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印记——赏析《山村新媳妇》

一、时代的印记——赏《山村娶来新媳妇》（论文文献综述）

刘幸^[1]（2021）在《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的民俗书写与乡土世界建构》文中研究指明在新时期以来的河南小说中,中原民俗被赋予了时代内涵,它们既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展现人物性格命运及强化地域文化色彩的重要手段,又生动地表达着中原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成为展现河南乡村生活、地域文化精神以及时代变革的重要元素,使读者从中领略到中原独特的地域风情以及中原人民思想精神的历史演化过程。从民俗书写的角度看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中的乡土世界,能够审视当代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后河南农村伴随现代化发展呈现出的独特复杂的乡村风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及文艺民俗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文的核心概念以及需要说明的问题进行整体上的论述。第一章重点讨论了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民俗书写的背景与特征。河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制度造就了河南独特的民俗文化,为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的民俗书写提供深度的背景支撑。河南浓郁的民俗氛围和作家在生活中的民俗体验催生了新时期以来河南作家对民俗文化的独特情感,成为作家们在乡村叙事中进行民俗书写的可能性条件和自觉动力。基于作家生命体验及创作意志的差异,新时期以来的河南作家在创作中呈现出理性批判、温和反讽和眷恋怀念并存的多元民俗审美姿态。受特殊思想精神表达的需要,部分河南作家尝试在小说中建构出一些现实生活中并不真实存在的民俗事象,借此来展现中原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新时期以来的河南作家并不是一个整体,不同的小区域作家群以各自生活的文化区为依托,以每个区域不同的乡村风俗背景和样态为源泉,创作出多元化的民俗图景。河南作家的民俗书写还与时代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新中国成立至新世纪以后,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新特点。第二章论述了新时期以来的河南作家依托民俗书写建构的当代河南乡土景观。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曾给中原乡村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活力,但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也给乡村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民俗文化具有稳定性,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新时期以来的河南小说以中原独特的乡风民俗为切入点,对后改革时代河南乡村社会生态的发展与变迁予以观照,通过传统民俗的衰颓展现河南乡村文化生态景观,民俗的变异透视河南乡村权力景观,民俗的淡化表现河南乡村的伦理裂变景观,其中也包含着对现代化的哲理反思。第三章论述了新时期以来河南作家借民俗书写展现的当代中原农民生活与命运。新时期以来的河南作家在创作中集中展现了河南地区丰富多样的民俗事象,它们成为中原农民原初生活状态的显现与缩影。在新时期以来的河南小说中,乡村民俗情节的加入在展现中原地区独特生活面貌的同时,也是中原农民行为举止或文化心理的真实展现,作家用带有中原色彩的婚丧风俗来突显农民境遇的不幸和凄凉,寄托着对农民在沉重负压下的苦难命运的深刻怜悯。河南地区民间信仰风气浓重,新时期河南作家笔下的中原民间信仰描写,深刻反映了深处内陆腹地的河南地区以“天人合一”、“万物有灵”为核心的精神信仰和思想观念,它们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河南作家用以渲染地方色彩,营造乡村神秘文化氛围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展现了中原农民的认识水平和精神状态。第四章论述了新时期以来河南作家以民间话语呈现的河南乡土意蕴。河南作家通过对中原方言俗语及修辞格的灵活使用来展现河南乡村世界。方言摹声拟态、随声传形的特点使读者能从各种人物的语言中分辨出他们的身份与性格,人物形象因此更显鲜明、生动。比喻、反语、双关、夸张、通感等修辞格使故事情节和人物在方言语境下更加富于个性化。新时期以来河南作家创作中的民歌民谣是凸显河南区域文化氛围和特色、表达河南人情感与精神的重要手段,具有内在的审美价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河南地区神话传说蕴藏丰富,周大新小说中的民间神话传说既生动活泼、多姿多彩,又带有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色。第五章探讨了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民俗书写的艺术功能。民俗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实的存在,这种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重要媒介。在新时期以来的河南小说中,民俗书写为作家进行地域化、个性化写作提供现实支撑,丰富的民俗书写不仅呈现出地域独特的人文风貌,更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对民众生活予以观照,展示着历史与时代变迁下乡村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使作品获得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和时代意义。作为特定地区长期积淀下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地域风俗反映着该地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质和文化心理,因而具有明显的超阶级性和超时代性。河南作家在创作中加入民俗描写,使小说在表达政治主题的同时,也对人性人情有一定程度的书写和表达,对小说政治化倾向起到一定的消解作用。河南地区乡村民俗书写为河南作家进行乡土建构和艺术想象提供现实支撑,展演着中原民众生活,也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困境,蕴含着作家对现代性的反思。

马玉霞^[2]（2017）在《东乡族女性现代婚恋观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婚恋观是人们关于婚姻与恋爱问题的基本观念和态度,它包括恋爱观、择偶观、生育观与婚姻家庭观四个层面。婚恋观作为一种观念,既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又是个体价值观的体现,对人们的婚恋行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东乡族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生存环境相对封闭,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保守。然而,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必然会引发其传统婚恋观向现代婚恋观的转变。以家族和家伍利益为重建立个体婚姻关系的东乡族女性传统婚恋观已无法满足其维护女性尊严和追求幸福生活的需要,也妨碍了她们平等权利的获得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因此,唤醒东乡族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摒弃落后婚恋观念的束缚,多维度地建构婚恋价值体系,已成为东乡族女性现代婚恋观培育的首要任务。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在收集、整理和掌握了大量调研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和研究了东乡族女性婚恋观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出了对东乡族女性进行现代婚恋观培育的必要性、应遵循的原则及其可行性对策。本文分四个部分对东乡族女性现代婚恋观的培育进行了研究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与东乡族女性现代婚恋观培育相关的理论问题。从东乡族及其传统婚俗习惯的研究出发,阐释了现代婚恋观的科学内涵及其东乡族女性现代婚恋观培育的理论基础,探讨了东乡族女性现代婚恋观培育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从恋爱观、择偶观、生育观、婚姻家庭观四个方面归纳、分析和比较了东乡族女性传统婚恋观以及现代婚恋观的内容与特点。为进一步研究东乡族女性现代婚恋观培育问题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铺垫。第三部分,通过对实地问卷调查与访谈结果的统计、分析与研究,深入剖析了当前东乡族女性婚恋观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为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东乡族女性现代婚恋观培育的对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第四部分,在探究和明确东乡族女性现代婚恋观培育原则的基础上,从文化、社会、家庭、教育、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对东乡族女性进行现代婚恋观培育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张双凤^[3]（2014）在《民国时期甘肃禁绝妇女缠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妇女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陋俗，给女性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残害。近代仁人志士极力宣扬废除，甘肃对此也十分重视。民国以降，甘肃禁绝妇女缠足提上日程，历经北洋政府、冯玉祥国民军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陇东革命根据地，为推行妇女禁缠足做了长期工作。本文首先探讨了民国时期甘肃妇女的生活状况；其次，在关注缠足现象的同时，考察了甘肃省政府对于禁绝妇女缠足的发展进程。由于禁缠足的情形因时段不同而呈现差异，特别将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甘肃政府禁缠足情况进行比较细致的考察；再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陇东革命根据地的禁缠足活动有所关注，希望能够较全面的反映出民国时期甘肃禁绝妇女缠足的情况。民国时期甘肃的禁绝妇女缠足中，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奖惩措施，态度由不重视到积极，并且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由于甘肃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包括婚姻观念在内的传统社会意识导致缠足陋习屡禁不止，使得甘肃禁缠足的成效并不乐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甘肃省内仍有不少缠足妇女，尤其在偏僻农村，妇女缠足的陋俗依旧。直到50年代末期，妇女缠足才彻底消亡。

郭俊霞^[4]（2012）在《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性适应（1980-） ——以赣、鄂两个乡镇为例》文中认为本论文以区域比较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以赣、鄂两个乡镇的家庭代际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代际关系的五个维度为主要分析框架,探寻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线索,并凸显代际关系变迁的区域差异性,以深化对转型期农村家庭和农民生活的认识。论文通过建构代际关系的交换维度（包括平衡性、交换强度、紧张程度）、价值维度（包括社会性价值、宗教性价值）来为理解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论文从个体生命历程出发来展现代际关系,并参照代际关系的五个维度来考量其变化。同时,通过区域比较,展现两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现代适应的差异。个体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都展现出,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互动过程和模式与传统时代已有巨大不同。子代逐渐摆脱了父代的婚姻支配,而父代为子代承担的婚姻支付责任却日益沉重。子代婚后即急于分家,通过改变分家方式获得更多利益,而父代甘愿承受不利的分家方式,维持离散的复合家庭结构,接受代际分工中的不利处境。与父代甘愿接受代际剥削形成对照的是,养老状况不容乐观。女儿在养老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这与传统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单系赡养颇为不同。在代际互动的大事件和日常冲突中,代际关系在交换维度上的不平衡、高强度、紧张等特征则更加明显。对农民生育动力的追问,解答了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得以维系的奥秘。农民通过完成生养子女、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来实现人生价值,这种价值需求及其实现,平衡了农民在代际关系中交换维度的不利地位。因代际关系价值维度（社会性价值、宗教性价值）的存在,交换维度失衡的代际关系也可能长期存在,并保持失衡运转。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具有显着的区域差异。代际关系诸个维度在农民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呈现,表现出具体而明显的区域差异。传统平衡的代际关系在两地农村呈现出程度不同的失衡,在代际关系价值维度深厚的地区,代际关系交换维度的失衡程度较轻。这既表明代际关系变迁模式有所不同,也质疑了现代家庭理论.中“非此即彼”式的“传统解体,现代建立”的线性观念。因此,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并非线性的变迁,而是代际关系现代性适应的复杂持续过程。当前农村出现的代际关系变动、赡养难题,以至于伦理性危机,与代际关系价值维度的变化密切相关,它反映的是农民价值世界的变化。

袁洁^[5]（2012）在《社会继承制度变迁中的苗族女性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雷山县郎德上寨为个案》文中研究指明社会继承制度是苗族一项重要的民间制度,在苗族的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苗族的社会继承制度所指涉的内容,应根据这个民族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的特点来进行界定,应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存续的基础性方面予以阐释。具体来说,苗族的社会继承制度应包括：财产的继承、权力的继承、宗祧的继承和文化的继承四种不同的社会继承类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苗族的社会继承制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经济利益的分配、社会管理的职责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等方面,不同的群体获得的继承权力有所不同,表现出了不同的继承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继承角色与继承权力在不同的性别群体中的安排与分配。在苗族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社会空间的划分对于性别间的空间权力有了新的调整,苗族女性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社会角色的获取、社会权力的发挥,促使了这一群体在社会继承制度中继承角色的改变与新的继承权力的出现。民间制度及其组织形式是苗族社会产生与延续的基础,而女性是苗族社会发展当中的中坚力量,这二者是衡量苗族社会发展状态的两个天然尺度。对于苗族民间制度与女性发展关系的社会学及人类学视域的探讨是分析苗族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研究角度。本文以实地研究为主,分别从八个章节,对于苗族社会的继承制度变迁与女性的社会角色及空间权力转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分析,力图对于苗族的社会文化变迁和苗族女性的历时性发展做一个纵向的呈现与剖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本文的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的缘由、意义、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同时从两个方面对于现有的与本文相关的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与评述,指出了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二章是对研究地点与其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的介绍。对于研究地点的地理文化特点,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等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对研究地点社会变迁的两大背景：旅游经济中的民族文化商品化与现代化、城市化中的多元文化交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第三章是对家庭财产继承与女性角色权力的分析。讨论了苗族家庭财产的类型与继承在社会变迁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从而发现了苗族女性家庭继承权的萌芽,分析了其背后所隐含的性别发展涵义；第四章是对婚姻财产与女性继承的分析。鉴于苗族婚姻文化的特质,在此将婚姻财产从家庭财产中提取出来进行了独立的论述。对于苗族婚姻中的“彩礼”与“嫁妆”,“娘家财产”与“婆家财产”的继承特点进行了探讨；第五章是对苗族社会权力继承中的性别选择的分析。主要论述了苗族传统民间社会组织和基层政治组织中社会管理权力与职能的性别分配状况,并分析了其中的社会文化意义；第六章是对于苗族社会的宗祧继承制度及其变迁的分析。从宗祧继承特点由“宗法性”向“功利性”的演变入手,讨论了宗祧继承与财产继承的关系,以及其中性别继承的特点。第七章是对民族文化继承中苗族女性社会功能的分析。分别从家庭文化的继承与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了苗族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继承与创新的文化角色；第八章是对全文论点的总结性思考。对该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空间与性别角色权力的关系,民间组织与基层政治组织的契合性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继承的社会教育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发展性的探索与反思。在对于该项论题进行了上述论证之后,文章提出了以下研究结论：苗族社会继承制度的变迁与女性社会角色权力的发展是一个互推的过程。苗族社会结构的转型,催生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人口生育政策、学校教育性别公平化、进城务工等现象先后出现,促使了苗族女性社会角色的多样化与社会权力的增加,从而使其在社会继承中的角色发生了改变；而苗族女性社会继承角色的转变,尤其是权力继承与文化继承中角色的突出,将给苗族社区乃至整个苗族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也将构成苗族现代社会继承制度的重要内容。言蔽之,性别发展与少数民族的社会继承制度发展是一个循环推进的过程,二者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发展模式,共同推动了少数民族社会继承性发展的实现。

王荣花^[6]（2011）在《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这一战争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也从此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变迁,这种变迁的发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舞台,根据地成为坚持民族解放战争,刷新社会的“实验基地”,通过战争期间不断积累的社会变革而实现了社会的质变,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格局,缔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太行革命根据地是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后,创建的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地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不仅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发轫地和中心,也是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嗣后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驻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太行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对入侵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持久、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太行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这一地区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在根据地建立之前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之中。劳动群众沿袭着旧有的生产方式,民众生活因循守旧,老百姓世代承传着小农社会中固有的乡土文化。随着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壮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所发动的一系列革命性改造,这块落后、愚昧、封闭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迁,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意识觉醒的鲜明亮点。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乡村社会改造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根据地社会的两大主题。太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对根据地区域内的乡村实行新的社会整合,“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成功地控制和倡导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壮大和发展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抗日根据地建立在广大的乡村,尤其是抗战的政治领导力量与活动范围转入乡村,根据地文化宣传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充实文化建设队伍的也是农民,正因为如此,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便是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战争爆发后,随着官方力量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文化作为战争宣传动员的阵地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以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为主导的,以动员民众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抗日文化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太行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农村的、战争动员的、统一战线的,是同敌人的奴化宣传、同封建迷信思想搏斗的,是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战时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相辅相成,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根据地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太行根据地农村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广大农民群众不断教育的过程。文化走入乡村,真正启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培育了农民爱国主义情感,张扬了民族精神,活跃了民主空气,有力地破除了在农村广泛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促进了军民团结,推动了抗日战争,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强化了农村基层政权,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积累了宝成经验。太行革命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不仅是文化宣传、普及和建设运动,同时也是农村社会改造运动。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直接冲击了农村中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和旧的风俗习惯,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封建礼教开始被冲破了,买卖婚姻开始被废除了,广大妇女开始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旧的风俗、习惯、道德,凡是不利于人民的解放,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都被不断地清算和扫除着,新的事物、新的社会道德和新的品质,开始成长起来。广大农民群众在摆脱了旧习俗、旧文化的束缚的同时,逐渐认同和接受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并自觉地将其行为纳入到新政权为他们规划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及文化模式中,而这一过程最终的结果表现为民众力量与国家政权的结合。通过社会文化革命,中共权威逐渐向民间渗透和并最终达到了对民间的控制。无疑,战争改变了社会,战争孕育着新生。与军事斗争和暴力革命不同,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乡村社会文化入手,将束缚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打破,从而进行了一次乡村革命,这里的革命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政权变革,而是涉及到农村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从文化变革入手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是依靠乡村社会中的文化张力来完成的,是发生在乡村社会中静悄悄的革命,所以通过这一研究路径可以凸现文化变迁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是太行根据地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透视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可以为人们了解与研究根据地社会变革的具体情形和普遍意义,提供具体生动的现实标本。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太行山农村自然经济状态、土地占有状况、乡村权力结构、人文历史变迁以及对农村社会文化诸方面,如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教育、戏剧娱乐、家庭婚姻等内容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并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农村实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改革政策相结合,对太行革命根据地区域社会文化演变的形式、特点与规律等展开深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在详实的史料和充分实证的基础上将中共革命中太行山农村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改革的过程予以“实相”的描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并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以及生态学等学科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视野研究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被传统意识形态束缚着的落后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控制和倡导了一种新的文化,并将这种新的文化纳入政权建设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并且以超然的政治力量来唤醒和组织民众完成乡村社会改造的。

董静清^[7]（2011）在《思想永远是作品的精魂与脉动》文中提出编者按: 白炜明，山西兴县人。他从70年代初开始从事新闻、摄影。曾任忻州日报社长、总编，忻州广播电视局局长、台长，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忻州市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白炜明与记者的对话，出语深刻，十分精辟，是他长期从事新闻摄影专业基本经验的总结，不仅对

杨华^[8]（2010）在《隐藏的世界：湘南水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文中指出本论文以湘南水村为个案村,以当前不同年龄阶段的妇女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意义世界。在外婚制和从夫居制的客观条件下,由于妇女的依附性身份与外人角色,决定了归属对于她们的特殊意义。农村妇女只有在获得稳定的归属的前提下,才能有安全感、归属感的体验,才能够去体验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本论文的展开遵循主线与副线两条线索。主线是妇女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对人生归属的不同表达与追求,即栖居、立足、安身、立命四个层面。妇女在不同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体验,这种体验又与她的父亲,或丈夫、儿子的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本论文的主线又是遵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亡从子”的逻辑脉络。即,妇女做女儿时,依托父亲而获得在夫姓家族、村落“栖居”的资格,获得归属和生命的体验；出嫁后,依托丈夫在夫姓村落“立足”,从而获得夫姓家族、村落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并依托丈夫体验自身的存在意义；亡夫之后,儿子便是妇女的依靠,是妇女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来源,并且所有的农村妇女只有完成传宗接代、依托儿子才能在夫姓家族、村落“安身”；等到妇女年老,儿孙绕膝,完成了毕生任务,也就实现了人生的“立命”,并在儿孙为她准备的葬礼上完成最后的归属。这样,妇女的一辈子就过得从容、安全而有意义。否则,每个阶段出现问题,都会干扰或破坏妇女对归属与意义的寻求。本论文的副线是妇女与娘家、家族和熟人社会的关系。在主线当中,妇女每个阶段的归属都辅之以这个副线。妇女要获得归属,就是要在“婆家（家族）-熟人社会-娘家（家族）”的关系结构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扮演恰当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娘家、婆家与村落熟人社会的三重保障,获得充分的安全感、预期感、归属感的主体体验。按照父系和外婚制原则,妇女被要求归属于夫姓家族和村落,如若妇女的位置没摆好,角色没扮演好,也就不会有这些体验。在此基础上,本论文建构了农民体验意义的“归属体系-传宗接代”模式,认为家族、村落不仅是满足农民功能需求的单位,而且是农民的精神归属,妇女归属其中,并通过传宗接代来体验生命意义。而当前农村出现的伦理性危机,真正根源在于农民归属体系的解体、意义世界的改变,在于农民、农村妇女抛弃传统归属,被纳入一个巨型的、不平等的、缺乏保障和归属感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姜子华^[9]（2010）在《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文中认为本文借助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文本进行性别意识与性别主体性的考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女性形象、女性镜像的主体性及其折射的作家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心理。本文力图避免男权和女权的对立,澄清男性作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自我主体的追求及其对男性主体的自贬与男权批判。在肯定女性文学价值的基础上,研究女性叙事及其女性形象在文化困境中的自我分裂与自我认同的虚无。本文也把部分男性叙事经典文本的性别立场、女性关怀、叙事艺术纳入到性别诗学视野中进行性别研究。论文分为导论和上、中、下三编,每一编分三章。导论部分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与基本思想,论述了女性主义文本批评的必要性。论文的上编是“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性”,从男性与女性的两个方面考察现代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的困境。男性经典叙事文本中的爱与性的渴望、女性身体幻象其实暗示了菲勒斯中心系统内的男性自我焦虑,女性叙事文本中的爱情与母爱情结传达的是菲勒斯中心文化（父权与男权文化）制造的女性自我的虚无与话语的虚无。郁达夫、张贤亮、莫言等人的所书写的男性自恋与自贬对逻各斯权力构成了消解；而相反,女性作家自我分裂与叙事话语的分裂反而证实并强化了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无形桎梏。论文中编是“女性主义审丑与女性美的变异”,这一部分阐释现代文学中女性主义审丑表达与审女性之丑的文学表现,肯定了萧红、张爱玲等女性主体书写与女性审丑对伦理主导与唯美主义的文学传统的叛逆。分析男性经典文本中的女性之美所折射的作家伦理观与女性观。现代文学中的一类特殊形象,妓女折射出男性作家的女性美想象与社会批判意识,而女性叙事中的妓女却揭示了真实的女性日常心理情态并揭示了女性主体性和男权世界之间的冲突。论文下编是“女性主义叙事的主体性与审美重建”,这一部分研究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及审美主体性的重建。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女性自我主体性,20世纪20-4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已经表达了男性批判与女性自审的思想；80年代的张洁、徐坤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构成了对菲勒斯男权文化的全面解构；90年代王安忆、林白、陈染和蒋子丹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实现了女性欲望主体与审美主体的重建。这一部分也容纳了男性经典文本的研究,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立场、女性解放意识和男权批判意识是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思想支援,男性文本唯美的话语方式与“女性气质”解构了男女对立的文学观念,提供了性别诗学的典型范本。

叶广芩^[10]（2007）在《青木川》文中研究说明世间有很多事说不清,随着历史脚步的远去,便也无须说清了。青木川这个陕南普通的小镇,让我感动,让我难舍。《青木川》的写作,使我的思绪变得悠远而意味深长。在午夜低回的体味中,有了对生命的了悟,有了淡淡的忧伤,这忧伤却是温暖的,它使我的内心超越平庸,驱向自由,丰富而有意义。——叶广芩

二、时代的印记——赏《山村娶来新媳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时代的印记——赏《山村娶来新媳妇》（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的民俗书写与乡土世界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2）东乡族女性现代婚恋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甘肃禁绝妇女缠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性适应（1980-） ——以赣、鄂两个乡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继承制度变迁中的苗族女性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雷山县郎德上寨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6）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8）隐藏的世界：湘南水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9）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四、时代的印记——赏《山村娶来新媳妇》（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的民俗书写与乡土世界建构[D]. 刘幸. 河北大学, 2021
• [2]东乡族女性现代婚恋观培育研究[D]. 马玉霞. 西北师范大学, 2017(12)
• [3]民国时期甘肃禁绝妇女缠足研究[D]. 张双凤. 西北师范大学, 2014(06)
• [4]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性适应（1980-） ——以赣、鄂两个乡镇为例[D]. 郭俊霞. 华中科技大学, 2012(09)
• [5]社会继承制度变迁中的苗族女性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雷山县郎德上寨为个案[D]. 袁洁.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
• [6]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D]. 王荣花. 河北大学, 2011(12)
• [7]思想永远是作品的精魂与脉动[N]. 董静清. 忻州日报, 2011
• [8]隐藏的世界：湘南水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D]. 杨华. 华中科技大学, 2010(11)
• [9]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D]. 姜子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10(11)
• [10]青木川[J]. 叶广芩. 中国作家, 20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