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忠[1]（2021）在《中国现代漆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漆画是从中国传统漆绘发展而来的一个年轻的新画种,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探索,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伴随现代漆画教育、官方展览、组织机构等诸多因素的推动,终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文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产生、发展、繁荣四个方面进行展开,以中国传统漆艺术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作为主线,系统的整理、研究中国现代漆画完整的发展脉络,理清其血脉基因联系。并将中国现代漆画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漆艺术交流中整体去研究,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入手,将对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欧洲、日本和越南等国的漆画、漆艺术纳入到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研究过程中,从历史的纵向长度和横向宽度两条路径作系统分析研究,以提高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文章主要运用设计学、美术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漆画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事件、人物、工艺、展览等等方面的全面分析,阐释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的完整路径,发掘其中必然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而对中国现代漆画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以期逐步完善中国现代漆画的理论体系建设,为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启迪意义。
王子琪[2]（2021）在《中国古代绞经织物结构、技艺与文化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绞经织物独树一帜,风格鲜明,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绞经织物发展出了多样性的组织结构,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革与转型。以纱罗为代表,其组织结构的发展与当时历史环境下的社会发展和技术演变息息相关。综合来看,绞经织物、绞经织机、织造技艺和社会形态形成了有机的整体。经纱的绞缠令绞经织物的组织结构格外复杂,使得绞经织机及其织造技艺具有了独特的技术内容,因其织造难度大,古代多样化的绞经织造技艺到了现代只得到了一小部分的传承。所以,无论是古代绞经织物本身承载的技术与社会人文内涵,还是其技艺在现代的传承与发展方面,都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至今未见学术界关于古代绞经织物技艺和文化的系统性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上篇——绞经织物的历史发展研究,中篇——绞经织物的织造技艺研究和下篇——绞经织物的传承发展研究,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为绪论。重点论述本文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对中国古代绞经织物的研究范围展开了时间上和织物组织学上的界定,对国内外已有的考古报告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进行了评述。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二章基于绞经织物的织物学原理,重新定义了绞经织物的概念,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古今绞经织物命名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古代绞经织物的系统分类方法。上篇包含第三章到第五章,是对绞经织物在历史发展中的结构变化和社会影响因素的研究。通过对大量考古报告和出土纺织品的解读,梳理了中国古代绞经织物的结构发展脉络,根据织物结构变化分为三大阶段——史前至周代早期为绞经与绞编织物混合的萌芽阶段,周代至隋唐时期为发展推广阶段,宋明时期为转型阶段。结合古代文献记录和考古数据对比,分别挖掘了这几个历史关键点的织物变化特点,讨论了史前起源时期绞经织物在纺织品起源中的重要地位、汉唐发展时期织物结构和纹样发展的技术因素、宋明时期整体工艺转变的社会选择导向。对于织物风格特殊的金元时期,论述了其社会二元性下绞经织物的融合与创新,采用实验分析法,复原并解读了元代特有的偶数纬绞经织物结构特征。中篇包含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对历史上绞经织物织造工具和技艺复原的研究。结合杭罗传承的织造生产流程以及明代《天工开物》中的提及的特殊织造工艺,研究了绞经织物的织造流程。综合古代图像、文献和复原织机信息,提出绞经织机在起源和发展阶段的形制变化和织造方法,详细解读了综版式、线制、对偶式和金属制四类绞综的起绞原理。结合历史生产条件对几种典型织物结构进行了技术复原,并从织机制造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反馈两方面论述了绞经织造技艺的发展规律。下篇包含第八章和第九章,是对绞经织物的非遗传承和发展的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和对比分析,考察了江浙地区杭罗、四经绞罗和纱罗织造技艺三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详细探讨了传承分化的历史原因及未来的发展思路。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挖掘中国古代绞经织物蕴含在服饰、政治、经济、交流等多种途径下的文化内涵,以整体非遗生态环境的视角提出绞经织物的传承发展方向。通过上、中、下三篇的讨论,我们完成了中国古代绞经织物的综合性研究,解决了一系列前人研究的空白点和争议点,得到了如下创新性的结论:一、针对古代绞经织物命名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将织物组织学理论和实际命名情况进行比较研究,重新定义了绞经织物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古代绞经织物系统分为无固定绞组下的两种类型和有固定绞组下的三种类型。二,绞经织物在织物及编织技艺的起源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通过数据比较和技艺研究,论述了绞经织物在纺织品起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技艺过渡作用。三,学术界对绞经织物衰落转变的时间存在争论。我们借助考古数据和古代文献的比较分析,评估了宋明绞经织物和织机的发展状况。以SST（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为理论基础,理清了宋明时期绞经织物技艺转变与社会之间的动力学机制。四,绞经织物的发展和创新离不开社会的影响。在综合归纳金元时期绞经织物在原料创新、风格创新和结构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实验复原等方法研究了元代偶数纬绞经织物的特殊结构,以社会二元性为视角分析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文化共处对金元时期绞经织物发展的影响。五,古代文献资料对于绞经织机的记录缺乏系统性,至今学术界相关研究未成系统,这与绞经织机的构造和原理有关。我们对绞经织机按照起源和发展两个阶段进行了梳理,综合对比多种类型的绞综形制和功能。结合相应的起绞方式,对中国古代几种典型绞经织物的织造技艺进行了技术上的复原,论述了绞经织造技艺的发展规律。六,现有传承发展研究集中于杭罗织造技艺,非常狭隘。我们通过对江浙地区的走访调查,对比研究了非遗传承下的杭罗、四经绞罗和纱罗三类绞经织造技艺,探讨了传承技艺分化的现状和历史原因,以绞经织物整体非遗生态的视角提出了织物传承的未来发展思路。
于菁竹[3]（2020）在《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风格变迁与审美转型》文中指出苗族是诞生于中国大地上的古老民族,苗族先民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建构者,在长途迁徙、地理隔绝的分散发展中,形成了肇始悠远、同源殊貌的支系文化,也育成了枝脉宏繁、造诣精湛的染织服饰体系。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集体创作、综合功能、稳定传承的传统村落生态中,沉淀着中国造型艺术滥觞时期的吉光片羽,也凝缩着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世界认知、情感希冀,其传统纹样符号既是管窥苗族精神世界的窗口,也是蠡测中国早期文化的活态样本。同时,两地蜡染艺术以蓝白画缋的灵活性、物质工艺的可塑性、文化反馈的快捷性,不仅成为苗族人生活情境、艺术思维、审美心理变迁的显像板;在民族村落旅游化、文化遗产资源化、东方文化自信心提升的时代场景下,也成为各界话语、观念纠缠发酵的折射镜。而就其艺术本体而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拥有丰富的纹样、独特的风格与强烈的感染力,在艺术品收藏、商品化转型、产业化开发方面是黔东南乃至贵州蜡染界的典型,就其艺术、审美特征进行深描对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完善、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风格类型归纳为前提、以图像学分析为主线,结合田野、文献资料,借助美术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及成果,对两地苗族蜡染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契机与创作思维进行推溯;在此基础上使用美学、审美人类学方法,对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传统风格进行审美分析。以现存蜡染资料中不同风格出现的时间顺序为线索,将两地苗族蜡染的风格嬗变置于原始符号、巫术艺术、古典艺术、现代设计的演化场域中,展现出蜡染纹样从记事性、象征性、装饰性到再现性、表现性、叙事性的发展进程,也展示出其创作方法从集体传承到个体创新、审美意识从朦胧混一到清晰独立、造物理念从权宜谋生到追求品质、民族特征表达从模糊懵懂到积极强化的发展轨迹。首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抽象几何纹样共同拥有单元拼合、相似互渗的造型方式,以及记事符号与装饰艺术、表意功能与审美功能混沌合一的特征,体现出人类艺术幼年时期的创作思维。二者拥有的一系列固定符号、纹样,如榕江蜡染中的太阳纹、卍字纹、正交布局、四鸟朝日,以及丹寨蜡染中的“窝妥纹”、“归宗纹样”,都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太阳崇拜符号、时空概念、历法图式具有造型上的连续性。而在苗族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图式的原意逐渐被替换成与苗族祖先情感、迁徙记忆、宗教信仰、现世民俗相关的内容,古人在观察自然中形成的记录时空规律、生存智慧的几何图式也沉淀为装饰纹样的基本构图规律和风格定式,使由太阳形象带来的光华烨烨的线条成为榕江蜡染的基本装饰,而精密严谨的螺旋纹也是丹寨蜡染中的永恒主题。就两地蜡染的具象部分来看,榕江蜡染以古拙的动物纹见长,其中摆贝型苗族的蜡染纹样中保存着大量我国先秦时期动物纹的造型方式,不仅龙、鸟纹的造型与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惊人地吻合,蛙虫纹的造型思维也与古黾字的概念高度相似。作为中国初民艺术大传统的遗存或后裔,这种时空遥远的风格给人以荒远、古怪、陌生的审美印象。同时,苗族原始巫术思维中敬畏合一的心理,使之对神圣动物抱有崇高和恐惧一体两面的情感,使动物纹的塑造呈现狰狞、诡谲的“原始丑”特征,流露出狞厉的丑美。此外,作为鼓藏节祭祖仪仗的蜡染幡旗是摆贝型苗族蜡染中最为精彩的类型,而祭祀仪式神圣、雄壮、肃穆的氛围也造就了摆贝型蜡染独特的审美场域和文化价值。然而,厚重的文化背景、狞厉的视觉体验也使摆贝型蜡染的审美特征趋于深邃、艰奥,与现代人的日常审美习惯相去甚远,以至于难以在现代的苗族村落生活中继续存续,在民间创作喜好日趋纤柔、世俗化的当下,摆贝型蜡染的传统风格正面临消散的危险。与正在淡出民间的摆贝型传统风格相比,丹寨蜡染中丰富的花鸟纹饰是生命力旺盛的后起之秀,其出现得益于白领苗对汉族古典花鸟艺术以及近现代染织品纹样的学习与本土化改造,呈现出鲜明的早、中、后三期阶段性风格。丹寨蜡染中最古老的鸟纹和植物纹带有与榕江蜡染相似的原始风格,清代黔东南生苗区开辟之后,以汉族服饰及蓝印花布为载体的汉族花鸟纹样传入苗疆,使白领苗习得了花鸟纹样并作为日用传统;而至近现代染织设计中的花草纹样被白领苗接受之时,丹寨花鸟蜡染已基本完成了从图案性到绘画性转型。与此相伴,白领苗的审美思维跳出了巫术性、功能性的局限,而转向对日常生活、优美事物的欣赏;丹寨蜡染的艺术语言中也出现了写实性的再现方式、模仿软笔绘画的自律线条,以及景、境的物象组织意识。这种效仿专业艺术、跟随流行趋势、接近大众审美的风格在当前拥有巨大的民间创作热情,也奠定了丹寨蜡染在产业化转型过程中较高的艺术起点。改革开放以来,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两地蜡染纹样的先天禀赋及两县产业环境的后天资源也使两地蜡染风格的发展、存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丹寨蜡染产业起步早、影响大,借助邻近行政中心的地理优势,吸引了高水平的外来资本、设计人才及合作机会,颇具规模的地区产业集群不仅使丹寨本土的传统蜡染纹样良好地传承、衍生,也使丹寨成为各地蜡染风格的熔炉,并大量吸纳了榕江蜡染风格为己用。而榕江县的本地蜡染产业薄弱,因此对传统蜡染风格进行了简易化、情景化的改造,并随着蜡娘外出打工、产品异地销售形成了在黔东南地区广泛传播并被大量模仿的“普世风格”。在黔东南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丹寨、榕江的苗族蜡染形成了水乳交融的连理整体,共同以苗族文化、传统工艺的身份面对着外部世界的价值赋义。当前,蜡染产品涵盖了艺术品、服装、软装、文创产品等多种形态,民族旅游和休闲体验则形成了苗族蜡染文化叙事的两条基本脉络:一方面,在民族旅游的凝视下,苗族传统文化中乡村性、原始性、异质性的部分被提炼成一系列特定的视觉符号,如盛装人物、民俗场景、铜鼓、牛角、蝴蝶妈妈、锦鸡舞之类,成为丹寨、榕江蜡染绘画的新题材,也催生了蜡染创作中叙事化、奇观化、浪漫化的手法。另一方面,作为拥有丰富内在结构的物质文化门类,丹寨、榕江的蜡染艺术不再仅仅作为苗族文化的子集,而是以独立的姿态,在后现代生活美学、自然美学以及东方休闲美学、造物伦理、社会效应的视角下,令物质材料、工艺流程、生活方式、创作主体等每一个侧面都获得审美意义,使蜡染艺术的审美范围从对纹样的欣赏扩展到了对整个文化生态的理解与崇尚。
王铭颖[4]（2020）在《基于宝石矿物学特征的当代和田玉雕刻工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和田玉自古便是玉雕艺术的主流用材。近年来,雕刻工具的快速发展引发了雕刻技术的诸多变化,但当代和田玉雕刻工艺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却鲜有深入探索。本文运用宝石学、矿物学、器物学、工艺学、统计学、艺术学及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的相关知识与分析方法,以和田玉材质及当代雕刻工艺为研究对象,对宝石、矿物学特征及其对设计雕刻的影响、当代加工方式与工艺特点、当代作品特征与风貌、工艺评价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和田玉的宝石、矿物学特性对雕刻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雕刻过程中对其颜色、光泽、透明度、硬度、结构和杂质矿物等特征的合理利用。经实验测试与雕刻实践证明:和田玉的雕刻软硬度与其产状、颜色没有直接关系,而主要是由其结构所致;雕刻手感则会受到产状的影响——山料偏干、塑形能力较差;子料偏润、塑形能力较强;和田玉产地不同亦会对雕刻硬度与手感产生综合影响。大量调研考察表明,手工雕刻、计算机数控雕刻（CNC）和三维扫描复制雕刻是目前我国玉雕的三种主流加工方式。随着现代玉雕业电动工具的革新,玉器的雕刻效率及工艺精细度均得到了提高。当代和田玉雕刻的工艺品种基本为古代的延承,其中最常应用的工艺类型是俏色和镂雕技艺。俏色工艺亦可依据颜色分布特点被划分为皮色、本体、内含物与围岩俏色四种基本类型。在当代玉雕制作中,和田玉因其优良的材质特点依旧成为各类工艺中应用最广泛的雕刻原料。本文通过对5368件现代玉雕作品中的2521件和田玉作品统计分析可知:目前当代和田玉作品的题材仍以沿袭传统为主,即神话、诗篇名言、历史典故等题材的雕件居多,但同时不乏少量创新性作品出现。其次,玉器的功能性较古代相对变弱,作品的体量以中小件为主,且工艺感更为突出。再次,和田玉玉器受众已由古代皇室贵族专享转变为被现代玉器爱好者或消费者所拥有。当下,人工智能与工业自动化的发展会继续推动中国玉雕行业的批量化和规模化生产,这一趋势将促进玉雕创意设计与文化价值的不断提升。综合和田玉雕件价值的影响因素,其工艺评价可从玉料使用、造型设计、琢制工艺等角度进行。
杨建伟[5]（2020）在《先秦社会斧钺藏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其中斧钺是我国历史上出现较早的一种生产工具,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出现了最早的砍斫器,在砍斫器的基础上出现了石斧。此后,在新石器时代斧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出了钺以及钺型器等。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的玉质斧钺以及夏朝以后出现的青铜斧钺,质地优良、造型精美、纹饰丰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工具,同时也是武器和重要的礼器,是承载礼意的重要礼器。这些不同质地的斧钺,是时人表达自己思想和礼意的重要礼器,和先秦时期的其他礼器一起共同构成了先秦礼乐文明,都是后世礼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先秦斧钺藏礼的研究来看,学界尚需不断加强研究。本文以先秦时期墓葬中随葬的斧钺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将墓葬中出土斧钺、传世文献和先秦社会的“五礼”相结合,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先秦时期斧钺所蕴含的礼意进行全面论述。全文总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根据先秦时期出土的斧钺,探讨先秦社会不同时期斧钺的特征。一方面,对斧钺定名和加以区分。斧一般器体较窄长,无肩,刃平直或略呈弧形。钺一般器体都较宽大,不仅有内,而且有肩,刃向两侧外侈。钺是由斧演化而来的。另一方面,对先秦社会各个时期斧钺特征做总结。夏朝以前,石质玉质斧钺出现并广泛使用,数量较多,但形制不固定,是祭祀和丧葬中比较常见的礼器。夏商时期,石质、玉质斧钺数量先增多后逐渐减少,青铜斧钺出现并在商朝晚期发展到顶峰,不同质地的斧钺形制逐渐固定,成为征伐、刑杀、丧葬和祭祀中常用的礼器。两周以后,墓葬中随葬斧钺数量骤然下降,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零星发现。但随着周礼的出现和完善,斧钺成为征伐、刑杀、仪仗、丧葬、祭祀和朝聘中常用的礼器。第二章,主要根据第一章先秦社会不同时期斧钺的特征,探究斧钺在五礼中蕴含的礼意。仪仗礼中斧钺蕴含威严的礼意,从出土的斧钺来看,各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一些装饰精美的玉质和青铜斧钺都蕴含使用者威严的礼意。用兵礼中斧钺蕴含通神和惩戒的礼意,新石器时代出土的一些有彩绘或涂红色色彩的斧钺就被证实具有通神礼意,同时传世文献中有斧钺用于征伐和号令三军的记载,因此斧钺蕴含通神、征伐和惩戒礼意。丧葬礼中斧钺蕴含尊卑等级礼意,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随葬斧钺数量的多少、器形的大小、材质的好坏都是墓主人尊卑等级的直接反映。朝聘礼中斧钺蕴含威严权势的礼意,传世文献中斧钺常被用作天子接待诸侯时放置于天子背后的黼依,用来昭示天子的威严和权势。祭礼中斧钺蕴含通天祭祖的礼意,无论是在大军出征、凯旋或是埋葬死者时,都通过祭祀昭告天地祖先,一方面祈求战事顺利,另一方面也是告慰祖先神灵。第三章,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先秦社会斧钺蕴含礼意的演变。原始社会是斧钺礼意的产生期,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一些装饰精美,涂有彩绘或红色色彩,并被有意放置的斧钺已经初步蕴含了尊卑等级和通神的礼意。夏商时期是斧钺礼意的重要发展期,这一时期随着青铜斧钺的出现并繁荣,一些纹饰丰富、器形硕大的青铜斧钺是使用者军权和身份地位的象征,逐渐蕴含了通神、惩戒和祭祖的礼意。同时一些装饰精美的玉戚或玉钺,又是重要的仪仗礼器,蕴含权势威严的礼意。两周时期是斧钺蕴含礼意的成熟期,这一时期随着周礼的出现和完善,斧钺在征伐、仪仗、祭祀、朝聘和丧葬中都发挥重要的作用,蕴含着通神和惩戒、通天和祭祖、威严权势和尊卑等级等礼意。此外,秦汉以后至元朝以前,斧钺依旧在用兵礼、仪仗礼、丧葬礼等礼仪中有所使用,蕴含着威严、刑杀惩戒和对死者尊敬和怀念的礼意。综上所述,先秦时期斧钺的发展经历了先增多后减少的趋势,而斧钺所蕴含的礼意也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才成熟起来的。根据墓葬中随葬斧钺的数量、器形的大小、材质的好坏等的不同,斧钺被赋予了众多礼意和思想内涵。因此,斧钺具备了通神和惩戒、通天和祭祖、威严权势和尊卑等级等礼意。此外,本文还对秦汉以后斧钺使用情况以及礼意的发展演变作了简单考证。通过初步研究可以发现,斧钺是先秦社会重要的礼器,是当时人们表达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情感的重要载体,对丰富先秦礼乐社会生活有重要意义。
曾征[6]（2020）在《湘西傩面具艺术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科技革命震碎了千百年来人们对于传统的认识,也打破了传统的农耕社会格局,包括面具文化在内的大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被高速的现代化进程抛进了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湘西傩面具艺术的传承发展也不例外。要化解古老神秘的湘西傩面具发展的这一危机,并使之具有创造性的转化而出新,从中架设出健康的、持续的、放眼于未来的新的发展构架,是本论文选题的立意。基于这一立意,本论文以史籍记载、近现代专家学者的研究成就、媒界资料等诸多文本为基础,对湘西的傩面具艺术的源流与近代化的发展趋势展开了全面分析研究,萃取其中的重要成就与论点并化为论文的背景基础;以二十多次田野实地调研和校级、部级（《关于湘西“咚咚推”傩面具的调研报告》推荐为国家民委优秀调研成果）等项目研究成果,生成对湘西傩面具发展史料不足的补缺;形成对创新发展机遇的发现、新的经验总结与发展途径的确立;提出立足当下、放眼于未来发展的创建性构架。为此本论文以下述四个层面进行论述。首先,简要陈述了由湘西——“五溪蛮地民族群体”①的自然生态环境、上古神话传说、社会人文环境,构成人们争生存、求发展的生命观,交融出湘西各少数民族对自然万物、神灵、先祖的敬畏心理。其中,原始宗教与楚韵巫风成为面具文化天然的深厚土壤;奇异诡谲的自然地理环境催生了民众对自身生活时空的玄想心理;靠山吃山、沿河而居的狩猎或渔猎经济生产方式衍生出万物有灵的图腾崇拜、“五溪蛮地”沧海桑田的历史进程中争霸战争、胜扩疆土带来的民族与人口失栖迁徙所形成的“文化板块漂移”①效应等因素潜移默化地滋养着面具发展、变迁至今。它们已经融入到湘西人的精神思维方式与文化行为方式中,共同孕育出湘西各少数民族对自然、神灵、先祖的敬畏,生成了对面具与生俱来的心理文化滋养。其次,以“文化板块漂移”典型区域作为考察湘西面具文化特色的第一范式与研究视角,结合田野搜集到的材料,从傩面具的分布及区域特色确定了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怀化市各县为典型区域,重点针对傩面具外在形象和内在的审美意识所形成的湘西傩面具所体现的民族特色进行分析,再将傩面具放置在其生存的乡土社会和傩戏的文化生态之中,由此所呈现出“人神合一”的内在文化特质交错于面具制作者、面具使用者和面具观者人与天（神）同在时空场域之中,神人以和的戏剧形式,通过神的名义和神的面容彰显着人性的风采,从而凸显出湘西人依附在傩面具上投射出“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特质。湘西人将崇生观念与“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投向面具,从而呈现出湘西人观念世界、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相互纠缠和共生的复杂关系。再则,基于以上背景,结合田野实践,以傩面具娱神娱人的戏曲为主要表现形式作为研究湘西傩面具艺术民族特色的第二范式。一是“辰州傩”、“咚咚推”、“杠菩萨”,以及“阳戏”、“高腔”等各类民间戏曲形式中傩面具或脸谱在不同场合中的运用。二是从“形式”“功能”“内涵”三个层面对湘西傩戏面具进行逐一剖析,构建出湘西傩面具“生生”观念下以“戏”为特色的表现形式。三是以承载着人们关于“繁衍”“生存”“发展”这一永恒主题而从以下两点展开。1、湘西——“五溪蛮地民族群体”对自然万物、神灵、先祖的敬畏心理生孕出他们对面具与生俱来的心理文化滋养。生成神秘、怪诞、质朴的重要文化基因、面具形象,从中释放出湘西少数民族以生存发展为主题的审美意识;生成“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存繁衍”,“送旧迎新”“自我发展”“自我壮大”等美好的生活与生存的内涵,从中传递出由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出傩面具艺术的“生生”观念与意蕴。2、由湘西人在观念世界、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相互纠缠和共生的关系图谱中释放出傩面具艺术在层层历史与文化的积累中,呈现出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对“生命哲学”的探讨、对“生命之美”的感悟。如此构成了这一“生生”的观念与意蕴的永恒性,焕发出生生不息、繁衍不已、历久弥新的傩面具强大艺术生命魅力。最后,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当下傩面具的发展场域建构与多样性文化创意发展状态,它表现在以下三点。1、基于笔者在专题科研项目中的研究发现为前提,论述了在科技造就的现代文明进程中湘西各族人民将承传统与求生存、谋发展中所进行的傩面具艺术发展的场域建构;论述了通过傩面具的独特文化基因、艺术魅力,在当下湘西民族区域与国家乃至国际文化艺术与文旅融合的场域中,进行创意经济的时代魅力重构。2、提出围绕傩面具的文化基因、生命魅力、表现形式与要素特点,推动傩面具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实践,来化解当下所存在的“湘西傩面具艺术发展的深刻危机”。3、通过“重混·创新”所产生出来的“三式”艺术生命魅力的永恒性,来分析它为古代人们提供一种独特的精神与物质享受,来阐述它使得面具变为新的文化存在样式,新的社会内容,最终融入当下社会和生活,甚至融化于民族的血液中不断循环和更新,即能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中促进区域的文化创意与经济发展,又能在未来的发展路径中具有可能性与可行性。使我们得以窥见未来的发展前景。最终赋予了傩面具艺术以深刻的隽永性与永恒的新姿,从而又诠释了新时代人们乃至未来人们对精神与物用的需求。本文基于上述“四个层面”及其中的五个要点,力图将根植于湘西文化土壤之中的傩面具作为能够加以保护、挖掘、利用和活态传承的宝贵民间艺术与文化资源。展现出以重视“过去”着眼“当下”放眼“未来”的视角与创新发展的逻辑,最终形成对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傩面具艺术的整体研究。由此,形成将赋予湘西面具文化以新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和艺术发展的生命力等,放置于既可以深入开展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个案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意经济时代语境下的“面具文化再生产”提供新的思路,又可以为构建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和中国美术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本,更能够以此来推进以民间艺术“本土化”与“民族化”为基础的传统民族文化复兴之路的延展,进而助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接轨,甚至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
张洁[7]（2019）在《云南传统陶瓷窑的类型与建构特征研究》文中认为陶瓷是一种“泥琢火烧”的艺术,土语有言“生在选土、长在成型、死活看烧成”,可见陶瓷窑在其制作过程中发挥了极重要的地位。不同于现代窑炉的可控性,传统的陶瓷窑炉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完全有赖于匠人的烧制经验和窑炉性能。云南传统陶瓷窑的建造技术和研究只被坊间少数陶瓷匠人所掌握,但是他们大多文化有限,且不善于进行归纳总结,相关的文字记录非常少。陶窑的建造在历代匠人的口口相传中,其准确性无法验证,设计和建造技艺也近乎失传。基于前人对云南传统陶瓷窑的研究较少,在建筑学领域内对其设计建造亦无相关研究和记载,本文实地调研了云南省文物保护名单中记录的三十三处窑址,并在调研途中测绘了现存的,构造完整的且仍在使用中的十三处陶瓷窑,结合历史资料和实测数据研究云南传统陶瓷窑,主要从类型发展和建造技艺特征两个大的方向。首先,以中国陶瓷窑的类型和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依据云南有历史记录的窑址,以时间轴为线索对云南陶瓷窑的类型进行梳理和研究。同时,针对调研和测绘的陶瓷窑从其制陶技艺流程、窑炉选址、建造材料、结构构造等方面进行横向研究,探讨以云南陶瓷窑本体为主要对象的建构特征。
裴世东[8]（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提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周敏[9]（2019）在《汉代铁器艺术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两汉铁器遗存和出土物的日渐丰富,如何在汉代器物工艺和时代文化语境中认识其类型、制度、主体与艺术价值,是一个亟待开展的课题。为此,必须打破汉代铁器工具价值的惯有思维,在两汉社会文化情境中,讨论它对“铁器时代”两汉时段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价值。汉代政府将铁视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政治稳定的关键,故两汉铁器艺术,在战国、秦代的基础上,得到国家层面自觉的制度化推进。工艺技术上,铁矿开采、冶炼技术、加工工艺,尤其是炼钢技术的突破,促动了整个冶铁工业的变革;器物功能上,铁器加工的简便、高效与精巧化,使得农业、手工业器具,以及生活用具、兵器、其他装饰性器物应运而生,不仅满足汉代广大平民阶层生产与生活之需,也是地主贵胄阶层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器物类型,一些器物还在社会礼仪与祭祀活动中展现精神功能;生产主体上,两汉铁器遵循先秦以来“百工造物”的传统,依赖充列铁官机构中的员吏和生产一线的卒、徒、工匠;管理制度上,两汉着力推行官营模式,紧缩私营,又将其纳入中枢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专职铁官予以监管,保障了铁的开采、冶炼和器物加工的规模与效率;造型审美上,两汉铁器以其内含简括的形式美感与朴素自然的风格趋向,反映两汉百姓对美的质朴追求,体现工匠功能优先与形式充足的造物意识,蕴含人器以和的造物观念;工具价值上,铁器带来技术性革命,它提升了陶瓷工艺、汉代石刻、木雕、玉雕、砖瓦将作等工艺的效率,开拓了造型艺术材料提取、工艺加工和审美表现的能力,促生汉代艺术的多样风格。论文把技术背景、器物类型、管理制度、创作主体、审美与文化、价值影响看作阐释汉代铁器艺术的六个维度,认为只有从单个铁器,走向器物的综合应用,只有透过静态实物,观察器物的生产与使用,体察背后人的思想、观念与环境,才能相对客观地认识到,汉代铁器艺术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面向汉代社会的大多数,在实用、简便的日常生产与消耗中,促成汉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因此,它理应被视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
罗文雄[10]（2019）在《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性保护研究》文中指出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是黎族在长期开发、建设海南岛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门手工技艺。黎族没有文字,依靠织锦图案来记录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一幅黎锦便是一幅黎族的历史画卷。黎族传统织锦技艺及其文化在黎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黎锦在秦汉时期就已闻名于内地,成为敬献历代朝廷的贡品。随着社会的发展,黎族织锦技艺不断得到发展与升华。宋末元初,着名的女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到崖州城（今海南省三亚市天崖区水南村）,跟当地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术,学成后返回故乡松江府（今上海市）乌泥径,传播和推广黎族的棉纺织技艺,推动了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发展。黎锦技艺对促进我国棉纺织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黎族传统的采棉、植棉、弹、纺、染、织、绣等技艺,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代代相传。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海南黎族地区受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冲击,社会变迁速度加快,传统的织锦技艺受到严重冲击,其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生存环境恶化。随着织锦艺人的不断谢世,健在的织锦艺人中相当一部分年事已高,织锦技艺后继乏人,织锦技艺濒临绝境。黎锦技艺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为此,黎族织锦工艺及其文化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相关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2003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国家文化部列为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大保护试点项目之一,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10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黎锦技艺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时世之变迁及囿于自身的特殊性,在现实中对黎族传统织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仍然存在不少困难与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黎族及其传统织锦工艺概述,主要阐述海南岛与黎族概况、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历史梳理、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黎族文化中的地位、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现代价值、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中国纺织史上的地位、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等,阐明保护与传承的意义;二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流程与变迁,阐述黎族传统的织锦原料、织锦工艺流程,同时阐明随着黎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演变与发展;三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及其文化蕴涵,阐述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的呈现样态、艺术特色、解读织锦纹样与文化蕴涵;四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状况,通过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生存环境、织锦技艺传承状况、织锦原料的匮乏与危机、村民观念变迁、保护资金、专业人才、政府立法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分析,说明在现代大工业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织锦工艺的生存环境恶化,生存空间不断缩小,面对各种问题与挑战,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五是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传承性保护的对策与建议,主要是针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生存环境、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从保护原则、法律与政策、保护措施、传承机制、研究与开发利用等方面,寻求切合实际的保护与传承的方法与途径,给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及建议,力图使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为海南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注入民族文化元素和内涵。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现代漆画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梳理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研究的相关说明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五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与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传统漆绘 |
| 一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历史源流 |
| 二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工艺传承 |
| 三、中国古代漆艺术的文化发展脉络与缺失 |
| 四、中国古代漆绘的发展沿革 |
| 第二节 东亚古代漆绘的源流 |
| 一、汉四郡时代的朝鲜半岛漆艺术 |
| 二 鉴真东渡与日本古代漆艺术的“师法中华” |
| 三 南洋漆艺术的“副中心” |
| 四 琉球与台湾的古代漆艺术 |
| 第三节 欧洲近现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一 十三世纪始始中欧漆艺交流简述 |
| 二 欧洲新艺术运动与1900 年巴黎博览会 |
| 三 欧洲装饰艺术运动与漆画代表人物 |
| 四 近现代欧洲化学漆及其工艺价值与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 |
| 第一节 日本江户时代的漆艺术与明代“倭漆”的兴起 |
| 一 飞鸟时代的漆艺术觉醒与镰仓时代漆艺术的成熟 |
| 二 江户时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三 中国明代漆艺术的退步 |
| 四 福州沈家脱胎与薄料工艺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洋血统” |
| 一 密陀绘工艺 |
| 二 螺钿镶嵌工艺的历史传承 |
| 三 明清时期漆器的“和风”盛行 |
| 四 近现代欧洲漆艺崛起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三位奠基人 |
| 一 雷圭元:“代用品”与新观念的首倡者 |
| 二 沈福文:西洋绘画与古代漆绘的合成者 |
| 三 李之卿:古代漆艺现代化的推陈出新者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 |
| 第一节 越南磨漆画的影响 |
| 一 越南磨漆画的源起 |
| 二 抗法抗美战争中的越南漆画家 |
| 三 越南磨漆画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系列美展的影响 |
| 四 五十年代末越南磨漆画对中国美术界引起的轰动 |
| 第二节 艺术魅力、时局影响与体制因素 |
| 一 由“漆绘”到“漆画”、由“手艺人”到“画家” |
| 二 20 世纪新材料、新技法和新工艺的突破 |
| 三 “美展体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扶植 |
| 四 现代绘事与古代工艺的契合点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时期的人和事 |
| 一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漆画创作群体 |
| 二 领军人物乔十光 |
| 三 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价值 |
| 四 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漆画展事活动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繁荣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现状 |
| 一 全国院校现代漆画教育现状评估 |
| 二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 |
| 三 漆艺企业总体没落与工作坊的兴起 |
| 四 “院体派”的艺术高度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得失谈 |
| 一 “美展体制”退潮的巨大影响 |
| 二 画廊的市场主导作用 |
| 三 东西洋漆艺术的启示 |
| 四 漆画家的“内修”与“外功”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评估与前瞻 |
| 一 不可遏止的潮流:新材料、新工艺、新形式 |
| 二 传统绘事技法的保留与革新 |
| 三 漆艺术在艺术表现体系中的生存与定位 |
| 四 坚守“以漆画世”的宗旨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中国古代的时间范围的界定 |
| 1.2.2 对绞经织物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EI数据库和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分析 |
| 1.3.2 考古报告中对出土的绞经织物的记载与研究 |
| 1.3.3 对绞经织物历史发展的研究 |
| 1.3.4 对绞经织机及织造技艺的研究 |
| 1.3.5 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的创新性 |
| 2 绞经织物的概念与分类 |
| 2.1 绞经织物的定义 |
| 2.1.1 现代纱罗织物定义的局限 |
| 2.1.2 绞经织物的科学定义 |
| 2.1.3 绞经织物的特点 |
| 2.2 古代绞经织物命名存在的问题 |
| 2.2.1 绞经织物以“绮”命名 |
| 2.2.2 平经织物以“罗”命名 |
| 2.2.3 同种织物的不同命名 |
| 2.2.4 纱、罗区分的混乱 |
| 2.3 以现代织物学为基础的古代绞经织物系统分类 |
| 2.3.1 织物的绞组 |
| 2.3.2 无固定绞组下的两种类型 |
| 2.3.3 有固定绞组下的三种类型 |
| 2.4 结论 |
| 上篇 绞经织物的历史发展研究 |
| 3 绞经织物的起源与发展 |
| 3.1 同源而生——周代之前的绞经与绞编织物 |
| 3.1.1 史前的绞经与绞编织物 |
| 3.1.2 殷商时期的绞经织物 |
| 3.1.3 周代的简单绞经织物 |
| 3.1.4 绞编与绞经的分化 |
| 3.2 绞经织物在纺织品起源中的作用与地位 |
| 3.2.1 出现时间上的先后 |
| 3.2.2 出土比例上的优势 |
| 3.2.3 织造技艺上的过渡 |
| 3.2.4 结构发展上的延续 |
| 3.3 绞经织物的发展与繁荣 |
| 3.3.1 周代的复杂绞经织物 |
| 3.3.2 秦汉时期的提花绞经织物 |
| 3.3.3 隋唐时期绞经织物纹样的丰富 |
| 3.4 早期绞经织物发展的原因分析 |
| 3.4.1 织物自身结构的完善 |
| 3.4.2 主流纺织原料的变化 |
| 3.4.3 政府的规范化管理 |
| 3.4.4 纺织工具形制的发展 |
| 3.5 结论 |
| 4 宋明绞经织物及其SST视角下的技艺转变 |
| 4.1 宋明时期出土绞经织物统计分析 |
| 4.1.1 宋辽时期的绞经织物 |
| 4.1.2 宋代出土绞经织物统计分析 |
| 4.1.3 明清时期的绞经织物 |
| 4.1.4 明代出土绞经织物统计分析 |
| 4.2 宋明绞经织物对比反映的技艺转变 |
| 4.3 宋明绞经织物转变的SST分析 |
| 4.3.1 政府选择——政策转型对织物传承的冲击 |
| 4.3.2 市场选择——效率提升对供需关系的适应 |
| 4.3.3 文化选择——审美导向对织物风格的影响 |
| 4.4 结论 |
| 5 金元时期社会二元性下绞经织物的融合与创新 |
| 5.1 金元时期的绞经织物 |
| 5.2 偶数纬绞经织物复原与风格探究 |
| 5.2.1 元代的偶数纬绞经织物 |
| 5.2.2 复原试织 |
| 5.2.3 织造成品的颗粒点分析 |
| 5.2.4 偶数纬绞经织物颗粒感风格的考据 |
| 5.3 社会二元性与金元时期绞经织物的创新 |
| 5.3.1 原料多元化下的绞经织物材质创新 |
| 5.3.2 统治者二元需求下的织物风格融合 |
| 5.3.3 工匠迁徙对织物特征融合的促进 |
| 5.3.4 织造技艺的发展与创新 |
| 5.4 结论 |
| 上篇小结 |
| 中篇 绞经织物的织造技艺研究 |
| 6 织机和绞综的形制和发展 |
| 6.1 绞经织机的起源 |
| 6.1.1 纱坠 |
| 6.1.2 骨针和骨管 |
| 6.1.3 综版式织机 |
| 6.1.4 腰织机 |
| 6.1.5 双轴织机 |
| 6.2 绞经织机形制发展 |
| 6.2.1 简单踏板织机 |
| 6.2.2 提花织机 |
| 6.2.3 罗织机 |
| 6.3 绞综形制及功能研究 |
| 6.3.1 综版式绞综 |
| 6.3.2 线制绞综 |
| 6.3.3 对偶式绞综 |
| 6.3.4 金属绞综 |
| 6.3.5 几种绞综的对比研究 |
| 6.4 结论 |
| 7 绞经织物的织造技艺研究 |
| 7.1 绞经织物织造流程研究 |
| 7.1.1 以杭罗传承为例的织造流程概述 |
| 7.1.2 以《天工开物》为例的工艺细节探讨 |
| 7.2 几种典型绞经织物的织造技艺复原 |
| 7.2.1 无固定绞组的素织物 |
| 7.2.2 无固定绞组的提花织物 |
| 7.2.3 有固定绞组的素织物 |
| 7.2.4 有固定绞组的平纹提花织物 |
| 7.2.5 有固定绞组的浮纹提花织物 |
| 7.2.6 有固定绞组的斜纹提花织物 |
| 7.2.7 有固定绞组的隐纹提花织物 |
| 7.3 历史上绞经织物织造技艺的发展 |
| 7.3.1 织造技艺的发展规律 |
| 7.3.2 织造技艺发展的历史原因 |
| 7.4 结论 |
| 中篇小结 |
| 下篇 绞经织物的传承发展研究 |
| 8 江浙地区绞经织物技艺传承调查与探析 |
| 8.1 江浙地区绞经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 |
| 8.1.1 杭罗织造技艺 |
| 8.1.2 吴罗织造技艺(四经绞罗织造技艺) |
| 8.1.3 吴罗织造技艺(纱罗织造技艺) |
| 8.2 江浙地区绞经织物的传承现状 |
| 8.2.1 织物特色的分化 |
| 8.2.2 绞纱技艺的分化 |
| 8.2.3 织机形制的发展 |
| 8.3 绞经织物及技艺分化原因探析 |
| 8.3.1 历史发展与分化 |
| 8.3.2 现今传承面临的特殊性对分化结果的固化 |
| 8.4 结论 |
| 9 绞经织物非遗生态的发展对策研究 |
| 9.1 古代绞经织物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 |
| 9.1.1 诗词歌赋中体现的服饰信息 |
| 9.1.2 织物价值导向的政治和经济功能 |
| 9.1.3 海外传播与交流的见证 |
| 9.1.4 印绘和刺绣的艺术加工载体 |
| 9.2 绞经织造技艺和绞经织物的发展现状 |
| 9.2.1 织造技术的发展 |
| 9.2.2 应用领域的扩展 |
| 9.2.3 传统非遗绞经织物织物的再开发 |
| 9.3 绞经织物传承发展的解决对策 |
| 9.3.1 以江浙为例的纺织非遗生态圈的建立 |
| 9.3.2 技艺传承平台的完善 |
| 9.3.3 文化推广与产业化开发协同机制 |
| 9.4 结论 |
| 下篇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论文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界定 |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概念界定 |
| 二、以丹寨、榕江两地苗族蜡染艺术并列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苗族蜡染的研究历史与成果分布 |
| 二、苗族服饰及传统纹样的辑录与研究 |
| 三、与本文相关苗族历史、文化研究 |
| 四、当前苗族蜡染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现有成果的不足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难点 |
| 一、本文使用的理论方法 |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纹样的历时性归纳研究 |
| 三、丹寨、榕江地区蜡染风格的空间比较及蜡染产业的发展研究 |
| 四、田野调查与访谈经历 |
| 第一章 丹寨、榕江苗族传统文化与蜡染的乡村生态 |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阶段 |
| 一、中华文明的孕育阶段:苗族艺术中原始特征的积累时期 |
| 二、迁居西南的持守阶段:黔东南苗族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时期 |
| 三、黔东南生苗区的开放阶段:苗族文化、艺术的快速变化时期 |
| 第二节 丹寨、榕江苗族的村落生活环境与传统文化习俗 |
|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村寨的物质生活 |
| 二、苗族传统村寨的社会组织、宗教文化 |
| 第三节 丹寨、榕江苗族村落中的传统蜡染生态 |
| 一、村落中的蜡染劳动环境 |
| 二、蜡染材料与工具 |
| 三、蜡染制作工艺 |
| 第四节 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 一、丹寨苗族蜡染的创作人群:白领苗 |
| 二、白领苗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第五节 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与传统样式 |
| 一、榕江苗族蜡染的创作族群:摆贝型苗族与滚仲型苗族 |
| 二、摆贝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三、滚仲型苗族的传统服饰及蜡染应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法天怀故: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中的抽象纹样与几何规律 |
| 第一节 榕江苗族蜡染中的太阳图式及其衍生的造型风格 |
| 一、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纹的基本样式及流变 |
| 二、卍字纹的变形与四叶旋转图形的具象化 |
| 三、榕江苗族蜡染中太阳鸟图式 |
| 四、光体纹造型混融于动、植物纹样 |
| 第二节 “窝妥纹”及四方八螺旋图式的分析 |
| 一、当前关于“窝妥纹”的研究状况 |
| 二、“窝妥纹”骨格结构蕴含的时空体系 |
| 三、八螺旋象征四方八位之风气 |
| 第三节 丹寨苗族蜡染中的“归宗纹样” |
| 一、保家纹 |
| 二、马蹄纹 |
| 三、锅圈纹 |
| 四、归宗纹样的构图方式分析 |
| 五、归宗纹样的“归宗”含义辨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原始神圣: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动物纹样 |
| 第一节 古老的造型程式: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样的原始性 |
| 一、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动物性特征的原始性 |
| 二、摆贝型苗族蜡染中龙纹的古老姿态造型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中的鸟纹、鸟龙及黾纹 |
| 四、古怪、荒远: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直观审美印象 |
| 第二节 恐惧与崇拜同在:摆贝型苗族蜡染动物纹的神秘属性与丑怪造型 |
| 一、善厉一体:苗族原始观念中龙的复杂角色 |
| 二、狰狞诡谲:摆贝型苗族蜡染中动物纹的夸张造型手法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丑怪风格与崇高审美特征 |
| 第三节 摆贝型苗族鼓藏幡承载的神圣世界 |
| 一、摆贝型苗族鼓藏幡的使用场合与功能 |
| 二、苗族鼓藏节、鼓藏幡背后的综合性审美场域 |
| 第四节 摆贝型苗族蜡染的风格变化与传统造型程式的消解 |
| 一、摆贝型苗族传统蜡染审美特征之艰奥性 |
| 二、传统仪礼的松散与传统图像的松动 |
| 三、当前的经济、生活条件使蜡染创作逐渐退出摆贝型苗族的生活习惯 |
| 四、摆贝型苗族自发的风格探索逐渐远离传统样式 |
| 小结 |
| 第四章 优美包容:丹寨苗族蜡染中的花鸟纹样 |
| 第一节 沿承与吸纳: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早期风格 |
| 一、归宗纹样中蕴含的原始植物造型 |
| 二、丹寨花鸟纹蜡染的早期风格 |
| 三、丹寨蜡染中写实花鸟纹样的形成契机 |
| 第二节 本土性的显现: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中期风格 |
| 一、总体风格特征:蜡染作品的绘画性与个性趣味彰显 |
| 二、植物纹样的变迁体现出苗族植物审美观念的改变 |
| 三、现实性鸟类意象体现出日常、生动的本土气息 |
| 第三节 绘画性提升:丹寨苗族蜡染花鸟纹样的后期风格 |
| 一、被面大花:乡村生活与近现代专业图案设计的碰撞 |
| 二、写意小景:丹寨蜡染模仿中国软笔绘画的过程 |
| 小结 |
| 第五章 丹寨县、榕江县的蜡染商业化状态及传统纹样的生存状况 |
| 第一节 丹寨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地区品牌、产业集群带动的良性循环 |
| 一、丹寨县蜡染产业总体情况 |
| 二、丹寨蜡染艺术在本地企业中的整合与提升 |
| 三、丹寨蜡染的商业风格: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优化升级 |
| 第二节 榕江县蜡染产业的发展状况:宝贵资源亟待地区凝聚力的形成 |
| 一、榕江县蜡染产业的总体状况 |
| 二、滚仲型苗族蜡染的商业风格:革新与危机共存的适应过程 |
| 三、摆贝型苗族蜡染的商业前景:作为地区象征的潜质与当前仍面对的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旅游休闲文化赋予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新传统与新价值 |
| 第一节 丹寨、榕江苗族蜡染产业的一体多元局面 |
| 第二节 民族旅游促成的苗族蜡染纹样新题材 |
| 一、旅游凝视下的民族特色与异文化需求成为苗族蜡染新题材的创作动力 |
| 二、民族身份的表达:人物、风俗与叙事场景 |
| 三、象征苗族文化的新传统:铜鼓、牛角、百鸟、蝶母及幻想造型 |
| 第三节 休闲文化与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价值诠释与审美扩展 |
| 一、多元文创观念下苗族蜡染的产品结构扩展和审美要素转换 |
| 二、蓝染概念以工艺为纽带对苗族蜡染设计思路的开拓 |
| 三、中国古典文人造物对苗族蜡染产品设计理念的启发 |
| 四、休闲语境下蜡染文化生态中的自然之美与自由之意 |
| 五、寓于蜡染手工制作、朴素产品形态中的造物伦理之美 |
| 六、蜡染产业体现的社会关怀之美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丹寨、榕江苗族蜡染承袭自中华初民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原始性艺术特征 |
| 二、丹寨、榕江苗族蜡染在与汉族古典艺术、现代生活方式的交流、互哺中体现出的风格变化、审美转型和时代价值 |
| 三、现代社会转型带给丹寨、榕江苗族蜡染的全局性变革与存续方式反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和田玉的材质(宝石矿物学)研究 |
| 1.2.2 和田玉的雕刻工艺与文化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1.5 完成工作量 |
| 2 和田玉的工艺发展历程与当代玉雕工艺 |
| 2.1 和田玉工艺技法的分类 |
| 2.1.1 常用雕刻工艺 |
| 2.1.2 特殊雕刻工艺 |
| 2.2 和田玉雕刻工具的发展 |
| 2.2.1 琢玉砣机的革新 |
| 2.2.2 和田玉琢玉工艺的进化 |
| 2.3 和田玉雕刻方法的传承与创新 |
| 2.3.1 传统雕刻方法与工序 |
| 2.3.2 现代雕刻方法与工序 |
| 2.4 和田玉琢玉工艺的演变内涵 |
| 3 当代和田玉常见雕刻工艺应用解析 |
| 3.1 和田玉俏色工艺 |
| 3.1.1 皮色俏色 |
| 3.1.2 本体俏色 |
| 3.1.3 内含物俏色 |
| 3.1.4 围岩俏色 |
| 3.1.5 和田玉俏色实践中需注意的问题 |
| 3.2 和田玉镂雕工艺 |
| 3.2.1 制作镂雕工艺的玉料材质特点 |
| 3.2.2 当代和田玉镂雕工艺作品的主要类型 |
| 3.2.3 和田玉镂雕实践中需注意的问题 |
| 3.3 和田玉薄胎工艺 |
| 3.3.1 制作薄胎工艺的玉料材质特点 |
| 3.3.2 当代和田玉薄胎工艺作品的主要类型 |
| 3.4 和田玉书法雕刻工艺和微雕工艺 |
| 3.4.1 和田玉书法雕刻与琢字工艺 |
| 3.4.2 和田玉微雕工艺 |
| 3.5 和田玉活链及活环工艺 |
| 3.5.1 和田玉活环工艺 |
| 3.5.2 和田玉活链工艺 |
| 3.6 和田玉镶金嵌宝工艺 |
| 3.6.1 和田玉金银错工艺 |
| 3.6.2 和田玉宝石镶嵌工艺 |
| 4 当代和田玉作品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天工奖作品评选流程及材质分布 |
| 4.1.1 天工奖及作品评选流程 |
| 4.1.2 天工奖参选作品的材质特点 |
| 4.2 天工奖和田玉作品特征 |
| 4.2.1 和田玉作品奖项分布 |
| 4.2.2 和田玉材质品种分布 |
| 4.2.3 题材(主要元素)分布 |
| 4.2.4 形制与工艺效果 |
| 4.2.5 设计与创作的方法、原则 |
| 4.3 从历年天工奖和田玉作品看中国现代玉雕作品特征 |
| 4.3.1 题材的变化——体现玉雕特征的主要因素 |
| 4.3.2 艺术形式的变革 |
| 4.3.3 工艺感形式更强 |
| 4.3.4 功能性相对简化,受众人群平民百姓化 |
| 4.3.5 精雕细作,突显材质之美,作品以小件居多,少见大型制作 |
| 4.4 影响因素 |
| 4.4.1 和田玉原材料的影响 |
| 4.4.2 加工工具的影响 |
| 4.4.3 玉雕师设计制作的影响 |
| 4.4.4 地域风格的影响 |
| 4.4.5 加工组织形式的影响 |
| 4.4.6 消费环境的影响 |
| 5 和田玉宝石矿物学的特征及其对玉雕工艺的影响 |
| 5.1 研究样品描述 |
| 5.2 和田玉的宝石学特征及其对玉雕工艺的影响 |
| 5.2.1 和田玉的光学特征 |
| 5.2.2 和田玉的力学特征 |
| 5.2.3 和田玉的宝石学特征对雕刻的影响 |
| 5.3 和田玉的矿物学特征及其对玉雕工艺的影响 |
| 5.3.1 和田玉结构分析与工艺实践 |
| 5.3.2 和田玉矿物组成及对雕刻工艺的影响 |
| 5.3.3 本次研究中和田玉矿物组成和结构的研究方法 |
| 5.4 和田玉的产出类型及其对玉雕的影响 |
| 5.4.1 和田玉产出类型对设计的影响 |
| 5.4.2 和田玉的产出类型对雕刻的影响 |
| 5.5 总结 |
| 6 和田玉作品的设计创作与雕刻实践 |
| 6.1 和田玉创作理念及设计方法 |
| 6.1.1 创作理念分析 |
| 6.1.2 创作理念方案举例 |
| 6.2 和田玉作品创作实践 |
| 6.2.1 工艺流程解析 |
| 6.2.2 和田玉雕刻作品实例 |
| 6.3 和田玉与其他玉石材质设计、雕刻的对比 |
| 6.3.1 设计实践——琇莹玉作品设计 |
| 6.3.2 雕刻实践 |
| 7 和田玉雕刻的工艺评价 |
| 7.1 评估当代和田玉雕刻作品价值的要素 |
| 7.1.1 材料价值 |
| 7.1.2 工艺价值 |
| 7.1.3 历史价值 |
| 7.1.4 人文价值 |
| 7.1.5 配件及附件的价值 |
| 7.1.6 其他因素 |
| 7.2 和田玉雕刻工艺的具体评价方法 |
| 7.2.1 玉料的使用 |
| 7.2.2 造型设计与琢制工艺 |
| 7.2.3 装潢与配件 |
| 8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先秦斧钺资料整理 |
| 第一节 斧、钺的定名及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夏朝以前斧钺整理 |
| 第三节 夏朝斧钺整理 |
| 第四节 商朝斧钺整理 |
| 第五节 西周斧钺整理 |
| 第六节 春秋战国时期斧钺整理 |
| 第七节 小结 |
| 第二章 斧钺在礼制中的运用及礼意研究 |
| 第一节 用兵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一)斧钺是军权的象征 |
| (二)斧钺具有通神与征伐礼意 |
| (三)斧钺蕴含惩戒的礼意 |
| 第二节 丧葬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一)随葬斧钺数量蕴含尊卑等级的礼意 |
| (二)随葬斧钺形制蕴含尊卑等级的礼意 |
| 第三节 仪仗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第四节 朝聘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第五节 祭礼中斧钺蕴含的礼意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社会斧钺藏礼演进略论 |
| 第一节 斧钺藏礼的产生 |
| 第二节 斧钺藏礼的发展 |
| 第三节 斧钺藏礼的成熟 |
| 第四节 秦汉以后斧钺藏礼的发展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语 |
| 一、出土斧钺与斧钺藏礼演进的关系 |
| 二、斧钺在构建先秦礼乐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及对后世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夏朝以前的斧钺 |
| 附录二 :夏朝的斧钺 |
| 附录三 :商朝的斧钺 |
| 附录四 :西周时期的斧钺 |
| 附录五 :春秋战国时期的斧钺 |
| 附录六 :商周青铜有铭斧钺 |
| 一、商朝时期青铜斧钺 |
| 二、西周有铭青铜斧钺 |
| 三、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斧钺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一) 分析湘西傩面具艺术的民族特色 |
| (二) 聚焦拓展湘西傩面具艺术的创新发展 |
| (三) 展望湘西傩面具艺术发展方向与价值 |
| 二、研究动态综述 |
| (一) 关于面具史方面的研究 |
| (二) 关于面具民族特色方面的研究 |
| (三) 关于面具功能、内涵方面的研究 |
| (四) 关于面具非遗保护、转化与发展方面研究 |
| 三、相关概念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 湘西地域概念界定 |
| (二) 傩与傩面具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对象“湘西傩面具”与“湘西傩戏”的界定 |
| 四、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模式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框架 |
| 六、创新点 |
| 第一章 湘西傩面具的生成土壤与条件 |
| 第一节 湘西傩面具生成的文化土壤 |
| 一、原始宗教的遗留 |
| (一) 万物有灵的宗教意识 |
| (二) 史前时期的考古遗存 |
| (三) 积淀丰厚的古史传说 |
| 二、楚巫文化的浸染 |
| (一) 巫文化及其特征 |
| (二) 楚巫文化 |
| (三) 湘西的楚韵巫风 |
| 第二节 湘西傩面具成长的环境条件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经济生产方式 |
| 三、人文社会环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民族特色 |
| 第一节 湘西的傩面具艺术区域分布与特色 |
| 一、湘西傩面具的区域分布 |
| 二、湘西傩面具的区域特色 |
| 第二节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形象与审美特色 |
| 一、傩面具的寓意与形象特色 |
| (一) 正神面具的寓意与形象 |
| (二) 凶神面具的寓意与形象 |
| (三) 世俗人物面具的寓意与形象 |
| 二、傩面具的多重审美特色 |
| (一) 神秘之美 |
| (二) 尚力之美 |
| (三) 狞厉之美 |
| (四) 稚拙之美 |
| (五) 繁复之美 |
| 第三节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崇生观念与文化特色 |
| 一、乡土社会的崇生观念 |
| (一) 阴阳交合万物化生 |
| (二) 共存三元生命世界 |
| (三) 奇特纹样与生命观念 |
| (四) 绮丽色彩与生命表达 |
| 二、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色 |
| (一) 心物合一 |
| (二) 人神合一 |
| 小结 |
| 第三章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形式、功能与内涵 |
| 第一节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表现形式 |
| 一、“戏”说面具与脸谱艺术 |
| (一) 同源异流的面具文化 |
| (二) 共存互渗的面具艺术 |
| 二、傩面具作品的表现形式 |
| (一) 色彩表现形式 |
| (二) 材质表现形式 |
| (三) 工艺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社会功能 |
| 一、趋利避害 |
| 二、道德教化 |
| 三、宣泄情感 |
| 四、传承文化 |
| 第三节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深层内涵 |
| 一、送旧迎新秩序的构建 |
| 二、现实世界中自我发展 |
| 三、观念世界中自我壮大 |
| 四、生命世界中自我繁衍 |
| 小结 |
| 第四章 湘西傩面具艺术的传承、转化与发展 |
| 第一节 傩面具艺术传承的现状 |
| 一、日渐式微 |
| 二、非遗保护 |
| (一) 模式 |
| (二) 实践 |
| (三) 问题 |
| 三、新兴趋势 |
| (一) 艺术性 |
| (二) 商业性 |
| (三) 创新性 |
| 第二节 傩面具艺术的转化机遇 |
| 一、从反思传统文化之中寻找转化的机遇 |
| 二、非遗与旅游的融合中找准转化的机遇 |
| 三、新兴群体与政策导向激活转化的机遇 |
| (一) 新兴群体激活转化的机遇 |
| (二) 政策导向激活转化的机遇 |
| 第三节 创意经济时代孕育出新的创新与发展前景 |
| 一、创意经济时代下湘西面具的创新之路 |
| 二、“资源转化”与“重混·创新”呈现的“三式”生命魅力及发展前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1 相关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云南陶瓷和陶瓷窑 |
| 1.4.2 建构理论的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云南传统陶瓷窑的类型特征 |
| 2.1 中国传统陶瓷窑的发展概况 |
| 2.2 云南制陶瓷历史 |
| 2.2.1 元代之前 |
| 2.2.2 元代之后 |
| 2.3 中国传统陶瓷窑的类型及特征 |
| 2.3.1 窑的各部位名称与概念 |
| 2.3.2 窑的分类方法 |
| 2.3.3 中国传统陶瓷窑的类型及特征 |
| 2.4 云南传统陶瓷窑的分布及类型特征 |
| 2.4.1 云南传统陶瓷窑的分布 |
| 2.4.2 云南传统陶瓷窑的分类特征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云南传统陶瓷窑的建构特征 |
| 3.1 建构的内容与特征阐释 |
| 3.1.1 建构的内容 |
| 3.1.2 建构特征阐释 |
| 3.2 云南传统陶瓷窑的建构特征 |
| 3.2.1 功能特征 |
| 3.2.2 选址特征 |
| 3.2.3 材料特征 |
| 3.2.4 结构特征 |
| 3.2.5 构造特征 |
| 3.2.6 文化特征 |
| 3.3 云南传统制陶的工艺与附属空间建构特征 |
| 3.3.1 建水制陶 |
| 3.3.2 华宁制陶 |
| 3.3.3 腾冲马站乡制陶 |
| 3.3.4 云南传统制陶工艺的空间和场所 |
| 3.3.5 云南传统陶瓷窑附属空间建构特征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B:图表索引 |
| 附录 C:云南传统陶瓷窑调研表格及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对象:“铁器”与“铁器艺术” |
| 三、资料综述与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局限性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技术背景 |
| 第一节 铁矿的初识与分布记载 |
| 一、铁矿的初识与使用 |
| 二、铁矿的地域分布与采铁记载 |
| 第二节 采冶矿知识的进步 |
| 一、找铁矿的标志 |
| 二、采矿的方法 |
| 第三节 冶铁术的起源与发展 |
| 一、冶铁术的起源 |
| 二、冶铁术的发展 |
| 三、炼钢技术的进步 |
| 四、铸造加工工艺的演进 |
| 小结 |
| 第二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基本分类 |
| 第一节 铁器制作工具 |
| 一、开采与冶炼工具 |
| 二、铁的熔化与铸造工具 |
| 三、铁器柔化处理工具 |
| 四、炒钢与锻造工具 |
| 第二节 铁质农具与兵器 |
| 一、铁质农具 |
| 二、铁质兵器 |
| 第三节 铁质工具与生活用具 |
| 一、铁质工具 |
| 二、铁质生活用具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代铁器艺术发展的制度因素 |
| 第一节 铁器的经营政策 |
| 一、“纵民鼓铸”到“盐铁专营” |
| 二、“专营”与“官私并存”的交替 |
| 第二节 铁器的管理体制 |
| 一、少府系统 |
| 二、大司农系统 |
| 三、水衡都尉与太仆 |
| 四、郡守与都尉 |
| 第三节 铁官的组织构成 |
| 一、铁官的性质与命名 |
| 二、铁官与郡县的关系 |
| 三、铁官作坊内部体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创作主体 |
| 第一节 创作主体与奴隶 |
| 一、冶铁与奴隶的关系 |
| 二、官私铁业中的奴隶成分 |
| 第二节 铁作坊生产的人员构成 |
| 一、管理生产的低级小吏 |
| 二、承担生产的劳动者构成 |
| 第三节 创作主体:卒、徒与工匠 |
| 一、卒 |
| 二、徒 |
| 三、工匠 |
| 第四节 铁匠的风俗信仰 |
| 一、铁匠的行业风俗 |
| 二、铁匠的信仰 |
| 小结 |
| 第五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审美与文化 |
| 第一节 汉代铁器的造型分析 |
| 一、功能分区与造型结构 |
| 二、从材料组合看造型元素 |
| 三、个性化的装饰手法 |
| 第二节 汉代铁器的形式风格 |
| 一、内含简阔的形式美感 |
| 二、朴素自然的风格类型 |
| 第三节 汉代铁器的文化承载 |
| 一、装饰与娱乐 |
| 二、祭祀与礼仪 |
| 第四节 汉代铁器的造物思想 |
| 一、内敛实用的造物意识 |
| 二、“和”的造物观念 |
| 小结 |
| 第六章 汉代铁器艺术对其他造型艺术的影响 |
| 第一节 铁器对铜器的消减与推动 |
| 一、铜镜的商品化 |
| 二、錾刻纹铜器的流行 |
| 三、铜钱流通的减少 |
| 四、铁器物参拜祈福的普遍化 |
| 第二节 冶铁对陶瓷艺术发展的影响 |
| 一、鼓风设备带来的瓷器发展 |
| 二、冶铁场中的“窑”制品的多样性 |
| 三、铁匠的冶铁与陶工的彩釉 |
| 第三节 工具钢化带来的雕刻艺术的转变 |
| 一、铁制工具与碑刻 |
| 二、铁制工具与汉画像石的雕刻 |
| 三、铁质工具与玉器雕刻 |
| 四、铁制工具与建筑装饰 |
| 五、铁质工具之于阳刚精神 |
| 小结 |
| 结论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图版来源 |
| 致谢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一)西周至清代黎族传统织锦文化史料记载与研究 |
| (二)民国时期黎族传统织锦文化研究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黎族传统织锦文化研究 |
|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
| (五)成绩与问题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田野调查法 |
| (二)文献分析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研究创新 |
| (一)对黎族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与内容拓展 |
| (二)点面结合的多维度观察与阐释 |
| 六、相关问题说明 |
| (一)主要概念 |
| (二)调查点概况 第一章 黎族及其传统织锦工艺概述 |
| 一、海南岛自然环境 |
| (一)位置与地貌 |
| (二)气候 |
| (三)自然资源 |
| 二、黎族概况 |
| (一)族称与族源 |
| (二)各支系分布概况 |
| (三)文化习俗 |
| (四)社会经济 |
| 三、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历史梳理 |
| (一)新石器时代的纺织技术 |
| (二)秦代至民国时期的黎族纺织技术 |
| 四、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黎族文化中的地位 |
| (一)织锦与妇女 |
| (二)民族精神家园 |
| (三)人定胜天的理念 |
| (四)人纹艺术化 |
| 五、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现代价值 |
| (一)历史价值 |
| (二)文化价值 |
| (三)艺术价值 |
| (四)科研价值 |
| (五)社会价值 |
| (六)精神价值 |
| (七)教育价值 |
| (八)文化交流价值 |
| (九)经济价值 |
| 六、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中国纺织史上的地位 |
| (一)黎锦织造技艺是我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 |
| (二)黎锦织造技艺推动江南棉纺织业发展 |
| (三)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 |
| (四)黎锦织造技艺弥补了我国棉织锦技艺的空白 第二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流程及其变迁 |
| 一、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原料 |
| (一)麻类纤维 |
| (二)棉纤维 |
| (三)动物纤维——蚕丝 |
| (四)其他原料 |
| 二、织造工具及其功能 |
| (一)腰织机构造及功能 |
| (二)脚踏坐式织机构造及功能 |
| 三、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流程 |
| (一)麻类纤维加工 |
| (二)棉类纤维加工 |
| (三)纺纱 |
| (四)导纱 |
| (五)上浆 |
| (六)染色(纱) |
| (七)上机 |
| (八)织造技艺 |
| (九)刺绣技艺 |
| 四、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变迁 |
| (一)黎锦织造原料变迁 |
| (二)黎锦织造技艺发展 |
| (三)黎锦图案变迁 |
| (四)黎锦功能变迁 |
| (五)黎锦织造技艺传承方式变迁 第三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及其文化蕴涵 |
| 一、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的呈现样态 |
| (一)服饰 |
| (二)锦被 |
| 二、黎锦的艺术文化特色 |
| (一)黎锦图案艺术特点 |
| (二)黎锦图案艺术风格 |
| 三、黎锦纹样与文化蕴涵 |
| (一)纹样种类 |
| (二)文化蕴涵 第四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传承的现实困境 |
| 一、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实践 |
| (一)传承所 |
| (二)黎锦合作社(公司) |
| 二、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困境 |
| (一)织锦艺人年事已高 |
| (二)年轻传承主体流失 |
| 三、黎族传统织锦原材料危机 |
| (一)纤维原料 |
| (二)染色原料 |
| 四、黎族村民及传统织锦艺人的观念变迁 |
| (一)55岁以上人群(女性)的观念 |
| (二)30～55 岁人群(女性)的观念 |
| (三)30岁以下人群(女性)的观念 |
| 五、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的生存困境 |
| (一)生存环境受到冲击、毁坏 |
| (二)收藏机构保存条件差、设备落后 |
| 六、保护与传承的资金及人才的匮乏 |
| (一)保护与传承资金的匮乏 |
| (二)缺乏专业人才 |
| 七、地方相关政策法规的滞后 第五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传承性保护的对策 |
| 一、传承性保护的基本原则 |
| (一)原真性保护 |
| (二)整体性保护 |
| (三)可持续性保护 |
| (四)可解读性保护 |
| 二、传承性保护的法律保障 |
| (一)立法保护 |
| (二)依法保护 |
| 三、出台传承性保护的具体措施 |
| (一)加强调查研究 |
| (二)保护黎锦织造技艺的生存环境 |
| (三)保护传承主体 |
| (四)数字化技术保护 |
| (五)原材料基地建设 |
| (六)保护物化的各类黎锦 |
| (七)加大保护资金投入 |
| (八)加强人才培养 |
| (九)加强黎锦织造技艺保护的宣传力度 |
| 四、构建传承性保护的有效机制 |
| (一)完善管理机构 |
| (二)建立织锦培训基地 |
| (三)建立传承人培养机制 |
| (四)黎锦织造技艺普及教育 |
| (五)传承性保护与开发利用 |
| (六)博物馆保护与展示 |
| (七)建立知识产权制度 |
| (八)加强与高校、科研单位的合作 |
| (九)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附录B 田野调查提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