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在多媒体时代从事新闻工作

一、多媒体时代我们怎样从事新闻事业（论文文献综述）

贾绍俊^[1]（2021）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党团结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得以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对象主体、话语体系、实现目标等方面都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等一般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局性掌控和全面性领导上,体现为要从整个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从理论和价值维度来看,加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是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实现其“生命线”作用的内在需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条件、重大任务和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从微观角度来讲意味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吸引力、阐释力等话语能力建设的增强,从中观来讲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加强,是党的领导能力特别是思想文化宣传教育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然而进一步从宏观来讲,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建构和建设的中心目标。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党性修养,提升综合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增强,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乃是功在当今、利于千秋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话语研究的以往理论经验来看,话语权具有流变性的典型特征,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更是受到其自身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的直接影响,与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自觉等息息相关。从历史维度来看,结合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合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才能够获得政治保证和关键主体力量;只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实现话语传播多样化和话语践行的示范化,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找准着力点。遵循这些经验启示,针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呈现的问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向的人民性、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话语传播的自觉性,通过整体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为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发展提供主体保障。本研究正是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统一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国内外话语研究的成果和智慧,遵循理论、历史、现实、问题和对策的研究理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推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持。

教育部^[2]（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说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刘奕^[3]（2020）在《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到移动网络,新的服务与应用层出不穷,对移动网络的容量、传输速率、延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G技术的出现,使得满足这些要求成为了可能。而在5G全面实施之前,提高现有网络的性能及用户感知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5G应用场景及目标入手,介绍了现网改善网络性能的处理办法,并针对当前5G关键技术 Massive MIMO 技术、MEC 技术、超密集组网、极简载波技术等作用开展探讨,为5G技术对4G 网络质量提升给以了有效参考。

刘森,张书维,侯玉洁^[4]（2020）在《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改革探索》文中研究说明根据国家对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最新要求,解读当前"三教"改革对于职教教育紧迫性和必要性,本文以3D打印技术专业为切入点,深层次分析3D打印技术专业在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对"三教"改革的一些具体方案可行性和实际效果进行了探讨。

张兰^[5]（2019）在《媒体转型期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认同是个体在社会中形塑的、以自我为轴心展开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职业认同是认同在职业领域的反映。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社会,个体的职业认同危机问题日渐凸显。具体到我国的传媒行业,由于体制转轨和媒体转型以及技术赋权下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专业记者已经无法保持他们对这一职业的管辖权,新闻进入了“去专业化”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不少新闻从业者高调离职或转型,而在职的很多新闻从业者则自诩为“新闻民工”,职业认同危机严重。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不仅可能影响他们的新闻实践及报道风格,也可能影响媒体的社会功能及组织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议题并进行系统研究。论文以建构主义理论和法国着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指导,分两大部分对这一议题进行研究。第一大部分由第2、3、4、5四章构成,主要从理论层面分析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理论基础、职业认同危机及其症候、因缘与影响。第二大部分由第6、7、8三章构成。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了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结构维度,开发了《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量表》,借助大样本数据分别对转型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的现状、影响效应模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提升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提出建议。第9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展望。新闻职业化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这是讨论职业认同的前提基础,论文从商业报刊的发展、专职记者的出现、职业团体的组建、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形成和新闻专业教育的萌生等五大方面考察我国新闻职业化的萌芽。与孤立地关注职业团体、伦理规范等职业组织形态问题不同的是,职业社会学强调每一个职业在这一领域中对某些工作的“管辖权”,职业化是在不同职业对管辖权边界的冲突中得以实现的。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新闻职业的特性,包括:专业化程度不高、辐射面很广、对技术和信源的依赖性强等。新闻业的不景气导致新闻从业者待遇下滑、个人发展空间受限,新闻业的危机引起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危机。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从“无冕之王”到“防火防盗防记者”的社会认同危机,多重角色冲突的个人认同危机以及从知识分子到“新闻民工”的自我认同危机。结合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论文主要从管理政策、经济、技术三个维度五个方面分析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的因缘,具体体现为:行业管理不断规范、专业技术更新迭代、传播主体日趋多元、经济压力难以纾解。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陷入重重危机,已有的新闻职业理念和新闻职业精神日益弱化,粗浅浮躁充斥着新闻生产过程,新闻品质下降:虚假新闻泛滥,新闻低俗化、娱乐化趋势明显;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失范现象严重,自诩为“新闻民工”的新闻记者受到商业化逻辑的侵蚀,职业道德和操守严重受到侵蚀,“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等新闻寻租现象屡禁不止;从业者对新闻职业的满意度急剧下降,“离职潮”时现。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获取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文本资料,运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先后经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等编码方法,获取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相关条目,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编制《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初始问卷》。经由预调研与正式调研,运用问卷调查获取一手研究数据,在SPSS与Amos软件平台上进行数据处理。最终开发了信效度均良好的《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量表》,量表由23个题项组成,是一个二阶五因子构成结构维度,五个维度分别为:职业情感、角色价值观、职业价值观、职业能力和职业信念。以此量表检验媒体转型期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状况,发现其职业认同总体水平较低（3.10）。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受到性别、年龄、从业年限、收入水平、职务、编制性质、媒体属性、媒体类型等个体背景变量的影响,工作压力对其职业认同具有显着负影响,自我效能感对职业认同具有显着正影响,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与其离职意愿具有显着正影响。新闻从业者职业压力对其离职意愿具有显着负影响,并通过职业认同间接影响离职意愿,职业认同是工作压力影响离职意愿的中介变量。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提升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提出了如下建议:再造新闻采编流程,减轻工作压力;提高人职匹配度,提升职业自我效能感;实施差异化管理,注重新闻从业者职业发展。本研究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发展:第一,深化了新闻传播主体的研究领域,拓展了职业认同研究的职业领域;第二,首次开发了适合我国新闻从业者的符合测量学要求的《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量表》;第三,实证研究了媒体转型期我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现状,揭示了我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在个体背景变量上的特点;第四,揭示了新闻从业者工作压力和自我效能感、职业认同、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初步构建了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的影响效应整合模型。

张学霞^[6]（2019）在《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研究（1926-2018）》文中提出当下国内外传播学研究中空间转向研究已成为一种显现的趋势。其中,传播的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问题、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成为空间转向研究中的焦点问题。本研究为顺应传播学空间转向研究态势,同时也为推动中国区域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推动宁夏新闻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选取宁夏作为考察地方空间内大众传播活动的背景空间,选取1926年-2018年这近百年的历史时长作为考察地方空间内大众传播活动的背景时间,重点考察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生成、演进的动力机制,结构性特征,内部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关系,以及它在促进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文化上的多元一体和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功用。本研究拟解决如下问题:如何从特殊性入手追求普遍性?如何在强调地方大众传播经验的同时,提炼出地方大众传播网络在推动和促进国家一体化发展方面的作用机制,实现对求异之上的求同的理解?本文共五章。整体而言,梳理了 1926-2018年间宁夏主要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呈现了它们发生、发展的脉络,展现了其中部分媒体消失、消亡、断裂发展的场景。采用了历时性、结构性的视角,融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以文献为基础,勾勒出宁夏近百年间大众传播网络生成与演进的全程、全貌,构建出不同历史阶段中宁夏四种大众传播网络模型。绪论。此部分阐明了选题背景、选题缘由、研究思路、研究意义和研究的问题。对国内外研究做了综述,评析了宁夏新闻传播的研究现状。还界定了核心概念,说明了研究方法、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和研究的不足之处。此部分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命题,采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力图达到什么样的研究目标。第一章。本章展现了宁夏作为地方空间的被生产过程和这一空间内存在的多民族社会关系。展现了 1926-1949年间宁夏主要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提炼出宁夏二元大众传播网络的五个结构性特征。阐释了宁夏二元大众传播网络生成的历史意义,并概括指出了制约这一时期宁夏传媒发展并影响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的三种要素。第二章。本章阐明了 1949-1979年间宁夏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之空间生成的缘由和过程,阐释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呈现了这一期间宁夏主要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认为宁夏形成了广播传播网络占主导的三元大众传播网络,提炼出宁夏三元大众传播网络的五个结构性特征。分析了媒体制度、媒体基础设施、媒介技术对宁夏大众传播网络的支撑作用和制约作用。第三章。本章展现了 1979-2003年间宁夏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认为宁夏形成了电视传播网络占据主导的多元大众传播网络。提炼出宁夏多元大众传播网络的五个结构性特征。认为大众传播网络对宁夏多民族关系以及民族团结形象有着重大的建构作用。同时剖析了媒体体制的发展与确立对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的双重影响。第四章。本章展现了 2003-2018年间宁夏传统媒体、新媒体、新新媒体的新闻传播实践。认为宁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层次、多类别、多媒介形态、多元力量混杂交织的全景式大众传播网络。提炼出宁夏全景式大众传播网络的四个结构性特征。剖析了媒介融合的概念和中国媒体融合、宁夏媒体融合的现状。剖析了用户群体的固化、迁徙与流动,以及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新新媒体对宁夏大众传播网络的影响。结论与展望。本文发现,有三种主要因素推动和促动了宁夏近百年间大众传播网络的生成与演进。是权力贯穿于大众传播网络演进的始终,并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国家统一性的制度安排为它的生成与演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基础设施的配置和技术的发展创新成为宁夏大众传播网络不断演进的强劲驱动力。本文还发现,宁夏大众传播网络在促进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文化上的多元一体以及多民族融合等方面,在反映、形塑和建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象和地方形象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宁夏近百年间大众传播网络呈现出以下四个结构性特征。它具有极不稳定-相对不稳定-比较稳定—又开始不稳定的发展特征。同时,它还具有结构上的发展不平衡特征,层级上的汇集性和类别上的分散性特征,以及网络横向间弱连接性等特征。宁夏近百年间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生成与演进对当下的启示:未来媒介形态的演化过程必将是不同媒介并立共存、相互转化的过程。媒体融合能够促进传播网络之间的融通和连接。最后,媒体传播网络与政务系统传播网络和自媒体传播网络之间的竞争将加剧。

李金兆^[7]（2019）在《信息化社会的戏曲传承 ——以川剧为例的“互联网+戏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核心主题是“信息社会视域下戏曲文化的数字化传承与发展”,在以川剧戏曲文化本体传承为例的研究基础上,将数字化、大数据、云计算、新媒体、互联网等信息化主流关键技术与川剧的保护传承相融合,实现了戏剧戏曲学、文化传播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科学多学科融合研究的突破。研究梳理分析了川剧数字化研究的文献,对国内外有关戏曲传承数字化和川剧传承数字化的研究进行了大量的查阅、比对、跟踪、分析,同时引入大数据挖掘方法对中国传统戏曲在互联网传播进行了全样本的数据爬取和比对分析;在论述戏曲文化发展与人类社会进化的关系上,研究了信息社会的主要技术元素对戏曲传承与发展的影响;综述分析了川剧在信息化社会生态下生存、传承、发展的现状,并对川剧传承与发展中存的观念自闭、政策失衡、人才断代、传播无序、创新不足等问题进行了剖析;研究了信息化社会生态下承担川剧戏曲文化传承发展的主体人群,指出年轻化的川剧受众者的主体文化特质和需求;引入云存储、云备份、云容灾、云安全概念,论证设计了川剧整体数字化保护的主要领域、主要路径、主要方法、技术路线和顶层架构;论证设计了川剧戏曲文化整体数字化云共享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论证设计了川剧戏曲文化实现云传播的矩阵体系和传承发展方向。研究过程中,本论文提出了若干重要观点,一是以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文化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技术的关系出发,通过研究分析社会进化中的人性解放和赋权方式,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主要划分为农业文明社会、工业文明社会和信息文明社会三个文明进化阶段;二是信息文明社会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权力来源,激活了社会中无数的“相对无权者”,推动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文化转向社会化、融合化和去中心化;三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三个社会文明进化阶段对戏曲文化发展的影响呈“V”字型关系,信息技术为戏曲传承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四是云保护是实现川剧戏曲文化数字化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云共享是实现川剧戏曲文化数字化传承与发展的核心,云传播是实现川剧戏曲文化数字化传承与发展的生态;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互联网将成为主战场,戏曲依托于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将极大地提升我国的文化竞争力。通过以上研究,本论文得出三项主要结论:一是推进川剧戏曲文化整体数字化是实现川剧传承发展的必然选择,二是推进川剧戏曲文化整体数字化传承发展是科学和切实可行的。三是推进“互联网+戏曲”研究与规划应上升成为国家文化战略。本论文建构了支撑川剧戏曲文化整体数字化传承发展的“云保护、云共享、云传播”基本理论框架,研究论证了“云保护、云共享、云传播”三个理论概念和构架体系设计是一种既递进又同步的关系,指出了“云保护、云共享、云传播”理论与设计体系是实现川剧戏曲文化整体数字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推演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互联网+戏曲”之路,为中国戏曲文化整体推进数字化传承发展进程提供了跨学科融合研究样本和实体设计借鉴。

崔有波^[8]（2019）在《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每一轮科技革命都可能会引发一轮教育革命,教育和学习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社会活动,始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革新。文字和学校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教育革命的到来,教育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教育史上的第二次革命的到来,知识传播更为便利;第三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班级授课制的出现推动了规模化教学的发展,教育普及才真正得以推进。人类历史上第四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期,网络信息技术正引发教育系统的全面变革,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学内容、教育体制与教育目标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整个教育生态被重塑,信息和知识瞬息万变,不断学习成为社会成员的基础性需求。再加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素质需要提高,教育公平问题需要解决,社会创新活力需要激活,而互联网的独特优势将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因此,建设全民、终身、全面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既是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又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选择。基于以上研判,本研究将学习型社会建设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运用社会转型理论、网络社会理论、教育冲突理论等理念工具,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界定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内涵,理清学习型社会建设理念的思想来源和历史演变,探究西方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主要进展,分析在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比较传统教学模式和网络时代的教学模式的主要区别,辩证分析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探寻互联网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有效路径。导论部分首先解释了本研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概括了人类历史上的四次教育革命,并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分析了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这一话题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后,从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视角总结了学习型社会研究的主要进展,对网络教育、网络学习、虚拟学习社区等概念做了区分,在此基础之上界定了互联网和学习型社会的主要内涵。通过分析已有研究的不足,并基于社会转型理论、网络社会理论和教育冲突理论,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中西方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过程。古代中国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和古希腊的“博雅教育”理念都可以看作是中西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思想萌芽,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古代中西方都未能实现。现代中西方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都经历了起步、探索、发展等多个时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求知欲望大增,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成为必然之举。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学习的兴起和国家的鼓励支持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重塑了教育生态。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互联网时代的教学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教学主体经历了从单主体论到双主体论、从小众化到大众化的转变;教学内容经历了从有限性到无限性、从同质化到异质性的转变;教学从同时空性转变为超时空性,从年级年限制转变为无年级年限制;教学理念也经历了从师传生受到主动自学、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信息素养的转变;教学目的也从培养人才转变为实现人的自我完善。互联网的内在特性与功能对学习型社会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人们的闲暇时间,打破了教学的时空限制,助推了教育公平的实现,为全民终身全面学习创造了条件;提高了社会成员的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学习能力、学习效率和学习转化力;助推实现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促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有助于构建学习型组织;能够满足学习者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能够促进科研和学术的交流合作,促进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思维的培养,推动社会创新。同时,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数字鸿沟”的存在会加剧地域之间、阶层之间和代际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其次,“信息超载”现象会分散学习注意力,浪费学习时间,增加信息辨识难度,降低学习质量,导致信息迷航,迷失学习目标。再次,“碎片化学习”方式的盛行会降低学习者的辨识能力和深度学习能力,并助长不良学习习惯的养成,最终降低学习的实际效果。另外,“网络依赖”会助长学习者的学习惰性,抑制社会成员的原创能力,并加剧网络安全威胁。最后,“网络失范”现象的频发可能会加剧网络不良信息和消极网络文化对社会成员的误导。因此,中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要用好互联网这柄双刃剑。网络时代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首先要营造公平、绿色、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这就需要打破网络壁垒、净化网络空间、完善网络法规和发展最新的网络信息技术。其次还要提高网络学习的质量,打造高水平的网络教学平台和高质量的网络学习资源,提高网络教学的效率,不断革新网络教学的方式。另外,还要加强对网络教学的审核与监管,防范资本对网络教学的过多干预,提高网络教学的规范性。结语部分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指出可能的拓展研究方向。

李静瑞^[9]（2019）在《网络知识论 ——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以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史论结合法,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研究了网络知识活动,包括网络知识获取、网络知识生产、网络知识传播和网络知识悖论,对其方式、利弊及其运行规律进行归纳抽象,形成了完整的网络知识理论体系。并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采用总论、研究视角阐述和分论的研究结构。本文涉及较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主要有:基于直接经验的间接经验论、认识运动的辩证发展论、与真理论相统一的价值论、认识活动和过程中的对立统一论、网络知识传播与管理论、认识的群众主体论。网络知识论是对基于计算机、智能移动终端和电子网络技术而产生的新的知识活动方式的相关特点、规律的研究和探索,包括网络知识获取理论、网络知识生产理论、网络知识传播理论和网络知识悖论。相较于传统知识活动,网络知识活动具有三个方面的显着特点:一是得益于互联网络的开放性特征,网络知识获取、生产、传播的主体都打破了精英垄断,有由精英垄断向普通大众下移的大众化趋向;二是同样源自于电子网络的开放性特征,网络知识的获取、生产,和传播,都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三是源自于web2.0以来互联网的交互性特点,网络知识的获取、生产和传播都具备强交互性的特征。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透视和考察,网络知识获取实质上属于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一种间接经验获取新方式;网络知识生产理论既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知识开放性理论品格和认识运动的反复性和无限性,亦融通了唯物史观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相关思想,从而多维度呈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网络知识传播理论体现了知识渗透价值理论;网络知识活动中的一系列悖论是网络知识活动中所衍生和呈现出的对立统一的新形式,也可作为网络时代认识论中对立统一的新形式。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对所有网络知识活动进行整体研究,提出了“网络知识论”的概念对之进行概括。第二,详细探讨了电子网络空间中的知识悖论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应对之策。第三,在对网络知识理论的每一部分研究的基础上,都对之进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角的解读和考察。

陈若萱^[10]（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二、多媒体时代我们怎样从事新闻事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多媒体时代我们怎样从事新闻事业（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改革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5）媒体转型期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研究（1926-2018）（论文提纲范文）

（7）信息化社会的戏曲传承 ——以川剧为例的“互联网+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网络知识论 ——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多媒体时代我们怎样从事新闻事业（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D]. 贾绍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3]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J]. 刘奕. 数码世界, 2020(04)
• [4]3D打印技术专业“三教”改革探索[J]. 刘森,张书维,侯玉洁. 数码世界, 2020(04)
• [5]媒体转型期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D]. 张兰. 南昌大学, 2019(01)
• [6]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研究（1926-2018）[D]. 张学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7]信息化社会的戏曲传承 ——以川剧为例的“互联网+戏曲”研究[D]. 李金兆.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8]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D]. 崔有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9]网络知识论 ——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考察[D]. 李静瑞.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10]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