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排除上限原则”的思考与改进

一、对“上限不在内原则”的思考与改进（论文文献综述）

徐堃^[1]（2021）在《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12年封建王朝结束,士绅为躲避战争,携带其财富脱离乡土,向城市集中;士绅与商人的界限模糊,形成新的绅商阶层;农业和手工业趋于衰落,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瓦解;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垄断地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艰难发展。同时,城市的近代化、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逐渐形成,为娱乐业的繁荣提供了温床。京剧艺术不再受皇家偏好的影响,更加纯粹的走向市场,依靠市场运作持续生存。京剧突破消费者阶层限制,成为最为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之一。通过对民国初年北京和上海两大商业圈京剧市场的研究,剖析京剧市场逐渐发展至高潮期时段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赞助人背景,分析市场主体构成及特征、市场化运营的特征和结果以及政府的监管等方面的情况。分析京剧市场繁荣的历史必然性、偶然性以及不可复制性,寻找繁荣背后暗藏着的式微的线索、原因及规律。除绪论外,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从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京剧伶人在北京和上海两个不同的“区域空间”中流动,形塑了京剧艺术表演程式的融合与创新,也成为京剧艺术与其赞助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的基础。第二章从戏班、戏园、消费者三个方面论述了京剧市场主体的构成及特征。第三章从梨园自治组织、梨园经纪组织和媒体平台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市场中起到联结各市场主体作用的社会中介组织。第四章从堂会演出与戏园商业演出的关系、戏价与包银的关系、戏园和戏班的合作关系、伶人薪酬和支出水平四个方面论述了京剧市场运行的特征。第五章论述了京剧市场化运作的影响。第六章论述了官方机构对京剧市场的监管。总之,民国初年（1912-1927年）的京剧市场,在经历了政治格局的变动之后,延续清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并走向繁荣。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暗藏了式微的线索,对于今天戏曲市场甚至是整个音乐表演艺术市场的发展都有其借鉴意义。

吴明怿^[2]（2020）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在敌人侵略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下,粮食损失非常严重,在此情况之下,如何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粮食问题,支持边区军民与日伪顽军进行频繁的大小战斗,解决边区军民的吃饭和生存问题,并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值得探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边区政府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各方互动的具体历史过程,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根据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应对粮食困境,从而推动根据地发展的内在原因。本文运用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部分地方市县档案馆馆藏史料和《冀鲁豫日报》等报刊史料,分为五个部分进行探讨边区的粮食工作:第一章主要从“人祸”和“天灾”两个角度探讨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粮食困境产生的原因。第二章主要从救灾和加强农业生产两个方面,讨论冀鲁豫边区如何实现生产自救,以及加强农业生产在根据地进行自救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具有的历史地位。第三章主要讨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府如何解决根据地民众的土地问题和减轻农民的农业税负担问题。第四章主要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通过贸易、金融以及藏粮等措施加强粮食管护,同敌人开展粮食经济斗争,保障粮食正常交易活动的进行、稳定粮食价格、确保粮食安全等问题。第五章主要论述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完善粮食供给制度上所采取的努力。结语部分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抗战时期,冀鲁豫边区在粮食工作中体现出了以农业为主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并注意利用商业、贸易、金融等手段,积极支持边区粮食工作的开展。这种经济思维使中共和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各种粮食政策措施在实际推广过程中取得了积极效果,对保障困难环境下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粮食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冀鲁豫根据地得以在残酷条件下依旧能够得到巩固、发展、壮大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第二,冀鲁豫根据地开展粮食工作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政策-效果”之间的线性演进关系,群众在对待政策的态度上,更倾向基于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权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坚持“政策的群众利益指向”,不断根据民众反映对政策和工作方法进行符合群众利益的调整,进而推动了粮食工作的切实开展。而这一过程实则反应的是抗日根据地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层面与群众所代表的“社会”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妥协、改进的“互动”过程。通过冀鲁豫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所开展的粮食工作,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新发现和值得思考的地方:第一,边区的粮食工作,突破了单纯依靠国家力量的传统救济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边区各级政府培养并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在参与中共的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共也借此实现了政权向基层的延伸。其次,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封建统治力量被削弱,农村中的阶级成分发生改变,农民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中农力量得到壮大,加强了中共革命的群众基础。再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非常重视发挥中共的政治宣传优势,注意依靠人民,打消了基层民众的思想顾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成为抗战时期边区的粮食工作能够得到切实开展的关键。

柳丽娜^[3]（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提出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张垚^[4]（2020）在《基于多尺度分析的沥青混合料永久变形预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车辙是我国沥青路面的主要病害之一。准确地预估沥青混合料及沥青路面的车辙是指导沥青路面设计的重要依据,也是路面养护和维修的参考依据。现有的两阶段车辙预估模型形式各异,参数不统一,并未考虑材料粘附破坏对永久变形的影响。现有的三阶段车辙预估模型为纯经验性模型,拟合参数与材料参数之间的关系难以确定。因此,有必要提出合理化参数的力学-经验模型用于车辙预估。本文结合离散元和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对沥青混合料永久变形性能进行研究,以突破离散元模拟三维大尺度试验的低效率性和有限元模拟连续性特征的局限性。基于多尺度分析方法研究沥青混合料的动态模量和永久变形特性,验证并修正微观力学动态模量预估公式。提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两阶段和三阶段力学-经验车辙预估模型,揭示沥青混合料永久变形的微观机理,改善沥青混合料高温稳定性能,减少沥青路面车辙病害。主要步骤如下:首先,针对沥青混合料的多尺度研究,建立基于集料级配的力学划分准则。通过每档集料的细观接触力学响应,标定集料对结构承载力和结构稳定性的贡献。划分沥青混合料中四种内部细观结构,确定相应级配的临界分割筛孔尺寸。通过集料颗粒之间的相互嵌锁理论,研究颗粒内部的接触状态。通过比较四种内部结构中的偏应力大小,建立内部结构应力评估方法。采用具有级配特征的多元集料混合物室内及虚拟三轴压缩试验,验证所建立的多尺度力学划分原则。其次,对所建立的多尺度力学划分准则中集料嵌锁部分的理论进行扩展,创建局部检验理论和全局检验理论。根据检验理论确定集料的有效骨架,以及有效骨架以外的部分对有效骨架的干扰程度,提出干扰因子（Disruption Factor）作为评价沥青混合料级配的高温性能指标。将干扰因子计算结果与沥青混合料高温性能试验结果作对比,引入离散元单元法建立虚拟单轴压缩试验做辅助验证。然后,基于多尺度力学划分准则,设计四个尺度下的动态模量试验（沥青DSR、沥青胶浆DSR、沥青砂浆DMA和沥青混合料SPT）,研究沥青混合料在不同温度和频率下的动态剪切流变性能。根据试验结果,构建四个尺度下的材料在参考温度下的动态模量和相位角主曲线。然后基于Boltzman叠加原理及多频动态荷载作用下的拉普拉斯变换,将动态模量主曲线与静态粘弹性参数相关联,获取不同温度、不同尺度下的宏观粘弹性参数。采用离散单元法模拟验证四个尺度下的动态模量试验,根据虚拟试验结果研究相邻尺度的微观力学增韧机理。根据增韧机理修正微观力学预测模型,以扩展到精确地预估较低频率、较高温度和较高集料（或矿粉）掺量下多尺度沥青混合料的动态模量。最后,本文针对现有车辙预估模型的不足,提出了基于粘弹性应力、应变响应的两阶段和三阶段力学-经验车辙预估模型。结合沥青混合料汉堡车辙试验结果,对浸水和非浸水条件下的车辙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再结合有限元数值模拟结果对提出的车辙预估模型进行验证。将两阶段和三阶段车辙预估模型联合分析,区分由高温水损害引起沥青混合料松散而产生的车辙病害。为了进一步验证所提出的力学-经验车辙预估模型,设计双层结构沥青混合料车辙板立置环道负荷轮试验,对比分析各层混合料对双层结构车辙板抗永久变形性能的贡献。为了消除负荷轮试验中粘弹性能量耗散效应的影响,通过弹性-粘弹性对应原理获得弹塑性解,基于伪应变能理论评估双层结构沥青混合料的抗车辙性能。

孙云山^[5]（2019）在《民国初期基层司法的近代转型 ——县知事兼理司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古代中国基层并没有专门的司法机构,而是实行“行政兼理司法”。清末民初确立了独立司法的原则,制定了基层普设法院的计划,但民国初年刚开始实施就遭遇了诸多困难,不得不于1914年开始实行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作为将来普设法院之过渡。县知事兼理司法是民国初期推行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县级司法制度,是近代基层司法新旧传统融合的典型形态,也是考察基层司法制度近代转型的良好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既可考察近代基层司法近代转型的艰难历程,分析民国初期改革者们调和中西司法传统,推动中国基层的审判职权的独立化转型、司法人员的专业化转型及诉讼程序的形式化转型努力;又可以窥探中国近代司法改革如何实现从政治功能向社会功能的转变。本文主体内容分为五章。第一章民国初期基层司法转型的缘由。本章从近代基层司法转型的视角探讨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是如何出台的。近代基层司法转型的起点是“行政兼理司法”传统,其在县级具有更强的亲历性和全面性。进入近代,“行政兼理司法”难以处理新型纠纷,也成为列强攫取领事裁判权的重要借口。面对这些困境,清末和民初政府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司法独立理念,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将其确立为宪法原则,进而开启了基层普设法院的进程。民国初年普设法院计划,以五年为限,筹设期内暂行审检所制度,但仅仅一年之后,民国北京政府就裁撤了县审检所和审判厅,出台了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并迅速广泛推行。县知事兼理司法出台的原因,主要是经费短缺、人才匮乏、政局动荡、传统牢固四个方面。县知事兼理司法对于传统“行政兼理司法”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第二章县知事兼理司法的机构职权独立化转型。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是从传统县级行政兼理司法向独立审判改革过程中过渡性制度安排。民国北京政府的一系列做法不断突破最开始设定的制度藩篱,体现了切实在过渡期内逐步实现审判独立的积极进取精神。县知事兼理司法的机构职权独立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纵向司法权划分来看,县知事获取了相对独立的司法权;而在县知事兼理司法内部,专业化的承审员逐渐取得部分独立审判权。第三章县知事兼理司法的审判人员专业化转型。本章从三个角度展开考察。第一是从县知事的角度看,民国北京政府在县知事任职和履职过程中通过学历要求、考题设置、任前实习、案例指导、重大案件指导、考核奖惩等方式不断强化县知事的法律专业化水平,其效果是相当一部分县知事具备了较高程度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第二是从承审员的角度看,民国北京政府通过任职资格限制和承审员考试筛选,能够选拔出具有较高法律专业化水平的承审员。但是与司法官相比较,承审员的专业化水平仍有差距。第三是从诉讼代理人的角度看,县知事兼理司法禁止律师代理诉讼,诉讼代理人大多为当事人近亲属和地方乡贤,排斥了律师的诉讼代理制度呈现出向传统抱告回归的趋向。第四章县知事兼理司法的诉讼程序形式化转型。本章以刑事诉讼为重点,从诉讼程序的起诉、审理、裁判三个主要阶段展开分析。县知事兼理司法刑事公诉案件的起诉按照制度规定是由县知事径行提审,但是实践中却转变为通过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诉启动诉讼程序。在刑事审理阶段,由于侦查、控诉、审判合一,县知事是侦查活动的指挥者,因此侦查结束后得出的结论便得到了作为法官的县知事提前的内心确信,同时庭审则简化为侦查结论核实程序。县知事兼理司法时期,判决取代传统服判结状成为判决结案的文书形式,县知事兼理司法的判决能够做到形式规范,说理也较为充分,相较于传统司法有明显的进步。第五章传统和近代夹缝中的县知事兼理司法。本章从合理性阐释、调和新旧司法传统、对基层司法近代转型的影响三个角度分析县知事兼理司法如何在传统和近代的夹缝中运行并推动基层司法近代化。在政治目标驱动下,独立司法成为宪法原则,县知事兼理司法一经出台就面临合法性危机。县知事兼理司法的合理性在于重拾法为人们提供行为的确定预期的社会性价值,当时中国社会呈现“双元经济现象”,在内地广大农村社会变革近乎静止,这为县知事兼理司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适用空间。县知事兼理司法本身是对新旧司法传统调和的方式主要包括折衷式、替代式、禁止式三种。在经过对新旧传统的调和之后,县知事兼理司法重大体制性问题基本回归传统或呈现出新旧杂糅的色彩,所保留的新式制度多为技术层面内容。县知事兼理司法实现较低限度的独立司法、一定程度的审判人员专业化以及较高程度的诉讼程序形式化。县知事兼理司法在体制、人才、程序设计上为设置县司法处奠定了基础。县知事兼理司法是民国初期独立司法在普通的县缺乏社会基础条件情况下出台的。为了适应司法近代化的趋势,县知事兼理司法融合了中西法律传统,并在其施行期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基层司法近代化目标。作为基层司法近代化的重要一环,县知事兼理司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县知事兼理司法启示当今司法体制改革,应当根据各地差异适度分类推进;要确保司法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孙超^[6]（2019）在《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研究（1950-1958）》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其工作重心也由夺取政权转向巩固政权,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要建设新中国就需要有大量政治觉悟高、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队伍作为支撑,而当时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另一方面,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将他们培养成为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新中国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本文以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为考察对象,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才培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求其历史经验与启示。第一章,主要论述工农速成中学的历史渊源。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以“教育救国”为宗旨的平民教育运动,平民教育最终被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逐渐转变为以改造社会,进行政治启蒙为目的的工农教育运动。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农村,带有速成性质的工农教育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动员、组织、教育广大工农革命的重要作用。苏区工农教育、抗日战争时期的工农教育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工农教育既有速成性、为革命战争服务等工农教育的一般特征,也表现出各个时期工农教育的阶段性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一定程度上是革命根据地时期工农速成教育的延续并加以正规化的过程。第二章,主要分析工农速成中学创办的社会背景。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教育向工农开门,教育为工农服务的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这种教育方针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农阶级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迫切需要,激发了工农阶层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人才队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需求,而当时人才队伍的质量和数量还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党和国家将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了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上;再者,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全面学习苏联,苏联的教育理论和办学模式深刻影响中国教育,工农速成中学也是学习苏联教育的产物。第三章,主要从纵向上历史地考察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沿革历程。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发展轨迹基本上与整个国家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演变相似,大概经历了试办、定型、推广、附设、停办等几个发展阶段。所不同的是,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与国家有关工农速成中学政策调整之间并不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被动执行,而是存在着更加紧密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形成了双向的共同演进机制。无论从附设于高等院校还是分类教学计划的实施,都可以看出北京工农速成中学的实践探索与国家顶层设计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各自情况不同,北京市各个工农速成中学又都在相对统一的历史沿革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从而为世人展现丰富多元的办学景象。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是深入工农速成中学内部分析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和组织管理情况。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改革实验既不能脱离普通中学的课程结构和教学模式,又要在升学任务的驱动下实施有利于“速成”的教学计划,这种两难选择使得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一方面需要在总体上进行课程、教材、教法的实践探索,另一方面,在不同学科的教学上又要保持各个学科的教学特色。在学校的组织管理上,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由于承担着实验的任务,因此在招生管理、学生管理、师资待遇、毕业生等办学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许多具有新意的探索和尝试,为中央教育部制定全国性的工农速成中学组织管理措施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借鉴。在招生上,依据国家规定的招生条件严格加以执行落实;在学生管理上,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妥善解决学生入学待遇以及学生退学问题,解决工农学员的后顾之忧;在师资管理上,优先保障工农速成中学教师的待遇和编制,为工农速成中学的成功举办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这些举措为工农速成中学最终取得办学成效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保障。第六章,主要对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办学模式进行总结与反思。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教育对象是带有浓厚政治底色的工农成人青年;二是,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学员升入高等学校做准备;三是,教育的方式强调“速成”,用3-4年的时间完成中学6年的课程任务。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办学基本经验是:加强党对工农速成中学的领导;认真贯彻“试验先行,稳步推进”的办学思路;建设一支热爱工农教育事业、又红又专的教职工队伍;把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放在激励学生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学习上。在历史上,北京市及其他地区的工农速成中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农阶层受教育的权利,巩固和维护了新生的国家政权;提高了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建设人才,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巩固和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制度的设计提供有益的尝试和借鉴,其历史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工农速成中学自身也存在着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制约因素。首先,工农速成中学是苏联“学术性”教育模式和延安“革命性”教育模式的简单糅合下产生的,但这两种教育模式之间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自然而然”地形成合力;其次,将革命“速胜”的思维简单地转变为教育“速成”,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育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虽然学生的学习热情普遍较高,但由于学生基础较差、学业负担过重,使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教学质量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幸荣伟^[7]（2019）在《“忠统”士绅武装与明末陕西三原地方社会》文中提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区域社会史重要的研究方向,而士绅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考察士绅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便是论文所要研究的目的所在,故选取陕西关中县域作为研究的地理范围。陕西在明代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陕西是明王朝西北边防前线,境内庞大的驻军对明王朝十分重要。受益于西北边境庞大的军事开支,陕西关中区域的三原、泾阳两县凭借其较好的地理区位及其发达的水利条件和农业经济,逐渐成为全陕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伴随着商业的繁荣,三原、泾阳的商人开始崛起,这些商人积极利用经济优势谋取在地方社会的声誉,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陕西督学署驻地在三原的优势,三原、泾阳的科举中举人数十分突出,由此产生了一批在地方社会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士绅。明朝中期,王恕致仕归乡讲学,在其影响下其子王承裕在乡里创办宏道书院,开明代陕西书院讲学之先,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三原宏道书院的创建促成了关学三原学派的肇兴,三原学派注重气节,对三原士风民风具有强大的形塑作用,是明代中后期三原县域社会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长期以来,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首发于陕北多从自然灾害的角度考虑,但当时全国受灾地区并非仅有陕北,且在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之前陕北也曾遭遇过严重的自然灾害,显然不能将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完全归结于自然灾害。农民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在于陕北区域本身是一个军政色彩浓厚的社会,军政系统对维持社会稳定十分重要,而明末陕北出现的军政危机弱化了军政系统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陕北区域民政系统同样存在社会治理上的缺陷,与此同时陕北区域的民间力量又相对弱小无法发挥补救官方治理缺陷的困境。当军政、民政与民间力量在面对社会统治危机时,无法进行有效的合作与互动,并最终导致明末农民战争首先爆发于陕北,并不断蔓延至全陕。崇祯元年（1628）,陕西关中地区的三原、泾阳地区开始遭受农民军的侵袭,无论地方官府还是官军却束手无策,区域社会统治秩序面临极大的危机。在严峻的挑战面前,崇祯二年二月（1629）以王徵、焦源溥、马逢皋为首的士绅精英广泛组织动员建立起民间武装“忠统”。士绅武装的成立绝非王徵等人的率性而为,“忠统”的成立反映了三原民众的迫切愿望,王徵等士绅的强力动员为“忠统”的创立奠定组织基础,而崇祯初年对阉党的清洗则为王徵等士绅提供了建立士绅武装的政治基础。“忠统”成立后,加强其与区域社会的联系,全力争取地方社会的支持。“忠统”的领导人为抵御农民军的侵袭,积极筹措粮饷保障后勤供应,三原的富民与士绅构成了“忠统”主要的财政来源,同时“忠统”亦制定规则保证“忠统”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在军事方面,“忠统”在三原地区诸多乡镇稳定民心并建立起可观的附属乡兵武装,并教授其兵法,又积极争取邻省外援武装,这些武装壮大了“忠统”的防御力量。在城市防御上,打造守城器械修筑加固城防设施,同时在城内进行严密的昼夜巡逻,这些构成了从三原城外到城内严密的防御网络。除此之外,“忠统”还积极与地方各级官员进行互动,希望能获得国家权力的协助,在互动中积极与地方官员合作同时努力为自身争取有利的条件,这为“忠统”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忠统”领导人的积极运作下,“忠统”声势日盛屡次挫败农民军窥伺三原的企图。在崇祯二年四月的云阳之战中,在官军消极避战的情况下,重创南下的陕北农民军,一举扭转战局,赢得了地方百姓和官府的信赖。“忠统”虽然仅存在四个月,但却有巨大的意义。首先“忠统”的出现与明中后期士绅治理地位的提升有很大关系,是士绅在地方话语权增强现象在关中地区的反映。其次,结合时代背景而言,“忠统”的创建人王徵是中国古代较早的士大夫基督徒,王徵结合西学为“忠统”创制了诸多作战器械,这就为“忠统”注入了西学的因素。从这一角度观察,“忠统”的成立反映了明末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最后“忠统”的出现表明,即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陕西仍然存在强劲的士绅社会,这种“三原模式”的民间社会成为了明末北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绝佳范例。

张格^[8]（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祁畅^[9]（2018）在《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从应然性和实然性两个角度来分析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法律内涵并探索出相应的监管路径。一方面从新三板市场的融资和监管实践出发,分析对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方式。另一方面基于学理和《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剖析现阶段非上市公众公司应有的内涵和监管路径。本文主要提出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双层监管路径,即分别从公司和证券市场的视角对非上市公众公司进行规范:对于广义上的非上市公众公司,需通过《公司法》进行统一规范,对公司分类、股东知情权等内容做出详细规范;对有具有特殊性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如在新三板市场交易的挂牌公司,则需要通过《证券法》及相关法规进行完善,包括发行制度和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本文正文部分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六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基本范畴。主要介绍了三个基本内容:第一,介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产生的原因,包括清理场外市场而形成的特殊公司制度、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需求、监管体制改革的原因以及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完善原因。第二,研究了非上市公众公司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实践,介绍了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内涵以及实践中三种情况:两网及退市公司、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中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和无固定交易场所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第三,介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的交易场所——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状况,讨论了新三板市场的法律性质,以及新三板市场建设与非上市公众公司发展之间存在的矛盾。第二章,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现状及存在问题。这一部分首先从学理基础和立法实践分析了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现状:一方面,提出了契约自由与公共干预理论,证券监管模式变革以及公司治理的软法规制等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学理基础;另一方面,回顾了非上市公众公司和新三板市场的监管史变迁,分析了目前非上市公众公司和新三板市场的监管路径和特点。而后文章提出了目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存在的四方面问题: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内涵和定位缺乏法理基础,监管模式和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的逻辑起点存在问题,信息披露制度缺乏层次化的安排。第三章,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路径的比较研究。这一章纵向上比较分析了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与上市公司监管路径的区别,横向上则分析了域外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路径。文章从公司特征、证券交易制度及交易场所、具体监管路径三个角度比较分析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区别,其核心区别在于:一方面,非上市公众公司兼具公众性和封闭性两个矛盾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其交易场所具有半公开性,因此对于非上市公众公司和其交易场所宜采用自律主导型的监管模式。域外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立法主要分析了美、日、英等国家的立法,对其市场分层制度、公司登记制度以及保荐制度予以借鉴和学习。第四章,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双层路径。这一章前一部分提出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总体框架,第一层次是以公众公司的统一监管为核心,非上市公众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受到监管。第二层次对新三市场中的非上市公众公司采取选出式监管,以发行制度和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后一部分指出了非上市公众公司法律监管规则的安排:《公司法》解决其公司法法理上的逻辑起点的问题,也即其内涵特征——规范公众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概念、特征及其分类基础,公众公司治理规则的基本内容,并提供与《证券法》规则的关联机制;《证券法》解决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问题——公众公司外延特征的确定,对多面化的公众公司的监管设立具体规则。第五章,公司维度的监管路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概念和监管体系重构。本章从公司维度出发,介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制度安排、逻辑起点和监管体系。本章首先提出了我国公司分类范式的重构,并根据这一分类基础定义了公众公司的内涵和外延,明确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概念、分类以及公司治理规则的基本分类并提供与《证券法》规则的关联机制则。其次提出了从公司角度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体系,以公众公司的登记制度和《公司法》上股东知情权制度之完善为主。第六章,证券市场维度的监管路径:以证券发行制度和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这一部分一方面讨论了非公开发行制度与其他发行制度的区别与联系,并建议构建针对特定对象的公开发行制度。另一方面研究了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的内涵、价值以及具体表现形式,并提出了在我国的实现路径:市场分层与公司分类披露信息,证券行政监管权的横向和纵向分权,强制信息披露与自愿信息披露相结合。

汪艳涛^[10]（2015）在《农户分化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稳定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因此要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变,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农户分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农民兼业化严重,出现了农村生产的老龄化和空心化问题,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这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相矛盾；再加上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农业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呈恶化趋势,而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仍以经营规模小、自给半自给的家庭经营为主,这种经营模式很难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因此,必须创新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具有一定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从而改变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按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时间顺序,对本文进行了结构安排。第一,培育前准备阶段研究内容：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涵进行界定,并且分析其主要的特征,从而找出研究需要的相关理论；通过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生的历程进行梳理,从其演变轨迹中找出其产生的动因和趋势；并从生产要素视角探寻培育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第二,培育过程阶段研究内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机理模型,并对机理模型进行流程分解,从而加强每一流程的控制性；在过程模型和流程分解的基础上,对政府、农户、社会组织等的权责进行社会分工,构建他们之间协调合作机制。第三,培育后运行反馈阶段研究内容：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后的运行模式进行了探讨,比较了各种运行模式的优劣；构建了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绩效评价体系；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提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路径选择。论文主要结论包括：（1）要清晰界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概念。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学者们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念、特点进行了相关说明和研究,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没有达成一个权威或一致的定义。定义的模糊很容易造成对政策的错误解读,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时,很容易由于概念错误解读而产生不当的行为。因此,需要完善概念的制定、修订工作,从而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生历程的梳理,我们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生经历了解放前的原子化经营、计划经济的合作经营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化经营等几个阶段,从其发展趋势来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走向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和社会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是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需要生产要素的支持,但是要素配置中要根据经营主体的差异性提供差异化的要素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需要农村金融、人力、土地、技术和制度等各种要素的支持。利用山东省调研数据,采用多元Logit模型各要素支持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各个生产要素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的效果不同,并且相同要素对不同类型的主体支持效果也不同,这就决定了在培育过程中,要发挥各要素的不同作用,同时要好注意针对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差异化的要素支持政策。（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其培育过程进行流程分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过程是一个融汇了人力、资金、土地、技术、信息、管理等要素的综合配置,以及在要素配置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农户、金融机构、农业协会、信息部门、物流部门等多种社会组织共同协调配合,其培育过程是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与一体的系统工程。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复杂系统,需要对其进行流程分解,从而将复杂系统分解成有序地、简单的流程进行管理,有利于加强对每一流程的控制和考评。（5）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想长效发展,必须创新其运作模式,建立运作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不是简单的促使其产生,更要注重其产生后的长效运作模式。长效运作模式必须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基础,建立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传统的“农户+企业”运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要求,必须创新运作模式。在坚持实用、有效和可持续原则的基础上,推行“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和股份合作制运作模式,同时加强买断式、合同式、合作式、企业化和股份式利益联结机制。（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效果的好坏,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绩效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后,为了实行反馈控制,需要对其培育效果进行合理评价,所以,必须构建有效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不仅要考虑到财务指标,也要重视培育过程中的流程、市场、成员、技术和社会等非财务指标的设计,从而更全面地考察每一指标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效果,从而更能加强其培育流程的管理,通过指标评价反馈,找出控制的重点。（7）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路径选择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发展的较晚,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为我所用,但考虑到国外政策、文化、经济、地理等要素的差异性,我国要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有选择性地进行借鉴,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提出加强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管理水平、生产技术,加快土地要素流转体制创新、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机制、改革农业补贴和税收制度等措施,构建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机制。

二、对“上限不在内原则”的思考与改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上限不在内原则”的思考与改进（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多尺度分析的沥青混合料永久变形预估（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初期基层司法的近代转型 ——县知事兼理司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研究（1950-1958）（论文提纲范文）

（7）“忠统”士绅武装与明末陕西三原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8）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农户分化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上限不在内原则”的思考与改进（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初年京剧市场研究[D]. 徐堃.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D]. 吴明怿. 上海大学, 2020
• [3]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4]基于多尺度分析的沥青混合料永久变形预估[D]. 张垚. 东南大学, 2020(01)
• [5]民国初期基层司法的近代转型 ——县知事兼理司法研究[D]. 孙云山.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6]北京市工农速成中学研究（1950-1958）[D]. 孙超.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忠统”士绅武装与明末陕西三原地方社会[D]. 幸荣伟. 吉林大学, 2019(10)
• [8]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9]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路径研究[D]. 祁畅. 中国政法大学, 2018(01)
• [10]农户分化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机制研究[D]. 汪艳涛. 中国海洋大学, 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