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东人地矛盾与农业危机

一、清代山东地区的人地矛盾与农业危机（论文文献综述）

崔馨,张君仪^[1]（2021）在《近代华北区域研究述论》文中认为近代华北是区域史研究重要的代表性区域,半个世纪以来,该领域涌现出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与政治这两条脉络出发,在区域史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对近代华北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经济、区域发展与重构、国家权力与社会治理和华北革命这四大问题,分别展开专题述论。希图以此厘清其学术脉络,并提出华北区域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黄润青^[2]（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武洋^[3]（2020）在《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北地方党组织在全国的党组织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1923年-1938年间东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融合了党的白区工作、苏区工作、武装斗争以及抗日民族革命等诸多内容,在领导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取得显着成绩的基础上,也对全国的革命起到了重要的配合和推动作用。而由于东北地区社会环境和地缘条件的特殊性,又使东北党的组织建设和革命活动呈现出与关内其他地区不同的路径和特征,使之在追随和贯彻中共中央的政策之余,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同一时期的中共中央,具有一定的先行意义。本文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政党与社会相互动的研究视角下,对1923年至1938年间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发展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得出中共在东北地区的斗争经验与革命意义。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交代文章的写作缘起、介绍本次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研究方法、创新之处、重点难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史、东北党组织及其革命斗争、东北地方社会等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介绍东北地区开展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是东北的区域社会特征,移民对东北农村和城市发展造成的影响以及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群体特征;另一方面则是介绍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北兴起的三条路径,分别是中东路沿线俄国革命的传播、东满和吉东地区朝鲜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以及192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建党活动。第三部分为第二、三章。以时间为线索,以事件为参考,探究东北地方党的组织史,还原东北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真实状态。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下,朝鲜共产党人的加入使中共东北地方党的组织规模、分布、党员的民族和阶级构成等发生重大改变;从组织系统的运行机制、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基层组织的真实形态,可以看出其组织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勉强维持组织运转的弱势平衡;而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更令东北地方党组织在复杂多变的革命环境下难以充分施展能量和手段,只得艰难求存。第四部分为第四章。探讨东北党组织对于工人阶级的政策以及东北工人对中共政策的反应,首先对东北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与斗争意志进行分析,认为其较高的工资待遇、薄弱的斗争意识都使其参与革命的愿望并未达到十分迫切。接下来分为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和东北沦陷时期,将中共的工运政策与外部环境的掣肘进行对比,进一步阐述工人阶级对于革命态度的变化以及东北工人运动的最终走向。第五部分为第五章。主要探讨东北沦陷后,党组织、抗日联军与农村社会的融合与互动。事变前农村经济的崩溃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事变后农村社会的权力真空状态是使农民革命化的关键性催化剂,也令党和军队得以在农村立足;党对于农民的组织和动员维护了根据地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使农民不仅是革命的追随者更是革命的参与者;“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更使根据地的政权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扩大,令各阶层群众紧密团结到了党的周围;而随着日伪当局愈加严酷的封锁和讨伐,根据地农民群众不得已做出求生的本能选择,导致了东北农村根据地的最终丧失。第六部分为结语。对以上五部分内容进行总结,进而探讨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自身建设与革命活动的区域特色和先行意义。东北一直以来都与关内有着差异巨大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特征,使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带上了鲜明的区域特色;先行意义则在于,在外部革命环境发生改变之后,迅速转变了斗争方向,以“抗日统一战线”取代“苏维埃革命”作为斗争的指导方针,具有超前的进步意义。

王松^[4]（2020）在《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文中研究指明农业为立国之本,重农思想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山东自古为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关乎华北乃至全国稳定。研究山东农业近代化,对认识中国近现代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和传统三农的现代化转型,揭示转型历程中的时代性与过渡性质,具有理论意义;对梳理近代化历程起源与节点,廓清近代化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给中国近代化以准确历史定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凝炼农耕文明精华,探寻“乡村振兴”,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实施,具有鲜明的现实关照作用。本文使用民国时期史料汇编、报纸杂志、人物文集、回忆录和地方史志等原始史料,尤其是发掘征引了各类馆藏官方档案,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对山东农业近代化进行了动态考察。并拟定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抓住从“西”到“东”和从“旧”到“新”历史发展趋势,以“变”字为关键,着力研究1860年到1937年山东农业改良的内容及发展过程。运用专题研究等手段,以时间为序,横向上以农业机构、农业科学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农业政策等方面为基点,呈现山东农业近代化的重点和特点。随着近代外国入侵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传入,山东农业在中西文化、制度、观念等方面的互动中发生了近代化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科学化。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选种、种植、施肥、采集等技术并逐渐推广以提高产量。落后的生产方式其影响虽未能完全消除,但随着时间发展,使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近代山东农业不可动摇的趋势;第二,体系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出现供销一体的现代生产模式,这一特征在乡建运动中尤为突出;第三,机械化。清末新政以来,山东新式农业机械开始逐步取代手工生产工具,西方农业机械的引进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纵观整个民国,虽然由于时局、技术等问题,机械化影响还未广遍农村,但其进程从总体上一直持续,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第四,商品化。随着卷入国际市场,山东农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区域专门化生产,农作物商品率进一步增加。在此过程中,山东农业近代化进程既对其作用,又受其影响。这一关系同列强侵略、国家主权等因素相糅合,最终构成了山东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复杂面相;第五,开放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突破省级联系的局限,与外国对接,从而使得山东农业得以面向世界。第六,观念上的开放。由于农业科学宣传和新式农业教育的影响,山东民众从最初敌视、畏惧外国群体与科学,逐步过渡到有保留的接触,最终积极引进、运用并宣传西方农业知识,并努力探寻适合山东发展的农业近代化方式。总体来看,山东农业近代化是从旧到新的过渡性变革。从农业法规、部门设置、教育制度的频繁变动到农业发展路径的激烈争论与主题变化,表现出时代性与不稳定性的辩证统一。此外,由于农业发展规律与外国干涉的影响,山东农业近代化分期较为明显。山东农业近代化始于外国传教士来鲁;清末新政开启了山东农业近代化的自主尝试;20世纪20年代起,山东农业发展路径不再单一借鉴日本发展模式,开始有意识的师法欧美。至韩复榘主鲁,山东农业近代化呈现出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局面,显示出山东农业的深入发展。山东农业近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它标志着山东农业领域对传统体系与制度的逐步批判,自此山东的小农经济格局得以进行改造;其二,它代表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山东经济领域的影响。农业利权与农业发展间关系,成为近代山东政府与社会共同探讨和努力完善的对象;其三,从保守到开放,昭示着山东逐渐融入近代世界农业体系;其四,从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显示出山东农业的巨大潜力;其五,山东传统农业精华在近代化过程中能与时俱进,其生命力及潜力,有力地证明了山东农业能够在近代历史巨变中走向新生。农业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尽管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体制、经济等原因限制,山东农业发展不甚彻底,但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无疑是近代山东的卓越成绩。山东农业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山东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孟凯歌^[5]（2020）在《钱亦石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屡遭侵略,晚清以降,不少仁人志士就以各种自身认可的方式试图拯救中国,改变中国命运,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钱亦石就是其中参与革命的代表。钱亦石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构建适应当时中国国情的教育原理。他一直坚持“教育的本质不是神圣的,不是清高的,不是中正的,不是独立的,而是一种工具,在某种社会条件下,是帮助人类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工具。”他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依据,认为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中国教育,因此,在摆脱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中国的教育必须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目标。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普遍性原理,应用到教育上,分析了教育和生物学、社会学等之间的关系,确信教育并非孤立范畴。钱亦石在其教育理论上使用“现代”一词,更表明其教育思想的先进性和时代性。钱亦石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三十年代,并未参加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运动,但是这并没影响他对政治的考察。从他放弃单纯的教学工作,从事革命,我们就可以看出钱亦石的拳拳爱国之心。面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像钱亦石这样的爱国人士莫不希望中国摆脱民族压迫,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光复河山。因此,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必须从世界范围内考虑,从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上去思考。他指出,在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太平洋问题上面,日本与英国的关系以及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影响全局的关键,日本的武力侵略与苏联的武装自卫双方有本质上的不同。与此同时,他对欧洲政治问题的观察,也具有独到的认识,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研究。他认为德国合并奥地利会引起意大利和法国等国介入,继而再次引起世界大战。另外,他对于德意与法苏两大阵线的对立,强调英国是未来欧洲政治的决定力量,而能决定英国未来的则是英国的人民群众。钱亦石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产业革命思想、财政认识、农村问题和社会性质论战下的中国经济观。钱亦石叙述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革命历程,强调欲知来须视诸往,主张研究世界政治问题,必须清楚各国的来龙去脉,与其说是经济范畴,不如说它是钱亦石研究政治问题的附属品。三十年代,中国在财政和农村问题方面都面临各种复杂局面,钱亦石注重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结合,又针对具体问题加以分析,试图透过对中国经济的认识从中找到救时良方。社会性质下的中国经济观更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是钱亦石同托派斗争的有力武器。总之,在近代历史的社会演进中,钱亦石紧跟时代潮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提出自己见解,这些都是国人在寻求救亡图存道路上的重要探索,在民国学术史上留下的重要一笔。

刘君^[6]（2020）在《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文中研究指明1929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创办企业,颁布《公司法》、《工厂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传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乳业的本土化渐趋完成的时代背景之下,沈九成因个人际遇创办生生牧场。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生牧场便发展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华商牛乳场。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时间里,在生生牧场的发展变迁中,其经理凡四变。据此,生生牧场20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29年至1933年,由沈九成的长子沈鹏程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期;二是1933年至1940年,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后,自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快速发展期;三是1940年至1946年,由沈九成的三子沈万灵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调整期;四是1946年至1949年,生生牧场被中国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接收,为生生牧场的衰退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生牧场的发展战略和销售战略均有所不同。1929年至1933年,生生牧场初始创办,奶牛的采购、员工的招聘、土地的租赁,以及生产设备的买入,奠定了生生牧场营业及发展的基础。此一时期,生生牧场通过文化濡化、竞争者定位、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等销售方法,将企业的新鲜牛奶消费群体牢牢固定在社会上层人士之中。1933年,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之后,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销售模式的扩大、以及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使生生牧场的规模快速增长,其消费者群体由社会上层人士逐渐向社会中层人士下移。但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上海的沦陷,生生牧场的销售规模因日伪政府的配给制度而萎缩。1940年8月24日,沈九成被绑架之后,将生生牧场交由三子沈万灵经营。沈万灵在艰难困苦的沦陷时期,调整生生牧场的销售战略,以生生牧场的“A”字消毒牛乳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这一销售战略的调整,维持了生生牧场在日伪时期的艰难生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企业员工联合国民党的战后接收人员,诬告沈九成、沈万灵为汉奸。生生牧场因此被中央信托局接收。在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方干扰,不断萎缩,使得生生牧场走向衰落。基于对生生牧场1929至1949年间四个时期生产销售活动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现了近代的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牛奶的消费人群从社会上层人士扩展至社会中上层人士,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上移至社会上层人士。物的社会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经济关系,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障。经营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企业生产销售活动能否正常展开的必要条件。生生牧场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的见证。

聂选华^[7]（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马伟^[8]（2018）在《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文中研究说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农业开发”,是通过涉农会社实现的。其中,“东亚劝业会社”“满拓公（会）社”及“大连农事会社”主要从事土地掠取及农业经营、农业移民、农业金融等业务,“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满洲畜产公（会）社”“满洲猪毛工业会社”等则从事畜产品买卖、加工、输出等业务。1922年设立的“东亚劝业会社”,致力于东北土地、农产品、大米、牛肉等资源的掠取。截至1935年,该会社在“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掠取土地超过13万町,吉东地区95.32万町。其中部分土地改造为水田,以朝鲜佃农为主要劳力,获取稻谷等实物地租,部分旱田租借给我国汉族农民,以货币地租获利。1936年“东亚劝业会社”解散后,水田业务由“鲜满（满鲜）拓殖会社”接收,旱地业务则由满拓公（会）社所承继。截至1941年,“满拓公（会）社”共掠取土地2002万町,相当于日本本土耕地面积的2.2倍。对于如此规模的土地,除一小部分配给日本移民外,剩余绝大部分一方面由该公社直接采用租佃制度进行经营,另一部分则采用“掠夺型经纪”模式,雇佣土地经理人进行管理,这很大程度造成农业收入体系及分配模式混乱。同时,该公社还试图在“满拓区”内推行改良农法,办法是通过改良农具取代东北传统农具,但因数量严重不足而进展缓慢,最终造成该改良农法流于形式。1929年设立的“大连农事会社”,主要在“关东州”进行土地及农产物的垄断业务,并为日本农民迁移东北积累经验,但大规模移民侵略实施后,该会社的作用降低,但依然以租佃的形式对所掠土地进行控制。畜产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东亚劝业会社”对农业资源的垄断和掠取有所节制,伪满洲国建立后,借助政治优势,始实行行业垄断。1930～1935年,“东亚劝业会社”还一度向日本海军提供东北冷冻牛肉。该会社解散后,畜产业务整合为“满蒙畜产工业会社”,从事肉类屠宰、加工等业务,并专门供应日本海军及关东军。1937年,“满洲畜产会社”获取该工业会社的全部股份,并完全垄断了伪满肉类、皮革、毛皮、羊毛等畜产物的加工、运输、输出等业务。“满蒙毛织会社”主要从事东北羊毛及澳洲细羊毛的深加工业务,并垄断了东北羊毛业务的输入。1943年升格为“满洲畜产公社”后,着重以制定价格的方式控制东北畜产资源。针对日本对我国东北,乃至东亚的殖民,本文以“结构性殖民理论”三大要素三大维度进行解读及理论提升。三大要素包括重农主义、农业移民及“国策会社”,其中,“国策会社”是核心环节,是推行重农主义和农业移民的基础和载体。而涉农会社体现“国策会社”的意志,并助推其农业殖民政策。三大维度是重农主义而非重商主义,规模性的农业移民而非零星的工业、商业移民,“国策会社”而非商业公司。三大维度处于高位,对殖民地的占有、同化及转化为“地理边疆”的可能性将处于高位。否则即处于低位。相较于西班牙、葡萄牙及英国、法国对美洲殖民,日本对我国东北殖民的政策性无疑处于高位。

王大宾^[9]（2016）在《技术、经济与景观过程 ——清至民国年间的河南农业》文中提出一定环境条件下的传统农业是一个具有区域特点的“全景式”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有技术组合的调整,也有经济方式的变革。一直以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大多以农业地理的叙述框架,对特定历史时段某一区域的农业地理构成诸要素及区域农业面貌进行全景式描述,以此考察历史时期的农业人地关系。然而,农业生产的任何单独要素都不足以反映生产的全貌及相应的人地关系。农业生产各要素只有作为整体置于特定的人地关系与环境条件下进行考察,才能有符合一般事实的认识。较为成熟的历史农业技术地理学的研究一般以农业技术为中心概念对环境与农业技术的关系作进行讨论,探讨复杂环境中农业技术选择机制。景观分析是一个合适的视角,本文力求通过重构传统农业景观过程及其特征来探讨其背后的诸多关系。文化景观是生产活动的结果,景观过程有其内在机制。本文以清至民国年间河南地区的农业景观过程为主题,将历史农业地理的人地关系问题置于特定历史时期与特定地域的场景之下,以整体视角分析技术组合与经济方式变革对景观过程的决定作用,藉此在重新发现特定人地关系与环境条件下技术组合形式的基础上,透视传统农业技术自身内在的适应模式。景观过程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与人地关系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河南地区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条件较为多样,这决定了多样的技术组合方式与景观的区域差异。人地关系的阶段性特点决定技术选择的集约化趋势与景观过程不同表现。根据人口与耕地变化的基本情况,清至民国年间河南地区的农业人地关系变化过程以雍正朝至乾隆早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农业景观过程也因此具有恢复、转折、发展三个阶段性特征。由于人地关系日益紧张与人口压力的存在,技术集约化趋势明显。这一过程中,技术组合的调整以作物组合与水利较为突出。技术组合形式的调整是景观改变的直接原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环境条件下,其作用方式有具有一定差异。相对而言,作物组合的调整对于景观过程及其表现的作用更为明显。尤其是在清中期以后,作物组合的调整成为技术组合方式中较为突出的方面,包括传统作物组合方式的调整与引进新作物的努力。传统作物种类较为多样,其组合方式较为灵活而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而新作物的引种是逐渐融入作物组合的长期过程。作物组合的形成过程具有一定的空间差异。农田水利是农业景观重要的内生要素,对于技术类型及其集约化程度的选择有较大影响。清代前中期,人地矛盾日益紧张,河南各地曾广修水利。但是由于水资源条件的限制,水利空间差异巨大,且普遍存在小型化与衰败趋势。传统条件下,农业技术的潜力是有限的,技术改变并不足以充分解释景观过程。由于技术的无力,经济方式的变革成为必要的选择。集约化程度提高与技术组合方式的多样化并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在作物组合调整的基础上,农业商品化的趋势日渐显着。而这一过程同样具有显着的空间差异。不同的环境与人地关系条件下,粮食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与经济作物的构成皆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特点。因此,农业景观过程是技术变革与经济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技术变革与经济变革的作用方式、程度与主次关系各不相同。不同区域传统农业景观的共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其独特性则更有意义。环境条件的多样性与人地关系的阶段性决定了农业景观的时空差异,既包括技术组合形式乃至技术类型的差异,也包含发展过程的差异。

于兆文^[10]（2014）在《清朝前期山东人口迁移及其对山东社会的影响》文中指出移民问题一直历史学研究较为关注的领域，对于清代山东人口移民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多关注于其对迁入地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等，而且多集中于“闯关东”活动对于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对于为什么迁移，和迁移之后原来迁出区的变化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立足清朝山东，来清朝山东地区移民产生的原因、特点、以及移民迁出之后山东社会的变化等，以历史学为基础，运用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以求还原真实的历史。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提出本文要研究的问题，以及总结关于本文要研究问题的相关方面前辈学者们所做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选题价值所在。第二部分为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是系统介绍清朝前期山东地区的地理状况、社会情况、人口统计制度以及人口具体情况；第二章是关于山东移民产生的原因的阐述，内部推力和外部吸力相结合，并且伴随交通便利等因素；第三部分是山东移民特点说明；第四部分则是移民之后山东社会变化的描述。第三部分是结语，对于清朝前期山东地区人口迁移的原因以及人口迁移之后山东地区变化的总结，人口的暴增导致人地矛盾，引起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之后山东地区的人地矛盾得到缓解，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产业结构，各种专门的商业和商业市镇兴盛起来。

二、清代山东地区的人地矛盾与农业危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代山东地区的人地矛盾与农业危机（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华北区域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3）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论文提纲范文）

（4）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论文提纲范文）

（5）钱亦石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论文提纲范文）

（9）技术、经济与景观过程 ——清至民国年间的河南农业（论文提纲范文）

（10）清朝前期山东人口迁移及其对山东社会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代山东地区的人地矛盾与农业危机（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华北区域研究述论[J]. 崔馨,张君仪. 区域史研究, 2021(01)
•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3]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D]. 武洋. 吉林大学, 2020(08)
• [4]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D]. 王松.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钱亦石思想研究[D]. 孟凯歌.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6]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D]. 刘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7]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8]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D]. 马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5)
• [9]技术、经济与景观过程 ——清至民国年间的河南农业[D]. 王大宾.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1)
• [10]清朝前期山东人口迁移及其对山东社会的影响[D]. 于兆文. 吉林大学, 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