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号论看我国扩招后大学生就业市场

一、从信号理论看我国高校扩招后的大学生就业市场（论文文献综述）

傅佳平^[1]（2021）在《高校扩招背景下就业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为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我国不断推进高校扩招计划,这也使得高校毕业生面临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本文从劳动市场供求角度出发,分析高校扩招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并提出一定的对策建议。

李蕾^[2]（2019）在《高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高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进行了研究,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高校扩招政策对高等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工作流动性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在研究高校扩招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时,文章首先对高校扩招政策施行的背景进行了介绍,详细定义了教育回报率的概念,并对高校扩招政策影响高等教育回报率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高校扩招之后,由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挤压效应”,高等教育回报率会发生变化。之后,文章利用2013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各学历水平的高等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高校扩招后大专和本科的教育回报率显着下降,但研究生教育回报率出现上升趋势。在性别差异方面,高校扩招后女性的平均工资水平逐渐向男性的平均工资水平靠近,高校扩招政策无法完全消除工资分配的性别差异。在研究高校毕业生工作流动性的变化时,文章首先对工作流动性在不同文献中的定义做出了分类和介绍,并讨论了工作流动性的影响因素。随后,文章基于智联招聘网站的用户大数据对高校毕业生毕业三年内的工作流动性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描述性分析发现毕业时间越晚的高校毕业生的工作流动性越强,同时随着时间的变化,高校毕业生从第一产业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流动。实证分析发现专科毕业生的工作流动性显着低于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同时男性更换工作的概率显着高于女性。最后,针对高等教育回报率在高校扩招政策前后的变化及其原因,以及高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作流动性的变化趋势,文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高等院校应加大教育投资,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应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时对专业结构进行调整;大学生在校期间应努力提高文化素养,提高人力资本,在参加工作后也应不断学习,积累专业技能;政府应完善和健全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健康的就业环境。

段自珍^[3]（2019）在《“双一流”大学本科生就业前景评价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培养社会所需的优秀人才,而“双一流”大学的专业设置和专业结构满足学生就业需要的程度是评价其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就业,他们带着对未来就业的期待进入高校学习,从这个角度看,以本科生就业前景评价为切入点,探讨“双一流”大学的专业设置和专业结构的可取之处与不足之处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教育部大规模网络调查所收集的134所“双一流”大学的本科生就业前景评价的数据,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一流大学A类高校的工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本科生就业前景评价显着更好;东部地区高校的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本科生就业前景评价显着更好;特色高校的理学、工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本科生就业前景评价显着好于综合性大学的本科生。第二,工学、医学等应用性学科的本科生就业前景评价相对较好,而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基础性学科的本科生就业前景评价相对较差。这可以用不同专业的学生所积累的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来解释。这也说明我国高校的专业结构有不合理之处,特别是基础学科的专业设置不利于学生就业。第三,专业平均薪酬等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对本科生就业前景评价有显着正向影响。第四,新工科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对就业前景的评价显着好于传统工科专业的本科生。这表明新工科教育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就业,也为我国工程教育未来专业结构的调整指出了方向。第五,工商管理等企业导向专业的本科生对就业前景的评价显着好于行政管理等政府导向专业的本科生。为了有效促进大学生就业,提出以下建议:高校基础学科的专业设置要适当考虑学生就业的需要;高校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推动新工科教育的发展。此外,政府应该给予高校一定的专业设置自主权,让高校能根据需要进行灵活的调整。

刘晓莉^[4]（2018）在《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就业质量作为就业的主要内容和更高要求,是反映国家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指标。面临当前国内外的机遇与挑战,我国政府对就业质量给予了高度重视,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高职院校学生作为技能人才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永续动力。然而,相关数据显示,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低、薪酬低、离职率高、就业满意度低等现象普遍存在,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企业和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高效运行。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将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作为研究主题,运用管理学相关理论围绕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及对策展开深入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借鉴质量管理学中质量的概念,从需求角度重新解读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内涵,将其界定为企业和高职院校学生对就业的满足程度,具有全面性、动态性、经济性、适宜性四大特征。根据全面质量管理理论,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的生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划分为毕业前的培养、毕业时的求职、毕业后的职业发展三个阶段,本研究以企业和学生利益需求为宗旨,以三阶段为主线构建分析框架,展开系统研究。第二,培养阶段是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生成的基础阶段。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是决定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因此,人才培养是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生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经分析发现,该阶段导致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高职院校服务供给与企业需求不对接以及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下高职院校的就业能力培养与学生需求不对接。通过构建高职院校服务动态能力以及学生就业能力的理论模型,使高职院校与企业和学生发生良好互动,弥补服务供给功能的缺失,供给契合产业动态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和学生的就业能力需求。第三,求职阶段是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生成的关键环节。用人单位专业技能信息甄别机制不完善以及学生专业技能信号弱,造成企业与学生之间存在严重的专业技能信息不对称,进而引发学生就业能力与薪酬匹配效率低,是该阶段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水平的主要原因。针对该原因,利用委托代理理论,从企业和学生两个角度出发,在劳动合同中分别设计信息甄别和信号发送两种薪酬机制。效用分析结果表明,在求职过程中,企业首先考虑高职院校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是否达到用人标准,再考量关键能力,通过在合同中设计不同薪酬方案,能够有效地规避专业技能信息不对称,筛选出具有不同就业能力的学生,实现就业能力与薪酬的高度匹配;信号发送机制印证了职业资格证书能够真正反映出高职院校学生的专业化程度以及其对知识和技术的实际应用水平,是高职院校学生彰显高技能水平并区别于其它层次教育人才的有效手段,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能力信号作用。第四,职业发展阶段是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生成的主要阶段。一方面,在后期职业发展中,高职院校学生隐性职业素养是除了显性就业能力之外的企业所关注的潜在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职位晋升、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就业满意度等;另一方面,企业所提供的职业发展空间是高职院校学生实现更高需求的有力保障,是学生判断就业质量高低的重要依据。但由于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及企业所提供的职业发展空间均难以满足彼此需求,制约了就业质量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本研究明晰了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的三个关键要素为职业道德、职业行为习惯和职业精神,阐释了职业发展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即公平的晋升机制,定期的在职培训,正确的择业观念,完善的社会就业保障。针对以上分析和结论,本研究提出了实现高职院校学生高质量就业的行动路径。首先,高职院校要培育自身感知环境能力、柔性决策能力和重构资源能力契合企业服务动态需求,加强学生信息能力、跨界融合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绿色技能的培养,满足新时代学生就业需求。其次,企业要建立灵活的薪酬机制,政府要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高职院校要积极开展就业指导,并行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与关键能力,提高市场人力资源匹配效率。再次,企业、高职院校和学生三方共同参与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并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举办多样化的职业培训形式,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健全社会就业保障制度,进一步拓宽学生职业发展空间。通过对生成过程中各阶段的管理与控制,满足企业和学生双方利益需求,提升、优化和保障就业质量,最终确保高职院校学生高质量就业的顺利实现。

徐菁^[5]（2018）在《高等教育扩张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效应》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公平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学研究的关注。我国近20年来高校扩招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功”与“过”也在学界内引发了诸多讨论。本文以我国高校扩招为切入点,探讨高等教育扩张可能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首先,探讨高等教育扩张对以创新为主要增长动力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熊彼特式创新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解析高等教育扩张通过影响创新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指出一方面高等教育扩张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而可能有利于增强总体创新能力,但另一方面,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扩张也可能引致研发人员甄选的信号干扰,进而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高等教育扩张的增长效应将可能随发展阶段而不同。进一步,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展开的经验检验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结论,总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对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态势。其次,从量与质两个方面探讨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不同阶层子辈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演化情况。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解析高等教育扩张如何影响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的高等教育选择。理论分析解释了高等教育扩张将有助于缩减高等教育机会量的不平等,即缩小不同阶层间子辈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但高教扩张可能导致高等教育机会质的不平等加剧,即阶层间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状况可能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利用我国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随着高考录取率的逐步提升,家庭的经济背景对子辈上高等院校（大专以上）的影响不断减小,但对考入高水平大学（“211”、“985”院校）的影响却在增强,数据检验支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再者,本文聚焦高等教育扩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本文认为,高等教育扩张培养更多技术人才,这将使得技术进步更多地偏向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促使产业结构和社会职业阶层结构向上移动,中上阶层扩大而下层不断缩小,为个人向上流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从这一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扩张将促进社会流动。但另一方面,高校迅速的扩张使得所有层次教育文凭的“含金量”下降,弱化教育水平对个人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由此,高等教育扩张对社会流动将产生不利影响。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高等教育扩张对社会流动的作用先增加再减弱,呈现倒U型。进一步,本文将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数据,对以上结论及其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基于如何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缓解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促进社会代际流动等问题,对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等方面提出简要的政策建议。

初帅^[6]（2018）在《高校扩招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但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一些问题也逐渐开始凸显。其中,最受社会与学界关注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差异开始逐渐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这一问题不仅会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会影响社会稳定。学者们对影响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个被普遍承认的观点是:教育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进一步的,在各教育层次中,高等教育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最为直接,教育回报率也最高。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革,那就是1999年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扩招政策实施后,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在短时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迅速增加。从直观上来讲,扩招政策使更多的居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并且使接受高等教育的信念深入人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民的人力资本积累,也提高了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收入分配差异产生一定的缓解作用。已有文献对这一问题有所注意,但是多直接将扩招政策作为虚拟变量来进行研究,忽略了政策本身对不同收入特征群体的影响,并且缺乏考虑政策的影响路径。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在“控制-干预”的思路下,利用相应的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研究了扩招政策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具体影响,以及对不同收入群体有什么差异化的影响。同时,我们研究了高校扩招政策通过何种路径对城镇居民产生了影响。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高校扩招政策对于缩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扩招政策减小了大学生毕业群体与高中生毕业群体的收入差距。具体而言,政策的作用主要是缩小了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异,尤其是缩小了接受大专教育类型的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距。对于接受本科教育的大学毕业生而言,扩招政策并没有显着的降低其与高中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第二,高校扩招政策对不同收入分位点的群体存在异质性的影响。随着收入分位点的逐渐提高,高校扩招政策对于缓解收入分配差异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并且扩招政策对位于最低收入分位点与最高收入分位点群体间的作用出现了不显着的情况。这意味着,扩招政策主要作用于中等收入群体,对处于最低端收入群体与最高端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小。而中等收入群体出现的“倒U型”关系,意味着扩招政策的作用与个体收入特征有极大的关系。第三,高校扩招政策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路径是通过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的。宏观层面,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微观层面,高校扩招政策显着增加了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缩小了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间的教育回报率差异。

黄彧^[7]（2017）在《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经济效应与创业效应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出于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世界各国开始推进了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各国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视与日俱增,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也成为了历史趋势。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受此次危机的波及,国内市场相继出现了有效供给不足以及通货膨胀等现象。对此,中国政府在1999年实施了一次旷世规模的高等教育扩招,扩招后激增的高校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为中国宏观经济注入了活力。无可否认地是1999年的扩招是中国高等改革的重大事件,扩招后的二十多年来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黄金时期,但扩后庞大数量的高校毕业涌入市场也加剧了社会失业。理论上,高等教育扩招不仅在数量端给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人才输出,推动了经济增长;扩招后高等教育还在质量端提升了劳动力的素质,并催生出一定的自我雇拥和就业选择意识,增加了创就活动的发生。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攻坚时期,社会变革剧烈,就业形势严峻,每一年都可以听到“最难就业季”、“毕业即失业”抑或“与其埋头苦干,不如自己当老板买断”等声音。不少人将当前的就业压力归结为扩招引致的人才泛滥和过度教育,那么是否是扩招导致了上述实际情况呢?笔者认为苛责扩招的前提是我们真正弄清了扩招的真实政策效应。因此,本研究针对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政策效应做出了相关研究,着重考察了扩招的经济效应和创业效应。通过对高等教育扩招国内现状与国际经验事实的分析发现,自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的进程加剧,国民受教育程度显着提高,但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不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结合具体文献与实情,本研究认为高等教育扩招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改变明显,激增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涌入人才市场,既为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也使更多的应届生加入到创业的队伍中,但过度的教育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下滑和失业。时至今日,由于扩招导致高校应届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屡有发生,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到底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与大学生创业业,这是本研究的研究重点。同时,需要明确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剧与进一步的教育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已然是历史趋势,因此,如何让高等教育扩招促进创业就业带动中国经济新增,如何保证扩招后教育质量与教育规模协同发展将是下一步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通过对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扩招等相关学术概念的严格界定,本研究明确了研究主题所需测算的政策效应。采用经典人力资本论和倍差法的分析框架,结合分层理论和具体研究背景对经验模型框架进行了改进,建立了理论模型。基于此,本研究还通过对特定经济历史和政策体制的梳理,特别将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经济效应和创业效应进行了分析。理论分析的结果是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属于我国“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积极财政政策,此次扩招的力度与规模在世界范围都令人瞩目;由于扩招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扩招的长期经济效应已经得以显现。因此,本研究运用中国1999-2013年30省的宏观面板数据,遵从效应分解的思路,将扩招的政策效应分解为外延规模效应与内涵质量效应,对扩招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测算;沿用“控制-干预”的思路,将扩招视为准自然实验,对扩招的创业效应进行了测算。综上,本研究的结论是:首先,高等教育扩招作为优化人力资本、助推技术创新、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是实现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新增长的重要举措,中国的高等教育扩招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端的强力输出,实现了对宏观经济和创就活动增长的重要贡献。其次,效应分解下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回归与IV估计修正的结果显示扩招显着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增长,其中高校毕业生规模每扩大1%,GDP将增加0.158%,但扩招的内涵质量效应显着为负,反映出扩招后存在教育质量下滑;而DID的结果则显示扩招促进了创业发生,扩招每增加一单位,创就活动增加2.4%。同时,扩招对宏观经济起主要作用是外延数量效应,模型结果表明事实上内涵质量效应将更有助于宏观经济和创就活动的增长,故扩招的内涵质量效应还有进一步的挖掘空间。再次,扩招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的扩招显着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存在教育质量下滑影响了地区经济增长,中西不显着的扩招效应反映出下一步高等教育改革应着力质量工程的建设,协同中西部等高等教育扩招人才输出地区联动发展,使扩招带来的红利全民共享。概而言之,为实现当下转型升级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新增,需要不断深化教育改革,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走注重质量的内涵发展道路。本研究对扩招经济效应和创业效应的理论分析进一步丰富了相关政策的学理分析;同时,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下一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王林^[8]（2016）在《北戴河区政府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对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了多重理论与实践对策,尤其对于政府促进大学生就业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目前关于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的研究较多,但主要集中在对就业指导理论的介绍和对国外就业指导经验的简介方面,缺乏系统的实证性的就业指导研究。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历年来一直都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点,也是人们广为关注的焦点。论文选取北戴河区为切入点来分析这一区域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与就业特点,首先对北戴河地区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对北戴河区大学生就业现状进行调查,主要研究了北戴河区大学生就业的流向和就业的形式,然后分析了北戴河区大学生就业力、就业结构以及自主创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次,从政府角度出发,分析了在政策方面阻碍北戴河区大学生就业的几点政策方面的因素,例如重点分析了北戴河地区大学生就业促进制度机制不健全,就业政策缺乏配套措施,地区产业层次偏低导致的市场需求不足,政府行政监督不到位,学生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不协调,自身的择业观念不当以及自主创业扶持政策不到位等问题。最后,论文提出促进北戴河区大学生就业的相应的建议性对策,例如建议了政策层面取消就业制度、积极主导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就业市场改革、完善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还指出教育主管部门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政府主体应该积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等方面的具体建议。以期通过本论文的研究能够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更好地完成,使大学毕业生得以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为我国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维护社会安定与和谐发展。

代馨^[9]（2016）在《中国大学生过度教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过度教育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曾不同程度的出现过度教育现象。过度教育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弗里曼于1976年首先提出的,他观察到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的收入差距急剧缩小且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低于自身学历水平的工作岗位上就业,弗里曼将这种现象称为"过度教育"。此后,过度教育问题引起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过度教育更多的表现为大学生失业。1998年我国出于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及缓解就业压力等层面的考虑提出实行高校扩招计划,并于1999年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自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模式开始向大众化教育模式转变,高等院校招生规模迅速增加,到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提前7年实现目标。高校毕业生人数由1999年的101万人增长至2015年的749万人,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3.34%,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在此背景下,我国大学生的过度教育现象愈发明显,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才"挤占效应"、"学历高消费",高等教育收益率下降以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不断升级。研究过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过度教育不仅使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削弱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会使雇员对工作的满意度下降进而影响其劳动生产效率,损害社会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同时,过度教育会影响人们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本论文致力于研究大学生的过度教育问题,分别从过度教育发生率、过度教育收益率以及失业三个维度来研究我国大学生过度教育的具体表现,进而全面而综合地掲示我国大学生的过度教育问题;并分析过度教育的制度与政策成因,进而寻求政策上的改进,力图缓解甚至解决大学生过度教育问题,进而实现大学生就业环境的改善与就业质量的提高。本研究共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过度教育的研究综述、过度教育的度量、成因分析与政策建议,主要研究方法与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研究综述。该部分的内容安排为:（1）交代过度教育的定义和内涵,以及过度教育表现的三个维度;（2）系统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过度教育形成机制的研究文献,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信号理论、工作竞争理论、工作匹配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及教育质量差异论和技术变迁理论的主要观点并进行评述,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3）关于过度教育的实证研究回顾:一是,过度教育发生率测量方法的评估与文献综述;二是过度教育收益率测度的模型与文献综述。这部分内容重在呈现当前关于过度教育的研究进展,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证基础,有利于后续内容的展开。第二部分,过度教育的测度,从过度教育的三个维度上具体展开,分别测量过度教育的发生率、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以及过度教育背景下的失业与待就业规模。首先,在过度教育发生率方面,本研究使用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与政策研究"（批准号14BSH107）以及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研究"（批准号11JJD790052）的调研数据来分析我国大学生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情况,利用标准差法和众数法作为衡量手段,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分析过度教育发生率的总体水平以及个体特征、企业所有制及行业差异,并进一步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来分析过度教育发生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其次,关于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本研究使用2014年的样本数据来分析我国大学生过度教育收益率,基于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分析大学生收入水平的个体特征差异、企业所有制与行业差异,同时通过构建ORU模型和Verdugo-Verdugo模型来估算过于教育收益率情况;另外,关于过度教育背景下的失业,本研究根据教育部近年来公布的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指标与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大学生就业报告》分析近年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与待就业规模,直观分析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同时,基于奥肯模型分析总量经济增长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动作用,并通过分析人社部网站近年来公布的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人才的求人倍率指标及应届高校毕业生失业情况,分析大学生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所面临的供求情况。第三部分,过度教育的制度成因及政策建议。本研究从我国的就业体制、产业发展政策以及企业的人才选拔标准与工资激励三个层面来分析制度与政策对过度教育的影响。其中,关于产业发展政策对过度教育的影响,本研究主要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来分析产业结构与大学生就业结构的协调性问题;关于企业的人才选拨与工资激励对大学生过度教育的影响,本研究主要通过Mincer工资方程来反映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用人标准。最后,结合过度教育的表现及其制度成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不仅证明了我国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教育现象;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中存在行业分割、企业所有制分割以及性别歧视使过度教育现象更加突出;另外,产业发展政策不合理和企业的人才选择与激励也是催生过度教育的重要因素。具体如下:第一,我国大中城市存在过度教育现象,（1）在过度教育发生率方面,2014年样本平均过度教育发生率在15%以上,且随劳动者学历层次的提高而增加,通过截面数据的比较发现劳动力市场中岗位学历水平有所提高,验证了工作竞争理论和教育信号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2）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是负的,ORU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过度教育收益率和教育不足收益率均低于适度教育收益率水平;Verdguo-Verdugo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为负值,发生过度教育的劳动者收入水平显着低于同等学历水平上适度教育劳动者的收入,验证了人力资本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3）大学生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近年来大学生的求职难度不断增加,应届高校毕业生中迫于就业压力而选择创业与升学比率持续增加,受雇全职的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力市场上新成长失业青年中应届高校毕业生占50%左右,规模高达50万人以上。第二,不同所有制企业和行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不同,这一结果验证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在民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就业的大学生劳动者的过度教育发生率显着低于国有企业,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三资企业就职的劳动者过度教育发生率与国有企业不存在显着差异;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IT业相比,受政府行政管控较为严格的行业中劳动者过度教育发生率更高,包括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及供应业、社会公共管理服务业、房地产业、教育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8个行业。第三,性别歧视的存在使女大学生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从教育收益率及大学生的求职结果来看,女大学生存在一定的教育过度现象。ORU模型、Verdguo-Verdugo模型以及Mincer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均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大学生的收入水平显着低于男性,且这种现象无论在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广泛存在;同时,在求职过程中女大学生遭遇严重的性别歧视,其就业搜寻次多比男生高得多,获得就业机会较少。第四,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过度教育现象的发生。基于奥肯定律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总量经济增长并没有有效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发展失衡导致大学生在各经济部门畸形分布,进而导致过度教育现象产生。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极为不协调,与之在国名经济中的地位相比,其对大学生人才的吸纳能力较弱;第三产业是大学生就业的主要领域,但大学生在产业内部的分布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与生产相关性较小的社会服务业吸引了过多的大学生人才,而与生产相关性较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流通性服务业吸引的人才数量较少。第五,用人单位招聘时对求职者的要求以及其对大学生的工资激励特征均反映出学历偏好,这将促使劳动者不断追加自身的教育投资,进而造成过度教育现象普遍存在。我国大多数企业在招聘时往往将求职者的学历作为门槛,并且对劳动者的学历施以更高的工资激励（国有企业更为明显）,而对"干中学"工作经验的工资激励力度较小。基于上述五点结论,本研究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我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内生于财政分权体制与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对此笔者认为改进措施有二:第一,在现有的分权体制下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标并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平衡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第二,废除分权模式,借鉴西方公共财政体制的模式,进行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改革,充分发挥"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在产业发展政策上,加快工业化进程,增加工业行业的技术生产水平,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进而调整大学生的就业结构,使大学生人才的就业领域从社会服务业逐渐转向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二是,加强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市场化。消除相关垄断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壁垒,鼓励民营资木和外商资本的进入,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取消政府对银行利率及信贷投放的干预,加快发展在公开市场上的直接融资方式。政府应在税收政策、监管政策、体制改革走向以及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为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公共政策环境,同时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三是,效仿日本模式提出高等教育应实行前瞻性发展。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出发,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发展为前提,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三点:第一,提出了一个可用于过度教育问题研究的框架。当前我国关于过度教育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对过度教育发生率和过度教育收益率的实证分析,然而Coombs（2000）与Maynard and Feldman（2011）等人指出过度教育在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失业现象,基于此本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要从过度教育的发生率、收入效应及失业率三个层面综合分析我国过度教育的情况,致力于为过度教育的分析提出一个研究框架;第二,构建了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的计量模型。关于过度教育背景下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分析,本研究除采用绝对与相对数据来描述大学毕业生的失业与待就业规模外,尝试构建大学生就业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目前关于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研究大多为定性与简单的数据描述,而对二者进行建模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引入奥肯模型对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进行经验验证,定量分析高校扩招以来,经济增长对大学生就业拉动作用;第三,厘清过度教育的相关制度与政策成因。全面分析影响大学生过度教育的相关政策与制度性成因,从就业体制、产业发展政策及企业的用人标准与工资激励层面分析过度教育的形成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建议,试图有效解决大学生的过度教育问题。

姜雪^[10]（2015）在《中国技能溢价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需求—供给—制度的逻辑框架》文中认为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关系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工资收入又是普通劳动者收入的主要来源,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有利于激发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稳定劳资关系和确保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因此,对收入分配中的工资收入分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对中国存在的工资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以及不同的企业所有制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对于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国外学者将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表示为技能溢价,技能溢价作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方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尤其是针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丰富,本文利用CHNS数据,从需求、供给和制度三个方面对我国的技能溢价成因进行了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便出现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技能溢价同时并存的现象,尤其是自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大学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并没有降低技能溢价,反而使之提高。而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给非农业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注入更多的非技能劳动力。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一种的特殊现象是,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供给同时增加,与之相伴的是技能溢价的上涨。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来我国的技能溢价变化与其他国家的变化有所不同,呈现出波动式上涨的情况;第二,从整个经济层面而言,我国存在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如果将整体经济部门划分为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和非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进行分析的时候则会出现如下情况: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技术进步增加了该部门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但是非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技术进步则不会增加该部门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在我们国家,只有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存在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例如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而非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并不存在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例如农、林、牧、渔业以及制造业等。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来解释为什么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劳动力市场之后,我国的技能溢价并没有出现太大幅度的波动,因为非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增加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些部门所需要的还是那些非技能劳动力,也就是说,非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均在增加,故而其工资水平不会大幅度的下跌,从而不会对技能溢价产生太大影响,而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会从一个方面增加他们的工资水平,对技能溢价的增加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发生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的时候,在短期内,技能劳动力的相对供给是不发生变化的,这会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由于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从而会提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也就是提高技能溢价。从长期来看,由于技术进步会呈现日新月异的变化,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增长的速度要快于劳动力增长的速度,这就导致即使技能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增加,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也会上涨,从而提高技能溢价。也就是说,封闭经济条件下,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若不考虑其他的影响因素,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的发生都会提高技能溢价。值得注意的是,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是通过其对非技能劳动力的替代而发生的,这种替代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于引进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原先由非技能劳动力进行的工作现在被技能劳动力所替代,从而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另外一种则是那些由非技能劳动能力生产的产品被技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所替代,其替代弹性越大,则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就越多,从而技能溢价上涨的越快。虽然h-o-s定理可以部分地解释发达国家出现的技能溢价现象,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技能溢价现象解释能力则相对弱很多。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各种贸易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偏向型技术变化和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产生影响因而影响其技能溢价水平,而不是单独对技能溢价产生影响。在贸易开放的情况下,冰山贸易成本的减少并不会对我国的技能溢价产生显着的影响,这与目前已有的对于发达国家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另外,进口资本设备的增加会提高我国的技能溢价,这是由于在我国,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存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所以进口资本设备会增加该部门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整个经济体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增加进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对技能溢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说明在我国,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会影响技能溢价的;第四,高等教育扩招对技能溢价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劳动力市场信号效应。另外,增加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教育支出将会使得该部门技能劳动力增长速度加快。因此,伴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城镇部门的技能劳动力数量将会增加,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政府对农村部门教育支出的增加将会是一种帕累托改进。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扩招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是负向的,即便不控制其他变量,高等教育扩招对技能溢价的影响也不如农业劳动力转移大,这说明高等教育扩招并没有拉大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而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则对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产生影响。这从实证上印证了本文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技能溢价影响的作用机理。故而,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从而使得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第五,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不同技能劳动能力的工资水平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在1997年,黑龙江省的技能劳动力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的比例要高于非技能劳动力,而其他省份则表现出最低工资标准对技能劳动力的影响相对较弱的现象。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技能劳动力中受到最低工资标准影响的人数比例都要远远小于非技能劳动力;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对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工资都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因此,仅从分位数回归不能看出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对技能溢价产生何种影响;同时,本文使用准实验模型的did分析表明,在短时间内,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并不会有什么影响,而从上期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有利于减少我国的技能溢价水平,并且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首先,从已有研究技能溢价的文献来看,目前还未见到有文献从需求-供给-制度的角度综合分析我国技能溢价演变成因的,本文在需求-供给-制度的逻辑框架下分析我国技能溢价的演变成因弥补了这一缺陷。其次,在分析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存在性的时候,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非技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不是笼统地从整个经济体的层面或者从整个制造业层面进行分析,这无疑是研究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存在性检验的一个创新之处。第三,从已有文献研究发现,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大学生扩招对不同受教育群体的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的影响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文献不是很多,因为这一现象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虽然国内目前有很多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收入的角度而非工资的角度进行分析,另外,很少有学者将高等教育扩招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工资的影响相结合进行分析,因而这是一种研究视角的创新;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目前国内已有的针对不同群体间工资差异的研究主要从不同性别、所在企业的不同性质以及不同户籍等方面进行的,而且研究的方法大多是用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本文在分析制度因素对技能溢价影响的时候,不仅仅使用分位数回归进行分析,同时使用了模拟did进行分析,弥补这一方面的缺陷;三是理论应用的创新。本文尝试着运用基础理论分析解释偏向型技术变化、国际贸易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本文拓展了传统的H-O-S模型,将之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并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这在以往的文献研究中尚未有过。本研究今后要继续拓展的领域是,深化技能溢价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二、从信号理论看我国高校扩招后的大学生就业市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信号理论看我国高校扩招后的大学生就业市场（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扩招背景下就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高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双一流”大学本科生就业前景评价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高等教育扩张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6）高校扩招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经济效应与创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北戴河区政府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大学生过度教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技能溢价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需求—供给—制度的逻辑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信号理论看我国高校扩招后的大学生就业市场（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扩招背景下就业问题研究[J]. 傅佳平.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1(06)
• [2]高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李蕾. 湖南大学, 2019(06)
• [3]“双一流”大学本科生就业前景评价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D]. 段自珍.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4]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及对策研究[D]. 刘晓莉. 天津大学, 2018(06)
• [5]高等教育扩张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效应[D]. 徐菁. 厦门大学, 2018(07)
• [6]高校扩招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影响研究[D]. 初帅. 山东财经大学, 2018(08)
• [7]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经济效应与创业效应研究[D]. 黄彧. 西南大学, 2017(02)
• [8]北戴河区政府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对策研究[D]. 王林. 燕山大学, 2016(08)
• [9]中国大学生过度教育问题研究[D]. 代馨. 东北财经大学, 2016(06)
• [10]中国技能溢价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需求—供给—制度的逻辑框架[D]. 姜雪. 中央财经大学, 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