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知名跨国企业人才培养特点及借鉴

一、国外知名跨国企业人才培养的特色和借鉴（论文文献综述）

高洁^[1]（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周娟^[2]（2021）在《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施路径及其优化研究 ——基于湖南省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已是必然趋势。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高等教育迈向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是提升国家高等教育实力、高校影响力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高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对提高我国高职教育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培养具有国际思维、国际视野的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论文在对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动因、特点、实施路径和路径优化四个方面建立了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实施路径研究的分析框架。为了具体分析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实施路径开展的情况,论文选择湖南省某职业技术学院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院校的官网和质量年度报告信息的归纳分析,发现了该院校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五个方面的实施路径现状:在学生交流方面:招收了学历留学生,派出学生出国学习;在教师交流方面:引入外籍教师,派出教师出国交流;在优质教育资源交流方面:开发课程标准,引入国际课程体系;在合作办学方面:联合企业办学,签署合作办学意向;在学术文化交流方面:参加学术会议,举办外籍专家讲座。为进一步了解该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实施与开展的情况,论文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对该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合问卷调查、访谈的结果和参照该校的质量年度报告,发现该院校存在学生国际交流规模小、师资国际化水平有限、国际化课程知识不丰富、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欠深度、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氛围不浓厚的问题。分析出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化理念落实不到位、国际化经费投入不足、国际化管理机制不完善。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结合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和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成功经验,提出了要全面落实国际化理念,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高质量发展;加大经费投入,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全面发展;构建完备的管理体系,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化建议,以期为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姜雪^[3]（2021）在《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印度政府创建的国家重点学院典型代表,是印度高等教育系统重要创新和改革的产物。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教育在印度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培养出一大批享誉世界的高级计算机人才,成为众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竞相招揽的对象。计算机人才从诞生、成长再到壮大的培养过程与其计算机学科从创立、发展再到崛起并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学科的历史进程保持一致。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国情和历史发展背景方面较为相似,与欧美发达国家名列前茅的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相比,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长路径对我国高等教育创建一流学科,成功进行计算机教育,有效发挥计算机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文献研究法,由点到面,从纵向到横向尝试对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立体化、系统化的梳理与剖析。从学科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出发,以时间为线索,探寻其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管理体制及社会服务等学科建设必要要素的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建设经验,指出学科建设中的不足之处,明确对我国建设一流学科的历史价值。以1963年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计算机中心的成立为主要标志,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正式创立。1963年至1982年是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计算机中心、电气工程系和数学系开展了一系列的计算机教育与研究活动。1983年,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正式成立,由此,计算机学科拥有了规范化的学术平台,学术项目更加丰富。同时,以计算机应用为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的确立也推动了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快速崛起。从计算机学科创立伊始,印度政府就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家政策方面对其给予了大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在财政及政策的双重保障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在学术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建设举措,迅速成长为印度国内一流的计算机学科。1992年,“创新与技术转移基金会”在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正式成立,标志着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进入产教融合、产学研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考查,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积极承担国家级政府资助及企业咨询项目的举措不但与国家科技政策及国家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同时还促进了企业与高校协同发展、校企协同育人的学科发展新模式的产生。在世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及印度政府制定的建设信息技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不断发展完善稳步提升,培养的尖端计算机人才在国际知名计算机企业崭露头角。从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归纳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学科的快速发展无外乎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外部因素而言,国际环境中有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计算机革命浪潮的推动,国内环境有印度政府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科技战略,特别是建设计算机超级大国目标的指引;就内部因素而言,印度理工学院从学科平台、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合作、学科制度以及社会服务等若干学科建设的必要要素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了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本文最后总结出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快速发展的原因:紧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明确计算机学科发展定位;注重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提供人力保障;促进以计算机学科为基础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学科可持续发展;善于利用国际援助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近年来,学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如下问题:印度政府过多干预,削弱学术自治权;优秀师资数量增长与学科稳步提升存在失衡现象;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总量不足,阻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扩大。然而,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周红芳^[4]（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研究说明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汪斌红^[5]（2021）在《跨国零售企业ALDI在华营销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人均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跨国零售巨头们普遍看好中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未来的发展潜能,借着中国政策对外资入驻的鼓励和支持,零售巨头们通过与中国本土企业合作开始在中国零售市场开疆破土,深耕细作,且成绩斐然。但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移动支付,大数据等技术在中国发展成熟,以及消费者消费意识的觉醒和购买力的提升,电子商务有了发展的土壤,开始迅速崛起并向传统零售企业发起猛烈冲击。B2C,C2C,C2B,O2O等各种新兴零售业态纷纷涌现,中国零售业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次变革中,有顺应变革取得成功的零售巨头沃尔玛,但更多的是面对变革反应平平态度保守,最终遗憾离场的外资巨头们如家乐福,特易购和麦德龙。ALDI是一家老牌德国零售企业,凭借其经典的营销模式及低价格高质量的自有品牌商品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逆流而上,在德国本土和欧美十几个国家/地区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赢得了当地消费者的追捧。2017年,ALDI通过天猫正式入驻竞争激烈的中国零售市场,并于2019年在上海开设了线下门店和微信奥乐齐商城。ALDI在中国市场前有老对手Walmart和Costco,后有本土零售巨头如天猫,永辉等,面对夹击,ALDI会如何应对,又如何突破作为传统零售商的局限,如何制定出适合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本土化营销策略在中国站稳脚跟是ALDI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ALDI企业,欧美经典营销模式和在华营销现状的介绍,并通过调研数据的整理分析以及相关营销理论的指导,找出ALDI在华遭遇的问题和优劣势。同时本文结合了中国零售业宏观环境和行业内竞争程度分析,并横向通过三家跨国零售企业和三家本土零售企业在华的发展历程和营销现状做出竞争态势对比分析,最终提出ALDI在新零售背景下目标市场选择,定位以及在华营销策略优化方案,同时为了保证优化方案得以顺利实施和推进,本文在最后给出了相应的实施及保障措施。

张梦迪^[6]（2020）在《成员感知度视角的大学国际联盟组织效用及影响要素研究 ——以阿斯图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在教育界,各种类型的大学国际联盟日益增多,促进了世界各地的大学的交流,促进文化沟通和相互理解,从而增强教学和学术能力,并有利于构建成员校的国际共识和通用标准。但是,众多的大学联盟和大学国际联盟的作用是否得到切实发挥,哪些要素影响联盟作用的发挥,目前还缺乏相应的研究。本研究首先在文献基础上界定了大学国际联盟和组织效用的内涵,在平衡计分卡和目标管理法的基础上针对大学国际化办学标准,设计了大学国际联盟的组织效用评价指标;继而引入和借鉴跨国企业联盟运作的影响因素,初步构建了大学国际联盟的影响要素指标体系,并设计了组织效用及影响要素的问卷;以中俄工科大学联盟（阿斯图）为对象开展了问卷调查,分析了阿斯图内部流程、运作效益、用户评价和未来能力四个维度的效用情况,探讨了关系属性、管理控制、位置中心度、组织关系管理的结构状况、联结强度五个影响要素对组织效用的作用路径,对大学国际联盟组织效用评价体系进行了验证。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部分,采用案例研究和访谈的方式。定量部分,采用问卷调查获取数据,运用SPSS和AMOS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检验,最终使本文提出的组织效用体系和影响要素的作用发挥机制得到验证。论文创新之处,首先将效用产出论和效用行为论等现代管理理论结合起来,构建了国际大学联盟组织效用指标及影响要素指标体系;其次以中俄工科大学联盟为案例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验证;最后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大学国际联盟组织的发展建议。

缪奇^[7]（2020）在《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研究 ——以深圳、青岛、苏州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数量、规模不断扩大,高校异地办学机构如何高质量发展,支撑新兴中心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以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历史分析—案例研究—揭示问题—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展开,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是把我国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发展梳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经历了国家宏观控制下,少数沿海开放城市和重点高校配合的小规模探索发展阶段（1978-1998）;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9-2009）,大批中心城市引进重点高校院所,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形成大学城（园）模式;进入质量攻坚阶段（2011-至今）,新兴中心城市主导,引进大量国内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进行深度合作,注重提升高校地方贡献度,形成引进、监管、创新发展一套完整的体系;并根据高校异地办学机构的目标与受益者、结构与治理关系,结合实际情况,分为互利垂直型、互利水平型、公益垂直型、公益水平型四种高校异地办学机构类型。第二章是从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导向、城市现实发展需要、高校变革与创新、高等教育市场的繁荣四个层面展开论述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动机与原因,解释高校异地办学的行动。首先是国家层面,面临进入高质量创新发展阶段的挑战,出台一系列创新驱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引导新兴中心城市承担带动区域创新发展的使命;其次是城市层面,新兴中心城市面临优质高教资源供需结构失衡、要素禀赋与创新资源配置优化、发展模式与理念转变的挑战与需要;再次是高校层面,收到创新创业精神影响,探索新的发展空间和成长场景;深度参与融入创新链与产业链;在全球灵活配置重要发展资源;建立资源依赖网络,增加被依赖性;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最后是市场层面,中心城市与重点高校面临优质高等教育需求升级与人才竞争加剧。第三章是对深圳、青岛、苏州三个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案例研究。首先根据Rothwell政策工具分类,分析每个城市近6年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政策工具,整理引进设立的高校异地办学机构,深圳构建了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型高等教育体系,具备高起点、规划、投入、水平、标准,范围广的特点,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促进“科教产城”融合发展;青岛实施“六大行动”,其政策体系具有示范性、精细化、跨区域、特色化的特点,注重系统引进,强调科技创新与转化;苏州实施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推动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建设国际科技合作联盟;开放包容多元的创新生态体系;其次总结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发展路径包括:科学规划构建政策环境,优化完善城市高等学校体系,面向未来,共同建设优质高等教育发展创新区,最后论述优质高等教育创新区特点,包括:高校异地办学机构创新;产学研融合创新;品牌与示范效应;治理模式创新;整体高质量发展。第四章是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问题与对策分析。主要存在新兴中心城市引进高等教育资源的盲目扩张;高等院校异地办学机构的生存危机;相关研究匮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等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与改进措施,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法律,优化完善体制机制;引导支持高校异地办学机构高质量错位发展;在城市层面要强化顶层设计,促进跨区域联动;系统规划设计政策环境,精细化管理;在高校层面要注重战略布局,提升治理水平,推动高校异地办学机构差异化、特色发展。总之,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战略行为是在政府、高校、市场的多重作用下产生的跨区域创新要素流动、变迁与聚集。在宏观层面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在微观层面高校异地办学机构群向着高质量创新方向发展。

梁林园^[8]（2019）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省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发展策略研究》文中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加强交流合作,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根基,而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是民心工程,是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良好关系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作。陕西省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其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在其建设过程中承担着重要作用。本文以陕西省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为主线,沿着文献梳理—理论探讨—现状分析—经验借鉴—国际交流合作策略的理念、机制及路径的整体思路进行展开。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理念、合作模式及机遇,从高职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主要开展以下三方面内容:首先,按照引进国外教育资源、中外合作项目、教师及学生流动、学校国际化政策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国际交流合作形式对陕西省38所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现状进行归纳分析,确定出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发展程度层次不齐,大多数院校国际化定位不清、优势特色品牌专业及课程体系与国际职业标准体系相差较远,招收留学生数量与高等本科教育相差较大,引智工作尚需大力加强。其次,运用国别合作度指数评价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程度,进而选取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三个国家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为对象,分析其成功经验,研究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规律和共同规律,得出其成功经验为:第一,借鉴先进职教模式,结合国情进行“本土化”;第二,扩大国际交流合作是提升职业院校影响力的重要策略;第三,开展多方合作是提升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的最有效途径。最后,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和陕西省“五大中心”建设,提出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的目标、理念及发展对策,运用SWOT分析法对陕西省38所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过程中的优势劣势进行组合分析,同时提出其国际交流合作发展策略机制,其中8所省一流高职院校应采取SO增长策略、以特色专业建设推进机制为主,其他三种推进机制为辅的国际交流合作思路,加速发展其国际化进程,而30所高职院校应采取WO扭转型策略,结合组织保障机制、互惠互利机制、协同发展及特色专业建设机制共同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在自身条件达到一定程度后,借助有力条件向SO增长策略转变,同时采取组织保障机制和特色专业建设机制共同推进高职院校向一流高职院校迈进;而陕西省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的有效措施是:第一,强化政府和院校主体功能,构建国际交流合作新机制;第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师生国际化交流水平;第三,积极开展特色品牌建设,构建特色品牌专业学科群;第四,联合“走出去”企业开发国际化教学标准,开创人才培养新模式;第五,建立信息交流新机制,增强信息互通渠道。

谢雨佳^[9]（2019）在《电商平台京东品牌国际化战略路径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加快和“一带一路”政策引导下,众多电商平台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寻求新的发展契机。各大电商平台国际化的过程,竞争激烈,而只有战略路径清晰,优势明显的跨境电商企业,才能在全球市场夺得一席之地。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品牌价值的提升,通过鲜明的优势打造“品牌名片”,走上品牌国际化的道路。京东作为国内的知名电商平台,近年来品牌价值提升非常快,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的诸多的困难,一方面它受到国内如“天猫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挤压竞争,另一方面“亚马逊”等巨头虎视眈眈,外部环境瞬息万变。本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探索京东如何选择品牌国际化道路的,为其他平台型跨境电商提供一些战略路径选择上的参考和思路。本文以“京东”为研究对象,利用品牌国际化的理论、研究方法,分析京东在助力自身品牌走向国际化的战略及其路径选择。首先研究京东品牌发展现状及动因分析,为其品牌国际化找到立足点,其次结合京东品牌国际化的外部环境以及自身优劣势分析,研究其品牌国际化战略路径的选择。最后针对京东品牌国际化中的经验为其他平台型跨境电商提供经验和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我国电商平台型企业应该借鉴学习京东在品牌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的经验,也要吸取其品牌国际化中的问题,树立好全球品牌意识,采纳适合自己发展的多元化品牌国际化发展策略,注意维系提升品牌形象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品牌优势。

杨超^[10]（2018）在《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新搜索能力的中介作用》文中研究表明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构件,是初具规模的国家创新基础设施平台,是参与顶尖国际科技竞争的攻坚力量。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是实现“到2020年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核心议题。为了保证国家重点实验室良性运行和高效发展,国家建立了实验室评估政策并不断调整完善。现行评估政策的目标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科技体制改革要求,更好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导向作用,不断增强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能力”,反映出管理部门希望利用评估政策柔性助推实验室的科技创新能力。不仅如此,“政策助推”作为一种柔性管理方式,还影响到实验室内外部资源配置,成为影响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心理学、行为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成果,将政策助推界定为实验室受到评估政策影响的行为和心理推力,并将研究问题设定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然而,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显然是一个间接作用的过程,需要依托和附着在某种常见的行为能力上,而非直接产生影响。在寻找政策助推的“附着物和依托者”的过程中,通过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发现评估政策的目标与创新搜索能力紧密相关,且实验室科研人员随机自发的创新搜索行为能力既是评估政策助推的目标导向,会受到政策助推的影响,又是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但是目前的学术讨论集中于创新搜索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或者单纯地探讨政策对创新绩效的作用,鲜有研究将三者同时纳入模型加以讨论和解析,这也成为了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研究方法的逻辑思路为“从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出发,抽取关键性解释因子,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量化检验”。具体而言:首先,在文献评述和理论建构上,以创新生态理论、创新搜索理论和助推理论为基础,建构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创新搜索能力和创新绩效的理论基础,从文献和理论角度建立了解释逻辑模型图。第二,采用案例分析法和专家评价法,综合利用访谈和问卷等数据搜集法,以H、K、S和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为单案例,陈述了不同类型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搜索源的种类和利用深度,提炼出创新搜索能力的共性特征或管理策略;采用跨案例分析法,分析了评估政策的政策助推工具,以助推力度和助推宽度为分类,将政策助推对创新搜索能力、创新绩效的影响证据进行了象限式划分。案例研究最终形成了科学导向式、实践导向式和问题导向式创新搜索能力、政策助推的问卷指标。第三,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单中介模型法和多中介模型法等方法,综合运用SPSS和AMOS软件,对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和创新搜索能力问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基于理论和案例研究,采用科学方法改良设计了符合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创新搜索能力和创新绩效问卷,对问卷指标的区分度、显着性进行了项目分析;在内容效度、建构效度和信度上检验了问卷的设计质量;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了政策助推、创新搜索能力和创新绩效潜变量的稳定性,并最终采用影响关系法和中介分析法检验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创新搜索能力和创新绩效的假设模型。第四,基于案例研究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结果,参考国外助推政策改革经验,提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政策如何利用助推实现优化设计和强化创新搜索能力的实施方案,以此说明如何有效利用研究结果形成实验室创新绩效的提升策略。综上所述,本文得到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对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反映出国立科研机构的创新绩效水平会受到政策助推的影响,这对合理设计实验室绩效管理政策提供了思路。第二,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搜索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尤其表现在科学导向式和实践导向式创新搜索能力上,而问题导向式创新搜索能力的影响作用则不显着。第三,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搜索能力在政策助推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中介检验模型中,科学导向式和实践导向式创新搜索能力的中介作用显着,且中介效果分别达到60%和39.1%,而问题导向式创新搜索能力的中介作用不显着,这说明提升创新搜索能力能够促进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有效转化为创新绩效。第四,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搜索源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利用,但是仍然存在较明显的待提升空间,学术研究出版物、首席科学家或团队负责人、学术交流活动是提升实验室创新绩效最为重要的创新搜索源。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以政策助推和创新搜索理论为基础,探讨创新资源的获取机制,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供方向;第二,结合理论和案例研究改良设计了实验室政策助推量表,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新兴概念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研究中加以应用;第三,解析了政策助推、创新搜索能力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检验了政策助推对创新搜索能力的影响作用以及创新搜索能力在政策助推影响创新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既找出了影响创新搜索能力的前置性重要因素,又分析了政策发挥作用的路径,并通过模型测度计算出不同创新搜索能力的中介效果。

二、国外知名跨国企业人才培养的特色和借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外知名跨国企业人才培养的特色和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施路径及其优化研究 ——基于湖南省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5）跨国零售企业ALDI在华营销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成员感知度视角的大学国际联盟组织效用及影响要素研究 ——以阿斯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研究 ——以深圳、青岛、苏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省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发展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电商平台京东品牌国际化战略路径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新搜索能力的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外知名跨国企业人才培养的特色和借鉴（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2]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施路径及其优化研究 ——基于湖南省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分析[D]. 周娟.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3]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学科创立与发展研究[D]. 姜雪. 河北大学, 2021(09)
• [4]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5]跨国零售企业ALDI在华营销策略研究[D]. 汪斌红.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04)
• [6]成员感知度视角的大学国际联盟组织效用及影响要素研究 ——以阿斯图为例[D]. 张梦迪.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7]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研究 ——以深圳、青岛、苏州为例[D]. 缪奇.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5)
• [8]“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省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发展策略研究[D]. 梁林园.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06)
• [9]电商平台京东品牌国际化战略路径选择研究[D]. 谢雨佳. 湖南大学, 2019(07)
• [10]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新搜索能力的中介作用[D]. 杨超. 华中科技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