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应用语言学与文化的视角

一、应用语言文化学视角之浅议（论文文献综述）

闫淑惠^[1]（2020）在《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客家族群以对客家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及其突出的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而着称,对自身族群文化有着高度认同感。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进行交际交流、维系族群情感的工具和纽带,被认为是客家族群界定的标志。客家方言对于客家族群而言有着独特的情感价值和文化意义。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客家族群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客家方言的使用与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客家方言对于客家族群认同的价值与意义也面临新的挑战。本研究以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客家方言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从客家族群居住区自然环境、人口分布入手,明确客家的形成时间、民族归属等问题,确立从族群视角看待客家的范式,梳理客家族群认同的形塑过程,分析客家族群认同的特点,指出客家族群认同突出表现在语言、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并以客家歌谣为例,阐释客家女性族群认同的表现与特征。以梅县方言为主要参考,归纳客家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特征,并依据这些特征提炼出体现客家方言特征的例字、例词、例句。根据客家方言在声母、韵母、声调方面的特征,梳理客家方言语音特征字29条;根据词汇来源（古代汉语词、近现代汉语词、外来词）、使用范围（通用词汇、专用词汇、基本词汇）等梳理客家方言特征词汇82条;根据客家方言量词、形容词、词缀的特点,客家方言比较句、否定句、被动句等特殊的句式,提炼客家方言典型语法特征例句17条。选定江西赣州凤岗镇、四川成都洛带镇、福建龙岩下洋镇、广东连山龙口村四个调查点,对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进行调查。首先,对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内部机制进行调查,即对客家方言语音特征字、客家方言特征词汇、客家方言特征语法与客家族群认同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客家方言语音特征字,特别是常用的语音特征字与客家族群认同各要素之间均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客家方言语音特征字在客家族群认同内部要素中发挥的作用之间也有联系;客家方言特征词汇与客家族群态度、族群归属、族群卷入方面有直接的关联;客家族群对于客家方言特征语法使用一致性程度比较高,客家族群对客家方言中特殊的词序、语序、句式特点表现出积极的族群态度与较强的族群归属感。接着,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对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外部机制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家庭域、生活域中客家方言使用占优势,表现出明显代际差异;说客家方言时的语码转换比率相对较低;客家方言仍是客家区域人士第一习得语言,女性客家方言习得略占优势,女性客家方言能力较强;对客家方言“亲切”“有用”的评价高。运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进一步对客家方言与族群认同相关性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分析。研究发现,家庭域中在与长辈交际时,被访者对于客家族群的自我认同意识和群体归属感较强、族群态度显着积极、族群卷入意识明显较高;从小语言习得为客家方言者族群自我认同、群体归属感强;客家方言能力强者族群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归属感强,族群卷入积极性最高。研究认为,客家方言使用、客家方言能力、客家方言态度与族群认同之间有着显着性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客家方言对于族群认同的意义主要在于彰显族群自我认同和群体身份、反映族群态度,折射族群卷入。客家方言通过家庭代际传承、学校方言教育、社会方言活动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影响族群认同。基于以上对客家方言族群认同内外机制的实地调查与理论分析,本研究认为,影响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主要有两种即语言内部具有区别性意义的语言特征形成的区别机制和语言外部由客家方言使用、客家方言能力、客家方言态度合力形成的传承机制。这两种机制互相渗透、共同发挥语言的交往理性作用影响客家族群认同。最后,本研究建议正确认识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保护客家方言、传承族群文化,完善族群认同理论,积极发挥方言机制在语言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中的作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李晓^[2]（2019）在《中学英语教师学科知识结构：模型建构与现状探察》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涵,教师知识一直是教师教育研究的重要主题。学科知识作为教师知识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其重要性从没被否认。我国关于英语教师学科知识体系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学科知识构成成分的梳理。知识具有结构性,研究教师知识体系,不仅要考虑数量和水平,也需要考虑其结构状态——由哪些成分构成,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相对重要程度如何。对教师学科知识结构的探讨,对于教师培养与教师个人发展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对职前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及在职教师培养的内容有参照意义,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教师在个人学科知识发展中树立更加清晰的目标。本研究旨在建构中学英语教师学科知识结构模型,以表征教师学科知识结构应然状态,并以此模型来考量教师的学科知识结构实然状况。就实然状况而言,除了教师实际拥有的知识结构,教师心目中亦存在一种学科知识结构的应有状态,体现出教师关于学科知识结构的观念,作为理想蓝图引导教师学科知识结构的发展,是观念层面的实然状态。因此,本研究将教师学科知识结构的实然状况分为两个维度来进行考察:教师实际拥有的学科知识结构以及教师心目中学科知识结构的应有状态。将教师心目中的应有结构状态与模型对比可发现教师学科知识结构观是否合理,将其与教师实际拥有的知识结构对比,可发现二者是否具有一致性。由此提出三个研究问题:（1）中学英语教师需要具备怎样的学科知识结构?（2）中学英语教师实际拥有怎样的学科知识结构?（3）中学英语教师心目中的学科知识结构应有状态是怎样的?本研究运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方法,按照以下步骤展开:（1）通过文献梳理与专家调查,建构《英语教师学科知识分类框架》。（2）依据该框架,设计《中学英语教师学科知识重要度量表》,运用该量表对两组对象进行了调查。首先,对中学英语教学专家进行调查,建构中学英语教师学科知识结构模型,呈现教师学科知识结构应然状态;其次,对中学英语教师进行调查,发现教师心目中的学科知识结构应有状态。（3）依据《分类框架》,开发自评量表与信念量表,调查中学英语教师实际拥有的学科知识结构,并将教师按照横向（优秀与普通）与纵向（不同生涯阶段）两种路径分组进行分析。针对上述各项调查,追加访谈以验证与解释调查结果。研究结果表明:（1）英语教师学科知识体系是一个多维度多层级的有机结构,各类知识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2）教师群体实际拥有的学科知识结构普遍不理想,特定类别知识水平主要受其与教学内容的相关程度影响,非直接相关却重要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优秀教师与普通教师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知识的结构化程度;随着教龄增长,教师学科知识发生结构性变化;（3）教师的学科知识结构状况基本反映出其学科知识结构观。根据研究结果,本研究对教师培养提出合理化建议。教师知识的发展应更加着眼于结构,而不仅是特定类别知识水平;职前教师教育要有意识地培养教师学科知识结构观;需要重新思考教师职前教育课程设置与在职培训内容;鼓励教师对自身学科信念进行反思。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综述了国内外关于教师学科知识、英语教师知识以及英语教师学科知识的研究。第二章研究设计部分介绍了研究方法,对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研究过程。第三章建构了中学英语教师学科知识结构模型,回应了中学英语教师需要具备怎样的学科知识结构这一问题。第四章与第五章呈现了对中学英语教师实际拥有的学科知识结构的调查的结果。第四章对比分析了优秀教师与普通教师的学科知识结构,并以学科知识结构模型为参照系进行了评估。第五章分析了不同生涯阶段教师学科知识结构特征。第六章为教师学科知识结构观,即教师心目中的学科知识结构应有状态,并分别与知识结构模型以及教师实际拥有的知识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第七章为总体结论,对教师培养给出了相关建议,并总结了本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对未来可能进行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魏蓓^[3]（2019）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电影自诞生起就与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小说传播的有效途径。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女性作家的小说频频被改编成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呈现方式,它们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从纵向来看,这一时期女作家小说电影改编表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潜隐着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氛围和精神态度的历史变迁。20世纪80年代,在人道主义指引下,改编经历了“人性的复归”到“女性身份意识的萌醒”的过程;90年代,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改编观念相对自由、灵活,女作家参与改编的现象却减少,导演的地位凸显,改编作品中的女性渐被遮蔽;进入21世纪后,在消费主义导向下,不仅改编数量众多,题材和类型更加多样与广泛,部分改编作品在更多地展现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与情感世界的同时,突显时代女性的独特性。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也带来了主题意蕴的多重演绎、形象内涵的双重变奏、叙事策略的多维变化等相关问题。主题方面,在“忠实于原着”的基础上有不同的形式演绎,还原、变通以及延伸等。有些女作家小说的主题在电影中出现通俗性的转移,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些女作家小说中对历史叙事的关注在电影中被消解,主题也随之简化与弱化。还有些女作家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出现主题意蕴的重构,影片与原作的主题大相径庭,这是主题的置换与颠覆。通常而言,女作家往往从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其创作中的人物,而改编电影并非都由女性来编剧或执导,从虚构的小说文字到可观的银幕塑造在不同性别的导演执导中,人物形象便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女性导演执导的电影中对女性形象的主体意识有所强化;男性导演对女性意识则有所弱化,而美化男性形象。同时,女作家小说中的某些次要人物在改编的电影中被重新塑造,女性导演往往突出女性主导性与性别色彩;多数男性导演则消解小说原着中的隐含主题。此外,女性导演常增加情感因素、凸显情节的曲折动人;男性导演则淡化女性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增加人物行动的比重。叙事策略方面,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征,即多维变化的讲述方式,主要体现在对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偏爱和多元叙事视角杂糅,以及女性叙事视角的选择;在时间的选择层面将人物至于特定的时代,在时间的顺序安排上采取非线性叙事,兼用倒叙、插叙,增加悬念和寓意,在时间的变形层面常借助时间的省略,片段性地突显女性的人生剪影;在叙事空间的截取与呈现上隐含对人物“宿命”的某种纠葛。总体分析与对比女作家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在电影改编后发生的变化,彰显了女性主义在当今社会的主流传媒中的现实处境。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在扩大女性文学传播途径、丰富电影类型、增添独特魅力等意义的同时,给小说原着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和突出情感发展、忽视其他因素等方面的问题,这为当代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提供了某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得失。

敖静^[4]（2019）在《语言迁移理论下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策略研究》文中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人们的交际变得日趋频繁。中国急需培养有国际化水平,外语交际能力强的人才来参与国际事务,顺应国际发展的趋势。拥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外前沿的科技进展、思想理念及管理经验、学习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文明;另一方面有利于传播中华文化、增强国家语言实力、促进与各国人民的广泛交往、提升国家软实力。然而语言或文化之间的差异,会对跨文化交际产生许多障碍。如何更好地培养好我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我国高校外语教学的首要任务。尽管如此,近年来研究者多从跨文化交际能力本身概念及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调查出发提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策略。这些策略的提出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对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的培养途径显得过于粗泛。基于这一问题,本研究以语言迁移理论为指导,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提供有效路径。其研究思路为:首先探究了语言迁移理论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及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文献分析与研究,及对西南、东北、东部及南部的四所高校进行的问卷调查,归纳总结出了我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问题。其次基于语言迁移理论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及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基于我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现状问题,借助于语言迁移理论,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教学启示。最后结合我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及能力培养现状,针对现存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语言迁移理论视角的教学启示出发,最终为我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提出了具有较高严谨性和实用性的策略。

杨一男^[5]（2019）在《清代八旗文人《诗经》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滥觞,其所倡导的赋、比、兴写作方法以及写实性精神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优秀的传统精髓。作为自有诗歌体裁以来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作品篇章亦成为研究上古时期历史文化、社会民俗、文字音韵等人文学术范畴的珍贵文献。《诗经》因版本复杂,文辞精深、意义厚重,成为历代文人学者学习钻研的典范文本。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诗》有今文齐、鲁、韩三家,又有古文《毛诗》一家。汉代,今文“三家诗”位列学官,享有文化正统地位;《毛诗》起初用先秦古文字撰写,文本长期传流于民间,由于其声称是孔子弟子子夏传承而来,故认为可能是比“三家诗”更早的先秦典籍版本。随着以郑玄为代表的东汉大儒对《毛诗》周密详实的注疏,《毛诗》的经典化逐渐成立,最终取代了“三家诗”的地位,深远影响了后世的文学文化传承。自两汉至清末,学者们对于《毛诗》与“三家诗”佚文的研究屡见不鲜。单就《历代诗经版本丛刊》的收集情况看,保留至今的代表文献就有140余种之多。有关训诂、词章、考据、名物等的研究,无疑是古代文人学者颇具特色又不乏新意的研究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古代学术史在不同时期的面貌得益于其社会背景,尤其是政治与文化背景之推动。悠悠数千载的中华文化是占主体人口的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交流、耕耘累积而成的硕果。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元、清等朝代都曾出现过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政权。各民族间既有兵戎相见的岁月,又有和睦共处的时日,既有欺凌抢掠之乱世,又有昌盛辉煌的治世。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谱不但写下蔚为大观的政治与风俗史,更将中华文化推向了多元而深刻的巅峰。悉数历代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的社会,不论在政策、教育、文辞,还是衣食、起居、血缘等方面,均曾为多元的中华文化注入鲜活而颇具特色的文化基因。对比少数民族政权各自的统治结果,民族关系处理最合理、文教成就最显着、国力曾一度最为雄厚的,又当是旗人所统治的清朝。旗人群体依靠着勇猛的精神斗志,高超的骑射技艺,灵活而实用的行政策略,从区域边缘走进家国中心,一跃成为全国性的统治民族,此后又大兴文教,力求在保持内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推崇儒家思想、精习汉字汉文。开科举、办学堂、招收大量翻译人才、器重汉族能臣。该过程中固然有偏见失误之处,但不可否认以满八旗为主体的旗人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正确认识与学习是维持其统治体系最合理的文化应用,它较为开放的文化格局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尊重、认同多元文化的态度,满汉融合既推动了八旗文坛“和而不同”的风貌,也促使汉籍经典向民族性方向发展。应该说,用“文治武功”形容康雍乾盛世并不为过。清代,以汉人为主体的民人群体着有繁多的诗经学着述,旗人更在传承传播《诗经》经典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当代的学术界多以清代民人的所注疏的《诗经》文献为研究对象,却很少详细涉及旗人,特别是满八旗群体对相关文献的接受性活动。其实,清代旗人在接受《诗经》及其相关活动上丝毫不亚于当时的民人。这首先表现在其作为统治民族所树立的文化背景,清代十二位皇帝均对“汉文化于民族政权统治”的重要性有着正确的认识,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固然有保守的一面,但总体上他们鼓励八旗子弟学习汉文化,对满汉等各民族间的交流持认可态度。官方自上而下对文教的大力提倡,为清朝满汉精英再次建构汉文化精髓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其次,就《诗经》本身而言,以清帝为首的满八旗皇室成员利用文本实行文化控制的手段也非常多样,引用《诗经》章句并结合经学诸项思想教谕臣民,以理学为根基颁布官方的《诗经》学专书,其根本目的在于传授民众儒家体系之精髓,通过继承历代有益于政权统治的文教传统,不断稳固“道统”意义上的核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诗经》在内的多部经籍图书,亦被翻译成清语在八旗内部颁行传播,其在语辞、章句和篇章结构上均体现出有别于汉文原典的鲜明特征。《诗经》分别在顺治和乾隆时期发行的两种译本,不但体现出旗人对汉籍经典的认知从了解到熟识的过程,更体现出满语词句不断丰富,书面翻译方式越加讲求文学美的发展过程。再次,清代八旗文人群体也通过对《诗经》文献钻研,成就了一系列“诗经学”学理成就:肫图《诗解正宗》、蒋绍宗《读诗知柄》、多隆阿《毛诗多识》以及张玉纶《毛诗古音学》为其成就中之代表。这些专着拥有各自研究视角的特征:譬如《读诗知柄》侧重于《诗经》各章的文学性分析;《毛诗古音学》侧重于古音韵的整理;《诗解正宗》和《毛诗多识》偏于训诂,但在具体研究思路与文献参照上也各有差异。另一方面,八旗《诗经》学的文人学者之身份既有满八旗也有汉八旗,也说明清中、后期各旗籍间的文教传播不但普遍而深刻,各自文化的交流俨然已畅通无阻;最后,八旗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亦明显透露着《诗经》影响之痕迹。这主要体现在八旗文人诗文评理论叙述及文人诗的具体创作两个层面上,换言之,纳兰性德、法式善、岳端、铁保等八旗代表文人在其文论文献和诗集中均或明显或隐晦地接受《诗经》的文学遗产。从审美的角度揭示八旗文人诗创作的《诗经》接受现象,亦应不失为探寻汉文化影响满族的重要环节。至此,笔者结合接受理论从历史文化背景、清皇室对《诗经》文献的运用、八旗文人的《诗经》学成就同历代经学接受之关系、八旗文人因接受《诗经》文学遗产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实践四个角度,寄希望于对“清代旗人子弟受汉文化影响”这一问题中的《诗经》接受问题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明确及分析其接受缘由、接受过程、接受具体案例及接受后之影响,以认识清代八旗文人群体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中的杰出贡献。

陈雪^[6]（2019）在《美国小学语文教科书Wonders的助读系统研究 ——以六年级为例》文中指出在课程与教学领域,处于“三教”（教材、教法、教师）核心地位的教材,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在我国,教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国家意志,它反映着国家对基础教育的基本要求,因此,教材的特殊地位要求教师和学生在尊重教材的基础上,用好教材。我国最新提出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对教科书的编制方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如何利用教科书来帮助学生落实核心素养成为诸多学者的探究热点。基于此,本文以美国最新小学语文教科书Wonders为研究对象,在构建教科书助读系统研究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其结构、内容、呈现三大方面进行深入的剖析,并结合核心素养,探究该教科书编制经验的本土化实施路径,以期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本文以文献研究法、描述统计法、案例研究法为基本方法,坚持客观辩证的原则,在教育学、心理学、思维可视化、知识论、教育传播等理论的指导下,对教科书助读系统展开完整和详细的研究,共得出以下结论:1.在结构方面,助读系统简洁明晰,层次鲜明;善于运用结构性线索。从表层上看,各栏目功能明确,相互辅助。从深层上看,其采用了“人文主题+文体+能力”三线组织单元结构,利于学生开展自学活动。同时,大量出现的结构性线索便于学习者快速理清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加牢固地掌握知识与形成能力。2.在内容方面,助读系统前后照应,整体性较高;多学科内容的交叉融合。其善于以某一主题、栏目或单词等为线索来串联前后内容,强化内部关系,巩固知识结构,整体性较高。同时,其内容鲜明地表现出综合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等其他学科领域,学习者将从不同学科视域深化对语言艺术的理解。3.在呈现方面,助读系统的细节呈现,引人深思;插图生动活泼,贴近生活。助读系统通过诸多标语、标识等潜移默化地传递以下信息:该套教科书依据CCSS编写,并由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出版;“合作”与“自主”是这套教科书贯穿始终的理念。与此同时,插图丰富多样,色彩搭配适宜,整体给人一种赏心悦目之感。最后,在核心素养的指引下,教科书助读系统应向着情景化、工具化、项目化等方面发展。助读系统应坚持在真实情境中设计的理念,紧密贴近学生生活,并提供多样化的图形组织者、实体工具等,帮助教师开展以“学习”为中心的课堂,学生实现知识与人的整合化。

向广韵^[7]（2018）在《俄语专业教学中跨文化非言语交际能力培养的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入发展,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两国人民间的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俄语专业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虽然跨文化非言语交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俄语教学中却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跨文化非言语交际能力,才能更加准确地传递信息、理解俄罗斯人的真正意图,从而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本文通过对非言语交际相关理论知识的阐述及中俄非言语交际手段的对比,突出强调了非言语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地位。本文还通过调查法对我国高校俄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非言语交际能力进行测试,试图从教学的角度解决调查研究中反映出的问题,提出培养学生跨文化非言语交际能力的一些教学构想,希望能够有助于完善我国高校俄语专业的教学工作,全面提高俄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霍艳娟^[8]（2017）在《中国EFL学习者英语能力评价研究 ——以中小学为例》文中提出在当前席卷全球的教育改革浪潮中,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人才得到世界各国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外语能力作为学生学业成就评价的基本组成部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如何通过教育评价促进外语能力发展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时代课题。鉴于此,本研究以界定语言能力与评价的内涵为起点,以学生外语能力评价为主线,依据国内外现有外语能力描述框架与评价机制,借助文献分析、问卷调查、访谈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者试图为我国英语人才培养以及相对应的评价体系建设,国家层面英语能力评价的政策制定,保障机制的完善提供资政建议。本论文是在我国基础教育“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背景下,有关英语能力评价的探索性研究。研究整合语言能力、教育评价、外语教育政策、教育质量监测的主要视角,梳理中外语言能力评价的相关研究,拓宽语言能力的研究对象,探寻我国中小学英语能力评价的有效途径。基于前人的研究,在当前英语高考制度改革,核心素养等国家层面重大教育决策提出之时,针对英语教育中能力评价这一重点与难点问题进行的一种对接性研究。本研究认为,我国当下英语教育不仅应注重提升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语言技能,同时对其语言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等核心素养（Key Competency）给予更多关注与评价。在研究目标上,本研究不拘泥于英语能力评价的理论研究,还进行了实证调查,探索我国中小学英语能力评价政策在教学中的应用,从而使英语能力评价研究的成果更具实践意义。本研究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挖掘,旨在对当前英语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拟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第一,中小学英语能力评价政策如何?第二,中小学英语能力评价现状如何?第三,如何构建基于核心素养的中小学英语能力评价体系?在实证研究阶段,笔者综合运用学生问卷、教师问卷、教师访谈和专家访谈的质性和量化混合研究法,收集、整理、分析调查数据,力求呈现出我国中小学英语能力评价现状。参考国内中小学英语能力评价政策的相关文件以及国外知名教育评价项目实施办法,借鉴国内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根据本研究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为什么评、评什么、怎么评、如何监管,基于我国核心素养构建中小学英语能力评价体系框架,针对我国当前中小学英语能力评价中存在的问题,从中小学英语能力评价五大维度（评价目标、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主体、评价功能）进行论述并且给出评价建议。本研究认为我国英语能力评价制定者应加强与一线英语教学部门特别是学校管理层和教师的沟通,传达其评价政策指令,并使之尽量清晰;国家、地方、学校需要通力合作,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共同为提升我国学生英语能力而努力;要为农村尤其是英语教学条件较差的地区提供教育资源支持,保证教育公平;学校需要尽量为教师提供在职培训的机会,促进教师评价素养的提升;加强中、东、西部教师之间的沟通和教学交流,相互观摩学习,教师本人要主动增强反思和学习意识;农村支教政策还需要进一步从教育政策上进行完善,保证评价的一致性与衔接性;教育决策部门应加强教育目标及评价目标的研究,使其更加具体,易于实践操作;关注多元智能,挖掘学生的多元智力,相信每一位学生都具备学习潜质;重视评价提供证据的作用,多元方式收集学生英语能力的数据,此举不仅有利于教学实践还有利于上级教育部门随时关注教育的发展变化;教育主管部门搭建平台,及时帮助解决一线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小学英语由于在开设时间、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评价方式方面存在地域甚至学校的差异,在评价内容上应结合本校师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富有个性、针对性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小学阶段尤其是低年级尽量做到只评不考。

朱俊华^[9]（2017）在《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在本世纪初就提出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教学目的在于培养汉语学习者使用汉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但是,经过十几年的教育教学实践,至今离这一目标的实现,仍相差甚远。论文基于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以及前人相关研究存在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系统,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等缺陷,确定以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为研究对象。欲求展开学科交叉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系统研究,以期为改善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整体水平不高的现状提供参考。论文以前人相关研究为基础,汲取符号互动论与复杂理论中的合理内核与要素,运用文献法,界定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探索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基本结构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内在机制,确立了整个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为前提,设计问卷、访谈提纲等进行实证研究。通过信度、效度检验确保实证研究采用数据可靠,通过实地观察确保事实呈现的真实性。实证研究表明: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动机、态度等外显的角色互动能力较好,以口语交际为特征的焦点互动能力、以体态语交际为核心的非焦点互动能力,以及表现为文化理解等内隐的跨文化角色互动能力相对较弱。另外,不同性别、不同语言程度、不同年龄、不同国别、不同留学时间的留华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上均存在一定差异。数据显示:女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强于男生,语言程度越高的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越强,40岁以上的留华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较弱,20-29岁之间的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比其他年龄段的学生都强。基于具有大样本数据的日本、韩国、俄罗斯三国之比较,发现俄罗斯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强于韩国学生,韩国学生强于日本学生。本研究全面考察了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教师构成、课堂教学和课程设置情况。通过考察发现: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存在课堂教学互动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为课堂操练中的重复、模仿不足和纠错不到位,缺少学生之间一般性的对话、讨论,以及在具体情境中的交际实践互动。现有对外汉语教学中,创设情境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活动比较少,更缺乏不同复杂程度的交际情境设计,供学生适应与学习。教师对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培养的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针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目标定位不清晰,备课时很少参考文化背景方面的资料,在教学方法上较少采用有利于互动的教学方式。课程设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偏重语言类课程,文化类课程占的比例小、不系统,处于零散、无序的状态。正是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的提高。论文分析指出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存在问题的主要成因在于:对外汉语语言学教学传统的禁锢;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缺乏造成的教师知识局限;以日本、韩国留华学生为主的留华学生学习风格的制约,及其尚未建立针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教学评价机制。针对问题及成因,提出了解决现存问题的主要对策,即通过借鉴海外教学经验打破对外汉语教学传统的禁锢、倡导教师行动研究突破教师实践知识局限、提高汉语教师重要他人角色意识改变学生学习风格、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弥补教学评价机制的缺失等策略。论文认为,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终极目标是:跨文化交际的“意义理解”和“经验的开放性”。追求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基本出发点和新的生长点,构想未来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策略。因此论文尝试性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终极目标和阶段性教学目标;以“体验课程模式”优化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课程设置;精心设计以操练、体验、角色扮演为主的各种教学情境作为培养途径;以及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加强对留华学生进行个别指导。这些研究成果,有可能为进一步规划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方案,以及提高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提供一种参照系。本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因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是个体再社会化的过程,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也是个复杂的过程,教师与课程经课堂教学联系起来,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不同经验的交流整合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作用于培养对象,并在培养对象的主体建构下才有可能将结果呈现出来。所以,本研究理论分析框架还有待于进一步合理化和经过实践检验;本研究也未能建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且行之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应该说,关于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研究,在诸多方面还有待拓宽和深入。

刘娟^[10]（2015）在《文化导入与专门用途英语相结合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章以文化的角度解读其他专业所属领域专门用途英语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试图通过文化与ESP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建构以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和提高双向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并针对该模式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形成较为系统的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体系。

二、应用语言文化学视角之浅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应用语言文化学视角之浅议（论文提纲范文）

（1）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学英语教师学科知识结构：模型建构与现状探察（论文提纲范文）

（3）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论文提纲范文）

（4）语言迁移理论下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八旗文人《诗经》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美国小学语文教科书Wonders的助读系统研究 ——以六年级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俄语专业教学中跨文化非言语交际能力培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EFL学习者英语能力评价研究 ——以中小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文化导入与专门用途英语相结合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应用语言文化学视角之浅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客家族群认同的方言机制研究[D]. 闫淑惠. 扬州大学, 2020(01)
• [2]中学英语教师学科知识结构：模型建构与现状探察[D]. 李晓.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女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D]. 魏蓓.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4]语言迁移理论下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策略研究[D]. 敖静. 东北石油大学, 2019(02)
• [5]清代八旗文人《诗经》接受研究[D]. 杨一男. 中央民族大学, 2019(10)
• [6]美国小学语文教科书Wonders的助读系统研究 ——以六年级为例[D]. 陈雪.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俄语专业教学中跨文化非言语交际能力培养的研究[D]. 向广韵. 黑龙江大学, 2018(01)
• [8]中国EFL学习者英语能力评价研究 ——以中小学为例[D]. 霍艳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07)
• [9]留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D]. 朱俊华. 辽宁师范大学, 2017(06)
• [10]文化导入与专门用途英语相结合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J]. 刘娟.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