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教育理论指导实践”——兼谈彭泽平同志

一、也谈“教育理论指导实践”——兼与彭泽平同志商榷（论文文献综述）

姜建伊^[1]（2021）在《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文中认为影视教育教法研究是影视学和教育学的交叉问题,旨在提升影视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学术性。民族志影像是将影像视为书写工具的摄制活动,是影视学和人类学的交叉领域,旨在通过影像,留存少数民族文化,记录社会变迁、反映社会问题的重要学术探究活动。本文采用叙事研究的方法,梳理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缘起、发展和建立系统教学教法的过程,探究其教育教法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典型教师的教学智慧,从而为影视教育提供具体生动的教学个案,推动云南影视教育和全国影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发展。本文由七个部分组成:导论,提出“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学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如何展开的?”这一核心问题,从教育叙事研究方法、教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方法、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研究等方面,梳理相关文献,建构分析框架。第一章,采用口述史研究的“时间、事件、人物”等关键概念,描绘民族志影像在云南的缘起、及其教育实践的发展。第二章,以云南本土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如何将民族志影像的实践经验与民族志影像教育相结合,培养出云南第一代和第二代民族志影像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总结归纳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智慧。第三章,以外国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如何将英国、德国的民族志影视教育的问题意识、感官训练和合作拍摄等教育理论和实践教学手法,引入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并将其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结合,培养云南本土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总结归纳外国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智慧。第四章,以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的“影视人类学”课程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描述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实践教学的系统性,分析其教学理论和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操作模式。第五章,从建构主义的“教育是师生合作,挖掘学生的教育潜力,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学生”出发,分析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合作式影像生产与影片文化共感”的教学智慧和实践教学理念。结语,回到叙事教育有的理论框架,讨论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操作模式和教学系统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为我国影像教育提供学理和现实案例。

石磊^[2]（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王思源^[3]（2021）在《百年中学课程文本中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践性是地理学科基本属性之一。晚清学校地理课程诞生至今的百年的时间里,中学地理实践活动一直在地理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察、观察、调查和实验等地理实践活动既是地理学科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中学地理课程重要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是地理教育育人模式和教学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途径与手段。中学地理实践活动作为培学生地理实践力素养的主要途径,引起了国际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在地理实践教学的诸多因素中,教学内容是决定性的因素,不同的地理实践活动的内容决定了相应的活动形式、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因此,本文通过对课程文本中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历史分析,探寻地理实践活动内在特点与规律,为地理实践教学提供支撑。不同历史时期的课程文本凝聚了当时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实践结晶。课程文本承载着国家意志,体现了科学精神,是课程与教学的物质载体。课程文本可以视为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特点的文字语言表达,具有纲领性和强制性。尽管实践丰富多彩,但是教育实践被要求必须如此执行,实质精神不能偏离课程文本的要求。因此可以通过对课程文本历史考证,揭示我国中学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发展进程与特点。本研究从课程计划的角度,把握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变化的整体学科背景;从地理课程标准的角度,审视地理教学实践活动内容体系的变化过程与趋势;最后从地理教科书的角度探寻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在主题、形式、数量和难度方面的内容特征。以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作为课程文本研究的时间起点,基于课程文本的视角,聚焦百年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变化。以时间为线索,依据课程文本的历史演化进程,运用内容分析法探寻晚清至今我国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特点和规律。在对课程文本中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历史梳理过程中,找到课程文本及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策略。为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相关研究提供详实的历史依据,为地理实践活动教学和课程文本修订提出合理化建议。绪论部分主要对研究缘起、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进行综合阐述,并对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研究和地理课程文本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文献综述。第一、二、三章围绕课程文本的历史变化过程,展现百年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发展脉络。将百年中学课程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之前,包含晚清政府、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后,以改革开放为分界包含前后两个时期;21世纪之后为新课改时期。从课程计划（课程方案）、地理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地理教科书三个层次的课程文本,对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和要求进行内容分析。从课程名称、课时与科目、课程类型和课程目标四个方面总结不同时期地理课程设置特点;归纳了不同时期课程文本对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课程要求;分析了教科书内容体系基本特征及审定出版概况;总结并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特点及其原因。最后综述了各阶段中学地理实践教学的主要成就和局限。第四章基于百年课程文本中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变化过程的历史经验,从中学地理实践活动的概念、形式、实施途径和意义等角度对地理实践活动内在特点与规律做出研究和阐述,以此作为阐述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依据。第五章采取内容分析方法,从地理实践活动的主题、形式、数量和难度四个方面,聚焦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特征。对人教版教科书进行了纵向的历史研究,对现行七版初中教科书和四版高中教科书的实践活动内容特征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分析。通过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特征分析,找到初中和高中地理实践活动的内容特点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第六章分析和总结了在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改革过程中,课程文本中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在设计和实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课程文本中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在课程设置、课程要求、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科书和其他课程文本的角度提出了修订建议。最后从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优化和教学评价的转向四个方面提出我国中学地理实践教学的建议。

高静^[4]（2020）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文中提出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教学研究开始从一般教学理论的建构转向对教学实践的探索,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教师是教学实践改造与变革的实施者与推动者,教师以符合教学需要的教学实践理性指导并参与教学实践,从而实现对教学实践的改造与变革。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教学的内在依据,是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且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与质量。理想教学的实现,首先需要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由此才能进一步将理想的教学转化为现实的教学,实现对教学的应然改造与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然而,在当前社会历史阶段需要怎样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包括其目标向度是怎样的?有哪些基本维度?在教学实践中是如何实现的或其指导下的教学实践应该是怎样的?这些是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扰与难题,对其的认识模糊与定位不准,使教师教学实践迷失方向与教学行动的意志力不足,导致教师教学实践的偏离,进而影响教学的质量。基于此,本研究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建构为着重点,尝试性地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应答。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武器,以“人是目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立德树人”根本教育宗旨下的教学需求以及教学深化改革为契机,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历史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来探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体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基本特征及价值意蕴进行理论阐释,并在对其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进行考察与审视,以及对“立德树人”背景下的教学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推演并建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包括应然追寻、理论架构与实现路向。总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围绕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三个层面,遵循“是什么——怎么样——应如何”的研究思路,具体表现为“理论阐释（第一章）——历时审视（第二章）——理论建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与教学实践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并阐释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我们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指作为教学实践主体的教师,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与主流价值取向下,遵循教学的普遍价值原则、教学过程规律与教学规范,借助一定的方法工具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即将应然教学转化为实然教学的意志性能力。这种意志性能力是一种相对于认识能力而言的现实行动能力,即在认识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指导并转化为教师的教学实践行动,其实质是教师将观念中的理想教学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行动能力,否则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就会因仅停留在意识或观念层面无法“变现”而失去现实效力。为进一步明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概念及其论域,在对其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并不消除教师教学实践感性、并非拒斥教师教学理论理性、并非等同于教师教学实践逻辑、非片面追求教学的有效性,也不即是教师教学的合理性,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内隐性与外化性的统一、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具身性与离身性的统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价值意蕴具体表现为教学实践理性之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渗透、是教师教学的内生根据与内在吁求、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自然展现。在“怎么样”的认识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人类历史分期的划分,追溯、梳理并归纳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原始社会时期是“自然朴素”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奴隶与封建社会时期为“经验伦理”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近代时期是“理性启蒙”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现代时期表现为“工具效用”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且分别对教学实践活动产生不同的功能作用,即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容要素如教师主体意识、教学价值取向、教学过程规范与教学实现方式四个方面共同展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教学实践理性样态,并在整体上呈现一种历史性的演变过程。综观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整个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过程,首先在纵向层面总体上呈现为不断向复杂性与高层次演化与发展的趋势;横向层面表现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及其特定需要,作为完整意义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凸出的重心不同或某一侧面备受推崇。其次,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有“传统性”,传统是从过去流传下来并进入到现在且关乎着未来,不断地选择性地以不同形式延续着,生存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并与特定社会相互作用而以新的符合需要的形式展现着并发挥作用。此外,由于社会实践自身的历史局限,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低层次与片面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这只是其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阶段,在未来的自由王国里必将实现其自身的和谐与自觉。在“应如何”的价值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理性”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首先,在宏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及趋势,以及“立德树人”时代背景下的教学需求,推演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这一应然向度,其本质内涵为建构教师与学生的完整性以及教学世界的完整性。这一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与条件,即在意识层面对教师进行教学实践理性的双重启蒙,在制度层面为教师教学行动自由提供制度保障,在自我养成层面教师应进行教学的自我反思以及教学的德性自律。其次,在中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向度,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理论架构,包括合理定位教学“人是目的”的根本基点、真实反映教学主体的内在尺度、科学把握教学客体的基本规律、自觉遵循教学正义的伦理原则以及善于运用教学推理的思维方法。最后,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追寻与理论架构为价值导向与理论支撑,提出具体的教学实现路向。立足于微观的课堂教学实践,并遵循先指出教学实践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后阐述教师应该如何建构或实现应然的教学状态的逻辑思路,提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实现路向,包括自觉建构“可能”的自足型教学价值取向、综合考量多元性与动态生成的教学目标、有效组织教学内容和优化教学内容结构、自主建立“他者”关照的师生主体间关系、灵活选用学生发展指向的智慧性教学方法,以及立足于“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教学评价。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表现在:第一,研究视角新。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同时以“和谐理性”为具体的理论指引,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第二,研究观点新。本研究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更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将观念建构的理想状态的教学有效且合理地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过程,包括教师如何促进教学由低效走向高效,教师教学如何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此外,还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的状态,旨在建构师生与教学世界的完整性。

徐雪莲^[5]（2020）在《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文中认为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滥觞于清朝末期,勃兴于民国前期和中期,此后趋于式微并走向转型。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欲挽救濒于亡国灭种边缘之国家,必先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民众。于是,各种旨在改善民生的教育思潮风起云涌,如: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三民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平民教育思潮、民众教育思潮、生产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等,其中皆包含教育救民、济民、惠民的思想追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俞庆棠的民众教育、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等思想,都有大量关于教育功能、受教育权、教育对象、教学内容的见解以及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创造性运用等,体现出教育民生思想。本研究聚焦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教育民生思想,运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三位教育家为代表,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目标内涵、演化历程及其实践影响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理清其逻辑理路和思想特征,并分析其局限性及现实启示。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导论部分述及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缘起、界定教育民生的相关概念、论述相关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意义、目标、内容、方法等。第一章阐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中国近代政治的沉沦、经济的衰微、文化的鸿沟、教育的维艰和民生的凋弊,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是其产生的外部渊源。以此发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国近代教育家对教育的民生功能的重新认识与期求。第二章考察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形成和演进的历程。从1905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经历了一个初潮形成期、高潮勃发期以及由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或国际主义教育民生思想转轨的发展历程。第三章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俞庆棠的民众教育、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等思想为代表,分析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并考察教育民生实践的内容、方法、组织形式与手段。无论是教育家们教育宗旨的树立、教育对象的划定、教育路径的选择和教育实践的内容都体现出对民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其推行的教育活动中,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人人都可以成为教育对象;凡是能够改善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字、生计、卫生、健康、休闲等,都成为他们的教育内容;他们的教育路径始终与民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聚焦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三位教育家的教育民生思想并进行比较。三人的教育民生思想不仅有很多相同之处,也存在着不同之处,体现了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丰富性和实践的灵活性。第四章对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进行梳理,并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对其作出评价。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且以民为本,在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教学组织形式的采用上均以生活为本位;由于产生于特殊的时代,知识分子急于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加之教育家们自身的局限,导致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误解国弱民穷的根源;过于抬高教育的民生功能;对现存腐败、独裁政府抱有幻想;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无力弥补理想与现实间的断裂地带。第五章论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社会影响,探讨其对当下教育民生建设的启示。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是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等一大批教育家殚精竭虑,对国家、对民众的热爱与自身教育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尽管存在某些历史局限,但瑕不掩瑜,其对教育与人的关系的深刻认识,对教育民生功能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发挥,在国内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教育本身,都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不仅更新了民众的教育观念,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变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在国外,不仅受到了关注与盛赞,也成为指导许多国家教育民生工作的蓝本;在目前我国的教育民生事业建设中,要踏实推进新时代全民教育,完善并切实执行教育民生政策,要更加关注教育的精神向度,努力消弭民间反智主义对教育民生的阻障,教育家办学应具有民生情怀。

张媛媛^[6]（2017）在《中国近代实验小学发展史研究》文中认为实验小学是在中西教育文化交流中,为适应新式教育方法的试验和创造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生事物,是中国近代教育实验活动的主要载体,是新理论、新方法的策源地,是推动中国近代小学教育改革的主要力量。中国近代的实验小学,萌芽于清末民初,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完成制度化,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战时需要进行了特殊化改造。本文探析中国近代实验小学的产生、发展、变革历程,并列举各时期典型的实验小学,生动再现其教育实验活动。20世纪最初的15年,是中国近代教育实验思想的启蒙期,体现为以“科学”为特质的实验教育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以及以“实践”为特质的对教育经验的积累和整理。前者诞生于欧洲,后者扎根于本土,中西教育实验思想交流融合,为中国近代实验小学的产生做了理论上的铺垫,在这一背景下,兴学伊始的新式小学以及以教育实习训练为主要任务的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可以被视为萌芽状态的实验小学。1916-1926年,是中国近代实验小学的兴起时期。在国内,教育界积极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召,致力于建设“民主”、“科学”的新教育。在国外,欧美教育革新实验蓬勃发展,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在中西方教育交流、融合中,实验主义教育哲学、科学教育实验方法、实验学校主张得到中国教育界推崇。在实验主义教育哲学的指引下,在中国开始出现一些以“试验”为办学宗旨的小学,从事于新教育方法的实验和创造工作,比如北京孔德学校。与此同时,各地师范附属小学普遍设立,在供给师范生实习外,从事于西方教育方法的引入和试行工作,并开始使用科学方法开展小问题实验,这类小学的杰出代表是东南大学附属小学。实验小学的兴起,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实验运动进入第一次高潮,也使中国的新教育改革成为国际新教育运动的重要组成。1927-1936年,是中国近代实验小学的制度化时期。1927年江苏省教育厅率先将原来的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改组成为实验小学,并颁布相关法令,对实验小学的性质、职能、组织、师资、经费等做出制度性规定。一时间“实验小学”之声大躁,各地纷纷效仿,或改组附小,或筹备新校,省立、市立、县立各级实验小学,城市、乡村各类实验小学均大量出现。与此同时,教育行政机关以实验小学应重质而不重量为原则,对实验小学的设置标准、办学能力逐渐加强管理和监控,并且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对教育实验的计划和统筹工作。除了江苏省立各实验小学外,各地有名的实验小学还有:上海市教育厅组建上海市立第一实验小学从事天才教育实验;江宁县燕子矶乡村实验小学从事乡村活教育和以乡村小学为乡村建设中心的实验;河南省教育厅按照教育部指令设立大花园小学从事义务教育实验;厦门大学实验小学遵照教育部指令从事课程标准实验。1937-1949年,是中国近代实验小学的曲折嬗变时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改变了实验小学原本正常的发展路径。在全面抗战的特殊形势下,国民政府颁布战时教育方案,要求学校教育应适应战时需要,将正常教育与战时特殊训练相结合。在小学教育领域,试行将义务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合二为一的国民教育制度,教育部统筹规划在指定区域开展国民教育实验。国民教育实验区的设置,是实验小学制度的延伸,将小学校的实验活动由儿童教育拓展至兼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是战时特殊化了的实验小学,第一国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活动对如何在小学校开展国民教育做出了有力探索。

齐杭^[7]（2017）在《198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学术争鸣历程与特点研究》文中指出学术争鸣对于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30多年来,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我国发展迅速。本文所关注的是30多年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都有哪些学术争鸣,这些争鸣都围绕什么内容展开,所争鸣的内容是什么。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这些学术争鸣进行梳理,以期展现198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术争鸣全貌,梳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脉络,厘清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引起研究者对学术争鸣的重视。本文首先对198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学术争鸣问题进行梳理,并详细展现争鸣的起源、争鸣的过程、代表人物、主要的争鸣观点及评价。198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主要争鸣有:1985年关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争论、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学科”还是“研究领域”、高等教育“规律”、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学校基本职能、教学与科研关系、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然后对198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术争鸣的特点进行总结,得出的主要特点有:从数量上看,争鸣的文章、次数都相对较少,高等教育争鸣远远不够;从质量上看,部分学术争鸣流于表面,高质量深层次的争鸣较少;从内容上看,既有理论问题的争鸣也有实践问题的争鸣;从争鸣者来看,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缺乏。应该从培养批判精神、完善学术圈学术争鸣氛围、发挥学术期刊对学术争鸣的引导作用等三个方面来促进高等教育学术争鸣的发展。鉴于笔者研究能力有限,本研究涉及问题较多,时间跨度较大。因此,本文在文献的取舍,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深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而如何推动学术争鸣的发展也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夏剑^[8]（2017）在《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教育实践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种专门的理论领域或一个学科的教育哲学,总是以引领或革新我们对教育的总体性理解为基本任务,因而它最终总要提供某种对教育的总体性解释。基于不同的哲学范式,必然会有不同的教育哲学,进而也就会有不同的对教育的总体性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哲学逐渐摆脱对分析哲学范式的方法论依赖,而逐渐向实践哲学靠拢。在此背景下,教育哲学的主流理论形态也从分析教育哲学向教育的实践哲学转变。这样一来,教育哲学理解教育的方式就从对一般性的教育概念、命题的语言分析转向关注教育实践。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环境地变化以及教育实践本身所面临的挑战,也要求教育哲学从实践的思维和观点出发来关涉总体性的教育实践。故而将教育哲学建立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有其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背景或原因。然而由于实践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宽泛的理论谱系,且在漫长的哲学史中有着复杂多样的理论类型,不同的实践哲学类型往往提供不同的关于实践的思维和观点。故而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教育哲学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以及作为实践哲学的教育哲学应如何理解教育以及教育实践的问题,就成为当前教育哲学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缘于此,确立“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教育实践论”这一课题就有了根据和意义。我们确信哲学难以割离哲学史,哲学的演进与创新总是奠基于对过往哲学理论和概念范畴的重新阐释之上。教育哲学作为具有哲学基本形式的理论活动类型,同样有着难以与教育哲学史分隔的研究传统。要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重塑教育哲学,进而获得对教育的因应时代的总体性解释,就是要在实践哲学与教育哲学互动的历史关联中,重新发掘理论历史中是如何从实践的观点和思维出发来理解教育并形成各种教育实践论的解释框架的。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前提,我们从实践哲学与教育哲学的历史互动中概括出诸种经典的教育实践论话语类型。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原则,具有类型意义的教育实践论话语首先关注的是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哲学的始创以及奠基其上的古典教育实践论话语。继而近代以来,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在批判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技术实践论,促成了由夸美纽斯和斯宾塞等为代表的科学经验主义的教育实践论话语的形成:康德因续卢梭对由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为代表的早期现代性哲学观念的批判,将道德的实践确立为实践的唯一形式,进而形成一种道德实践哲学,在此基础上促成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教育实践论话语的形成;此外,作为科学教育学的奠基者的赫尔巴特则综合近代以来的哲学和经验科学的共同成就,试图提供一种具有综合色彩的教育实践论话语。马克思和杜威基于对传统哲学在思维范式和逻辑形式上的直观主义、二元思维以及先验取向上的不满,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展开批判和改造,并从不同的理路促成现代实践哲学的诞生,马克思在批判传统的直观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而杜威则在批判传统的感觉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实践经验主义（新经验主义）的实践哲学,奠基其上又各自促成了现代教育实践论话语的形成与表达。除此之外,由于对现代性的生活与实践受越来越全面而强烈的技术理性的宰制的不满,20世纪50年代以来哲学领域逐渐出现对复兴古典传统的热望,进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开始出现,在此基础上也促成了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教育实践论话语的形成。教育哲学史演进中的诸种教育实践论话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教育实践的善、教育实践的过程形式以及对象属性等问题的各种不同理解。今天要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以教育哲学的方式形成我们对教育以及教育实践的总体性解释,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选择并重构一种因续历史却直面时代的教育实践论话语。我们发现合理性问题正逐渐成为哲学研究中的中心问题,实践合理性理论正成为实践哲学的重要构成。基于此,我们确立教育实践的合理性问题作为重构教育实践论话语的中心问题,在综合把握教育实践论诸历史话语中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也试图重构并提供一种实践合理性的教育实践论话语。

张绍军^[9]（2016）在《我国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课程到课堂走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纪之交,面对信息与科技的挑战、教育与人才的竞争,世界主要教育发达国家都进入了教育改革的浪潮之中。我国也相继于1999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1年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发起了一场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宗旨的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此次课程改革以政府主导、专家引领、教师参与为特征,其具体做法是自上而下,整体推进,理念引导,实验探索,渐进铺开,取得了诸多理论与实践成果。然而,十余年来的实践证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并没有安全实现,课堂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先进的课程理念、课程体系没有转化为先进的课堂教学实践。基于此,本研究遵循文献检索、现状调查、理性省思、应然把握、实践策略的思路,对新世纪十余年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现状进行了审理,肯定成就,正视问题,探寻原因,进而从深化课改的角度分析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课程到课堂走向的动因与机理。接着,在分析课程改革主体及其行为之应然基础上,论述了“主体归位”和“行为到位”思想。最后,提出并论述实现基础教育课程未来改革从课程到课堂转向的理念和策略措施。全文共分七章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绪论。分别叙述并分析了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与趋势、研究内容等;界定了课程、课堂、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核心概念;分析了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第二部分为第二、第三章。分别叙述分析了课题的研究设计与调查实施,和课程现状的分析与把握。第二章在分析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调查设计等进行了说明;交代了调查实施的基本情况;对调查结果进行了数值呈现、统计分析和总结分析。第三章通过审视我国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促进先进教育理念传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且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课程制度,制定并颁行新的课程计划和课程文本,建立相对完善的教师培训制度等方面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发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存在重课程轻课堂的严重问题,表现为:重理论课程轻实践课程,重制度课程轻行为课程,重文本课程轻体验课程。对这些问题进行的归因分析,为我国新世纪基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现从课程到课堂的转向奠定了立论的基础。第三部分为第四、第五两章。在把握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课程到课堂走向必然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论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主体的地位及其行为。文章指出,未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现从课程到课堂的走向必然会发生。这是因为:其一,课堂是课程改革的主阵地,教学是学校教育的最基本工作;其二,课堂教学是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的保障,课堂教学质量决定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其三,课程改革问题的最终解决在课堂。2011年义务教育各科课程标准调整的基本导向亦指向课堂教学,这直接确立了课堂教学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心的政策导向。文章深入分析论述了实现“从课程到课堂”转向的课程改革主体及其行为,提出了“主体归位”和“行为到位”观点。文章认为,基础教育课程未来改革,不仅需要教学主体归位,更需要师生主体的行为到位:于教师主体而言,需要积极转换角色,提升课程意识,做好课程开发,增进课堂交往,,加强反思实践,实现专业发展;于学生主体而言,需要积极转变学习方式和交往方式,做到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实现从分数学习到能力学习、从封闭学习到开放学习的转变。第四部分为第六章,提出并论述了实现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课程到课堂走向之理念和策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现从课程到课堂走向应当确立的“三个本位”理念是:课堂本位、师生本位、教学本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现从课程到课堂走向的实践策略有:课程主体策略、课程文化策略、教师校本培训策略。具体包括:尊重教师主体地位,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凸显学生主体地位,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营造浓郁学校文化,推进从课程到课堂转向;加强校本培训,推进教师专业发展等。结语,对本研究结果进行简要回顾,明确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未来改革从课程到课堂的重心转向,并指出实现这一转向,还需要对不同视域（社会性、生态学、伦理学等）下的课堂问题、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师生作为课程资源等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研究。

刘霞^[10]（2016）在《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公民和公民教育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公民及公民教育是一个外来词,它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家引入和借鉴西方公民教育,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的进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民教育进行得如何,需要我们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在国家颁布的法律、政策和文本之中。母语教科书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了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文本呈现。所以,本研究选取母语教科书作为研究中国公民教育的分析文本,旨在分析自公民教育引进中国的百年来,母语教科书传递了什么样的公民文化,塑造了什么样的公民形象,以及怎样传递这些文化,怎样塑造这些形象,这些公民文化和公民形象对中国公民教育产生何种影响。借助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分析,反思中国公民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的理想体系。本文依据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考察:第一阶段:1904—1936,这一阶段是西方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时期,也是公民教育的萌芽期和快速发展期,其目的是以公民教育改造国民性。在20世纪初期,公民教育的引进、传播与母语教科书的编写、使用步调一致、诉求一致。公民教育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的母语教科书中就有萌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主、共和、平等、权利等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理所应当地编写进“共和国教科书”中。此时的公民教育重视公民性的宣扬,结合了时代的诉求,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参与。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由学习日本转为学习美国,并仿效美国的课程设计,学校开设“公民科”,编写公民读本,美欧的公民教育思想通过母语教科书得以广泛传播。之后,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等取代公民教育,虽然遭到抵制,但此时的公民教育已受到蒋介石政府“巩固政权、寻求认同”等政治意图的干扰。加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外辱,公民教育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国情。故而,中国公民教育开始偏离正途,出现了政治化的前兆。第二阶段:1937—1949,这一阶段因为战争的需要,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公民教育陷入了低谷。在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重视公民教育与抗战教育融合,为抗战服务。此阶段,公民教育成为抗战的动员工具。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公民教育要求个体将自由和权利全部贡献给国家,母语教科书成为号召特殊时期公民爱国报国的宣传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强调民主、平等的思想,但国民党为巩固现有政权,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强调公民的国家认同;共产党为了建立新中国,反对并在教科书中解构封建落后的传统文化,反对现有政权,为建立新政权服务。第三阶段:1949—1976,这一阶段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权、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公民教育被“人民”教育、“接班人”教育所取代,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人民”教育是高度政治化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强调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强调教育的政治使命。因而,此阶段的母语教科书中强调政权认同,强调无私奉献,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在“文革”期间,“人民”教育被异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宣传虚假民主,践踏传统文化、反人性,也错误地判断了时代诉求,使公民教育走向了异化,成为政治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第四阶段:1977-新世纪,这个阶段是我国公民教育的恢复和重建期。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民主社会的建设和法治的完善,公民教育的外部条件日益成熟,从而催生了新时期公民教育的觉醒。此阶段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公民爱国以及公民合作,公民榜样也变得丰富多样。尤其是新世纪,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涉及到了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民品质,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的一致性,并以知识作为公民美好生活的内在价值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传统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开放的心态也使得西方公民精神在公民教育中得以呈现,并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相结合,公民教育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良性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公民教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基于人性的公民性、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诉求和植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公民性、政治诉求和传统文化,成为了对公民教育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中国的公民教育,必须符合公民性的人性本质,立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文化,面向中国问题,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正是基于此,本文最后提出了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体系的构想。

二、也谈“教育理论指导实践”——兼与彭泽平同志商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也谈“教育理论指导实践”——兼与彭泽平同志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1）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3）百年中学课程文本中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近代实验小学发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198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学术争鸣历程与特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教育实践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课程到课堂走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也谈“教育理论指导实践”——兼与彭泽平同志商榷（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D]. 姜建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百年中学课程文本中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研究[D]. 王思源.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D]. 高静. 西南大学, 2020(05)
• [5]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D]. 徐雪莲.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6]中国近代实验小学发展史研究[D]. 张媛媛. 河北大学, 2017(08)
• [7]198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学术争鸣历程与特点研究[D]. 齐杭. 苏州大学, 2017(04)
• [8]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教育实践论研究[D]. 夏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9]我国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课程到课堂走向研究[D]. 张绍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8)
• [10]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D]. 刘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