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1](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冯志峰[2](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顾亦[3](2015)在《“阜阳王”这样被击倒》文中研究表明2003年年底,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一审判处死刑。2004年2月12日,58岁的王怀忠,在山东济南被注射死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个被处决的省部级高官。对于王怀忠涉嫌腐败的问题,上级组织曾做过多次调查,用王怀忠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被查过18次"的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调查一直没能深入下去,直到一出涉及200万元贿款的闹剧丑剧浮出水面,才找到了深入调查王怀忠案的突破口。正义之果来之不易,其中凝聚着办案人员的智慧和汗水。
杨兴坤[4](2013)在《省部级高官腐败的现状及其防治策略》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反腐败的形势严峻,如何防治腐败成了十分重要的课题。基于近年来查处的136位省部级高官的研究样本,发现省部级高官腐败呈现权钱交易,金钱化;权色交易,糜烂化;拉帮结派,群体化;以权谋私,家族化;蓄谋外逃,国际化;负隅顽抗,涉黑化等特点。省部级高官腐败的负面影响在于:践踏了政治民主生活,挑战和亵渎法律的崇高权威;辜负了党和国家培养,阻碍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降低党和政府威信与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阻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发现省部级高官腐败的原因在于:体制方面的缺陷、监督机制不完善、权力被异化扭曲、思想被腐蚀侵蚀、打击威慑不够。研究结论认为,预防和治理省部级高官腐败应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健全和完善反腐败的制度基础、法律基础和政治基础。
赵秉志,彭新林[5](2012)在《我国当前惩治高官腐败犯罪的法理思考》文中研究说明腐败犯罪是当前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在腐败犯罪中,高官腐败犯罪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在我国刑法目前对严重腐败犯罪配置死刑的情况下,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腐败犯罪高官依法判处死刑包括立即执行,与当前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改革并不矛盾;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实行异地审判,主要是为了排除干扰,确保案件审判公正。应实现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异地审判的制度化,并增加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属人管辖的内容;高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是当前我国高官腐败犯罪的一个新动向,"两高"及时颁布司法解释将情妇等"特定关系人"纳入反腐败法治的视野,标志着我国反腐败法治的一大进步。
魏昌东[6](2009)在《中国刑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立法运行效果考察》文中提出罪刑规范是刑法立法的最小单元。罪刑规范实现刑法立法目的程度判断标准在于,其对具体犯罪规制能力的大小。中国刑法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取决于构成要件要素、刑罚体系以及罪刑关系的配置状况。透过中国刑法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的实际运行障碍分析,可以提出更具科学性、针对性的立法完善建言。
魏昌东[7](2009)在《中国刑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立法运行效果考察》文中研究表明罪刑规范是刑法立法的最小单元。罪刑规范实现刑法立法目的程度判断标准在于,其对具体犯罪规制能力的大小。中国刑法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取决于构成要件要素、刑罚体系以及罪刑关系的配置状况。透过中国刑法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的实际运行障碍分析,可以提出更具科学性、针对性的立法完善建言。
张景得[8](2009)在《四大巨贪狱中忏情录》文中提出胡长清:最风雅的死刑高官,傍大款养小蜜,写得一笔好字,被五花大绑枪决!李真:最年轻的死刑高官,驱赶省委常委,掌击封疆大吏,自称李莲英后裔!王怀忠:最狂妄的死刑高官,吹牛皮狂造假,跪求组织饶命,扬言摆平中纪委!成克杰:最无耻的死刑高官,伙同情妇受贿,先忏悔再翻供,年近七旬上刑场!
徐江善[9](2008)在《药监大鳄——郑筱萸腐败案始末》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继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之后,郑筱萸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的第4位省部级以上高官。郑筱萸倒下了,留下轰隆一声巨响。这声巨响惊雷般的在人们心头滚过,同时给人们留下"执政之忧"的思考:执政之忧,不容回避;执政之忧,发人深省;执政之忧,生死存亡……
吴克利,支磊[10](2007)在《铁案的背后——王怀忠案件侦查始末》文中提出《重案侦查》是《中国检察官》2007年改版后新推出的栏目。通过重现一个个大、要案,透视重案侦查秘笈。在这里,检察官们将以自身在承办案件中磨砺了的大智慧为你解析侦查中的取证方法、审讯谋略,以及运用犯罪心理学技巧。在给世人以警醒之余,若能对我们的侦查工作有星火启示,将是该栏目编辑的最大心愿!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 现代曹操只学得主公的贪婪 |
| 北京处处有高人 |
| 种下麦子收获跳蚤 |
| “阜阳王”威风比过曹操 |
| 吻别小孙子的照片 |
| 一、省部级高官腐败的现状与特点 |
| (一) 省部级高官腐败概况 |
| 1.数量巨大 |
| 2.逐年上升 |
| 3.位高权重 |
| 4.遍及全国 |
| 5.全面渗透 |
| (二) 省部级高官腐败特点 |
| 1.权钱交易, 金钱化 |
| 2.权色交易, 糜烂化 |
| 3.拉帮结派, 群体化 |
| 4.以权谋私, 家族化 |
| 5.蓄谋外逃, 国际化 |
| 6.负隅顽抗, 涉黑化 |
| 二、省部级高官腐败的影响 |
| 三、省部级高官腐败的原因分析 |
| (一) 体制方面的缺陷是根本原因 |
| (二) 监督机制不完善是重要原因 |
| (三) 权力被异化扭曲是催化原因 |
| (四) 思想被腐蚀侵蚀是自身原因 |
| (五) 打击威慑不够导致心存侥幸 |
| 四、省部级高官腐败的预防治理策略与建议 |
| (一)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习教育制度, 构筑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
| (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制度, 构建反腐败的制度基础 |
| 1.试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
| 2.实行官员离任审计制度 |
| 3.推行官员财产审查制度 |
| 4.完善官员述职述廉制度 |
| 5.规范政府招投标与采购制度 |
| (三)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 夯实反腐败的法律基础 |
| 1.加强立法监督 |
| 2.强化司法监督 |
| 3.完善党的监督 |
| 4.加强舆论监督 |
| 5.加快反腐立法 |
| (四) 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筑牢反腐败的政治基础 |
| 1.改革党政领导体制 |
| 2.改革党政决策制度 |
| 3.改革党政人事制度 |
| 4.健全党的巡视制度 |
| 一、前言 |
| 二、高官腐败犯罪与死刑适用 |
| (一) 高官腐败犯罪获死刑案件扫描 |
| (二) 相关法理问题思考 |
| 1. 高官腐败犯罪的死刑适用 |
| 2. 死刑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 |
| 三、高官腐败犯罪与异地审判 |
| (一) 高官腐败犯罪异地审判的典型案件 |
| (二) 相关法理问题思考 |
| 1. 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实行异地审判的根据 |
| 2. 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实行异地审判存在的问题 |
| 3. 完善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实行异地审判的建议 |
| 四、高官腐败犯罪与“特定关系人”问题 |
| (一) 高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的典型案件 |
| (二) 相关意义与思考 |
| 1. 惩处高官与特定关系人新型受贿犯罪的意义 |
| 2. 高官与特定关系人新型受贿犯罪的认定 |
| 五、结语 |
| 目次 |
| 一、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犯罪规制能力的影响因素 |
| (一)罪刑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的具体配置 |
| (二)罪刑规范的刑罚体系与配置状况 |
| 二、中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犯罪构成要件体系运行效果考察 |
| 三、中国刑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刑罚体系运行效果考察 |
| 四、中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的立法完善建言 |
| (一)简化构成要件要素内容,提高罪刑规范的整体评价能力 |
| (二)协调罪刑规范内在关系,有效提高罪刑规范的评价效益 |
| (三)提高规范用语的包容力,适应新型贪污贿赂犯罪评价的要求 |
| (四)适当细化规范适用标准,确保实现刑罚规范的立法意旨 |
| (五)重视罪刑关系配置原理,协调社会发展与刑罚供求矛盾 |
| 目次 |
| 一、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犯罪规制能力的影响因素 |
| (一)罪刑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的具体配置 |
| (二)罪刑规范的刑罚体系与配置状况 |
| 二、中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犯罪构成要件体系运行效果考察 |
| 三、中国刑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刑罚体系运行效果考察 |
| 四、中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的立法完善建言 |
| (一)简化构成要件要素内容,提高罪刑规范的整体评价能力 |
| (二)协调罪刑规范内在关系,有效提高罪刑规范的评价效益 |
| (三)提高规范用语的包容力,适应新型贪污贿赂犯罪评价的要求 |
| (四)适当细化规范适用标准,确保实现刑罚规范的立法意旨 |
| (五)重视罪刑关系配置原理,协调社会发展与刑罚供求矛盾 |
| 胡长清:爱傍大款的第一贪官 |
| 一、失踪的副省长 |
| 二、吃喝玩乐的爽 |
| 三、生离死别的痛 |
| 李真:权柄魔术师的不归路 |
| 一、弄权翻云覆雨 |
| 二、悔过别出心裁 |
| 三、临刑前24小时 |
| 王怀忠:想摆平中纪委的“坏种” |
| 一、官场“忽悠大王” |
| 二、力推“繁荣娼盛” |
| 三、跪求组织饶命 |
| 成克杰:与情妇的疯狂“二人转” |
| 一、男女联袂作案 |
| 二、法庭上的表演 |
| 三、阎王面前挣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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