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政府面临阵痛

一、中国加入WTO,政府面临阵痛（论文文献综述）

杜娟^[1]（2021）在《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并购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也逐步由绿地投资向外资并购为主转变。在外资并购中,无论是对于我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驰名商标均体现出巨大的价值及多元的功能,存在加强乃是特别的保护需求。我国企业引进外资的目的与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目的往往是不同的。我国企业希望通过引进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或是经营管理经验;外国投资者则是希望并购能够进一步帮助其拓展中国市场和销售渠道,或利用中国市场的成本优势拓展产能、延展产品生产线。如何在双方的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至关重要。首先,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是动态的。在早期的外资并购中,由于国内企业对驰名商标潜在价值认识不足,涉及的驰名商标价值未得到公正评估、驰名商标被外方无偿使用、驰名商标受到外方排挤退出市场,以及驰名商标归属权丧失,成为了外资并购中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的主要情形。在经历了早期驰名商标流失的阵痛之后,我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保护自身驰名商标的重要性,但是这种保护更主要集中于企业进行外资并购的准备阶段。在外资并购协议的签订阶段,如何科学设置我方驰名商标保护的有关条款至关重要。此外,在科学有效的并购协议签订之后,一旦外资企业不执行并购协议,合资企业经营运转不佳,最后致使我国驰名商标流失,是近年来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新生情形。其次,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背后,存在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宏观政策层面来说,我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政策对指导我国引进与利用外资、规范与管理外资的产业方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外商投资在我国享有“超国民待遇”的情况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第二,无论是我国国内的反垄断法还是有关规制外商投资的立法,均有不足之处。就反垄断法而言,一方面,我国关于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仍待完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商务部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一案的理由之中,亦未提及避免我国驰名商标流失这一因素。就外资立法而言,《外商投资法》第二十二条明确了我国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三十三条涉及在外资并购中的经营者集中问题,第三十五条正式引入了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但是均是概括性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跟进规则,距离保证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实施仍存在改进空间。第三,就我国目前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而言,存在着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的现象,尤其体现在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的规制不足。第四,从企业层面来说,在商定并购协议条款的过程中,我国企业缺乏确立专门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或是附件的意识。同时,我国企业存在未能通过尽职调查识别恶意收购,以及忽视对于己方驰名商标价值评估的情况。而跨国公司则往往通过低估中方商标价值,冷藏、淘汰或是淡化中方企业拥有的驰名商标,以及限制开发和独享的方式,削弱我国企业驰名商标的市场竞争力,致使这些驰名商标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被市场规则淘汰”。如果一份并购协议的条款可能致使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那么至少从知识产权资源保护的视角来看,企业双方的利益未能达到平衡,即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的利益处于失衡状态。再次,鉴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表现与成因的复杂性,在解决该问题时需遵循以下导向。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保护自然有其重要性,在外资并购发展中驰名商标不断流失的情形下,更有着紧迫性。然而,这种保护也需有适度性。外资并购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行为,企业自身的事务应当由企业自身决定。但是,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不仅关乎我国企业自身利益,还会影响国家产业安全利益,甚至是消费者的利益。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流失,将会致使相关主体的利益受到影响,从而产生利益失衡的情形。因此,为了实现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我国企业在进行外资并购时,应当充分调查外国投资者的并购动机,找寻相对公平正义内涵。一方面,利益与公平、正义价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外资并购过程中,对于驰名商标如果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将会有助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相对公平”。另一方面,在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中,无论是我国的国内法,还是我国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都应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最后,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建议。第一,尽管我国《反垄断法》中的企业合并控制规则已经有所改进,但在外资企业合并控制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巴西经济保护和管理委员会在高露洁棕榄收购巴西科里诺斯一案中的审查决定,以及南非竞争法庭在雀巢收购辉瑞一案中的相关裁决,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二,明确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例如,反垄断审查应当明确,外资企业完成外资并购,是否会在获得我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带来负面效应。第三,建立一个从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和宏观经济部门负责维护、再到多部法律和产业政策法规共同作用的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法律的整体合力。第四,从外资立法层面而言,我国目前的外资立法仍有细化完善的空间。一方面,外资立法应当引导规范外商投资方向,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外资立法宜引导规范外资并购行为,明确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标准。第五,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合作战略上宜有所区别。完善我国已经签署或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条约,加强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行为的规制。第六,我国企业应当科学设置外资并购协议中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完善外资并购协议中关于驰名商标利用和保护的规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正确分析外国投资者选择我国企业作为并购目标的真实目的,理性评价外国投资者;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综合采用多种不同的评估方法,以求最终确定的评估价值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被评估的驰名商标的真实投资价值。

卢建昊^[2]（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研究指明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刘登攀^[3]（2019）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发生了重大战略转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成为亟需回答的时代命题。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进行研究,梳理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论述、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总结了其主要特征,并进而研究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最后提出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从而尝试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全文共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包括研究述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着重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首先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的界定,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以前对外开放的区别;其次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之前对外开放理论的梳理,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找到理论渊源,也更好弄清其与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区别;第三则通过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总结和分析,为弄清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找到理论基础;第四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的梳理,将其主要归结为开放方向、开放原则、开放路径、开放价值导向、开放与新发展理念、开放与国内治理、开放与世界治理等几个方面。第二章、第三章重点从实践层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这一历史命题。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从总体上、从形式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面貌。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的分析,也即对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业扩大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对外开放战略措施的分析,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其基本内涵包括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第三章通过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相比较的方法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呈现出的独特特征,从关键角度、从实质意义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解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其他对外开放区别,认清其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历史地位。其主要特征包括在治理方式上所呈现出的治理特征,在中国2000多年对外开放史上所呈现出的历史特征,在全球化500年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对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全球化特征,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比较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价值导向特征。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从实践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历史命题。第四章系统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即中国内部所拥有的优势和劣势,外部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内部来看,中国自身所拥有的对外开放优势主要包括庞大内部市场规模优势、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等五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劣势主要包括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营商环境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海外权益保护机制和能力处于起步阶段、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相比差距较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从外部来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主要包括面向发展中国家,抓住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面向发达国家,抓住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面向新科技革命,抢抓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面向全球治理,抓住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包括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挑战、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政治安全等复杂风险的挑战、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第五章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通过对新时代对外开放实践和理论的总结,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的依据,并提出了核心战略、保障战略、对美战略、安全战略等四大战略。核心战略是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竞争力:其目标是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其基础是庞大市场和优质产能,其动力是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占据价值链顶端,其主体是培育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其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建构途径,其保障是完善构建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保障战略是创造有利于实现核心战略的内外发展环境,具体包括: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即国内宏观环境保障,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体系即海外权益保护保障,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即国际治理体系保障。对美战略是中美开展全面战略合作,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战略是守住经济安全底线,具体包括: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文章的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语的第一部分强调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总体原因。结语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明确了论文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第二章到第五章主要从实践层面回答“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回答前一个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则着重回答了后一个问题。结语的第三部分简明总结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许光建^[4]（2019）在《中国制造业出口及其贸易政策研究 ——一个服务化的分析框架》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利用自身优越的“人口红利”以及庞大的市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实现了连续几十年的迅猛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奇迹”。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与国内形势发生了突变:国际上,世界政局开始变得更为动荡,全球经济趋冷,外需不振;国内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传统增长方式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开始降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深度调整期,转方式、调结构成为近几年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如何实现制造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本文结合世界制造业越来越“服务化”这一典型事实,依托当前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背景,深入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内涵、动力与障碍,并综合已有关于转型升级的研究内容,提出了本文关注的两个核心命题:服务化与制造业是否存在正向关联;国际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制造业服务化,进而影响制造业的?为了研究上述两个命题,本文首先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与制造业发展的内在联系,着重探讨了生产转型、贸易转型和收入分配优化的问题;其次从中观层面研究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与国际贸易政策的关系,着重研究了贸易自由化政策（包括关税政策与非关税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共有九章。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并指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及局限之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对本文涉及的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生产与贸易转型）、收入分配、国际贸易政策等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梳理与述评。第三章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能力和全球价值链三个层面审视了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测算、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及其典型事实。第四章搭建了一个以制造业服务化为研究核心的较为完整的中国制造业发展分析框架。第五章首先从理论层面将生产率、加成率、全球价值链与制造业服务化建立起密切联系,并利用中国历史数据经验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尤其是生产性服务投入在推动制造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六章进一步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于制造业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背景下,将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的实际工资水平联系在一起。第七章重点关注了国际贸易政策中的降低进口中间品关税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推动制造业发展寻求助力。第八章进一步研究了非关税政策（支持互联网经济）在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贸易政策制定的一个全新视角。第九章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为:（1）中国出口制造行业不注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低下,全球价值链地位较低是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的主要原因。（2）服务品相对实物中间品价格的降低,会促使企业选择更多服务品生产,从而促进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服务化水平的提高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又进一步促进了产品加成率、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3）制造业服务化可以通过“集约效应”与“扩展效应”直接提升企业的实际工资水平;可以通过提升生产率、降低产品价格（加成率）的方式强化出口企业薄利多销的优势,提升实际工资水平。（4）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出口制造企业会进口更多中间品,减少服务品进口;生产更多低质量出口品,降低行业价格来维持比较优势,从而抑制制造业服务化进程。（5）互联网的渗透可以降低中间品生产与贸易的成本,提高信息交流效率;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催生了更多服务需求,抵消了传统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带来的消极作用。本文可能的创新有:（1）系统研究了制造业服务化问题,探讨了服务化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影响,构建了一个基于服务化视角的、完整的分析框架。（2）结合新新贸易理论将制造业服务化作为一个异质性因素引入全要素生产率、价格加成率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从理论建模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问题。（3）使用了 Heckman二阶段估计、工具变量法、DID等一系列学术研究前沿的实证工具,从微观、中观层面经验分析了出口制造企业发展、工资水平与制造业服务化的问题,并剖析了不同国际贸易政策异质性影响制造业服务化的问题。

潘莹^[5]（2019）在《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研究 ——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人口红利”比较优势,成功参与全球分工,促进了中国贸易发展。贸易自由化进程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加速,进口关税按入世要求在规定的时间线下降至较低水平。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采取差异化地区发展策略,以及地区间自身存在的经济历史、地理位置等差异,最终造成关税经济效应传导的地区差异性。与此同时,国内人力资本结构也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二者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受到部分学者关注,但目前关于此类研究大多集中在出口侧,以贸易开放度的视角研究出口贸易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很少有从进口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展开研究,对进一步的人力资本结构和比较优势的研究也较少。本文基于Findlay和Kierzkowski（1983）的教育投资函数,结合Melitz（2003）为代表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和Dixit和Grossman（1982）的多阶段连续生产理论,囊括异质性工人技能、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和全球分工等多个角度,通过数理建模首先考察了贸易自由化进程影响个体教育投资的渠道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待检验的理论假说和推论。进一步的,结合全球分工理论,进一步考察了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从而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本文的主要结论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第一,在两国对称的模型下,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国内技能工人的技能溢价,提高了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降低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阈值,最终激励个体增加教育投资。利用CHIPs微观调查数据、WITS数据库提供的产品关税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行业就业数据展开经验研究,得到贸易自由化显着提高了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并且还存在地区、行业和性别差异。利用二阶段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都表明贸易自由化深化会增加个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来解构影响机制发现,贸易自由化首先通过提高行业内技能工人的工资溢价,提高了个体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鼓励个体劳动者增加教育投资;其次贸易自由化增加了技能工人岗位需求,降低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阈值,激励个体劳动者继续学校教育。第二,贸易自由化通过鼓励个体进行教育投资,增加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推动了人力资本结构由初级向高级演进,并最终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采用了双重差分方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削减更多的城市,也就是贸易自由化程度变化更大的城市,关税削减提高城市劳动人口中大学学历人口比重会更多,贸易自由化深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进一步分解劳动者教育结构的回归结果表明,关税削减更多的城市,关税削减降低了高中以下学历劳动比重并提高了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者比重,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拓展分析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变动越大,或者说,贸易自由化深化的幅度越大,城市教育基尼系数越小,城市人力资本结构分布越趋于均等化。第三,随着贸易成本下降,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深化,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生产阶段向上游移动,生产所需技能强度提高,由于技能强度由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人口在总劳动人口中占比表示,生产阶段所代表的比较优势来源逐渐向高等教育学历劳动转变。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WIOD数据库子数据库SEA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行业层面就业技能数据,经验分析结果是,低关税行业（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高行业）劳动者高等教育占比增加对行业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比高关税行业（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低的行业）更大。考虑行业技能强度与工人技能需求匹配,将行业进行分类后分析,发现在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受高等教育工人占比的增加会显着提升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而受初等教育工人占比增加则会显着提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基于以上的主要结论,我们得到的主要的政策建议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提升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有研究指出,产业结构的先进性是以生产要素的先进性为基础的（张幼文,2015）,寻求外贸发展的内生动力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支持。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通过提高行业内技能工人的技能溢价和增加技能工作岗位两种途径,有利提升了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正向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以支撑外贸改革,进而提供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离不开人力资本。党的十九大也指出要坚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并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性劳动者大军”的科学论断。因此,要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有序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提高个体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最终提供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使用,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本文第五章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变动更大的地区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人口的比重增加的更多,同时降低了城市劳动人口中高中以下劳动人口的比例,有利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实现;并且,贸易自由化还降低了城市的基尼系数,缩小了城市内部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不平等程度。中国“人口红利”比较优势积极推动了中国经济和贸易在改革初期的发展,但目前这一“人口红利”比较优势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周边国家工业发展,正逐渐丧失,实现“人才红利”是改变这种现状的重要举措。根据经验分析结果,协调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产业政策,提高个体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并降低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将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三是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匹配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人才需要。党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此后多次重申这一论断,足以说明在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复杂内外环境变化的当下,寻求外贸发展比较优势新来源十分迫切。本文第六章的经验分析表明,平均意义上,行业内高等教育劳动的占比增加显着提高了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并且低关税行业高等教育劳动的占比增加对行业显性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比高关税行业更大;而在对技能工人需求更大的知识性和资本密集型行业,高等教育劳动对行业显性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更大。这一结果意味着,人力资本结构改善,提高不同层次人力资本与行业技能需求的匹配度,能更好地促进行业的比较优势发挥,为构建外贸发展竞争新优势提供人才支撑。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除去导论和结论之外,还包括六个章节。导论部分简要地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有关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的文献综述。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基于教育投资函数和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以及全球分工思想的连续生产模型,分析贸易成本下降,或者说贸易自由化进程对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影响的机制渠道,得到相应的理论假说;并在已得到的理论假说基础上进一步得到贸易成本下降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关系;最后,在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下嵌入连续生产,在均衡分析中得到贸易成本下降与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第三章是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教育、人力资本结构的特征和事实。这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关税政策调整及其主要功能变化,其次从数据上对中国贸易自由化、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结构等问题,初步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利用图表关系初探中国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第四章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极其作用机制。在第二章构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检验第一个和第二个理论假说。利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提供的CHIPs微观调查数据、WITS数据库提供的海关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合并数据,分析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化如何影响个体劳动者的教育投资,并从不同样本的角度进行分析。进一步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具体分析贸易自由化影响个体劳动者教育投资的机制渠道。第五章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及其分布的影响。这一章检验了第二章理论分析中的理论推论1。首先利用双重差分的计量模型解决可能存在的潜在内生性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从总体和分样本层面考察贸易自由化影响人力资本结构的逻辑关系,并拓展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影响。第六章分析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这一章将检验第二章理论分析的第三个理论假说。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比安及其子数据库SEA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行业层面就业、产出、工人技能等信息,经验考察贸易自由化和人力资本结构对行业比较优势的影响。

郑红玲^[6]（2019）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对外贸易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在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进程中,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不断增大,贸易摩擦频率增多影响变大,诸多问题使中国必须思考产业转型发展升级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推动产业升级,对外贸易在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促进竞争、示范学习、扩大市场等方面有着积极影响,利用国内外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对外贸易无疑对产业升级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思考经济转型发展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于中国不断提高经济质量,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论文先从概念界定、理论梳理及现状分析切入,接着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结构演进、经济效率、产品空间及生产分工四种视角逐一揭示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其间涵盖大量数据及运用多种定量分析方法,如面板数据回归、面板Probit回归、面板门槛分析、产品空间邻近矩阵、马尔可夫链等,力求多层面对研究对象进行测度,之后分析了制约对外贸易推进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最后在不同视角下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论文具体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期文献梳理及框架搭建工作。涵盖前三章的内容,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意义、研究方法与思路,并列出创新点及不足。主要概念与文献综述部分介绍了有关产业升级的概念,从结构演进、经济效率、产品空间、生产分工等角度对产业升级的概念进行归类界定,然后依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不同视角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理论梳理部分从对外贸易理论、产业升级理论和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理论思想进行归纳,之后从市场供求机制、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国际分工效应等方面探讨开放经济下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第二部分为实证检验部分。涵盖了五章的内容,由现状分析入手,从产业间、产业内、产品间、产品内进行观察与解读,确定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四重奏:结构演进视角、经济效率视角、产品空间视角、生产分工视角。在对现状分析时,不仅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产业升级的现状,还分析了产业升级滞后于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结构演进视角下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在产业结构协调度、产业结构轻软度、产业综合效率和产业结构转换度等方面的影响。经济效率视角下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效率等方面的影响。产品空间视角下检验了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在比较优势及国际竞争方面的影响。生产分工视角下以世界投入产出表作为数据基础,分析中间品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在增值能力方面的影响。第三部分为因素分析及归纳总结阶段。涵盖了后两章的内容。主要运用规范分析方法,结合对外贸易发展固化性特征突出、国内要素红利已经逆转、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国际市场不完全竞争格局以及服务业基础薄弱等制约对外贸易推进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之后在四个不同视角下对研究结论进行归纳,并提出发挥贸易结构先导效应以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贸易溢出效应以促进经济效率提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提升产业攀升能力、不断完善国内价值链以增强产业升级稳定性等建议。论文研究结论简要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快速扩张,产业发展有显着变化。结构演进视角下,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协调是有益的、对产业综合效率的提升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但对产业结构的转换在统计意义上没有显着影响;除服务贸易外,其他贸易形式对产业结构轻软度的影响均是负向的,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有助于产业结构轻软度的改善,对产业结构协调和产业综合效率的提高也是有益的。经济效率视角下,出口贸易发展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率的提升,进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反;工业制品出口及服务贸易都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初级产品出口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为负。产品空间视角下,贸易产品蕴含的既有能力禀赋在推进产业升级时,发展中国家的效果好于发达国家,出口产品密度、进口产品密度、经济增长对产业升级均有正向推动作用。生产分工视角下,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早期阶段,随着国际分工参与度的提高,增值率不断上升,有助于产业升级;而后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及国际分工的不断成熟,某些领域的低端嵌入压力较大,增值率呈现倒U型轨迹;若考虑到产业关联,则增大全球产业链的融入深度有助于产业升级。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搭建出结构较为清晰的研究框架。在结构演进、经济效率、产品空间和生产分工四个不同视角下,研究外贸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多层面对研究对象进行论证,这一研究框架的确立,延伸了同类研究的范围和逻辑,也构建了比较清晰的思路。二是研究内容上,对产业层面的研究,既涉及产业间结构的演进,也涉及产业内效率的提升;对产品层面的研究,既涉及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也涉及生产分工的增值情况,四重奏模式使得研究内容更加完整。三是研究细节及数据使用方面。如变量选择,利用RCA进行升级判断时,不仅考虑逻辑判断,还对原始值进行追溯;对WIOT进行数据分析时,既考虑到中间产品也考虑到最终产品。此外,在数据使用上,从时序数据到面板数据,从产品空间数据到投入产出数据等,为增加论文的说服力,所用数据类型较同类研究更加丰富。

黄金宇^[7]（2018）在《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贸易多边体制的支持者,但最近十多年来日本明显加快了签署FTA的步伐。截止到2018年7月,日本已经完成了17个FTA的签署,8个FTA正在谈判,其中日本-哥伦比亚FTA实质性达成一致,RCEP、日本-加拿大FTA均表示要在2018年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本-土耳其FTA和中日韩FTA正加紧谈判,实际上只有与海合会和韩国的谈判陷入停滞之中,尤其是日本-欧盟FTA的签订使日本从落后的状态迅速成为东亚地区的“排头兵”,与韩国并肩领跑。在FTA谈判中,农业议题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领域。农业是立国之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产品贸易进行保护。随着FTA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面对日本这样巨大且贸易保护水平很高的农产品市场时FTA谈判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当前国际贸易自由化大潮中,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面临着巨大考验,在不断加强的保护中日益衰落的日本农业已经无力经受自由化的冲击。日本FTA谈判在两难困境下取得了显着效果,既推动了本国FTA谈判进程,又较好地保护了农产品市场,因此对其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值得进行研究。文章以日本FTA进程中的农业议题谈判模式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日本FTA战略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运用“双层博弈”模型总结了五种谈判模式的建立、构成和推广,分析了五种模式产生的历史和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现实根源,在对谈判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日本2006-2015年十年间的农业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形成了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经验。文章认为,日本深入地思考并灵活运用关税手段,通过设置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文章提出了中国在FTA进程中农业议题谈判以及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的建议,日本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最重要的对象国,中国耕地少、农产品竞争力弱等特点与日本类似,如何借鉴日本谈判模式推进FTA值得思考,做到有的放矢,占据有利地位,既保证谈判结果有利于中国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扩大中国农产品出口。文章分为7章展开。第一章是绪论。说明了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研究意义和目的,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梳理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简要评价。第二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国家利益理论与农业保护、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农业贸易政策制定等相关理论,建立了FTA协定签署或不签署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国际政治学关于“国家利益至上”理论要求保护农业贸易与国际主流经济学要求建立自由贸易体系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建立了双层博弈模型分析了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第三章是日本FTA战略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梳理了日本FTA的签订过程,总结了日本FTA的立足东亚精选谈判对象、迅速扩张由双边EPA向巨型FTA转变、先易后难采取EPA形式取代FTA、提高标准力争主导规则、维护安全力保战略资源稳定进口等五个主要特点,并从历史文化传统、国内政治决策体制之间的分歧、国际上的美日同盟以及日本农业保护现状等方面对日本FTA进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四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的谈判模式分析。归纳了日本十多年来在外务省、经产省、农水省等纲领性文件指导下,在FTA具体谈判实践中的五种谈判模式,即:完全排除农产品的谈判模式、保护最敏感产品的谈判模式、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外交优先”的谈判模式、全盘考量国家利益的谈判模式。在双层博弈模型基础上,分析了上述模式的建立、“赢集”的构成、谈判的探索与实现及复制与推广。第五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根源分析。日本悠久的农业保护政策构成了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历史根源;农业持续低迷、粮食依赖进口、利益集团博弈等经济、外交、政治因素是现实根源。通过对全球化、区域化两个阶段分析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并通过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的三个FTA农产品贸易降税模式的比较,直观地说明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探讨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第六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和实证分析。在建立谈判效果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日本的农业贸易保护政策若做出较大让步将面临巨大的农业经济损失和政治风险,因此遵循着尽量不做让步、尽量保护农业核心利益、尽力争取到政治、经济、外交、战略安全等方面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实证方面,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对日本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中国、东盟等12个国家或地区在2006-2015十年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关税、人口规模、贸易距离、人均GDP、实际GDP增长率、农产品生产总额、汇率、物价增长率、是否同盟国、FTA是否生效对日本农产品贸易额和对日本农产品进口额的影响。在分析中发现关税税率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既对进口价格、数量产生影响,又对进口、出口产生影响,尤其是与FTA是否生效交互发生影响。分析表明农业议题尤其是关税谈判在FTA进程中起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日本通过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谈判经验。第七章是启示与建议。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总结了中国FTA进展现状和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现状,比较详尽地提出了中国在农业贸易保护及农业议题谈判方面的建议,同时就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进程分别提出了建议。

刘建党^[8]（2019）在《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伴随深刻的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取得了伟大成就。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都从战略层面肯定了良好治理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治理议题从一般性的学术研究上升为中央重大政策决策研究。围绕治理议题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1）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现有文献以跨国分析为主,关注中国省域的研究大多忽视了治理质量的多维视角,忽视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数据期限也比较陈旧。（2）治理质量的实际测度,注重跨国、跨地区的比较分析,有关中国省域治理的研究比较少,多维治理视角忽略了市场化改革,指标筛选忽视了定量方法,权重确定忽视了时序全局因子分析法。因此,本文的关键科学问题为:治理质量如何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基于此,本研究以“诺斯悖论”为逻辑起点,通过界定“中国省域治理”概念和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计算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实证分析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评估体系与实证研究,即,提出中国省域治理评估的主要内容,确定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实证分析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2001-2016）。（2）权力悖论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从缓解“权力悖论”的视角入手,实证检验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内生性等多个方面开展稳健性分析。（3）时间跨度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纳入时间跨度的影响,分别研究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长期效应,从多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4）空间效应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检验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计算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比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的分布特征。本研究对上述内容进行系统剖析,深化和丰富了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创新点包括三个方面:（1）把空间溢出因素纳入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构建了治理质量、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的新理论框架,提出了周边地区治理质量影响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三种主要路径,以及本地区治理质量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反馈效应,剖析了空间溢出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2）首次实证检验了治理质量、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获得了周边地区治理质量与本地区经济增长存在“U型曲线”关系,且空间溢出效应受到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显着影响的新发现。量化了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空间溢出已成为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新结果。量化了空间溢出效应在邻近地区的梯次分布情况,提出了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距离扩大而逐步变小的新观点。（3）采用了新的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实证分析提出了良好治理具有显着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的新观点;获得了良好治理的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倒U曲线”变化趋势的新发现;得到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均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异质性显着影响的新结论。基于如上主要创新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理论意义,一方面,本文构建了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为理解治理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理论描述,为开展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本文界定了“中国省域治理”概念,提出了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评估框架,为开展有关中国省域治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新支撑。（2）实践意义,一方面,本文证实了良好治理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这些可以作为中国大力提升省域治理质量、培育治理质量高值集聚中心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演进特征,这可以成为识别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薄弱地区和薄弱环节的重要参考。

张中宁^[9]（2018）在《中美两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其国际经济战略既对本国经济发展带来影响,也给彼此及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冲击。因此,开展对作为中美两国国际经济战略子战略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意义,又具有学习、借鉴、示范、提高,并给我国政府国际经贸战略的制定建言献策的现实意义。当前,作为经济全球化两大主导趋势之一的WTO领导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已陷于停滞近二十年,人们对它的发展前景陷于焦虑与迷茫。而作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主导趋势之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初级形式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却依然生机勃勃、繁荣兴盛。既然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经济体的中美两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都有很大的外部性,那么,中美两国各有怎样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它们各自的发展历程如何?又都有什么特征?促进中美构建各自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动因是什么?效益怎样?这是所有关注并研究中美各自自由贸易区战略的人都希望寻求解答的问题。本研究紧紧围绕上述五个问题,首先利用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构建起上述五个问题的理论研究框架,然后运用政治经济分析、历史比较分析、数据实证、案例分析等方法以及基于经济、政治（外交及安全）、软实力这三大维度和拉西特-斯塔尔的层次分析理论而拓展的三维多重博弈理论模型来逐步探讨中美各自FTA战略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内在机理与逻辑。概括地说,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中美各自FTA战略的发展历程、战略动因、战略特征及其战略效应后发现,中美各自FTA战略虽然在表面上都以经济目的为依归,但是实际上却都含有政治上的外交与安全目的,意识形态上的软实力追求,而且它们虽然在终极目标上有本质不同,但是在一般追求上的区别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美国FTA战略服务于美国以维护其世界霸权为目标的国家战略,而中国的FTA战略则以发展为导向,更注重为中国国内的稳定与发展而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与中国以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核心国家利益的国家战略目标相一致。本研究发现,基于以上动因而构建的中美各自FTA战略在上述三大维度上呈现的特征、效益虽不尽相同,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具体来讲,美国FTA战略的经济动因是给美国出口商开拓更多的市场,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促进国内经济更好地发展,从而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地位。对美国自贸区战略的经济效益研究证实美国基本上实现了上述目的。除了最后一点外,美国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动因与中国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在经济效益上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比美国的更加明显。政治上,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既有外交和安全动因,也有霸权追求。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同样具有外交与安全考量,但由于中国外交恪守的指导原则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遵循的外交政策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所以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最终政治目标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美国的霸权追求大相径庭。软实力上,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有传播美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持美国在世界经贸规则制定上的主导权,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制度霸权地位;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当然也有提升本国软实力的追求,但是由于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所以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软实力上的追求是提高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发言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并不断为之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美自贸区战略的政治和软实力效益无法量化考察,但是通过历史分析与案例研究,本文证实了中美两国的FTA战略在经过国内、国际这两个层次的多重博弈后都获得了它们想要实现的政治和软实力效应。通过对中美两国作为国际经济战略子战略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对比分析,本研究再次证明了经济既是政治战略的目标之一,又是实现政治战略的基础、策略、工具、手段与平台。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既有很多共同点,又有无数本质上的不同。在世界处于大发展,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下,我国需要充分利用、积极发挥自由贸易区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将自由贸易区战略作为我国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平衡美国霸权主义思维与行径,并最终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伟目标的重要平台。

刘洋^[10]（2014）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二、中国加入WTO,政府面临阵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加入WTO,政府面临阵痛（论文提纲范文）

（1）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制造业出口及其贸易政策研究 ——一个服务化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5）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研究 ——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美两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加入WTO,政府面临阵痛（论文参考文献）

• [1]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D]. 杜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3]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D]. 刘登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中国制造业出口及其贸易政策研究 ——一个服务化的分析框架[D]. 许光建. 浙江大学, 2019(01)
• [5]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研究 ——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D]. 潘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6]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D]. 郑红玲. 辽宁大学, 2019(07)
• [7]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D]. 黄金宇. 辽宁大学, 2018(05)
• [8]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刘建党.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1)
• [9]中美两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比较研究[D]. 张中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
• [10]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