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一、论农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论文文献综述）

沈娜^[1]（2021）在《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文中指出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各种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与“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整体成就相比,该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并没有实现整体性推进。如何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开花结果,真正让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实现多方参与、共同受益、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形成开放、共赢的合作网络,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研究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北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这既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又是实现中国东南、中、西、东北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还是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国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论文基于区域合作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参与,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实际进展,以及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及推进路径。论文旨在解决四个核心问题:第一,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第二,厘清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理定位;第三,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在边境次区域层面和东北亚整体区域层面的推进进程与合作状况;第四,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论文首先从内在动力、实现条件和层次性三个层面,阐述了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它体现了平等性、开放性、创新性、非地缘战略性和目标非一致性等特点,凸显了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特色。论文重点阐述了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水平、巩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此为出发点,论文明确了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定位,即东北亚区域是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翼之轴,它并非“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缘区,更不应该游离于“一带一路”建设之外。论文分析了东北亚区域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并具体分析了韩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过程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是如何将各自的发展规划渐进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的。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具体推进问题,论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重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态,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呈现出边境地区相互开放、国家之间战略对接、区域层面互利合作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互动形式,基于此种认识,论文主要阐述了两个层面的区域合作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在陆上边境层面的互联互通。指出在边境开放的形势下,边境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屏障功能”向“中介功能”转变,“一带一路”倡议首先突破了边界的屏障,而建立起跨境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二是在东北亚区域层面将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以及形成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主要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合作形式的灵活与创新,在对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状况的阐述中展现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成就。同时,论文总结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规划过程与推进情况,阐述了该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未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作用。论文还从合作理念、合作内容、合作路径三个层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之间能否实现包容性的问题。论文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首先是区域外的美国通过强化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分化手段,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扯断线”式的破坏或“分割片”式的阻断;其次是区域内“一带一路”发展的局部覆盖性问题,与冷战后东北亚区域所存在的“离散性”结构相关联,很难形成整体性的区域合作;第三是东北亚区域内的边境次区域合作也存在着困境,在推进中受到东北亚区域整体局势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论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路径:发挥次国家政府在助力东北亚区域边境层面合作中的优势及作用;探索朝鲜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路径;寻求协调区域内大国关系的具体方式;探寻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区域外美国之间关系的路径等。东北亚区域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区域,在这一区域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区域合作和区域稳定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东北亚区域也可以继续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方面的建设,为构建东北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徐杰^[2]（2021）在《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是现阶段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步入新常态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再次放缓,明显低于首轮振兴期间增长水平,此次下滑暴露出东北经济发展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亟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东北地区依赖粗放式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完全扭转,要素配置仍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要素产业间流动仍存在制度性约束。缺乏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是导致要素在产业部门间配置低效的原因之一,进而了引发供需结构不匹配、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结构红利假说”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引致要素配置效率变化,这种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引发的生产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贡献作用。对此,研究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对于解决当前东北地区经济衰退问题具有一定实践意义。供给侧改革作为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线。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东北地区结构调整应从供给端入手,重视生产环节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阻碍结构调整的“卡脖子”问题。为此,本文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进行研究,以经济再次下滑为问题切入点,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内容,通过对优化目标、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最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政策研究”的思路设计,本文结合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制度背景和现实阻碍,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归纳如下:（1）分析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与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产业结构演进可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具有明显制度性特征,且存在偏离一般规律现象。现阶段,东北工业增长乏力倒逼经济发展对一、三产业依赖程度加深,三大产业占全国份额均呈下降态势,亟待加速产业结构优化。（2）构建了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分析框架。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与重置,即配置效率改进能够提升经济产出效率。面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优化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合理化有助于提升要素分布聚合质量,而高度化则能通过促进要素向高层次产业部门转移,实现配置效率改进目的。进一步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从生产环节入手,对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因素进行研究。（3）实证检验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影响效应。采用随机前沿分析对东北要素配置效率变化FAEC进行估算,结果表明FAEC大致经历了两次“先升后降”,其对TFP增长具有明显贡献,但程度在逐渐减弱。采用长面板数据模型,运用LSDV法、“OLS+PCSE”法、IV-GMM法等估计策略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对FAEC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合理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而高度化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呈显着负相关,反映出东北工业增长乏力下的被动“去工业化”导致了产业结构“虚高度化”,不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4）进一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运用GPCA构建各项供给因素的综合评价指数。同样设定长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整体来看,高质量供给因素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及高度化方向演进。综合以上研究,提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与既往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1）本文拓宽了东北经济衰退问题研究视角。结合当前东北经济形势与振兴发展要求,提出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的结构调整方案,对调整方向及重点予以明确。通过全面剖析东北产业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障碍,本文提出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在进一步研究中,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探讨了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提出结构调整新思路。（2）对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以往文献不乏对“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但从合理化和高度化双重维度定性和定量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将相关研究进行扩展,不仅对理论机制进行探讨,同时,采用实证方法对影响效应进行检验,得到更加全面的研究成果。另外,在测度要素配置效率时,对传统资本存量估算方法进行有益改进,充分结合并比较已公布数据,提出永续盘存法估算标准步骤,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三次产业资本存量数据。（3）运用GPCA构造了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考察供给因素给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多角度构建以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为主的供给因素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PCA得到各项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及总指数,为进一步实证检验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郭鹏鹏^[3]（2021）在《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孟德拉斯曾直言,在任何时候,农业问题始终都是一个无法消除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农业成为政策对象被顶层设计者关注是国家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之一。而农业结构调整作为地方政府农业治理领域中的行政任务,被认为是农政转型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本文以拓展的个案研究方法为工具,以农业结构政策演变为主线,主要回答“中国农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与动力机制”问题。在深度的田野调研中,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以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为切入点,研究地方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行为;二是,以家户为视角,研究农民基于家户利益考量,在农业转型实践中的行动逻辑。在结构安排上,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作者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论文的叙事:一是,首先以全国农业的宏观数据梳理了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和变迁的历史进程,其次选取陇中A区作为田野调研点,系统介绍了中观层面的农业结构变迁背景,最后以李村为案例点深入地考察了推动当地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第四章）;二是,论文以粮食作物马铃薯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农业治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总结出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政策动力（第五章）;三是,以经济作物芹菜为例,揭示了小农户在推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阶层动力（第六章）;四是,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功能性农业”出发,对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农业进行了反思（第七章）。应该说,这对于农政研究中的转型过程、动力机制和地方性知识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在深入的田野研究基础上,作者得出如下结论:（1）基于田野点的地方性经验证据发现,当地的农业结构已然发生了转型,即资本进入农业,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实现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2）基于田野点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农业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农业政策在驱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在李村,基于项目制的规模化农业,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农业结构转型现象。这种追求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是受政策驱动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形成的。（3）田野点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更加彻底的农业结构转型。受家庭资源库的约束,农户在实现家庭积累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生计策略存在明显的差异,成为推动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这种由小农户驱动的作物繁荣为我们深入认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视角。（4）论文进一步得出农业结构转型所表现出的两种进路:一种是以规模化、统一化为特征,通过政策工具的干预而完成的简单的农业转型;另一种是以资本化为本质特征,同时兼具规模化与专业化,由小农户因经济分化而推动的农业转型。本文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外在动力总结为政策动力,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总结为阶层动力。农业结构的变迁是受政策与农户双重动力驱动的结果。作者认为,在农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对农业的扶持和引导不可或缺,但是其干预不宜过多越界。农户作为农业实践活动的真正承担者,要发挥其能动性,不断培养调整农业行为的能力,以便应对市场和自然风险,成为繁荣乡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农业资本化转型造成的后果是多面向的。乐观地讲,农业作为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发展现代化农业不仅对于农业产量的持续增长,对于消解全球饥荒,对于提升农村社区及农民群体的福利,以及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均功不可没。但同时又面临诸多问题:首先,于农业生产本身而言,从本质上来讲农业是多种生命形式互动的过程,而单一作物的规模种植将逐渐丧失“传统农业”所蕴含的多功能性,使得农业变得不可持续。一个纵容浪费和污染从而破坏地力的农业体系,不可遏制地损耗着全球的环境公地;其次,土地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之一,在没有国家福利规划的情况下,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即使是很小的一块土地,也是至关重要的安全网;第三,对于农民而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程度加剧,各类经营主体和资本进入农业,使得小农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竞争压力;最后,传统村庄被认为是由共同体成员居住的家园村落,是一种具有特殊文化价值、互惠原则、个人关系的的固定场域。农业、农地和农民作为一个互动共生的体系,都依托村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而发生各种关系。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地区已经被市场化进程和实质性的商品化所改变。

王倩^[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历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黑龙江垦区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发展道路的“先行者”,在中国农业建设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中国农业建设贡献巨大。基于新时代这一全新历史方位,在改革全面深化的历史背景下,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的农业建设历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纵观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历程,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是其中一脉相承的逻辑主线。本文从这一逻辑主线出发,结合历史文献研究法、依据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实际情况与特点,分阶段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历程,从中总结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改革开放以前（1945-1978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集体化”和“机械化”初步解放和发展黑龙江垦区的农业生产力,揭开了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序幕。改革初探阶段（1979-1995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黑龙江垦区的农业生产力,加强了黑龙江垦区的农业建设。改革深化阶段（1996-2012年）,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的中央领导围绕“规模化”、“产业化”和“科教兴农”,立足垦区农业实现第一次飞跃后的新发展实际,深入推进了黑龙江垦区的农业建设。改革全面深化阶段（2013-至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规模化”与“科技兴农”为重点领导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开创了黑龙江垦区农业发展的新局面。在历届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下,黑龙江垦区的农业建设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推进农业建设;坚持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改革;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垦区实际;坚持以人为本,维护职工利益。基于对历史的梳理得出现实启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必须加强党对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领导,推动垦区现代农业的发展;坚守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逻辑主线,把握改革全面深化的导向;依靠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提升黑龙江垦区农业生产力水平。相比于既往研究,本文着重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从中国共产党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解放和发展黑龙江垦区农业生产力的逻辑主线出发,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的历程。其次,在研究内容上,丰富了新世纪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实践的内容。

任嘉敏^[5]（2020）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及优化提升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地理学界所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绿色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延续,相关研究也从理论以及方法论层面为探讨区域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人地系统耦合机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绿色发展的根本指向即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大系统的共生发展。适时、客观的针对典型区域开展绿色发展相关研究,不仅能够深刻认知典型区域绿色发展核心特征、时空演变规律,也能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矛盾,寻求绿色发展语境下的优化提升路径提供参考,理论及现实意义较强。老工业基地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特殊地域类型,发展与演化规律独特。现阶段,老工业基地正面临着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其复杂性、艰巨性也远超其它地区,老工业基地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东北地区是我国最大、最典型的老工业基地,拥有一批重要的基础性及战略性产业,关乎国家经济命脉。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三省走上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路径,产业结构畸形化严重,为后来区域人地关系矛盾的爆发埋下伏笔。长期依赖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亟需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绿色发展思想则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抓住现有发展机遇,缓解人地矛盾,提升区域绿色竞争力,实现经济振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研究区,基于绿色发展及相关理论,遵循地理学“过程—格局—机制”经典分析方法,从理论以及实证两个层面展开相关研究。在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发展历程深入分析基础上,综合利用综合指数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方法,从绿色发展水平及绿色发展效率两个角度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进行评价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揭示绿色发展演化的驱动机制,最后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优化提升的对策及建议。全文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共七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绿色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一章与第二章。该部分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展开,首先从时代背景出发,论述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绿色发展的目的及意义。论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以及CNKI数据库从地理学视角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也阅读了相关书籍和刊物等。研究进展主要包括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绿色发展测度方法、绿色发展时空演变、绿色发展与产业转型、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及绿色发展制度6个方面。论文在对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水平、绿色发展效率等相关概念辨析基础上,结合人地关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物质代谢理论、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路径依赖理论,提出了包含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核心特征、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与物质代谢、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机制分析、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优化提升等内容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部分即论文的第三章。一是,论文对建国后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发展理念演进脉络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对各阶段区域发展特点进行概括。二是,分析不同阶段区域发展理念下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演变情况。三是,借助物质流分析方法（MFA）对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物质代谢进行定量测度分析。为后续开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演化机制及优化提升对策提供依据。第三部分即论文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从绿色发展水平和绿色发展效率的不同视角出发,刻画振兴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一方面在老工业基地核心特征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得分。另一方面,在绿色发展效率内涵基础上,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静态及动态效率。第五章则在前一章绿色发展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评价的基础上,从定量及定性两个角度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的驱动机制。第四部分为论文的对策建议及结论,即本文的第六章、第七章。在前文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基础上,运用神经网络分析法及R/S分析法对未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及差异演变做出预测,并提出优化提升的对策建议。最后,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和归纳,指出研究仍存在的不足之处及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通过老工业基地传统发展模式与绿色发展模式的对比,不难发现,老工业基地从发展动力到发展目标方面均将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资源高效、产业绿色、高质增长、治理有效、绿色宜居构成了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核心特征。在自然资本日益稀缺背景下,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与物质代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区域内部物质代谢情况可以作为判断现阶段老工业基地人地关系的重要表征。此外,从水平及效率视角构建绿色发展判别模型能够较好的涵盖绿色发展系统属性以及系统运行两个方面,评价结果更为客观。根据各类影响因子作用方式及程度的不同,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机制可以概括为内生动力、外部推动以及引导调控三方面。三方面影响因子通过要素间不同比例组合也形成了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的不同路径。2、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发展理念的形成与演变是建立在对特定时间背景下区域发展方式的不断反思和总结基础上。建国后,区域发展理念依次经历了经济建设为主及环保意识薄弱、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兴起、生态省建设及循环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绿色发展四个阶段,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认识也是一个由浅到深、层层深入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也一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发展的主旋律,逐渐摆脱了以牺牲环境和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生产方式。物质流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对物质依赖程度较高,生物质和化石燃料是直接物质投入（DMI）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生产过程排放（DPO）主要由固体废弃物组成。DMI正处于环境影响总量下降阶段,但具有较为明显的波动性,而DPO处于由排放强度高峰向人均排放强度高峰过渡阶段。经济规模效应推动了 DMI、DPO增长,人口效应对二者增长先正向拉动后负向拉动,技术进步效应的提升抑制了两者增长,而清洁生产效应并未很好抑制DPO增长。3、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发现2006—2017年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得分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产业转型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支撑。空间上,绿色发展水平及各准则层空间分异特征显着,以四大城市为核心的绿色空间格局愈发明显。马尔可夫链法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地市实现绿色发展等级的跨越式发展存在较大难度。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呈缩小态势,省域内差异以及非资源型城市内差异是造成绿色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分别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以及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从静态及动态两个维度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算。绿色发展静态效率结果表明,2006—2017年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效率相对较低,且最优地市数量有所下降。东北老工业基地内部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高效率类型地市数量有所下降,空间上以四大城市为核心的高绿色发展效率聚集区愈发明显。绿色发展动态效率结果表明,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C）自2014年后保持正向增长,技术进步及资源配置能力提高是TFPC的主要推动力,大部分地市TFPC均表现出正向增长的趋势。东北老工业基地TFPC分布与静态效率分布有所不同,空间上位于辽宁省的各地市TFPC增长速度较快。综合来看,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时空格局具有如下特点:四大城市处于绿色发展核心地位,空间上“集群”状分布较为明显,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较为滞后。4、采用障碍度模型及Tobit回归模型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的影响因子进行识别。障碍度分析表明,环境保护支出占GDP 比重、人均GDP、科学技术支出占GDP 比重、政府财政自给率、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Tobit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显着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而产业结构、政府调控以及命令型环境规制显着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增长。在此基础上,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演化的驱动机制进行梳理。内生动力因素包括区位条件、资源禀赋、路径依赖效应;外部推动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进步三方面;引导调控机制则分为宏观政策促进以及环境规制两方面。5、神经网络预测结果显示,2018—2023年间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将呈波动上升态势。可以预见,“十四五”末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将较“十三五”时期有较为明显的提升。R/S分析表明,2018年后的未来12年内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演变趋势将与现在具有同样的演变趋势,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将会逐渐缩小。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最后从产业绿色转型与优化布局、培育内生增长动力、提升资源环境的持续支撑能力、制度优化与政策设计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褚楚^[6]（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童玖玖^[7]（2019）在《基于产业升级背景下马鞍山市人才引进工作的问题和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是中国近代的主题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在反映区域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国力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竞争;人才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当前,各地区政府积极争夺人才资源,区域竞争异常激烈,“抢人”大战已经拉开帷幕。如何在你追我赶、竞相发展的势态中占据优势地位,是各地政府在开展人才引进工作中的当务之急。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是攻坚克难的利剑。盘活人才资源,提炼智慧财富,是地方政府制定人才政策的大政方针。地方引进人才的能力考验着地方政府的绩效成绩,检验者人才政策实施的成效,地方政府高层次人才的不断增加也可以获得地区人民素质的提高。“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形成国家竞争性人才体系优势,它不仅需要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还需要人才增长体制和政策创新的改革,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牢牢把握“高端供应不足,低端供应过剩,供需不匹配”这一主要矛盾,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为实现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素之一,人力资源已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展示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战略资源。人才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急需的人才提供优秀的薪酬和晋升渠道,使其成为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新生力量。马鞍山市是安徽省的东部门户。经济社会发展受传统行业影响,无较大幅度增长,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先进装备、智能家电、绿色食品等新兴产业,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需要依靠大量优秀人才,特别是行业发展前沿的领先人才。要积极引进优秀人才,高端人才,创新创业团队,加快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充分激发人才活力,全面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争取打造中部一流、全国领先的人才高地。马鞍山市位于南京和合肥两个核心发展城市之间,如何在各地政府纷纷抢占人才战略制高点的背景下,基于产业转型升级,对马鞍山市人才引进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马鞍山市人才总量,结构和质量已不能适应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在引进人才方面的主要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资金投入与人才队伍建设需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忽视企业人才引进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市政府要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把人才队伍建设纳入人才市场强化战略,将其作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产业升级背景下,确立了人才工作的战略地位,为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宏观发展环境。本文选取马鞍山市这样一个中部内陆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在当前马鞍山市产业升级发展的背景下,对马鞍山市近年来的人才引进工作进行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实地调研法,了解马鞍山市人才引进工作的现状及成效,人才引进工作的战略地位得到确立,人才引进规模逐年扩大,人才引进方式较为灵活,人才引进保障措施基本完善等。同时,指出产业升级背景下,马鞍山市人才引进工作存在的问题,例如高层次人才总量短缺,缺乏带动产业发展的领军型人才,人才结构分布不合理,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等。基于马鞍山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地缘经济和产业结构因素,城市软环境建设吸引力有限,缺乏科学的人才发现和评价机制,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政策措施不够完善等。针对马鞍山市城市发展实际情况,对这些问题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例如精准把握产业结构,科学制定人力资源规划,丰富人才引进方式,开创人才引进新途径,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扩大政策宣传范围,落实配套优惠政策,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契合产业升级调整,加快建设引才用才平台,设立人才专项资金,创新人才激励机制等。

张阳^[8]（2018）在《社会治安防控主体协同机制研究 ——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文中提出伴随着我国城市化扩展和社会转型发展,治安防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虽然在海淀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辅助、社会补充的多元治安防控主体队伍,总结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机制办法,但是在日益严峻的治安防控形势下,现有治安防控机制出现了治理落后、缺乏合作、信息壁垒等诸多不适应表现,而且社会矛盾激增、防控难度加大、社会问题频发、公民意识觉醒、警力资源紧张等现实,进一步暴露了短板缺陷,防控主体多元化,防控需求多样化,治安问题复杂化,海淀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关键时期。本文在深入挖掘协同理论内涵和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尝试提取其中与治安防控实践相契合的理论部分,尝试将其运用于指导海淀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践。同时,着重探讨在治安防控工作中各主体的协同方式,通过以海淀区社会治安防控主体协同研究为主线,在更大的格局视角下,构建一套以社区警务工作团队为核心,涵盖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在内的海淀区社会治安防控主体协同机制,充分论证多元主体协同关系和合作可能,以期运用协同理论丰富内涵,消解当前海淀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困境,实现理论指导实践,为提升海淀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整体效能提供理论支撑。

胡楠^[9]（2018）在《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关注绿色发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绿色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绿色发展”,为什么坚持“绿色发展”以及如何推进“绿色发展”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系统是完整的思想体系。针对全球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顺应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的国际形势,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应运而生。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成为我国破解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更是我国顺应人民群众期待良好环境的现实选择。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的理论根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发展,文化土壤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思想的合理汲取,国外启示是对西方生态思想的科学借鉴,直接来源是对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思想的与时俱进。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萌芽起步阶段、丰富发展阶段、成熟完善阶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正式提出,标志着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基本形成。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具有丰富的基本内容,包括实质与核心、基本要求、基本目标、制度保障等理论内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本质;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是其核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循环低碳经济、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化、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是其基本要求;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增进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是其基本目标;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是推进绿色发展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补偿制度,建立完善生态政绩考核和生态责任追究制度。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上升国家战略地位高度重视、以系统思维方式整体谋划、突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充满着辩证法的哲学智慧、体现以人为本的民生情怀。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通过“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两山论”思想体现辩证思维方法、“环境治理系统观”彰显整体性思维方式、“生态红线”观念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其进行辩证唯物主义阐释;通过“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思想体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思想彰显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对其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深化和发展了科学发展观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实践上,它为我国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实践方向,为推动全球绿色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的实践路径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第二,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第三,完善生态制度体系;第四,倡导绿色消费模式;第五,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第六,实施环境综合治理。

潘浩^[10]（2013）在《联盟能力、产业链整合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抢占科技和经济制高点的主要战略手段。目前,各国为实现经济复兴和推动经济增长,都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要突破口,我国也已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构想,并将其视为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方向。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本研究将以联盟能力作为切入点,并结合产业链整合的现有相关理论,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构建联盟中核心企业以其联盟能力通过产业链整合的中介作用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概念模型,探寻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通过对企业管理人员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访谈,以及对233名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借助SPSS和AMOS等软件对初始模型进行构建和修正,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核心企业的联盟能力对推动产业链整合有显着的影响,且联盟能力的不同维度对产业链整合的影响方式不同；二是产业链整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着显着的影响,不仅影响其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也同时影响着产业的社会需求和创新能力等;三是产业中核心企业的联盟能力可通过产业链整合的中介作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结论,一方面为研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及驱动因素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思路,对于丰富联盟能力、产业链整合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理论和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另一方面,对于提升我国特别是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核心企业的联盟能力,提高企业进行产业链整合的意愿和水平,以及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

二、论农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农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及优化提升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产业升级背景下马鞍山市人才引进工作的问题和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治安防控主体协同机制研究 ——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联盟能力、产业链整合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农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D]. 沈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徐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D]. 郭鹏鹏. 兰州大学, 2021(12)
• [4]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垦区农业建设历程研究[D]. 王倩. 东北农业大学, 2020(05)
• [5]东北老工业基地绿色发展评价及优化提升对策研究[D]. 任嘉敏.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
• [6]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基于产业升级背景下马鞍山市人才引进工作的问题和对策研究[D]. 童玖玖. 安徽大学, 2019(07)
• [8]社会治安防控主体协同机制研究 ——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D]. 张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7)
• [9]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研究[D]. 胡楠. 东北大学, 2018(12)
• [10]联盟能力、产业链整合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D]. 潘浩. 浙江工业大学, 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