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琦[1]（2020）在《民国时期梅州地区的市政改革与城镇建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州地区各县市和墟镇展开了市政改革和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大量相关档案史料,为研究民国时期内陆地区市政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论文以档案史料、文史资料等为基础,主要运用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梅州各县市城市和墟镇的市政建设进行研究,探讨市政改革及建设的背景、市政机构或组织、市政建设活动等。由于梅州各县改革是在广东省政府的推动下进行,其措施存在一定的共性,因此仅对梅县、兴宁二县做全面研究,丰顺、蕉岭、五华则更注重地域特色。同时,关注到梅州侨乡这一地域特色,将华侨因素作为各章节的重要线索,探究各县市及城镇市政推进中华侨投资、华侨捐助、华侨建设等内容。论文以平行结构分别研究了梅县、兴宁、丰顺、蕉岭、五华五县的市政改革与城镇建设,并以松口镇为镇的代表进行个案研究。梅县成立了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主持市政改革与城镇建设,主要措施有修建防御工事,在梅城周围建筑十余座碉楼;在城区内修建30余条混凝土道路,将旧马路从2-3米拓宽为6-10米不等;在新修建的道路两旁建筑骑楼;在梅江上建设桥梁及城区的菜市;关注娱乐休闲建设,发动华侨在梅城建设中山公园,不过未能实施。兴宁县市政改革与城镇建设的主要措施分别是在城墙内及城外及宁江河之间的商业区修建道路,拓展路面;在新路两旁建设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骑楼街屋;保护宁江上游林木、兴修水利,解决城区水患灾害问题;修建公共休闲设施即在抗战胜利后重建中山公园。丰顺县丰良镇的市政改革与城镇建设是在当地以吴姓、张姓为首的华侨家族的斗争中进行的,双方势力在斗争中大力投资该镇的商业区、建设骑楼等。蕉岭县的措施有拆除城墙、拓展城区街道、建设与外地相通的交通及通信设施等,华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捐赠。五华县市政改革与城市建设得益于实力雄厚的大华侨李桂和、张子良等的投资,他们在南门开辟土地建设商业区,促进了五华县的城市建设。梅州重点镇松口镇的侨资房地产业和镇区建设在当时颇为先进,该镇华侨及其家族众多,大力在中山街、繁荣路一带投资建设骑楼、街道、码头等,极大地促进了松口镇区发展。总的来说,民国时期梅州地区在政府推行下和华侨大力支持下,市政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梅县、兴宁二县的市政体系较为完备,改革及建设成果颇为可观。丰顺、蕉岭、五华等县则受当地条件限制尽力周全,根据当地特色进行建设。不过,由于民国年间梅州地区土匪肆虐、战乱频仍、官僚腐败等问题,该地区市政改革及城市建设经历了一些波折。
张小星[2]（2019）在《“车站关联地区”视角下广州三大铁路客站地区空间发展模式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火车站与其周边地区相互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是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原因要归结于铁路是最重要的陆路交通方式之一,一直深刻地影响、改变、重塑着世界的版图、空间、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铁路在中国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发展,尤其在新世纪进入高速铁路时代以来,中国已经引领了世界高速铁路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铺垫了坚实的基础。而火车站是铁路运输系统的重要枢纽和节点,也是城市与区域经由铁路相互连接的重要节点和界面,对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其周边地区的地域空间范围内更显突出,这正构成了火车站与其周边地区相互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的直接原因。新时期以来中国高铁客站地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更凸显了这一命题的战略性意义。在对现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实证案例中的基本事实和现象以及“车站在地区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的主要线索,本文首先提出了“车站关联地区”的概念设想及研究视角,对其与“车站地区”概念原型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辨析并希望在实证分析中得以检验。研究提出了“车站关联地区”空间演化的实证研究分析思路及“车站关联地区”与“车站地区”空间开发的规范研究分析思路。据此以广州“三站”地区案例为对象展开讨论。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是对论文研究的意义、内容、方法和相关概念进行阐述。第二章铁路与城市互动影响下的广州“三站”,从铁路与城市互动、演变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广州“三站”的选址是铁路与城市双方协调、博弈的结果,以及“三站”成为城市功能布局、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支点及重要引导因素。第三章广州站关联地区的空间演化及其内在机制分析,在界定“广州站关联地区”空间范围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关联地区”土地利用的演变、功能业态的主要特征及空间形态的演变,并解析了“关联地区”空间演化的内在机制。第四章广州东站关联地区的空间演化及其内在机制分析,与第三章的分析方法类似,本章亦在界定“广州东站关联地区”空间范围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其土地利用的演变、功能业态的主要特征及空间形态的演变,并解析其空间演化的内在机制。第五章广州南站新城空间开发的现状及其发展建议,在广州“两站”关联地区案例以及国内外高铁客站地区案例经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广州南站新城”及“广州南站关联地区”空间发展的机遇、挑战分析,以此展望地区未来的发展。第六章车站地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过程与机制解析,在广州“三站”地区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解析了车站地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过程及其机制,即车站角色的演变、空间的演变、要素驱动的作用机理及“站-城”关系的本质。本文是基于广州“三站”地区案例的个案研究,在实证和规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相关研究的分析框架。同时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结合国内外案例尤其是与相关经典理论模型的比较分析,从而探讨车站地区问题的个性与共性。分析结果显示“车站关联地区”的研究视角具有较好的适用性,相关结论也将为“车站地区”的城市更新以及空间开发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导,同时也可以引发我们更好地审视“车站”与“城市”相互关系的再思考。
周新年[3]（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陈勐[4]（2018）在《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京是中国近代时期着名的政治型城市和消费型城市,针对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的研究对于全面反映近代南京社会、城市、建筑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史料研究为主、史论分析为辅,基于西风东渐、建筑类型发展以及商业区的改造与变迁等视点,系统的呈现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的现代化历程,包括:整体梳理、考证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基于社会史、政治史等视角剖析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关于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空间形式发展演绎的理论性分析与探讨等。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背景,基于文献和图像史料讨论近代以前特别是明清南京的商业区布局与商业建筑类型。第二章至第五章基于时间线索展开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发展史的研究,分为晚清及民国初年（1860年代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至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底至1945年）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期（1945至1949年）。文章基于商业设施的现代化视角,讨论各时期内政府当局的商业区计划、商业设施建设以及商人阶层自主经营的商业建筑,并总结各时期商业建筑现代化发展的特征和原因。第六章为总结性章节,基于建筑类型演变的视角探讨以市房、街市、大型商场、百货公司为代表的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的空间形式特征,试图总结商业建筑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进而分析其背后的建筑技术、营建法规及形式理想等方面的原因。本文以年代和历史事件为纵向线索梳理建筑史实,论从史出、总结规律,以建筑类型的分类为横向线索讨论空间形式的演绎,是将建筑历史研究与社会变革视野相衔接的一种探索。
谢太芳[5]（2018）在《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云南水利事业的兴办、发展,随着当时社会的变革,在唐继尧时期、龙云时期、卢汉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也编纂内容丰富、各具特点的工程相关文本。笔者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性质出发,旨在以纪载民国云南水利工程的民国水利工程文本、民国相关报刊、民国相关档案、民国水利专书和民国地方志及现代地方水利志中有关纪录为研究对象,考察民国云南水利文献各载体的记述特点。重点研究民国水利工程文本的特点,为学者研究云南水利提供参考资料,为当代政府治理提供参考。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民国时期云南水利资料述论,第二章民国时期云南主要的水利工程文本述论,第三章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微探。系统阐述各种文献的内容、体裁特点;论述社会情景、编纂群体对文本结构、内容纪载的影响,考察文本之间的关系,探讨文本内容的丰富性、时代性、专业性。通过讨论,笔者认为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文本纪载内容丰富,既有专业性水利知识,又有“业余性”水利纪载,包括相关章程、法规,地方掌故等;第二,文本编纂秉承纪录工程、以资传世的初衷,其中还涉及“勒石”课功传统以及编纂文本以资借鉴的初衷;第三,文本编纂思想发生变化,呈现由工程文本到水利专门志书发展的趋势;第四,文本集中体现民国云南水利科技的发展;第五,文本集中体现民国云南发展水利的视野:全国性的水利发展视野和发展省内公益事业的视野;第六,文本体现云南兴办水利事业的特色:政府极力倡导,民众积极响应、倾力支持。
张凌云[6]（2018）在《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99年前后,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胜与日俄战争日本获胜的中间点上。在这一中日关系、东亚格局发生转折与变化的时期,为数众多的日本知识分子前往中国游历,留下了大量纪行文或笔记等文字记录,其中不仅阐述了他们踏访中国的动机和目的,也通过基于亲身体验的书写为日本人树立起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中国形象,这为近代日本将中国视为一个文化他者,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文化意识提供了一大契机。本论站在跨文化形象学的立场,以日本近代中国学奠基者之一内藤湖南的第一次中国考察、即1899年的中国考察为研究对象,结合《内藤湖南全集》所收录的关涉中国考察、中国研究的系列文献史料,以内藤的中国游记——《燕山楚水》为核心,通过梳理内藤踏访中国之际其眼中所呈现出来的风土、人物、都市三大视域,采取文本解读、文化比较的方法,探讨其笔下的中国体验与中国认识,以及由此而构筑起来的中国形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这样的中国形象所产生的作用或后果:一方面,它为近代日本“蔑视型”的中国认识提供了实证体验与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则是构建起了将中国作为镜像来反观日本的思维模式或行动模式,带有“为了日本”的潜在目的,从而也就遮蔽了中国自身生发出变革力量的可能性。不言而喻,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日本的中国认识的内在逻辑,但是同时也将为我们就近代日本乃至当下日本树立的中国形象展开思索与批评,为中国当前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构建自身形象提供启示与借鉴。本论共分为六章,各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论以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燕山楚水》这一文本作为分析材料的选题缘由和问题意识,尝试在整体性地概述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考察中国状况这一背景之下来把握内藤的中国考察,进而梳理日本、中国、欧美的内藤湖南“前期研究”,尤其是围绕中国游记的研究与探讨,以此为基础确定了本论的研究主旨、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二章,“内藤湖南及其中国考察”:记者、史学者、政论者这样几个不同角色造就了内藤湖南的多重身份,这一身份的多重性与内藤的学问体系及其现实关注相互映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显示出内藤关注中国背后所隐藏的日本立场;通过分析也可以明确,内藤1899年的第一次中国旅行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日本国力逐渐强盛这一背景下,带着观察中国现状,寻找与西方对抗的可能性,思考日本的战略雄图等多种动机与目的下的一次中国考察。第三章,“中国风土考察”:本章选取内藤湖南中国体验之中具有“符号性”意义的“南画”、“寺观”、“长城”几个概念或范畴来解读内藤笔下构建的中国风土形象。这些概念或范畴,不仅出现在内藤的中国游记文本中,也曾在其他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叙述中多次出现。通过对这几个对象的分析呈现出内藤由此而构建的中国风土形象的内涵:南画——体现了内藤游历中国之前的“模式固见”（Stereo-Type）、寺观——表现出内藤考察中国之际的“直接体验”、长城——呈现出内藤感知中国之后的“行动指南”。换言之,内藤的中国风土考察,呈现了中华文明的衰落、强调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提示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与思考日本未来行动的可能性,涵盖了其踏访中国之前的想象、踏访期间的体验、踏访之后的思想、认识与行动,内藤湖南的中国想象、中国体验、中国认识在此构成了一个整体,成为内藤湖南审视与思索中国的一大基础。第四章,“中国人物考察”:本章选取内藤湖南重点关注的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人物,借助内藤的笔谈记录、历史材料来展开解读与比较。内藤湖南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与对民众的极低评价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两极化特征,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部,他的中国人物认识又显现出分化的特点。在内藤的笔下,批判了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一批改良派,呈现出他们作为错失了改革时机的“失败者”形象;推赞了其眼中既具有东方传统学识素养又兼具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以严复、王修植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树立其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未来的“希望者”形象;褒扬了他与之进行诗歌酬唱、学问切磋的以文廷式、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深厚汉学素养、博学多识之人,呈现出他们作为中国推进传统学问转型的“学问者”形象。失败者意味着过去的、落伍的;希望者意味着可能的、未来的;学问者意味着手段的、工具的。但是在这种多样化“类型”的中国人物形象的背后,在更深的层次上,内藤认为“希望者”、“学问者”不被人识、不受重用,对他们能否引领中国的改革持以悲观态度。内藤正是在这样两极化、否定性的判断基础上去把握中国未来的走向,从而显露出他在观察中国人物方面的局限性。第五章,“中国都市考察”:本章选取了内藤湖南停留时间较长、重点关注的北京、上海、苏州、杭州作为分析对象,借助《燕山楚水》的文本解读,细致剖析了内藤笔下构建起来的中国都市形象。即以北京为代表的“没落的中华帝国”形象,以上海为代表的“转型的现实中国”形象、以苏杭为代表的“未来的希望中国”形象。北京虽然“没落”,但内藤并未忽视它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对上海,内藤则发现了它的“特殊性”,以其为日本在苏杭设立专管租界的参考范例;在苏杭,内藤关注到了它的富庶和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租界现状和“教育事业”的开展情况,视其为“希望”之所在。这一复杂多样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认识从本质上来说是建立在思考日本可能性的延长线上的,因而这一影像也就难以避免陷入失真的危险。第六章,“结论”:即“批判视野下的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所谓“批判”,是指带有反思与重塑意义下的“批判”。具体来说,一是整理文献资料,推动思想反思,结合内藤的中国研究来展开实证性的探讨,揭示出内藤的第一次中国考察给予内藤自身的中国研究以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一是回归时代语境,重塑中国形象,站在跨文化形象学的立场来就内藤的中国考察进行理论批评与现实思索。就此而言,内藤通过中国考察而树立的中国形象,是日本基于谋求自我确认、想象操纵中国、试图支配中国这样的目的之下而衍生出来的,是将中国作为日本的镜像、作为日本的工具、作为日本的他者而存在的中国,基于这样前提与目的之下的中国观察必然阻碍了对于中国的准确认识与定位。总体而言,通过中国考察,尤其是1899年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内藤湖南树立了具有独特性格的中国形象,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自身的中国研究,日本民众的中国认识,乃至整个日本的中国想象。这样一个极为复杂、不断演绎的中国形象,就呈现在内藤切身体验的中国“壮游”之下,也浮现在内藤构思与想象中国的独特“眼光”之中,更体现在内藤试图主张、极力宣扬的“战略雄图”之后。
蔺妍[7]（2017）在《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立法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单一的运输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货物贸易的要求,货物多式联运应运而生并持续发展。《鹿特丹规则》将调整范围扩大到“海运+其他”的“门到门”货物多式联运,各国开始关注并加大货物多式联运尤其是含海运货物多式联运的立法力度。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合同法》、《海商法》及其他单式运输方式立法中,难以适应我国“海运强国”、“一带一路”的全局发展战略,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基于此,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等研究方法,借鉴国际社会、外国的立法经验,对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立法展开全面性、系统性研究。本文除了引言、结论、附录外,共分为六章。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立法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成果。在理清研究思路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重点。第一章明确了货物多式联运的概念并介绍其发展现状。笔者从“运输方式”、“多式”、“联运”等方面入手,确定了货物多式联运是水路运输、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中两种以上运输方式的组合。明确了以运输过程中是否存在运输工具的转换或者不同种类运输工具介入作为判断“多式”的标准;将货物多式联运与“综合运输”、“物流”、“联营运输”等概念进行了比较,突出这种运输方式的特殊性;并以“海铁联运”、“陆桥运输”、“海空联运”、“陆空联运”等主要联运方式为主线,介绍了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以及我国货物多式联运发展现状。第二章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确立了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的单独立法模式。笔者通过区分广义立法模式及狭义立法模式,明确了货物多式联运立法模式的目的性、构造性、动态性和整体性。通过货物多式联运的域外立法例分析,指出了对货物多式联运立法模式的选择受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多式联运发展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通过介绍我国学者对货物多式联运单独立法模式和分散立法模式的不同观点,提出了采用单独立法模式的主张,即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多式联运法》（以下简称《货物多式联运法》）。建议该法由交通运输部负责提案,包含货物多式联运中具有私法性质的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上,主张修改完善已有法律,并逐步推进相关行政立法及地方立法。第三章论证了我国货物多式联运单独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笔者从五个方面阐述单独立法的必要性,即货物多式联运单独立法可以顺应货物多式联运的发展,符合货物多式联运立法国际发展趋势,可以促进我国综合运输法律体系建设,解决实践中法律适用问题,弥补现有法律漏洞。同时指出了以“法律形式”进行立法的必要性,即这种形式符合我国立法权限的运行趋势,能有效避免法律效力上的冲突,可以包含具有私法属性的货物多式联运主要法律制度,并切合我国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笔者还指出,《鹿特丹规则》的通过,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政策的支持,“大部制改革”的推进以及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货物多式联运单独立法提供了可行性。第四章明确了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法的性质。笔者运用公法/私法界分理论,分析了货物多式联运领域的公法与私法界分。提出了货物多式联运合同制度、货物多式联运单证制度、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货物多式联运合同请求权时效制度等,具有典型的私法性质。这些制度作为《货物多式联运法》中的主要制度,决定了该法的私法性质。也明确了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准入制度、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管理及处罚制度、货物多式联运基础设施建设等具有公法性质,由行政立法机关以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等形式加以规范。第五章确立了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法的地位。笔者明确指出《货物多式联运法》中未涉及的货物多式联运合同一般原则,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货物多式联运法》的“网状责任制”下,《海商法》及其他单式运输方式立法作为区段运输立法,在满足条件时会被适用。《合同法》、《海商法》未来的修改趋势中,有关货物多式联运的规定要尽量与《货物多式联运法》保持一致。对域外立法的选择,适用国际私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及“最密切联系原则”。第六章重点研究了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法》的主要法律制度。第一,明确了货物多式联运合同范围。即起运地或目的地有一个在我国境内的货物多式联运合同,无论多式联运中的两种以上运输方式是否包含水路运输。第二,明确规定了货物多式联运合同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建议引入《鹿特丹规则》中履约方的概念,将其界定为“多式联运经营人以外,直接或者间接在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要求、监督或者控制下,履行或者承诺履行多式联运经营人在多式联运合同中有关货物接收、装载、搬移、积载、运输、照料、保管、卸载或者交付的任何义务的人。”明确了各主体的权利义务。第三,完善了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借鉴《鹿特丹规则》中的“最小网状责任制”,确定了多式联运经营人对货物灭失、损坏及迟延交付的赔偿责任及责任限制适用“经修订的网状责任制”,但区段法律的适用被限制在最小范围内;明确了经营人责任基础为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并规定了免责事项及举证责任;明确了经营人的责任期间为“接管货物时起至交付货物时止掌管货物的期间”。明确了经营人的责任范围包括货物灭失、损坏的赔偿及迟延交付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界定了迟延交付的情形;依据多式联运是否包含水路运输,确定了多式联运经营人对货物灭失、损坏的赔偿责任限制适用不同的标准。规定了迟延交付导致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制以及赔偿总额限制。第四,完善了货物多式联运单证制度。提出了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当凭可转让多式联运单证正本交付货物,适用“无单放货”的规定。第五,确立了货物多式联运合同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指出了货物多式联运合同请求权诉讼时效不适用“网状责任制”,借鉴我国《民法总则》,统一规定不同区段运输合同请求权诉讼时效及多式联运经营人向履约方的追偿时效。通过以上章节的论述,笔者进行了法律条文设计,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多式联运法》（建议稿）,作为附录,供我国立法部门参考借鉴。期待本文的研究成果能推动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立法,完善我国货物综合运输法律法规体系,促进货物多式联运市场可持续发展,并为尽快实现我国“海运强国”、“一带一路”的全局发展战略目标贡献力量。
王胜[8]（2016）在《菲律宾现代“疆土”的形成（1898-1947） ——论证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新视角》文中提出维护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是当今及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外交实践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任务。由于人类海洋活动的困难、历代政权对海洋不够重视等原因,特别是在中国诸多历史资料中,对南海岛礁分布、中国人在南海岛礁上的开发经营、管理维护等做系统描述的文字留世不多,错讹时出,因此中国历史性权利的确定和足够历史证据的发掘,仍然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巨大挑战。相反,南海其他周边国家近代以来曾相继沦为西方大国的殖民地,其宗主国在这些地区留下了诸多航海日志、地图资料、官方文件和外交档案,为研究南海周边国家近代疆土范围和海域状况等,保存了较丰富的材料。因此,本研究采取与中国大多数现有研究不同的路径,以菲律宾现代“疆土”形成为主要讨论对象,研究和批驳菲律宾提出的权益依据,从反面为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提供支撑,说明中国在南海历史性权利具有合理性。同时,由于美国是现代菲律宾疆土形成中的重要行为者,本研究也揭示了美国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立场,有利于我国对美交涉。菲律宾现代疆土的形成与美国殖民统治时期三个国际条约密切相关。1898年美西战后双方签订的巴黎和平条约第三款初步勾勒了现代菲律宾疆土的外形轮廓;1900年华盛顿条约又将菲律宾南部的锡布图岛和卡加延苏禄岛纳入美属菲律宾。一幅1908年由美国人霍奇森所制菲律宾地图将两个国际条约规定的岛屿范围线,分别称作“巴黎条约线”与“后来条约”线。1928年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使美属菲律宾失去了对该岛的主权。1930年美英签署的华盛顿条约则又将茫西群岛和海龟群岛纳入菲律宾群岛。经1900年、1928年和1930年三次岛屿增减,1898年最初勾勒菲律宾现代疆土范围的“巴黎条约线”,最终演变为“菲律宾条约界限”（或“国际条约界限”）。1935年菲律宾自治政府宪法肯定了“条约界限”范围内的疆土作为菲律宾的领土。1937-38年在讨论能否依据1900年华盛顿条约将斯卡伯格礁（黄岩岛）纳入菲律宾群岛时,美菲内部对“条约界限”的地位提出了质疑,但无论是美国国务院的相关指示,抑或后来1938年、1944年的美制菲律宾地图等事实,均证明“条约界限”已趋固定。由“菲律宾条约界限”圈定的美属菲律宾,于1946年被新兴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正式承继,成为菲律宾法定化的疆土。菲律宾现代疆土的形成过程表明,美国对菲律宾疆土的根本政策是,将西班牙曾享有主权或管辖权的一切岛屿纳入美属菲律宾。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菲律宾疆土形成中的多次外交实践,是其对南北划界仅以文字说明而无确切经纬度的、停留于纸面上的西班牙属菲律宾疆土,经科学化的经纬度划界后付诸实际行动的结果,也是其运用国际法、国际条约等一般国际规范与准则,将西班牙统治时期那些鞭长莫及、人烟荒芜、长期漠视的,且与周边殖民大国相邻的模糊地带的岛礁,纳入自身殖民行政统治体系的表现。菲律宾疆土的形成过程反映了美国在菲律宾疆土范围认识层面由模糊不定逐渐走向清晰明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外交实践和独立之际菲律宾的西部疆土边界未突破东经118度,从而不包括南海诸岛。因此,1947年中国政府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以南海断续线的形式界定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历史性权利时,并不涉及任何菲律宾的疆土。中国南海断续线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在当前南海争端中,西方国家与学者长期以来把持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话语的书写,不仅以20世纪后期形成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判20世纪上半叶的南海格局,而且抓住中国历史上不重视海洋、涉海材料不系统、有错讹等,否定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从菲律宾现代疆土的形成、中国南海断续线的制定,及战后南海地区国际秩序的确立角度看,西方对中国在南海历史性权利的指责毫无道理。菲律宾后来对南海部分岛礁,特别是黄岩岛提出主权诉求没有根据。与现有西方世界的理解或认识相反,中国当前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权益主张,本质上是为了恢复以战时盟国相关法律文件为基础的战后南海地区秩序。中国对南海断续线内岛礁与相关海域权益的主权主张同战后南海地区确定的为周边国家普遍承认的秩序具有紧密、自洽的内在联系。
刘泓泉[9]（2016）在《南通渔业现代化研究（19272000）》文中认为濒江临海的南通自古便有着较为丰厚的渔业资源与发展渔业的独特优势。进入近代以来,虽然张謇于清末开启了南通及我国渔业现代化的进程,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包括南通在内的我国渔业仍多以传统渔业为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建立后至2000年间,南通渔业现代化则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这其中,既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渔业现代化的初步展开与受阻,也经历了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渔业的恢复与渔业现代化的再次起步及一定发展,更有改革开放后渔业现代化的强势推进与加速发展。在这一历程中,南通的渔业生产、渔民、渔村与渔港之发展逐渐迈向现代化。渔业生产方面,南通渔业生产的渔船与网具在传承基础上逐步得到了改进与革新。改革开放后,现代渔船与网具的生产更是呈现出了规模化之势;捕捞渔业在经历了兴盛、受阻、恢复、发展、产业调整及转型等后,进一步走向现代化;养殖渔业历经兴起、发展、推进、快速与产业化发展后,不断彰显了其日益现代化的程度与水平;水产品的保鲜与加工则在传承中实现了创新与规模化发展;水产品的销售与贸易也渐次由鱼行主导化、国营化走向现代市场化。渔民方面,解放前南通渔民困窘的生活处境、受损的权益、薄弱的教育及卑微的社会地位等在解放后均发生了巨变。渔民生活逐渐改善并在改革开放后日渐富裕,权益受到了切实的维护与保障,教育获得了持续的注重和提高,社会地位也有了较大的提升。渔民的生产、生活习俗及信仰也渐渐变迁与移风易俗。渔村与渔港的现代化建设上,解放前,南京国民政府对渔村与渔港的建设虽有关注,但渔村除了衰败根本无建设,渔港建设也进展甚微。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南通渔村进行了整治与初步建设,渔港的建设提上日程并正式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渔村（区）与渔港的建设发展和推进的步伐加快。在南通渔业生产、渔民、渔村与渔港渐行向现代化推进的同时,对其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渔业管理也日渐现代化。其中,渔业生产管理除不断注重组织机构与制度建设外,还通过渔业指导与合作、渔业集体生产与计划调控、渔业生产承包与渔政管理及目标管理等不断推进渔业生产管理的现代化;渔民与渔村的管理也由钳制渔民的保甲制向民主化等管理方式嬗变。改革开放后,现代渔民与渔村（港）的管理则在改革中继续推进。作为近现代我国渔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典型,南通渔业现代化的历程折射出了渐进的我国渔业现代化之曲折与不易。南通渔业现代化为江苏乃至全国的渔业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其举足轻重之地位倍显,并较好地发挥了自身的示范引领与促进作用。而南通渔业现代化在其发展与推进过程中也呈现出了一定的特点,且为我国渔业现代化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这无疑对我们今天继续推进渔业现代化有着较好的借鉴。
中村贵（Nakamura Takashi）[10]（2015）在《太湖流域春申君传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春申君（生年不详—公元前238年）黄歇,战国晚期楚国宰相,与孟尝君、平原君及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君子”。关于他的传说,除了“四君子”、“食客三千人”、“珠履”及“李园谋划”等“政治英雄”传说之外,还有从古至今流传在太湖流域的传说。秦汉时期春申君传说已经开始地方化。根据史料与地方志的记载,历代在太湖流域有由春申君而得名的山川、“春申君庙”与“春申君祠”等祠庙、以及“春申君所开”的“申港”与“春申浦”等水利工程、以及其他与春申君相关的众多遗迹。太湖流域历代频发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受到极大影响。该地域为了预防水灾极为重视兴修水利,形成了大禹、吴太伯、伍子胥及范蠡等的治水传说及其谱系,春申君属于其谱系之一,依靠这个治水传说谱系而代代相传。在太湖居民的眼里,春申君是“兴利除害”、“攘除水患”等预防水灾的治水人物,他们把春申君视为神,建立祠庙奉祀春申君。太湖居民为了表达对春申君的崇敬,颂扬他的功劳,通过祭祀春申君实现愿望、预防水灾,这就是春申君传说传承的重要原因。太湖流域春申君传说,是在太湖流域的特定地理空间为基础传承与传播。太湖流域既是自然空间,也是由太湖居民创造的人文空间。太湖居民对太湖流域的地方认同是春申君治水传说传承的基础,春申君治水传说也使太湖居民不断地唤醒这种地方认同。这两者的互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春申君的传说除了口头、文本等语言叙事以外,还通过物象的景观叙事传承下来。由春申君而得名的山川、相关的宫殿、城门及城墙等建筑物是作为春申君传说的重要标志与象征物,不断唤起当地人的集体记忆。尤其是“春申君所开”的申港、春申塘、黄浦江等景观都与春申君治水传说直接关联,对春申君治水传说的传承与传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春申君庙”、“春申君祠”等祠庙中,春申君被认为是“社神”、“土地神”。这些祭祀行为（民俗行为）也是太湖流域春申君治水传说的重要传承形式之一。太湖流域春申君传说是由于太湖流域的治水空间（在由太湖及其水系构成的水空间的基础上,因太湖居民及其生活而构建的人文空间）、太湖居民及其对作为治水人物的春申君的集体记忆建构起来,通过语言叙事、景观叙事以及民俗行为等传承形式代代相传。随着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春申君传说面临着新的局面。当地政府利用春申君传说将有关遗迹开发为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近年来,“申”、“申城”及“春申”作为表示上海的地域文化符号,颇受关注,上海政府机关与学者纷纷提出了“春申文化”的文化概念,上海的春申君治水传说以“上海的开拓者”的春申君形象为基础,由此演变成“春申文化”,被认为是上海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在弘扬上海城市文化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与城区建设 |
| 第一节 解放前梅县政区建置沿革及市政改革背景 |
| 一、建国前梅县的建制沿革 |
| 二、民国时期梅县城区市政改革背景 |
| 第二节 民国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名称与成立时间 |
| 一、民国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名称 |
| 二、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成立时间 |
| 第三节 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 |
| 一、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组织架构 |
| 二、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运作机制 |
| 第四节 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的市政建设活动 |
| 一、城区周围防御工事修建 |
| 二、城区街道建设 |
| 三、城区骑楼建设 |
| 四、桥梁及菜市建筑 |
| 五、已筹划而未及实施的建设事项 |
| 第二章 兴宁县市政委员会与市政建设 |
| 第一节 兴宁县市政改革的背景 |
| 第二节 兴宁县市政委员会与市政建设委员会 |
| 第三节 兴宁县城市政建设 |
| 一、城区道路修建 |
| 二、兴宁城内外的骑楼街屋建设 |
| 三、城镇水利及林业建设 |
| 四、公共休闲设施建设——重建中山公园 |
| 五、兴宁市政改革中遇到的困难 |
| 第三章 丰顺、蕉岭和五华的市政建设 |
| 第一节 《丰顺县附城全图》中所见的华侨家族与城市建设 |
| 一、绘制特色与基本内容 |
| 二、丰良镇华侨家族及其斗争 |
| 三、丰顺县政府市政建设措施及华侨家族贡献研究 |
| 第二节 蕉岭县城市政建设 |
| 一、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的促进 |
| 二、城区市政建设措施 |
| 三、交通及通信建设 |
| 四、华侨对城市建设的贡献 |
| 第三节 侨资推动下的五华县华城镇城外新市场建设 |
| 一、五华县新街建设背景 |
| 二、华侨与南门新市场的建设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松口的侨资房地产业与镇区建设 |
| 第一节 松口镇的水陆交通及华侨概况 |
| 一、松口镇水陆交通情况 |
| 二、松口镇华侨概况 |
| 第二节 松口镇的侨资房地产业与镇区建设 |
| 一、松口镇工商业发展 |
| 二、松口镇华侨及其家族的房地产业投资 |
| 三、华侨参与下的松口镇镇区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火车站与其周边地区相互关系研究的意义 |
| 1.1.2 案例的比较分析是火车站与其周边地区相互关系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
| 1.1.3 问题的提出:广州三大铁路客站地区作为案例研究的典型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
| 1.3.2 相关研究综述 |
| 1.3.3 相关研究主要问题与不足 |
| 1.3.4 研究将聚焦的基本理论命题 |
| 1.4 研究视角 |
| 1.4.1 “车站关联地区”的提出及其与“车站地区”的辨析 |
| 1.4.2 案例比较分析方法之于“车站地区”命题的综合应用 |
| 1.4.3 “车站关联地区”空间演化的实证研究分析思路 |
| 1.4.4 “车站关联地区”、“车站地区”空间开发的规范研究分析思路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理论意义 |
| 1.5.2 实践意义 |
| 1.6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铁路与城市互动影响下的广州“三站” |
| 2.1 导言 |
| 2.1.1 广州中心城区之铁路与城市互动演变的主要历程 |
| 2.1.2 广州“三站”之客运量对城市经济增长贡献的检验分析 |
| 2.1.3 广州“三站”是铁路与城市互动影响的主要焦点 |
| 2.2 广州“三站”的选址过程及其决策机制 |
| 2.2.1 “铁路主导”:广州站的选址、建设 |
| 2.2.2 “城市主导”:广州东站的选址、建设 |
| 2.2.3 “铁路与城市合谋”:广州南站的选址、建设 |
| 2.3 广州“三站”的运输功能分析 |
| 2.3.1 广州站的运输功能分析 |
| 2.3.2 广州东站的运输功能分析 |
| 2.3.3 广州南站的运输功能分析 |
| 2.4 广州“三站”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影响 |
| 2.4.1 广州站是现代城市格局初步形成的重要因素 |
| 2.4.2 广州东站是天河城市中心区空间结构演化的重要支点 |
| 2.4.3 广州南站是城市“南拓”发展战略的重要“棋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广州站关联地区的空间演化及其内在机制分析 |
| 3.1 导言 |
| 3.2 “广州站关联地区”土地利用的演变:车站的主导作用 |
| 3.2.1 “前广州站时代”:城市郊区演变为城乡结合部的空间、景观格局 |
| 3.2.2 “一站时代”:单向分布、公服设施用地的圈层布局与旅馆用地的扩展 |
| 3.2.3 “两站及三站时代”:双向分布、批发市场用地主导及其成片发展 |
| 3.2.4 “广州站关联地区”土地利用演变的总体特征 |
| 3.3 “广州站关联地区”的功能业态:车站客流经济为主体走向车站诱导经济为主体 |
| 3.3.1 基于建筑面积数据的分析 |
| 3.3.2 基于邮政编码分区单元的企业数据分析 |
| 3.3.3 小结 |
| 3.4 “广州站关联地区”空间形态与交通体系的演变 |
| 3.4.1 空间形态:级差地租导向 |
| 3.4.2 交通体系:单向平面放射体系走向双向立体网格体系 |
| 3.5 “广州站关联地区”空间演化的总体特征及其内在机制分析 |
| 3.5.1 空间演化的总体特征 |
| 3.5.2 内在机制 |
| 3.5.3 车站与关联地区商贸批发业之运输联系的问卷及访谈调研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州东站关联地区的空间演化及其内在机制分析 |
| 4.1 导言 |
| 4.2 “广州东站关联地区”土地利用的演变:车站的辅配作用 |
| 4.2.1 “前广州东站时代” |
| 4.2.2 “两站及三站时代” |
| 4.2.3 “广州东站关联地区”土地利用演变的总体特征 |
| 4.3 “广州东站关联地区”的功能业态:车站诱导经济成为主体 |
| 4.3.1 基于建筑面积数据的分析 |
| 4.3.2 基于邮政编码分区单元的企业数据分析 |
| 4.3.3 小结 |
| 4.4 “广州东站关联地区”空间形态与交通体系的演变 |
| 4.4.1 空间形态:城市轴线导向为主 |
| 4.4.2 交通体系:双向立体枢纽体系的形成 |
| 4.5 “广州东站关联地区”空间演化的总体特征及其内在机制分析 |
| 4.5.1 空间演化的总体特征 |
| 4.5.2 内在机制 |
| 4.5.3 车站与关联地区商务服务业之运输联系的问卷及访谈调研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州南站新城空间开发的现状及其发展建议 |
| 5.1 导言 |
| 5.2 “广州南站新城”空间开发的现状 |
| 5.3 广州“两站”关联地区案例的总结 |
| 5.4 “广州南站新城”与广州“两站”关联地区的差异及其挑战 |
| 5.5 “广州南站新城”空间开发的主要策略 |
| 5.6 “广州南站新城”的愿景展望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广州“三站”地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过程与机制解析 |
| 6.1 导言 |
| 6.2 广州“三站”地区演绎了三种空间发展模式 |
| 6.3 广州“三站”规划思想演变:车站作为城市发展的“工具”属性不断增强 |
| 6.4 “车站关联地区”构成一种独特的城市空间类型 |
| 6.5 车站地区要素驱动的作用机理 |
| 6.6 “站-城”关系的本质是空间供给与需求的匹配 |
|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1.3 研究的创新性 |
| 0.2 已有相关研究述要 |
| 0.3 关于本文研究的一些说明 |
| 0.3.1“南京近代”在本文中的含义 |
| 0.3.2 相关概念解释 |
| 0.3.3 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以前南京的商业区布局与商业建筑 |
| 1.1 南京城史地特征与商业区布局 |
| 1.1.1 城市格局与商业区分布 |
| 1.1.2 城南水系与商业街市布局 |
| 1.2 商业街市与小型临街商业建筑：南京传统商业空间的两种原型 |
| 1.2.1 传统商业街市 |
| 1.2.2 小型临街商业建筑 |
| 1.3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及民国初年南京的商业街市与商业建筑（晚清～1927） |
| 2.1 概述：晚清至民国初年南京的商业区与商业街市 |
| 2.1.1 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区的变迁 |
| 2.1.2 商业街市与小型临街商业建筑的发展特征 |
| 2.2 下关开埠与商埠现代化 |
| 2.2.1 下关地区的历史沿革与商业位势 |
| 2.2.2 下关的商业街市与新商业建筑类型 |
| 2.2.3 西风东渐的建筑形式：外廊样式 |
| 2.2.4 小结 |
| 2.3 清末新政与南洋劝业会 |
| 2.3.1 南洋劝业会的背景 |
| 2.3.2 南洋劝业会的缘起与筹备 |
| 2.3.3 端方的现代化理想与劝业会场的布局与空间 |
| 2.3.4 南洋劝业会的现代化空间体验 |
| 2.3.5 聚珍赛奇：南洋劝业会的展品与陈赛 |
| 2.3.6 南洋劝业会与南京城市改造及城市近代化 |
| 2.3.7 小结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商业区计划、旧城商业街区改造及商业设施建设（1927-1937） |
| 3.1 概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的商业概况及商业设施建设 |
| 3.1.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社会与商业概况 |
| 3.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城市商业街区及商业设施发展概况 |
| 3.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商业区计划 |
| 3.2.1 《首都计划》前的商业区计划 |
| 3.2.2 《首都计划》关于商业区与商业设施的计划 |
| 3.2.3 《首都计划》后关于工商业区的计划 |
| 3.3 新商业区的开辟与旧城商业街道的改造 |
| 3.3.1 新街口银行及商业区规划及建设 |
| 3.3.2 旧城商业街道的改造 |
| 3.4 国货运动与南京的现代化商业设施（1927 年~1937 年） |
| 3.4.1 国货运动的背景及其发展 |
| 3.4.2 国货陈列馆：宣传国货的大本营 |
| 3.4.3 国货公司：政府导向的国货事业 |
| 3.4.4 中央商场：抗战前“南京唯一之大规模商场”（1934 年~1936 年） |
| 3.5 社会改良类商业设施：大型菜场的建设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占时期南京商业设施的改造与建设（1937-1945） |
| 4.1 背景：日军对南京城市商业设施的破坏 |
| 4.2 概述：日占时期南京城市商业概况与商业设施建设 |
| 4.2.1 日占时期南京社会及商业概况 |
| 4.2.2 日占时期南京的商业设施建设与发展概况 |
| 4.3 日本人创办的商业设施 |
| 4.3.1“日人街”的划定 |
| 4.3.2 日本连锁型百货商店的出现 |
| 4.3.3 日本商人的市房改造与建设 |
| 4.4 当局的商业设施改造与建设 |
| 4.4.1 1938至1940年间的菜场、市房与简易市场的改造与建设 |
| 4.4.2 1940年以后的市房建设 |
| 4.5 中国商人创办的集中型商业设施 |
| 4.5.1 内街式集中型商业设施：商场 |
| 4.5.2 简易的集中型商业设施：市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商业设施的发展（1945～1949） |
| 5.1 概述：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城市商业概况与商业设施 |
| 5.1.1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社会与商业概况 |
| 5.1.2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城市商业区及商业设施发展概况 |
| 5.2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商业街区的改良与建设 |
| 5.2.1 既有商业区的改良计划 |
| 5.2.2 市区的北拓：中山北路沿线建设 |
| 5.3 国货运动与南京的现代化商业设施（1945 年~1949 年） |
| 5.3.1 国货运动的背景 |
| 5.3.2 中央商场的改造与扩建（1945 年~1946 年） |
| 5.3.3 国货公司的复业与续办 |
| 5.3.4 国货展览会的创办 |
| 5.4 当局主办的大型商业设施 |
| 5.4.1 下关热河路商场及菜场（1946 年~1947 年） |
| 5.4.2 八府塘菜场（1946 年~1947 年） |
| 5.5 商人创办的大型商场和市房 |
| 5.5.1 商办的大型商业设施 |
| 5.5.2 市房的营建与改造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空间形式发展特征探析 |
| 6.1 南京近代传统商业街市与小型临街商业建筑空间的现代化演绎 |
| 6.1.1 传统商业街市的空间形式演绎及特征 |
| 6.1.2 传统小型临街商业建筑的空间形式演绎及特征 |
| 6.2 南京近代市房建筑的空间形式特征 |
| 6.2.1 市房的建筑类型及其特征 |
| 6.2.2 市房店面的商业元素 |
| 6.3 南京近代大型商场建筑的空间形式特征 |
| 6.3.1 大型商场的发展沿革 |
| 6.3.2 大型商场的建筑空间形式探析 |
| 6.4 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空间形式发展的原因探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启示 |
| （一） 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发展的历史轨迹综述 |
| （二） 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的现代化发展特征 |
| （三） 认识和启示 |
| 结语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论文附录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旨趣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旨趣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水利、水利工程和农田水利 |
| (二) 文本与情景 |
| 三、学术回顾 |
| (一) 全省范围内水利事业的研究 |
| (二) 具体河流、湖泊治理等相关水利事业研究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述论 |
| 一、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现存概况 |
| 二、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纂述概况 |
| 三、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的特色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报刊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一、省内官方刊物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二、省内其他机构刊物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三、省外刊物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第三节 档案中的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一、档案中水利资料的系统性 |
| 二、档案中水利资料的研究性 |
| 三、档案资料的原始记录性应用研究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水利专书及近代地方志和现代地方水利志中水利资料述论 |
| 一、民国时期水利专书 |
| 二、现代地方水利志书 |
| 第五节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相关简表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云南主要的水利工程文本述论 |
| 第一节 部分完结报告书 |
| 一、《仙云两湖口工程处完结工程事略》的编纂概况 |
| 二、《仙云两湖口工程处完结工程事略》的主要内容 |
| 三、《仙云两湖口工程处完结工程事略》的社会情景 |
| 第二节 疏浚河道水利计划书 |
| 一、《南盘江上游水利工程计划书附概要》 |
| 二、《西畴县畴阳河两岸水利计划方略》 |
| 第三节 工程勘测纪载书 |
| 一、《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署正江实勘报告书》的编纂情况 |
| 二、《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署正江实勘报告书》的主要内容 |
| 三、《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署正江实勘报告书》的社会情景 |
| 第四节 工程实施经过书 |
| 一、《昭鲁水利工程志》 |
| 二、《云南宾川龙公海治平渠工程概略》 |
| 第五节 民国后期水利工程专书 |
| 一、《嵩明嘉丽泽水利工程处卅四周年概览》的编纂情况 |
| 二、《嵩明嘉丽泽水利工程处卅四周年概览》的主要内容 |
| 三、《嵩明嘉丽泽水利工程处卅四周年概览》的社会情景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微探 |
| 第一节 水利工程文本纪载内容的变化 |
| 一、水利工程文本纪载内容的专业性变化 |
| 二、水利工程纪载文本内容的“业余性”变化 |
| 第二节 水利工程文本的编纂初衷 |
| 一、纪录工程、以资传世 |
| 二、“勒石”的纪录传统 |
| 三、编纂文本以资借鉴 |
| 第三节 编纂思想的变化：由工程文本到水利专门志书的发展趋势 |
| 第四节 民国云南水利科技的发展 |
| 第五节 民国发展水利事业的视野 |
| 一、发展全国性水利的视野 |
| 二、发展省内公益事业的视野 |
| 三、水利工程发展的其他视野 |
| 第六节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事业的兴办特色 |
| 一、政府极力倡导 |
| 二、民众积极响应与倾力支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问题提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的内藤湖南研究现状 |
| 1.2.2 中国的内藤湖南研究现状 |
| 1.2.3 欧美的内藤湖南研究现状 |
| 1.3 本研究的主旨、方法与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内藤湖南及其中国考察 |
| 2.1 多重身份下的内藤湖南 |
| 2.1.1 作为记者的内藤湖南 |
| 2.1.2 作为史学者的内藤湖南 |
| 2.1.3 作为政论者的内藤湖南 |
| 2.2 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 |
| 2.2.1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考察 |
| 2.2.2 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动机和目的 |
| 第三章 中国风土考察 |
| 3.1 南画与中国的风土 |
| 3.1.1 南画与第一眼中国印象 |
| 3.1.2 以南画为契机的中日风土比较 |
| 3.1.3 南画与日本文人批评 |
| 小结 |
| 3.2 寺观与中国的风土 |
| 3.2.1 宗教视角下的寺观 |
| 3.2.2 南北差异视角下的寺观 |
| 3.2.3 学术视角下的寺观 |
| 小结 |
| 3.3 长城与中国的风土 |
| 3.3.1 想象的印证:长城第一印象 |
| 3.3.2 现实的感慨:壮观与雄伟、颓败与荒凉 |
| 3.3.3 未来的想象:神往与雄心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人物考察 |
| 4.1 对改良派的批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
| 4.1.1 对改良派的人品评论 |
| 4.1.2 对改良派识见的批评 |
| 4.1.3 对张之洞经营事业的批评 |
| 小结 |
| 4.2 对“有识之士”的推赞——以严复为中心 |
| 4.2.1 对“有识之士”的访求 |
| 4.2.2 与“有识之士”的问题接点 |
| 4.2.3 内藤湖南笔下的严复形象 |
| 小结 |
| 4.3 与“学问者”的切磋、唱和——以文廷式为中心 |
| 4.3.1 作为“南方人士中的佼佼者”的文廷式形象 |
| 4.3.2 作为“好学的中国人”之典范的文廷式形象 |
| 4.3.3 作为诗文酬唱、学问切磋之对象的文廷式形象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都市考察 |
| 5.1 没落的中华帝国——以北京为中心 |
| 5.1.1 没落景象之一:地力贫瘠与景物残破 |
| 5.1.2 没落景象之二:浮华虚饰与不求实用 |
| 5.1.3 没落景象之三:清政府的无力与民众的无序 |
| 小结 |
| 5.2 转型的现实中国——以上海为中心 |
| 5.2.1 非传统的新型都市 |
| 5.2.2 非一般的中国都市 |
| 5.2.3 非中国的独立都市 |
| 小结 |
| 5.3 未来的希望中国——以杭州、苏州为中心 |
| 5.3.1 杭州、苏州考察概况 |
| 5.3.2 发现未来的希望 |
| 5.3.3 如何实现希望 |
|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综述 |
| 6.1.1 中国风土的考察 |
| 6.1.2 中国人物的考察 |
| 6.1.3 中国都市的考察 |
| 6.2 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以后的中国研究 |
| 6.2.1 内藤湖南的历史研究 |
| 6.2.2 内藤湖南的政治研究 |
| 6.2.3 内藤湖南的文化研究 |
| 6.3 批判视野下的内藤湖南中国考察 |
| 6.3.1 情感的剥离——从“汉学”到“支那学” |
| 6.3.2 视点的转换——从“文明叙述”到“文化叙述” |
| 6.3.3 主体的树立——从“依附西方”到“想象东方” |
| 附录 |
| 附录1 内藤湖南年谱 |
| 附录2 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行程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货物多式联运概述 |
| 第一节 货物多式联运的概念 |
| 一、货物多式联运概念界定 |
| 二、货物多式联运与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发展 |
| 一、集装箱运输与货物多式联运 |
| 二、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的发展 |
| 一、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现状 |
| 二、我国货物多式联运发展的局限性 |
| 第二章 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的立法模式 |
| 第一节 货物多式联运立法模式基本理论 |
| 一、立法模式基本理论 |
| 二、货物多式联运立法模式的概念及构成要素 |
| 第二节 域外货物多式联运立法介评 |
| 一、有关货物多式联运的国际统一立法状况 |
| 二、货物多式联运立法模式的外国立法例 |
| 第三节 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立法现状分析 |
| 一、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立法概况 |
| 二、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立法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立法模式的选择 |
| 一、我国货物多式联运立法模式的不同观点 |
| 二、我国货物多式联运单独立法模式的构想 |
| 第三章 我国货物多式联运单独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第一节 我国货物多式联运单独立法的必要性 |
| 一、顺应货物多式联运迅速发展的需要 |
| 二、符合货物多式联运立法国际发展趋势的需要 |
| 三、促进我国综合运输法律体系建设的需要 |
| 四、解决货物多式联运实践中法律适用问题的需要 |
| 五、弥补现有法律漏洞的需要 |
| 第二节 我国货物多式联运以“法律”形式立法的必要性 |
| 一、符合我国立法权限的运行趋势 |
| 二、避免法律效力上的冲突 |
| 三、涵盖货物多式联运主要法律制度 |
| 四、切合我国立法的指导思想及原则 |
| 第三节 我国货物多式联运单独立法的可行性 |
| 一、《鹿特丹规则》的通过提供了契机 |
| 二、我国货物多式联运发展政策提供了软环境 |
| 三、“大部制改革”的推进提供了条件 |
| 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理论支撑 |
| 第四章 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法的性质 |
| 第一节 公法/私法的界分理论 |
| 一、公法/私法划分的由来 |
| 二、公法/私法的划分标准 |
| 三、公法/私法的联系与发展 |
| 第二节 货物多式联运领域的公法/私法界分 |
| 一、货物多式联运领域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
| 二、货物多式联运法中公法与私法的融合 |
| 第三节 货物多式联运法性质的外国立法借鉴 |
|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界定 |
|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界定 |
| 三、两大法系公私法的融合趋势 |
| 第四节 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法》的性质界定 |
| 一、我国公法/私法的界分 |
| 二、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法》的私法属性 |
| 第五章 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法的地位 |
| 第一节 货物多式联运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
| 一、货物多式联运法与民商法的关系 |
| 二、货物多式联运法与运输法及单式运输方式立法的关系 |
| 三、货物多式联运法与相关国际立法的关系 |
| 四、货物多式联运法与相关行政法规的关系 |
| 第二节 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
| 一、《货物多式联运法》与《合同法》的关系 |
| 二、《货物多式联运法》与《海商法》的关系 |
| 三、《货物多式联运法》与其他单式运输方式立法的关系 |
| 四、《货物多式联运法》与国际立法的关系 |
| 第六章 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法的主要制度及条文设计 |
| 第一节 货物多式联运合同制度 |
| 一、国际公约及外国立法例的规定及评价 |
| 二、我国现有法律对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的界定 |
| 三、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法》应采用之货物多式联运合同概念 |
| 四、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的实践判断 |
| 第二节 货物多式联运合同主体及其权利义务 |
| 一、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及其权利义务 |
| 二、履约方及其权利义务 |
| 三、托运人及其权利义务 |
| 四、收货人及其权利义务 |
| 第三节 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 |
| 一、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理论基础 |
| 二、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国际立法例 |
| 三、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制度的外国立法例 |
| 四、我国立法对货物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的规定 |
| 五、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法》中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体系的设计 |
| 第四节 货物多式联运单证制度 |
| 一、货物多式联运单证的外国立法例 |
| 二、我国货物多式联运单证制度现状 |
| 三、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法》中的单证制度设计 |
| 第五节 货物多式联运合同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 |
| 一、货物多式联运合同请求权诉讼时效的外国立法例 |
| 二、我国货物多式联运合同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的缺陷 |
| 三、我国《货物多式联运法》中诉讼时效制度的设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多式联运法》建议稿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大纲安排 |
| 第五节 史料说明 |
| 第六节 历史地图对本研究的意义 |
| 第七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西班牙统治时期菲律宾总督辖区的演进 |
| 第一节 西班牙势力的东渐与“菲律宾”名谓的产生 |
| 一、麦哲伦探险队对西班牙属“西部群岛”的探险 |
| 二、1529年西葡萨拉戈萨条约的签订 |
| 三、对“西部群岛”的再探险与“菲律宾”名谓的产生 |
| 第二节 菲律宾总督区的建立及菲律宾群岛范围的演进 |
| 一、黎牙实比远征队占领宿务岛及菲总督区的建立 |
| 二、西班牙对吕宋岛的拓殖 |
| 三、“大菲律宾群岛”的形成:对棉兰老岛、苏禄群岛的征服 |
| 第三节 国际条约下的西属菲律宾群岛 |
| 一、1885年马德里条约对西属菲律宾群岛的南部划界 |
| 二、1895年东京条约对西属菲律宾群岛的北部划界 |
| 三、美西战争前西班牙总督辖区的实际范围 |
| 第二章 美西战争与稀见1908年菲律宾地图所示美属菲律宾疆土 |
| 第一节 美西战争与菲律宾群岛的易手 |
| 一、美西战争的爆发与扩张主义者的胜利 |
| 二、美国内部对割占菲律宾群岛范围的争论 |
| 第二节 1908年“霍奇森”菲律宾地图 |
| 一、美西战争后美国对菲律宾群岛地图的绘制 |
| 二、1908年“霍奇森”地图中“鸣谢”内容解读 |
| 三、“霍奇森”地图的官方色彩及其价值 |
| 第三节 地图中的“巴黎条约线”及其圈定的菲律宾疆土 |
| 一、“巴黎条约”的出台 |
| 二、“巴黎条约线”下的菲律宾疆土 |
| 第四节 地图中“后来条约”的含义 |
| 一、“后来条约”产生的原因及内容 |
| 二、锡布图岛和卡加延苏禄岛并入美属菲律宾 |
| 第三章 殖民大国竞合下美属菲律宾疆土的局部变更 |
| 第一节 1928年美荷关于帕尔马斯岛的主权争议及其主权转移 |
| 一、美荷帕岛争端与1928年国际仲裁 |
| 二、帕岛主权由美属菲律宾转向荷属东印度 |
| 第二节 1930年茫西、海龟两群岛入附美属菲律宾 |
| 一、1930年前美英岛礁争端及其共识 |
| 二、1930年美英划界条约的签订及海龟、茫西两群岛归附菲律宾 |
| 第四章 新现美国解密档案关于1937-38年美菲内部对“条约界限”固定与否的讨论 |
| 第一节 “菲律宾条约界限”规定的美属菲律宾疆土 |
| 一、菲律宾疆土的限定线由“巴黎条约线”演变为“菲律宾条约界限” |
| 二、1935年自治政府宪法对“条约界限”所限菲律宾疆土的肯定 |
| 第二节 1937-38年美菲内部关于“条约界限”固定与否的讨论 |
| 一、美岛务局藏涉斯卡伯格礁(黄岩岛)档案的发现 |
| 二、一场关于“条约界限”是否可以外扩包含斯卡伯格礁(黄岩岛)的讨论 |
| 第三节 美相关证据的欠充分与“条约界限”事实上的固定 |
| 一、美依1900年华盛顿条约将黄岩岛纳入菲律宾群岛的证据不充分 |
| 二、“条约界限”事实上的固定 |
| 第五章 菲律宾的独立及其现代“疆土”的形成 |
| 第一节 日本占领时期的菲律宾疆土 |
| 一、日本攻占美属菲律宾 |
| 二、日占时的菲律宾疆土——以一幅日制菲律宾地图为例 |
| 第二节 菲律宾独立时若干法律文件对菲律宾疆土的规定 |
| 一、1946年菲律宾的独立 |
| 二、“美菲一般关系条约”等法律文件对菲律宾疆土的规定 |
| 三、菲律宾共和国宪法有关菲律宾疆土的条文规定 |
| 第三节 菲律宾现代“疆土”的最终形成 |
| 一、1947年菲律宾政府接收茫西、海龟群岛 |
| 二、菲律宾现代的*终形成 |
| 结语 兼论中国的南海历史性权利 |
| 一、菲律宾疆土形成的历史过程及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的疆土政策 |
| 二、从菲律宾现代“疆土”形成反观中国的南海历史性权利 |
| 三、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与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
| 附录I 黄岩岛、P. de Mandato、Panacot关系考——以2014年菲律宾地图展为中心 |
| 第一节 2014-2015年菲律宾历史地图展 |
| 一、大法官卡皮奥举行的历史地图展与巡回讲演 |
| 二、菲律宾地图展对Panacot等暗礁与黄岩岛关系的解释 |
| 第二节 黄岩岛(Scarborough)与Panacot、P.de Mandato关系考 |
| 一、18世纪菲律宾地图中Panacot=Masingola=SouthMaroona |
| 二、18世纪图志中Scarboro Shoal≠Masingola(Masingloc) |
| 三、18世纪末Panacot的“消失”与Masingloc之名的转移 |
| 附录Ⅱ “条约界限”下菲律宾的现代疆土图示 |
| 附录Ⅲ 1908年菲律宾群岛地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刊发论文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架构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南通渔业现代化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传统渔业在南通 |
| 一、远古至明代以前的南通渔业 |
| 二、明清时期的南通渔业 |
| 三、民初北洋政府时期的南通渔业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通渔业现代化的初步展开与受阻 |
| 一、渔业现代化的初步展开（1927~1937） |
| 二、渔业现代化的被迫中断（1938~1945） |
| 三、渔业现代化的被迫搁浅（1946~1949） |
| 第三节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南通渔业现代化的再次起步与发展 |
| 一、渔业现代化的再次起步（1949~1965） |
| 二、渔业现代化的一定发展（1966~1978）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南通渔业现代化的强势推进与加速 |
| 一、渔业现代化的强势推进（1979~1986） |
| 二、渔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1987~2000） |
| 第二章 渔业生产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张謇与我国近现代渔业生产的开启 |
| 一、张謇与南通吕四渔业公司 |
| 二、张謇与江浙渔业公司 |
| 三、张謇为渔业生产现代化所作的其它努力 |
| 第二节 近现代渔业生产工具的使用与革新 |
| 一、渔船的使用与革新 |
| 二、渔网具的使用与革新 |
| 第三节 捕捞产业之兴衰与现代转型 |
| 一、捕捞渔业的兴盛与困境 |
| 二、捕捞渔业发展的受阻 |
| 三、捕捞渔业的恢复与初步发展 |
| 四、海洋捕捞的继续推进与淡水捕捞的下滑 |
| 五、捕捞渔业的产业化发展与调整 |
| 六、捕捞产业的加速发展与转型 |
| 第四节 养殖渔业的兴起与产业化 |
| 一、淡水养殖渔业的兴起 |
| 二、淡水养殖的恢复发展与海水养殖的起步 |
| 三、养殖渔业的整体推进 |
| 四、养殖渔业的突飞猛进 |
| 五、养殖渔业发展的产业化 |
| 第五节 水产品保鲜与加工业之演进 |
| 一、传统的水产品保鲜与加工技术 |
| 二、水产品保鲜与加工业在传承中的新进展 |
| 三、水产品保鲜与加工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 |
| 第六节 水产品销售与贸易方式的嬗变 |
| 一、水产品销售与贸易的鱼行主导化 |
| 二、水产品销售与贸易的国营化 |
| 三、水产品销售与贸易的市场化 |
| 第三章 渔民生活与观念的变化 |
| 第一节 渔民的生活 |
| 一、渔民生活处境的变迁 |
| 二、渔民权益维护与保障的“虚实之变” |
| 第二节 渔民的教育与社会地位 |
| 一、渔民教育的注重与提升 |
| 二、渔民社会地位的变迁 |
| 第三节 渔民的习俗与信仰 |
| 一、渔民的生产习俗及变化 |
| 二、渔民的生活习俗及变化 |
| 三、渔民的信仰及变化 |
| 第四章 渔村与渔港的现代化建设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无实质性建设的渔村与渔港 |
| 一、对渔村的关注 |
| 二、渔港建设进展甚微 |
| 第二节 党和政府正式启动建设的渔村与渔港 |
| 一、对旧时渔村的整治与初步建设 |
| 二、渔港建设的正式启动与初具规模 |
| 第三节 现代渔村与渔港建设的加速 |
| 一、现代渔村（区）建设的迅猛推进 |
| 二、现代渔港建设的加速 |
| 第五章 渔业管理的现代迈进 |
| 第一节 渔业生产管理的现代迈进 |
| 一、渔业生产管理组织机构的演变与完善 |
| 二、渔业生产管理的制度建设 |
| 三、渔业生产管理的运作模式变迁 |
| 四、渔业生产管理中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二节 渔民与渔村管理的现代迈进 |
| 一、渔民与渔村管理上的“四甲制” |
| 二、渔民与渔村管理上的保甲制 |
| 三、渔民与渔村管理方式的嬗变及渔港管理的起步 |
| 四、渔民与渔村（港）管理的改革及推进 |
| 第六章 南通渔业现代化的评价 |
| 第一节 南通渔业现代化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南通渔业现代化的地位 |
| 二、南通渔业现代化的作用 |
| 第二节 南通渔业现代化所呈现的特点与经验 |
| 一、特点 |
| 二、经验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着目录 |
| 后记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与目的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春申君传说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春申君与战国晚期楚国政治的研究 |
| 二、关于春申君个人问题的研究 |
| 三、关于春申君传说与太湖流域的研究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与理论 |
| 三、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春申君传说的历史语境 |
| 第一节 楚国晚期政治与春申君 |
| 一、战国晚期楚国政治趋势 |
| 二、史料中春申君的政绩 |
| 第二节 春申君相关问题 |
| 一、春申君的身份 |
| 二、春申之名 |
| 三、春申君的生卒年 |
| 四、春申君与李园 |
| 五、春申君的评价 |
| 小结 |
| 第二章 春申君传说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春申君传说的产生期 |
| 一、战国至秦汉时期 |
| 第二节 春申君传说的发展期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
| 二、隋唐时期 |
| 三、宋元时期 |
| 第三节 春申君传说的演变期 |
| 一、明清时期 |
| 二、民国时期 |
| 小结 |
| 第三章 春申君传说与地域空间 |
| 第一节 区域与地理空间 |
| 一、划分区域的任意性 |
| 二、统一性与整体性 |
| 三、区域认同 |
| 第二节 江南地区与太湖流域 |
| 一、江南地区及其核心地带 |
| 二、太湖流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
| 三、太湖流域自然灾害与“治水空间” |
| 第三节 春申君传说与太湖流域 |
| 一、民俗事象的地域性 |
| 二、春申君传说风物 |
| 三、春申君传说与太湖流域之间的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春申君传说与太湖治水传说谱系 |
| 第一节 传说学理论与春申君传说的传承范围 |
| 一、“传说圈”与“传说中心论” |
| 二、“传承母体论” |
| 三、太湖流域春申君传说的流传范围 |
| 第二节 传说学理论与春申君传说的内容结构 |
| 一、“传说群” |
| 二、春申君传说及其“传说群” |
| 三、“风物传说圈”与“传说层” |
| 第三节 太湖流域治水传说 |
| 一、水文化与大禹 |
| 二、大禹与太湖流域 |
| 三、吴太伯(泰伯) |
| 四、范蠡与伍子胥 |
| 五、太湖治水传说谱系 |
| 第四节 春申君治水传说 |
| 一、春申君治水传说与太湖流域 |
| 二、春申君治水传说与太湖治水传说谱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春申君治水传说与地方认同 |
| 第—节 春申君治水传说及其传承载体 |
| 一、传承母体与传承地域 |
| 二、春申君治水传说的“传承地域” |
| 第二节 传说的认同功能与春申君治水传说的传承 |
| 一、传说的认同功能 |
| 二、人物传说的认同功能 |
| 三、春申君治水传说的传承原因 |
| 第三节 地方认同与春申君治水传说的传承 |
| 一、认同与地方认同 |
| 二、春申君信仰与祭祀空间 |
| 三、景观与景观叙事 |
| 四、“春申君所开”与太湖居民的地方认同 |
| 第四节 当代太湖居民对春申君传说的认同 |
| 一、太湖流域春申君传说相关遗迹的现状 |
| 二、春申君传说的相关言论 |
| 小结 |
| 第六章 春申君传说与现代上海 |
| 第一节 上海与春申君传说 |
| 一、上海与春申君的渊源 |
| 二、上海春申君传说的传承形式及传承内容 |
| 第二节 城市空间与上海城市民俗 |
| 一、城市空间与城市民俗 |
| 二、上海城市民俗及其现状 |
| 第三节 上海城市空间与春申君传说 |
| 一、“春申文化”与“春申文化论坛” |
| 二、《告慰春申君》与《风情上海滩—春申君之传说》 |
| 三、《春申文化丛书》、《春申风物》以及《春申潮》 |
| 四、春申君传说在现代语境下的“公共化”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