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国内十大新闻（本刊编辑部评选）

一、2000年国内十大新闻(本刊编辑部评选)（论文文献综述）

朱厢炜^[1]（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陈凌^[2]（2020）在《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日常生活”为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融入社会进程的历史过程,并重点关注这一过程中,个人如何参与到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以及个人意识生成与自我认同的影响问题。在此强调提出,本文研究的广告生产主要指商业广告,公益广告不在本次研究讨论范围之内。之所以,选择“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广告史的线索,是因为既有研究常将广告作为社会生活影响的外部因素,对广告生产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内部机理关注不足,对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关注比较有限。“日常生活批判”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延伸。列斐伏尔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消费受控制的社会”语境下,日常生活已经沦为一种被规划的对象物,其中市场化与广告的力量尤为重要。广告理论家尤恩·斯图尔特（Stuart Ewen）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此观点,并提出作为“社会生产的广告”概念。本文尝试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社会过程史。本文认为中国广告业40年发展及其社会过程史,与西方消费社会语境并不完全相同,如何理解这一“不同”,并重估它与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的关联,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广告业首先是国家推动,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的自上而下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意义博弈过程。加入WTO之后,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影响加剧,广告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博弈关系逐渐打破,广告生产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个人实践的重要场域,并深刻影响个人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形成。重新叙述这一过程,也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发展史的理论尝试。绪论部分将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并抵达个人实践的过程建构为本文的理论框架。与主流研究以市场营销学和广告心理学为理论视角不同,本文以社会过程论为出发点,关注的是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意识生成与认同影响过程。这是绪论部分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设想。第二章主要研究商业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的时期（1978年一 1991年）。这一阶段,广告生产经历了由生产资料型广告向生活资料型广告为主的转向过程,与此同时,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日常实践过程也伴随集体价值向个人意识形成的转变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广告生产再造闲暇与工作“新关系”的日常过程（1992年一2001年）。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个人开始积极参与到广告生产的各类型闲暇生活实践中,个人开始认同广告生产的价值体系。第四章主要研究日常生活全面广告化,打造“生活方式”的社会过程（2002年—2009年）。加入WTO后,随着全球化和消费主义进一步影响,广告生产参与到媒体空间、城市空间的建构中,广告生产将日常生活具象为“生活方式”,这一过程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的程度加深,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显现。第五章研究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及其个人主义文化（2010年—2018年）。广告生产的智能化、计算化、精准化,使个人逐渐退缩到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中,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加剧,第五章的结论与第二、三章的研究形成对话关系。第六章对全文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并对这段历史考察提出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广告生产再造生活实践,影响个人意识与自我认同的过程,既有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趋同,也有自身实践的差异。理解异、同问题的过程,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史的补充视角。本文提出三点主要结论:首先,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搭建广告史的研究框架,补充了广告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对不同时期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研究发现,80年代广告与日常生活互为建构的过程,对40年广告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应得到重视。最后,文本将认同困境放置到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下探讨,是广告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与中国语境下展开对话的尝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理论建设的新路径。

肖月^[3]（2020）在《我国优秀教师的主流媒介形象 ——以《人民日报》（1979-2018）相关报道为例》文中认为论文以《人民日报》建国后的优秀教师人物通讯为研究对象,贯穿以当代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力求在宏阔的社会时代变迁背景中,结合多种详尽科学的分析方式,呈现提炼《人民日报》对于优秀教师形象的建构。论文试图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教师形象建构既折射了主流新闻宣传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呼应关系,也有着改进我国新闻报道实践模式的反思性价值。论文回溯了“十七年”期间的相关报道,指出这些优秀教师人物通讯以苦难叙事、实践叙事和奉献叙事三种模式确立了报道对象的“人民性”特征。而“文革”期间由于全国教育路线犯了“左”的错误,知识分子地位一落千丈、新闻媒介受到政治裹挟,《人民日报》为数不多的报道也随之偏离了教育属性,塑造出了一群绝对意识形态化的“优秀教师”形象。论文的研究重心在于改革开放后的相关报道分析。从报道特点来看,标题以诉诸情感的表达方式为主,紧紧扣住了教师职业相关特点;具体写作上频繁使用了教师隐喻,并出现了大量牺牲型意象;从版面、篇幅和原创比例等维度显示出了对相关报道的重视态度;卡方检验结果亦显示了年代与报道呈现出比较显着的相关性。从报道对象的特点来看,《人民日报》在优秀教师相关报道中存在一定的选择倾向,具体表现为对乡村教师、军校教师和科技内容的重点关注。论文继而进行了归因分析。从整体来说,《人民日报》主要从职业精神、职业能力和个人私德三种视角来描写报道对象,为优秀教师的主流媒介形象赋予了丰富的内涵。论文指出,促使记者选择从这三种视角切入报道的原因在于:作为典型人物的优秀教师能够对整个社会发挥道德示范作用;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教师在专业能力上有所发展;我国典型报道传统引导记者在职业范畴外进一步关注报道对象的品性,追求呈现典型人物的完美。论文分析了《人民日报》优秀教师媒介形象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变与不变。80年代,由于全国路线转轨和教育事业的恢复,优秀教师从“文革”时期的“革命者”形象回归至教育本位;1992年以后,在舆论需要、社会风气和典型报道改良的影响下,优秀教师媒介形象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党的十八大之后,由于贯彻习近平教育思想和相关政策的推行,知识化的优秀教师形象更加凸显。论文最后指出,《人民日报》作为兼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大报,自然也为其塑造的优秀教师媒介形象赋予了权威性和影响力;《人民日报》借新闻报道表现出了对国家发展大局的舆论观照;其对新闻真实性的遵循和坚守,也通过报道内容呈现。《人民日报》对于我国教师的评价在全社会都具有导向性,这也要求了记者要注重对优秀教师典型宣传的改良。扬弃早期宣传中的得与失,突破现有报道的思维定式,紧密联系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都是记者在优秀教师人物报道工作中需要努力的方向。

蒋露^[4]（2020）在《选刊选本视域中的莫言小说》文中提出现今莫言研究正如火如荼,甚至还出现许多探索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原因的论文。可以确定的是,莫言从默默无闻的新人作家到蜚声世界文坛的着名作家的转变是经过了时代的重重筛选。因此,读者的选择、文学批评的开展以及文学史的记录都被用以研究对莫言成名的影响。本文将从选学（选刊、选本）视域独特的遴选特点去探究莫言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具体结合不同年代的文学背景和选刊、选本的发展情况去论证选刊、选本对莫言小说的影响。在80年代国内文学热下,文坛出现了大量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文学选刊作为披沙拣金的把关者,从浩如烟海的小说作品中发掘莫言小说并对其进行多次推介,其中《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作品的推介最为成功,引起了文学界热烈讨论。文学选本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80年代莫言小说的创作实绩。选本选家以专业的文学知识和不同的审美取向选录出可以代表本时期小说创作实绩的莫言小说。其中年选、争鸣选本、思潮选本以各自不同的选录标准收录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红蝗》等小说。从这些被选刊、选本选择的莫言小说中,我们能看到,80年代新人作家莫言抓住文学新变的创作热潮,勇于尝试,创作出了在当时独具一格的小说作品。80年代的莫言小说得益于文学选刊的慧眼发掘和推荐,引起学界争论,从而获得广泛关注。90年代多元的文学格局,使得在80年代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几篇莫言小说,在本时期得到了更为公正的对待。一方面,文学选刊销量走低,业内掀起改版潮,多家小说选刊将“吸引读者的好作品”作为重要选稿标准。由此,莫言本时期的小说《沈园》《牛》《白棉花》等故事性较强的作品被选刊重点选载。另一方面,收录莫言小说的选本新增经典选本和精品选本,特别是《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被收入经典选本,对莫言而言,这代表着各专业学者对其小说价值和影响的认证。进入新世纪,纯文学边缘化愈演愈烈,文学选刊以自身的影响力已经难以带来更多的销量,因此借用早前发掘、培养成功的文学作家名气,以转载文学名家作品的形式,吸引大众读者关注,而莫言正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名家。莫言小说不仅在新世纪前十年收获了一系列国内外文学大奖,还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时期文学选刊与莫言小说形成较为明显的互推关系,这也正是莫言“反哺”选刊的表现。而文学选本受市场经济影响,“名家崇拜”现象严重,以年选和教材选本为例,收录莫言小说的选本数量激增。

黄佳音,石卫,庞孟昌,戚永颖^[5]（2020）在《中国油气行业改革开放并进 美国因素扰动世界能源大势——盘点2019年国内外十大石油经济事件》文中认为秉承"回顾过去、把握现在、镜鉴未来"的初衷,《国际石油经济》编辑部组织年度十大石油经济事件评选已有20载。2019年末《国际石油经济》编辑部再次与热心读者、行业专家一道,经过多轮筛选、反复评议,最终确定了"2019年国内外十大石油经济事件"。与上年相同,在5条国际大事件中,"美国因

刘璐^[6]（2019）在《网络流行语的表征心态研究（2004-2018）》文中研究指明网络媒介在汇聚民意表达力量的同时推动着网络语言的衍生流变,网络流行语作为广泛传播高度聚焦的“标签化”话语,承载着社会发展逻辑与动态性表征,反映着网民群体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近年来全社会形成对社会心态议题的关注聚焦,社会心态已成为国家当下密切关注、高度重视的心理现象。基于此,本文对网络流行语的表征心态进行研究,考察话语表征心态的理据、过程与结果。本文以门户网站与网络社区评选的2004-2018“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为研究样本,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基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的三维结构框架,对网络流行语表征心态的语词基础、实现过程与内容呈现进行研究,形成“话语为什么能表征心态——如何表征心态——表征什么心态”的研究路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文本分析:网络流行语表征心态的语词基础研究。从词汇、语法、结构三个维度分析话语基于哪些特性达成对心态的表征,以此回答“网络流行语为什么能表征心态?”的问题。第二,话语实践分析:网络流行语表征心态的实现过程研究。结合话语生产过程分析表征心态的实现过程,基于互文性机制探究个体、群体如何介入生产过程并实现表征,以此回答“网络流行语如何表征心态?”的问题。第三,社会实践分析:网络流行语表征心态的内容呈现研究。在考察话语主要内容与议题取向的基础上,结合检索热度选取高热度、代表性案例进行个案研究,分析话语表征心态的内容与特点,剖析表征策略和现实根源,探究表征心态的意识形态特征与话语权力建构,以此回答“网络流行语表征什么心态?”的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发现网络流行语的语词表达具有主体投射特性,是话语表征心态的符号基础;语义泛化与生产扩散特性实现了心态汇入与群体卷入,实现话语对群体心态的表征。第二,研究发现网络流行语经过“主体呈现——传播扩散——集体认同——规制确立”四个环节完成话语生产过程,与此同时完成“个体心态投射——话语群体接触——群体心态认同——话语表征形成”的表征心态过程。集体叙事在深化话语意义的同时,将其内化为公约性的群体民意表达,在群体互文生产实践中推动表征心态的实现。表征心态呈现出“反沉默的螺旋”特质,需借助媒介素养净化网络空间。第三,研究发现2004-2018“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的表征心态关涉政治心态、阶层心态与生活心态,体现为现实关切下的质疑表达与公权监督的政治心态、阶层固化下的弱势认同与阶层逆袭的阶层心态、压力社会中的焦虑呈现与现实抗争的生活心态。网络流行语的表征心态形成集体宣泄的网络树洞效应,呈现出民本立场的意识形态特性,民间话语力量的崛起推动着话语发展的民主化趋向,重塑着现实社会的话语格局。

宋泉^[7]（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指明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武兆雨^[8]（2016）在《《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文中认为文学期刊以组织和选择的方式生成并记录着一个时期主流的文学面貌,当代文学创作格局的形成、当代文学思潮的发生及当代生产机制的运行均与文学期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复杂的关联性中,当代文学期刊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为当代文学制度的考察提供了有效性样本,因此从文学期刊角度考察文学史复杂面貌,从文学期刊发展状态来观照文学的发展事实和发展态势是研究当代文学的一种必要性工作。本文以《当代》作为研究对象,梳理《当代》创刊至今的发展历程,考察《当代》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构建,通过《当代》文学生产过程透视当代文学生产制度,整体性观照《当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深刻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对当代文学的考察。第一章通过史实、史料对《当代》的文化品格作以论述。在社会转折时期的文艺新生中,《当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全社共建下诞生,其创刊号做出了“反映当代生活、实行百花齐放”的整体定位,并确立了《当代》杂志“文学种类齐全、长篇纪实突出”的基本格局。通过对创刊号的考察,确认《当代》“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现实主义立场的话语资源为革命现实主义,杂志意图在未来发展中构建广阔的现实主义风格,其整体性的现实主义追求使之在实践中显示出以深邃的历史意识为指导,清醒地认识和理解现实关系的变化,准确体察和把握社会生活,真实地揭示各种社会矛盾的整体倾向。第二章具体考察了《当代》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的互文性关系,杂志在对思潮的选择与舍弃间形成整体面貌,突显个体风格。《当代》在实践中比较重视的文学思潮包括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九十年代的官场文学和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贯穿三个时代和三种潮流的内在线索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显现出《当代》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涵。杂志对先锋文学、现代派文学、新状态等的忽略源自以上潮流与《当代》宏阔、雄浑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差异。《当代》所构建的不仅仅是各成一派的文学潮流,它也丰富了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脉。第三章通过文本分析辨明《当代》三十余年发展历程中的现实主义流变。首先,《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呈现出从类型化的典型性到经验化的真实性的变化,从八十年代初期作品中对典型人物的极度突出并明晰分类,到九十年代弱化类型化的典型并将赋予主要人物以道德和文化意义,再发展到新世纪出现多个人物形象并置,强调人物日常经验的真实性,又注入超越日常经验的宏大精神意义。其次,在结构形式上,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以二元对立的形式为主流,当现实主义文学不断自我更新,新的文学结构模式在摸索中逐渐产生,多元共生的结构在新世纪以后成为最基本的内部形式,这种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生的过渡是《当代》现实主义作品结构的大致流向。最后,在艺术技巧上,由最初借鉴西方创作技巧到日渐融合。第四章论述《当代》的文学生产机制。首先,通过编辑理念、主要编辑、稿件处理等考察《当代》在生产活动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以及《当代》在这种“限度”下对文学自身“意义”的最大化追求。其次,通过《当代》与文学奖及《当代》与文学批评甄辨文学评介主体力量的转化。最后,分析《当代》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刊社共生的出版机制。第五章分析《当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所作出的理性探索。在生产理念上改变以作者为中心转向以读者为中心。在生产实践上,与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媒介文学进行互动。探索刊企合作、畅销书等市场化运营机制。《当代》在文学期刊衰退的整体背景下保证自负盈亏,并在市场化的实践中坚守了直面人生、关注现实的主体风格。第六章讨论现实主义对《当代》的启示与反思。一方面,《当代》的编辑实践在现实主义边界中左右彷徨,时而探索广阔丰富的现实主义,时而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杂志受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固守和困囿大于探索广阔现实主义而产生的失误,传统现实主义追求使《当代》选发的作品显示出一种片面要求宏观覆盖性的倾向,消解了复杂的审美差异,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倾斜使其受到与之强势共谋的责难。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赋予杂志以庄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使之在混动纷繁的市场经济大潮和迅速的科技力量革新中葆有生命活力。

赵婷婷^[9]（2016）在《当代文学场中的《小说选刊》》文中指出作为一本重要的文学选刊,《小说选刊》一直积极参与着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本文以《小说选刊》（1980-2010）为研究对象,借鉴布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将《小说选刊》放置在当代文学场中,梳理其三十年来的发展与变迁,在文学场与政治场、经济场的互动格局中,发现当代文学场中文学自主原则的倾斜趋向,在此基础上对《小说选刊》的办刊策略进行反思,评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第一章通过对《小说选刊》在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评价三个方面对中国当代文学作用力的考察,揭示出《小说选刊》在当代文学场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代表当代文学走向的可能性。第二、三章梳理《小说选刊》从1980年创刊以来一直到2010年的办刊历程。从80年代前期《小说选刊》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动迎合到80年代后期对其的突围努力,以及到90年代以后的市场化转型,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场在政治场与经济场影响下的变动。第四章则在前三章的基础上,通过《小说选刊》的“纯文学”标准在历时维度下的变化以及在共时维度下与《小说月报》的比较,揭示出文学场中“文学自主原则”的倾斜,在此基础上,对《小说选刊》的办刊模式与具体办刊策略作出反思,以期《小说选刊》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维护文学场的“文学自主原则”。总之,作为文学场中的一个重要“占位”（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指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小说选刊》肩负着展示当代文学发展实绩,引导当代文学创作和审美趋向乃至建构当代文学史的重任。因此,对以《小说选刊》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与反思尤为重要。

黄家周^[10]（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二、2000年国内十大新闻(本刊编辑部评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国内十大新闻(本刊编辑部评选)（论文提纲范文）

（1）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优秀教师的主流媒介形象 ——以《人民日报》（1979-2018）相关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选刊选本视域中的莫言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油气行业改革开放并进 美国因素扰动世界能源大势——盘点2019年国内外十大石油经济事件（论文提纲范文）

（6）网络流行语的表征心态研究（2004-2018）（论文提纲范文）

（7）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8）《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文学场中的《小说选刊》（论文提纲范文）

（10）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0年国内十大新闻(本刊编辑部评选)（论文参考文献）

• [1]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2]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D]. 陈凌.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3]我国优秀教师的主流媒介形象 ——以《人民日报》（1979-2018）相关报道为例[D]. 肖月.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4]选刊选本视域中的莫言小说[D]. 蒋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5]中国油气行业改革开放并进 美国因素扰动世界能源大势——盘点2019年国内外十大石油经济事件[J]. 黄佳音,石卫,庞孟昌,戚永颖. 国际石油经济, 2020(01)
• [6]网络流行语的表征心态研究（2004-2018）[D]. 刘璐.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7]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8]《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D]. 武兆雨. 东北师范大学, 2016(12)
• [9]当代文学场中的《小说选刊》[D]. 赵婷婷.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10]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