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丽娜[1](2021)在《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且地处欧亚大陆的通衢之地和各大文明交汇之处,毗邻中国、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地区大国或形势动荡之地。近年来,随着中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世界各主要行为体高度重视并积极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先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关注急剧上升,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我国在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对历史、文化等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一直以来,有关中亚文明史的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薄弱领域。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出发,采用文明史的研究路径和区域史的叙述框架进行写作。从理论分析来看,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派——文明交往理论,从而有助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话语权。因此,本文以布哈拉汗国(以下简称“汗国”)为研究主体,围绕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个方面,对近代中亚地区内、外交往的背景、历程及影响进行系统论述,进而深入探讨中亚近代文明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和演变特点。布哈拉汗国史是研究中亚近代文明史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文明交往的视角出发,主要论述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并试图揭示中亚近代文明形成和演变的动因、规律和特点。全文由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目标与方法,指出创新之处与重难点,并对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加以阐释。第一章概述了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布哈拉汗国国祚400余年,历经昔班尼王朝、扎尼王朝和曼格特王朝的更迭,其历史进程与中亚近代史基本同步。16世纪初,在成吉思汗后裔昔班尼的统帅下,乌兹别克游牧民南下河中地区建立布哈拉汗国。自19世纪开始,封闭且落后的汗国在曼格特王朝的统治下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争霸的焦点。最终,俄国于1868年彻底征服汗国,使之沦为自己的附属国。总之,布哈拉汗国经历了兴盛、发展、衰落、沦为俄国附属国的历史变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亚近代史的演变规律。第二章分析了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本章主要从政治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三个方面来解读汗国制度文明的特点。汗国的制度文明经历了继承、融合、形成和完善的演变过程,以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制度为根基,借鉴游牧帝国的管理体制,因地制宜,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推动中亚近代制度文明的建设。第三章论述了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首先阐述了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然后分别探讨了农业经济的转型、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等问题。一直以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贯穿于整个中亚文明史进程,是中亚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力。另外,俄国的统治也是包括布哈拉汗国在内整个近代中亚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催化剂,致使汗国的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汗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导致汗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和自然经济体系逐渐瓦解。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汗国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但就本质而论,这种发展是以俄国殖民掠夺为前提的。第四章阐述了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布哈拉汗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其主导文化是以苏非主义为特征的伊斯兰文化。自古以来,中亚地处欧亚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中亚文明交往史上,中亚地区曾多次遭受异族入侵,甚至还有的民族在这里建立过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这种频繁的入侵与外族统治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诸多不同文明在中亚的交往。因此,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色的同时,中亚文明还不断学习、吸收和融会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文化是文明交往的重要标尺。随着近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布哈拉汗国的文化也随之衰败。然而,从微观层面来讲,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汗国的文化变迁既有发展与繁荣,也有停滞与衰败。第五章探讨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首先简要介绍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然后重要论述了汗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演变,从平等外交过渡到不平等外交再到附属关系的彻底转变。最后讨论了布哈拉汗国与周边的希瓦汗国、浩罕汗国、波斯、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的广泛交往。总之,布哈拉汗国的对外交往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暴力与和平两种形式交替展开。汗国的对外交往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也更加丰富了中亚近代文明史的内容。结语部分对全篇进行总结,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地缘、宗教和国家四大因素。生产力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动力。中亚地区没有适宜发展社会经济的环境和条件,落后的生产力导致布哈拉汗国最终被俄国所占领,其历史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地区。以布哈拉汗国为代表的近代中亚地方政权依旧受制于地缘因素,其历史演变始终与大国命运息息相关。中亚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中亚的宗教中心,布哈拉汗国的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始终贯穿于其历史进程中。一直以来,中亚地区少有形成长期稳定且人口众多的大国,近代诸汗国并存的局面从整体上削弱了中亚的实力。再者,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宗教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较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了中亚传统的伊斯兰文明体系;从民族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是今天乌兹别克民族的文明生根之地;从对外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体现了中亚文明交往的多元融合属性。
祝勇[2](2021)在《故宫文物南迁》文中研究表明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1,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2
赵冬旭[3](2021)在《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丁西林剧作研究》文中指出丁西林身为物理教授,却凭借独树一帜的话剧作品赢得了知识分子读者/观众的普遍青睐,无疑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本文以丁西林剧作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以及中西论者之间的对话为切入点,通过对史料的爬梳、中西文献的对比、文本的细读,重新定位丁西林剧作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中的具体坐标,考察中西文化对丁西林创作的影响,探究历史语境下丁西林的创作动机和策略、美学倾向、编剧技法和语言主张。通过对艺术形式的革新,他创作了具有现代特征和丰厚艺术价值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戏剧,尤其是早期话剧建立了全新的创作模式(pattern)。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绪言部分首先对研究对象丁西林予以简要介绍。在厘清国内外研究现状后,提出本文的核心问题:英语世界高度认可丁西林剧作的原因为何?丁西林剧作的哪些艺术特征具有创新意义,并如何起到了范本的作用?继而陈述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意义与创新之处。第一章探讨英语世界对丁西林剧作的接受。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英语世界不断有人在介绍、翻译、研究、甚至搬演他的剧作。无论是专题论文还是戏剧史,大都强调作家通过采用文雅的语言,融合唯美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喜剧形式,使作品拥有了独特而隽永的艺术价值。中外论者对丁西林剧作的评价有别,体现了美学观念和理论体系上的差异,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形式与语言也具有足以建构戏剧范式的重要性。第二章探讨丁西林在中西文化双重影响下的美学主张和戏剧策略,以及他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上的作用。对比中西戏剧史会发现,中国早期新剧转向以知识精英主导的“爱美剧”,和19世纪欧洲情节剧过渡到现实主义戏剧的历史如出一辙,这其中既有西学东渐的作用,又有戏剧发展、更迭的历史必然性。丁西林及其社团同人都是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业余爱好者进入新剧场域。他们再三申明审美愉快与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是为了厘正前期新剧对高台教化的过分强调。因此他们另辟蹊径,提出了以知识分子为潜在观众/读者群的新剧策略,并在此框架下探索新的戏剧主题、形式与舞台实践。第三章探讨丁西林对西方编剧技法和喜剧精神的移植和改造。丁西林在编剧上融合了西方近现代戏剧的技巧和本土化的主题与素材,以吸引知识阶层观众/读者的兴趣。他以戏剧的暗示性和情境为关键突破点,并适当“留白”以调动观众/读者的能动性,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以形式为重、内容居次的编剧模式。此外,他对乔装扮演技巧的反复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人类的游戏天性和男性的欲望,这为“涕泪交零”的现代戏剧带来了一丝珍贵的愉悦。其喜剧传达出温和而折衷的精神,又和英国风俗喜剧的强烈讽刺精神有着很大不同。第四章探讨丁西林对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所做的革新与调和。他始终致力于探索一种整合了文言与白话、中英语法的白话文,它既比纯粹口语更书面文雅,又比传统文言文更加活泼且更加具有日常口语化特征。同时,他用意义丰裕、富于美感的语言构建多重的意义,增添了剧本本身的文学维度,也重现了修辞的价值。因此,其戏剧语言呈现出文学化的、跨文化的、现代性的特征,引领了风靡一时的“西林风”。处女作《一只马蜂》实际上可被视作作家对其白话文试验的一个讽喻,也是其“西林风”戏剧创作的开拓之作。最后,结语部分指出,通过对编剧技法与语言风格的不断钻研和探索,丁西林创作出了具有技巧性、游戏性、杂糅性和现代性的戏剧,为中国现代戏剧,尤其是早期话剧提供了新的创作范本与模式。在以高台教化的戏剧观为主流的时代,丁西林践行了与众不同的美学与戏剧理念,其作品是独立自足、精雕细琢的艺术,而非“主义”和“思想”的附庸。这构成了其剧作的内容狭窄化和受众局限性,但也造就了英语世界对他的高度肯定。如果说还有评论家困扰于如何从丁西林的剧作中发掘出深刻的社会立意,那么,本文希望能够证明它们在艺术形式上的革新,就已经蕴蓄了独特的美学价值,为中国戏剧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尤达[4](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提出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李珊珊[5](2021)在《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全新概括,其中具有两大主体,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亲密友党,而参政党的称谓则是一个具有集体含义的政治名词,彰显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对“政党”的一般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特色”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参政党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角色定位的规范化程度,及其与其他结构性要素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因而以参政党为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需要从要素分析系统、从部分考察整体,这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可以借鉴其角色、结构与体系的分析模型,将参政党角色定位于组织、制度与治理三个层面,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以及参政党的角色功能向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的转化,从而形成从参政党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框架。参政党的三种角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参政党只有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化的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治理功能;其次,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也为参政党组织的良性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再次,随着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化,又反过来对其组织建设和制度设置的规范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新型政党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同时其自身的规范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模式,使后者呈现出平稳渐进、合作共识的总体特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包括组织模式、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三重要素。在组织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遵循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非竞争性的组织关系,具有非对称性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执政—参政”的制度模式,在政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主多元的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政策优化机制。从总体上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合作型特征,其中执政党领导合作,参政党协同参与,有效提升了治理绩效。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包括体系效能、过程效能与政策效能三个维度。参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社会服务与政策反馈等功能,它与执政党互动则形成了政治沟通、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以及民主监督等功能。这些功能维系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提升了该制度的效率与稳定性,充分展现了该制度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效果。尽管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但它在结构运作与能效发挥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而参政党自身建设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鉴于外在的环境的复杂多变,新型政党制度尤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运行效能、增强适应能力,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王枭[6](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杨冬珍[7](2021)在《拉尔夫·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1924-1994)原名阿道夫·米利班德(Adophe Miliband),英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英国“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享有盛名。米利班德的学术地位主要来源于其国家理论,他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承继和对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在20世纪60、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全面复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对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留有很大的空间。本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通过对其理论相关文本的解读和分析,纵向勾勒其生成演进,横向剖析其内容特点,力求客观、完整、准确地把握其理论整体,了解其理论核心,同时亦指出其理论不足。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对其国家理论相关的一手资料进行翻译,然后通过归纳整理,对其理论不同阶段的进阶进行了概括和划分。通过对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系统性考察,认为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在以工具主义为主的分析中,包含着不可忽视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反对给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贴上绝对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标签。本文共设置6章,分析框架从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形成背景谈起,通过其不同时期的文章和着作来梳理其国家理论的生成演进。在厘清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对其国家理论的核心思想有了清楚的认识,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权力精英)统治的国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控制国家的阶级与拥有资本的阶级享有共同的利益,并通过政治和裙带关系的捆绑来加强彼此的联系。将其理论核心思想与本质特征及构建方法综合整理后,再现米利班德国家理论产生之后的影响。最后,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对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进行辩证评价,探寻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境遇中的理论价值、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我们的启示。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积极因素值得我们充分重视,消极方面也足以引起我们警醒。在当下,我们依然需要进一步加深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因为两者都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与时俱进。同时对二者的本质区别要有清醒的把握,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方案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回归实践,在现阶段的中国,必须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此,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主体部分完成。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进行概括和总结。国家理论总是具体历史条件中的国家理论,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是他所处的历史、文化和环境的产物。二战之后,英国处在巨大的变化当中,已有的观点和理论很难解释清楚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每天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米利班德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在对前人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理论,其理论主要是立足英国并对英国未来走向进行思考的理论。在现阶段、新时代的中国,最符合我国国情,并能有效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最新结合,对党和国家事业各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作出了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正确的行动指南。
杜西西[8](2021)在《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商务汉语蓬勃发展,商务汉语教材的种类和数量也日益丰富。从教材层级来看,不仅有面向中高级学习者的教材,也有面向零起点学习者的教材。整体上看,学界对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的研究较少,对词汇方面的研究更少。本文选取了三套具有代表性的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从词汇选编、词汇释义和词汇练习三方面入手,采取量化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了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的选词问题。从词汇选编角度来看,三套教材的词汇选取均无统一标准,词类分布各有特色,一些共选词编排顺序不合理,词表中均未设置单元词汇总结,也未对商务领域词重点说明。从词汇释义角度来看,教材释义模式单一,释义方法和释义内容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从词汇练习角度来看,各套教材练习题量差别较大,商务领域词汇练习题的设置缺乏统一标准,有些教材未设置课堂练习且题型灵活度不够,编排顺序也不甚合理。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尽快建立《商务汉语词汇等级大纲》。(2)词类选编应以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三大词类为主,同时兼顾其它词类,且要重视词类编排方法。(3)适当参考《商务汉语教材词汇阈值比例表》选取商务领域词。(4)将共选词有选择性地编入《商务汉语词汇等级大纲》中,适当调整一些共选词的学习阶段。(5)设置单元词汇表并突出显示商务词条。(6)词汇释义模式要多样化,词汇释义方法要灵活化,词汇释义内容要保证准确性和简洁性。(7)按照课后练习用时与课堂教学用时比率为1:1左右的标准进行词汇练习题量编排。(8)商务领域词汇练习题的设置应遵循交际性原则,并要能凸显商务特色。(9)词汇练习题型要做到固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合理设置课堂练习,并注意题型编排顺序。
柳丽娜[9](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唐秋香[10](2019)在《盎格鲁-撒克逊王权与教会关系研究》文中提出约从5世纪30年代起,朱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日耳曼部族大批移居不列颠,并在6世纪末左右建立了王国。经过不断的征战和抵御维京人入侵的战争,到诺曼征服前夕,英格兰初步实现了统一。在宗教信仰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起初都是异教徒,但在6世纪90年代之后的3、4代人后,他们都皈依了基督教。惠特比会议结束后,基督教在英格兰获得了迅速发展,修道社团在各地涌现。而且,经过不断的改革和调整,英格兰在诺曼征服前已建立了 17个主教管区和数以千计的乡村教堂。当罗马传教团在6世纪末抵达英格兰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刚从部落军事首领转化而来,微弱且不稳定。改信基督教不仅有助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迈入文明开化的门槛,他们的统治者也能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实现对外扩张的政治野心。另外,在王国治理方面,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也离不开教会,因为神职人员有丰富的教务管理经验,而且,当时只有教会拥有受过教育、能读会写的成员。正因为如此,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积极推动基督教在其王国的传播和发展,如带领臣民自上而下地受洗,利用各种有利机会向其他王国输出基督教,通过带头献身宗教、捐建修道社团等支持修道主义的兴起等。另外,在幸存的盎格鲁-撒克逊早期法典中,异教崇拜被严厉禁止,基督教及其神职人员则获得保护。除了捐建主教教堂等这些直接服务于宗教目的的教会建筑,为教会的存在提供必要的经济和物质基础,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也是教会财产的最大赞助人。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主教、修道院院长等是王廷和地方治理中的关键人物,为了确保他们的忠诚,这些高级教士的任免常被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掌控,他们多是国王忠顺的臣属或王族成员。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也经常召开宗教会议,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教会内部事务受到世俗王权越来越多的干预,无法独立发展。得益于盎格鲁-撒克逊王权的庇护和慷慨捐赠,基督教迅速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扎根,并很快就积聚了大量财产。作为报答,教会竭力帮助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构筑一种受“神命”王权支配的统治秩序,例如,将国王等王族成员尊奉为圣徒,帮助找到一种新的激发其民众忠诚的替代品;在国王的登基典礼中引入涂油礼,向世人证明国王统治的合法性,并使盎格鲁-撒克逊王权披上“君权神授”的外衣等。与此同时,教会也为盎格鲁-撒克逊国王输送了诸多有用人才,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等活跃于王国的政治舞台,除了经常受邀参加贤人会议,与国王和其他世俗贵族共商内政、外交等重要事务,他们还与郡长一起承担维护地方秩序的重任。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教会不仅为王国的和平提供真诚的祈祷,一些高级教士甚至亲自领军同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异教徒入侵者作战。此外,作为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督教也在英格兰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精神纽带作用。尽管盎格鲁-撒克逊王权与教会彼此利用,并相互为对方的需要和利益服务,但基督教的某些教义与日耳曼人旧有的世界观存在着对立。从7世纪后期开始,教会与盎格鲁-撒克逊王权出现了“二元对立”的态势,如约克主教威尔弗里德与数位诺森伯里亚国王的争执、坎特伯雷大主教与麦西亚王权间的激烈冲突等。不过,总体来看,由于共同的目标和需要比实际或潜在的冲突和混乱更巨大、更强烈,和谐的合作是诺曼征服前英格兰教俗关系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在维京人的劫掠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教权和王权间的联盟变得更加紧密,尽管教会在此过程中逐渐沦为了世俗王权的附庸。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常被称为罗马教会的“女儿”。大格雷戈里、维塔利安等教皇对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继承人也努力通过授予盎格鲁-撒克逊大主教披肩等方式维系同它的联系。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罗马教廷表现出了很大的忠诚——主动向罗马教廷寻求关于英格兰教会的一些紧要事宜的意见和支持,并致力于教皇的传教事业等。尽管如此,由于罗马教会此时自身力量尚弱,再加上距离相对较远,教皇与盎格鲁-撒克逊世俗王权和教会的联系不多,英格兰的教会事务较少受罗马教廷的干预。不仅如此,盎格鲁-撒克逊教会从很早起就表现出了较大的独立意识,拒绝执行罗马教廷就“威尔弗里德事件”做出的判决。另外,在任用高级教士和婚姻领域,盎格鲁-撒克逊人也经常违反相关的教会法规,挑战罗马教皇的权威。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重难点 |
| 五、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 |
| 第一章 布哈拉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 |
| 第一节 乌兹别克人的南迁与昔班尼王朝的建立 |
| 一、乌兹别克人南下与帖木儿王朝衰败 |
| 二、汗国的创立与前期统治 |
| 三、阿布杜拉二世统治的兴盛 |
| 第二节 扎尼王朝的统治与战争交往 |
| 一、王朝建立与伊玛姆库利的统治 |
| 二、阿布杜拉齐兹汗与汗国分裂 |
| 三、乌拜杜拉汗统治与部落贵族间斗争 |
| 四、王朝衰微与纳迪尔沙入侵 |
| 第三节 曼格特王朝与俄国保护国的形成 |
| 一、曼格特部落与新政权的稳固 |
| 二、沙赫穆拉德时期的繁荣与19 世纪初的汗国 |
| 三、纳斯鲁拉强化集权与对外征战 |
| 四、1868 年俄国占领与统治 |
| 五、1917—1920 年汗国历史的终结 |
| 小结 |
| 第二章 布哈拉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军事制度的特点 |
| 一、汗位继承与分封制 |
| 二、帖木儿帝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延续 |
| 三、宗教阶层的显着地位 |
| 四、俄国政治代办处的设置 |
| 五、军事管理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法律制度的变化 |
| 一、伊斯兰教法和部落习惯法并行适用 |
| 二、伊斯兰国家司法体系的地方化 |
| 三、俄国统治后的司法改革 |
| 第三节 经济制度的演变 |
| 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
| 二、赋役制度的完善 |
| 三、货币政策的变化 |
| 四、水资源管理体系的改善 |
| 五、经济自主权的丧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布哈拉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 |
|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 |
| 一、乌兹别克人与河中居民的广泛交往 |
| 二、政权稳固问题与统治者政策变化 |
| 三、俄国统治与工业文明的冲击 |
| 第二节 农业经济的转型 |
| 一、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
| 二、传统发达的农耕业 |
| 三、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四、棉花种植业的兴衰 |
| 第三节 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 |
| 一、手工业的兴衰 |
| 二、贸易发展的多元化 |
| 三、资本输入与俄国企业的建立 |
| 第四节 社会生活的变化 |
| 一、人口分布与游牧民定居 |
| 二、城市发展与市民阶层壮大 |
| 三、社会分层与民众暴动频繁 |
| 四、俄国移民的到来及其影响 |
| 五、交通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布哈拉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 |
| 第一节 汗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
| 一、苏非主义的地域性 |
| 二、文化发展的宗教属性 |
| 三、地区教育中心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多元文化的变迁 |
| 一、建筑步入衰微 |
| 二、文学转向现实题材 |
| 三、艺术趋向本土化 |
| 四、多语言融合与借用 |
| 第三节 俄国对汗国宗教文化转型的影响 |
| 一、斯拉夫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
|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觉醒 |
| 三、社会改革新思潮与扎吉德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布哈拉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 |
| 第一节 对外交往的背景 |
| 第二节 与俄国关系的演变 |
| 一、政治往来与外交关系变化 |
| 二、贸易关系的实质性转变 |
| 三、俄国征服中亚的背景和原因 |
| 第三节 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广泛交往 |
| 一、与周边汗国的领土争夺与经贸往来 |
| 二、与波斯的战争交往和文化融合 |
| 三、与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
| 四、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交往与宗教联系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 |
| 二、布哈拉汗国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地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 |
| 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 |
| 二、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
| 三、宫殿前小山般堆起文物箱 |
| 四、文物连夜运出故宫 |
| 五、列车停在浦口,不知道往哪里开 |
| 六、请你明天九点钟再来一次 |
| 第二章一番风雨路三千:徘徊京沪 |
| 一、上海仁济医院的“临时周转房” |
| 二、故宫文物中存在赝品 |
| 三、马衡被任命为第二任院长 |
| 四、影印《四库全书珍本》 |
| 五、上海预展会取得“轰动效应” |
| 六、中国文物第一次有组织地走向国际 |
| 七、文物在六朝古都安家 |
| 八、易培基不可能活着看到洗清冤案了 |
| 九、千军万马的内迁洪流 |
| 十、运出南京的最后机会 |
| 第三章谁念客身轻似叶:西迁南路 |
| 一、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日本飞机炸平了 |
| 二、长沙至贵阳有土匪出没 |
| 三、安顺郊外的理想山洞 |
| 四、烟波一笠,回首江天 |
| 五、赴苏展品的安全,令故宫同人感到揪心 |
| 六、安顺待不下去了 |
| 七、在巴县的竹海中隐匿形迹 |
| 第四章千军万马一条江:西迁中路 |
| 一、把两千多箱文物抛在南京,让马衡无比自责 |
| 二、不易受潮湿的物品暂存重庆 |
| 三、宜宾也不安全 |
| 四、装满文物的木船纤绳断了 |
| 五、轰炸乐山的纪录片成为日本空军的“样板片” |
| 六、当学术巨匠遭遇大足石刻 |
| 第五章到晚才知身是我:西迁北路 |
| 一、一个家庭的“南迁” |
| 二、军火库做文物库房 |
| 三、在大雪中翻越秦岭 |
| 四、大慈寺僧人要遵守来自故宫的“戒规” |
| 五、古佛青灯,伴他写下一生中最重要的着作 |
| 六、大火向存满故宫文物的武庙蔓延过来 |
| 七、为守护国宝而牺牲的军人 |
| 第六章覆巢犹幸能完卵:沦陷之城 |
| 一、故宫人员关闭了故宫大门 |
| 二、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搞了件大事情 |
| 三、日本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之无上妙品 |
| 四、日本投降了,有人半信半疑 |
| 五、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 |
| 六、文物工作者的胜利“纪念碑” |
| 第七章八千里路云和月:东归北返 |
| 一、故宫文物走了,文化的种子留下了 |
| 二、接二连三的翻车事故 |
| 三、你不是学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 |
| 四、台湾,是什么地方啊 |
| 五、南迁文物回到出发地 |
| 六、追缴“小白楼”散佚书画 |
| 七、“故宫盗宝案”尘埃落定 |
| 第八章人间毕竟晴方好:一宫两院 |
| 一、文物迁出北平以来最大一次损失 |
| 二、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
| 三、生命中最后两个字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问题 |
| 四、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丁西林剧作的内容与形式之争 |
| 一、英语世界的高度认可 |
| 二、文以载道的传统标准 |
| 三、形式技巧的重要意义 |
| 第二章 丁西林的美学主张与戏剧策略 |
| 一、早期新剧的发展与转折 |
| 二、知识精英的涉足与论争 |
| (一) 吸纳中西与文理的学问 |
| (二) 批判“教条主义”的戏剧观 |
| (三) 提倡“使人愉快”的美学 |
| 三、关注受众的创作与实践 |
| (一) 明确潜在的观众与读者 |
| (二) 探索戏剧的主题与形式 |
| (三) 试验小剧场的制度与舞台 |
| 第三章 丁西林对编剧技巧的移植 |
| 一、营造戏剧的暗示性 |
| (一) 强调作家—观众的双向交流 |
| (二) 编织“经济节约”的人物对话 |
| (三) 留有空白与距离的戏剧结尾 |
| 二、发挥情境的重要性 |
| (一) 建立对话与情境的关系 |
| (二) 激发观众与情境的共鸣 |
| 三、重塑喜剧的精神 |
| (一) 释放游戏的天性 |
| (二) 表达男性的欲望 |
| 第四章 丁西林对戏剧语言的革新 |
| 一、对文白词汇与中西语法的杂糅 |
| 二、对匀称结构与多维意义的雕琢 |
| 三、《一只马蜂》:“西林风”的开拓之作 |
| 结论: 独辟蹊径的戏剧创作模式 |
| 附录一 丁西林年表 |
| 附录二 Oppression as a Situational Comedy:A Note on the Stagecraft of Ting Hsi-lin |
| 附录三 情境喜剧《压迫》:丁西林编剧艺术札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身份与阶层: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 |
| 第一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身份界定(1928-1963) |
| 一、创剧人身份的探索:从发明家到电视人 |
| 二、创剧人身份的确立:首席编剧与执行制片人 |
| 第二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阶层分析(1964-1998) |
| 一、创剧人群体的形成:三大剧种创剧人群体 |
| 二、创剧人阶层的出现:三大阶层创剧人分布 |
| 第三节 网络时代创剧人的阶层突破(1999-2019) |
| 一、模型构建:多源异构数据下的第一阶层创剧人画像 |
| 二、画像分析:从第一阶层创剧人到创剧人“职业群体” |
| 第二章 他者与自我: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内容选择 |
| 第一节 他者互文:临摹现实文本下的客观写实 |
| 一、效仿现实生活:从真人真事中取材 |
| 二、互文经典作品:从文学与影视中取材 |
| 第二节 自我表现:“三重自我建构”下的主观抒情 |
| 一、对“个体自我”的探寻 |
| 二、对“关系自我”的定位 |
| 三、对“集体自我”的认知 |
| 第三节 紧密结合:创剧人文本内容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他者故事中自我的汇入 |
| 二、自我镜像中他者的虚构 |
| 第三章 制作与创作: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制作范式:视听电影化与叙事文学性 |
| 一、电影化影像策略:质感营造与“景观”制造 |
| 二、文学性叙事策略:叙事结构与叙事线索 |
| 第二节 创作风格:视听个性化与叙事风格化 |
| 一、个性化的长镜头与蒙太奇 |
| 二、风格化的“话语”建构 |
| 第三节 高度统一:创剧人文本形式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制作范式中个性的凸显 |
| 二、创作风格中成规的体现 |
| 第四章 互构与升华:群体特征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 |
| 第一节 相互关系:成规与个性的互构 |
| 一、同源性:相近起源与发展 |
| 二、同构性:相互建塑和形构 |
| 三、共生性:互相依存与协作 |
| 第二节 共同作用:多元且精彩的主题 |
| 一、世界观的引导:个人信仰与哲学思辨 |
| 二、人生观的认同:女性主义、反同性歧视和反种族歧视 |
| 三、价值观的迎合:反英雄、非英雄与集体无意识 |
| 第五章 环境与心理:网络时代创剧人群体特征的成因 |
| 第一节 外在环境之变:媒介场域架构下的特征成因 |
| 一、网络时代媒介场域的架构变化 |
| 二、媒介与受众博弈下的底层逻辑 |
| 第二节 内在心理动因:“人类动机理论”下的特征成因 |
| 一、自我求生:生活困难者的生理需要 |
| 二、自我救赎:面临威胁者的安全需要 |
| 三、自我倾诉:身份认同困惑者的归属需要与情感缺失者的情感需要 |
| 四、自我证明:事业受挫者的尊重需要 |
| 五、自我实现:美国创剧人的终极追求 |
| 结语 |
| 第一节 从传播到效仿:美剧强大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在分辨中学习:现状、启示与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对中国新型(特色)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 三、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评价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何谓参政党 |
| 二、何谓新型政党制度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困难与不足 |
| 第一章 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参政党视角的形成 |
| 一、政党制度研究的西方路径 |
|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既有解释 |
| 三、参政党: 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新角度 |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
|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缘起与发展 |
| 二、本文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借鉴 |
| 三、角色定位、角色互动与功能转化: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参政党角色定位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变迁 |
| 第一节 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及其规范化发展 |
| 一、作为组织的参政党 |
| 二、作为制度的参政党 |
| 三、治理中的参政党 |
| 四、参政党三种角色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变迁 |
| 一、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 |
|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党制度的曲折发展 |
|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制度的健全与制度化 |
| 四、新时代以来“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 |
| 第三节 参政党角色规范化对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
| 一、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二、新型政党制度变迁中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角色定位 |
| 三、参政党角色规范化与新型政党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契合 |
| 四、参政党文化建设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意义 |
| 第三章 参政党和执政党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 |
| 第一节 组织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模式 |
| 一、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
| 二、组织关系——非竞争性 |
| 三、组织特征——非对称性 |
| 第二节 制度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模式 |
| 一、政党与政权关系——执政-参政 |
| 二、政党与政党关系——多党合作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政治协商 |
| 第三节治理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 一、嵌入式治理——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 二、一主多元: 治理主体的权力分配机制 |
| 三、协商整合: 治理过程的协同互动机制 |
| 四、科学民主: 治理绩效的提升机制 |
| 第四节 参政党与执政党互动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 |
| 一、合作型: 新型政党制度结构的整体特征 |
| 二、参与型: 参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中的定位 |
| 三、参政党政治参与对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结构的塑造 |
| 第四章 参政党功能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 |
| 第一节 体系维持: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体系效能 |
| 一、政治录用: 参政党的人才吸纳效应 |
| 二、政治沟通: 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交流 |
| 三、政治社会化: 参政党的文化传播 |
| 第二节 治理优化: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及政策效能 |
| 一、利益表达与聚合: 参政党的利益整合作用 |
| 二、政策制定与实施: 参政党对决策科学化的推动 |
| 三、职权行使、社会服务与政策监督: 参政党的政策输出与反馈功能 |
| 第三节 参政党功能转化对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积极作用 |
|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特点 |
| 二、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体系的巩固效应 |
| 三、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过程与政策效能的优化作用 |
| 第五章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
| 第一节 参政党角色缺位及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 |
| 一、参政党角色规范化的不足 |
| 二、参政党自身的结构性瓶颈 |
| 三、参政党的功能局限 |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
| 一、国内社会环境的压力 |
| 二、国际局势的影响 |
| 第三节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化路径 |
| 一、在执政党领导下完善参政党建设 |
| 二、完善政党协商机制与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制度结构 |
| 三、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与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 |
| 四、增强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适应性 |
| 结语 |
| 一、理论价值 |
| 二、治理价值 |
| 三、民主价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源起 |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一)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研究涉及的内容 |
| (二)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研究视角 |
| (三)观念史研究现状 |
| (四)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观念史研究及其对教学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
| 一、观念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
| (一)观念史研究的背景 |
| (二)观念史研究的流派 |
| 二、观念史的含义及理论要点 |
| (一)观念史的含义 |
| (二)观念史的理论要点 |
| (三)观念史研究特征 |
| 三、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意蕴 |
| (一)建构性研究范式 |
| (二)历史语境的研究方法 |
| (三)大众话语为研究对象 |
| 四、观念史研究对教学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
| (一)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 |
| (二)注重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而非普世研究 |
| (三)注重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 |
| (一)稳定和秩序性特征 |
| (二)直觉和顿悟性特征 |
| (三)关系性特征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的类型 |
| (一)混沌一体的教学观念 |
| (二)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 |
| 三、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的特征 |
| (一)教学目的具有关系性特征 |
| (二)教学内容具有稳定性特征 |
| (三)教学方式具有体悟性特征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动力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文化场域 |
| (一)转型中的社会文化冲突 |
| (二)碰撞中的中西文明 |
| (三)冲突中的人才选拔标准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 |
| (一)人才价值取向的矛盾 |
| (二)教学观念发展方向的矛盾 |
| 三、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 |
| (一)传统教学观念与欧洲大陆教学观念的教学方式的冲突 |
| (二)传统教学观念与英美教学观念的教学方式的冲突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 |
| (一)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 |
| (二)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 |
| (三)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 |
| (四)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重塑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路径 |
| (一)文化改造的路径 |
| (二)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的路径 |
| (三)教育改革的路径 |
| 第六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 |
| (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 |
| (二)做是教、学的基础 |
| (三)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特征 |
| (一)关系论特征 |
| (二)主体性特征 |
| 第七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的启示 |
| 一、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 |
| (一)坚持直觉、顿悟文化自信,传承体悟教学方式 |
| (二)坚持关系论文化思想自信,注重教学理论中个体间的关系 |
| 二、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 |
| (一)全面深入研究异域文化,避免文化嫁接 |
| (二)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异域文化,避免全盘西化 |
| 三、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
| (一)基于时代发展,建构本土教学理念 |
| (二)基于时代需求,建构本土教学活动 |
| 结论 |
| 参考?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s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原因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原因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形成背景 |
| 2.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形成的时代条件 |
| 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
| 2.1.2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
| 2.1.3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
| 2.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形成的思想来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影响 |
| 2.2.2 哈罗德·拉斯基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
| 2.2.3 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理论的影响 |
| 2.2.4 塔尔科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 |
| 2.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
| 2.3.1 英国民主制的传统 |
| 2.3.2 英国经验主义传统 |
| 2.3.3 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 |
| 2.3.4 改良主义的传统 |
| 第3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生成演进 |
| 3.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初步阐发 |
| 3.1.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起点 |
| 3.1.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准备 |
| 3.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形成 |
| 3.2.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逐步展开 |
| 3.2.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雏形 |
| 3.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完善 |
| 3.3.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走向成熟 |
| 3.3.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系统表述 |
| 3.3.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不断丰富 |
| 第4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基本架构 |
| 4.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构建方法 |
| 4.1.1 阶级分析方法 |
| 4.1.2 结构功能范式 |
| 4.1.3 经验主义方法 |
| 4.1.4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 |
| 4.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核心思想 |
| 4.2.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
| 4.2.2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
| 4.2.3 资产阶级依然维护着统治的合法性 |
| 4.2.4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
| 4.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特点 |
| 4.3.1 立足于现实 |
| 4.3.2 富有批判精神 |
| 4.3.3 敏锐的政治责任感 |
| 第5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影响 |
| 5.1 英国“新左派”运动与《新左派评论》 |
| 5.1.1 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开始与《新左派评论》的创立 |
| 5.1.2 英国“新左派”运动与《新左派评论》的曲折发展 |
| 5.1.3 米利班德在“新左派”运动和《新左派评论》中的作用 |
| 5.2 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的论辩 |
| 5.2.1 第一次“米普论辩” |
| 5.2.2 第二次“米普论辩” |
| 5.2.3 第三次“米普论辩” |
| 5.2.4 围绕“米普论辩”的论辩 |
| 5.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历史效应 |
| 5.3.1 论辩各方对其国家理论加以补充完善 |
| 5.3.2 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探讨得以增强 |
| 5.3.3 多学科理论资源得到有效整合 |
| 第6章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评价 |
| 6.1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积极性 |
| 6.1.1 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观点的坚持 |
| 6.1.2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方法 |
| 6.1.3 在对多元主义国家理论的批判中揭示资本主义国家本质 |
| 6.1.4 坚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方案 |
| 6.2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局限性 |
| 6.2.1 对阶级概念的误读 |
| 6.2.2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 |
| 6.2.3 改良主义方案及实现途径的模糊 |
| 6.3 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启示 |
| 6.3.1 进一步加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
| 6.3.2 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
| 6.3.3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拉尔夫·米利班德学术作品目录(1924—1994)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课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2 研究对象 |
| 1.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2 概念的界定 |
| 1.2.1 专门用途汉语CSP |
| 1.2.2 零起点的概念界定 |
| 1.2.3 商务汉语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零起点商务汉语研究现状 |
| 1.3.2 商务汉语教材词汇研究现状 |
| 1.3.3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研究现状 |
| 1.4 教材简介 |
| 1.4.1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概况介绍 |
| 1.4.2 论文所用三套教材内容及结构简介 |
| 第二章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选编情况统计分析 |
| 2.1 词汇量与词汇等级分布统计分析 |
| 2.1.1 词汇总量统计分析 |
| 2.1.2 单课词汇量统计分析 |
| 2.1.3 词汇等级分析 |
| 2.2 词类分布统计分析 |
| 2.2.1 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分析 |
| 2.2.2 量词、虚词、助动词统计分析 |
| 2.2.3 其它类词汇统计分析 |
| 2.2.4 专有名词分析 |
| 2.3 商务领域词统计分析 |
| 2.3.1 商务领域词的等级分布 |
| 2.3.2 商务领域词的单册编排 |
| 2.3.3 商务领域词的话题分布 |
| 2.4 共选词统计分析 |
| 2.4.1 共选词的生词等级 |
| 2.4.2 共选词的商务领域词 |
| 2.5 词表编写体例分析 |
| 2.5.1 词表的编排格式 |
| 2.5.2 词表的词性标注模式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释义研究 |
| 3.1 词汇释义的模式 |
| 3.2 词汇的释义方法 |
| 3.2.1 一对一释义法 |
| 3.2.2 近义词释义法 |
| 3.2.3 加注释义法 |
| 3.2.4 纯粹释义法 |
| 3.3 词汇释义的内容 |
| 3.3.1 理性义释义情况 |
| 3.3.2 色彩义释义情况 |
| 3.3.3 词义用法释义情况 |
| 3.3.4 上下文语境贴合情况 |
| 3.3.5 商务领域词释义情况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零起点商务汉语词汇练习题统计分析 |
| 4.1 词汇练习题量统计分析 |
| 4.1.1 词汇练习题总量统计分析 |
| 4.1.2 每课/每单元词汇练习量统计分析 |
| 4.2 词汇练习题型研究 |
| 4.2.1 练习题型的固定与灵活 |
| 4.2.2 练习题型的编排顺序 |
| 4.3 商务领域词汇练习题研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编排中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
| 5.1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选编中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
| 5.1.1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选编中的问题 |
| 5.1.2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选编的改进建议 |
| 5.2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释义中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
| 5.2.1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释义中的问题 |
| 5.2.2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释义的改进建议 |
| 5.3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练习中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
| 5.3.1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练习中的问题 |
| 5.3.2 零起点商务汉语教材词汇练习的改进建议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既有研究成果综述 |
| 三、史料基础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盎格鲁-撒克逊王权与教会关系的背景 |
| 第一节 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 |
| 一、政治简史 |
| 二、社会治理 |
| 第二节 盎格鲁-撒克逊教会 |
| 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皈依 |
| 二、惠特比会议 |
| 三、教会组织结构 |
| 第二章 王权对教会的庇护和干预 |
| 第一节 庇护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 |
| 一、推动基督教的传播 |
| 二、支持修道主义 |
| 三、保护教会及其神职人员 |
| 第二节 帮助教会积聚财富 |
| 一、盎格鲁-撒克逊教会财产概况 |
| 二、捐献土地等 |
| 三、协助教会征税 |
| 第三节 干预教会事务 |
| 一、任免高级教士 |
| 二、掌控宗教会议 |
| 第三章 教会对王权的协助和制约 |
| 第一节 圣化王权 |
| 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圣王权观 |
| 二、尊奉王族人员为圣徒 |
| 三、引入国王圣化礼 |
| 第二节 襄助世俗事务 |
| 一、担任王室信使 |
| 二、出席贤人会议 |
| 三、参与地方治理 |
| 四、协助抵御入侵 |
| 第三节 促进统一 |
| 一、英格兰的统一 |
| 二、教会的精神纽带作用 |
| 第四节 制约王权 |
| 一、裁判国王的道德品行 |
| 二、国王圣化礼的潜在制约 |
| 第四章 教会与王权的冲突和调适 |
| 第一节 “威尔弗里德事件” |
| 一、威尔弗里德其人 |
| 二、威尔弗里德与诺森伯里亚国王的争执 |
| 第二节 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王权的冲突和调适 |
| 一、大主教与麦西亚王权的冲突 |
| 二、大主教与威塞克斯王权的联盟 |
| 第五章 罗马教廷与盎格鲁-撒克逊政教关系 |
| 第一节 罗马教会与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及其王权 |
| 一、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罗马教会的“女儿” |
| 二、盎格鲁-撒克逊王权对罗马的尊崇 |
| 第二节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忠诚” |
| 一、主动与教廷商讨教会事务 |
| 二、致力于罗马教皇的传教事业 |
| 第三节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叛逆” |
| 一、拒服罗马教廷的裁决 |
| 二、违规任用高级教职 |
| 三、婚姻领域的挑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