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我们为祖国歌唱

一、新的世纪我们向着祖国歌唱（论文文献综述）

连婉廷^[1]（2021）在《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文中指出音乐是一种包含人类丰富情感与复杂认知的艺术表达,能够为人类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功能,例如审美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能等。音乐的题材、体裁是丰富多样的,不过并非所有的音乐都主要服务于政治。在政治场域之中,部分音乐作品能够发挥政治功能,这类作品以表达政治信息为目的,塑造了“音乐政治表达”,发挥了相应的“音乐政治功能”。与普通的音乐表达不同的是,只有在政治场域中传递政治信息的音乐表达,才是音乐政治表达。由此,立足于音乐政治表达分析音乐政治功能,是政治学研究中具有音乐与政治交叉研究属性的重要范畴。政治与音乐具有相关性,虽然政治与音乐是看似相互独立的文明系统,拥有各自的形成逻辑与各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每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这些关联推动了事物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引发了由学科之间相互交融所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逻辑,这些新的知识体系拓展了人类认知,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也构成了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依据,为厘清政治与音乐之间的逻辑,提供丰富的学术想象空间和理论探索驱动。音乐政治表达能够发挥某种政治功能,象征、动员与认同便是其中三重较为常见的功能。自古以来,音乐政治表达的例子屡见不鲜,无论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中“乐与政通论”,还是柏拉图所提及的派地亚过程中音乐对教化民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抑或是亚里士多德对音乐调性和德性之间的关联性阐述,都能够反映出政治家通过音乐的强动员性、象征作用和塑造情感的价值,从而教化民众以实现促进社会稳定等政治目的。从音乐的社会价值来看,音乐能够充实人类精神、调动人类情感、传承人类文化以及塑造人类文明,无论运用明示还是隐喻的方式,音乐政治表达都在政治文化中传递着政治信息,并以艺术表达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姿态广泛存在。本文的总体架构是总分总的形式,第一章总体概括了音乐政治功能的基本内涵、三重功能的内在关联以及相关基础理论。最后一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的双向性和从责任视角延伸音乐政治研究的可能性。中间三章以并列式的方式进行展开,三种功能都通过功能主义中“结构-过程-功能”的研究层次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概念性的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内涵是本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因为,并非所有的音乐表达都能够实现政治功能,并且不同音乐所发挥的政治价值不同。不同音乐的具体内容、传播路径不同,这些差异成为了是否能够实现音乐政治表达以及实现何种政治功能的依据。因此,本研究并非在针对音乐的艺术性进行探索,而是立足于政治学的视角,将部分音乐作品作为分析对象,进而挖掘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机理。其次,音乐政治功能很多,但是象征、动员与认同是较为常见的并且对政治需要而言十分重要的音乐政治功能。辨析音乐政治功能可以借鉴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并将其细化为“结构-过程-功能”三个维度。结构方面,从音乐的自身结构以及音乐的社会分工来理解音乐政治表达的微观结构与社会宏观结构。过程方面,音乐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表达能够促成某种政治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便是音乐政治表达能否发挥某种政治功能的过程。功能方面,不同的结构与过程可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及其音乐的政治实践,音乐可以通过特定的结构与过程实现某种政治功能。最后,本文终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具有双向性的特点,对于政治稳定而言音乐政治表达的作用可能是正向的,亦可能是反向的。反向作用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引发争乱等。因此音乐政治表达需要从责任的视角对音乐创作者责任以及政府对音乐宣传的责任两个方面加以延伸。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三重政治功能,不同政治功能的产生逻辑不同,因此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分析重点也有所不同。首先,音乐政治象征方面。能否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在于音乐符号能否通过政治意义的在场,实现符号的价值转向。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使广义的政治意义进行强化,从而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其次,音乐政治动员方面。实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核心在于是否能够进行情感的唤起,进而引发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从而通过音乐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进行动员。最后,音乐政治认同方面。实现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关键在于音乐中所表达的身份信息,能否使认同主体产生同一性、归属感、利益满足。因此,符号、情感与身份是厘清音乐象征功能、音乐动员功能与音乐认同功能的核心理论,具体展开如下。第一,音乐政治象征功能是通过音乐符号与政治意义相结合,形成的能够给人呈现出神圣性、权威性的音乐政治符号。音乐政治象征是包含政治意义的音乐符号,符号与象征之间的普遍差异在于意义的在场。因此,音乐政治象征既是音乐符号,更是饱含政治意义的政治象征。借助皮尔斯符号三元论可以发现,符号意义通过像似、指示与规约的方式被修辞,从而表达某种既定的意义。音乐政治象征通过音乐符号表达某种政治意义,并通过政治权威的认可、塑造和强化这一政治意义,最终生成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的音乐符号,进而产生象征性权力。虽然各国国歌是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标志性作品,但是发挥政治象征功能的音乐表达远不止于此。所以,本文将“中宣部100首优秀歌曲”进行分类,从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音乐的政党象征以及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三重角度进行作品梳理。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具有神圣性、修辞性、权力转化性的特征,即政治象征的音乐表达具有神圣性、音乐的政治意义需通过修辞性实现、音乐的政治象征过程中的权力具有转化性。第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通过音乐情感的价值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促发群体参与政治运动,以实现政治目标。政治动员与相对较静态的政治象征不同,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唤起并培育政治情感,实现对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动员。音乐的价值在于它既能够携带政治信息,同时也是情感的表达。音乐自身的旋律与节奏的配合更替能够引发听众对情感的期待和释放,再加之歌词中明确表达的政治信息,使音乐更适合于唤起和培育某种政治情感,并且音乐的社会感染性能够影响广泛的人群。因此,音乐在抗战、“下乡”等政治情景中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动员功能。研究发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具有人民性、明确性、社会感染性特征,即音乐政治动员以创作人民性内容为主、音乐政治动员事件具有明确性、音乐的社会感染性是实现音乐政治动员的关键要素。第三,音乐政治认同是通过音乐的情感信息与文本信息,向公民传递情感与认知,以促进公民认同心理的政治过程。因为音乐政治认同功能是建立在公民认同基础上的,所以身份不仅是理解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也是解释音乐政治认同的核心脉络。音乐中的政治信息不仅能够表达与身份相关的内容,同时也能够代表不同的身份。在音乐政治认同表达中,无论是由血缘、族群构成的“先天”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还是被“后天”的情感与社会认知改造而形成某种政治情感,抑或是通过利益驱动而形成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倾向,都需要通过认同主体对音乐表达中的有关身份的信息进行价值判断。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认同具有公民性、分层性、边界性,即公民性是音乐政治认同的来源、音乐政治认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以及传播内容具有分层性、音乐文化认同的跨边界性能够跨越政治的边界。总体来看,本文聚焦于自上而下的音乐政治表达范畴,因为正是这类音乐作品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然而,在广泛的政治文化中,自下而上的表达也是音乐政治表达中不可忽视的范畴,例如美国摇滚中具有大量的体现反叛精神的音乐作品。因此,政治责任对音乐政治表达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责任能够促进音乐政治表达的有序发展,发挥功能最大化。政治责任是完善音乐宣传体系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政治责任可以使政府能够指导、改进和监督音乐宣传的内容、制度和机制。另一方面,音乐政治表达也需要基于具有政治责任意识的创作动机。就此而言,本议题还具有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

于宏伟^[2]（2021）在《抗战歌曲的“中华民族”书写考察》文中研究表明1931年日本侵略者蓄意挑起“九一八事变”,全国性全民族性抗战活动正式开始。近代以来累积的民族危机达到顶峰,维护中华民族独立和扞卫中国主权完整成为全体中华儿女面临的时代课题。抗战歌曲即是在此背景下创作产生的,歌曲以激愤悲壮的旋律与热血澎湃的歌词,展现了中华儿女对于拯救民族危亡的呐喊思考。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全民族共同创作了数千首抗战歌曲。这是中华儿女共同谱写的救亡之音,是中华儿女共同演奏的图存之曲,是中华民族音乐战场上的抗敌利器。大型合唱、宣传队伍与媒体介入的耦合,极大推动了抗战歌曲传唱的广度与深度,贯穿于十四年的抗争、探索、觉醒过程。抗战歌曲的创作传唱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的嬗变,体现了中华儿女的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抗战歌曲是战争纪实性音乐文本,联系着中华民族战争岁月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特有的形式进行了“中华民族”书写。所谓“中华民族”书写是围绕中华民族的整体阐述,是对于中华民族概念及其主体的进一步解释,是中华儿女围绕中华民族自身认知水平显着提升的标志。本文从建构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抒发中华民族家国情怀和擘画中华民族未来图景三个维度,梳理抗战歌曲的“中华民族”书写。所谓建构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即抗战爆发乃至近代屈辱之前的古代历史,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的辉煌过去。抗战歌曲通过中华疆域开拓与守护、中华文化起源与演进、中华精神勇毅与仁德三个方面,进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抗战歌曲亦是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战争日记,通过歌曲背后折射的情感,我们可以透视中华民族的抗战历程。抗战歌曲所抒发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美好家园的赞美、山河破碎的哀怨、百折不挠的抗争和赢取胜利的喜悦。所谓擘画中华民族未来图景,即抗战时光标尺下的未来前景,是中华民族抗战过程中对于胜利后的设想。阐述了抗战歌曲通过“未来新生中华的多元想象”和“构建世界舞台的中国话语”的音乐呼唤,最终擘画了战后中华民族的未来图景。纵观抗战歌曲的“中华民族”历时性纵向性书写,其书写内容与全民族抗战形势紧密相关。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主要侧重于书写中华民族的辉煌荣耀与痛斥日本侵略的蚕食进犯。从北平天津失守到武汉广州被占的防御阶段,主要偏重于抒发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与激发中华儿女的抗敌意志。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歌曲着重载述中华民族的艰苦斗争与叙说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在即将迎来伟大胜利的反攻阶段,歌曲着力宣扬中华民族的小胜大胜与描绘中华民族的未来蓝图。“为时而着”是抗战歌曲创作产生的时代背景,“为事而作”是抗战歌曲书写“中华民族”的使命所在。历史记忆、家国情怀和未来图景共同构成了抗战歌曲的“中华民族”书写,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与深层次认同。

李想^[3]（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丁灵芳^[4]（2020）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倡导者刘良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9年,中国迎来了建国70周年。70载风雨征程,中国人民运用智慧和勤劳书写了一份满意答卷。2020年,中国步入了新的时代,新的难关正等待着中国人民前去攻克。未来有可期,不忘历史人。人是历史的缔结者,回顾中国人民从绝望中醒来拼死抵抗的曾经,若不是有他们的奋不顾身,何来今日的国泰民安。刘良模作为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而战斗群体中的一员,在抗日救亡期间高举“救国救民”的旗帜,倡导以群众歌咏的形式唤醒、组织和训练民众,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在此期间,他不仅亲身参与到国内的歌咏实践当中,还以歌咏为主题展开了不少理论探讨。同时,他还将中国的抗战歌声带到了美国,集结在美华侨和国际友人积蓄力量,继续为国内的抗战事业提供援助。本文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倡导者刘良模作为研究对象,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围绕选题缘由、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学术史梳理、创新点等六个问题展开论述。正文部分共有四章:第一章,先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成长环境等方面来概述刘良模生活与活动的背景,紧接着整体把握刘良模的其人其事,侧重阐述他的音乐活动。基于此,探究刘良模从事音乐活动的原因和实践基础;第二章,关注的是刘良模编创的抗战歌曲和编辑的群众歌咏着作,旨在细致分析具体内容后,发现其抗战歌曲及群众歌咏着作的特色所在;第三章,关注的是刘良模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意在探究刘良模在团体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些团体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第四章,在前三章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刘良模作为歌咏家、词作家、音乐活动家以及编辑者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并结合时代背景给予其以客观、公正、合理的历史评价。

教育部^[5]（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说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谢晗^[6]（2020）在《新媒体环境下主旋律电影的短视频传播研究》文中认为主旋律电影自诞生之初就肩负着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责任,格外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因其特殊的属性和独特的运作模式,在国产电影格局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市场化进程加快,长期依赖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的主旋律电影因自身创作模式僵化、宣教色彩浓烈,造成了观众对该类型电影的抵触心理,市场效益一度低迷。近几年,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时间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主旋律电影开始走入大众视野,他们打破了原先电影宣传和创作的单一性,将主旋律电影导向更大众化的方向。互联网技术支持下,新媒体发展势头迅猛,将传统的电影宣发模式重新洗牌,对电影生产、策划、宣传、消费各个环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短视频凭借“明星效应+快速复制+病毒传播”的特质成为电影宣传的重要平台,这种具有双向传播、超强内容承载力的影视新形态,从内容到渠道,都给电影传播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也重塑了媒体传播的核心过程,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的研究将国家政策扶持的主旋律电影和目前新媒体环境下发展迅速的短视频相结合,旨在为主旋律电影更好的传播主流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提供借鉴意义。本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研究意义。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明确了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内涵,并针对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传播历程做出梳理,明确了新媒体环境下主旋律电影传播方式较之以往的差异性。第二章从主旋律电影的短视频传播内容切入分析,探究彰显社会正能量的内容主题、多元化的内容呈现形态及口语化的视听叙事风格。第三章依据大量案例总结出“品牌+推广”的精准个性化传播、“创意+体验”的娱乐趣味性传播、“内容+互动”的双向社交化传播三种短视频传播模式。第四章则是以2019年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这“三部曲”为案例,从物料定制、话题打造、广告玩法等方面以实证论述主旋律电影在短视频传播中贴合新媒体平台、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做法。最后一部分是对上文提出的传播模式的效果反思,主旋律电影的短视频传播强化了受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同时为主旋律电影的传播带来潜力,笔者另外针对目前尚存的内容创意和市场宣传不足之处进行反思,并提出优化意见。

黄雅笛^[7]（2020）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歌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近代歌曲发展的长河中,儿童歌曲以其独特而重要的形式最先得到发展,历尽曲折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儿童歌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儿童歌曲被赋予时代意义与情感色彩。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新时代,儿童歌曲创作也从萧条逐渐开始复苏,到八十年代,儿童歌曲创作开始大放异彩,进一步繁荣发展。本文的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八十年代前中国儿童歌曲发展轨迹进行梳理;第二部分是对八十年代儿童歌曲创作背景研究;第三部分是对八十年代儿童歌曲的梳理,包括代表人物、作品题材、体裁以及表演形式的分类;第四部分是对八十年代儿童歌曲音乐本体研究;第五部分是八十年代儿童歌曲创作成就及反思和建议。本文着重从社会历史背景、教育发展背景、作曲作词家、题材体裁、歌词旋律等方面对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歌曲创作进行分析研究,对八十年代后期儿童歌曲创作出现瓶颈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此时期中国儿童歌曲创作的经验与教训,对未来儿童歌曲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为今后儿童歌曲创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梅世昌^[8]（2019）在《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音乐是人类艺术的永恒主题,是不同年代人们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抽象反映,它的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真实写照,红色音乐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与艺术的智慧结晶,它萌芽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产生发展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初步发展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熟发展于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创新发展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蜕变革新于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和现实表明红色音乐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和壮大过程中,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挥了极为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从理论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某种意义而言,大众化为中国化提供了支撑,为时代化提供了依据。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从哲学的角度揭示了音乐艺术的本质,为广大音乐工作者明确了红色音乐的基本创作思路和创作需要遵循的一般规律,从而在一定意义上确立了红色音乐的创作导向和创作秉持的理念,使得红色音乐的基本内涵更加深刻,推动了红色音乐的不断发展;而另一方面,红色音乐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价值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变得更为通俗易懂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将革命的道理熔铸于音乐艺术当中,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在日常活动当中自然而然地接受红色音乐的洗礼,进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历史维度而言,红色音乐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紧密相连。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革命实践中,开辟了运用红色音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红色音乐初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阶段。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颁布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得根据地的红色音乐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让党的革命主张逐步深入人心;而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掀起了左翼音乐运动,引导国统区的专业音乐工作者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红色音乐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广大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同时建立起了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工作队伍,推进了红色音乐的发展。全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红色音乐深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日趋走向成熟,大量专业的音乐工作者聚集到延安,深入实际斗争生活当中,开展革命音乐创作活动,使得红色音乐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演绎形式上,与前一阶段相比有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这些作品被广泛应用到实际斗争当中,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红色音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发展阶段。红色音乐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辛探索不断完善和多元化发展,在潜移默化之中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同与接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和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融汇贯通了古今中外优秀音乐文化精髓的红色音乐得到了蜕变与创新,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从实践维度而言,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洗礼的红色音乐是中国近代以来先进的音乐文化体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艺术路径,对于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红色音乐透过音乐艺术的形式将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传播开来;其次,红色音乐的创作取材真实地展示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恢弘历程,社会主义探索时期艰苦奋斗的历史画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光辉历程,成为了新时代珍贵的历史文化教育资源;再次,红色音乐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以及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是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国家和人民军队拥护爱戴的重要路径。最后,红色音乐是政治和艺术的高度统一,旋律的激昂奋进使得它能够起到鼓舞士气和瓦解敌手的功能。从现实维度而言,红色音乐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深刻的现实启迪。其一,红色音乐能够以其丰富的内容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行,引导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崇尚新的道德风尚;其二,红色音乐能够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在新时代教育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其三,红色音乐能够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总而言之,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红色音乐,挖掘其高雅的艺术价值,凸显其承载的核心理念,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教育人民,教育党员,凝聚民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传递中国价值观念的重要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必然选择。

李茂盛^[9]（2019）在《“战斗与歌唱” ——冈夫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冈夫（1907—1998）是一位优秀的山西本土诗人,于民族危亡之际参加革命,为革命为人民战斗和歌唱。他的诗具有强烈的现实、革命、斗争色彩,读起来给人强烈的现实感和力量感。诗人七十余年的诗歌创作历程集中呈现于他的诗集《战斗与歌唱》《人民大翻身颂》《冈夫诗选》等。冈夫的诗歌饱含对国家对故土难以割舍的热爱之情,同时诗歌中充斥着对时代黑暗的鞭挞,对生命意义的求索,对抽象之爱的升华,这些都散见于他的诗行之中。冈夫是山西现代诗歌的拓荒者、推动者,他的作品,形象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风云和民族情绪,真切地记录了山西新诗乃至中国新诗的发展轨迹。本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关注冈夫青年时期的诗歌,结合时代背景和诗人自身经历,分析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因素及其关注点,探索冈夫诗歌中对诗人所生存时代的独特诉说以及个体生命在时代中的挣扎与担承。第二部分侧重于把握冈夫诗歌在题材和语言方面对大众化、通俗化的追求,诗人以通俗的话语赞美故乡的自然山水和故乡人,诉说山西从革命年代到新世纪的变化,感受故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革命老区旧貌换新颜的喜悦。第三部分紧扣冈夫诗歌对往事的回忆、对现实生活的记录、对昔日战友的怀念,力图把握冈夫的情感内涵及表现方式,以求对诗人的情感世界有更准确更深刻的理解。

董晓霞^[10]（2019）在《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文中认为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如何在“现代文学”中融入了“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围绕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和建构主体的相关书写,我们可以探讨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章是以抗战时期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战时的融合。这些以纪实、致用为目标的游记不是流于印象的闲情逸致式的写作,不再是传统游记只记录山水风物的写法。在特定的地域空间,旅行、考察者以战时语境所促成的知识、话语来观看已处于国际战局前线的云南边地,把之前作为想象的“图像符号”式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抗战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具有空间流动性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书写和思考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就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这与第一章构成了观看、书写边地的内外视角。作为“文化持有者”,云南边地作家把抗战当作是提高边地重要性以及加强边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充满强烈地方色彩的创作把战争对边地的影响“介绍”给人们。他们贴近实情,拨开边地民族被异化的模糊面纱,发掘滇缅边地的历史隐痛,思考边地与国家的关系。笔者选择集中书写滇缅抗战中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家,在凸显“地方性”的视野中来探讨边地作家的国家观念。第三章以远征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的问题。从出征到前线战场,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撤退到第二次反攻胜利后的凯旋,将士们和随军记者在往返征战中,把滇缅战场上的亲历见闻一一写下。这些诞生于战地,来自前线参战或是观战的作品,带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战争最为直观的表达。叙述者为战士,既在感同身受中来呈现抗战中的同袍、同胞所承担的共同命运,又有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的特殊使命感,所以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烽火硝烟中的边地真实且复杂的处境。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滇缅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我们也因此可以思考他们作为保卫者是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怎样认识边地的。在“边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三类观看主体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的书写是比较独特的。作为在抗战中诞生的现代交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不仅把云南边地与中国腹地联结成了亲密的整体,而且也成为了边地进入世界秩序的通道。围绕滇缅公路的相关书写,既在强调这条现代公路会使滇缅边地“向新世纪跃进”,也在赞颂着公路的凝聚力,因为它使原本地图上“孤立的地方”变得彼此熟悉起来。对中印公路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中印公路测勘队队员的记述,是“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一是随军记者和驻印军的书写,为亲历者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地考察和亲历士兵的生死体验,让野人山成为一个体现人们思考边地与国家,边陲与边界之关系的地方。第四章以此作为个案分析,以地图中延伸至印缅的两条国际公路线和一个与边界点,来思考与其相关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共同感。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所认同的国家是一个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为了抗战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之间共同历史回忆的认同基础和文化认同空间。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激发了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进程。

二、新的世纪我们向着祖国歌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的世纪我们向着祖国歌唱（论文提纲范文）

（1）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2）抗战歌曲的“中华民族”书写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倡导者刘良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媒体环境下主旋律电影的短视频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20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歌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战斗与歌唱” ——冈夫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的世纪我们向着祖国歌唱（论文参考文献）

• [1]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D]. 连婉廷. 吉林大学, 2021(01)
• [2]抗战歌曲的“中华民族”书写考察[D]. 于宏伟. 兰州大学, 2021(12)
• [3]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 [4]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倡导者刘良模研究[D]. 丁灵芳.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5]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6]新媒体环境下主旋律电影的短视频传播研究[D]. 谢晗. 扬州大学, 2020(05)
• [7]20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歌曲研究[D]. 黄雅笛.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8]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 梅世昌. 湘潭大学, 2019(12)
• [9]“战斗与歌唱” ——冈夫诗歌研究[D]. 李茂盛.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10]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D]. 董晓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