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2001年考试成绩，改革完善2002年考试工作——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一、确认2001年考试成绩 改革完善2002年考试工作——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余柏青^[1]（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研究表明《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张家豪^[2]（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冀睿^[3]（2019）在《立宪政治与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生长》文中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审计制度源自于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立宪政治的发展中,审计制度得到了重要的改造,从传统迈向了现代化的演进道路。晚清至民国时期,国家动荡,政局起伏。随着欧风美雨的影响,立宪救国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共识。在近代中国立宪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审计制度拉开了改革的帷幕,接受了立宪政治的现代化改造,并受制于国家宪制的整体布局和权力分配。本文旨在立宪政治的视角下,以我国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审计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在近代中国立宪政治的发展中,探讨审计制度的生长和变化的轨迹;分析立宪政治对审计制度的改造,对立宪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审计制度生长路径进行梳理;同时,将立宪政治作为审计制度创设和成长的框架和动力,解释近代中国各种审计制度从选择、创立到演变的根本原由,探讨各种审计权力配置模式及制度构造与宪制之间的关系;寻求审计制度演变的深刻意涵,揭示审计制度发展的历史启示。为贯彻这一意旨,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导言部分,说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梳理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对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等进行阐释。第一章,立宪政治与审计制度的塑造。本章对审计制度的兴起和改造进行了研究,特别是结合英、法、德三国的宪制发展背景,分析了审计制度的兴起,并就英、法、德三国的立宪政治发展对于审计制度的改造进行了探讨。本章还分析了立宪政治中的审计权型构,对于审计权的立法配置模式、司法配置模式、行政配置模式和独立配置模式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此外,本章从人民主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代议制、税收的合法性控制四个方面研究了审计制度对立宪政治的支撑性,审计制度不仅接受了立宪政治的改造,也对立宪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对西方国家的立宪政治与审计制度之间关系的揭示,将为近代中国立宪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审计制度构建及改造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第二章,晚清立宪的筹谋与审计制度之构想。伴随着晚清立宪政治的发展,西方近代审计制度被引入中国。本章探讨了晚清立宪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发生基础,并从立宪政治之诉求、统一财权的刺激以及治理贪腐之需要三个方面分析了预备立宪对于审计制度的需求。本章还深入地阐述了晚清政府对于域外审计制度模式的权衡与选择,探讨了日本审计制度对晚清审计制度改革的重要影响,并分析了晚清政府构建独立型审计制度的原因。此外,本章还对于晚清预备立宪中的审计制度设计思路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研究了预备立宪中审计制度构想的超越与缺憾。晚清审计制度的改革设想虽然未能付诸实践,但对于晚清政府从财政视角认识和理解宪制体系的运行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也为此后民国时期审计制度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参照和比较。第三章,共和立宪与审计制度的再造。在西方近代审计制度的影响下,北京政府完成了晚清预备立宪时期未完成的谋划,建立了共和制背景下的新型审计制度。本章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审计制度创设和变迁进行了研究,结合北京政府时期的时局发展,对北京政府初期审计制度的缺失和再现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本章还分析了审计制度的入宪尝试以及在宪制中的初创,共和宪制体系中的审计制度不再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国家工具,已成为保障人民的财政知情权、财政监督权和财政问责权的利器。此外,本章结合北京政府时期的立宪风潮,分析了宪制的变迁对审计制度的重要影响,探讨了不同宪制下权力的整体布设对于审计制度变化的影响。北京政府时期审计制度的演进历程,为国民政府五权宪制下的审计制度续演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第四章,五权宪法下审计制度的嬗变。本章对五权宪法体系下的审计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入考查。结合五权宪法理论体系,本章对孙中山先生的审计制度构想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五权宪法理论体系中监察制度和审计制度之间的关系,五权宪法理论体系中的监察型审计制度凝聚着中西审计制度的不同特色,统合了行政监察和财政监督,弥补了监察机关在财政监督领域的不足。本章深入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监审合一”制度的初创,并对初创后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章还对初创后的“监审合一”制度和“监审分立”制度之间的往复变化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五权宪制的建立,阐述了这一时期有关审计权力配置的论争,研究了“监审合一”制度在宪制体系中的确立和发展。第五章,对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生长的思考。本章对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和思索,分析了审计制度在财政监督与制约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并从提升监察效能、预算执行的财经监察以及审计问责方面阐释了审计制度对于推动监察制度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对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阐述了不同的政治结构和审计权力配置对于审计制度发展的影响,并对近代中国“监审合一”制度的历史发展和变迁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此外,本章还分析了近代中国审计制度对现行审计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启示,通过对我国现行审计制度发展的检视,分析了审计机关和监察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结合对审计制度的历史发展的借鉴,探讨了现行行政型审计制度的未来改革路径,以推动审计制度在我国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董志鹏^[4]（2017）在《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文中指出社团的兴起是近代社会组织方式演变和进化的重要特征。社团做为一种社会的子单元,具有重组和整合社会结构的功能,完善社团法制因此成为了近代中国政府实现社会控制、重塑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近代社团法制的纵贯考察,分析其体系构建过程和发展变化的总体历史脉络,有助于解读近代政府通过社团法制推动社会进化和实现社会动员的意图及其成效,管窥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演进。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团在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基础上发展而成,王朝体制下国家根据民间结社的不同性质予以差别对待,对政治性结社活动制定刑律严厉镇压,而对于经济文化类社团则在维持治安的前提下采取放任态度。晚清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传统的社会组织开始解体,近代社团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新的社会力量。清政府末期开始通过法制手段将社团纳入统治体系中,其结社法律与社团章程组合的立法设计确定了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基本框架。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北京政府在前清基础上拓展了社团法制的规模,“结社自由”成为了宪法性的公理,同时职业团体也更大范围地纳入到法律规制之下,社团法制体系在前清的大致框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团的组织活动也一时呈现出蓬勃的气象。但是,北京政府在承认结社自由的法理同时,对于一般性结社行为仍基于专制统治的历史惯性采取压制,形成了约法理念与法律实践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局动荡加之治理能力有限,政府的法制权威受到了社团的挑战,围绕社团的法律地位、组织权限等问题,社团法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激烈的官民博弈,并常常以政府妥协为最终结果。总体而言,民国北京政府推行的社团法制偏重于对传统的维持和承认,在管理和规范社团方面表现出较大被动性,这种维持现状的策略在民间社会的发展中难以继续。1920年代,以工人为代表的基层民众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治安警察法》等限制结社权的法规受到了强烈质疑,北京政府与民众间围绕结社权利的矛盾日趋尖锐,并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而激化。在北京政府刻意压制民众结社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党政权则通过组织党化的民众团体聚合民众力量,进而发动国民革命并夺取了政权。在“党治”理论指导下,国民党制定了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社团法规,试图通过主动干预使民众组织化,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和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党化的民众团体在国民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革命的进展,社团活动逐渐失去约束,社团法制呈现出崩坏之象,秩序陷入混乱。“清党”后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调整社团政策,并对社团法制加以重建,南北政府两种对立的社团法制架构开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融合成为新的体系。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人民团体”整体的设计,辅以对职业团体和社会文化团体的法律规制,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法制框架,并经多年立法实践形成了大规模的系统性法制结构。这个系统以党政二元并行的双轨管理为运行机制,以社团组织制度和法规为具体构成,以社团整合和规范为主要功能,从法理上提供了一种社会重组的可能性,表达了国民党政权试图通过社团来打造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国家实体的强烈愿望。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复杂险恶的国内外形势,必须最大限度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加以应对,其政治主导性造成了法制的不稳定,兼之法制体系自身的复杂性,国民党构建社团法制体系的意图与法制体系的实际运转效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有很多弊病。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社团法制体系的控制色彩日渐浓厚,并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形成了带有军管色彩的社团统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试图将社团法制转回到正常轨道,但是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不利局面而始终未能完成,其整合民众的努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历程体现了全球化视域下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在全球竞争环境中,传统的简约治理已经不能胜任,为了应对强大的外敌,近代国家必须通过对社会的重新组织来聚合和动员民间力量。中国近代的不同政权对于社团始终抱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控制意图,政府通过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以有限的权利让度将大量的社会资源纳入到政府的治理体制下,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然而,发展和控制两种意图本质上具有矛盾性,民间社团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其脱离政府控制的自主意识,以官方意识为主导的法制体系终将由于内在的不协调而面临方向性的抉择。尽管近代的社团法制体系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覆亡、“法统”终结而成为了历史,但做为近代中国统合社会力量、直面国际竞争的有益尝试,社团法制体系构建和变迁的历程仍然具有筚路蓝缕的开拓意义。

杨云成^[5]（2016）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治理腐败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手段或方式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治腐败。然而,某一手段的实践效果是否理想,是其性质、状态和运行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制度而言,它在何种状态和运行环境下才能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文章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贯穿文章的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自身廉政建设。随着对腐败的认识逐渐深化,中共惩治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策略更加科学,也更加坚定了对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信念。当中共在制度治腐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时,总结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变得尤为重要,只有不断回顾这一发展历程,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制度治腐的大致发展方向。在实践上,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原则、借鉴国内外政党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自成立之日起就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设立了严格的监督机构,创立了一整套纪律检查制度,并在局部执政的条件对如何加强反腐制度建设予以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前,大规模群众运动、整党整风构成了治理腐败的主要内容。制度治腐虽不占主导,但是纪律检查体制和行政监察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反腐败立法和建章立制工作也取得明显成绩。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首先在严打经济领域犯罪中起步,后逐步形成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制度从无到有、从试行到修订,治腐制度不断完善,制度推动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得到优化发展。中共十八大之后,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在强化监督、强化制约、强化公开和严肃惩处中,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实现了新飞跃。在理论上,毛泽东关于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以及加强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理论中的总指导和总原则。邓小平关于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理论以及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路子的思想,是在总原则的指导下对制度治腐理论的深化。如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制度治腐思想侧重宏观架构和顶层设计,那么之后的制度治腐理论更加侧重具体操作和执行。江泽民关于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以及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想,是中共在深化对腐败认识的基础上,对制度治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思想以及建设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制度体系的思想,标志着中共制度治腐理论实现了提质和升级。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关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思想,表明我们党制度治腐理论更加关注治本。如何评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成效呢?文章认为可从“质”和“量”两个角度予以分析。“质”的评估是指通过分析治腐制度的具体条文规定,考察其基本运行现状。这是对治腐制度的直接评估。“量”的评估是指通过综合分析人民法院、检察院、纪检监察机关公布的相关数据并结合相关民意调查,考察反腐败的大体形势,进而判断治腐制度的大致成效。这是对治腐制度运行成效的间接评估。其依据是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治腐的成效大小可以通过腐败程度的高低体现出来。通过综合分析,文章得出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并在为走向“战略反攻”积聚力量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治腐制度的有效运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制度具备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等特点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提供了可能。为此应该按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制度、制度必成体系的原则推进制度体系建设。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还依赖于制度的运行环境。当存在有利的运行环境时,制度治腐的成效上升,反之则降低。在制度的诸多运行环境中,权力结构状况和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运行情况尤为重要,前者以构建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目标;后者注重实现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惩处和管理是制度治腐的两种主要形式。无论何种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缺陷,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鉴于此,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应当将制度治腐与德治教化结合起来。

王小明^[6]（2016）在《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研究》文中提出2005年1月,《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2004年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概念,至今已十多年时间,然而,目前我国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仍存在评价管理制度不完善、评价实施过程不规范、评价保障不到位等突出的评价机制问题。研究选取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为研究对象,将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界定为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结构、功能及其内在机理的组织、运作过程与方式,具体包括组织管理、指导培训、运行操作和监督调控四个方面。通过文献研究法搜集各种综合素质评价相关研究着作、学位论文、报纸、期刊论文、政府相关文件等文献资料,系统梳理国内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具体问题、成果与启示、存在的薄弱点以及未来研究发展趋势;运用历史研究法梳理了国内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实践发展历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了国内外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通过理论研究法剖析了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构建的基本思路,并尝试构建了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框架以及应用模型。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国内外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已有研究与实践发展历程;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的内涵、结构以及其理论与实践依据;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的构建;创建旨在指导实践的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应用模型。假设通过构建符合实践经验、理论依据充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综合素质评价机制,能够保证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顺利且有效地实施,具体而言,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的内涵、内容结构的理论分析,发展历程的梳理,评价机制以及应用模型的构建有助于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理论研究;有助于促使政策决策者重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机制问题;有助于增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政策顶层设计意识。本研究界定了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评价机制、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等核心概念;在剖析国内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发展历程和现状的基础上,以相关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遵循全面性、发展性、个性化、生本化的构建原则,通过词源分析、政策解读以及专家咨询的方法构建了以组织管理、指导培训、运行操作和监督调控为基本结构的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框架;分别以组织管理的功能、主体、机理三个维度为基础创建了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组织管理机制,以指导培训的功能、要素、机理三个维度为基础创建了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指导培训机制,以运行操作的功能、要素、范型三个维度为基础创建了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运行操作机制,以监督调控的功能、内容、机理三个维度为基础创建了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监督调控机制;以机制框架为基础运用结构模型和思维模型理论构建了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模型,包含组织管理模型、指导培训模型、运行操作模型以及监督调控模型,并以自主招生为模型应用案例,提出了自主招生改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完善路径。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的系统化研究完善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理论,促使政策决策者更加重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机制问题,增强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政策顶层设计意识。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系统化研究的空白作为本研究开展的滥觞,同时促成了研究创新点的凸显。首先,本研究以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为主要研究对象,选题具有一定创新性;其次,本研究对国内外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已有研究与实践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出了现实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创新性;第三,本研究尝试创建了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框架;第四,本研究尝试创建了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应用模型,研究结论创新程度较高。

陈志波^[7]（2014）在《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社团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指标，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整合渠道。及至清末，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加速转型，新式社团发展迅猛，并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了对新式社团形成制度性规范，自清末以来，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团法制建设。以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为主题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希望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团法制的生成、体系、构成、内容和演变过程等作一较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当时社团管理的政策法规中，了解国家的政治民主性、社会开放性以及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再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研究法令规制下社团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当时社会力量的整合程度，社会组织的集体行动能力以及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在“以党治国”思想的指导下，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通过种种手段加紧对社会的控制和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希冀通过把社会生活结构化和把人们的行为标准化来达到社会的秩序化。当然，国民政府加强对民众团体的改组与法制建设还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在国民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以后，确立了训政体制，国民党与民众的关系已经由大革命时期的动员体制转变为建设时期的控制体制。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对社团重新进行了制度约束和建构，力图建立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社团体系，以巩固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其中，通过制定相关社团政策和法令并加以实施，形成管控社团的法制框架，是南京国民政府力图控制社团、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途径。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的生成进程主要分为起步期、密集期、稳定期、应急期、衰退期等五个时期，在体系、构成和内容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建设。在体系上，整个中央社团法制从立法学的角度来看基本包括宪法及宪法性文件，刑法、民法及其关系法，社团基本法，社团单行法，行政法规和规章、条例等五个层次；社团法制则主要由社团共同法令、职业团体法制、自由职业团体法制和社会团体法制四大部分构成；社团法制的内容较为庞杂，但包括了社团的设立及解散，社团的组织运作，社团的经费来源，社团的违法惩戒等基本内容。整个社团法制呈现出生成过程曲折，处于官方严格主导之下，立法环境的常态与非常态交织，法令成果多却内容庞杂简单等特点。在进行社团法制建设的同时，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亦从社团管理主体层面不断强化社团法制的实施。一方面，社团法制作为国家控制社会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制订并加以执行；另一方面，经过国民党党部和政府的激烈争夺，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党政合力”的社团管理体制。当然，在这一体制中，党部和政府对社团的具体监管方式和途径是有区别的。在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之前，国民党党部掌控社团的领导权，这一领导权主要包括对社团的政治指导权，社团组织的选择权和许可权，社团负责人的派遣权，要求党员介入社团的日常活动，利用党团力量加强对社团的控制等；而政府方面则主要对社团行使监督之权责，其中包括登记备案权、监督权和业务指导权。相比于“政”对社团的监督和管理，“党”的渗透在总体上更有效、更根本，且途径更为复杂和隐秘。在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之后，“党”对社团的管理职权逐渐向“政”发生让渡，国家对社团的监督和管理基本实现了行政化、专门化。国民党党部由原先的主导地位逐步退居辅助地位。对于社团自身的发展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团法制对社团政治、经济和公益三大功能的规制作用十分明显。通过法令的调控，南京国民政府将各类社团纳入国家社团主义轨道，尤其是重要的社会群体和经济行业等都被组织成社团，接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与监管，以利于进行社会政治动员，协助政府推行财经政令及经济统制，承担政府力所不及的公益事务等。从这一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得以协调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社会各群体和行业之间的冲突，将组织化的社会群体能量引导到为国民党政府的“党国”目标服务之上。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团法制有其进步意义，通过社团法制建设及其实施，国家的目标虽然基本实现，社团的诉求也得到部分满足，但是由于国家的目标与社团的诉求并不完全一致，社团法制存在诸多局限，制约了社团的发展，最终也阻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团法制的得与失，也能为我们今天的社团法制建设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方奕诒,章爱文,王如峰^[8]（2013）在《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发展述评——基于防范与治理考试舞弊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是注册会计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建设的重要保证,而制定和落实科学有效的防范与治理考试舞弊行为的措施是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实现既定目标的保证。晓古可以通今。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把握未来。本文从防范与治理考试舞弊的视角探讨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首先对1991年至2011年期间我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制度中有关防范与治理考试舞弊行为的规定及其实施效果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相关规定出台的背景;然后评价了不同时期的相关规定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存在的主要缺陷;进而展望了我国未来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在防范与治理考试舞弊行为方面的发展趋势。

郑晓芳^[9]（2010）在《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的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自实施以来,至今已举办了13次考试,为评估行业培养和选拔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也为规范评估市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这些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为评估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资产评估服务范围已在传统的单项资产评估、企业价值、抵押担保、拍卖、诉讼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到公共财产管理、知识产权转化、并购重组、森林资源评估多个领域。这就要求注册资产评估师更新知识结构,提高综合执业能力、提高职业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这就需要对注册资产评估师加强后续教育的同时,改革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进一步完善考试政策、考试内容和形式,将执业环境新变化对评估师的要求充实到考试中,为造就适应经济新形势下的评估行业人才提供引导。本文全面总结了我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的发展历程,在考试设计理论及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能力框架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改革的研究。本文根据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信息的数据资料,对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总体规模、区域分布、学历结构、专业背景等现状进行了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考试部提供的历年考试数据对评估师考试的运行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总结了考试政策对考试的影响规律。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了政府部门、评估协会、评估机构、高校、企业五个层面的相关人士对评估师考试制度的评价及改革意愿。通过对比分析美、英、澳、日、韩等国外评估师考试制度及国内注册会计师考试、土地估价师考试、房地产估价师考试等相关考试制度,为我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依据。基于以上分析形成了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改革的思路。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拟定了评估师考试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将考试分两个阶段进行,并在第二阶段的考试设计了两个方案,分别做为近期改革目标和远期改革目标。在实施程序上设计了与现行制度的衔接,提出了与改革相应的配套措施,有力地推进了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改革的步伐。

张芦凝^[10]（2009）在《沈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内部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注册会计师制度既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又是市场经济赖以健康发展的条件。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制度最早开始于1918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在较长的时间内,一直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注册会计师失去了生存的市场环境,悄然退出了经济舞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注册会计师制度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依照《注册会计师条例》关于“注册会计师可以组织成立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规定,财政部于1987年7月委托中国会计学会筹备成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1988年11月15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大会在京召开。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989年5月成立,并于1996年4月在省会沈阳设立沈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沈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以来,协助省注协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由于长期受体制职能等因素的限制,沈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各方面管理现状均存在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问题。所以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及时发现问题、尽快解决问题,有助于沈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改善和提高现有管理水平,提高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首先深入分析了目前注册协会的组织结构、现有业务、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现状,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然后提出了完善注册协会管理工作的主要对策。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注册协会未来的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业内其它城市同类部门改进管理方法、切实提高工作绩效和转变工作作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确认2001年考试成绩 改革完善2002年考试工作——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确认2001年考试成绩 改革完善2002年考试工作——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2）“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3）立宪政治与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生长（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发展述评——基于防范与治理考试舞弊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沈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内部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确认2001年考试成绩 改革完善2002年考试工作——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2]“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3]立宪政治与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生长[D]. 冀睿.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4]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D]. 董志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6)
• [5]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D]. 杨云成.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6]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研究[D]. 王小明.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7]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法制研究[D]. 陈志波. 苏州大学, 2014(10)
• [8]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发展述评——基于防范与治理考试舞弊的视角[J]. 方奕诒,章爱文,王如峰. 财务与金融, 2013(02)
• [9]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改革研究[D]. 郑晓芳. 河北农业大学, 2010(10)
• [10]沈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内部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D]. 张芦凝. 东北大学, 2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