接着,论述当代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的主要五个表现方面：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变革；现代性因素的涌流与全面释放。最后,提炼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启动的主要特征：实验与徘徊的初创特征、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社会转型度”不断增强的特征、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创新性特征、科学性特征、社会运行向良性状态转化的特征。第五章较为全面地探讨和分析了促成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首先,依次对促成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进行论述,大致有六个方面的内容：持续不断地现代化思想变革和启蒙、强势生存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强有力的现代化政党、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不断调整与改革、时代主题的转换与正确的对外战略、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需要及主体性的迸发等等。接着,对现代化全面启动中社会动因进行结构分析,指出经济力是现代化全面启动的根本动力、政治力是现代化全面启动的制度保障、文化力是现代化全面启动的精神动力,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当代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动态结构。再次,对社会动因进行系统整合,从而说明整合是保证各要素协调并全面启动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整合有助于实现社会动因的经济要素与政治要素的一体化、整合有助于社会动因的政治要素供给充足（政治资源能量）、整合有助于有效地控制社会动因内部主体利益冲突的程度和范围、整合有助于更好地形成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统一。最后,详细论述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要素的制度整合、政策整合、主体的利益整合、文化要素的整合的内容。第六章从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过程进行反思。首先,从逐步形成具有现代化内生性的意识观念和逐步形成具有现代化内生性的一系列制度架构两个层面来论述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防止现代化的中断。其次,明确正确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是防止中断的重要因素。一要把握好处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矛盾的基本原则——党的基本路线,二要以系统优化塑造社会和谐,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第三,坚持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是防止现代化中断的根本。第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现代化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第五,要正确处理资本主义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第六,坚持科学发展是现代化良性运行的基础。总之,中国的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和最醒目的现象,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受到空前的关注,其对世界的吸引力与感召力也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将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更加注重探究成功与成就背后的原因,在深入审视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避免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走过的弯路,尽可能的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付出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正确处理好结构与解构、中心与边缘、历史的连续与历史的断裂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找到中国最有效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高炜^[10]（2012）在《生态文明时代的伦理精神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态危机的出现及其解决,引发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的深刻思考,促进了理论建设活动的积极拓展。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直观当前生态危机产生的种种危害,如何正确运用生态文明理论,整合其伦理精神的深刻内涵,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原则,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探讨研究生态文明时代的伦理精神,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构建生态和谐社会,促进社会文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独特的精神伦理气质作为其内在灵魂与血液。面对近代以来一系列生态灾难、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和日益升级,市场经济下精神家园的失落和丢失,以及公民社会的到来,人类文明亟需一种全新的伦理精神生态来应对一切现实的和潜在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生态危机,这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伦理精神。本文试图在对生态文明与伦理精神基本理论的哲学考察的基础上,通过东西方伦理精神的历史动变分析,将历时态的历史追溯与共时态的现实考察相结合,在理论上为生态文明时代建构一套以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自然生态为根基的“生态伦理”,延伸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生态,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和社会全面和谐进步的“社会生态伦理”的伦理精神体系,旨在修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生态,重构当代人的精神家园。（1）对生态文明的伦理审视和伦理精神价值意蕴的哲学考察。本文首先围绕着“生态”如何成为一种“文明”这条主线,追根溯源,从人与自然、文明与生态的历史互动中考察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的深层历史蕴含和主要文化特征。而后,进一步深入考察了“伦理精神”这一概念的深层哲学意蕴和价值意义。首先区分了“伦理”与“道德”这两个概念,辨明二者与“精神”的区别与联系,论证“伦理精神”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合理性。其次,对伦理实体、伦理世界与伦理精神等概念进行了较细致地离分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伦理精神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明晰了伦理精神的自由本质,从对生命个体、社会组织以及整个社会等三方面考察伦理精神的重大社会价值和意义。（2）对东西方伦理精神的历史动变考察与分析。采用时间顺序和历史分析两条脉络。首先考察了古典文明的伦理精神,作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根基的轴心时代的古典文明的代表,即古希腊和中国儒家、道家的伦理精神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其次论述了宗教文明的伦理精神。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的伦理精神气质进行了既符合本义又富新意的解释和反思,寻求其具有的普世价值的理论营养。再次是对工业文明及其伦理精神的剖析。依次评述了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精神与西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关系的深刻论证；启蒙精神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双重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求真”的科学精神和“臻善”的伦理精神相互关系的讨论。最后由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初步形成,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衣钵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经典作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的推进和发展。最后得出文明与伦理精神变迁中的历史启示。（3）论证树立新的伦理精神的重要性。首先回到当前社会现实,转入对当下中国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伦理精神现状的剖析；随后论证当代中国实现伦理精神重建和“价值重估”,实现生态文明转向的必要性,并简要地从几个方面指出了中国伦理精神建设的努力方向。最后从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目标角度,论证了构建新伦理精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4）探讨了组织伦理精神的建构和如何加强关键伦理场域的伦理精神建设。首先明确生态文明时代的伦理精神构建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确立了以自然生态为根基的伦理精神,其次着手“个体伦理精神和组织伦理精神”的二元辩证体系的格局构建,以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科学共同体组织这三类与人们生活最为密切的,也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为例,具体探讨了组织伦理精神的建构。再次针对家庭、学校和社会最重要的三大关键伦理场域,讨论了如何加强关键伦理场域的伦理精神建设,从而为共享生态文明的人们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精神家园。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最后论文不仅在古今中西伦理精神的对接中对生态文明的未来图景进行了现实的考量,而且还从未来重新回到现实,在二者的对接中,从制度、理论、文化、精神及社会等层面初步构建了一种现代伦理精神评价指标体系,这既是本文的创新点,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进步主义的终结与构建新文明的基本原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进步主义的终结与构建新文明的基本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1）民族复兴、社会主义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多维视角理解“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百年党史（论文提纲范文）

（2）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3）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底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生态伦理的新自然主义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7）海外学者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观念的冲突与建构——历史教育的观念困境及其出路（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生态文明时代的伦理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进步主义的终结与构建新文明的基本原则（论文参考文献）

• [1]民族复兴、社会主义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多维视角理解“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百年党史[J]. 张明.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1(04)
• [2]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D]. 曹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研究[D]. 张成利.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底蕴研究[D]. 桑建泉.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6]论生态伦理的新自然主义基础[D]. 谢建华. 山西大学, 2018(04)
• [7]海外学者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研究[D]. 祝大勇. 清华大学, 2016(12)
• [8]新观念的冲突与建构——历史教育的观念困境及其出路[J]. 王雄. 历史教学(上半月刊), 2015(01)
• [9]当代中国现代化从中断到全面启动的社会动因研究[D]. 徐子棉. 陕西师范大学, 2012(02)
• [10]生态文明时代的伦理精神研究[D]. 高炜. 东北林业大学,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