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宛辰[1]（2020）在《双层心理机制作用下的首脑外交 ——以里根、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会晤为例》文中提出本文试图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处于谈判僵局的两个国家在首脑外交之后会发生行为偏好的转向,或行为偏好重新排序?首脑外交是通过怎样的心理机制来实现行为偏好变化或逆转的,心理因素起到怎样的作用?处于谈判僵局互动双方在首脑外交之后形成行为偏好变化甚至行为偏好逆转例子不在少数,戈尔巴乔夫和里根高层会面是冷战的双方关系的晴雨表。僵局的状态是双方虽然有可谈判空间,但是双方都不愿意做出让步,即使是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都较高的一方也不愿意努力促成谈判。作者引入双层心理机制来分析上述问题,虽然这种方法已用于多个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但是其来解释首脑外交的互动国行为偏好确是第一次。本文提出基于归因认知的意图认知和基于算计的理性心理的双层心理机制来分析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在首脑外交开展的过程中,决策者会依据归因心理这种基本的心理机制构成对战略试探中的意图认知,而在意图认知的基础上根据第二层理性战略思维进行行为偏好设定。偏好的即时结果为双方形成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延时行为偏好的结果反映在双方基于意图认知形成的战略布局调整中。这种双层心理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两方面的基本假设。第一假定前提是,互动双方所处的政治沟通环境由不完全信息战略环境转变为不完美信息的心理环境,从双方具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称性到双方形成一定的共同知识。在不确定国际条件下,行为者对意图认知更容易受认知偏见影响,而这种偏见就是往往会夸大对方意图中的敌意。本文认为,随着相互不断的高层政治沟通,信息的不对称性逐渐转变,相应地行为人逐渐形成理性回归。第二个假设是,行为人是遵循满意原则而非最优原则的有限理性的心理人。考虑到决策者在信息不完备和认知能力局限的情况下,会一定程度的偏离“理性原则”,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有限理性指的是根据理性原则行事,是有一定的目标取向的。但是只能按照认知形成行为偏好的排序,在此基础上作出政策决定。实际上,即使是有最完备的情报信息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都不可能做到对对方的信息的全覆盖,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偏好排序是基于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其偏好结果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最优解,但是一定是在能被双方接受的满意的结果。本文中,第一章将着重总结“首脑外交”这一核心概念,以及框定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的研究范围,并简单地与“战略对话”、“治国之道”等概念做类比,对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有一个架构性的理论认识。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按照行为链条的顺序进行组织的。这几章节把链接自变量和结果的因果联系的环节解开,分成更小的步骤,探求每一个环节可观察的证据。第二章引入关键变量意图认知,并明确意图认知变量如何变化,其中包含意图认知依托于什么样的信息系统存在,作为意图认知的主要的认知工具的归因认知的理论规律是如何,有没有回归理性的理论可能性。第三章针对重要的首脑外交中重要的中介变量——信号可置信性进行分析。意图是潜藏在行为和语言表征之之下,依靠中介变量外交信号传递,意图是通过对接收信号方对外交信号的解读而被认知到。第四章提出一个基于意图认知与理性算计的双层心理机制对首脑外交行为偏好分析框架假设,双层心理机制研究试图构建一个以归因认知为基础,理性战略思维为主导的首脑外交行为偏好的分析框架。第五章是本研究的假设验证部分,本文用最为经典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外交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将双层心理机制运用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系列首脑外交案例中,观察双层心理机制如何作用于行为偏好的结果。最后在结论从概念走向实践。通过总结本文主体内容对双边外交关系管理提出策略性启示以及继续研究的方向。
沈志华[2]（2019）在《面临危机的抉择:关于朝鲜战争之中国决策述评（下篇）》文中认为四、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方针的决策朝鲜战争打了三年,其中两年"边谈边打",打打停停,一多半时间是在谈判中度过的。随着在战争中所处环境、条件和所设定的目标的变化,中国关于停战谈判方针也不断发生改变,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停战求和。1951年6月至1952年3月,在军事和外交都处于被动的不利形势下,中国主动要求停战谈判,并在谈判中步步忍让,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但美国出于签订对日和约、建立亚太安全体系等战略考虑,不愿此时停战,因而有意拖延。
师健[3]（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北平和谈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北平和谈是国民政府败退大陆前国共两党进行的最后一次谈判,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环境的逐渐宽松,学者们围绕北平和谈背景、和谈策略、相关人物、意义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成果。但是,现阶段的北平和谈研究仍存在史料挖掘不够、研究视角较小、研究方法较单一等问题。文章梳理了当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今后研究的对策建议,希望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北平和谈提供重要的认识基础。
蔡伟裕[4]（2018）在《菲律宾政府与民阵和解的挑战与前景》文中认为本文在探讨菲律宾政府与全国民主阵线和谈的基础上,分析菲律宾政府和菲律宾共产党与新人民军和解的前景。全国民主阵线作为代表菲律宾共产党与新人民军和菲律宾政府和谈的代表,新人民军是菲律宾共产党的武装组织。代表菲律宾共产党与新人民军的全国民主阵线,与代表菲律宾政府的和谈小组之间为了达到和解,已经进行了多轮次的和谈。但是迄今为止,双方虽然签署多份协议或共同文件,双方并没有和解,最终也无望和解,本文称之徒劳无果。本文将在分析菲律宾政府与全国民主阵线无法和解的原因的基础上,研判双方和解的前景。
柳光辽,WANG Binbin[5]（2018）在《解读历史事件和评论历史人物不能违背史实——驳王彬彬教授《1949年柳亚子的“狂奴故态”和“英雄末路”》》文中研究指明《1949年柳亚子的"狂奴故态"和"英雄末路"》是王彬彬教授多年前发表在《钟山》文学双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该文运用史料不严谨,主观臆断,解读历史事件和评论历史人物时严重违背史实。本文指出了王文中若干曲解史料、误导读者的错失,希望学界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
王帅[6]（2017）在《两德统一的外交史研究（1989-1990年）》文中认为“德国问题”可谓东西方欧洲冷战场上最重大、最核心的议题。二战之后它基本上经历了 1941—1949年两个德国分裂局面的形成、1949—1963年围绕德国问题展开的斗争、以及1963—1985年德国问题的“缓和”及其困境几个大的历史阶段。从这段历史中德国人清楚地认识到,解决德国问题的所谓的自主权仅仅存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之下。不过,“缓和”时期种下的合作、协商等解决问题的方式给以后处理德国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示范路径。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为了继承和发扬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思想并进一步根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沉疴旧病、调整苏联因过度扩张而导致的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避免核战争带来的全盘皆输的风险,提出了对苏联从内政到外交实施全面改革的“改革与新思维”。“改革与新思维”在外交上的表现便是鼓励东欧等社会主义卫星国效仿苏联推进自由化改革并默认其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波兰与匈牙利的民主化改革加上联邦德国对“东方政策”的背离诱使了民主德国危机的全面爆发。德国问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再次回归国际政治舞台。以“克服欧洲分裂”为目标的美国谨慎支持德国的重新统一;惧怕“德意志民族侵略性性格”的英国首相撒切尔不顾英国外交部的反对坚持公开反对统一;法国的立场则是矛盾的,私下里反统一因担心统一破坏既有的欧洲一体化建设,公开对统一的友好因担心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可能破坏法德互信。苏联仍然抱守传统的两德分裂政策,但戈尔巴乔夫无差别地鼓励东欧改革连同苏联自身无力帮助东德走出危机,使得苏联难再胜任“保持两德统一大门关闭”的守门人的角色。联邦总理科尔在极度微妙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下出人意料地提出了旨在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他凭借该计划树立了国内权威、进一步稀释了民主德国的主动权与稳定性、有力抵制了欧洲邻国的迟疑和反对、为联邦德国的进一步行动塑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十点计划”遭到了欧洲的联合抵制,美国坚定地站在联邦德国一边一面安抚苏联,一面对英法施压。德美协作构建了德国统一之路坚实的外部基础。科尔通过对波德边界的公开承诺以及对欧洲建设法国式路径的允诺最终得到了密特朗在统一问题上的中立。撒切尔拉拢密特朗组建英法反统一协约因此失败。与此同时,苏联面对科尔一步步将东德推向深渊的“大步子政策”,不论是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都显得无能为力。1990年1月底四大国相继承认统一不可避免后,各方启动了对协商框架的研判。美国国务院主张的“2+4”框架无意中贴合了法、苏私下里的想法。与英国方面的接触使国务院坚定推行“2+4”框架路线而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张的“1+1”事实统一路线。贝克对联邦德国推广这一框架时德国外交部仅仅表现出了兴趣但并未给出承诺。英、法迫于两德内部事实统一进程的推进迅速接受了六方框架并加入到了美国劝说德国接受六方框架的努力中,这又迫使德国总理府表示并不反对“2+4”框架。贝克的莫斯科之行顺利取得了戈尔巴乔夫对框架的支持。美国国务院及贝克在框架的形成中扮演了倡导者与推动者的角色。四大国随后一方面对“2+4”框架进行筹备,另一方面谋划统一后德国的安全身份、地理版图、以及以一种什么样的地区机制约束潜在的地区霸权。“2+4”框架的议程之争中,在德美协作以及两德事实统一的压力下,英法逐步倒向德美。联邦德国对苏联经济与政治要求的迎合促使莫斯科做出了谨小慎微的妥协,“2+4”谈判的四大议程（边界、政治军事、柏林、终结四大国权利与责任）问题得以确立。安全议题上,虽然美国内部的不同立场给了联邦德国、英国以及法国政策空间,但德美戴维营再协调推翻了德国外交部的“图青构想”（北约不能东扩）。东德大选的结果挤压了莫斯科的政治空间、华沙条约凝聚力的式微、国内的分离主义运动分散了精力、国内各派在安全议题上的分歧巨大使得苏联难以再出台统筹性立场等。联邦德国与美国分别从经济、政治、北约改制等方面促动苏联接受德美路线并最终在苏德高加索峰会取得了成功。边界议题上,出于国内选举政治考量的科尔不愿公开惹恼国内的保守派,并且确认波兰德国间的奥德-尼斯边界与德国统一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波兰总理马佐维耶茨在国际舞台上发起的外交战得到了英法的支持,国内执政联盟的持续压力最终迫使科尔答应邀请波兰进入“2+4”谈判。边界问题上的争执实际上是波德两个民族实现历史和解的重要内涵。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约束德国问题上,苏联的泛欧主义构想遭到了西方盟国的一致孤立。法美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激烈竞争以法国的不彻底让步告终。这种不彻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答应美国召开北约峰会以共同就大西洋联盟的未来进行磋商;另一方面与德国一道加速欧共体进程建设并凸显欧共体的主要地位。这又为1991年底《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以及欧共体转型成为欧洲联盟奠定了坚实基础。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争论也促使美国急切地推动北约转型,并冠之以说服苏联接受德国北约身份这一理由。受制于国内保守派的苏联在“2+4”层面虽然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不妥协,但盟国先后展开的多轮游说充分显现出盟国对苏的极大诚意以及盟国之间的牢不可破。德国主导的对苏经济援助以及美国主导的北约改制这双轨策略帮助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战胜莫斯科的保守派并巩固了最高权威,科尔的访苏之行为两德的最终统一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四大国与两个德国在莫斯科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总的来说,“2+4”谈判的成功离不开柏林四国协调一致的立场,也离不开盟国对苏联利益的关切。
邓峰[7]（2010）在《美英学术界对朝鲜停战谈判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国学术界在195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复杂的停战谈判。不过,在早期的研究中,只要不是从纯学术角度出发来探讨停战谈判,几乎都认为中朝方面的政策导致谈判长期拖延下去,美国的谈判政策就是要确保获得公平公正的停战协议。这种在美国学术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看法后来受到英国学者的强有力挑战,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无论少数美国学者是否同意,美英学术界的主要研究均表明,美国政府在战俘问题上的多重考虑,以及其顽固坚持所谓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政策,使朝鲜谈判变得异常复杂,进而阻碍了谈判的顺利发展。至于谈判如何结束的问题,学者们则围绕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威慑政策是否影响到谈判达成协议而产生较大的分歧。不管怎样,美英学术界对朝鲜停战谈判的研究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缺陷,即没有详细阐述交战双方的谈判政策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因此,利用中、美、俄三方档案资料系统深入地探讨朝鲜停战谈判,应该成为中国学者努力去追求的一个学术方向。
赵袆楠[8]（2010）在《谈判桌前的较量——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下）》文中指出战俘问题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谈判,除军事分界线这个核心问题之外,重大问题是战俘问题。从数量上来说,美韩方面俘虏的战俘多,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少。原来中朝方面的谈判代表把这个问题看得简单了,认为已有日内瓦关于遣返战俘的国际公约和惯例规定,按规定办就是了。1951年9
崔建平[9]（2010）在《苏联对日外交政策研究（1941-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1～1956年的苏联对日外交政策经历了中立——严惩——对峙——正常化四个阶段。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家利益目标的不断调整,影响和制约着苏日关系的进退,从而决定了苏联对日政策的跌宕起伏。二战期间,利益和需要的契合使双方选择了中立。为了集中精力消灭入侵的德寇,苏联竭力避免与日本兵戎相见;为了“南进”计划的顺利实施,日本需要与苏联保持和平。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苏联坚持对战败的日本实行严厉惩罚,为的是最大限度地削弱它,防止其东山再起。冷战爆发后,出于遏制苏联、巩固亚洲阵地的需要,美国开始大力扶持日本。通过旧金山《对日和约》和《美日安保条约》,美国将日本变成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苏日关系也由战胜国与战败国演变成两大阵营中的主角和配角关系,苏联对日政策因此笼罩上阵营对抗的色彩。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着力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出于重返国际社会,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迫切希望与苏联恢复邦交。共同的目的,使双方重新坐到谈判桌旁,苏日关系也由对抗走向两国关系正常化。
王惠宇[10]（2010）在《1945-1949年美国的中国东北政策》文中提出本文试图通过对1945-1949年美国中国东北政策的研究,阐述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揭示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失败的根源,分析亚洲冷战的起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在远东制衡苏联,扶持中国成为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大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战后,美国在中国的势力已无其他国家可匹敌,惟有东北,在雅尔塔会议上确立了苏联在这里的优势地位。在美国看来,一个不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是无力与苏联抗衡的,因此从插手中苏谈判,到为国民党进入东北进行海空大抢运,再到派出军事顾问团助蒋打内战,美国极力支持国民党夺取东北地区。然而,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失败的结局使美国的计划化为泡影。当中国共产党在与苏联毗邻的东北首先取得胜利时,美国政府提出了“楔子”战略,企图在中共与苏联之间制造分裂。但中国共产党出于自身安全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很快作出“一边倒”的外交决策,对美国关上了大门。美国的东北政策难以为继,无可奈何地退出了东北。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述略 |
| 四、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研究意义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首脑外交 |
| 第一节 首脑外交的定义 |
| 第二节 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 |
| 第三节 首脑外交的战略收益与风险 |
| 第二章 首脑外交与意图认知 |
| 第一节 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 |
| 第二节 首脑外交的意图认知 |
| 第三节 意图认知阻力与归因偏见 |
| 第四节 意图归因偏见的回归路径 |
| 第三章 意图认知与外交信号可置信性 |
| 第一节 意图沟通中的信号传递 |
| 第二节 信号的可置信性问题 |
| 第四章 双层心理机制 |
| 第一节 双层心理机制与首脑外交行为偏好 |
| 第二节 归因心理与意图认知 |
| 第五章 里根、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会晤 |
| 第一节 美苏互动及意图认知偏见 |
| 第二节 首脑会晤:面对面外交 |
| 第三节 信息系统转变与意图认知变化 |
| 第四节 美苏首脑的理性行为偏好选择 |
| 结论与启示:首脑外交与双边战略关系管理 |
| 一、双层心理机制假设验证 |
| 二、双层心理机制:从概念到实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四、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方针的决策 |
| 五、对于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决策的评判 |
| (一)关于是否支持朝鲜发动战争的决策 |
| (二)关于是否出兵援助朝鲜作战的决策 |
| (三)关于是否接受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
| (四)关于如何确定朝鲜停战谈判方针的决策 |
| 一、北平和谈的研究概况 |
| (一) 学术专着方面 |
| (二) 学术论文方面 |
| (三) 学位论文方面 |
| 二、北平和谈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一) 北平和谈的背景研究 |
| (二) 北平和谈的相关人物和团体研究 |
| (三) 中共采取的和谈策略研究 |
| (四) 和谈破裂的原因研究 |
| (五) 和谈的意义和影响研究 |
| (六) 与重庆谈判的比较研究 |
| (七) 其他方面的研究 |
| 三、进一步深化北平和谈研究的对策建议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概念界定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研判菲律宾政府与菲律宾共产党和新人民军和解的前景的研究 |
| (二)菲律宾政府与菲律宾共产党的问题文献评述 |
| (三)菲律宾政府与菲共和新人民军和平进程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全文思路与框架结构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第一阶段和解(1986—2001 年):前进与徘徊 |
| 第一节 和谈的开幕、升级和危机 |
| 第二节 多重利益的博弈阻碍和解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第二阶段和解(2001—2015):磕磕绊绊 |
| 第一节 阿罗约夫人政府断断续续的和谈过程 |
| 第二节 阿罗约夫人政府的假和谈与真反恐 |
| 第三节 阿基诺三世政府的积极口号与消极应对 |
| 第四节 阿基诺三世政府与菲共的同床异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第三阶段和解(2016 年—至今):高开低走 |
| 第一节 菲政府与民阵和谈的开局良好和惨淡收尾 |
| 第二节 杜特尔特政府与民阵各怀鬼胎阻碍和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结论 |
| 第一节 变与不变:菲政府与民阵和谈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期望与现实:菲政府与菲共及新人民军和解的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重难点及应对措施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德国问题历程回溯 |
| 第一节 德国问题的产生(1941-1949) |
| 第二节 东西方围绕德国问题的斗争(1949-1963) |
| 第三节 德国问题的“缓和”及其困境(1963-1985)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回归国际政治议程 |
| 第一节 “改革与新思维”下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 |
| 第二节 东欧剧变与民主德国危机 |
| 第三节 四大国的初步反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走向公认的“不可避免” |
| 第一节 “十点计划”的提出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德、美协作的开启与推进 |
| 第三节 欧洲阻止统一的努力 |
| 第四节 作为突破口的法国: 对欧洲一体化及边界问题的承诺 |
| 第五节 争取苏联: 加速民德衰亡与统一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设计统一框架 |
| 第一节 谈判框架的多边孕育 |
| 第二节 从贝克访苏到开放天空会议: “2+4”框架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谋划德国未来的大国博弈 |
| 第一节 “2+4”议程之争 |
| 第二节 安全议题: 华盛顿-波恩-莫斯科的三角互动 |
| 第三节 确立版图: 设定奥德-尼斯边界问题的解决路径 |
| 第四节 约束潜在的地区霸权: 新欧洲秩序的设想与竞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战俘问题 |
| 双方的妥协 |
| 李承晚捣乱 |
| 最后的打击 |
| 内容提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状况 |
| 1.3 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战时苏联对日中立政策 |
| 2.1 趋利避害的中立选择 |
| 2.1.1 《苏日中立条约》的酝酿 |
| 2.1.2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 |
| 2.2 苏联对日维持中立的两面性 |
| 2.2.1 中立背后的出兵承诺 |
| 2.2.2 苏联对日参战的政治条件 |
| 2.2.3 《雅尔塔协定》的签署 |
| 2.3 苏联对日中立政策的终结 |
| 2.3.1 苏联对日处置的基本立场 |
| 2.3.2 《波茨坦公告》的发表及苏联对日出兵 |
| 第3章 战后苏联对日占领政策 |
| 3.1 苏联对日占领政策的初步实施 |
| 3.1.1 苏联争夺驻日最高领导权 |
| 3.1.2 苏联争夺对日占领区 |
| 3.2 苏联在对日管制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
| 3.2.1 美英苏在建立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上的分歧 |
| 3.2.2 伦敦会议上苏联争取将日本问题列入会议议程的努力 |
| 3.3 苏联坚持建立盟国对日管制机制的努力 |
| 3.3.1 苏联的外交斡旋及盟国对日理事会的成立 |
| 3.3.2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召开及盟国对日管制机制的最终建立 |
| 第4章 战后苏联对日媾和政策 |
| 4.1 盟国对日媾和问题的肇始 |
| 4.1.1 亚洲形势的巨变及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 |
| 4.1.2 不同时期的美国对日媾和方案 |
| 4.2 苏联的对日媾和政策 |
| 4.2.1 美国推动片面对日媾和 |
| 4.2.2 苏联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立场 |
| 4.3 苏美围绕对日媾和问题的斗争 |
| 4.3.1 苏中两国共同抵制美国的片面媾和 |
| 4.3.2 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及其影响 |
| 第5章 战后苏联对日复交政策 |
| 5.1 苏日关系正常化的缘起 |
| 5.1.1 亚洲紧张局势的缓和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 |
| 5.1.2 苏日关系正常化的提出 |
| 5.2 苏日复交谈判的酝酿 |
| 5.2.1 苏日开启谈判之门 |
| 5.2.2 伦敦谈判前的准备 |
| 5.3 苏日关系正常化谈判及《苏日共同宣言》的发表 |
| 5.3.1 伦敦大使级谈判 |
| 5.3.2 莫斯科外长级谈判 |
| 5.3.3 莫斯科首脑级谈判及《苏日共同宣言》的签署 |
| 第6章 战后苏联对日战俘政策 |
| 6.1 苏联对日战俘政策的由来 |
| 6.1.1 苏联对日战俘政策的出台 |
| 6.1.2 苏联对日战俘政策形成的原因 |
| 6.2 苏联在日本战俘遣返问题上的立场 |
| 6.2.1 日本各界要求遣返日俘的呼声 |
| 6.2.2 苏美关于日俘遣返问题的交涉 |
| 6.3 苏联遣返日本战俘及其原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内容提要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第2章 战后美国东北政策的缘起 |
| 2.1 从“门户开放”政策到“史汀生主义” |
| 2.1.1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及美国与俄日在东北的争夺 |
| 2.1.2 “九·一八”事变与“史汀生主义” |
| 2.2 二战后期中美苏关于东北问题的交涉与斗争 |
| 2.2.1 美国对中国东北战后地位的判断 |
| 2.2.2 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对东北问题的讨论 |
| 2.2.3 《雅尔塔协定》对战后远东国际关系的规划 |
| 2.2.4 美国对《雅尔塔协定》的再检讨 |
| 2.3 通过外交途径限制苏联在东北势力的努力 |
| 2.3.1 中苏谈判前的中美外交活动 |
| 2.3.2 中苏谈判第一阶段的美国因素 |
| 2.3.3 波茨坦会议上美苏关于中苏谈判的交锋 |
| 2.3.4 直接参与中苏谈判 |
| 2.3.5 美国关注东北事务的原因分析 第3章 战后初期的美国东北政策 |
| 3.1 美国的远东战略及在东北的行动 |
| 3.1.1 战后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初步形成 |
| 3.1.2 抢占大连计划 |
| 3.1.3 帮助国民党运兵至东北 |
| 3.1.4 海军陆战队进驻华北与美国的“决策危机” |
| 3.1.5 在东北各城市设立领事馆 |
| 3.2 美国与苏联东北政策的互动 |
| 3.2.1 美国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谈判” |
| 3.2.2 美国对苏联从东北撤军的干预 |
| 3.3 马歇尔使华与东北问题 |
| 3.3.1 国共两党对东北的争夺 |
| 3.3.2 马歇尔的使命 |
| 3.3.3 马歇尔调处与东北内战 第4章 中国内战期间的美国东北政策 |
| 4.1 全球冷战背景下的中国东北 |
| 4.1.1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 |
| 4.1.2 杜鲁门主义与“扶蒋反共”政策的最终确立 |
| 4.1.3 魏德迈的东北托管计划 |
| 4.1.4 关于旅大的交涉与斗争 |
| 4.2 美国介入中国内战 |
| 4.2.1 扩大军援及美军顾问团参与东北内战 |
| 4.2.2 在东北的情报活动 第5章 中共取得胜利后的美国东北政策 |
| 5.1 “楔子”战略与“留在满洲” |
| 5.1.1 遏制政策下的“楔子”战略 |
| 5.1.2 “留在满洲” |
| 5.2 沈阳领事馆事件 |
| 5.2.1 领事馆事件的发生 |
| 5.2.2 领事馆事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
| 5.3 杜鲁门政府对日中贸易的引导与限制 |
| 5.3.1 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与对华有限贸易政策 |
| 5.3.2 美国政策影响下日本与东北的贸易 |
| 5.4 美国东北政策的终结 |
| 5.4.1 中共“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提出 |
| 5.4.2 美国领事馆撤出东北 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后记 中文摘要 Abstrac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