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转型

一、简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论文文献综述）

李新潮^[1]（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苏彬^[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欧叶荣^[3]（2020）在《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国内外形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之间的碰撞愈烈、交锋正酣,多元文化场域的复杂交织态势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生态的典型特征,正不断威胁和消解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较政治文化附着于政治系统的强大稳定性,及党内政治文化以维护政党合法性为宗旨的特征,行政文化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更易发生变动,也更能凸显人的主体性精神和体现人的价值追求,因而具有整合、引领的天然优势。而且,多元文化场域中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权力与权利、自我与他者、吃苦与享乐、个体与公共等价值间的张力,也构成了行政文化系统内部的多层次矛盾。这给行政文化整合带来了重大历史挑战,因而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成为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推动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多元文化场域可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内容维度、价值维度、性质维度、形式维度等多个层面立体展开;行政文化系统也是历史继承性与实践创新性、纵向融合性与横向融合性、精英性与大众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精神流传性与物质依附性等多元属性并存的有机统一体;由此可辩证把握多元文化场域与行政文化系统的互构逻辑、以及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客观依据。从现实层面来看,主流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网络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等各个文化场域给行政文化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究其实质,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主要面临着传承与转换的整合、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整合、现实与理想的整合、人与机器的整合、人的主体性的整合、精神厚重与表达轻浮的整合等实质困境。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具有对行政文化系统自身及行政文化生态系统两个层面的目标导向,需同时把握机制构建的一般原则和文化整合的特殊原则。其具体方案设计为探索期:“思想点”的准备——认知转变机制;碰撞期:“障碍点”的排除——矫治优化机制;磨合期:“中立点”的寻求——沟通对话机制;拓创期:“基因点”的交合——功能协调机制、结构重建机制、价值重塑机制;以及全过程:“风险点”的规避——风险规避机制五个阶段。其中,行政文化系统的结构重建和价值重塑是核心,也是本文主要创新点所在。不同文化场域之间的博弈,促使行政精神文化、行政制度文化、行政行为文化等各层面的要素调整和内涵赋新:精神层面包括培养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统一的行政动机、工作态度与生活态度相统一的行政态度、不忘初心与牢记使命相统一的行政情感等开放兼容的行政心理;塑造工作生活与日常生活相统一的行政实践观、行政主体与公民身份相统一的行政角色观、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的行政价值观等先进健康的行政观念;确立中国梦与共产主义相统一的行政理想、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统一的行政信仰、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相统一的行政道德等与时俱进的行政思想;及发展系统性和交叉性的学科体系、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体系、大众化和国际化的话语体系等本土化的行政理论。制度层面包括以精英联大众,塑造全员参与的民主体系;以科学融人文,塑造技术规则的责任体系;以西方鉴中国,塑造融礼于法的法治体系;以传统喻现代,塑造自律家训的廉洁体系;以线上促线下,塑造人民满意的服务体系;以国内推国际,塑造和平发展的友好体系。行为层面包括“刮骨疗毒”之克服网络文化浮夸风气,反对形式主义;摒弃传统文化官本位意识,反对官僚主义;割除西方文化功利毒瘤,反对享乐主义;警惕大众文化消费特性,反对奢靡之风和“淬火赋能”之传承红色革命基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吸收西方竞争特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紧跟大众现实需求,为民服务真抓实干;借助网络技术优势,勇于担当奋发有为。进一步指出,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体现了人民是共和国的真正缔造者,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共同揭示了人民是共和国的伟大建设者,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共同彰显了人民是共和国的最终评判者,所以人民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根本价值指向,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体系的建构,涵盖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取向、整体推进人民各项权利平衡发展的行政价值规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有机统一的行政价值准则、增强人民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行政价值标准、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行政价值追求、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政价值目标。为促进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具体实现,需遵循紧跟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步伐、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密切关注与调适技术伦理的新问题,及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心理支撑等实践策略;实施强化主流行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渐进平衡发展的运行方式、贯彻行政公共理性的根本目标、营造文化传播自律的优质环境等现实路径。

刘凯宏^[4]（2020）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区域差异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主要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区域之间存在的差异,从梳理政治文化理论入手,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内涵、结构和功能进行归纳总结,并且对政治文化的成分、类型和功能等方面也进行相应的分析和总结,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从基础理论方面对政治文化已经取得的相关理论成果进行了比较全面详细的分析,为后文的研究做了理论铺垫。进而分析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现状呈现出“一主多元”的格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主导政治文化,并且存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两种主要的政治亚文化。对他们的概念、内涵和特征等都做了相应的分析研究。并且比较分析了主导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异。对中国政治文化区域差异的研究,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同区域的人口数量、男女比例、城乡差距、年龄结构、教育背景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情况等方面入手,分析不同区域政治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揭示不同地区之间政治亚文化中存在的差异。从而得出,要优化中国政治文化格局,就要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传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有益养分,统筹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推动民族团结和平共处。

张迪^[5]（2019）在《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中的两个独立系统,二者的发展遵循着各自的内在规律。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相互协调时,政治体系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当然,二者完全一致的理想状态不存在。然而只要二者的张力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良性的政治秩序就能成为现实。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一致性超过一定的限度,政治体系则呈现出动荡的局面。旧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度变革的主张就会随之出现。如果传统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新政治制度建构的过程就会尤为艰难。即使是建构起来,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支撑,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中的隐性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在政治文化的传播广度上,表现为精英与大众的政治文化是否同步。当社会发生变革时,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最先发生变化。如果他们倡导的政治文化能影响到大众,那么精英和大众的政治文化就具有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变革拥有了广泛的政治文化认同,就会较为顺畅。反之,变革很难成功。其次,在政治文化的整合效果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和外来的政治文化是否能完成融合。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往往呈现出多元并存状态。传统政治文化受到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开始消解;外来政治文化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抵制,很难稳固地在民众之间形成共识。如果传统和外来的政治文化能实现成功整合,政治制度变革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反之,整合失败,政治文化呈现破碎状态,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很难成功。再次,在政治文化演变层次方面,表现为表层的政治思想是否完成向深层政治心理的转变。一般而言,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由于具有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容易接受外来政治思想。而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是一种深层次的观念积淀,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变。如果政治文化是在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那么政治文化的深层次转变就较为容易发生,政治制度变革成果也随之巩固下来。相反,如果政治文化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与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差甚远的话,政治文化的深层次演变很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因而很难成功。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旨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变法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制度变革目标却没有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没有建构起来,君主专制制度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戊戌维新运动是失败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固然受到经济基础、政治博弈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然而从更为深层和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与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传统政治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新型政治文化又尚未成型完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难以深入人心。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建构起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提出设议院、兴民权、三权分立等具体举措,同时对君主立宪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政治文化进行宣传。然而其政治思想的宣传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等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对于其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并不了解,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求稳保守、反对变革、对皇权的依附和崇拜等,这些政治文化因素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因此,戊戌维新在政治文化传播的广度上是极为有限的。戊戌维新时期,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发挥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自身严谨和完整的逻辑结构,并非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简单融合就可以实现新型政治文化的内部契合。维新派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多浮于表面,具有服务于现实政治变革的功利性。浮于表面的对中西政治文化的简单取舍并不能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维新派没有完成中西政治文化的融合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模式。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历经长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配合,形成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戊戌维新期间,小农经济仍然是主要经济形态,宗法制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结构,儒家政治学说和道德规范仍然牢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民众的臣民政治心理极为稳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改变。从政治文化的演变层次上来说,戊戌维新期间所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政治思想方面,并没有演变为人们心中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本文在坚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戊戌维新这一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该运动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失败的原因,从中总结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戊戌维新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宣传方面,影响范围有限,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没有完成,政治思想没有实现向政治心理的转变。因此,新型政治文化没有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没有成为政治现实。

刘霞云^[6]（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陈蕊^[7]（2016）在《当代中国公民民主意识研究》文中指出民主有国家制度、基层制度和公民意识等相互联系的不同表现形态。国家制度及基层制度的民主是公民意识民主的制度规范；公民意识的民主则是实现国家制度及基层制度民主的具体途径。由此可见,民主意识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体对社会存在的反思和对民主关系的主观表达,是能动地反作用于民主实践活动的精神驱动力,是人的观念意识的现代化在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具体体现。民主意识涵盖了主体的民主知识、民主情感、民主意志、民主经验、民主思维方式、民主态度、民主追求和民主信仰等各个方面,有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等基本类型。公民是民主生活的政治主体,是民主意识的载体,是实现民主意识的实践主体。因此,民主意识归根到底即是公民民主意识。公民民主意识内在地包含了公民对民主观念、民主权威、民主精神以及民主同法治关系的认知和理解,表达了人们对民主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些内容及其基本内涵体现了人类社会对于民主的根本主张及其对于民主的价值和功能的基本看法。公民民主意识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教化等基本功能。当前,我国正步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伴随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一方面,社会活力得到充分释放,社会财富得以极大涌流,公民的民主意识日益勃兴；另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各种矛盾、压力和挑战接踵而至。思想市场的开放与普及,使得公民更易习得自由、平等等民主精神。每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对民主都有自身独到的体验,都会形成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念。显然,社会的进步不再取决于过往那种整齐划一的思想观念,也不宜强求公民的政治表达完全同一。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在尊重公民个体民主权利和保障公民个体民主自由的同时,还注意到,公民的民主观念又有共通之处,这就需要在全民族乃至全社会树立共同的民主价值信仰,倡导民主共识。这样一种民主观念的价值判断必然要求全体社会主义公民应当具备协商包容的政治意识以及合作宽容的社会美德。以和谐包容的现代民主观念为政治共识的价值基础能增进社会成员的彼此信任,达成民主共识。这个求同存异的过程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最好诠释,这种妥协和包容的意识本身就表现为一种现代民主意识,它能缓解因为市场过度竞争的弊端导致的社会交往的匮乏和人际关系的恶化,使公民政治行为文明化。以现代民主意识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引领,它使得公民对于政治现代化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能给予理性合理的理解分析；对待政治改革进程中遭遇的疑难挫折而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撑。一般说来,以一种合力较强的心理定势作为思想基础的现代政治模式则较为稳定并持久,它能增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增强对政治现代化的实践认知。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加快政治现代化的改革步伐,从而把政治现代化建设这项宏伟的政治工作根植于广大社会主义公民的头脑之中。当代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始终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伴而生,协同发展。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进步应当成为考量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参数。公民民主意识的发展状况,直接反映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性质和发展走向,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由低级向高级的跨越与发展。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公民的民主意识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深入考察建国以来我国各个时期公民民主意识的发展状况,科学评价当代公民民主意识的总体特点,我们能从中获取公民民主意识发展规律的经验启示。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需要,把握公民民主意识的历史传承,对探索和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及本质,实现公民民主意识的科学化发展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尽管当代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并没有涵盖我国公民民主意识的全部,但它却关照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实践的整体布局,决定了我国民主建设的运行具有自身的政治特色与发展规律。可以说,公民民主意识的发展历程终究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共生共存、同步发展；公民民主意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直接关照着未来社会我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实现程度。

王帆宇^[8]（2016）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正面临持续恶化大背景下,我国的生态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国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逐步呈现的,并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其广度、深度和难度前所未有。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生态文明不是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外生变量,而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的内生变量。所以,从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我国环境问题的。本文坚持以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规范和实证相统一的维度,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逻辑,详尽诠释了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相关问题的破解之道。本文着重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共包括以下几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到该论文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意义,综述了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研究现状与述评,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等。第二部分从辨析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最后得出结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实现文明观的生态转型,走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首先对社会转型及其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基础性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一般关系。通过对此关系理论的阐述,为整个文本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主要围绕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顿展开。这些成就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双边与多边生态国际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同时,文章也对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顿进行了归纳,包括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自然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等。此外,本文还在遵循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诱发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些因素不仅有其自然原因,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因素,而社会原因既表现为制度上的缺失,也表现为人类观念认识上的局限等。第五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包括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背景、目标指向、进程与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高效率的价值取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法律法规等三个角度阐述了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对生态文明带来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文章也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等几个方面就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带来的负面效益进行了把握。第六部分侧重于从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这一部分中,笔者首先对政治转型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嬗变、“全能型”政府裂变、从免责行政到责任行政转变等三个视角进行切入,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七部分通过回顾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概括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征,并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笔者对这种影响的阐述主要围绕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法律至上理念的逐渐生成、契约文化精神的生成等四点展开。第八部分主要是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之主体和原则等理论维度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层面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姜瑞林^[9]（2016）在《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困境与文化选择》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在人类社会进步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发展的主要难题看,文化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无论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当前文化发展和建设的现状还不足以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需要一场持久的文化建设之路,需要走一条文化强国之路。当前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也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过程。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可以对分散的、个体的、断裂的社会进行整合与再造,从而为物质的发展与繁荣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本研究试图将社会进步与文化建设两者有机结合,一方面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研究文化的功能与作用,另一方面从中国文化实践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社会进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寻我国社会进步的文化诉求与文化选择,并尝试给出文化建设路径和措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经验总结法、交叉研究法等研究方法,运用政治学、文化学、文艺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按照“理论分析—实践问题—原因揭示—政策选择”的基本逻辑,揭示中国社会进步与文化实践关系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而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找出困境所在,揭示现象背后的机理,从文化选择的层面,基于社会与国家、发展与代价、文化与进步等双重的视角提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中文化困境的解决方案。具体来讲,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分为五部分内容:第一章,理念与价值:文化、社会进步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困境与文化选择,首先必须明确文化、社会进步等基本概念含义,以及文化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关系。本章主要是为全文的研究提供基本概念与理论上的支撑。文化是一个社会内部的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的价值总和,并决定着社会成员的交往、思维、感知和行为的取向。它在价值层面提供了一个社会或者群体的行为模式、行为条件、价值理念以及道德观念。基于以人为主体的价值功能定位,将文化的分类概括为规范型文化、规制型文化、引导型文化、渗透型文化和嵌入型文化等五种。社会进步是指在一定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体系。社会进步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一个抽象的期望中的目标,又依据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情境具体化为不同的体现终极目标关怀的子目标。这些体系化的子目标,就是实践中衡量社会进步程度与水平的社会进步评价体系。从整体来看,社会进步的评价体系至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层面,这样才能从整体的视角来审视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进步与否。社会进步的本质是人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进步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以价值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并最终会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文化在社会进步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文化建设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为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价值引导;另一方面,社会进步本身也具有文化诉求,体现在政治文明的文化表达、经济建设的文化支撑、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武装、文化自身进步的内在规律。而在这些方面,我国目前社会均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或悖论。第二章,回顾与思考: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关系的历史考证。本章从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来认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建国初期的文化建设主要是通过外部政治力量的建构来完成的,建国初期的文化建设为即将出现的社会主义文化基本扫清了障碍,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文化结构也由传统的多元并存的复杂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中国的文化建设目标是基本清晰的,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但是从1965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却严重地偏离了原有既定的轨道,而且文革之前的文化建设塑造的文化价值观遭到了粗暴的政治否定。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开始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文化模式的束缚走向多元文化的吸收并进。江泽民时期,文化同经济、政治一样,被放到了“三足鼎立”的位置上。文化建设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被彰显出来。胡锦涛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了深化和反思的阶段,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下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观,具体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文化创新的活力与动力。习近平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新战略逐渐清晰,即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发展文化理论。第二,勇于批判的文化创新与超越心态。第三,建构多元、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理念。第四,从国家建构到社会培育的文化发展新思路。第三章,挑战与制约: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困境。主要从当代中国社会进步评价体系的文化缺陷,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对社会进步的规范与制约,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代价三方面展开。当代中国社会进步评价体系的文化缺陷可以概括为:传统文化认同体系的式微;现代公共认同文化缺失;国家文化建构的滞后,没有一个核心的贴近日常生活与基于历史制度原型的文化价值体系,文化建设缺少整合力与认同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没有形成,文化没有转化成直接的生产力与国家影响力,更没有转化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对社会进步的规范和制约包括传统文化正能量功能发挥不足,基于个人主义的落后暴力腐蚀性文化不断阻碍中国社会进步;西方文化思潮泛滥,对主流文化与观念造成冲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与主流文化交叉碰撞,并在经济建设与市场化过程中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的悖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代价主要包括“超文化”社会的失落感、传统文化的迷失、文化认同的匮乏等方面。第四章,探究与归因:当代中国社会进步文化困境的原因。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理论认知的偏差。这包括全球化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存在认识误区、“唯生产力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偏差直接导致人们对于一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判断产生质疑,对于一切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也产生怀疑。“唯生产力论”导致社会与文化建设的滞后。二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实践操作的失误。这表现在社会急剧转型和利益格局调整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外缺陷、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三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文化环境的负面趋向。当前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环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殖民主义;二是文化体制弊端造成的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精神桎梏;三是日常生活层面文化生态破坏与被侵蚀。第五章,对策与路径: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选择。文化选择应坚持的原则包括:多元文化共存的原则、先进文化引领的原则、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原则。在社会进步的评价体系中文化缺陷的有效应对应从树立科学的社会进步理念、彰显社会生活中文化软实力、构建长效的评价体系等几个方面入手。面对这种社会进步的文化代价,新的形势下必须进行整体的调整,坚持以弥合文化政策与文化实践之间的断裂,文化发展与文化需求之间的断裂,文化发展的时空断裂为目标,建立包括制度机制及社会机制的调控运行机制。解决各种文化困境,进行文化创新与改革,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必须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基本出发点,包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社会秩序有序进行提供精神依托;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实践主体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回应社会生活实践需求;夯实文化整体实力,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发展等等。中国社会进步中的文化困境的突破不仅仅是文化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问题。如何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出中国的公民文化,是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出路,也是解决宏观文化体系与微观生活实践之间断裂问题的根本方法。本文的贡献在于向人们呈现出一个中国社会进步与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图景,并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找出困境所在,揭示现象背后的机理。

陈扬^[10]（2015）在《“《红楼梦》研究批判”之研究》文中指出“《红楼梦》研究批判”是1954年发生在政治、文化领域内的一场批判运动。本文试图通过对其经过的重述、原因的探讨、影响的分析做一个案研究,重新认识这一个案及其所反映的“十七年”文学大环境及文学制度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一章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解决运动“是什么”的问题。虽然事件经过前人基本上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但分阶段、分层次地讨论之后,才能凸显出“十七年”政治-文艺运动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二章探讨运动发生的背景及原因。“小人物”的崛起和旧知识分子的艰难转型是发生在1950年代的突出现象。李希凡和蓝翎撰文质疑俞平伯虽事出偶然,但他们的观念在同时代青年中并不鲜见,那一代青年所受的教育形塑了他们趋于同质化的思想和情感。另一方面,与“小人物”崛起几乎同时的,是旧知识分子经历的漫长的思想改造过程。这种改造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但1949年后才成为普遍性、本质性的、从制度到思想的多重改造。1954年前后,政治、社会环境日趋稳定,处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问题变得愈加重要,必须要进入到新的阶段。顺应时代的“小人物”的发难,毛泽东的因势利导,文艺界潜藏的矛盾,这些因素共同触发了“《红楼梦》研究批判”。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是对运动影响的研究。不同于前人多宏观的描述,第三章综合近年新见的学人日记、批判材料、检讨等史料,细致地展现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心态体验。既有人摇旗呐喊,也有人在批判同时尽力保存一些学理性,还有人依然故我、坚决反对。第四章探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研究的话语风格、标准与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如果说民国学术研究是多元化的,那么1954年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占据了绝对地位。“《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是“十七年”文学批评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建国几年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首次集中展演。运动中的批评文本之所以值得研读,并不在于其更学术化抑或是更政治化,而在于其所体现出的文学研究话语转型时期的特殊色彩。如果说对知识分子心态、文学研究范式的研究都是偏于内在性的,那么第五章则是从外部文学制度的角度来讨论运动的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文艺报刊和读者阅读。《文艺报》被严肃处理起到了极大的警示作用,挤压了刊物本不宽阔的言说空间。运动还塑造和引导着读者的阅读趣味,尤其是对青年读者影响深远,使他们的文学接受功利化和工具化。从这两点上看,“《红楼梦》研究批判”对“十七年”文学制度的营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简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简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区域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中国公民民主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困境与文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0）“《红楼梦》研究批判”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简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3]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D]. 欧叶荣. 湘潭大学, 2020(12)
• [4]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区域差异研究[D]. 刘凯宏.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5]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D]. 张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7]当代中国公民民主意识研究[D]. 陈蕊. 武汉大学, 2016(01)
• [8]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王帆宇. 苏州大学, 2016(12)
• [9]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文化困境与文化选择[D]. 姜瑞林.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 [10]“《红楼梦》研究批判”之研究[D]. 陈扬. 南京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