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硕[1]（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黄润青[2]（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梁维[3]（2020）在《辽代春捺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辽一代,契丹皇一年四季都在进行传统的四时捺钵。每年一、二、三月份,辽帝都要率领群臣,在水草丰美之地进行传统的钩鱼、捕鹅及射猎活动,同时还要处理大量政治事务。太平二年（1022）后,随着皇帝捺钵地的东移,辽帝开始在春捺钵地处理辽朝东部乃至全国的军政事务,使春捺钵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本文利用《辽史》《金史》及宋人笔记,结合出土的石刻与考古材料,对有辽一代春捺钵的地点、路线、区域等问题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产生变化的影响因素。同时,综合考证春捺钵的运营机制与传统活动内容,分析其中的变化过程。在前文研究基础上,最后分类探讨春捺钵政治活动的内容,并归纳政治职能的特点与变化。全文共分为绪论和正文两部分。绪论主要叙述全文的写作缘起、学术及应用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涉及的相关概念及研究方法等。在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辽代春捺钵地点的选择”。本章对文献记载的辽代春捺钵的地点做全面梳理,以太平二年（1022）为分界点,考证前后两个时期的春捺钵地点共129个。在对地点的位置进行辨析的同时,对前人未考证的和考证不足的地点给出新的阐释,并对“春水”在地理层面的概念做出了解读。春捺钵的路线以太平二年（1022）为界,之前呈现出由北向西、转而向南,之后则转向东北方向,并固定在长春州区域的变化过程。总体来看,春捺钵的地点与路线主要分布在潢河及土河、南京、西京和长春州四个主要区域。同时,辽帝春捺钵地点的择选主要受自然和政治两种因素的影响。第二章“辽代春捺钵的运营机制”。本章主要根据《辽史》、宋人笔记并结合石刻材料,讨论了春捺钵时随行人员的构成、营盘结构和物资供给三方面的内容。依据史料的记载,考证出春捺钵时的随行人员主要有王公贵戚、南北臣僚和扈从部队三个部分。利用石刻资料与前人研究成果,考订出春捺钵的各类随驾官员三十余位。关于春捺钵的营盘,主要对营盘中皇帝斡鲁朵、王公大臣的营帐及运营毡车等设施的大小、布局及形制进行考察,并对随行人员的驻扎方式做了考证,总体上体现出以皇帝斡鲁朵为中心,王公、百官及扈从部队在其外围,呈环状包围式分布。他们共同护卫皇帝进行春捺钵,移动时也保持着距离,营盘呈现星散式分布的特征。本章还对春捺钵在不同区域的驻扎方式进行了分析,在平原和山地,春捺钵营帐是驻扎在相对平坦之处,而在长春州附近水网密布之地,则驻扎在高大的土包台上,同时春捺钵的住所呈现逐渐固定的趋势。春捺钵的物资供给主要分为外来物资供给和当地物资供给两部分,并由专门的官员及行宫斡鲁朵户进行统一的管理与运输。第三章“辽代春捺钵的传统活动”。本章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学成果入手,以太平二年（1022）为界对捕鹅、捕鱼、射猎及祭祀活动的对象、工具、过程、环境等内容进行考察,并对捕鹅、捕鱼和山地射猎的活动予以列表,从中可以看出春捺钵的传统活动在太平二年（1022）前后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所捕之鹅从前期的多种禽类动物到后期只捕天鹅一种,后期所捕之鱼也是体型巨大的鳇鱼,这都体现出春捺钵活动内容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环境的改变及文化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系。渔猎活动之后,契丹皇帝要率领群臣举行“头鹅宴”“头鱼宴”。春捺钵初期的祭祀活动主要有祭天、祭祖等契丹民族的传统活动,至辽中后期增加了佛教祭祀的内容,这表明春捺钵的活动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与发展。第四章“辽代春捺钵的政治活动及职能演变”。本章将辽代春捺钵的政治活动分为处理国内政务和解决边疆问题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主要对国内政务中的军国大政、制定经济政策、任命和赏罚官员、处理司法,处理部族事务、赈济灾民及对解决西北边疆、西南边疆,南部和东部边疆等诸多问题进行分类梳理考证,予以列表并分析其原因。最后对春捺钵政治职能的演变从重视当地事务、治理域内民族、处理对外关系三个角度进行阐述,并归纳其特点。本章主要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春捺钵时的政治活动予以分类,探讨其政治职能的特点和变化,并得出春捺钵在辽朝中后期政治地位上升的结论。
巩忠杰[4]（2020）在《周易筮法研究史》文中研究说明《周易》本是占筮之书,筮法研究是易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易学史主要是一部哲学发展史,具体而言,是一部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对立统一的发展史。“占筮”始终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是象数、义理之间微妙的契合点。筮法作为占筮的核心要素,其相关研究历史悠久、内容广博、成就斐然,然迄今尚无专书、专文对此进行整理与研究。本文对古今《周易》筮法之研究史予以系统论述,拟填补这一学术空白。正文主要有四章内容:导论部分简要介绍本文选题缘起、研究综述以及思路方法,重点在於对三《易》、《周易》经传以及筮法进行综述,是为正文研究的背景与基础。第一章论述西汉迄隋唐之易筮研究史。西汉时期为本章重点,核心的讨论对象为孟喜、焦延寿、京房祖师徒三人所创筮法。东汉迄唐之间,重点研究了孔颖达对大衍筮法的总结。第二章论述两宋迄清末之易筮研究史。自宋以後,学界对大衍筮法的研究步入正轨,其成卦法与变占法成为《周易》筮法研究的核心课题。南宋为古代易筮研究的黄金时期,是本章重点论述对象,元明清时期的研究均为其余绪。第三章论述百十年来之易筮研究史。清末以来,世局大变,易筮研究也逐渐进入新型阶段。基於传统文献的研究屡见新说,用数学剖析大衍筮法的研究一度成为热潮,近四十年的出土文献（尤其是数字卦）则为易筮研究带来了新课题、新希望,一时之间,成为显学。
裴世东[5]（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指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王俣璇[6]（2019）在《格式条款规制研究》文中提出格式条款体现了现代经济生活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在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其天然地具有其正反社会效应,一方面,格式条款发挥着简化和促进市场交易的重要功能。格式条款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的灵活性与敏感性的影响下,公司等市场主体不断修正与完善交易中的权利义务配置,形成足以吸引交易相对人的格式条款,以推动经济活动的便捷化、规模化运作。而另一方面,格式条款由于其排除协商的特征,不免存在使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普通消费者丧失缔约自由之虞。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甚至垄断,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原因,市场自身对格式条款的负效应的抑制功能被削弱,甚至导致交易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而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沦为经济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格式条款的双重社会效应,既反映法律与市场两种调整思路的博弈,也体现着民法理论内部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相互扶持与妥协。从格式条款的调整路径来看,一方面,法律应当放手市场,避免对市场竞争的贬损和对自由社会秩序的状害,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与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法律应作为市场失灵或市场极端逐利性的矫正手段,以防止权利义务关系的畸形失调,实现基本的公平正义价值。从民法的基本原则角度视之,格式条款由当事人一方单独制定,相对人仅具有“take it or leave it”的二元性选择,这一合同的发展趋势本身即是对传统契约自由原则的巨大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所言的“契约的死亡”之虞即体现于格式条款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冲突之上,需要学理上的解释与协调。传统理论的理想模式下,契约自由即是契约正义,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只需触及程序层面。而到了现代,随着消费者问题、格式条款问题的日趋严重,民法不再坚守形式意义上的意思自治与合同自由,实质化成为民法演变的最显着特征。现代契约法的中心问题已由契约自由变为契约正义。如何在格式条款问题中实现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民法基本价值,更是当代法学面对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将从合同法基本理论出发,穿插结合法经济学视角,按照“规制目标制定-规制范围限定-规制实然性分析-规制应然性设计”的行文思路组织篇章架构,逐步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基本问题。第一章是对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和监管目标的证成,包括格式条款规制应如何回应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大合同基本原则的要求,以及格式条款规制如何实现目标的精确化两个问题。缔约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以及相对方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的限制并不能体现格式条款对于契约自由的侵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的根源只能在于格式条款的格式性本身,合同法维护契约自由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即只能通过对信息压迫的矫正体现。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仅造成间接减损,以契约正义原则作为格式条款的监管要求,主要出于三重考虑:第一,反映契约正义的“条款内容”为监管识别提供便利性;第二,契约正义原则针对双方权利义务分配,其监管效果具有直接性;第三,契约正义原则为监管注入公共目标,具有防止社会价值整体受损的阻却作用。现代法时代下,格式条款的正负外部性由此为监管目标、监管逻辑以及监管力度等的设定提出多层次要求。从价值层面,格式条款的规制首先面临监管目标的精确化问题。契约自由原则对格式条款的效率要求应当为帕累托改进而非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而自愿性协商被认为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结果的途径,也即,“受交易影响的每一个人均同意这一交易”。这一目标之下,格式条款规制以对意思自治的维护为限具有正当性。契约正义原则则要求双方合作剩余的分配达到竞争水平,提供方因格式条款的非议价性在博弈中获得优势,当条款的分配结果不符合给付均衡的民法基本原理,监管的介入就在契约正义要求下具有正当性。从路径层面,格式条款问题的非绝对性与复杂性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作为监管手段的二元性划分的绝对逻辑,也缓和了公法与私法的分明边界。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均为国家介入监管的路径,要求以国家强制力为其效力保障,与自由放任的经济理念相区别,是对私人合同关系的积极引导或矫正。与格式条款相关的概念如“附合合同”、“样板文本”、“小字条款”、“标准化合同”、“标准化格式合同”等,各国理论对其格式条款赋予不同归纳方法。格式条款具有预先制定性、标准化、非协商性、附合性和重复使用性等特点。从其法律属性看,格式条款存在“契约说”与“规范说”之争,这一定性直接决定条款的监管路径问题。从经济视角来看,格式条款可解读为商品、产品质量属性,以及公共产品。在我国,法律监管对象呈现出由“格式合同”向“格式条款”、从“法律行为”到“意思表示”的转变,监管的精准性得以提升。沿此思路,格式条款规制对象可进一步限缩,具体分类标准如核心给付条款与附随条款的划分、商业合同条款与消费者合同条款的划分,以及是否为免责条款、是否规定主要权利的划分。第二章对我国当前格式条款规制的立法、行政及司法规制实态进行总结。我国形成以《合同法》为核心,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为配合的法律规范群。合同法规范路径下,《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第52及5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呈现出路径驳杂且逻辑似有抵触的规范形态,学界争论颇多。如何从中抽取并整合具有连贯性、协调性的规范进路成为落实格式条款规制的前提问题。最高法院公布的十余件公报案例中,法院在规范选择上侧重有别,裁判倾向上亦有区分,整体呈现出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动态均衡、互为补充的裁判逻辑。地方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似对最高法院立场有所偏离。“提示与说明义务”因法律解释空间较大、为法官预留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而成为适用率较高的效力判断规则。部分并非出自信息矛盾的格式条款问题,被归入信息规制项下草率解决。除《合同法》以外,《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以合同法规制范式为参照,建立了消费者合同领域的格式条款规制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在合同法信息规制基础上,结合保险合同特色,对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规则加以延伸。格式条款质量低下问题,从其根源来看,存在信息不平等与市场地位不平等两类生成路径,《合同法》以及基于《合同法》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模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保险法》均偏重对信息不平等的矫正。《反垄断法》则从经济地位角度对格式条款规制范围及规制手段进行解读,回应市场地位不平等引起格式条款质量低下的情况,成为上述部门法规则的有益补充。在司法路径之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均授权对格式条款施加行政监管,监管主体包括原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原银监会、原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原反垄断执法机关。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为格式条款规制的两种基本路径,为我国合同法所采用。信息规制路径在我国体现为格式条款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的施加,内容控制路径则包括格式条款内容的特别规范、显失公平规则、公平原则等。两类路径互不干涉,但在功能上互为补充,共同服务于格式条款质量的改进。各国及各历史阶段对二者的运用各有偏重。如何权衡两类规制力度、如何对其适用加以扩张或限缩,则需动用监管智慧,结合国情及市场状态加以判断。以下第三章与第四章分别就信息规制和内容控制规范的规范逻辑、现状及改进方式进行阐述,而格式条款解释作为内容控制之辅助,则置于第五章讨论。以下三章共同构成本文的核心部分。第三章讨论格式条款的信息规制理论,信息规制因其事先性和市场性而被视为实现意思自治和保障市场竞争机制的通道。根据行为法经济学理论,市场机制异化的原因为,有限理性使消费者在认知层面和决策层面存在障碍,且对于特定条款,即使理性消费者亦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而选择合理忽略。对此,提示义务的功能在于矫正双方信息的不平等,实现对阅读义务的替代;而说明义务则用于矫正专家与业余人的智识差距。根据行为人信息接收与处理的特征,信息披露存在层次化与实质化两方面的改进可能。层次化改进可以条款显着性或条款异常性为标准,并以实证调研为判断方式。实质化改进的路径如标准化信息提供、第三方信息加工以及“菜单式”合同创新等。此外,可借用软家长主义助推思路实现监管的改进。对于信息规制的力度和边界的确定,则应注重与法律行为法规范体系的分工与配合。第四章讨论格式条款的内容规制规范。我国对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既包括不当条款内容规范及公平原则,还包括免责条款控制规范、基于公共秩序的内容控制规范,以及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不过,这些原则均需要法院根据双方交易的具体情节加以个案判断。从格式条款规制的适格性来看,我国法上的显失公平规则、乘人之危规则以及公共秩序对条款效力的控制规范应当以合同而非条款为对象;不当格式条款内容规范以及免责条款规范则明确规定适用于条款而非合同整体。从各规范具体判断维度来看,不当格式条款规范、免责条款规范集中考虑给付均衡的实现,而不以双方合意度也即意思自治的充足作为评价标准;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制度则从意思自治与给付均衡双重视角入手,对格式条款效力进行考量。第五章讨论解释规则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作用。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之争暴露出“意思与表示分立”理论的局限性,内心真意与外观行为均不能当然地、独立地在合同解释过程中发挥影响法律效果的后果。我国坚持客观解释规则作为格式条款解释的基本路径,仅当其无法穷尽解释时,不利解释规则才发挥作用。我国实践中存在对不当解释规则的体系定位的误读现象,这就不免造成规则的误用和错用,反而在结果上矫枉过正,既违背了解释的中立态度,亦侵蚀了内容控制规范的价值功能。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虽各有改进之空间,但仍存在效果上的极限阈值或“天花板”;此外,司法进路本身亦存在个案性、事后性、非行业性、非市场性等效果限制。当三至五章提及的规制手段达到效果极限而无法应对现实需求时,毋宁诉诸行政路径,结合美国、以色列、德国等制度经验,构建以经济视角下的“产品监管”为模型、以事先审批为模式的监管路径,也即第六章提出的最低质量标准模式。格式条款的事先性规制路径,也即施用行政手段,将格式条款内容的审查提前化,配合事先性信息规制的规制尝试,以实现经营者信息披露成本、多数消费者信息处理成本、重复性司法成本的缩减。具体而言,应建立由“最低质量标准”和“安全性质量标准”组成的双层质量标准体系。对于未通过前者的格式条款,禁止其进入市场;对于通过前者但未达到后者标准的格式条款,提供方应施加实质性信息披露;对于通过后者的格式条款,提供方仅须履行形式性信息披露。该制度以统一的行政监管作为司法监管的前置性环节,在节约审判压力的同时促进评价标准的贯一性。
孟宪斌[7]（2019）在《近年新见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文中研究说明随着近年战国出土文献资料的逐步增多,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也逐渐细化和深入。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2014）（以下简称《订补》）一书,汇集了 2012年以前所见的秦出土文献资料4282条,体例明晰,内容丰富,为秦文字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订补》出版後,秦出土文献又有新增,加之《订补》所收材料偶有疏漏,故本文将对2013至2018年间新见秦出土文献资料和《订补》漏收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本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第一章为绪论。绪论的第一部分主要为2013至2018年间秦出土文献研究情况的述评。由於所涉资料较多,为方便叙述,故又将其分为秦金文、秦石刻、秦简牍、秦玺印封泥、秦陶文、秦货币文字等多个小类。其中,秦金文、秦简牍和秦玺印封泥的新出资料较多,故而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绪论的第二部分主要为本文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的介绍与说明。第二章为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该部分对除简牍和玺印封泥之外的2013至2018年间新见秦出土文献资料（详见凡例）及《订补》漏收资料进行汇总和整理,共计415条,并按其时间先後进行排序。按语部分讨论了相应器物铭文的字形、铭文内容涉及的职官、地理及器物时代判定等问题,并作出倾向性判断。附录部分为文中“引用书刊简称目录”,方便找寻器物原图及核查器物信息。
马少珍[8]（2019）在《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017年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校社科学报是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到重要作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农业研究和三农议题是农业高校学报关注的焦点。作为农业大学学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从学校办学实际出发,紧跟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三农热点问题和社会现实议题,灵活设置栏目,注重专题策划与高水平机构合作,提高文章质量和期刊影响力,走上了一条特色化发展之路。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结合内容分析法和访谈法,以高校学报改革为背景,对《学报》2008-2017年的发展进行了分析。首先,对《学报》十年间的栏目设置进行了详细分析,体现出栏目建设的历时性变化及演变特征;其次,对载文及引文数据进行分析,利用科学评价指标综合考察《学报》发展状况;第三,利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V对《学报》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解析《学报》载文特征;第四,立足于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情境,展现《学报》数字化建设成果;最后,根据《学报》十年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特点,并提出几点建议。研究发现:（一）《学报》栏目建设已具有稳定格局,形成了以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土地问题、经济与管理成为常设栏目,不定期开始专题栏目,根据需求增设特约专稿的栏目设置方式;（二）《学报》坚持开放办刊理念,加强了对文章质量的把关,走精品发展路线,实现了从数量增长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的转变。载文量呈下降趋势,但基金论文比、下载量、被引量、影响因子等均呈现上升趋势。（三）在知识图谱分析中,《学报》高频作者以校内作者为主,作者合作网络密度低;来源机构以校内学院或研究团队为主,机构合作密度低;关键词可视化分析显示,《学报》能根据学校优势、中央一号文件及社会热点议题进行选题策划,紧跟三农发展趋势,但关键词总体聚类效果及研究传承效果不佳。（四）《学报》微信公众号建立时间短、特色不突出;微博尚未开通,高校学报社科类微博建设整体状况堪忧。
周雨城[9]（2019）在《我国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才是生产的第一资源。对于以创意为特征的文化产业而言,人才尤为重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人才已成为深化文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和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同国际上文化产业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在创新规模、效果、动力和资源供给特别是人力资源素质提升方面,仍是短板。因此,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变革显得尤为迫切。一系列的国家政策推动文化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促使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成为“热门”乃至“显学”。文章阐述了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与转型趋势,对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与问题检视,对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最后构建了政府、高校、企业联动耦合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全文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人才培养的现状如何”以及“如何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三个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文章从培养院校、院系归属、学位授予等方面对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总结出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三种模式:工作室制、项目引导式和协议式,并对其进行了反思。随着文化新业态层出不穷与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改革迫在眉睫,文章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加快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供给侧改革、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向高端价值链跃升三方面分析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改革的动力源。其次,为了深入了解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文章从政策保障、人才培养模式、企业人才培训及激励等方面,运用问卷调查,并对高校学生和教师、文化企业和政府部门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详细分析了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现状,厘清了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制度性因素、观念性障碍和产业发展水平限制三方面对其深层次原因进行了阐述。再次,文章从培养理念、课程体系、政策保障及资金支持、校企合作等方面,对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现状和特征进行了梳理,得出了相应的启示。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孵化器”,从一开始就成为从事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研究的相关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由于不同国家在教育政策、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最后,在剖析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现状和困境、吸取国外培养经验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C-GUE”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模型,从政府、高校、企业等人才培养的主体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政府应在制度、观念、政策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高校应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内涵建设,企业（用人单位）应从激励、投资、培训、评价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成长机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一）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数量分析与质性分析并重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其涉及人才培养理念、课程体系、教学制度体系、产学研合作等要素,只有通过实证调查分析,才能“摸清病痛,对症下药”。本文针对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现状,设计了调查问卷,对问卷的效度和信度进行了检验,对问卷结果进行了定量分析。同时,通过走访高校学生和教师、文化企业和政府部门相关人员,深入了解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情况,为本文的对策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构建了政府、高校、企业联动耦合的人才培养机制政府、高校、企业虽然是三类不同性质的组织,对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具有不同维度的影响。通过高校、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相关主体协同合作,优势互补、共享资源、共担风险,形成创新合力,促进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各要素发挥作用,提升自身效率,通过机制性互动资源共享进行价值创造。高校、政府、企业协同创新打破人、财、物、信息、组织之间的各种壁垒和边界,更强调合作主体间的协作、共享及目标关系。文章通过构建政府、高校、企业联动耦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模型,分析人才培养机制的主要特征和保障措施,促使人才链与政策链、产业链的三链融合。（三）提出了基于多元主体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新路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不仅仅是高校的责任,更需要政府、企业、文化产业协会及不同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以往的研究大多数基于单一视角,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和公共治理视角,从政府、高校、企业等三大人才培养主体入手,分析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模式、现状和困境,借鉴国外文化产业管理培养经验,采取现实视野与历史视野交叉分析,探索出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新路径,这也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10]（2019）在《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在知识高度分化与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的整体背景下,我国教育管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与专业化。基于四十余年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对学科已有研究开展系统性、理论性的回顾与反思,既有助于厘清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又有助于准确掌握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是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然而,现有对学科整体审视的研究,多为学者凭借自身知识积累所作的阶段性的回顾与展望,又或是囿于某一分支学科、具体研究领域当中。既有研究在视角上缺少全景维度与长时间段的系统检视,难以从海量繁杂信息中洞悉学科发展的真实样貌和客观动态规律,系统性的学科审思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加以完善。知识图谱作为反映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以及结构关系的一种知识管理工具,能有效克服以上不足。通过对海量复杂信息开展缜密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可动态展现学科的演进特征,探究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现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缺失与薄弱环节,对拓宽学科研究广度与挖掘研究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知识图谱方法运用于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当中,以学科归宗、学科渗透、学科价值为研究基点,以正视学科发展的复杂本质、顺应跨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研究原则,通过构建三维矩阵（以学科给养、主题演化、知识流动、学术群体为目的维,以各类知识单元为对象维,以统计分析、引文分析、共引分析、聚类分析等科学计量分析为方法维）,将CNKI中1979-2018年我国教育管理学38162篇文献信息转化成一系列的知识图谱,以期更深层次地揭示学科结构的相似性与承接性,具体的研究过程及研究发现如下:（1）“学科给养”视角。分别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层面呈现学科演进与发展的动力来源与基础条件。总体来说,学科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学科发展的内部与外在条件整体较好,高等院校引领拉动学科发展,但机构之间“贫富”差距较大。此外,研究成果分布在829种不同的期刊上,涉及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14个学科,呈现学科交叉性强,领域广泛等特性。（2）“发展轨迹”视角。前述文献样本涉及到的50351个关键词之间存在强弱关系,通过对这些关键词开展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挖掘出学科知识结构之间的亲疏关联。整体来看,学科经4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明确的范畴体系,整体呈现“核心—衍生—边缘”的主题格局。阶段性分析表明,学科演进过程中新老话题的更替,存在明显的“政策依赖”特性,与繁荣的应用研究相比,基础性研究量少质低,纵向连贯性研究不足。（3）“知识关联”视角。通过探测突现词把握学科研究前沿。学科研究中具有时代特征“变”的研究域,是学科发展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综合“主题演化”的分析结果可知,关注度高的热点领域,容易聚集集体智慧创造新知识,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对前述38162篇文献样本涉及到的144618篇参考文献开展引文分析,结果显示,滋养学科发展的奠基性文献在学科发展初期较为欠缺,这与学科发展初期学术研究规范性存在欠缺有关,因学科研究更注重现实性与实用性,学术积累在延续性和体系上较为薄弱。（4）“学术群体”视角,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对作者合作与作者共被引形成的“显性网络”与“隐性网络”进行考察。整体而言,作者合作构成的“显性网络”密度低,“权威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不紧密,“师生型”、“同事型”是合作的主要方式,网络中派系林立的程度值不高,整体科研合作网络仍处于待优化的初级阶段。基于核心作者共被引构成的“隐性网络”按照研究领域可分为10个学术群体,研究跨领域特性明显,但不具备明显的学派效应。整体上来看网络连通性好,信息传递快,具有典型的“小世界”效应,存在“学术明星”现象。（5）综合上述分析,研究基于知识图谱视角,总结出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范式特征,并对学科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从建构均衡化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打造本土化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等层面提出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一系列建议。研究借由宏观概括、中观分析、微观扫描对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四十年进行回溯与总结,结合学科发展范式特征提出展望,客观呈现学科总体图景、发展态势与结构特征,为后续研究把握研究重点、捕捉研究前沿、规范学科布局奠定了研究基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充基础数据,扩大文献样本的来源范围,将学术着作、学位论文吸纳进来,同时增加中外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横向对比,以客观评价我国教育管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优势与差距。此外,还需丰富研究内容,将学科研究成员的知识结构与研究取向纳入学科建设的重点考察范围,进一步完善本研究。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五、重点与难点 |
| 六、创新点 |
| 第一章 辽代春捺钵地点的选择 |
| 第一节 捺钵体制溯源 |
| 第二节 辽太祖至圣宗太平二年的春捺钵地点 |
| 一、辽太祖、太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 |
| 二、辽世宗至景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 |
| 三、辽圣宗初至太平二年的春捺钵地点 |
| 第三节 辽圣宗太平二年至辽末的春捺钵地点 |
| 一、辽圣宗后期至兴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 |
| 二、辽道宗至辽末的春捺钵地点 |
| 第四节 春捺钵的区域、路线变化及影响因素 |
| 一、春捺钵的区域 |
| 二、春捺钵的路线变化 |
| 三、春捺钵路线变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二章 辽代春捺钵的运营机制 |
| 第一节 春捺钵的随行人员 |
| 一、王公贵戚 |
| 二、南北臣僚(官员) |
| 三、诸行宫斡鲁朵(宫)户及扈从部队 |
| 第二节 春捺钵的营盘 |
| 一、皇帝的行宫与扈从官员的营帐 |
| 二、春捺钵的营盘结构 |
| 第三节 春捺钵的物资供给 |
| 一、外来的物资供给 |
| 二、当地的物资供给 |
| 三、物资管理 |
| 第三章 辽代春捺钵的传统活动 |
| 第一节 捕鹅放鹰 |
| 第二节 渔猎活动 |
| 一、河湖捕鱼 |
| 二、山地射猎 |
| 第三节 祭祀活动 |
| 第四章 辽代春捺钵的政治活动及职能演变 |
| 第一节 处理国内政务 |
| 一、商议军国事务 |
| 二、制定经济政策 |
| 三、任命及赏罚官员 |
| 四、处理司法问题 |
| 五、处理统治区内部族事务 |
| 六、赈济灾民及其他 |
| 第二节 解决边疆问题 |
| 一、解决西北、西南部边疆问题 |
| 二、解决南部边疆问题 |
| 三、解决东部边疆问题 |
| 第三节 春捺钵政治职能的特点与演变 |
| 一、春捺钵政治职能的特点 |
| 二、春捺钵政治职能的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选题缘起 |
| 第二节《周易》筮法概论 |
| 第三节研究综述与本文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晋与明夷——汉唐间之奠基研究 |
| 第一节“晋如摧如”——两汉象数易筮研究 |
| 第二节“明入地中”——魏晋隋唐易筮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乾坤健顺——宋元明清之核心研究 |
| 第一节“飞龙在天”——宋代易筮研究 |
| 第二节“含章可贞”——元明易筮研究 |
| 第三节“直方大”——清代易筮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革变鼎新——百十年来之新型研究 |
| 第一节“己日乃孚”——传世文献易筮新说 |
| 第二节“鼎耳革”——数理科学易筮研究 |
| 第三节“鼎有实”——出土文献易筮研究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附录一 “大衍之数”集解 |
| 附录二 《左传》《国语》筮例集解 |
| 附录三 古今筮法经眼录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课题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 三、本文创新点及不足 |
| (一) 本文主要创新点 |
| (二)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格式条款规制目标的再认识 |
| 第一节 从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到帕累托改善: 契约自由原则要求的再造 |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 |
| 二、帕累托改善的形式证成 |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一: 意思自治的维护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的博弈分析:契约正义原则要求的再造 |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的冲击 |
| 二、合作剩余分配的异化 |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二: 给付均衡的矫正 |
| 第三节 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目标下的国家模式 |
| 一、公法路径与私法路径二分法的勘误 |
| 二、国家模式与市场模式二分法的勘误 |
| 三、由事后监管向事先监管的延伸 |
| 第四节 规制范围的限定:司法实践与交易实践视域下的格式条款 |
| 一、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 |
| 二、格式条款法律性质的基本理论 |
| 三、格式条款的法经济学解读 |
| 四、规制单位:格式合同亦或格式条款 |
| 五、格式条款规制的层次化要求 |
| 第二章 我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实态 |
| 第一节 格式条款的《合同法》规范逻辑 |
| 一、第39条第1款与第40条关系辨析 |
| 二、第40条与第52、53条逻辑关系的辩证分析 |
| 三、第40条与《合同法解释二》第10条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以《合同法》为依据的格式条款司法审判实态 |
| 一、最高法院的监管逻辑:动态均衡的实践 |
| 二、地方各级法院的监管逻辑:信息规制的强化与异化 |
| 第三节 格式条款的其他部门法规制路径 |
| 一、格式条款的消费者法规制路径 |
| 二、格式条款的保险法规制路径 |
| 三、格式条款的反垄断法规范路径 |
| 第三章 格式条款信息规制理论的反思与修正 |
| 第一节 市场机制的异化:传统磋商程序之困境 |
| 一、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认知局限 |
| 二、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决策困境 |
| 三、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忽略” |
| 四、逆向选择模型:低质量格式条款的生成机制 |
| 第二节 信息规制标准: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与说明义务 |
| 一、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义务 |
| 二、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说明义务 |
| 第三节 信息披露的层次化改进 |
| 一、以条款显着性为标准 |
| 二、以条款异常性为标准 |
| 三、以实证研究为标准 |
| 第四节 信息规制的实质化改进 |
| 一、标准化信息提供 |
| 二、信息加工手段的创新:第三方机构与质量评级 |
| 三、合同创新:格式合同的“组合式”/“菜单式”设计 |
| 四、电子商务中电子格式条款的披露创新 |
| 第五节 信息规制的法律效果 |
| 一、未成立与无效之辩 |
| 二、提示与说明义务作为成立要件之证成 |
| 第六节 软家长主义助推与信息规制之配合 |
| 一、软家长主义助推的决策辅助功能 |
| 二、信息规制与助推的适用范围厘定 |
| 三、助推的具体适用方法 |
| 第七节 信息规制与法律行为法的分工 |
| 一、法律行为法的功能定位与规制立场 |
| 二、信息义务的标准:以法律行为法为参照 |
| 三、信息规制的功能性重构 |
| 第四章 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理论 |
| 第一节 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的适用 |
| 一、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的立法体例 |
| 二、我国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体系 |
| 三、合同亦或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群适用范围的划分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特别规范 |
| 一、不当条款进路的具体化:合同法第40条 |
| 二、公平原则的适用:合同法第39条第1款 |
| 三、免责条款的特别规则:合同法第53条 |
| 第三节 一般内容控制规范及合同法基本原则的适用 |
|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
|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 |
| 三、显失公平原则的适用 |
| 四、商事交易特殊规则的适用 |
| 第五章 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
| 第一节 大陆法系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以客观解释为原则 |
| 一、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争 |
| 二、客观解释规则:以通常理解为解释 |
| 三、不利解释规则 |
| 第二节 美国法上的格式条款解释规则:非情境化标准 |
| 一、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1)条 |
| 二、格式条款解释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3)条 |
| 第六章 格式条款的事先性审查:最低质量标准路径 |
| 第一节 双重规制路径的功能界限 |
| 一、信息规制效果的局限性 |
| 二、内容控制效果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规制逻辑的结构性转变:事先性标准的优越性 |
| 一、基于规制成本的优化选择:由事后规制到事先规制 |
| 二、对于规制技术的优化选择:规则与标准的折衷 |
| 第三节 最低质量标准制定的制度尝试 |
| 一、格式条款的备案制度 |
| 二、格式条款标准化的尝试 |
| 第四节 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建构模式 |
| 一、双重质量标准结构的设想 |
| 二、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运用模式 |
| 三、各国格式条款监管机构与监管立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ract |
| 凡例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近六年秦出土文献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秦出土文献编年辑证 |
| (1) 秦公簋一 约秦襄公时期(前777～前766年) |
| (2) 秦公簋二 约秦襄公时期(前777～前766年) |
| (3) 秦(?)簋 约秦襄公时期(前777～前766年) |
| (4) 秦公簋三 约秦文公时期(前765～前716年) |
| (5) 秦公鼎一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6) 秦公鼎二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7) 秦公鼎三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8) 秦公鼎四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9) 秦公鼎五 约秦文公时期(前756～前716年) |
| (10) 秦公壶一 约秦文公时期(前765～前716年) |
| (11) 秦公壶二 约秦文公时期(前765～前716年) |
| (12) 秦子戈甲 秦静公或出子时期(下限前698年) |
| (13) 秦子戈乙 秦静公或出子时期(下限前698年) |
| (14) 秦子戈丙 秦静公或出子时期(下限前698年) |
| (15) 秦子矛 秦静公或出子时期(下限前698年) |
| (16) 秦公乍子车戈 约秦穆公时期(前659年～前621年) |
| (17～19) 秦公钟(3件) 春秋早期 |
| (20) 宫字铜矛 春秋早期 |
| (21) 西祠器铜豆 春秋晚期 |
| (22) 十四年大良造鞅殳镦 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 |
| (23) 十六年大良造鞅殳镦 秦孝公十六年(前346年) |
| (24) 四年□□□戈 秦惠文王後元四年(前321年) |
| (25) 王七年上郡守疾戈 秦惠文王後元七年(前318年) |
| (26) 王八年内史操戈 秦惠文王後元八年(前317年) |
| (27) 十二年相邦义鼎 秦惠文王前元十二年(前326年)或後元十二年(前313年) |
| (28) 十三年上郡守寿戈一 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 |
| (29) 十三年上郡守寿戈二 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 |
| (30) 邵宫鼎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年) |
| (31) 家丞戈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问(前286～前278年) |
| (32) 小妃漆盒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 |
| (33) 平安夫人漆盒 秦昭襄王三十七年(前270年) |
| (34) 三十八年上郡守庆戈 秦昭襄王三十八年(前269年) |
| (35) 四十年工师韩勺 秦昭襄王四十年(前267年) |
| (36) 四十四年上郡守绾戈 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 |
| (37) 五十年上郡守(?)戈 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 |
| (38) 五十二年蜀郡守竈戈(含戈镦)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前255年) |
| (39) 大官漆豆足座一 秦昭襄王时期(前306～前251年) |
| (40) 大官漆豆足座二 秦昭襄王时期(前306～前251年) |
| (41) 大官漆豆足座三 秦昭襄王时期(前306～前251年) |
| (42) 四年相邦吕不韦戈 秦王政四年(前243年) |
| (43) 四年相邦吕不韦戟 秦王政四年(前243年) |
| (44) 四年相邦吕不韦矛 秦王政四年(前243年) |
| (45) 八年丞甬戈 秦王政八年(前239年) |
| (46) 十二年丞相启颠戈 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 |
| (47) 十三年右工室钟一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48) 十三年右工室钟二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49) 十三年右工室钟三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50) 十三年右工室钟四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51) 十三年诏事钟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 |
| (52～53) 十五年寺工铍(2件) 秦王政十五年(前232年) |
| (54) 少工银扣 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 |
| (55) 少工喜银扣 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 |
| (56) 仓端王义鼎 秦王政时期(前246-前221年) |
| (57) 相邦□□不韦密戈 秦王政时期(前246-前221年) |
| (58) 颖阳矛 秦王政时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59) 咸阳鼎 战国中期(下限前350年) |
| (60) 乌氏扁壶 战国中期(下限前350年) |
| (61) 丁亥镜 战国中期 |
| (62) 信宫鼎 战国晚期 |
| (63) 平宫鼎 战国晚期 |
| (64) 泰官鼎 战国晚期 |
| (65) 西鼎 战国晚期 |
| (66) 直陶雍弩机 战国晚期 |
| (67) 原都戈 战国时期 |
| (68) 始皇诏铜方升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69) 始皇诏铜椭量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0) 始皇诏铜量一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1) 始皇诏铜量二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2) 始皇诏铜量三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3) 始皇诏铜权甲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4) 始皇诏铜权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5) 始皇诏铜权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6) 始皇诏铜权丁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7) 始皇诏铜权戊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8) 始皇诏铜权己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79) 始皇诏铜权庚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0) 始皇诏铜权辛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1) 始皇诏铜权壬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2) 始皇诏二十斤铜权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3) 始皇诏二十四斤铜权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4) 始皇诏铁石权甲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5) 始皇诏铁石权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6) 始皇诏铁石权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7) 始皇诏版甲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8) 始皇诏版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89) 始皇诏版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
| (90) 三十四年少府戈(含戈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 |
| (91) 铜鞮戈 秦始皇时期(前221年～前210年) |
| (92～102) 秦兵马俑一号坑出土陶文(11枚) 约秦王政元年(前246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间 |
| (103～147) 秦俑一号坑第三次考古发掘所出陶文 约秦王政元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46～210年) |
| (148) 咸亭权 约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49) 两诏方升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0) 两诏铜椭量甲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1) 两诏铜椭量乙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2) 两诏铜权甲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3) 两诏铜权乙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4) 两诏铜权丙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5) 左乐两诏铜权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6) 两诏铜版 秦二世元年至三年(前209～前207年) |
| (157) 路里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58) 雕阴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前207年) |
| (159) 大官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前207年) |
| (160) 亭里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1) 朱公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2) (?)度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3) 官斗壶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4) 邦右莤钫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5) 公敦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6) 大官盉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7) 秦铜灯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8) 少府戈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69) 少府戈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0) 少府戈三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1) 中阳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2) 饶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3) 柏人戈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4) 柏人戈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5) 陭氏戈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6) 陭氏戈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7) 郝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8) 江鱼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79) 析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0) 武安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1) 咸阳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2) 启封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3) 宜安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4) 毕据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5) 山阳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6) 公戈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7) 成都矛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8) 成都矛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89) 寺工矛甲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0) 寺工矛乙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1) 孱陵矛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2) 孱陵矛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3) 河南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4) 荣阳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5) 平都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6) 阳周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7) 武库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8) 武戳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199) 漆垣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0) 叶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1) 杜阳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2) 武始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3) 诏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4) 公矛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5) 降剑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6) 武垣剑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7) 少府镦一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8) 少府镦二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09) 中阳镦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0) 雕阴戈镦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1) 竈镦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2) 上郡武库弩机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前207年) |
| (213) 漆垣弩机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4) 中阳马衔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5) 竹阳秘冒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6) 高奴铜座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7) 临洮方策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8) 华阳右般漆器口沿(或圈足)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19) 修铺首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20) 襄成环权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21～230) 三门峡市司法局、刚玉砂厂秦人墓出土“陕亭”等陶文(10枚)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31～238) 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出土陶文(8个)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39～241) 洛阳于家营秦墓出土陶文(3个)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42～246) 咸阳花杨战国秦墓出土带字陶鼎(5件)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47～266) 临潼马额秦墓出土陶文(20件)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67) 陕西黄陵县史家河墓地出土陶缶 约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前207年) |
| (268) 蒜头铜壶 秦代(前221～前207年) |
| (269) 南门外阁残版 秦代(前221～前207年) |
| (270) 司工权 秦代(前221～前207年) |
| (271) 私府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272) 栒邑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273) 夏阳邦工鼎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274～379) 临潼新丰秦墓出土陶文资料(106枚)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380～390) 临潼新丰秦墓出土印章资料(11枚)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391～394) 临潼新丰秦墓出土半两钱资料 约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 |
| (395) 沙羡矛 约战国时期至秦汉之际 |
| (396) 旬阳壶 秦汉之际 |
| (397) 北食右鼎 秦汉之际 |
| (398) 平都量 秦汉之际 |
| (399) 元年鄜弩机 秦汉之际 |
| (400) 陵里车軎 秦汉之际 |
| (401) 内官棒形器 秦汉之际 |
| (402) 当阳铜勺 秦汉之际 |
| (403) 中府勺 秦汉之际 |
| (404) 汧勺 秦汉之际 |
| (405～413) 平宫铭漆耳杯(9件) 秦汉之际 |
| (414) 平陶缶(棘里陶缶) 秦汉之际 |
| (415) 公陶罐 秦汉之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引用书刊简称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s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高校学报的研究 |
| 1.2.2 关于《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计量法 |
| 1.3.2 内容分析法 |
| 1.3.3 访谈法 |
| 1.4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2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概况 |
| 2.1 发展历程 |
| 2.2 办刊宗旨 |
| 2.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特色化建设背景 |
| 2.3.1 名刊工程与名栏工程建设的总体要求 |
| 2.3.2 农业大学学报的自身发展需要 |
| 3 栏目设置分析 |
| 3.1 栏目设置的基本情况 |
| 3.2 栏目总体概况 |
| 3.3 栏目类型分析 |
| 3.3.1 低频栏目分析 |
| 3.3.2 中高频栏目分析 |
| 3.4 栏目设置特点总结 |
| 3.4.1 转变发展思维,科学规划栏目建设 |
| 3.4.2 依托学校优势学科,保证栏目稳定发展 |
| 3.4.3 反映学术前沿问题,把握时代发展脉络 |
| 3.4.4 多种栏目形式结合,提升《学报》竞争力 |
| 4 载文分析 |
| 4.1 载文量 |
| 4.1.1 载文量分析 |
| 4.1.2 稿件来源 |
| 4.2 基金论文 |
| 4.3 学科分布 |
| 4.4 下载量 |
| 4.5 小结 |
| 4.5.1 载文量变化明显,篇幅不断增长 |
| 4.5.2 稿件来源稳定,基金论文增长明显 |
| 4.5.3 学科聚集效果显着,特色栏目见成效 |
| 4.5.4 下载量逐年提升,网络传播优势突出 |
| 5 引文分析 |
| 5.1 被引分析 |
| 5.2 影响因子分析 |
| 5.3 高频被引文献分析 |
| 5.4 小结 |
| 6 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
| 6.1 作者分析 |
| 6.2 机构分析 |
| 6.3 关键词分析 |
| 6.3.1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
| 6.3.2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聚类分析 |
| 6.3.3 载文研究热点演变历程 |
| 6.4 小结 |
| 6.4.1 重视高频作者,培养作者团队 |
| 6.4.2 加强机构合作,促进研究纵深化发展 |
| 6.4.3 从学报特征出发,合理规划选稿 |
| 7 数字化转型下的发展实践分析 |
| 7.1 高校学报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 7.1.1 高校学报面临的挑战 |
| 7.1.2 高校学报发展的新动力 |
| 7.2 数字化实践分析 |
| 7.2.1 微信公众号 |
| 7.2.2 微博 |
| 7.3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人物访谈 |
| 附录B: 攻读硕士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释义 |
| 一、文化产业 |
| 二、文化产业管理 |
| 三、人才培养 |
| 第二节 主要理论基础 |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二、公共治理理论 |
| 三、人力资源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及转型趋势 |
| 第一节 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发展演进 |
| 一、文化产业管理与其他人文社会领域的关系 |
| 二、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归属:从多学科介入到最终确立 |
| 三、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现状 |
| 第二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反思 |
| 一、三种模式:工作室制、项目引导式与协议式 |
| 二、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反思 |
| 第三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改革的动力源 |
| 一、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二、加快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供给侧改革 |
| 三、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
| 第四章 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调查及问题检视 |
| 第一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调查分析 |
| 一、调查目的和意义 |
| 二、调查对象与内容 |
| 三、问卷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问题检视 |
| 一、政府人才政策和服务保障机制不完善 |
| 二、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需求不匹配 |
| 三、企业人才培训与激励的相关措施匮乏 |
| 第三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制约因素 |
| 一、制度性局限 |
| 二、观念性障碍 |
| 三、发展水平限制 |
| 第五章 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特色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理念 |
| 一、美国:人文与科学并重 |
| 二、德国:双元制与能力本位 |
| 三、英国:聚焦应用能力培养 |
| 四、日本:产官学一体化模式 |
| 五、澳大利亚:创意产业驱动人才培养 |
| 第二节 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特征 |
| 一、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 |
| 二、全面丰富的文化产业创新课程体系 |
| 三、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与产学研一体化 |
| 四、人才培养投资方案与财政政策保障 |
| 第三节 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经验借鉴 |
| 一、贯穿“个性化”的人才培养理念 |
| 二、注重文化产业管理创新创业实践 |
| 三、加大人才培养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力度 |
| 四、加强高校文化建设,优化创新育人环境 |
| 五、构建政府—高校—产业三螺旋协同机制 |
| 第六章 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
| 第一节 创新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机制 |
| 一、C-GUE人才培养机制模型构建 |
| 二、人才培养创新机制的主要特征 |
| 三、人才培养创新机制的运行保障 |
| 第二节 政府层面:加强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 |
| 一、建章立制:完善人才培养制度体系 |
| 二、观念引导:树立科学人才观念导向 |
| 三、统筹规划:合理优化文化产业布局 |
| 四、综合协调:多种手段加强协调监管 |
| 第三节 高校层面:推进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 |
| 一、模式更新: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
| 二、师资建设: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 |
| 三、教材建设:健全教材质量评价体系 |
| 四、文化建设:大力培育创新创业文化 |
| 第四节 企业层面: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成长与评价机制 |
| 一、激励管理:建立全方位人才激励机制 |
| 二、利益共享:构建风险共担的投资机制 |
| 三、人才考核:健全人力资源的考核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及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可能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基础 |
| 一、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知识图谱绘制流程 |
| 四、辅助软件 |
| 第二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给养”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时序分布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论文时序分布 |
| 二、基于学科成长规律的基本判断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空间分布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机构分析 |
| 二、我国教育管理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 |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基金项目分析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项目资助年度分布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类别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典型基金项目分析 |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学科知识生产仍处于成长阶段 |
| 二、学科发展呈现交叉性强领域广的特点 |
| 三、学科发展存在分化不均的现象 |
| 第三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轨迹”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展现 |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性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时间演化 |
| 一、1979-198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二、1990-199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三、2000-200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四、2010-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特点总结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演进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关联”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 |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整体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阶段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基础 |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文献共被引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共被引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于研究前沿的分析 |
| 二、基于研究基础的分析 |
| 第五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科学者分布状态 |
| 一、高产作者界定标准 |
| 二、高产作者产出与分布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合作网络解析 |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状况整体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 一、数据来源和分析架构 |
| 二、作者共被引网络分析 |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于学者合作状况的分析 |
| 二、基于学术群体构成的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工作及发现 |
| 一、基于“学科给养”视角的研究发现 |
| 二、基于“发展轨迹”视角的研究发现 |
| 三、基于“知识关联”视角的研究发现 |
| 四、基于“学术群体”视角的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知识网络视角下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特点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 |
| 二、学科交叉与互涉促进分支学科不断生成 |
| 三、以混合团体为基础聚合的学术共同体 |
| 第三节 学科视角下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展望 |
| 一、建构均衡化的教育管理学科体系 |
| 二、打造本土化的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 |
| 三、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 |
| 第四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术语缩写列表 |
| 附录二 数据索引 |
| 附录三 本研究涉及的部分法律与政策文件 |
| 附录四 1979-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部分着作统计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