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扬州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研究版总目录（第21-24期）

一、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2年总目录(总第21～24期)（论文文献综述）

马春霞^[1]（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王海凤^[2]（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刘琪^[3]（2019）在《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俄行业合作、中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发展需要通晓俄语、熟悉俄罗斯国情的专业人才作为支撑,中俄合作办学自身的发展也需要突破瓶颈,中俄合作办学需进一步优化其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国家发展及其自身发展的要求。国家发展和中俄行业合作对人才的需求决定了中俄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围绕这一目标和规格,在区域竞争力理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和原则三个理论的指导下,以文献法、比较法、数据分析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对俄罗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在师资队伍建设,学科专业设置,规模层次布局现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剖析数据表象背后的本质,继而总结出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的困境和优势,再结合对典型案例的剖析,论证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的原则及策略。依据政府需求、市场需求,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俄行业合作,据此,其人才培养规格定位于培养“俄语+专业”的国际型人才。通过对俄罗斯优质教育资源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俄罗斯高校是我国一般地方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较为理想的合作对象。就其总体发展和典型案例的发展现状来看,当前其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培养层次布局不合理,专业设置较为集中。办学层次以本科为主,高职、硕博层次占比很小;本科及以上层次办学以理工自然科学领域专业为主,高职层次办学高度集中于轨道交通类;其二,师资队伍建设尚需完善。中方高校教师职称、学历水平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引进俄方高校师资不足,且对俄方教师利用率较低,高龄教师占有较大比例;其三,俄语课程占用课时过高,引进外方专业课程比例较低,对共同开发课程和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课程重视不够;其四,“985工程”、“211工程”类别高校参与度非常低,举办高校地域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部分高校存在举办项目“一哄而上”的现象;其五,学费标准总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办学经费筹措困难。从其后续发展来看,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还将面临来自俄方高层次师资短缺、合作办学内部竞争激烈,联合学位在俄罗斯发展受限等困境。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迎来多方政策红利,中俄经贸、文化交流将大力推动中俄合作办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变动也有利于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发展。未来,优化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需秉持服务中俄合作原则、优先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急需人才原则、突出“俄语+专业”特色原则。在办学实践中,需按照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党建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方面的党建工作,尤其注重保障项目中赴俄留学学生的思想纯洁性;解决当前在生源、师资建设、课程教学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政府部门加强引导规模布局,鼓励黑龙江省以外的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院校参与中俄合作办学,以扩展研究型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基于中俄合作行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地方政府对俄经济战略对人才的需求、中方高校的优势特征调整办学层次和学科专业布局;充分利用当前俄罗斯力推高等教育国际贸易的契机,加大引进俄方优质教育资源的力度;构建中俄学分互换体系,尝试在大学联盟、教育集团等教育集群内发展中俄合作办学,以促进学生国际流动。

徐俊刚^[4]（2018）在《非简帛类战国文字通假材料的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战国文字材料大量发现和公布,战国通假字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於楚简、秦简等简帛类材料通假现象的研究领域,而对非简帛类通假现象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因而我们将非简帛类战国通假字作爲整理和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较爲全面的整理和考察,希望能够爲古文字、古史、古文献、上古音等相关研究领域提供一份较爲可靠的参考资料。论文绪论部分界定和解说通假、战国文字等相关概念;对已有的研究情况和研究专着、文章作举例式说明;论述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最後详细阐释论文使用的材料和收字原则。论文主体部分共分爲三章。第一章整理并列举了能够确定的非简帛类战国通假字例,这些字例学界意见比较一致,可以作爲谈通假时的定例。各组通假字例,按王力拟定的上古音三十韵部爲序排列,同一韵部内按照声纽排列,每组通假字例标示出声纽韵部,并列举相关辞例,辞例包括各系别、国别的材料,并尽量涵盖铜器、兵器、货币、玺印、封泥、陶文、玉石等不同文字载体。爲便於全面考察和比较,传世文献和楚简、秦简中相同的通假用例一并列出。脚注中附观点出处和对相关问题的说明。第二章列举目前学界尚存争议的非简帛类战国通假字例。这一部分并非文字集释,而是收录与解说通假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以转述或部分引用的方式列出相关观点,在条目末尾以“按语”的形式对某些意见加以补充说明。第三章,基於论文搜集和整理的战国文字通假材料,对论证通假关系时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举例式说明,包括释字、形近)混、用字习惯、上古音通转规律、方言方音,以及文字材料的文意、国别归属、地理定位等因素。附录部分,列出目前已见的可疑铭文、印文及秦汉之际的玺印,这些材料不在论文使用材料的范围之内。论文最後还附有通假条目索引、笔画检字表、引书简称、参考文献等内容。

黄薇^[5]（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提出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张杰^[6]（2017）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伐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对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政权的巩固使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较为稳定连续的政策,而不再像北京政府时期,教育政策常因政权更替而具有间断性。但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战争、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等种种因素,又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为研究对象,充分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从思想道德教育、行为规范管理和救济帮扶政策等角度阐述该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改革实践,以期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历史演变、内容范畴、方法举措、历史地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从而力图从根本上去把握该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基本内涵与变化规律。本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是国民党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系统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自我管理能力,以增强国民党对青年学生的管制力,并向社会输送具有“共和精神”的大学毕业生的重要途径。党化教育和训育,旨在强化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政治化、系统化、制度化的党义教育课程和训育管理举措,使“三民主义”理论和国民党党义的灌输融入学生日常管理。高校训育机关围绕训育目标,依照训育原则,组织实施对学生的训练、教育,试图让学生时时处于国民党的思想控制之下,目的就是让学生认同国民党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观念,进而认可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自治组织的管理和操行的培养,旨在规范大学生的操守行为。高校学生自治组织主要有学生自治会和学生团体两种组织形式。学生在组织活动和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锻炼了能力,学习了知识,联络了感情,但过度的学生自治权力有时又对学校日常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各专科以上学校制订操行考查规程,随时考查学生的操行,并评定等级或酌予操行成绩,将其作为学生评奖评优的条件之一,借此达到对学生进行行为规范教育的目的。学生资助和就业管理,旨在帮扶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的学生。抗战时期,许多大学迁移至西部,产生了大批流亡大学生。政府为适应战时各方面人才的需求,并争取这部分青年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先后制定了奖学金、贷金、公费以及战区学生优待等资助措施,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捐资助学。高校一方面积极向政府请求补助,另一方面也设立本校奖学金,设置勤工助学岗位,鼓励学生发起筹款运动,多渠道筹措资金救济学生。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在政治、经济、教育以及学生个人主观选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临严峻形势。一方面,经济不景气,许多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疲软;另一方面,高校的招生结构和课程体系的不合理,以及学生就业指导的缺乏,使毕业生的职业素养与社会需求脱节。此外,社会用人机制不科学和大学生职业期望值过高,也是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政府为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开办毕业生就业训导班,高校亦成立职业介绍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但没有达到治本的效果。综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概貌,一些教育家摒弃封建教育观念,积极引入西方教育理论,在管理中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生管理思想的进步性,促进了中国高校学生管理体制的新陈代谢。但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高校沦为统治阶级教化学生的工具,导致高校学生管理带有浓厚的“管制”色彩。官僚作风的束缚,管理制度的欠科学性,管理机制的被动性以及经费支持的不力,制约了高校学生管理的发展。

刘乐乐^[7]（2017）在《“观”、“看”视域下的汉墓壁画“象”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汉代墓葬壁画以图像的形式呈现了汉代人对死亡的态度以及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因而,汉代墓葬壁画在一定程度上比传世文献中记载的丧葬制度更加直接与立体,研究者可以通过对汉代墓葬壁画内容和风格的释读探知蕴含其后的思想、经济、社会等文化脉络以及当时的审美风尚。但是,汉代墓葬壁画在事死如事生的特定主观目的制约下,作为墓主的随葬品深藏于地下,其图像呈现的内容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现实本身,而是暗示了墓主（或赞助人）欲将墓葬转化为死后理想家园的殷切期望。墓壁被发掘后,墓葬壁画由藏于地下的随葬品变为举世瞩目的艺术品,墓葬壁画在图像-观-观者的视域下被探寻、追问。在这种研究范式中,研究者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在墓葬之中,以视觉形象呈现的墓葬壁画并非是作为视觉图像而存在的。这意味着,许久以来,墓葬壁画作为被观的对象,遮蔽的存在着。因而,在墓葬壁画研究中,必须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谁在观?二、观何物?三、如何观?墓葬壁画的观者包括两类,即墓葬被封藏前墓葬的建造者、赞助人和墓葬被发掘后站立于丧葬礼仪体系之外的意外观者。他们所观之物分别是具有空间性和物质性的墓葬中壁画和或丧失空间性或丧失物质性的（墓葬）壁画。他们与墓葬壁画的关系都是视觉活动下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这种视觉活动中,图像、观和观者都属于日常语言,观因观看者的不同视域呈现为盲目之看与意见之观,墓葬壁画亦因此被赋予宗教、政治和美学等价值。但是,在墓葬这一特殊的存在场域中,墓葬壁画虽然是视觉图像,但却指向非视觉。就此而言,封藏于地下的墓葬壁画究竟是否存在观者?或者更确切的说,墓主究竟能否成为墓葬壁画的观者?这一问题的追问促使我们对“观”这一概念进行重新界定。“观”除具有看、极目洞察之见的用法之外,其本字“萑”与“翟”皆有灌祭一义。所谓灌祭是指天子或诸侯以圭瓒酌郁鬯之酒灌注于地,使香气达于渊泉,引起神灵的注意,使之（神）起而与尸之形相合,如此,主人和主妇才能通过献“尸”（形神合一）实现尸饱如亲饱、尸醉如神醉的祭祀目的。故而,“观”作为祭礼之一环,具有神秘的降神意义,使尸作为真正的祖先而存在。对于墓葬礼仪图像而言,图像的本性（象此之“在”）完成于其自身之中（降神附于图）,而非画师、赞助人或其他观者的观看、判断、陈述之中。在“观”的此种意涵中,因日常语言所遮蔽的墓葬壁画像作为“象”的本性显现出来。“像”的首要意涵是指与物（人）相似之形,此意涵乃是从“象”中分化出来的形式、形状义。根据《周易》对“像”与“象”关系的论述,“象”强调形似之意的同时更强调“象”如所像之物一样去存在。这说明,“象”不仅指物之形状,更包含与形相对的生与神,是与所象之物生命上的一致。汉代墓葬壁画在墓葬礼仪空间中,绝非诉诸视觉的“形”所能规定,而是作为“象”,在感神通灵的信仰下,具有“致天神”的能力或其本身即是真实的存在。不仅如此,在墓葬的特殊礼仪秩序下,汉代墓葬壁画的位置与墓室特定空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使墓葬具有天象、仙境和家园的象征性意涵,共同完成死者“理想家园”的建构。对于当代观看者而言,汉代墓葬壁画成为被观照的艺术品,其作为视觉艺术的审美价值凸显出来。汉墓壁画艺术风格问题最先为西方学者所注意,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汉墓画像的空间构图原则,试图证明汉墓画像经历了由二维到三维的图像空间进化。但是作为汉墓壁画最直观的呈现形式——色彩与线条却为中外学者忽视,而这两者无疑最能呈现出汉墓壁画的独特魅力。关于汉代墓葬壁画的用色问题,学者多以五色审美模式涵盖之,却未考虑五色作为一种审美模式的真伪性和五色理论与汉代墓葬中的颜色遗迹的相悖性。五色理论经由时间的演进而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意涵,不仅成为阐明或建构以五行为序的思想体系或礼仪制度的一面,更被赋予了道德价值判断,形成一种“反色彩美学”的色彩理论;而目前所能见的汉代颜色遗存皆穷尽画工设色之能,可谓“五色杂而炫耀”。这说明从先秦到两汉,不断被“道学化”的五色理论并未成为汉代实际的用色标准,相反,汉代实际用色愈益追求惊采绝艳的生命感性之美。关于汉代墓葬壁画的用笔问题,有学者以为汉代用笔唯尽生动而未至于神。的确,汉代绘画从未特别追求象外之韵的呈现,而是以线条呈现出生命运动的极致。汉代绘画遗迹中的云气意象与奔马形象作为极其简易的“概念化形象”,最能体现两汉时期笔描的特质,二者虽有特定的程式表达,但画工对笔描运动之变化的热衷使其造型语言作最大程度上的夸张表现,线条作为“象”的骨骼挺立起“象”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色彩与线条属于赋形的方面,而汉代墓葬中的壁画对于色彩与线条的重视,说明色彩与线条在墓葬中具有超越于形之上的与生命存在相关的意涵。山水画与人物画作为中国绘画中的两大题材,其在汉代己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汉代山水图像多为仙境山水,仙山的神圣性与理想性是其最重要的意涵所在。而山水画,尤其是隐逸山水画所呈现的是与画家胸中丘壑相呼应的如桃花源式的超越现实自然山水的理想山水。就此理想性而言,隐逸山水与仙境山水图像确实存在某种亲缘关系。墓葬中墓主形象的面部刻画十分精细,但这些精细的面部特征并不足以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人物仿佛带着一具高度概念化、理想化的面具。传世绘画中的人物像虽然坚持写貌传神,但画家在人物实际形貌的塑造上未必比汉代画师高明许多,由形貌所见的人物性格依旧隐于现实与理想之间,可见,文人小像依旧是一种理想性的形貌。然而,现代画史研究多将山水画与人物画传统追溯至魏晋时期,忽略汉代山水图像与人物像所承载的宗教象征内涵,而更倾向于以超俗的文人理想与个人性的抒怀解释之。这种忽略隔断了山水图像与人物图像在产生之初所表达的汲汲以求的世俗的理想性。当代学者认为,文本与图像的错位意味着“以图证史”的研究方式无法满足汉墓壁画的研究,而必须将墓葬壁画置于墓葬之中探索其自身的存在意义。这种对墓葬原境的强调或再现以及解释者客观的设身处地的投入无疑可以唤起汉代墓葬壁画原始的、真实的生命瞬间。但是,对于汉代墓葬壁画而言,历史的巨大时间沟壑使得研究者不可能抛弃自己的视域,完全进入墓葬建造者、赞助主,乃至墓主的视域。这意味着,当学者强调墓葬礼仪空间的还原时,他们对于墓葬壁画图像自身的风格、意涵及空间象征性,乃至文本理解等的前见势必会影响到墓葬礼仪空间的还原和汉代社会、政治和宗教环境的复原。由此,当学者在对汉代墓葬壁画的礼仪环境进行还原的同时,必清醒的意识到这种还原是否真的可以完成,并思考研究者究竟应该以何种心态面对汉代墓葬壁画,是惊喜于其作为历史的引证材料的史料价值,还是惊诧于其作为艺术史遗珠的美学价值,抑或惶恐于这难以重构、难以还原的特定存在场域、特定文化背景及宗教背景下的“象”的存在。

刘云凤^[8]（2017）在《近代以来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公平问题在中西方的历史上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了对公平问题的探究,从对“公”、“平”、“正”、“义”的阐释到对大同社会的美好憧憬,展示了人们对于公正平等社会的向往。西方对公平问题的探究在古埃及就有文字记载,表明公平最初是同人们的劳动实践及分配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西方的公平思想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派别。中西方历代先贤们的公平思想对于当前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认识和解决公平问题仍然具有启发意义。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环境、运行程序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特别是非市场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反映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改革中各种矛盾的阶段性和集中性爆发,深层次社会矛盾的显现,使得公平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国家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公平问题,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显示了政府解决公平问题的过程与决心。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梳理近代以来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探析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总结归纳其中的教训和经验,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的公平问题可以提供某些借鉴和启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采用历史学方法、政治学方法、传播学方法等,对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论文内容包括绪论及六章内容。论文在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研究方法与结构、基本概念的界定。在基本概念的界定部分,阐述了“公平”、“公正”、“正义”的异同,介绍了公平的类型等,指出了平等是衡量公平的重要指标。论文梳理了西方历史上的公平思想,筛选出了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包括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契约论公平思想、功利主义公平思想、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公平思想、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沃尔泽和米勒的多元正义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也是产生于西方的公平思想,但在性质上与西方其他公平思想截然不同,所以在分类上单独列出。分析了上述公平思想在西方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对这些公平思想进行概括、归纳、提炼。西方公平思想随着列强的侵略涌入中国。基督教神学早在唐朝时期就传入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圣经》完整译本在中国的出现,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传教士作为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传播主体,通过直接讲道、写作或翻译书籍、创办教会学校、发行报刊等方式进行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传播。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在内容上具有麻醉性、消极性,鸦片战争后被列强利用充当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奴化和驯顺中国人民,以利于列强的殖民侵略;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在客观上冲击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成为太平天国的理论来源之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是西方平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契约论公平思想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入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天赋人权思想、三权分立思想等逐渐传入中国。契约论公平思想源自霍布斯、洛克、卢梭,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较早地接触到或传播了天赋人权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对契约论公平思想的间接或直接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派杨廷栋、邹容、刘光汉、陈天华、孙中山也传播了契约论公平思想。西方契约论公平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促使了民众国民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但也由于救亡图存的工具性,在传播过程中疏离了西方契约论公平思想的本意,从而导致了影响的变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社会的热潮促使了公平思想的广泛传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社会的热潮中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开始传入与传播,功利主义公平思想也得到了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李达、陈独秀、陈望道、毛泽东等通过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翻译出版书籍、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等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进行了传播;一些国民党人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问题与主义”之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此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主要是社会制度公平思想,即铲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对经济公平也有一些探讨。胡适、高一涵等在知识界传播功利主义公平思想。功利主义公平思想影响主要在理论层面,是五四时期“民主”的思想资源,“科学”的重要内容,是改造国民性、增强国民个人权利意识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指出了公平社会的新方向,其影响在不断扩大,并且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与其他公平思想展开博弈。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专制主义在制度公平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博弈。李达、李一氓、吴亮平（吴黎平）、郭大力、王亚南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民主社会主义,主要传播者是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施复亮等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所谓“计划化民主国家”的公平社会难以实现。新专制主义覆亡、自由主义式微、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胜利,这是历史和人民的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践行中出现了曲折,在建立相对公平的基本制度之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出现了波折,由最初的追求平等到陷入了平均主义的误区。此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主要是社会制度公平思想、分配公平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公平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权利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按需分配原则。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解读与实践,使之附着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与平均主义的色彩。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平思想的传出现了新气象,因此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对公平正义思想的吁求,从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方面透析西方公平思想的影响。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包括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沃尔泽和米勒的多元正义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可批判借鉴西方其他流派的公平思想,以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平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历程启示我们在当今时代应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各类传播主体的潜力、充分发掘各类传统传播媒介和新媒介的功能,还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中国化实践,以增强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的传播力,巩固其主导地位。

田佳佳^[9]（2016）在《电影与美术结缘的历史解读 ——以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美术人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美术人群体为主要论述对象,主要采用关联研究、群体研究两大方法,通过沉潜深广的文献爬罗剔抉,辅之以具体个案的研究分析,探究美术人才在布景美术、摄影、表演、编导、卡通等诸多电影领域的积极贡献。所论无意于重写民国电影史,而是从一特殊视角考察民国电影与美术的关联,期以将电影与美术的专题研究切实推进一步。绪论、结语之外,论文主体分设六章:第一章“美术人群趋电影界的民国现象”。该章综论电影诞生以来迅速升格为第八类艺术,影像艺术极大地冲击绘画艺术,美术人群趋电影界的世界潮流。在如此形势下,崛起于东南的近代上海,张扬电影文化,成为中国的好莱坞。电影与美术相互激荡,引领上海的时尚文化潮流。由此产生的新兴职业人,托举起电影美术人群体的形成。他们不仅在电影美术领域积极作为,而且极大地拓展了美术理念在电影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美术人“触电”的职场进展、电影美术人群体概况作了初步的探索。第二章“营造美与真的布景美术师”。该章考述低水平起步的电影布景,在布景美呼声下振兴的历史背景,电影布景美术人才由此兴起。而知名美术家的加入,还是因为中国电影界随着拍摄古装片而抬升影片质量要求所致,由此使“美术”地位高于“布景”。此后,电影布景美术师层出不穷,经历唯美主义、特技奇景、象征主义等追求,国产影片布景走向中华特色、走向现实主义,扩大外景拍摄,都是大势所趋。第三章“摄影师的影像美术追求”。该章通过追溯中国早期电影摄影师的艰难成才之路,彰显了他们的美术功底与照相才艺。在整个民国时期,电影摄影美学呈现出纪实影像与表现影像的交错发展。特技摄影最能体现摄影机摄绘的创作特质。不仅限此,民国摄影理论对美术的自觉借鉴,电影光线美学、摄影构图等无不留下美术人的痕迹。第四章“表演因美术而融会贯通”。该章系统梳理演员的艺术修养,除了美专毕业生进场表演,其他电影明星的美术爱好也得以揭示;此外,还将兼擅绘画的导演收入视阈,因为导演负责教戏。银幕上的艺术家不一定由擅绘者主演,然而,多变的艺术造型还是美术人从影的优势,镜头前的美术创作更是一展才华的难得时机。表演贵在触类旁通,本文对美术人在大美术理念下的跨界发展、表演的艺术修养之源、画论启发演艺理论等方面皆有涉及。第五章“电影编导的美与术”。该章聚焦成为编导的电影美术人,探究了他们特有的电影绘画创作思维,以及美术才能在编导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对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恐怖电影、商业电影的代表导演,进行具体个案分析,展示美术人执导下特有的电影美学。最后,回顾电影美术人参与摄制绘画题材影片自然流露的画家意识,进而关注美术人扎堆的民国电影《关不住的春光》。第六章“绘出国产片的动画新天地”。该章以万氏兄弟为主论述中国卡通人才的形成,论证绘画才能与电影文化结合,铺设了中国卡通人才的成才之路。通过还原第一部长篇卡通片《铁扇公主》的制作过程,彰显绘画在卡通影业中的重要性。也正因为此,继后崭露头角的卡通人才佼佼者钱家骏,最终促成“动画”一词取代“卡通”,这理应是中国卡通片人才实现动画理念的自觉。其实,这同时也是电影美术人实现美术意识自觉的又一标志。

肖顺良^[10]（2016）在《美国汉语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立足于整个美国语言生态系统,从宏观视角全面系统地考察美国语言环境,以美国汉语传播体系的各个方面为研究对象。剖析美国语言政策、追溯美国汉语传播的历史、考察汉语教学现状和中美政府的汉语传播政策以及相应的助推汉语传播的项目,进而分析美国汉语国际传播的动因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及作用,探讨汉语在美国的传播规律,并总结研究的新发现,建构语言国际传播活力模型,提出汉语国际传播的新观点：因国制宜,因需利导,和谐传播。本文运用语言学的语言生态理论、语言传播理论、语言活力学说,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比较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因素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美国汉语传播进行分析研究。同时运用数学上统计、图表的办法,采取比较法、文献研究法和实证法来对美国汉语传播中的现象进行量化的比较分析。此外,笔者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还采用了田野调查（实地调查）法,实地考察了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的机构和学校。根据Cooper的语言传播研究框架,语言传播就是语言赢得更多使用者的过程,是特定时间空间里发生的社会现象。他就语言传播的研究要回答的问题归纳为“谁、什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为什么,怎么样”（who、what、when、where、why and how）。本论文的研究范围涉及Cooper框架里提到的每个方面,但研究重点放在“谁”、“为什么”和“怎么样”上面。“谁”要回答的是关于人口因素的问题,其中包括在美国使用汉语的人口数量、民族状况、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使用语言情况等等。“为什么”的问题是要考察分析学习汉语和接纳汉语的动因,即美国人为什么以前不学汉语现在要学汉语?为什么美国政府把汉语定为“关键语言”?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大力支持美国汉语传播?“怎么样”是关于汉语在美国是怎么样传播的问题。从语言生态环境来看,美国汉语的生存环境怎么样?什么样的语言政策、策略和规划,通过什么方式和手段来推动汉语传播的?近十几年来为什么汉语会在美国这样一个对外语不感兴趣的英语大国“热”起来,并且汉语学习的需求愈来愈大?其中有哪些因素起作用?哪些是主要因素?这些主要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对汉语传播产生影响?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本研究的目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的世界体系中,某种语言在像美国这样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广为传播,其因素很多,从宏观来看,其中主要和最重要的影响语言传播的因素有：（1）源语国的实力,（2）学习和使用该语言的人口,（3）语言制度的支持,（4）语言本身的价值和吸引力。源语国的实力是源泉,语言价值是根本,语言人口是基础,语言制度是保障。源语国经济强弱是语言冷热、盛衰的决定性因素；语言制度（即语言政治制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习和使用该语言的人口越多,该语言活力越强；语言活力越强,语言传播活力越强。语言价值通过国际政治、全球性劳务市场和商贸活动影响主流社会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选择,从而影响语言国际传播；由此本文把这些因素称之为“语言传播活力因素”。任何语言只要在以上四个语言传播活力因素占优势,就必然具有活力,也具有国际传播活力。国际传播活力越强,传播愈快愈广愈久。本研究从内因和外因（美国方向和中国方面）入手,以语言传播理论、语言生态学和语言活力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来指导研究影响美国汉语传播的四大语言传播活力因素。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确实力和软实力都在上升,这是不言而喻、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这方面的论着不少,对语言本身的价值和吸引力的研究和着述也不少,所以本文调研和论述的重点放在人口和语言制度两大因素上面。内容涵盖三个主要部分：第一、美国语言生态中的人口、语言状况和汉语教学状况。第二、美国语言政策。第三、汉语传播中的语言制度和相应的措施。论文的焦点是汉语国际传播活力,即推动汉语在美国传播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的合力。本研究发现,美国汉语在以上四个语言传播活力因素方面均占优势,因而得出结论：美国汉语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国际传播活力。美国汉语传播正处于上升时期,方兴未艾。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实力的增强、中美贸易的扩大,美国汉语传播活力进一步增强,汉语在美国的使用人数继续增多,使用领域和范围将继续扩大。基于美国汉语传播的研究,构建了语言国际传播活力模型,由以下影响语言国际传播的语言活力因素构建而成：1.源语国的实力因素,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2.语言价值因素1)语言的地位,指该语言在接纳国的语言生态环境中的认同度以及接纳国对该语言的语言意识,观点,态度。2)语言的价值,包括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指在外交、商务、科技、文化、就业升迁等方面的价值。3.人口因素1)语言接纳国使用（说）该语言的人口数量。2)语言接纳国学习该语言的人口数量。3)使用（说）该语言的总人口数量。4.语言制度因素1)语言政策--官方的语言政策、法律、法令和民间的语言意识形态是否正面,是否有利于该语言的传播。2)教学机构和教学资源-该语言在大中小学、培训机构的教学状况；开设该语言的学校数量和比例：教师、教材和教育资金供给状况。3)使用该语言的机构—国际组织、政府机关、商业公司、科研机构等机构。4)传媒的支持-音像书报和新闻媒体使用该语言的状况。5)典籍、政府公文和科技书刊使用该语言的状况。美国汉语传播研究对中美汉语政策和策略的制定,甚至对中美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提供了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的个案,可作为范例为其他英语国家汉语传播研究作参考,以丰富语言国际传播理论。此外,本研究不但给中国政府对美国未来汉语传播政策和策略提供参考,而且也为美国制定适宜的国家层面的汉语教育政策和规划,更有效地实行本土化汉语教学提供依据。

二、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2年总目录(总第21～24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2年总目录(总第21～24期)（论文提纲范文）

（1）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非简帛类战国文字通假材料的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6）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观”、“看”视域下的汉墓壁画“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以来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9）电影与美术结缘的历史解读 ——以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美术人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国汉语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2年总目录(总第21～24期)（论文参考文献）

• [1]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02)
• [2]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 刘琪. 厦门大学, 2019(08)
• [4]非简帛类战国文字通假材料的整理与研究[D]. 徐俊刚. 吉林大学, 2018(12)
• [5]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6]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D]. 张杰. 苏州大学, 2017(04)
• [7]“观”、“看”视域下的汉墓壁画“象”问题研究[D]. 刘乐乐. 武汉大学, 2017(06)
• [8]近代以来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D]. 刘云凤. 扬州大学, 2017(10)
• [9]电影与美术结缘的历史解读 ——以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美术人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D]. 田佳佳. 上海大学, 2016(09)
• [10]美国汉语传播研究[D]. 肖顺良. 中央民族大学, 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