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娇[1]（2020）在《明清干政后妃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是男权社会,广大女性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后妃干政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女祸,统治者对后妃作出种种限制。但后妃干政不能被一概否定,应当看到,一些后妃对政治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有一些后妃对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后妃处于权力中枢,有着特殊的身份与地位,是女性中有机会参预国家政务的少数人。明清时期,封建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统治者借鉴前朝后妃干政的历史教训,严禁后妃干政,但后妃干政仍有出现,并对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清后妃干政的方式都分为两种,或是间接地干政,或是直接地干政。间接地干政是指后妃通过各种方式,向皇帝提出对朝政大事的看法和建议,进而对朝政施加影响,但后妃对皇帝的进言被采纳与否,最终取决于皇帝本人。直接地干政是指后妃直接执掌国柄,也即临朝称制或垂帘听政,这时皇帝往往沦为傀儡,后妃代替皇帝直接发号施令,统治国家。明清干政后妃的分布地域和出身有着显着差别。明朝干政后妃的分布地域以京师及其附近的几个省为主,就近选妃以减少选拔后妃对民间的困扰。而清朝干政后妃分布于全国各地,还有出身于蒙古部落的蒙古女子,这与清朝实行独特的选秀女制度以及满蒙联姻政策有关。明朝干政后妃多出自于民间,选后妃不看重家世出身和血统。而清朝干政后妃多出自于满族官宦世家,选后妃看重家世出身和血统。明清两朝都采取措施严禁后妃干政,做法大体相同。明朝严禁后妃干政的措施主要有制度规定、皇帝和朝臣共同抵制后妃干政、后妃自觉遵守祖训和女诫。清朝严禁后妃干政的措施主要有祖训法令规定、礼法教育。明清后妃干政的原因是相同的,主要有自身的政治才能、幼帝继位、皇帝无子。由于明清两朝政治制度的不同变化,明清后妃干政的依靠力量有所不同。明朝后妃干政的依靠力量主要是宦官和内阁大臣,清朝后妃干政的依靠力量主要是满洲贵族和军机大臣。明清两朝严厉限制外戚势力,后妃大多能自觉约束外戚势力,外戚势力的政治影响下降,外戚势力不再成为后妃干政的依靠力量。明清后妃干政都对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明朝后妃干政的积极影响主要是辅佐朝政,做贤内助;处理皇位继承危机,实现皇位平稳交接;支持改革,挽救统治危机。清朝后妃干政的积极影响主要是决定培养皇位继承人,开创治世;支持改革,变法自强;促成清帝退位,结束封建帝制。明朝后妃干政的消极影响主要是后妃争宠,后宫不稳;阻止皇位继承,支持复辟政变;危害国本,纵容外戚宦官。清朝后妃干政的消极影响主要是定立幼帝,违制专权;穷奢极欲,乱政误国;恃宠弄权,卖官鬻爵。
伍强胜[2]（2020）在《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万斯同生值明清更替之际,异族入主中原之时。其家族原为明季甬上望族。明初袁忠彻早在其发轫之初,便预言万氏家族“优于文学,代有异人”。但是王朝的更替击碎了年轻的万斯同“学而优则仕”的美好蓝图。万氏一门深受心学影响。万斯同的高祖万表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父亲万泰是心学殿军刘宗周的学生。在极端被挤压的缝隙中,万斯同将家学（蕺山之学）传承下来。其父去世之后,遵照其父生前安排,万斯同续师事刘宗周的高弟黄宗羲。期间,万斯同与明清之际浙东另一位思想家潘平格相遇,被潘说折服。20余年之后又与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李塨相遇,两人思想契合。万斯同哲学思想前后经历了三变。“万斯同哲学思想三变及交游考”一节对此作了细致的考察,揭开了“三变”的详细过程。成熟时期万斯同的哲学思想大致包括本体论、格物论、道统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理想国等七个部分。万斯同认为世界的本体为道。道是指普遍规律。万斯同哲学体系的范畴“道”与另一范畴“理”表现为一本万殊的关系。万斯同提出“太极判而两仪形,阴阳运而万物生”“律吕天地自然之数”等命题。其中,“太极判而两仪形,阴阳运而万物生”,坚持了“气生万物”的观点。“律吕天地自然之数”的命题不仅揭示了世界的质量存在方式即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王朝“三始九极”的规律,且因为音乐的介入有了更深一层的美学意蕴,为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生活提供了思想资源。万斯同作出“体而任之,措而施之,存乎其人”的重要判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凸显,人作为思维主体、实践主体的含义得到揭示。主体人被定格为思维的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体认、措施即认识与被认识、实践与被实践的关系。万斯同确认道是外在的客观存在,然而道又是通过文本得到揭示并记载下来的。文本的形式是主观的,其内容是客观的。万斯同提出圣人与道的作用合二为一。同时,在万斯同哲学体系中体用、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本体论无、有两条路径的传统继续保存和贯彻,说明中国哲学是其自身思维特质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硕果。万斯同将动静互根之说有意识地引入现实生活,对于世间及其事物的“损益”的认识,关于“盛极则衰”的观点揭示了世界发展的内在规律。万氏格物论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厘正了格物就是学习“六艺”的观点;二是对历代经典“格物”论进行了阐述与评价,包括扦格外诱说（司马光）、穷理说（朱熹）、正事说（王阳明）、格通人我说（潘平格）等等,一一驳正,既划清了“六艺”说的界限,又可以相互参照、比较;三是探究了万斯同从“格通人我”到“学习《周礼》三物”的转变。格物就是学习“六艺”,进而认识世界并指导实践,显现出万斯同格物论重视理论知识的特征。万氏“道统”论遵循“立道统、辟佛老”的基本结构。其“立道统”重新梳理了以孔子为源头的不间断的学术脉络,还原了孔孟之道“心性之学加经世之学”的本来面目,从中折射出万斯同在异族入侵的条件下,自觉地担当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在“辟佛老”部分,万斯同将朱熹易学哲学体系的道教成分一一加以剥离,对朱子学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将朱熹排除的永嘉、永康学派拉进其道统新体系中。万斯同站在孔孟之道的立场,揭示了佛教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危害,从本体论、人性论、因果论等等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判,提出弘扬孔孟之道是打击佛教传播蔓延的最有力的武器,解答了生民信从佛教的根本原因即经济原因,体现了万斯同对生民的生存状态的关照。万斯同将王朝的治乱兴衰视为现实的历史进程,一个“损益”的循环过程。万氏提出决定王朝命运的两个关键因素即天命和人事。他具体分析了导致明王朝覆灭的经济、政治、军事三大人事因素,指出“人事”的核心是君王之德,万斯同强调帝王应遵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原则,引领国家前行,此亦万斯同“乾坤生六子”本体论观点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当不能用人事来解释治乱兴衰时,万斯同才会借用天命解释王朝的兴衰成败。“数”是决定王朝兴衰的神秘因素,而“灾异”“星象”等是判断历史治乱兴衰的晴雨表。万斯同认为维持君、臣、民关系良好运作的是礼、礼制,驾驭官僚体系需德法兼顾,国家需要大力培养士阶层拓宽礼的承载。在谏议问题上,万斯同认为暴君、骄主之过失是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积聚,积重难返的结果,有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万斯同“两让”的建议说明明王朝有健全的谏议制度,但是实际上形同虚设。在君子、小人之辨问题上,万斯同认为古今小人丑恶面目相同,悖仁义,搞阴谋、排除异己,故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否则,王朝必将自政治生态遭破坏始,至亡朝亡国而终。万斯同并不单方面袒护君子,认为现实中不论君子、小人均呈结派之必然之势,因此,凡拉帮结派者即连根拔除。万氏人生哲学的主题是对安身立命之道的构建。万斯同认为安身立命的关键在于诗书礼乐即学道、传道、载道;万斯同将自己的人生与学道、传道、布道合二为一,突出践行,特别强调立身在于精神层面的富足。万斯同之安身立命之道把握住了“孔颜乐处”的精神实质,将与海内文士共“乐”书中作为徜徉“诗书礼乐”世界的重要补充和重要环节。万斯同认为立身需谨慎,切忌一招不慎而声名俱裂,万斯同告诫择术用世者应当审清时务,不抱侥幸心理,始终坚持站在“道”的一边是人生立于不败的关键所在。在异族占领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万斯同认为名节、气节、民族大义高于一切。在绝不仕清的前提下,万斯同将“诗书礼乐”本身作为自己最终的精神家园。万氏之理想国即“一代之规模”继承了自孔子以降关于“有道之世”的学说,贯彻了历代先贤关于“等差有序、仁和中让、道德境界、君王圣明”的理念。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先知后行即理论对践行的指导作用。万斯同理想国从士风的营造及三代法治的延续、士人队伍的壮大和君相之失的规避、典章制度的完善与国家运作效率的提高等三个方面考察了各种典制规章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各自起作用的条件。定其是,去其非,提炼出了具体的命题、相应的具体方案,体现了万斯同对生民的关怀,对未来社会、国家的憧憬。诚然,关于理想国,有些方面比如“田赋之辨”在万斯同起初的笔下即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为缺憾。但是万斯同于此所做的种种努力不可抹杀,他的”没有答案“是否预示着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万斯同关于历史的研究和历史归宿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孙琳[3]（2019）在《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文中研究说明“水浒”特有的绿林题材形成与传播于特定历史时期,对题材及社会价值的不同评判令其主题阐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水浒”接受过程中,绿林题材与各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紧密融合,其“意义”虽不离“含意”,但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主题阐释结果。“诲盗”与“忠义”是“水浒”两种基本的主题归纳,表面上水火不容,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从题材角度而言,“水浒”叙述的是绿林故事,“以暴易恶”的“法外”情节与人物屡见不鲜,虽有招安“归正”、清庙传名的结局,但“法外之行”是题材的重要部分,“诲盗”是对特殊题材社会效果的担忧;从主导意旨而言,特定时代的编创者、接受者对“水浒”大多持宽容态度,认为绿林人士本属“乱民”而非“贼民”,“为乱”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忠义”是对“水浒”本身存在价值的肯定。“水浒”主题阐释虽有多种,但“忠义”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变化更为明显和关键,而像“诲盗”“伪忠义”等论点实则亦可视作为“忠义”内涵的不同表现,“农民起义说”“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亦可视作“忠”之对象由“君”转向于“民”或“国家”的某种变形,相对其他主题论而言“忠义观”的包容性更强一些。水浒“忠义观”有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建构”指的是宋元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经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元代水浒戏等由外而内与水浒绿林题材逐渐结合的过程,水浒忠义观在明代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然而绿林题材与“忠义”之间的裂痕始终难以弥合,故而建构渐趋完成的同时解构亦已开始,此种解构指的是传统“水浒忠义观”中“忠义”与“非忠义”矛盾的凸显,经由金圣叹、清初水浒戏、清代水浒续书等不断放大和批判此种矛盾,传统“水浒忠义观”被质疑;清末民初在君主专制崩解的背景下,“水浒忠义观”渐成为新式的“忠”与“义”组合,“忠”之对象由君而民、而国、而民族,“义”之平等性渐而提升,新式“忠义观”得以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与解构的发生是共时而非先后,一方面是创作者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读者和评者的价值立场,“忠义”作为一种悖论始终伴随水浒的产生与传播,即使“非忠义”“反忠义”亦是“忠义观”的某种变体。鉴于精力和学力有限,水浒“忠义观”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在自宋至清的古代阶段,其中有少部分延伸到近、现代阶段。一、主题内涵与“水浒”的经典化文学作品的主题研究向来是我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小说”一词和相关作品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经魏晋、唐、宋的创作实践,明、清时期“小说”作为文学体裁之一无论是篇幅,还是内容含量及社会价值,均由“不经之作”而逐渐成为新的“经典”。在小说地位提升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亦添加于具体作品之上,令小说的“意义”更趋近于“道”,这一点在主题阐释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小说观念现代化的结果,这也是最深层的原因;直接原因则有明代中后期文化专制统治的放松,统治者对小说的倡导与宽容,士大夫的推崇与评点,市民阶层的兴起,文化的普及,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等。与其他小说不同,“水浒”有其特殊的绿林题材,在经典化过程中“水浒”与“忠义”这一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融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二、水浒“忠义观”的建构历史上的宋江事迹发生和传播于宋朝,在靖康之难、南宋偏安、文强武弱的时代背景下,类似对宋江等“匪寇”招安并赐予官爵以期其为国出力的事在南宋大量发生,“忠义”是当时社会自上而下公认的主流价值观念。李若水作诗《捕盗偶成》,提出“招安非良策”,对接受招安的“匪寇”是否“忠义”表示质疑。只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南宋朝廷自顾尚且不暇,招安是朝堂无奈的选择;乱世之中落草绿林的“匪寇”各有各的无奈,招安是他们真心的期望,而“为国立功”则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忠义军、忠义民、忠义人等在特定时代受社会普遍认同,这是水浒“忠义观”建构的时代基础。龚开出于宋遗民心态作《宋江三十六赞》,在序言中称宋江一类的“盗中之圣”尚具“义勇”,借对绿林的“赞”批判祸乱天下的“乱臣贼子”。元代陆友仁曾舟过梁山泺,结合龚开“画赞”作诗对历史进行反思,提及宋江征方腊取得战功一事,并隐讳地指出“乱自上作”。早期“水浒戏”推崇梁山“替天行道”的“公正”,实是元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这也成为水浒“忠义”中偏“义”的一方面表达。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及早期水浒戏对“水浒忠义”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均在有意无意地营造一种“水浒”与“忠义”之间的联系,实是时代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三、《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水浒”故事的凝练与集中,明代现存大多数小说版本中均将“忠义”置于明显的位置,文本中“忠义”亦多次重复呈现,这既是小说编创时的意旨表达,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文学体现。只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忠义”本来有“对等”“适宜”之意,“水浒忠义观”本身内涵强调的则是单向度“臣”对“君”的服从,“忠义”实则为“忠”。小说以文学叙事手段创建了朝堂“无忠义”的特殊语境,其中君主昏聩、奸佞擅权、胥吏腐败,致令有能者无法安居于庙堂和“法内”社会,只得“被逼上梁山”。“忠义”的代表人物宋江历经曲折,虽竭力数次避免“落草”,但最终还是上了梁山。成为“匪盗”的宋江在山寨营造“忠义”氛围,极力谋求招安,重新回归“法内”社会之后,借征辽、征方腊行“忠义”之行,被鸩死之时仍不舍“忠义”,终得清庙留名。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塑造的宋江是文学中的“忠义”形象,是水浒“忠义观”的坚实文本基础。四、“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伴随小说的广泛传播,“忠义”己成为“水浒”得以存在的独特价值标签。“水浒戏”虽多截取“水浒”之一段或一人物而演绎,明代中后期的林冲、武松、宋江等戏曲故事中虽有偏重的不同但均体现了“忠义”主旨,可见水浒“忠义观”之深入人心。序跋和评点是明清之际小说研究的重要形式,对“水浒”主题的阐释更为直接,且大多不离“忠义”左右,只是称扬者以“忠义”赞之,质疑者以“伪忠义”贬之。倡导“水浒忠义”者亦有不同表现,如天都外臣将“水浒”誉为“国医”,李贽称赏着书者用心之“发愤”,容与堂等版本评点中多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忠义”的归纳,是“忠义”的不同变体。金圣叹在明末起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质疑“招安”者忠义与否的问题,指出小说《水浒传》中“忠义”的内在矛盾。金圣叹作五篇序言从各个角度阐述“水浒”作者并无“忠义”的意旨表达,小说只是出于才子“锦心绣口”的“闲暇之作”,试图将小说从“载道”的重负下摆脱出来,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亦在隔离“忠义”与“水浒”之间的关系;同时金圣叹腰斩“水浒”,将宋江等人招安、征辽、征方腊等“忠义”事迹完全舍弃,另改编文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突出宋江之“伪忠义”。“迸忠义于水浒之外”,是金圣叹解决水浒内在忠义矛盾的一种方法,是他喜新炫才文学观念的表达,亦是他时事之感的体现,背后则是时代价值观念变迁的外在表征。五、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清代“水浒戏”虽受《水浒传》整体框架的制约,但在内容、人物选择上与明中后期不离“忠义”相比,“非忠义”性更为明显。清初戏曲《宣和谱》从其名称来看不离“宣和”左右,实隐寓对“乱自上作”宣和之政的针砭。《宣和谱》戏文对宋江等水浒人物持否定态度,多处讥讽宋江的伪忠伪孝、王矮虎的好色无能、扈三娘的贪生变节,而以王进、栾廷玉、扈文姬、扈成等的真忠、真孝、真节、真义作为对比,将“忠义”从水浒人物身上剥离开来。清宫大戏《忠义璇图》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戏曲演绎,在水浒的整体框架下,刻意减少了表现水浒“忠义”的情节和对话,而添加了李若水、张叔夜等真忠真义以反衬水浒众人的“伪忠伪义”,并用近十分之一的篇幅以“冥谴”的形式对宋江等人展开批判,是对“水浒忠义观”的强烈反拨。另《虎囊弹》《闹江州》《偷甲记》等“水浒戏”虽内容与水浒故事相关,但均刻意远离了“忠义”主题,这亦可视作官方和民间视野对时代价值观念的某种反映。陈忱《水浒后传》突出了对“愚忠”的某种批评,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亦表现出对轻易放弃起义果实一味“忠义”的谴责。俞万春的《结水浒传》不但以“荡寇”的形式令水浒人物灰飞烟灭,更从多方面对“水浒忠义观”进行全面解构。六、“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清末民初,民主、科学、法制等现代观念大量涌进,不但与明清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亦对传统的小说主题阐释产生冲击。尤其是君主制崩解之后,传统“忠义”价值观的基础随之瓦解,而“水浒”深具反抗色彩的绿林题材在主题阐释中所占分量愈来愈重。“平等”“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等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添加在“水浒”主题阐释之上,同时“农民”“市民”“游民”“流民”等水浒人物出身的不同归纳体现了从“民”到“人民”的内涵演化,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体现了时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与转移。“忠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对表现传统“忠义”最为突出的招安、征方腊的评价亦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最明显的“投降主义教材说”,这实是当代视角下对招安问题的新评价。另外,“忠义”指向的对象从君主转向于民族、国家、人民,同时对“义”的阐释亦添加进“平待”“相互”的时代新意,“忠义”观实现了某种重构。“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重构既是小说主题理解与阐释内涵的变迁,更是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体现。
陈沫[4]（2019）在《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宗羲是古代中国第一个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猛烈抨击,并提出整体性改革方案的政治思想家。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既得之于他对历史兴衰变化和明朝亡国教训所进行的深刻地反思,也得之于他本人切身经历过的政治实践活动。他所处之明末清初时期,是由于政治腐败、异族入侵造成的所谓“天崩地解”、朝代更替的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建立一种具有高度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制度。本文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运用文献研究、历史分析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方法,将黄宗羲重新置于他所处之历史环境中,在明确其政治思想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厘清其内在逻辑关系,在与其他政治思想家相关思想的比较中阐发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揭示其政治思想所具有的理论价值、理论局限与现实意义。黄宗羲认为,当时社会政治弊端的根源在于君主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缺少一个能体现“王在法下”的法治精神的民主政体。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初期既没有国家政府也没有君主,但人们可以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人们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才甘愿建立起国家政府,进而推举出君主;君主应当是一个能保障民众之公利的“舍弃自身利益的辛苦之人”。而“三代之后”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君主反而成了天下民众的主宰,黄宗羲进而深入思考与批判了专制君主对民众公利的侵占。他指出封建君主罢黜宰相,将集权归于一身的行为是对官制合理性的极大破坏。不仅如此,封建君主还以“君臣大义”施压于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了儒家传统的政治抗议精神,造成了人格的扭曲。黄宗羲最杰出的着作非《明夷待访录》莫属,该书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和详尽阐发了其体现着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改革构想,包括以法治制约君权,使学校具有立法参政权,改革土地及军事制度,推广全民教育等。他所构建的这一体现着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政治体制,堪称是他对那个时代所作出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他的一些具体政治改革措施虽然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无疑也是具有极大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虽然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民本主义思想的巅峰,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理想中的政治模式是圣王依靠宰相与士人阶层的辅佐对国家进行统治,走的还是上层精英治国之路。他试图以法制对君权加以限制并对士人阶层的权利予以扩大化,他的政治改革构想本质上还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改良。作为中小地主阶级和市民阶层的代言人,他在整个政治改革构想中并没有真正赋予普通庶民以政治权利。即便是最贴近庶民政治的郡县学官制度,能够参与地方政事的主体还是士人与缙绅,作为民本思想主体的普通庶民在其中还是没有得到参政议政的资格。黄宗羲对庶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却没有更多的认同感,他也认识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将江山社稷的兴衰系于圣王与圣贤所具有的先验性的学识和道德之上,这实在是对道德主体自觉性的过分夸大,所以说他在历史观上也存在唯心主义倾向。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他的政治思想是清末经世派和早期维新派推行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维新派倡导民权运动的原动力,其后又成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在新时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挖掘黄宗羲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宝贵理论资源,对我们现今的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及德治建设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黄群昂[5]（2019）在《明代兵部尚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兵部尚书是辅佐皇帝管理全国军政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是明代中枢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职官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本文系统考察兵部尚书建置与制度建设、群体特征、兵部尚书权力运行机制、兵部尚书与各权力体系的关系以及兵部尚书应对军事危机时的政治表现,以兵部尚书为视角考察六部的行政运行状态与政治作用,揭示明代中央军政决策机制在常态与变态形势下的运行状态与运转效率,从而深化对明代中央权力生态与政治军事格局的认识。兵部尚书的行政是以兵部在明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为基础的。从制度上看,明代兵部尚书为正二品官员,由文官担任,与五军都督府实现文武分权。洪武十三年以后的五军都督府尽管保持了统军、训练军马的权力,但管理、调发等职权多流向兵部,形成兵部尚书主管调发及军事政令而不统军,五军都督府统军而无调发、管理军务之权的局面。兵部尚书主要通过科举一途晋升,其个人及家庭出身、户类构成显示大部分兵部尚书来自平民阶层,表明了明代科举为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提供了保证。兵部尚书来源的地域分布呈现南北多、边远地区少的特点。而南方与北方相较,则为北方多,南方少,这与明代南北进士的录取数量恰好相反,这表明虽然人口、经济、文化以及科举实力等因素都对兵部尚书的选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很显然,政治与军事因素对兵部尚书的选任所起的作用更大。兵部尚书的履历与职任结局显示兵部尚书大多有一定的地方军事经验,但其选拔受到皇帝、官僚系统等因素的影响,所选兵部尚书大多不能胜任该职,失误颇多,由此造成大部分兵部尚书仕途不稳定,命运多舛。从具体的行政运作看,兵部尚书的权力运行始终以皇帝为核心。明太祖废相后,皇帝兼具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双重职责,皇帝看似高居拱默,居于深宫之中,但皇帝对包括军政事务在内的一切国家大政均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皇帝通过上朝、面谈、颁发圣旨等方式处理国家政务,兵部尚书对皇帝意旨无条件服从。在维护皇权独尊的政治体制下,兵部尚书行政的平行、向下运行都受到各种权力机关的制衡。中央、地方行政机构叠床架屋的结果是各方政治势力互相牵扯,使兵部尚书瞻前顾后,不能为且不敢为,只能敷衍以塞责,从而造成政务的壅塞,政务运行往往流于形式,执行效果有限。各权力体系间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在明王朝遭遇危机之时,少数兵部尚书通过扩大自身的权力,加强兵部尚书的权威,发挥主观能动性,使明代的军事指挥一时颇有如臂使指之效。但兵部尚书的命令下达地方执行需要较长过程,可兵部尚书更替频繁,多不久任,不可能尽心督促每个环节贯彻到位。所以在危机形势下,精明强干的兵部尚书可以振刷军政,对应对危机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难以撼动深层次的政治体制问题,限制了行政效能。兵部尚书的权力运行受到明代各种国家权力体系的制约,效能有限,但在军事管理领域中兵部尚书的作用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它对维护明代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仍起着关键作用。自明太祖废相后,阁部之争中阁臣始终未取得合法的“相权”,明代的中央权力运作实际上是以“六卿”为“相”,可以说明代的中央政治实质上是君主专制下的“部权”政治。而且兵部尚书的权力运作水平除了制度上的作用以外,特殊的政治事件、兵部尚书的权力欲望、兵部尚书的个人行政素质、兵部尚书对兵部的权力定位与理解,兵部尚书与其它中央权力的势力消长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车兰兰[6]（2018）在《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文中研究说明黄人（1866—1913）,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个性鲜明、思想崛奇、成果卓异的人物。在近代这一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黄人深受传统文化、吴地地域文化的浸染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前后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他曾有志于仕途,然郁郁不得志;后执教东吴大学,潜心学术;入南社后欲以文革命,终理想破灭,因狂而殁。黄人是近代重要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多重身份兼跨数个领域,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小说着译、办刊结社、文献编纂、教育改革、民主革命等方面均有建树。然而与同时代的梁启超、吴梅、王国维等人相比,黄人并未获得相应的地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挖掘。本论文着眼于对身处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思想复杂、着述宏富、经历曲折的黄人作较为全面的考证与论述,并作合理评价。论文主要从六部分加以剖析阐述:前三章主要是将黄人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放置近代文学转型背景中去考察,这是论文的重点部分,黄人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其文学理论、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首章探讨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新型文学史兴起的关系,追溯“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根本区别;梳理西方、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论述国人自着“中国文学史”出现的原因。通过对比窦、林、黄三部最早的文学史着作,进而分析黄着文学史的开创性、影响,也不回避它作为草创期文学史的局限。次章侧重于探讨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与黄人文学理论的关系,梳理古、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衍变之轨迹,进而探讨黄人的小说理论、戏曲理论、诗歌理论、词学理论对古典文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其在新旧思想冲突下所存在的局限。第三章聚焦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从题材、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解读黄人的诗歌与词,分析其所体现的新旧特征,最后综合论述黄人创作的成绩与不足,以及较文学理论存在的滞后性。后三章主要是围绕黄人的教育、出版、社团等文学活动展开,探讨他与近代文科教育、文学出版、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体现了黄人严谨与开放的学术风气及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求。第四章梳理了黄人的求学活动、教育活动,尤其突出黄人对中国文科教育所作的贡献。黄人在东吴大学十三载,通过教学布道、讲学唱和、编写教材、主笔学报等教育活动,在思想启蒙、文科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对近代文科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五章分析黄人在中国近代出版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与小说林社、国学扶轮社的关系,从黄人的报刊、图书出版活动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倡导保存国粹,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了西学新知,既批判了封建文化专制,又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想,对传统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的转型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一章则考察黄人与中国近代社团转型的关系,社团活动在黄人的文化活动中比例较大。本章中黄人入南社之契缘、入南社后的活动及其与南社同人的交游是重点,体现了在近代社团转型过程中,“新”与“旧”文化的碰撞。而黄人在社团的创作、文化、交游活动,不仅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发展,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以笔为戎的真实写照。概之,黄人之一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巨变,是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文学思想、创作与活动等,都体现了新旧文化过渡、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时期的矛盾与融合。他的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积极入仕的济世情怀、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困囿于时代的保守与局限,又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启蒙救国”的远大理想、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革新精神、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寻和和立足于中西比较的创新精神。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承袭了李白、李贺、王仲瞿、龚自珍等先贤遗风;又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有许多独立之见和创新之举,对吴梅、王謇、陈乃乾、陈大悲等后辈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黄人是不可忽视的一位,需要将其放置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做更全面更客观的研究,同时分析他的典型意义。
曹瑞冬[7]（2015）在《曹瑞冬:传统思想与时代融合进程探究——以儒家思想的演进为例》文中认为利益于人类类似食物于蚂蚁,利益最大的地方就是人类最密集的区域。千百年来人类与时代的共同使命是将利益趋向于更多、更广大的人民身上。这是一个美好愿景,却是无数人奢望的梦想。传统意味着代代相承,传统思想代表着人类对历史、过往、回忆的记载与传承,但时代的脚步一直向前,从未停止。传统思想与时代的融合考验人类对于利益的追求,对人性的彰显,对关系的建构。很多时候,传统思想与时代步伐一致,创造着人类的奇迹,也有时候,传统思想成为统摄人心的工具,妨碍着时代的节奏。人类不是时代的宠儿,在追求幸福与发展的道路上牺牲的代价只能用历史衡量。思想不是物质,它由人类创造,但却不任由人类把玩,我国的儒家思想验证了传统思想的兴衰,也迎合了时代的道路。它由兴盛到衰落,再到复兴,这是传统的定律,也是人民和时代的抉择。《传统思想与时代融合进程探究——以儒家思想的演进为例》旨在探究不同时代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与时代发展的融合程度,研究其兴衰演替的根源,从春秋到当今社会我国对传统思想的认知道路,研究我们对于儒家思想等传统思想的应有态度。思想是时代的演象,而传统思想与时代融合的重要标准是利益的天平倾向于更多人还是更少人。
桑东辉[8]（2015）在《论中国传统忠德的历史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体系中,忠德是非常重要的德目,曾经在封建社会长期被作为首要政治道德而得到普遍认同和尊奉。作为道德意识和观念层面上的忠观念可上溯到原始社会后期。到了春秋时期,忠作为道德德目出现,并跻身“令德”、“吉德”行列。从原初意义上讲,忠是对他人、对事业的积极尽心态度。具体而言,从践行主体看,忠是涵盖统治者、下层臣民和一切平等主体的泛主体道德;从内涵看,忠是包括对国家、对君主、对事业、对职责、对承诺全身心践行的全含性道德。战国时期,随着社会转型,血缘宗法制的解体,忠由原初那种对一切人一切事的竭心尽力,逐渐变为臣民对君主的单向度忠。秦汉以降,郡县制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得以不断强化,三纲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现君为臣纲的忠君道德一跃而成为最首要的封建社会道德。此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虽然乱世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忠君道德的践行效果,但君为臣纲的基本原则没有变。宋代以后,理学勃兴,系统地论证了三纲的神圣性、至上性,将三纲特别是君为臣纲证成万古不变的“天理”。从此,忠君道德真正成为封建社会最核心、最基本、最首要的道德准则。忠君道德遂成为桎梏人们的精神枷锁,钳制人们的思想工具。进入近代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和急剧转型,三纲特别是忠君道德也先后遭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反思批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猛烈抨击,最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彻底清算。探索传统忠德的变迁历史,对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现状,实现忠德当代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忠德原初意义中的忠于社稷、忠于职守和忠信、忠恕等超越时代的“正能量”在今天仍具有一定价值,其合理内核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道德基因,更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根源。
杜文平[9]（2014）在《西王母故事的文本演变及文化内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神灵之一,在战国以来的神仙信仰、汉末以来的道教信仰以及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信仰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从西王母信仰的演变中可以大致窥见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演变轨迹,而西王母故事的演变过程则不仅仅与宗教相关,还与政治社会背景、民间通俗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有关。因此以西王母故事相关文本为基础,深层探讨文学文本与文化内蕴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十分有必要的。全文结构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为西王母故事文本的形态演变综述。第三到第六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选取了西王母故事中的三个故事类型,探讨其文本演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绪论部分又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为二十世纪以来西王母研究综述。在1949年以前,对于西王母的探讨集中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以章炳麟、丁谦、顾实为代表的学者利用文献学的方法探讨西王母之种族和地望,另一个是以鲁迅、茅盾、吴晗、吕思勉为代表的学者引进西方的人类学和文化学方法开展的西王母神话演变研究。这两种研究思路为后来的西王母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价值。建国以后,西王母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上的文学和文字研究,这主要表现在多种学科的交叉,多种研究方法的引入,西王母研究成为一个集文献学、考古学、哲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为一体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课题。第一章为西王母故事的文本形态演变综述,以人物、情节和意象为切入点,按照时代先后梳理西王母故事相关文本的流变过程。西王母故事由先秦诸子和史籍中粗陈概要式的发展为汉魏六朝道经和仙话小说中充满瑰丽想象的王母降授传说,最终演变为宋代以后通俗小说和戏剧作品中祥瑞化的王母蟠桃会故事。在这个过程中,西王母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和意象都在不断丰富,西王母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由凶神转变为长生女神,再上升为道教至尊女仙,直至元代以后成为民俗化的祥瑞之神的过程。第二章为王母会君故事与中国古代的君神关系。王母会君故事始于《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中的穆王见王母故事,在此之后,相继有禹、舜、尧、汉武帝、燕昭王、宋徽宗等成为西王母的座上宾。在人物和情节变化的背后,隐含的是宗教之“神”与王权之“君”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具体表现为,为神立言的文本,如道教仙话中,帝王求仙王母来会的故事情节是神仙实有、仙道可致的最有效的例证,同时借君王之权位抬高自我。在为君立言的文本,如儒家的政治神话中,君王有道王母来朝的故事情节是四海升平、安定祥瑞的标志。这种状况随着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和宗教的式微而逐渐趋于沉寂。第三章为王母献授故事与中国古代的灵物崇拜。王母献授故事最早始于先秦时王母献舜美玉的传说,体现了中国自上古以来对于美玉的崇拜。两汉开始,受到儒学神学化和道教思想的双重影响,王母献授故事在谶纬之书和道教典籍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双线发展趋势。一个沿着符瑞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了儒家政治神话的一部分；另一个沿着道教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了道教传经仙话的一部分。宋代以后,王母献授故事被赋予了庆寿的主题,蟠桃灵物因为王母蟠桃会情节而得以彰显,其他灵物趋向于没落。第四章为王母开宴故事与中国古代的宴饮寿庆文化。王母开宴始于西王母与周穆王的瑶池之会,宴饮唱和。两汉起,王母之宴的主人公换成了“好为仙道”的汉武帝以及慕仙求道的茅盈和魏夫人,王母群仙会情节开始形成。于此同时,王母这一人物开始出现在汉魏六朝的乐舞百戏和唐代的雏形戏剧中,这些都为宋元明清四朝王母蟠桃会故事在通俗小说和戏剧中的繁盛奠定了基础。第五章为西王母故事和西王母信仰。西王母故事自《山海经》起就已经带有了原始信仰的色彩,在战国以来的神仙思想影响下,西王母逐渐被美化和神化。汉末道教兴起后,上清经派将其纳入自己的神仙体系,并尊之为女仙之首。元代以后,道教渐衰,西王母信仰在与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民间化和民俗化。
翟爱玲[10]（2013）在《明代名臣刘健研究》文中认为明王朝是在元末农民起义基础上,由农民出身而深受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影响的朱元璋创建的一个延承封建宗法社会关系和君主专制政治统治的封建王朝。经过明前期诸帝调整生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及强化君主专制,确立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等等政策和措施的实行,不仅重建和稳定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并且大大推进了封建社会在各个方面的深入发展,形成明前期的盛世局面。然而,自明英宗正统时期开始直到正德年间,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豪强地主强占土地,农民流离失所,起义频起。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尤其是皇权控制下,以司礼监与内阁为代表的内廷宦官势力与外朝文官集团之间权力地位的争夺与转换,直接影响着朝政的治乱兴衰,从而形成这一时期明王朝动荡纷乱的政治局面。期间虽曾有过被后人誉为“弘治中兴”的短暂稳定,却最终难以挽阻封建统治危机不断深化的趋势。明代名臣刘健就生活在这个由前期盛世向后期衰败转变过程中的,被称为“动荡衰微”的明代前中期。宣德八年（公元1433）,刘健出生于河南府洛阳县西南部一个普通的地主家庭。当时的洛阳刘氏家族和当地其他许多家族一样在长期农耕经济方式和儒家伦理思想文化影响下,形成了勤俭朴质、直道行事,恭行孝义、和睦乡邻,重视读书求学、尊崇正统儒教的风尚。这种氛围对刘健个性的形成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和当时许多士子一样,刘健自幼便在洛阳那种充满理学风尚的文化氛围里,在学术与科举相结合的求学过程中接受了儒家那种人格精神和思想意识的培养。在刘健早期的社会交往中,如阎禹锡、白良辅那样的洛中理学名士,或如毕享、许进那样以理学为学习内容的科举士子,甚至如赵锡、李祥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儒家礼教风范的人物,都曾对刘健个性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强化了他以理学为宗、注重践履的政治意识和思想品格。明英宗天顺四年（公元1460）,刘健中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自此开始了其长达46年的仕政历程。在第一阶段16年的翰林生涯中,刘健只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史官,主要从事编撰典籍、侍从讲读、主考乡试,以及其它书记类事务。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他升右谕德,次年转左庶子,9年后升任少詹事。这期间虽然仍从事修书、讲读,主考等“不关政本”的事务,但作为东宫属官,却使他得以与皇太子朱佑樘,即未来的明孝宗之间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为他后来在孝宗时期政治上施展抱负奠定了基础。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孝宗即位不久即擢刘健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从此终孝宗之世。刘健在内阁以其独有的严谨认真、果敢善断、不偏不倚的为政风格,发挥着劝谏启沃、辅养君德,论思建言、赞画政务的作用。在辅成“弘治中兴”中写下其政治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页。孝宗驾崩后,刘健以顾命元臣的身份,与同官李东阳、谢迁等在武宗初政时期,以新皇即位诏书为纲领,实行了一系列宽恤民力、安抚流民、清查皇庄、抑制兼并、裁汰冗滥、节省开支,以及其它清理弊政的政策与措施,从而使朝政一度呈现“新政”气象。但由于武宗宠信内侍宦官,日事游逸娱乐,不仅使“新政”举步惟艰,且使刘健等人的地位岌岌可危,其职权作用的发挥受到严重影响和限制。在率领文官集团反对宦官势力失败的情形下,刘健被迫致仕,结束了他的仕政历程。但在宦官擅权乱政的形势下,他仍被榜为“奸党”之首,削爵夺敕。直到明世宗即位后,才完全恢复他原有的政治地位和待遇。刘健历事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五朝。他与孝宗间长期的师生之谊、致政意识的一致性,以及个性的互补等因素,形成君臣间较为融洽和谐的关系。这奠定了辅成“弘治中兴”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但他谨守儒学传统,执着于致政追求的风格却与自幼好逸乐,无视礼教规范和传统君德的武宗之间极易产生矛盾与冲突。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了刘健等文官集团与宦官势力斗争中的失败,并由此宣告了刘健政治生涯的结束。刘健与其他朝臣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因其政治地位和交往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无论是在天顺、成化年间受朝中重臣如李贤、彭时等人的器重,或是在弘治、正德年间与徐溥、李东阳、谢迁等阁臣的融洽,抑或是与王恕、马文升、刘大夏、韩文、白昂、闵硅、.戴珊等部院诸卿之间的协调,以及在后期为政中受到许多后辈官员政治上的支持等等,都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其致政意识中的共性基础。当然,因年资、经历的差别,以及同年、乡故的特殊关系,刘健也确与某些朝臣之间具有亲疏不同的私人关系,如与张元祯、祁顺、郑纪间的知交,与丘浚、程敏政、吴宽、李梦阳、何景明等人间的某种隔阂,与焦芳之间的仇隙等等。这些在实际上都对刘健的政治活动产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影响。但总的来看,刘健谨守规矩的风格限制了他在朝廷人事方面过多施加个人的影响。而他疏于识人之偏向,也并未造成对朝政事务较大的影响。刘健存世的着述并不丰富,但从中仍可看出其“以道事君”、追求致政的政治意识,以及崇儒兴学、注重实政实务,摒弃佛道异教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意识与他在文作上崇义理、信礼教,重实务,轻虚饰的风尚是相通相应的。刘健着述的体裁以奏疏及实政碑记类为主,也时常有诗文之作。而这些诗文作品大都与其政务活动相关,单纯应酬性、消闲性诗文在刘健着述中极为少见。刘健的着述在语言风格上所表现的刚正气势,也与他端谨严正的个性与为政风格是一致的。明清时期官方和民间对刘健的认识,虽因朝代不同或官、私立场角度差别而在一些具体评述中呈现不同特色和风格,但就其政治功绩、人品、个性,及为人处事作风、识见、文才等多方面,大多给予了正面肯定和赞扬。但是,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变革和人们政治观念的深刻变化,刘健作为历史名臣的形象逐渐隐没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只剩下民间传说中还演绎着以前的片断史迹。至于当代,在“大众史学”与戏说历史以及史学领域,对刘健的关注正日益增加,并由此引发着对其进行全面的认识和研究。通过对刘健个性、思想意识、政治作为及其影响的多角度、多层次考察与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刘健的确无愧于封建社会一代名臣的政治形象。他“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气节、执着于儒家政治理想的追求、以及践履封建礼教的道德品格和风尚,至今也有令人敬佩之处。然而,正因为他秉承着儒家君臣意识又自觉地接受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制约和规范,从而注定了他的政治理想不仅不能最终实现,甚至连他个人的命运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和制约。他政治生涯兴败起落的巨大反差,正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背景下政治人物命运的典型写照。可见,人的个性的全面解放必有赖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尤其是社会政治的不断进步。这便是研究刘健对当今社会政治建设的一种启示。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明清干政后妃群体的基本状况 |
| 一、明清干政后妃群体成员构成 |
| (一)间接地干预朝政的后妃 |
| (二)直接地干预朝政的后妃 |
| 二、明清干政后妃的分布地域和出身 |
| (一)干政后妃的分布地域 |
| (二)干政后妃的出身 |
| 第二章 明清干政后妃与政治 |
| 一、明清严禁后妃干政的措施 |
| (一)明朝严禁后妃干政的措施 |
| (二)清朝严禁后妃干政的措施 |
| 二、明清后妃干政的原因 |
| (一)自身的政治才能 |
| (二)皇帝授权,幼帝继位 |
| (三)皇帝无子,后妃定立 |
| 三、明清后妃干政的依靠力量 |
| (一)明朝后妃干政的依靠力量 |
| (二)清朝后妃干政的依靠力量 |
| (三)与外戚的关系 |
| 第三章 明清后妃干政的影响 |
| 一、明清后妃干政的积极影响 |
| (一)明朝后妃干政的积极影响 |
| (二)清朝后妃干政的积极影响 |
| 二、明清后妃干政的消极影响 |
| (一)明朝后妃干政的消极影响 |
| (二)清朝后妃干政的消极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 目前的研究状况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的难点、重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思想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满清的血腥镇压及怀柔政策 |
| 二、道学衰落及士人的反思 |
| 三、西学东渐及实学兴起 |
| 第二节 家学渊源 |
| 一、“忠孝”家族之定位 |
| 二、家传儒术之着世 |
| 三、民族气节之坚守 |
| 第三节 哲学思想之三变及交游考 |
| 一、万斯同与黄宗羲 |
| 二、万斯同与潘平格 |
| 三、万斯同与李塨 |
| 第二章 本体论 |
| 第一节 狭义宇宙论 |
| 一、阴阳运而万物生 |
| 二、五行之动迭相竭 |
| 三、律吕天地自然之数 |
| 四、一损一益阴阳进退之经 |
| 第二节 狭义本体论 |
| 一、道塞上下贯古今 |
| 二、六经者圣人载道之区 |
| 三、天地间道自若 |
| 四、《易》理至精 |
| 第三章 格物论 |
| 第一节 格物论概述 |
| 一、“格物”即习“六艺” |
| 二、历来纷纷之论不得要旨 |
| 三、六艺以致其用 |
| 四、学习三物则穷理在其中 |
| 第二节 “格物”论上的重大转变 |
| 一、潘平格对朱王二家“格物”论的批判 |
| 二、潘万二氏“格物”论的比较 |
| 第四章 道统论 |
| 第一节 道统论概述 |
| 一、孔子而下之文脉 |
| 二、孔孟之道的应有之义 |
| 三、与《明儒学案》之比较 |
| 第二节 对朱熹易学道教成分的剥离 |
| 一、《易》本人事而作 |
| 二、《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可永作废 |
| 三、揲蓍法之疑惑 |
| 四、与朱熹易象观的差异 |
| 第三节 对佛教的批判 |
| 一、佛教为蛮夷之教 |
| 二、从本体论角度对佛教的批判 |
| 三、从人性的角度对佛性论的批判 |
| 四、从伦理的角度对佛教的批判 |
| 五、从因果论角度对佛教的批判 |
| 第五章 历史哲学 |
| 第一节 治乱兴亡是现实的历史进程 |
| 一、明王朝治乱兴衰的现实历史进程 |
| 二、明王朝灭亡原因的追溯 |
| 第二节 天命史观 |
| 一、“数”思想 |
| 二、灾异思想 |
| 第三节 帝王史观 |
| 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 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 第六章 政治哲学 |
| 第一节 君臣民关系论 |
| 一、安上全下莫善于礼 |
| 二、有国家者以养贤为急务 |
| 三、驭吏之方亦在此 |
| 第二节 谏议论 |
| 一、止辇转圜之事未之概闻 |
| 二、暴君骄主之过由来者渐 |
| 第三节 君子小人之辨 |
| 一、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
| 二、君子小人面目 |
| 第七章 人生哲学 |
| 第一节 立身者在乎“诗书礼乐” |
| 一、立身者不在乎显达 |
| 二、凡人世可喜可欲之事吾皆无之 |
| 第二节 缔交海内文士为可“乐” |
| 一、披析疑义殊有足乐 |
| 二、“孔颜乐处”的榜样与启示 |
| 第三节 士大夫立身一差即万事瓦裂 |
| 一、择术用世者宜知所审 |
| 二、一招不慎声名俱裂 |
| 第八章 理想国 |
| 第一节 士风的营造及三代法治的延续 |
| 一、选举之辩 |
| 二、三代之法辩 |
| 第二节 士人队伍的壮大和君相之失的规避 |
| 一、君主之辩 |
| 二、首辅之辩 |
| 三、胥吏之辩 |
| 四、阉祸之辩 |
| 第三节 典章制度的完善与国家运作效率的提高 |
| 一、封建制之辩 |
| 二、田赋之辩 |
| 三、兵制之辩 |
| 四、建都之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和价值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水浒”主题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水浒”的传播与主题评价 |
| 一、由“非经典”而“经典”的小说 |
| 二、明代小说社会功能的阐发 |
| 三、《水浒传》的“经典化”路径 |
| 第二节 “水浒”的主题与题材 |
| 一、小说主题的内涵 |
| 二、“水浒”主题的多义性 |
| 三、独特的绿林题材 |
| 第二章 水浒“忠义观”的建构 |
| 第一节 悖离于“忠义”的水浒本事 |
| 一、历史中的“南朝忠义” |
| 二、对宋江招安“忠义”的怀疑 |
| 三、朝野对招安的不同态度 |
| 第二节 宋江“忠义”的虚指与期望 |
| 一、龚开对宋江事迹的采择 |
| 二、表面上的赞与实质上的箴 |
| 三、“盗中之圣”与乱臣贼子 |
| 四、《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忠”与“义” |
| 第三节 宋江报国的“忠义”所指 |
| 一、身具历史反思观念的陆友仁 |
| 二、“宋江题赞”寓指的“乱自上作” |
| 三、宋江征方腊以“报国收战功” |
| 四、宋江故事的绿林特质 |
| 第四节 早期水浒戏的“忠义”偏指 |
| 一、替天行道之“忠义”背景 |
| 二、“替天行道”中的“义” |
| 三、明初水浒戏中的“忠义”体现 |
| 第三章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 |
| 第一节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内涵 |
| 一、“忠义”的词源意义 |
| 二、《忠义水浒传》中的“忠义”所指 |
| 第二节 小说中朝堂“无忠义”的叙事语境 |
| 一、昏聩的君王宋徽宗 |
| 二、擅权的奸佞 |
| 三、滥权的胥吏 |
| 四、无法尽忠于朝堂的水浒武将 |
| 五、忠义所归的梁山世界 |
| 第三节 水浒故事中宋江之“忠义” |
| 一、上梁山的曲折叙事 |
| 二、宋江所题“反诗”与“忠义”矛盾的解决 |
| 三、借天意言人事的“忠义”叙事 |
| 四、宋江“忠义”的具体表现 |
| 第四章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 |
| 第一节 明代水浒戏的“忠义”表现 |
| 一、忠奸对立的林冲故事演绎 |
| 二、以义寓忠的武松故事演绎 |
| 三、细节蕴忠义的宋江故事演绎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 |
| 一、天都外臣的“国医”之论 |
| 二、李贽的“发愤着书说” |
| 三、容与堂本评点的“忠义”阐释 |
| 四、“水浒忠义观”的多方响应 |
| 第三节 金圣叹对水浒“忠义观”的质疑 |
| 一、代作者立言以非“忠义” |
| 二、截尾祛报国战功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改编小说文本以证宋江“伪”忠义 |
| 第四节 “迸忠义于水浒之外”的原因 |
| 一、《水浒传》内在的“忠义”矛盾 |
| 二、特立独行之才子观 |
| 三、深文曲笔之文学观 |
| 四、非忠义寓褒贬之时事观 |
| 第五章 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一节 清初《宣和谱》对水浒“忠义”的“翻案” |
| 一、《宣和谱》命名的针砭之意 |
| 二、《宣和谱》春秋笔法的创作主旨 |
| 三、《宣和谱》对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 |
| 四、“忠义”游移于水浒之外 |
| 第二节 《忠义璇图》对水浒“伪忠伪义”的批判 |
| 一、创作过程中的“忠义”思考 |
| 二、删增情节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忠义璇图》对宋江“假忠假义”的批判 |
| 第三节 《虎囊弹》的主题变换 |
| 一、《虎囊弹》的大体情节 |
| 二、现存的《虎囊弹》残出 |
| 三、无涉水浒忠义的内容与主旨 |
| 第六章 “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 |
| 第一节 帝制消亡后的水浒主题新变 |
| 一、君主制消亡引发“忠义”内涵变化 |
| 二、从“民”到“人民”的演化 |
| 三、传统水浒“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新内涵 |
| 一、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
| 二、招安问题的重新认识 |
| 三、“忠义观”的讨论 |
| 小结 |
| 一、“水浒”主题研究的反思 |
| 二、“水浒”主题研究的时代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典文献类 |
| 二、研究着作类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黄宗羲其人 |
| 1.1.2 选题依据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状况 |
| 1.2.2 国外研究状况 |
| 1.2.3 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结构 |
| 2 黄宗羲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
| 2.1 黄宗羲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1.1 明末清初鼎革易代 |
| 2.1.2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缓慢发展 |
| 2.1.3 传统思想文化的嬗变与启蒙思潮的兴起 |
| 2.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2.1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与民本主义 |
| 2.2.2 方孝孺的民本思想与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
| 2.2.3 王阳明心学之主体性思想 |
| 3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
| 3.1 专制君主对人民权利的侵夺 |
| 3.1.1 君权之起源及其正当性 |
| 3.1.2 君权背离之批判 |
| 3.2 专制君主对官制合理性的破坏 |
| 3.2.1 专制君主对相权的侵夺 |
| 3.2.2 胥吏与宦官之弊端 |
| 3.3 专制政体对知识分子与思想学术的压迫与阻滞 |
| 3.3.1 专制政体以“君臣大义”对知识分子进行压迫 |
| 3.3.2 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和思想学术的压抑与阻滞 |
| 4 黄宗羲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相结合的政治改革构想 |
| 4.1 以法治制约君权 |
| 4.1.1 专制之法乃“非法之法” |
| 4.1.2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
| 4.2 学校双重行政职能之构建 |
| 4.2.1 使学校参与立法 |
| 4.2.2 以学校制约行政权力 |
| 4.3 改革科举制度以选贤任能 |
| 4.3.1 对科举制度的历史审视 |
| 4.3.2 选贤任能的“取士八法” |
| 4.4 改革军事制度以加强区域自治及富国强兵 |
| 4.4.1 设置方镇以抵御夷狄及制衡皇权 |
| 4.4.2 改革兵役制度以富国强兵 |
| 4.5 以制度保障民众生存与受教育之权益 |
| 4.5.1 民众生存权益之保障 |
| 4.5.2 民众教化方式之变革 |
| 5 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评价 |
| 5.1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价值 |
| 5.1.1 对传统君臣伦理观之超越 |
| 5.1.2 对政权合法性的诉求和对君主权力再分配的改革构想 |
| 5.1.3 民本的极致与民主的萌芽 |
| 5.1.4 对家国天下之再认识 |
| 5.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局限 |
| 5.2.1 阶级局限 |
| 5.2.2 唯心史观 |
| 5.2.3 历史与时代的局限 |
| 6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历史影响与现实启示 |
| 6.1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
| 6.1.1 清末经世派与早期维新派改革的理论依据 |
| 6.1.2 维新派倡导民权的原动力 |
| 6.1.3 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
| 6.2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现实启示 |
| 6.2.1 保障民生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
| 6.2.2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与当代法治、德治建设 |
| 6.2.3 坚持文化自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7 结论、创新点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明代兵部建置与制度建设 |
| 一、兵部溯源 |
| 二、明初政治改革背景下的兵部 |
| 三、明代兵部的建制与职掌 |
| 四、明代兵部的特征 |
| 第二章 明代兵部尚书群体分析 |
| 一、兵部尚书的地域与时段分布 |
| 二、兵部尚书的出身 |
| 三、兵部尚书的仕宦履历与职任结局 |
| 四、兵部尚书的人际关系 |
| 五、兵部尚书群像 |
| 第三章 明代兵部尚书权力运作机制 |
| 一、兵部尚书政务的承旨 |
| 二、兵部尚书平行的行政运行 |
| 三、兵部尚书对下的行政运行 |
| 第四章 明代兵部尚书与各权力体系的关系 |
| 一、兵部尚书与阁臣的关系 |
| 二、兵部尚书与宦官的关系 |
| 三、兵部尚书与言官的关系 |
| 四、兵部尚书与武将的关系 |
| 第五章 危机中的应对:明代兵部尚书特殊行政个案研究 |
| 一、正统、景泰之交北京保卫战期间兵部尚书的权力变化及其影响 |
| 二、嘉靖时期兵部尚书杨博的危机应对 |
| 三、崇祯时期兵部尚书杨嗣昌军事行政的失败及其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概念的界说 |
| 三、前贤研究概况 |
| (一)黄人着述整理 |
| (二)黄人生平研究 |
| (三)黄人《中国文学史》研究 |
| (四)黄人文学理论研究 |
| (五)黄人文学编纂研究 |
| (六)黄人文学创作研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意义 |
| 第一章 黄人与近代新型文学史的书写 |
| 第一节 从“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再到“中国文学史” |
| 一、文苑传:为文学家立传 |
| 二、艺文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
| 三、书目提要:指示门径 |
| 四、“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文学史”的区别 |
| 第二节 从国外的“中国文学史”到国人自着文学史 |
| 一、早期西方、日本学者所撰“中国文学史” |
| 二、国人自着文学史的发生 |
| 第三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独创性和开创性 |
| 一、思想上的开拓性 |
| 二、观念上的开创性 |
| 三、内容上的创新之处 |
| 四、体例上的创新之处 |
| 五、方法上的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矛盾与局限 |
| 一、《中国文学史》的矛盾 |
| 二、《中国文学史》的局限 |
| 第五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之影响 |
| 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 |
| 二、对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 |
| 第二节 黄人的小说理论 |
| 一、古、近代小说理论之衍变 |
| 二、黄人小说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小说理论的局限 |
| 四、黄人小说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 第三节 黄人的戏曲理论 |
| 一、晚清戏曲理论批评概况 |
| 二、黄人戏曲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对元、明戏曲的批评 |
| 四、黄人戏曲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 第四节 黄人的诗学理论 |
| 一、晚清诗坛之概况 |
| 二、黄人诗歌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对唐、清两代诗人的评价 |
| 四、黄人诗学理论评价 |
| 第五节 黄人的词学理论 |
| 一、晚清词学概况 |
| 二、黄人词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词论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黄人文学创作概况 |
| 第二节 黄人的诗歌创作 |
| 一、黄人诗歌创作的主题 |
| 二、黄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
| 三、“诗界革命”背景下的黄人诗歌 |
| 第三节 黄人的词创作 |
| 一、黄人词题材 |
| 二、黄人词的特点 |
| 三、晚清词学视野中之黄人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科教育的转型 |
| 第一节 书院制度的近代化与新式学校的产生 |
| 第二节 黄人的求学活动 |
| 一、私塾教育的“旁听生” |
| 二、博览群书,广涉诸学 |
| 第三节 黄人的教育活动 |
| 一、黄人早期的教育活动 |
| 二、黄人与东吴大学 |
| 第四节 黄人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
| 一、思想启蒙方面 |
| 二、文科教育方面 |
| 三、培养人才方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出版之转型 |
| 第一节 晚清出版概况 |
| 第二节 黄人创办的报刊 |
| 第三节 黄人与小说林社 |
| 一、黄人与小说林社的关系 |
| 二、黄人在小说林的编辑、出版活动 |
| 三、黄人与小说林社同人的交游 |
| 四、黄人对小说林社的影响 |
| 第四节 黄人与国学扶轮社 |
| 一、国学扶轮社创办的背景与时间 |
| 二、黄人与国学扶轮社的关系 |
| 三、黄人在国学扶轮社的文学史、辞书编纂与古籍刊印活动 |
| 四、黄人与“国学扶轮社”同人的交游 |
| 五、黄人对国学扶轮社的影响与贡献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社团之转型 |
| 第一节 近代社团的发展及其特点 |
| 第二节 黄人与三千剑气社 |
| 第三节 黄人与南社 |
| 一、黄人入南社之缘由 |
| 二、黄人入南社后活动概述 |
| 三、《南社丛刻》所选黄人之诗文 |
| 四、黄人与龚自珍诗风之比较 |
| 五、黄人与南社同人的交游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 一、我国传统思想概述 |
| 1、传统思想概述 |
| 2、传统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概述 |
| 3、传统思想的时代融合进程概述 |
| 二、春秋战国的思想雏形探究 |
| 1、传统思想的诞生与社会转型探究 |
| 2、儒家思想的时代可行性探究 |
| 三、秦汉三国的思想选择探究 |
| 1、传统思想的演变与朝代兴衰探究 |
| 2、儒家思想“一枝独秀”地位的确立探究 |
| 四、隋唐宋元的思想主导探究 |
| 1、传统思想的繁荣与生产发展探究 |
| 2、儒家思想的唯心主义探究 |
| 五、明末清初的思想分化探究 |
| 1、传统思想的批判与矛盾凸显探究 |
| 2、儒家思想的民主与实践观念探究 |
| 六、近代后期的思想抨击探究 |
| 1、传统思想的否定与时代变革探究 |
| 2、儒家思想的利用与抛弃转变探究 |
| 七、改革开放的思想复兴探究 |
| 1、传统思想的传承与复兴梦想探究 |
| 2、儒家思想的全球化探究 |
| 八、传统思想与时代融合进程总结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目的和意义 |
| 二、时间段限的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理论框架与行文致思理路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忠观念的出现与忠德的形成 |
| 第一节 先秦时期社会发展对忠德产生的影响 |
| 第二节 从原始社会到夏商西周：忠观念的萌芽 |
| 一、原始尚中观念与忠观念的萌芽 |
| 二、夏代文化特质与尚忠习俗 |
| 三、商代文化特质与尚敬习俗 |
| 四、西周礼乐文化与忠观念的道德化 |
| 第三节 春秋时期：忠作为一种道德出现 |
| 一、忠德践行主体的多元化 |
| 二、忠德内涵的多样性 |
| 第四节 战国时期：忠德向忠君的片面化转向 |
| 一、战国时期社会转型与忠德的转向 |
| 二、战国时期的君臣关系 |
| 三、忠君逐渐成为忠德的代名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三纲”的神圣化与忠德的凸显 |
|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社会状况 |
| 一、郡县制的确立与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形成 |
|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 |
| 三、秦汉治国理念嬗变及对忠君观念的影响 |
| 第二节 秦—西汉初期的君臣关系及对忠君观念的影响 |
| 一、秦代的君臣关系与忠君观念 |
| 二、汉初君臣关系与忠德状况 |
| 三、汉初强化忠君道德的努力 |
| 第三节 从董仲舒到《白虎通》：忠德至上地位的确立 |
| 一、“三纲”说的萌芽及正式提出 |
| 二、“三纲”的神圣性与忠君道德的首要性 |
| 三、阴阳五行和谶纬神学对忠君道德的影响 |
| 第四节 两汉政治局势与忠君道德状况 |
| 一、“王莽篡汉”与东汉重建忠君道德 |
| 二、东汉政治危机与“尚名节”社会风气 |
| 三、谏诤与忠君道德的政治价值 |
| 四、政治形势变化与忠君道德的向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动荡、玄学佛道代起与忠德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状况 |
| 一、政治领域的深刻变化 |
| 二、经济在破坏和重建中艰难发展 |
| 三、民族大融合对社会道德的影响 |
| 四、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局面 |
| 第二节 玄学、佛道的兴起与儒学的复兴对忠德的影响 |
| 一、魏晋玄学的勃兴及对忠德冲击 |
| 二、沙门不敬王者与调和佛儒 |
| 三、道教思想中的忠观念 |
| 四、鲍敬言的“无君论”与葛鲍君权观念的差异 |
| 五、儒家道统复兴与《忠经》的出现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忠德状况 |
| 一、君臣尊卑不很严格，篡位弑夺成朝代更迭时常态 |
| 二、分裂时间长于统一，各事其主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
| 三、改事新主极为普遍，臣子忠君死节事例尚不多见 |
| 四、褒忠励节力度渐大，官方劝忠正说明忠德的缺失 |
| 五、忠重于孝尚未夯实，忠孝冲突时仍存在两种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明理学的正统化与忠君道德的极端化 |
| 第一节 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 |
| 一、政治状况 |
| 二、经济状况 |
| 三、思想状况 |
| 第二节 宋明理学对“三纲”及忠君道德的凸显 |
| 一、宋明理学将“三纲”上升为天理 |
| 二、宋明理学对忠君道德的凸显和高扬 |
| 三、宋明理学的广泛传播及其社会影响 |
| 第三节 君臣关系的变化与劝励臣民效忠的举措 |
| 一、强化君主专制以促进君权的绝对化 |
| 二、褒奖忠臣义士以劝励臣下忠君不二 |
| 三、惩处不忠叛逆以规诫为臣之不忠者 |
| 第四节 宋（辽金）元明清时期忠德的主要特点 |
| 一、忠孝乃伦常之根本，“忠孝节义”成为高频词 |
| 二、忠君泛化成全民性道德，不受身份、民族限制 |
| 三、忠君道德加速愚德化进程，愚忠现象越发普遍 |
| 四、忠德激发了遗民心理，鼎革之际不乏遗民群体 |
| 第五节 明末清初启蒙思潮及对忠君道德的反思 |
| 一、明清之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 |
| 二、启蒙思想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和对专制君主的抨击 |
| 三、启蒙思想家对君臣关系的辨析和其限制君权的主张 |
| 四、启蒙思想家对忠君道德的反思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道德革命对传统忠德的批判和扬弃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社会的概况 |
| 一、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近代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 |
| 三、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 |
| 四、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发展演进脉络 |
| 第二节 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忠君道德的批判 |
| 一、维新派对“三纲”的批判 |
| 二、维新派对奴隶性的批判 |
| 三、维新派对忠君道德的批判 |
| 第三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忠君道德的批判 |
| 一、革命派对“三纲”的批判 |
| 二、革命派对奴隶性的批判 |
| 三、革命派对忠君道德的批判 |
| 第四节 新文化运动对忠君道德的清算 |
| 一、清末民初社会状况和忠君观念的淡化 |
| 二、新文化运动对“三纲”的抨击 |
| 三、新文化运动对忠君道德的清算 |
| 第五节 近代道德革命对忠德价值的返本开新 |
| 一、恢复忠德之本义 |
| 二、赋予忠德以新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忠德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升降沉浮 |
| 二、忠德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 |
| 三、忠德变迁与中国社会演进紧密相连 |
| 四、忠德合理价值在当代社会中的转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20世纪以来西王母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以前 |
| 二、1949年至今 |
| 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写作目的 |
| 第一章 西王母故事形态演变综述 |
|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 |
| 第二节 汉末至唐五代 |
| 第三节 宋元明清 |
| 第二章 王母会君故事与中国古代的君神关系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君权与神权关系概说 |
| 一、先秦：君权地位的不断抬高 |
| 二、秦汉至明清：君主专制下的君权与神权 |
| 第二节 先秦：方士与文士对于王母会君的不同解释 |
| 一、《穆天子传》与神仙方士 |
| 二、文士笔下的王母会君故事 |
| 第三节 秦汉至宋元：君权支配下君权与神权的博弈 |
| 一、为神立言的道教仙话 |
| 二、为君立言的政治神话 |
| 第四节 明清：王母会君故事的固化和衰落 |
| 一、《蟠桃核赋》及明太祖的仙道观 |
| 二、王母会君故事的娱乐化及神权话语权的丧失 |
| 第三章 王母献授故事与中国古代的灵物崇拜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灵物崇拜概说 |
| 一、汉代以前：原始信仰中的灵物 |
| 二、两汉至宋元：儒释道之灵物 |
| 三、明清：民间宗教之灵物 |
| 第二节 先秦至汉初：王母白环玉琯与中国古代的美玉崇拜 |
| 一、“美玉崇拜”溯源 |
| 二、周代玉瑞制度 |
| 三、玉瑞之“瑞”的延续和比德于玉 |
| 第三节 两汉至唐五代：儒道文化影响下双线并存的王母献授故事 |
| 一、“灵物”与谶纬神学的符命观 |
| 二、西王母献授故事中的道教灵物 |
| 第四节 宋元明清：王母献授故事的固化与衰落 |
| 一、王母献授故事的典故化 |
| 二、王母献授故事的祥瑞化 |
| 三、王母献授故事的世俗化 |
| 第四章 王母开宴故事与中国古代的宴饮寿庆文化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寿庆宴饮文化概说 |
| 一、先秦时期：初现端倪 |
| 二、秦汉至唐五代：社会上层的求寿庆寿活动和宫廷宴乐 |
| 三、宋元明清：由上而下的全民娱乐 |
| 第二节 先秦：穆王西征,瑶池开宴 |
| 一、西王母的长生属性 |
| 二、《穆天子传》中的瑶池会故事 |
| 第三节 秦汉至唐五代：蟠桃会故事几大要素的形成 |
| 一、西王母宴武帝仙话与“仙桃” |
| 二、西王母携群仙开宴故事的逐渐形成 |
| 三、西王母与歌舞戏剧活动 |
| 第四节 宋元明清：西王母开宴与世俗寿庆 |
| 一、前代西王母开宴故事的固化与衰落 |
| 二、王母蟠桃会故事与我国古代戏曲艺术 |
| 三、王母蟠桃会故事与其他文学样式 |
| 第五章 西王母故事与西王母信仰 |
|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西王母信仰的产生和演变 |
| 一、“西王母”之本原 |
| 二、西王母的形象：由亦人亦兽到高贵女神 |
| 三、西王母神职的演变及汉代民间的西王母信仰 |
| 第二节 汉末至元代：道教化的西王母信仰 |
| 一、道教与西王母之渊源 |
| 二、西王母与道教上清经派 |
| 三、上清经派之外的西王母信仰 |
| 第三节 明清：民间化和民俗化的西王母信仰 |
| 一、西王母信仰在明清时期所处的宗教环境 |
| 二、与民间宗教相结合的西王母信仰 |
| 三、与玉帝信仰相结合的西王母信仰 |
| 四、明清时期西王母的神格及其内在原因 |
| 结语 |
| 附录 |
|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相关文献 |
| 第二节 汉末至唐五代相关文献 |
| 第三节 宋元明清相关文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一般要求 |
| (二) 明代名臣刘健的政治地位和影响 |
| (三) 以明代名臣刘健为研究对象的直接原因 |
| 二、学术研究现状 |
| (一) 综合性研究中的相涉内容 |
| (二) 有关明代各种具体领域研究的相涉内容 |
| (三) 明史研究论文中所涉及对刘健的论述 |
| 三、研究主要依据的史料 |
| (一) 编年史类 |
| (二) 纪传体类 |
| (三) 政书与方志类 |
| (四) 明清文集与笔记类 |
| (五) 其它杂史及谱表碑录类 |
| 四、研究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
| (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理论 |
| (二) 一般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
| 五、论文基本结构 |
| (一) 章次内容设定 |
| (二) 逻辑结构特点 |
| 六、研究创新、难点及学术意义 |
| (一) 研究的创新性 |
| (二) 研究的难点 |
| (三) 研究的学术意义 |
| 第一章 刘健生活的社会时代 |
| 第一节 明代社会发展走势及其阶段性特征 |
| 一、明代建国与立制 |
| (一) 封建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
| (二) 明王朝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创建 |
| (三) 明代社会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
| 二、明代社会形势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 第二节 明代前中期的政治形势 |
| 一、正统初期的“治世”余绪 |
| 二、正统中期至成化间的动荡纷乱 |
| 三、“弘治中兴”的相对稳定 |
| 四、正德时期的政治衰败 |
| 第三节 明代前中期政治思想环境及其“臣道”意识 |
| 一、“以儒治国”背景下的政治思想 |
| (一) 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
| (二) 明代“以儒治国”方略下的政治思想 |
| 二、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君臣关系”与“臣道”规范 |
| 三、君主专制政治现实中的“臣道”处境 |
| (一) 君主专制政体对“臣道”实现的制约 |
| (二) 士大夫对“臣道”的追求与困境 |
| 第二章 刘健的家世及早期经历 |
| 第一节 祖世家族与乡里环境 |
| 一、祖世与家族背景 |
| (一) 祖世根基 |
| (二) 家族背景 |
| 二、乡里社会生活环境 |
| (一) 自然环境与经济方式影响下的民风 |
| (二) 文化传统与生活习尚 |
| 第二节 家教传统与求学 |
| 一、家教传统 |
| 二、刘健早年的求学情形 |
| 第三节 乡里交谊 |
| 一、与洛中名士的交游与论学 |
| 二、其他人际交游 |
| 第四节 刘健的个性与其为人处事风格 |
| 一、影响刘健个性形成的主要因素 |
| 二、刘健个性特点及其表现 |
| 第三章 刘健的政治作为 |
| 第一节 入阁前仕宦经历 |
| 一、任职翰林院之训练 |
| 二、东宫侍讲之任事 |
| 第二节 入阁后的为政实绩 |
| 一、为弘治前期阁臣之历事 |
| (一) 履行内阁辅助决策职责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二) 在其它重要场合中表现出的作用和影响 |
| 二、为弘治后期首辅之勋业 |
| (一) 弘治后期刘健在内阁中地位的提升 |
| (二) 弘治后期刘健任首辅为政实迹 |
| (三) 刘健为政风格及其特点 |
| 三、正德初期辅政之政绩 |
| (一) 顾命大臣与“新政”气象 |
| (二) 正德初期致政日益艰难 |
| (三) 宦官势力上升与刘健罢政 |
| 第三节 致仕家居的从政余绪 |
| 一、致仕、落职与复职家居 |
| 二、心忧朝政与新朝优礼 |
| (一) 身在乡野,心系庙堂 |
| (二) 新朝优礼的政治待遇 |
| 第四章 刘健政治生涯中的人际关系 |
| 第一节 与诸帝的君臣关系及其政治浮沉 |
| 一、与英、宪、世三宗的普通君臣关系及其政治上升的平缓 |
| (一) 与英宗、宪宗的关系和刘健政治地位的缓慢上升 |
| (二) 与世宗的关系和刘健政治地位及影响的恢复 |
| 二、刘健与孝宗关系的融洽及其“中兴”名臣地位的形成 |
| (一) 与孝宗融洽关系的主要表现及其影响 |
| (二) 与孝宗融洽关系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
| 三、与武宗关系的演变及其政治地位的跌落 |
| (一) 武宗的思想意识及其个性特点 |
| (二) 武宗与刘健关系的变化及刘健政治命运的突变 |
| 第二节 与朝中重臣间的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
| 一、初入仕途受朝中重臣的器重及其影响 |
| 二、入阁后同官间相对和谐的关系及其影响 |
| 三、入阁后与部院诸卿间的协作关系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入阁后与其他僚属关系及对其行政的影响 |
| 一、仕宦中的同年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
| 二、仕宦中的乡故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
| 三、仕宦中与其他僚属故吏及门生的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
| (一) 仕宦后期与其他僚属的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
| (二) 仕宦中与门生故吏关系及其政治影响 |
| 第五章 刘健的编着及其思想意识 |
| 第一节 刘健着述整理的说明 |
| 一、刘健着述留存稀少散乱的主要原因 |
| 二、刘健着述搜集整理的概况 |
| 第二节 刘健奏疏类着述中体现的政治思想 |
| 一、奏疏数量和类别中体现的致政意识 |
| 二、奏疏内容中反映的政治思想 |
| 第三节 刘健碑记铭文着述反映出的实政思想 |
| 一, 实务类碑记着述中反映的思想内容 |
| (一) 崇儒兴学的思想 |
| (二) 重视具体实务的思想 |
| 二, 墓志碑铭类作品中反映的意识倾向 |
| 第四节 刘健诗文作品与其着述风格 |
| 一、刘健的诗文作品及其思想内容 |
| 二、刘健着述的风格与特点 |
| 第六章 历史时代变迁中的刘健形象 |
| 第一节 政治规范：明清官修典籍中的贤臣榜样 |
| 一、明代官修史籍中的评价 |
| 二、清代官修史籍中的评论 |
| 第二节 人格特色：明清私纂史书中的良相风范 |
| 一、明代私修史书中对刘健的认识与评价 |
| (一) 寓论于史的评述风格 |
| (二) 政治评论中的众说纷纭 |
| (三) 品格评议中的多重角度和侧面 |
| 二、清代私修史书中的评说与议论 |
| (一) 清代私修纪传类史籍中对刘健的评述 |
| (二) 清代私修杂史、文集及其它史着中对刘健的议论 |
| 第三节 虚化追求：民间流传中扑朔迷离的幻影 |
| 一、明清记述中有关刘健的神异现象 |
| 二、近代以来民间传说的神奇事迹 |
| 三、当前“大众史学”演义中的生动角色 |
| 结语：致治良相功,败政贤臣窘——皇权专制下的名臣命运 |
| 一、贤臣良相——刘健在明清时期的政治地位与影响 |
| (一) “理学名臣”的型塑 |
| (二) 政治贤辅的地位 |
| 二、治兴败窘——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与大臣个人命运的关系 |
| (一) 孝宗治政对刘健政治追求的促成和制约 |
| (二) 武宗败政使刘健致政遭遇窘迫 |
| 三、社会政治环境与个人命运关系的启示 |
| 附件 |
| 附件1 明代阁臣刘健年谱 |
| 附件2 刘健任职履历简表 |
| 附件3 刘健仕政中主要人际交往关系简表 |
| 附件4 刘健着述类目及资料索引汇编 |
| 附件5 明清主要官方史籍及官员奏疏中对刘健的评述列表 |
| 附件6 明清私修史着中对刘健的评述列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文献 |
| 二、基础理论着作 |
| 三、近现代论着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