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检验杂志》征文

一、《中国医学检验杂志》征稿启事（论文文献综述）

郭妍^[1]（2018）在《中医药期刊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医药期刊是记录和保存中医药知识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医药学术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媒介。研究中医药期刊的总体发展史,既能够反映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某些特点,又能够揭示中医药学术交流的特征和趋势。鉴于此,本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中医药期刊在发展进程中呈现的各种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总体趋势,对中医药期刊在中医药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价,并尝试探寻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方向。本研究搜集从1897年至2017年出版的中医药期刊共568种,考察期刊创刊数量,并按照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作为参照系,将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历程分为七个阶段,即萌发期（1897年-1920年）、数量上的繁盛期（1921年-1937年6月）、低谷期（1937年7月-1949年9月）、恢复期（1949年10月-1959年）、曲折发展期（1960年-19 75年）、复兴期（1976年-1995年）、平稳发展期（1996年至今）。本研究从形式特征、类别分布特征、刊名特征、内容特征等方面阐述了中医药期刊的发展特征。其中形式特征从中医药期刊生存状态、刊期情况、地域分布情况和文章合着情况等方面进行论述,类别分布特征从中医药期刊的总体类别情况和中医药学术类期刊的学科分布情况等方面进行论述,刊名特征从中医药期刊刊名的变迁和深刻寓意等方面进行论述,内容特征通过考察各个发展阶段的栏目设置情况予以呈现。在阐述中医药期刊发展历程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本研究对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阐述了中医药期刊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助力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指出中医药期刊在发扬中医药传统特色、鼓励学术评论与争鸣、促进中医药知识普及推广、保障文章质量和专题策划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探寻中医药期刊的发展方向,以期为中医药期刊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更好地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服务。

孙磊^[2]（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指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崔良晓^[3]（2018）在《“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文中提出中医发展至近代,已然步入转型时代。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弊病丛生的传统中医面临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身处四面交困的窘境,中医界人士掀起了一系列抗争图存的救亡运动,构成了近代中医发展的主旋律。在这场跨越时代的救亡运动中,伴随着中西医激烈的论争,传统中医在“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实现了知识体系的转型与建构。秦伯未作为当时“新中医”群体中的一员,积极接受西医知识,勇于变革传统中医,为中医发展摸索了多条路径。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一新式院校中成长起来的秦伯未,接受中西医知识,形成了独到的衷中参西的中医观。他运用西医知识整理经典医籍,强调中医经典理论的研究,反对过激的西医化。他的学术观点连同其他学人观点,共同凝聚出近代中医学说理论新貌。在中医教育方面,秦伯未积极探索中医教育的多种形式。他投身院校教育,与医界同仁共同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完善课程设置,培育中医人才;他发挥个人力量,依托医室形成“秦氏同门”的群体力量,凝聚专业人才;他创设函授、刊授的社会教育形式,更为广泛地传播中医知识。在中医出版方面,秦伯未形成了独到的期刊编辑思想,关注读者视角,凝聚编创团体,更成为期刊传播中的“把关人”。其主办了四份各具特色的期刊,整合了中医药资源,构建出公共学术空间。还依托中医书局,打造品牌效应,推动中医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在中医社团方面,秦伯未从参与者到创办者,加入许多不同类型的中医社团,参与到众多社团活动中。中医社团结群聚力,在中西医论争、保障同业、期刊互动等方面均发挥了群体效力。在秦伯未的医学人生里,他始终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尽管他不是当时中医界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但他摸索开创了多种发展方式,这是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医人士的。他创新了中医发展的既有模式,实际上也为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透过秦伯未极为广泛的各项活动,能够看到近代中医的新面貌。在近代,传统中医学说融汇西方学说,重新整理出新体系。中医知识的传承也脱离了传统的师徒相授、医派相承,转为进入科学化的学科体制。另外中医期刊的繁荣、中医专业社群的出现,都是中医知识体系转型的表征。在以秦伯未为代表的“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近代中医在救亡图存的抗争道路上突破了四面楚歌的窘迫,完成了知识体系的转型,实现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刘洋^[4]（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提出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郭薇薇^[5]（2021）在《民国时期《民国医学杂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民国医学杂志》是1923年由侯毓汶在北京发起创办,1933年改名为《东方医学杂志》。《民国医学杂志》（《东方医学杂志》）是办刊时间较长,在20世纪20、30年代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医学期刊,在推动医学学术进步,尤其在推进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刊先后在北京、沈阳、长春多地办刊,刊发了大量学术论文,记载了当时重要的医学活动,呈现了医学与社会、医学与文化、医学与政治等多维度的互动与交流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研究方法:本文以《民国医学杂志》（《东方医学杂志》）为研究蓝本,从传媒视角、学术发展视角、医事活动视角探讨杂志在当时的发展情况以及产生的影响,并结合清末留日医学生归国后的医学活动,以及他们在民国及伪满时期的医学普及、医学教育、医药卫生行政、医药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贡献,对民国及伪满时期医学发展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民国及伪满时期社会医疗卫生发展状况研究,《民国医学杂志》形态研究、民国及伪满时期医学学术发展状况研究、传媒视角的医疗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民国及伪满时期医学政策及医事活动研究等。研究结论:该杂志在办刊的过程中,发挥了传播医学思想、推动医学进步、完善医学制度、扩大医学交流、展示医学成果的作用。同时,由于该杂志的主办者多有日本医学教育经历,深受德日医学思想的影响,其杂志观点,也受到其他医界同仁批评。杂志迁址沈阳后,该刊成为伪满时期重要医学期刊,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一部分。

高艺^[6]（2020）在《生脉散加味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冠脉支架术后气虚血瘀型患者临床疗效观察》文中认为目的:本研究通过选用生脉散加味对急性冠脉综合征冠脉支架术后气虚血瘀型患者的治疗进行干预,通过比较治疗前后各指标变化,探索其临床疗效及安全性,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选取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二科就诊,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气虚血瘀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80例。进行随机分组,试验组40例,对照组40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西药治疗;试验组患者在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给予生脉散加味。临床观察周期为3个月,对治疗前后西雅图心绞痛量表（SAQ）评分、中医证候积分量表评分、低密度脂蛋白、超敏C反应蛋白进行比较,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结论。结果:本研究共纳入80例患者,因未坚持服用药物、失访等原因,因此,最终入选患者试验组38例,对照组39例。3个月临床观察周期结束后,两组患者西雅图心绞痛量表（SAQ）五大项评分均较治疗前上升（P<0.05）,且试验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量表总积分及各症状（胸痛、胸闷、气短、神疲乏力、自汗等）积分均较治疗前下降（P<0.05）,且试验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超敏C反应蛋白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P<0.05）,且试验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均较治疗前有所下降（P<0.05）,两组疗效差异不明显（P>0.05）。结论:本研究应用生脉散加味合并西药治疗,不仅显着改善气虚血瘀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PCI术后的临床症状、改善患者机体功能状态,提高活动耐力及生活质量,且无不良反应,临床使用安全有效,值得推广应用。

杨梦环^[7]（2020）在《基于血清T淋巴细胞的清热化浊方干预肉芽肿性乳腺炎肿块期的临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究肉芽肿性乳腺炎发病机制与T细胞亚群的关系,评价清热化浊方治疗肉芽肿性乳腺炎肿块期的临床疗效及治疗机制。方法:选择符合入选标准的肉芽肿性乳腺炎患者60例与健康人群30例,分别测定血清T淋巴细胞,探究肉芽肿性乳腺炎发病机制与T细胞亚群的关系。将60例肉芽肿性乳腺炎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各30例。试验组内服清热化浊方,对照组采用传统手术治疗,连续观察12周,通过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T细胞亚群、肿块情况的变化以及治疗后痊愈率、复发率、乳房美容效果等指标的差别,评价清热化浊方治疗肉芽肿性乳腺炎肿块期的临床疗效。结果:试验组和对照组在改善肿块情况和痊愈率、复发率方面无明显差别（P>0.05）;试验组在改善血清T细胞亚群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在乳房外形方面优于对照组（P<0.05）;瘢痕面积方面亦有明显差异（P<0.01）。在整个观察过程中未发生不良反应。结论:肉芽肿性乳腺炎为自身免疫性疾病,与T细胞亚群关系密切。清热化浊方治疗肉芽肿性乳腺炎肿块期的患者,疗效显着,且能改善机体免疫系统,在乳房美容效果等方面能最大程度的满足患者需求,是治疗本病的有效方药。

贾然^[8]（2020）在《伪满时期《商工月刊》研究（1938-1943）》文中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着手控制东北地区的文化与教育事业,企图通过思想教化来蒙蔽东北人民,减少人们的抵日情绪,为其军事侵略服务,使日本所宣传的殖民主义思想文化成为插入中国人心中的一把利刃。为此,除了军事占领外,日本和伪满政权还对文化宣传事业进行管控,并发行带有殖民色彩的图书、报刊,企图强化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控制。《商工月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版发行的一类刊物,它在财经管理类期刊外衣的掩饰之下,协助伪满政府对人民进行思想教化,帮助日本侵略者传播殖民主义思想。关于《商工月刊》的研究,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从整体上对该刊进行介绍与分析,介绍该刊的创刊时间与关键人物,分析该刊的栏目特点和其中所涉及的经济类和工商业经营类的问题。其次,着重分析与介绍期刊所宣传的主要内容,即该刊配合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政府的相关经济类政策所做的舆论宣传工作,这部分主要从工业、商业和金融三个方面具体展开。根据其宣传的内容,分析出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地区侵略所采取的经济掠夺手段和文化宣传手段,以及《商工月刊》在日本殖民侵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最后,着重分析《商工月刊》的本质与特点,通过特点与本质的分析,揭示出《商工月刊》发行的真实目的。伪满特殊语境下的《商工月刊》有其特殊性,作为一本由中国人创办发行杂志,它虽然不是官方发行的期刊,但却与伪满政府的关系密切,它主要配合伪满政府的经济侵略政策和殖民文化宣传,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商工月刊》通过制造所谓“日满亲善”的舆论氛围,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做辩解,使其彻底沦为日本殖民文化的吹鼓手、日本侵略罪行的辩护士。伪满时期所发行的中文期刊众多,《商工月刊》是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它打着“振兴工商”的口号,一方面,阐释经济问题、传播工商业知识,另一方面,替日伪经济类的殖民侵略政策做宣传,愚弄人民。《商工月刊》是那一时期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与文化侵略的铁证。

胡小京^[9]（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认为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李浩泉^[10]（2012）在《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研究》文中提出学生社团活动是学生生活活动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已有对学生活动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学生运动。尽管民国时期的学生运动非常活跃,而且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但是,仅研究它显然是不够的。研究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代背景下的北大学生社团活动,不但可以丰富高等教育管理尤其是高校学生管理理论、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理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加强对民国时期社会复杂多样性的理解,也可以为当今从规模扩张到提高教育质量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历史依据,为当今高校学生的管理工作,尤其是学生社团的管理工作提供借鉴意义。本研究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民国时期北大学生社团是指以北大在校学生为主体、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组成的非盈利性学生组织。北大学生社团活动指的是以社团组织名义所开展的活动,不包括学生社团成员以个人名义从事的活动。研究时限的上限为1912年1月民国成立,下限为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具体包括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平大学北大分院。本研究运用组织社会学理论,结合叙事史学、微观史学等相关理论,通过对民国时期北大学生社团发展历史、组织结构以及所开展的活动的研究,清晰再现了民国时期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历史图景。探究了“内忧外患”、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代背景下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特点与规律,并为理解民国时期社会的复杂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导论部分,从问题的提出入手,阐释了研究的价值,回顾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作了适当评析,介绍了理论基础,阐明了研究目的,厘清了研究思路,解释了研究方法。第一章“北大学生社团活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轨迹”,从社会思潮、突出事件和关键人物三个方面分析了北大学生社团活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从社团活动产生的历史起源、萌芽到逐步发展,将每个不同历史时期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历史发展轨迹清晰地呈现了出来。第二章“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目标、方式及概况”,从组织及活动主题两个视角分析了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目标,通过大量具体实例再现了社团活动的四种基本方式,即讲演、集会、出版刊物以及实践活动以及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整体概况。第三章“北大学生社团的组织结构、组织过程与组织控制”,运用组织社会学理论分别梳理了北大学生社团的组织结构、组织过程和组织控制。北大学生社团的组织结构基本都是采用的初级结构,即直线型、职能型组织结构,也有个别学生社团采用直线式职能型结构,这些都是由北大学生社团规模小、组织职能单一所决定。组织过程包括沟通、决策与领导三个过程,沟通一般采用在相关刊物、公告栏刊登公告、通告、通知以及书信等书面方式以及口头通知或面对面地交流等方式进行。发现北大学生社团在整个组织管理的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民主性、灵活性。北大学生社团的决策过程大多采用召开全体大会或职员会议集体讨论的方式进行。也正因为这样,其领导过程没有明显的关键人物、核心领导形成。第四章“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主体及内容”,从活动主体参与社团活动的心理场、人格特征以及参与程度三个方面分析了外部环境、个体人格对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影响,认为人的任何行为的产生都是其所处“心理场”的产物,这个“心理场”不但包括个体的需要、潜意识、信念、目标、记忆等,也包括政治和经济事件以及社会活动等。同时通过分析发现,当时北大学生社团活动得到了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广泛的支持。通过大量的史料,对当时北大学生社团具体的活动情况进行了真实地再现。第五章“北大学生社团活动的作用与影响”,从五个方面总结分析了北大学生社团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主要是保护了民族利益、促进了社会的民主进步、转变了学风、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和培养了大批各类人才。结语部分,分析总结了北大学生社团及其活动的特点与规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从影响个体参与学生社团组织的人格特征来看,民国时期北大学生社团成员人格中理想、信念、世界观等因素与其它时段相比对其参与社团的行为影响更大；从学生社团组织行为的特点来看,其组织行为体现出更高的民主性；从学生社团所开展的具体活动来看,其不但开展了大量的“本职工作”,而且也完成了不少的“兼职任务”；从学生社团组织所在的时代背景、活动主题以及活动主体来看,表现出更高的复杂性；从学生社团活动的性质来看,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性。反思了学生运动与学生活动,个人需求、社会需要与学生社团活动以及个人本位、社会本位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指出学生运动不是民国时期北大学生活动的常态,个人需求是学生社团产生与发展以及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内在动力,而时代呼唤是学生社团产生与发展以及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外在原因。同时指出,“社会本位”、“个人本位”及其关系不但受到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受到一定的时代背景的影响。

二、《中国医学检验杂志》征稿启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医学检验杂志》征稿启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医药期刊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时期《民国医学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生脉散加味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冠脉支架术后气虚血瘀型患者临床疗效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血清T淋巴细胞的清热化浊方干预肉芽肿性乳腺炎肿块期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伪满时期《商工月刊》研究（1938-1943）（论文提纲范文）

（9）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医学检验杂志》征稿启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医药期刊史研究[D]. 郭妍.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8(01)
• [2]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3]“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D]. 崔良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4]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5]民国时期《民国医学杂志》研究[D]. 郭薇薇.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01)
• [6]生脉散加味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冠脉支架术后气虚血瘀型患者临床疗效观察[D]. 高艺.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0(01)
• [7]基于血清T淋巴细胞的清热化浊方干预肉芽肿性乳腺炎肿块期的临床研究[D]. 杨梦环.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0(01)
• [8]伪满时期《商工月刊》研究（1938-1943）[D]. 贾然.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9]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
• [10]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研究[D]. 李浩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