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心态与医院改革成败关系分析

一、院长心态与医院改革成败关系浅析（论文文献综述）

赵建勇^[1]（2022）在《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下，对院长职业化的思考》文中提出院长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之路是大势所趋,是公立医院领导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客观要求。多年的"院长负责制"退出历史舞台,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闪亮登场。2018年6月中办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同年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就贯彻落实《意见》下发了《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实施办法》,这在全社会尤其是医疗界引发了热议,

侯奔奔^[2]（2021）在《与连环画《江畔朝阳》相关的贺友直日记和手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3年,时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的贺友直为完成小说《江畔朝阳》连环画的创作任务,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体验生活,创作出了在其艺术生涯中较为特殊的连环画作品。通过对连环画《江畔朝阳》相关的贺友直日记和手稿的挖掘、整理与考证,揭示出贺友直在北大荒时期的活动和创作的真实情况,以及连环画《江畔朝阳》特殊的“三结合”创作形式,并为人们呈现一套不同于发行版本的未面世连环画手稿。通过对有关人员的采访调研与个案研究等方式对连环画《江畔朝阳》和贺友直写给侯国良、吕敬人、刘宇廉、韩书力信件等手稿内容的考证分析,展现出贺友直“画故事”的连环画创作特点和其连环画创作理念,即“画什么、怎么画”。在贺友直看来,“画什么”就是指从事绘画人员要审视自己,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了解自己最适合画什么,以此为基础寻找创作题材;“怎么画”是你根据所选题材的表现内容、基调和你要表达的东西选择最适合的艺术语言。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几乎贯穿了贺友直的创作人生,他所坚守的连环画道路是在自我审视后做出的自觉选择。对贺友直未面世的日记与手稿的考证和分析分为三个部分:1.考证论述贺友直日记内容:通过对贺友直日记的考证梳理,阐述1973年他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的活动和创作情况以及“三结合”的特殊创作形式。2.贺友直绘画手稿作品分析:包括为创作连环画《江畔朝阳》而画的手稿和未曾面世的国画作品,在这些手稿中充分展现了贺友直“画故事”的创作特点,并利用中国画的写意性使自己在严谨的连环画创作中始终保有对艺术创作的敏锐力。3.考证分析贺友直文字手稿的具体内容:涵盖贺友直在中央美术学院年画连环画系任教期间的部分讲义,对连环画创作的感悟与思考的文章,以及贺友直与侯国良、韩书力、吕敬人和刘宇廉的重要书信。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考证与分析,向人们披露了贺友直大量未面世的原始文献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贺友直在北大荒创作期间史料研究的不足,也从史实考证的深入性和个案陈述的详实性补充了以往对贺友直艺术理念及艺术思想研究的缺失。贺有直的这些日记和手稿也成为其在连环画繁盛与衰落的历史背景下对连环画创作的思考及坚守的史料佐证,传达出他在连环画艺术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的精神与品格。

徐刚^[3]（2020）在《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及其思想渊源,丰富中国法律思想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法律教育起源于近代中国在移植西方法律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性变革,初步形成于国民政府制定法体系完善后的30年代末期。孙晓楼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近代法律教育,并出版国内第一本法律教育专着《法律教育》的法学家,被吴经熊誉为“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被美国学者康雅信（Alison W.Conner）誉为“出色的法律教育家”。《法律教育》涵盖了法律教育领域里的几乎全部内容,包括法律教育之意义和目的、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之比较、师资队伍与设施保障、入学条件与课程设置、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律实践教学、法律夜校与法律研究院等。因而,有学者认为孙晓楼是民国时期“专门法学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并在“中国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研究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体系、实践过程、作用发挥、历史价值等方面,对于当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法学教育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如何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如何走以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如何创新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廓清跨学科知识体系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影响等。孙晓楼正是在类似的时代更迭、论争不断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出全面系统的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其探讨和论证过的内容有: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政治责任;在法律国际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好本国法律教育的民族性、社会性;法律人才应当时刻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主张从最开始的提高入学资格入手,到培养环节中以高水平教授、完善的教学设施条件,来共同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等。论文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法律社会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探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包括法制环境、地域背景、学术氛围以及个人因素。“自主性”特征明显的国民政府法制建设,在建成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具有中国品质的近代法律体系后,更加需要一批既深谙西方法律文明,又从小熏陶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本土法学家来深入推进法制建设。他们不但能更好地适应法律自主性变革,而且能更加有力地强化法律变革的自主性。阻碍民国司法独立的掣肘性因素在于法律人才的匮乏,此外,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也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充实进新式司法机构和运转司法。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吸引了大批法科留学生留沪工作和优秀律师执业团体的形成。他们共同成为私立法政院校的优质师资,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法律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接受过西式法律教育并于20年代崭露头角的第二代法学家,不但能够运用西方法律去改造中国传统法律,将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法律推向一个新高度,而且经常性地开展法律思想大讨论和多领域的法律实践活动。孙晓楼长时间倾注于东吴法学院教书育人,精心编纂两期法律教育专号,也深受东吴师生法律教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通过自己的精深研究,系统化的法律教育思想得以最终形成。深刻阐释了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任何理论体系必然都有其独有的思想理念作为指引,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自不例外。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源自于对民国大学教育存在的空谈式的理论教育、士大夫式的绅士教育、功利式的个人主义教育、盲从式的洋化教育等问题的关注和改进。关于法律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关系到国家法治的前途,并希望办理中国高等教育的人能特别注意到,因不切国情而妨害国家民族性发展的大学教育中的问题;希望办理法律教育的人能将法律教育当作一项事业,杜绝短期功利思想和行为;希望法学界注意到法律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尽心竭力地研究法律教育。关于法律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是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关于什么是法律人才,他认为要具备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针对当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重知识轻实践、对外国理论缺乏甄别、对德育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研究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推行理实并重制、改革课程体系、编写优质教材、改变讲授方式、加强品行培养、增强对理论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等具体举措,对于当今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依然具有较多启示意义。重点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孙晓楼从法律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化、理实并重制、法律研究方法、法律课程编制等四个方面,对民国法律教育进行了制度设计。在法律国际化进程中,法律教育要立足本民族文化和本国社会实际,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比较借鉴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优点的基础上,来改善中国法律教育。理实并重制,既有法律人才培养不适应废除领事裁判权需要和为缓解法律张力而培养具有较高司法智慧、司法技巧的法律人才等历史背景,又有以例案研究等四点关键之举来实现理论学科和实验学科相配合等系统内涵,具有较强的历史进步性。偏于理论的、狭义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存在通病,而在社会法学派崛起之后,法律的研究方法出现倾向于实际的、广义的、功用的研究之趋势。在详细考察12所国内外着名大学法律课程的基础上,不但研究得出沿用至今的课程编制五项原则,而且提出应添设法律伦理学、会计学、理论法学等三门课程的观点,切实针对时弊,符合当时历史阶段要求,至今仍具颇多启发意义。深入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孙晓楼从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初始环节的入学门槛把控、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的高水平教授、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支撑保障的设施设备等三个方面对法律人才培养进行质量控制。受美国和东吴法学院“精英化”法律教育的影响,针对不合格学生充斥法律学校的时弊,提出一方面要限制学生人数,来达到以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去选择人才和方便教师集中培养学生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入学资格来代替延长学习年限,保证学生在学习法律前应当修完9门基本科目。主张教育部限制学生人数的整顿措施,应当考虑各个学校的历史、已往的成绩、不同学科的强弱程度、学校本身经济情况等因素,避免一刀切。针对位置不稳、四处兼职的教授现状,主张以身许学的专任教授是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通过俸给的提高、位置的保障、课目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和生活的改善,来崇养“国士式”教授。法学图书馆、模型法庭、讨论室、法律救助社是保障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设备支撑。着重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孙晓楼在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朝阳学院院长时期的法律实践,既是其法律教育思想的折射与印证,又是其实践智慧的充分展现。以论着的形式阐释比较法研究令人信服的理由,试图说服政府减少对东吴法学院比较法教学的干预,并指出比较法研究之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中国法。特色鲜明的比较法教学给东吴法学院带来了充足的生源、良好的就业、星光闪耀的律师群体和司法官群体等巨大实际效益。长期在一批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群体指导下的东吴模型法庭课程,克服了长期理论灌输之弊病,训练了学生法律推理、法律论辩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东吴法学院法律教学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担任朝阳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推行理实并重制,聘请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学家组成司法组教务委员会,引进模型法庭并适当增加比较法课程,补强了朝阳学生短于法律实践的弱项。孙晓楼是在中国添设法律研究院的最早极力主张者之一,也阐释了法律夜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存在的理由及改进对策。全面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当代价值。与同时代主要法学家相比,孙晓楼从推动和实现国家法治的高度出发,以更加宏大的系统性思维站在理论建构者的视角,综合运用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全面建构民国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法律学系科目表工作,对在全国范围开设法学基本科目必修课、比较法课程以及遵循其主张的课程编制五大原则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法律教育思想对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时期的宏观法律教育政策产生了不少启发和影响。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时期,始终坚守比较法教学,积极推动模型法庭和图书馆建设。抗战期间担任朝阳学院院长,克服筚路蓝缕的办学困境,竭尽所能地四处聘来阵容齐整的高水平教授队伍,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取得了招收法科研究生的新突破,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治校成果。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进一步明确当今法学教育宗旨和定位,如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法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如何开展好跨学科教育,如何将法律伦理学有机融入课程体系,如何改进法学研究方法和实践性教学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的经验启示和较强的借鉴意义。

曲成举^[4]（2020）在《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工业化的产物,铁路在中国经历了相当曲折的成长历程,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铁路自出现以来即被赋予了广泛的功能性价值,其所具有的连通疆域、活跃经济、利于军事等功能也使铁路成为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载体。自晚清至新中国成立之间,铁路往往在社会剧烈动荡时期被各方政治势力所窥伺,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矛盾的交汇点,突出表现了铁路虽是一交通载运工具,但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发展紧密相关。解放战争中,随着战事的不断胜利和城市接管工作的广泛展开,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到铁路基本功能及重要性的前提之下,进行了大范围的铁路接管工作。但如何能够快速、准确、完整的接管铁路、接管后中共如何管理和改造整个铁路系统,是消灭官僚资本企业影响、持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乃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总体而言,中共铁路接管工作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与其它官僚资本企业接管不同,铁路接管因其行业特色、涉及层面广泛决定了中共在接管中除了要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之外,更要确保铁路工厂、铁路附属单位等的完整,进而使广大铁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正常运营,为解放战争、国家建设和社会秩序稳定所服务。因此,中共在铁路接管工作中遵循着接收、管理、改造的基本方式,对整个铁路体系进行了完整、全面、系统的工作。其中,接收遵循的是“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具体策略,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动员和自下而上的职工群众参与,对整个铁路行业内部的人事、组织机构、物资器材进行清点接收,奠定铁路尽快恢复秩序的人员、组织和物质基础。与接收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中共铁路管理工作,从整个接管过程来看,管理工作既是改造前的过渡,又是接收后的必然且贯穿始终。由于需要在短时间内恢复铁路运输,因此中共在管理阶段实行了部分的制度延续政策,以保证秩序迅速走上正轨。管理工作的开展涉及了铁路行业内部的线路修复、人事组织变革以及运营管理等,为广泛的铁路营运恢复提供了前提条件。改造工作是共产党整个铁路接管的核心过程之一,改造进行的好与坏是铁路能否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基本标志,这一过程主要包括组织改造、人事改造和制度改造,特别是在当时学习苏联先进铁路管理经验的政策下,经过改造后的铁路性质发生了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在交通领域的重要依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政权建设新中国铁路的开端,中共铁路接收、管理、改造的基本历史过程对整个铁路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初步建立了符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铁路发展路径,从根本上改变了铁路的基本属性,促进了新中国铁路行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解放战争中其他行业接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虽然接管工作中由于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倾向,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共铁路接管工作是成功、圆满的,且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对当下乃至未来中国铁路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指导意义。

李宗明^[5]（2020）在《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医疗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198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医疗服务市场化效率大大提升,而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各种“医闹”和暴力伤医事件频繁上演的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医患关系的密切关注和深刻反思。2009年实行新医改以后,医患关系虽然有所缓解,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的状况并没改善,依然存在医患矛盾。我国当前多元复杂的医患矛盾,已成为各地政府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和推动卫生事业科学发展非常棘手的社会难题,阻碍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基于此,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研究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中的制度主体在医患关系制度模式选择中的行为特征和制度困境,从而提出破解制度困境的对策建议,最终目标是完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促进医患关系更加和谐。本文的医患关系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契约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是医患双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关系,以及在一定制度约束和社会道德约束下保持的一种医患风险分担关系;医患关系模式是指政府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过程中的制度安排,用以规范医患双方医疗服务行为的一套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法律规范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管理制度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安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公益性减弱,虽然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但医疗资源配置却不公平,导致医患矛盾频发,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安全隐患。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应承担相应的制度责任、法律责任、财政责任和监管责任。建国以来,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历史演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形成三类医患关系模式:（1）计划经济时期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模式。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单一,医患关系制度安排稳定,公立医院公益性突出,全民医疗保障水平低下,医患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医患关系比较和谐稳定。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医疗资源和医疗保障资金浪费严重,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提上了日程。（2）改革开放至新医改前矛盾冲突的医患关系模式。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公立医院实行公司化运营,医疗服务效率提升,但公立医院公益性减弱,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沉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逐渐突显,导致医患之间利益冲突加剧。中央政府在2009年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改革。（3）新医改以来多元复杂的医患关系模式。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在注重医疗服务效率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增加公立医院公益性,试图改善公立医院医患关系。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形成了如浙江宁波的“宁波解法”、福建三明的“三医联动”以及广东省第三方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联合机制等,取得了一定成效,医患矛盾有所缓和,医疗服务质量有所提升。当前,在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演进过程中,存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困境、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制度主体（地方政府、医疗群体、患者群体）演化博弈“囚徒”困境和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制度困境。针对以上困境,制定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模式制度变迁的优化路径:一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克服“路径依赖”;二是建立医疗纠纷预防机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三是实行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合理化解医患矛盾;四是建立健全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五是建立健全医疗法规制度,保障医患基本权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具有创新性。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模式的制度变迁,丰富了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2）理论运用具有创新性。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历史演进,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医患关系制度模式演进的困境及其原因,深化了医患关系制度模式的研究,丰富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对经济学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我国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其理论分析可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其政策建议可为政府制定和谐医患关系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张家豪^[6]（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丁希^[7]（2019）在《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理论的嵌入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立医院是国家实现卫生政治意志的有效载体。国家和政府通过投资举办公立医院,目的是保障公共健康,维护健康公平,促进公共福祉,履行维护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基本责任和政治使命。公立医院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产品,是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天然的垄断者,因为其自身的特殊性特征,比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不确定性等,导致了卫生资源无法有效配置的市场“失灵”,加之政府在公立医院监管及投入上的缺位,产生政府“失灵”效应,两者叠加之下使得公立医院改革中出现了效率与公平价值失衡、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及性下降、群众满意度低、医患矛盾日益尖锐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思路和大方向上主要存在“政府倾向”及“市场倾向”两种不同的观点,倘若以此思路简单套用以“回归公益性”的政府主导论或者以“去行政化”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思想,都不是解决公立医院改革现实中所遇到种种问题的最佳方式和路径。尤其是,他们无法回应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关于效率、责任和公平之间的价值性平衡问题。因此,本文尝试需要寻找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来解决以上难题,希望能够通过“公共价值理论”的引入,为公立医院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治理理论范式及实践思考。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马克·穆尔（Mark H.Moore）的《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公共价值理论的兴起。之后该理论在本世纪初与公共治理理论耦合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公共治理范式,成为人们反思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缺陷和不足的工具。公共价值存在于公共领域,是公民对政府期望的集合,是公众所获得的一种效用和意义。公共价值理论,强调的是政府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公共效用,体现的是政府的行为逻辑,是政府作为管理主体追求公共利益的价值诉求以及政府在行动过程中对公众行为主张的公共利益价值导向。公共价值塑造着公民的公共生活,促进公共福祉和个人福祉。因此,本文拟通过公共价值理论的输入,为公立医院改革路径提供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新的视角。从公共价值理论中的“战略三角模型”出发,将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作为不同于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指导公立医院改革,强化公立医院改革公平正义的正确价值导向,以创造公立医院公共价值为目的,致力于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立医院改革的合作共治格局,实现“基于价值的连续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构建“大健康”医疗服务体系,为公立医院进一步深化改革路径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分为六个部分,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是导论。介绍选题背景和意义,通过对公共价值理论嵌入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研究的意义进行阐述,为公立医院改革路径提供研究框架。然后回顾评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凸显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第一章系统梳理了相关理论,阐述了公共价值视角下公立医院改革的思想基础和逻辑起点,其理论基础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公平正义思想;第二,公共产品理论;第三,政府责任思想。第二章是对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实践的历史进行考察。主要从我国公立医院历史发展沿革、改革中每个阶段的公共价值定位分析以及目前国内试点公立医院改革的实践等方面进行考察。分别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阶段、医院市场化启动阶段时期、市场化改革阶段、改革转折调整阶段和新医改阶段进行分析历史发展脉络,每个阶段特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相辅相成。并进一步分析每段改革中,所凸显的公共价值的定位,同时,选取国内若干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和地区改革经验,为公立医院改革的公共价值实践积累有益经验。第三章是对现阶段我国公立医院公共价值实践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依托公共价值理论,分别从公共价值导向、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以及公共诉求等视角对公立医院存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严重,医疗服务的满意度低,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公益性和可及性下降等问题进行阐述。针对上述问题,从公共价值理论框架出发,从改革价值目标模糊、政府的自利性、政府权力分散、医院绩效管理体系及考核评价机制扭曲等方面进行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公共价值实践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通过对国外具有代表性的公立医院改革模式的发展沿革及制度特色进行阐述,并着重对公共价值理论在各国家和地区公立医院改革中的初步实践进行总结提炼,从而得出对我国公立医院未来改革的借鉴与启示。第五章重点对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理论嵌入的实践路径展开讨论。公共价值理论重新定位了政府的核心职能,为公立医院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由此本文分别从核心目标、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四个维度确定了公共价值理论下公立医院改革的战略蓝图框架。基于该框架,本文对公立医院改革的具体路径进行深入探索。主要从回归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公共价值导向、构建整合式医疗服务体系和加强公立医院绩效评估改革等三个方面,对公立医院改革嵌入公共价值理论的制度方案进行设计。一是要回归公立医院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落实公立医院改革中的政府责任。二是要实现医疗服务体系顶层设计的整合,加强医疗服务体系内部联动改革和供给侧改革,实现医疗服务流程管理与再造,构建“价值医疗”的整合式医疗服务体系。三是构建公共价值导向的考核目标,加强社会满意度的指标考核评价,构建各方协同下的绩效评价机制,加强公立医院绩效评估改革。

刘隽颖^[8]（2019）在《教学成为学术之道：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制度重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学教学改革是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中永恒的话题。当前本科教学质量遭受严重质疑,但教学改革却步履维艰,其背后反映出教学处于失魅状态,难以吸引教师的热情与投入,教学工作的地位岌岌可危。大学教师是课堂教学改革的直接设计者、推动者,挖掘这一群体在教改中面临的真实处境有助于为透析教改难点、构建保障制度提供启发。本研究从大学教师视角出发,遵循质性研究范式,借鉴“教学学术”和“新制度主义”两大理论基础,前者阐释了教学工作的学术性,指明研究性教学是协调教研冲突的有效途径,这与我国本科教改的内在要求相契合,其四维研究体系提供了较为全面分析教师教学工作的透镜;后者将文化同样纳入制度研究的范畴,并提供了制度分析的具体框架。通过对不同程度投身本科教改的大学教师代表、辅以教学管理者和学生的访谈,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大部分教师在教改工作中面临着“四面危机”:就教学学术的合法性维度而言,很多教师对本科教改持观望态度,教改难点得不到有效的反思和交流,教学更像是一段“踽踽独行”而非共同体的财富,部分教师甚至对教学抱有“但求无过”的心理,教学远未成为一种“学术”;就教学学术的主体间性维度而言,教师和学生群体彼此存在着很深的隔阂,开展教学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果有待检验,师生之间尚未成为“教学共同体”;就教学学术的关联性维度而言,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结合有着现实困难,而“中国式”科研给教师们带来了莫大压力,多以经济收益为直接导向的社会工作也对教学造成了“伤害”,教学在学术工作中日益边缘化;就教学学术的保障性维度而言,教师发展中心面临发展困境,高校的教改支持和激励政策不够,最关键的是高校教师晋升制度中教学评价缺位,最终大学教学学术文化日益失落。可见,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困境根源在于,教师教改投入和成效无法在晋升考核中得到认可和回报,教学成为学术之道缺乏根本的制度保障。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大学教学学术制度与文化建设对我国教改推进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尽管美国不同类型高校教师对教学工作的认知不尽一致、研究型高校同样面临着“重科研轻教学”的现实处境,但美国大学教师在本科教学实践中都遵循着严格的基本规范、保证教学投入。这背后,教师评价制度发挥着导向作用。加州州立大学的教师评价中教学“至关重要”,是最为核心的评价部分,而对科研成果的要求比较宽泛;加州大学教师评价中教学“不可或缺”,是晋升终身教职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在教学评价上,美国大学注重教师、学生、同行等多元主体参与,并更加尊重专家意见;在量性数据和质性材料中更关注后者反映出的教师教学成长;同时保证评价的程序正义。美国大学形成了自身的教学学术文化,这一文化起始自研究生教育阶段对教学学术能力的训练、见诸于规章制度中的教学规范、扩散于院-校两级教学交流平台,最终彰显在对卓越教学的认同。基于斯科特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我国大学教学改革面临着三重制度缺位:其一,大学教学工作基本要求的规制作用失灵,主要原因在于教学的“底线”要求过低而遮蔽了其学术性、教学管理制度的约束效力不强、教师考核中教学“隐身”;其二,教学改革的规范性要素激励不足,主要体现在缺乏对教学改革效果的有效评价、在教师晋升中简单关注教学奖项、教学改革的奖励幅度与辐射范围有限;其三,本科教学改革的组织文化远未形成,重视本科教学且有所作为的领导为数不多、基层学术组织的教研职能日益消退、校级教学学术支持机构的作用尚未彰显。借鉴美国以及本土一些院校的成功经验,可以有针对性地从三方面构建起本科教学改革的保障制度:一是在教学规章中凸显教学的学术性。在教学工作规程中提升“底线”要求、明确教改要素和相关保障、完善对教学失职行为的惩处问责机制。二是在教师考评时向优秀教学改革成果倾斜。教学评价应当关注其实际效果而非教学奖项、在学评教基础上更加尊重同行专家意见、在校内强化教学改革的物质奖励与职称激励。三是通过院-校两级交流平台塑造教学学术文化。在院系内部形成基层学术组织开展教研活动的常规机制、校级教师发展中心充分发挥教学学术支持服务职能、在博士生教育中融入教学学术认知。通过制度重构,推进我国本科教学改革,使教学回归学术之道。

詹伟峰^[9]（2018）在《系统理论视角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研究》文中认为高校师生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高校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场所,高校安全问题影响广泛,受到社会和人们的高度关注。尽管政府与高校都积极采取了各种提升高校安全管理的措施,但涉及师生的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究其原因,除了社会环境、校园管理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之外,也暴露了高校师生安全素质缺失这一根本问题。安全素质缺失的根源还在于高校安全教育不够系统、深入、有效。因此,进一步建立健全高校安全教育体系迫在眉睫。本研究以系统理论为指导,从系统的要素、特征与动力三个角度对高校安全教育进行分解,通过对当前高校安全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和缺陷的分析,对境外高校安全教育先进经验进行阐释和借鉴,以构建新时期我国高校安全教育体系。从当前高校安全教育的现状来看,局面可谓复杂。尽管各高校在安全教育方面的工作付出较多,也在不断改进,但从整体性、开放性、协同性、层次性各方面来审视,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改进空间。本研究基于丰富细致的实证研究,通过对境外四所高校的实地考察、调研访谈,对国内六所高校的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调研访谈,在此基础上获取大量数据和有效信息,对国内外高校安全教育有一个总体把握与评估,进一步提炼出有益经验做法及不足之处。从系统角度来看,境外高校则在安全教育方面先于我们作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如在整体性上,教育内容完善,建立专业的师资队伍;在协同性上,内部协调顺畅,构建了完善的组织架构;在开放性上,教育形式多样,形成了有力的校内外联动机制;在层次性上,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在安全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丰富的探索。这些探索及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供国内高校参考与借鉴,可根据我国及各高校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借鉴,去粗取精、博采众长。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优化安全教育系统的要素,完善安全教育系统的特征,强化安全教育系统的动力,扩大安全文化的影响等四个方面的措施,以期对我国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

冯志峰^[10]（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二、院长心态与医院改革成败关系浅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院长心态与医院改革成败关系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1）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下，对院长职业化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与连环画《江畔朝阳》相关的贺友直日记和手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理论的嵌入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教学成为学术之道：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制度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9）系统理论视角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院长心态与医院改革成败关系浅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下，对院长职业化的思考[J]. 赵建勇. 中国医院院长, 2022(02)
• [2]与连环画《江畔朝阳》相关的贺友直日记和手稿研究[D]. 侯奔奔.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D]. 徐刚. 扬州大学, 2020(04)
• [4]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D]. 曲成举.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5]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公立医院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D]. 李宗明. 深圳大学, 2020(11)
• [6]“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7]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理论的嵌入与实践研究[D]. 丁希. 苏州大学, 2019(06)
• [8]教学成为学术之道：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制度重构[D]. 刘隽颖. 厦门大学, 2019(08)
• [9]系统理论视角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研究[D]. 詹伟峰. 厦门大学, 2018(12)
• [10]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