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圣[1]（2021）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科技创新。2001年,为了追赶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下,由科技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等六部门启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以来,就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一号文件先后9次对园区工作做出部署。经过近20年的发展,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也存在着要素集聚不足、创新水平不高、示范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园区的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相互协作,共同构建配套的政策支撑体系,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各类型园区研究中,现有文献对政府协作问题缺乏关注,虽然众多学者已经肯定了政府在园区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对政府部门的内部机理研究存在不足。一方面,大多数学者都将政府视作为一个主体或基本单元,抽象掉了政府内部的互动关系,没有关注到政府内部协作关系对园区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协作研究很少涉及园区领域,理论界关于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内部运行缺乏关注,对存在的协作问题也未能给出有效的解决对策。结合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需要,论文探索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政府部门运行的内在机理,以更好地发挥园区建设中的政府作用,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园区提质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首先,论文根据园区建设中的政府组织结构,将政府协作组织系统分为宏微观两个层面,其中宏观层面为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协作,微观层面为地方政府的内部协作。其次,论文分别从两个层面分析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重点包括协作动因、协作机制,以及协作存在的问题。再次,根据园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分析政府协作问题对园区发展的影响。最后,结合国家高新区和国家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经验,提出政府协作优化提升的路径及对策建议。论文研究发现:第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初步形成了各级政府以及各部门的分工协作体系。在宏观层面,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分工协作机制;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普遍构建了县市协作机制和跨部门协作机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形成了一个协作组织系统,这个协作体系的运行情况,决定了政府在园区建设中的作用发挥,从影响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效果。第二,政府协作对促进园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还存在许多不足。首先,中央、省级和地方存在协作制度不完善、协作能力缺乏、协作行动不足,使得园区建设缺乏配套的政策体系,未能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其次,县市协作过多依赖于双方对园区建设的重视和积极性,如果双方缺乏共识,县市协作将受到阻碍;再次,地方跨部门协作存在议事协调机构虚设、地方官员协调和支持不足、管理体制不完善、协作资源匮乏等问题。第三,激励失灵是地方政府园区建设行动不足的重要原因,而激励缺失的根源来自于多个方面。由于园区经济效益较低、城乡发展和工农收益差距较大,加上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激励和监管不足,园区建设未能对地方政府形成了足够的激励。地方政府在园区建设中的动力不足,对园区建设的重视和支持较少,不利于县市协作和跨部门协作推动园区建设。第四,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存在权威依赖,地方党政领导在地方跨部门部协作中起关键作用。根据地方党政领导在协作中的作用,可以将单一政府建设园区的跨部门协作分为强治理模式和弱治理模式。根据县市党政领导在协作中的作用,可以将在县市共建园区的跨部门协作分为块块带着条条做、县级带着市局做、市级推着县级做、条条求着块块做四种模式。第五,政府协作不足会影响政府职能作用发挥,从而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由于园区的自身特征、政府职能分散化的体制设置、园区所处的特殊环境,园区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相互协作共同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政府协作不足是政府效率不高和职能作用不明显的一种表现,影响园区建设中的政府作用发挥,从而影响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本文得出以下启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内部的相互协作决定了园区建设中政府整体作用的发挥。园区的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相互协作予以推动,为园区提供配套的、完整的、系统的政策支持。针对当前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政府协作不足的问题,需要加强园区宏观管理创新,对地方政府进行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构建“央省地”协调互补的政策体系;明晰县市在园区建设中的责任和义务,引导地方完善园区管理体制机制,形成了各部门协同推动园区建设的良好局面。
董子羊[2]（2020）在《吉林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革,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成为支撑社会、稳定大局的重要因素。吉林市作为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传统的农业大市,建设一个“生产要素现代化、产业科技现代化、组织经营理念现代化、农业多功能拓展、农产品多元化产出”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对于农村经济平稳向好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基于此背景,本文在国内外理论实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相关理论入手,对吉林市现代农业体系发展现状进行定性定量的剖析、综合梳理发展优势和存在问题,借助对国外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状特征分析,为吉林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制定了“强基础、扩产能、育主体、兴科技、建新村”的基本发展策略,提出了“规划引领、布局定位、高效衔接、投入保障、管理创新”五项对策建议。
赵平平[3]（2020）在《K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中政府职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农业是立国之本,担负着粮食安全、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社会稳定的重任,农业高质量不仅是经济高质量的基础,也是经济高质量的关键。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既是中央的明确要求,也是农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紧迫任务。K市位于黄河中下游平原东部,地处河南省中东部,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势平坦,四季分明,是河南省重要的农业种植区,主要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瓜果及落叶乔木等,是全国着名的小麦、棉花、花生、大蒜、西瓜及泡桐生产和出口基地。本文以K市为研究对象,以公共物品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实地走访调研,认真分析总结K市政府在农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履职情况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规划导向不够明确、资金支持不够到位、服务提供不够充分、日常监管不够完备等。笔者深入剖析存在问题的原因,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及先进地区政府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启示和经验,结合K市实际提出了完善政府职能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在强化农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引导方面,要厘清角色定位、精准制定规划;在加强资金支持保障职能建设方面,要完善财政投入机制、健全农业信贷制度、优化金融保险服务、加强重点领域扶持;在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服务质量方面,要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科技服务、加大品牌培育、完善基础设施;在完善农业高质量发展监管措施方面,要明确监管部门职能、创新农业监管方式。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刘明[5]（2020）在《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文中认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世界各国都深刻认识到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我国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随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2016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为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方向。从理论上来讲,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影响、支持和引导的结果。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不参与创新活动,不出台创新政策。创新政策是近年来各国为促进创新发展而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创新政策及其相关体制机制与战略是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抓手和路径,也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创新激励和引导的重要手段。根据新时代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通过创新政策促进创新发展成功经验基础上,对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创新政策进行总结,并探讨创新政策乃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与模式,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指导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以2006年中国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总结中国创新政策及其体系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及效果,进而参考借鉴典型创新型国家经验,提出完善中国创新政策的方向及提高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明晰创新政策的概念,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而明确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有助于理解创新政策的目标、对象及不同创新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广义的创新政策是指为营造有益创新的环境,引导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激励其进行创新投入、提高创新水平与绩效,从而以创新驱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应对重大挑战的政策与措施的总和。其政策体系主要由六个政策集构成:创新要素政策、创新主体政策、产业创新政策、区域创新政策、创新网络政策及创新环境政策。创新政策是与创新理论及创新实践协同发展的。创新理论的迭代会驱动创新政策的演进,创新政策的演进会影响创新实践的发展,而创新实践的发展又会为理论和政策的完善提供反馈。因此,研究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发展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提炼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中国模式。中国创新政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4年为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即以科技政策重构国家科研体系与科技体制的阶段;1995-200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即以创新政策打通创新链、酝酿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2006-201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即以创新政策建设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2016年至今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即以创新政策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从国家层面来看,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政策以保障其有效推进。考察其是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哪类创新政策的效果更好,将为进一步提升创新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与针对性提供参考。本文对2006年以来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并对比了创新政策作用于不同类型城市与企业的效果差异,主要得出如下结论:在城市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创新政策对中心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弱于非中心城市。在企业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从产出水平来看,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同时,本文使用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对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总体而言,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吸引和培养人才的相关政策对企业作用效果最为突出。技术开发与转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与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较弱。本文还对各类创新政策作用效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并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其结论将为我国各类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有益参考。另外,本文对典型创新型国家的相关创新政策进行了分析借鉴。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美国创新战略与德国高技术战略,并对其顶层设计下的创新政策体系进行了比对和参考。其后,对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进行了梳理,明确了高校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作用以及政府在构建科技金融环境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本文还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进行了详述,并总结了创新政策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最后,基于对中国创新政策实践的总结与体系的梳理以及实证测度下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本文论证了创新政策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描绘了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其作用效果。本文的结论肯定了创新政策在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并为其后续的调整与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向上的参考。
赵宝星[6]（2020）在《乡村振兴视阈下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于2020年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管农村工作是党的一个传统,同时也是农业农村能够稳步发展的制度优势。在党的十九大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的历史方位下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战略被提出。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兴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能够优化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形成产业发展最大合力,是产业兴旺的重要抓手。产业兴旺才能够为其他领域的振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与保障,进而实现乡村全方位振兴、全面振兴。因此,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延边州积极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延边州农业农村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农业机械化程度深入发展,农业品牌化、绿色化进程纵深推进。与此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开启乡村产业振兴新篇章。但是,目前存在一些困境阻碍着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程。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产业生产要素的开发利用程度浅、经营主体之间利益联结机制松散、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共同体意识有待进一步培育等方面。同时由于各经营主体发展有限,辐射效应及带动效应并未充分彰显,并且融合发展的配套服务设施也是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待补强的环节之一。为破题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困境实现延边州乡村振兴,延边州应当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应揆诸延边州农业农村产业具体实际,对延边州农业农村生产要素深度挖掘,促进生产要素深度融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应当打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经营主体之间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此同时,利用好政府政策及社会资源,以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推动全社会、多维度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撑格局形成。最终实现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切实增加延边州农民收入,进而巩固延边州脱贫攻坚成果,并推进延边州乡村全方位、全面振兴的历史进程。
陆倩倩[7]（2020）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农业技术推广多元主体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78年以来,农业技术推广模式逐渐从以政府为主体的单一推广模式向以政府、市场经济主体、科研院校为主的多元主体推广模式转变。多元主体推广模式可以联结不同主体,互相弥补单主体推广时的不足,不仅能提高供给端能力,也能激活需求端的潜力。贫困地区实现脱贫必须要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产业扶贫是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力量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需要通过推广农业技术给予支撑。就目前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而言,尽管政府已明确划分农业技术推广的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且呼吁各方主体参与到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但是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农业技术供给端与需求端无法形成有效匹配的问题依旧存在。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读、比较分析数据、实地调研等对问题进行分析,探析出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进程缓慢、农技推广中介服务市场发育滞后、农业技术推广法律政策有待完善是影响农业技术推广多元主体模式未能深度耦合的因素。在借鉴了美国以大学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法国以农民协会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以色列以政府系统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日本官民双轨运行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这4种各具特色的运行模式后,得出相应的发展对策:其一是,搭建贫困地区―穿针引线‖工作队伍,贯穿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首尾端;其二是,要增强科技推力端引擎能力,加强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是公共农业R&D能力建设和科研院校技术创新辐射能力;其三是培育市场需求端拉力主体,主要包括合作社、涉农企业、农技推广中介机构;最后是健全适用多元推广经济系统的法律政策,激励多元主体积极投入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中。目前中国农村地区农业发展存在技术供需矛盾的问题,表现在农业技术创新能力低、技术与市场接轨不洽等方面。农村地区具有丰富多样的资源禀赋,发展农业需要更多具有地域性、针对性的农业关键性技术。精准扶贫背景下农业技术多元主体推广模式尤其注重地域性技术的推广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通过多元主体推广农业技术不断给农民赋能,提高农民可持续自主发展能力。
邢策[8]（2020）在《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粮食问题是我国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既要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保证有效供给,又要确保粮食的质量安全。自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总量逐年递增,2015年实现“十一连增”,粮食总量达到12428.7亿斤。但是,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出版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一书中的测算:到2020年,按总人口数量为14.3亿、粮食消费人均平均水平为409～414公斤计算,我国人口对粮食的总需求量将达到58487～59202万吨,基于我国现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国内粮食的供给缺口将达到4000～5000万吨左右,可以看出,粮食缺口问题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背后面临着粮食供给的脆弱平衡、强制平衡和紧张平衡。因此,要解决“十三五”期间粮食缺口问题,不仅要通过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供需结构,更要通过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并进一步提升粮食产出能力。黑龙江省作为国内商品粮食净调出的重要商品粮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国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农业发展环境下,黑龙江省如何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商品粮主产区为实施主体,依托各项措施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商品粮净调出量,为解决国内粮食供需紧平衡提供支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已成为当前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探讨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尤为关键。首先,从农业圈带理论、农业区域专业化理论、空间规划理论入手,对粮食主产区、商品粮主产区概念的进行剖析,并比较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主产区的异同;从投入产出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入手,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全面分析,提出可以将自然产出能力、要素投入能力、科技支撑能力、政策保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风险抵御能力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将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粮食生产效率、商品粮净调出量、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表征要素。因此,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角度出发,归纳并总结了现行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研究发现,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现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在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并提升商品粮净调出量等的情况下,仍需要突破瓶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其次,借助于演化博弈分析,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论证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借鉴了国内外重点粮食生产区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典型经验。基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现状、理论分析、经验借鉴,选择出适合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研究发现,所选择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在依据路径选择的目标和路径选择的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分为内生路径、外生路径及多重相关路径。利用系统动力学对所选择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实施效果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所选择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可以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实现商品粮主产区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粮食生产效率提升、商品粮净出口量增加、农业可持续发展。再次,提出了保障商品粮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措施。从粮食主产区共有和商品粮主产区特有的特点出发,提出应从建立耕地保护机制、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建立有效的反哺机制等方面给予保障。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初步构建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选择的理论框架,建立了适合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包括内生路径,外生路径和多重相关路径。其次,根据系统动力学的相关理论及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的特点,构建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效果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首次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所选择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的运行效果进行了仿真模拟。
李曦[9]（2019）在《新中国（1949-2019）农业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经济到制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七十年的时间挥手即逝,但是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段时间却是举足轻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无论是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还是其进行的巨大变革,都是举世瞩目的。农民阶层,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其智慧与力量在新中国的变革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中坚作用。这一群体的发展变迁历史与新中国的变迁发展历史息息相关。三农问题,研究农业立法问题不仅是一项理论梳理研究,更是对我国的立法实践有着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领域立法进程的梳理,试图探寻农业立法的演进规律,找出现今农业立法的问题所在,进一步探寻农业立法的立法重点与发展趋势。本研究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讨论问题的由来,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说明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为新中国农业立法概况,概述中国农业立法的概念、相关理论、作用、体系以及其“一中心四要素”的分类方式;第三章为新中国农村治理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村治理立法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农村多元治理立法的规制困境,展望了其走向“自治法治德治”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为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土地立法的历史进程,并讨论了土地立法的发展脉络与趋势;第五章为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金融立法的发展历程,分析其演进规律,展望其发展趋势;第六章为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立法中推动农村科技发展、保障农村产业产品安全的科技类立法,分析了科技类立法的发展规律,并展望了其发展趋势;第七章为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生态立法的发展脉络,展望了其生态补偿立法化、多元主体生态责任立法化与重视软法治理的发展趋势;第八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立法的规律和问题,指出了农业立法的时代特点,厘清了农业立法发展的共性规律,同时指出了农业立法地方立法虚化、权利义务错位、原则性强规则性差的问题;第九章为新时代中农业立法的发展趋势,分别论述了农业立法领域法治化、社区化、信息化、绿色化以及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第十章则重点论述了新时代下农业立法的重点制度安排,对下一步农业立法的价值取向、原则制度进行了分析展望,并进一步探讨了《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构想。第十一章为结语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的主要结论以及未来的研究展望。本研究创新性的提出“一中心四要素”的分类方式,对农业立法的发展进程进行类型化分析梳理,并基于此梳理在把握各类型农业立法发展规律的同时找出我国农业立法的共性特征及规律,进一步展望农业立法法治化、社区化、信息化、绿色化、国际化的趋势,为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制度设计寻找方向,提出新时代农业立法自由有序发展的基础价值、实质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保障农民权益的终极价值、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功用价值以及绿色生态保障的发展价值,并在提出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原则与制度后重点设计了《乡村振兴促进法》这一立法构想,探讨了《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思想、规范设计、与其他制度关系的安排,并与最终尝试拟定了《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稿,为国家农业立法与政策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贺靓[10]（2019）在《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发展的机制与模式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农业产业的发展需要科技的支撑。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阶段,需要进行转型升级,迫切需要科技支撑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从而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在克服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的前提下,完善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发展的机制与模式,提高农业产业发展中科技技术生产力的转化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发展中的科技成果应用率,合理地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产业市场关键的内生驱动力就是科技,科技技术可以将农业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有效地聚集,在提高科技的成果转化率、推广率、应用率的同时,将其转化为有效的生产力,从而让农业产业达到提质升级的效果,进而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步伐。将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发展的机制健全,将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发展的模式完善,对于新常态下以科技支撑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生产发展转型和快速、稳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对湖南省的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发展的机制与模式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通过对相关理论的界定,根据农业结构理论、农业技术创新理论、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等相关理论,结合现阶段湖南省的临武县和娄底市、湖南农业大学相关科技主体以及中央层面出台的农业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综合应用科技支撑以及农业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总结学者们关于科技支撑农业产业的机制和模式一般形式的学术研究成果,紧密结合湖南省农业产业的当前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探讨科技支撑湖南省农业产业发展的机制与模式,并从机制与模式的角度出发给出科学合理且可行性的建议,促进湖南省农业产业发展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业科技园区研究现状 |
| 1.3.2 政府协作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目标、思路及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1.7 数据来源 |
| 1.8 创新点 |
| 1.9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本研究的基本概念 |
| 2.1.1 政府协作相关概念 |
| 2.1.2 农业科技园区相关概念 |
| 2.2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政府行为理论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3 协作公共管理理论 |
| 2.2.4 创新系统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情况 |
| 3.1 世界各国的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情况 |
| 3.2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历程 |
| 3.2.1 地方自主探索阶段(80 年代末—2000年) |
| 3.2.2 中央引导下的规范建设阶段(2001—2009年) |
| 3.2.3 全面创新探索阶段(2010—2016年) |
| 3.2.4 提质升级发展阶段(2017 年—至今) |
| 3.3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现状 |
| 3.3.1 园区数量和空间分布 |
| 3.3.2 园区的产业分布情况 |
| 3.4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目标、功能及管理制度 |
| 3.4.1 园区的建设目标和主要功能 |
| 3.4.2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管理制度 |
| 3.5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部门 |
| 3.5.1 园区建设的政府组织架构 |
| 3.5.2 宏微观视角下的园区建设政府协作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协作 |
| 4.1 央省地协作动因和责任分工 |
| 4.1.1 央省地协作的动力机制 |
| 4.1.2 政府纵向协作的责任分工 |
| 4.2 协作治理框架下园区建设央省地协作机制 |
| 4.2.1 理论与方法 |
| 4.2.2 央省地协作分析 |
| 4.2.3 协作存在的问题 |
| 4.3 地方政府的协作行为分析 |
| 4.3.1 园区建设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4.3.2 地方政府协作行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4.3.3 实证案例 |
| 4.4 小结与讨论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的内部协作 |
| 5.1 园区建设的县市政府协作 |
| 5.1.1 县市协作及其动因 |
| 5.1.2 县市协作机制及协作结果 |
| 5.1.3 县市协作问题及其产生机理 |
| 5.1.4 案例分析 |
| 5.2 园区建设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
| 5.2.1 跨部门协作及其动因 |
| 5.2.2 跨部门协作的协调组织 |
| 5.2.3 单一政府建设园区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
| 5.2.4 县市政府共建园区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
| 5.3 园区建设的跨部门协作困境 |
| 5.3.1 研究方法 |
| 5.3.2 地方政府的跨部门协作困境 |
| 5.3.3 讨论:地方领导和协作规则对跨部门协作的作用 |
| 5.4 小结与讨论 |
| 第六章 政府协作对园区发展的影响机理 |
| 6.1 政府协作与园区建设的政府职能 |
| 6.1.1 园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 |
| 6.1.2 政府协作与政府职能作用 |
| 6.2 政府协作在园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
| 6.2.1 集聚和整合政府资源促园区发展 |
| 6.2.2 提高园区建设的政府职能效率 |
| 6.2.3 促进园区体制机制的变革与创新 |
| 6.3 政府协作问题对园区发展的影响 |
| 6.3.1 园区建设政府协作问题的一般性 |
| 6.3.2 政府协作问题对园区发展的影响分析 |
| 6.4 小结与讨论 |
| 第七章 园区建设中政府协作的提升与优化 |
| 7.1 园区建设的宏观管理模式创新 |
| 7.1.1 其他类型园区的建设经验 |
| 7.1.2 园区建设宏观监管与激励 |
| 7.2 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协作 |
| 7.2.1 国家高新区政策协作经验 |
| 7.2.2 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启示 |
| 7.3 地方政府内部协作的宏观引导 |
| 7.3.1 政府协作引导的政策工具 |
| 7.3.2 地方政府内部协作的引导策略 |
| 7.4 地方层面的园区管理体制建设 |
| 7.4.1 构建以执行为导向的协调机构 |
| 7.4.2 明确县市之间的责任关系 |
| 7.4.3 完善园区管理服务机构建设 |
| 7.5 小结与讨论 |
| 第八章 结论、启示和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讨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主体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
| 2.1.1 现代农业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
| 2.1.2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主要特征 |
| 2.1.3 有关名词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3 农业产业组织理论 |
| 2.2.4 农业产业延伸理论 |
| 2.2.5 比较优势理论 |
| 2.2.6 经济增长极理论 |
| 2.2.7 城乡统筹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现状剖析 |
| 3.1 吉林市农业农村基础情况 |
| 3.2 吉林市农林牧渔业总体运行情况 |
| 3.3 吉林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现状 |
| 3.3.1 种植结构日益优化,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
| 3.3.2 养殖业总体平稳,主要畜禽呈恢复增长态势 |
| 3.3.3 园特综合实力显着提升,创新能力逐步显现 |
| 3.3.4 渔业发展平缓,生态涵养能力持续提高 |
| 3.3.5 乡村产业企稳向好,“产加销”一体化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 |
| 3.4 吉林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特点 |
| 3.4.1 种养殖结构逐步优化 |
| 3.4.2 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快速提高 |
| 3.4.3 农业技术物质装备条件显着改善 |
| 3.4.4 平台载体创设取得显着成绩 |
| 3.4.5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水平取得长足进步 |
| 3.5 吉林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优势 |
| 3.5.1 农耕历史悠久 |
| 3.5.2 自然资源禀赋 |
| 3.5.3 科研储备优渥 |
| 3.5.4 双创潜力强劲 |
| 3.6 吉林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存在问题 |
| 3.6.1 生态资源压力加大 |
| 3.6.2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
| 3.6.3 产业发展不充分 |
| 3.6.4 农业科技短板明显 |
| 3.6.5 乡村发展欠账较多 |
| 第4章 国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经验借鉴 |
| 4.1 美国为代表的“劳动力节约型—商业化大农场发展模式” |
| 4.2 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土地节约型—精细化融合发展模式” |
| 4.3 荷兰、以色列为代表的“资源集约型—科技集成驱动产业创新发展模式” |
| 4.4 分析小结 |
| 第5章 吉林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对策与建议 |
| 5.1 发展策略 |
| 5.1.1 加强农业开发建设,筑牢农业生产基础 |
| 5.1.2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 |
| 5.1.3 推进平台载体园区创建,培育现代农业“产业洼地” |
| 5.1.4 激发地方农科活力,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
| 5.1.5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建设现代化新农村 |
| 5.2 工作建议 |
| 5.2.1 落实上位规划和政策举措,制定科学合理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
| 5.2.2 深化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格局 |
| 5.2.3 探索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广高效经营组织形式 |
| 5.2.4 健全投入保障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 |
| 5.2.5 推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地方政府科学决策能力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农业高质量发展 |
| (二)地方政府职能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公共物品理论 |
|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二章 K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中政府职能现状及问题分析 |
| 一、K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中政府职能现状 |
| (一)政府组织架构及职能分工情况 |
| (二)政府职能相关的政策文件梳理 |
| 二、K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中政府职能存在的问题 |
| (一)规划导向不够明确 |
| (二)资金支持不够到位 |
| (三)服务提供不够充分 |
| (四)日常监管不够完备 |
| 第三章 K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中政府职能存在问题的原因探究 |
| 一、重要性认识不足 |
| 二、资金保障活力不足 |
| 三、“软环境”营造不足 |
| 四、监管合力融合不够 |
| 第四章 完善K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中政府职能的建议 |
| 一、强化农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引导 |
| (一)厘清角色定位,树立正确认识 |
| (二)精准制定规划,强化支持引导 |
| 二、加强资金支持保障职能建设 |
| (一)完善财政投入机制 |
| (二)健全农业信贷制度 |
| (三)优化金融保险服务 |
| (四)加强重点领域扶持 |
| 三、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服务质量 |
| (一)加强队伍建设,保障人才支撑 |
| (二)强化科技服务,增强发展活力 |
| (三)加大品牌培育,提升品牌质量 |
| (四)完善基础设施,筑牢发展之基 |
| 四、完善农业高质量发展监管措施 |
| (一)明确监管部门职能,形成监管合力 |
| (二)创新农业监管方式,增强监督实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
| 2.1 创新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发展 |
| 2.1.1 马克思关于创新的思想 |
| 2.1.2 熊彼特与波特的创新理论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论 |
| 2.2 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2.1 创新政策产生的理论根源 |
| 2.2.2 创新政策实践的理论依据 |
| 2.2.3 中国创新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3 创新政策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创新政策概念研究 |
| 2.3.2 创新政策分类与体系研究 |
| 2.3.3 创新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 |
| 2.3.4 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现状与问题研究 |
| 第3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与发展 |
| 3.1 创新政策的内涵及体系结构 |
| 3.1.1 创新政策的内涵 |
| 3.1.2 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 |
| 3.2 中国创新政策的历史沿革 |
| 3.2.1 中国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 |
| 3.2.2 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 |
| 3.2.3 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 |
| 3.2.4 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 |
| 3.3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特点及存在问题 |
| 3.3.1 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3.3.2 中国创新政策的特点 |
| 3.3.3 中国特色创新政策及其工具 |
| 3.3.4 中国创新政策的实施环境及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与评价 |
| 4.1 中国创新政策对创新水平影响的机制分析 |
| 4.1.1 问题的提出 |
| 4.1.2 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1.3 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2 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实证分析 |
| 4.2.3 结论与启示 |
| 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1 研究设计 |
| 4.3.2 实证分析 |
| 4.3.3 结论与启示 |
| 4.4 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4.1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2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3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行业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4 中国创新政策对不同区域企业作用效果评价 |
| 4.4.5 结论与启示 |
| 第5章 典型创新型国家创新政策的实践及其借鉴 |
| 5.1 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的体系 |
| 5.1.1 美国创新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2 德国高技术战略下的创新政策体系 |
| 5.1.3 中国对美国与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借鉴 |
| 5.2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 |
| 5.2.1 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5.2.2 以色列科技金融政策 |
| 5.2.3 中国对以色列成果转化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借鉴 |
| 5.3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 |
| 5.3.1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体系 |
| 5.3.2 日本创新政策的评价方法 |
| 5.3.3 中国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方法的借鉴 |
| 第6章 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 |
| 6.1 健全科技人才发展机制 |
| 6.1.1 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的全链条支持 |
| 6.1.2 促进科技人才的引进与交流 |
| 6.1.3 完善创业人才培养与智库机制 |
| 6.2 完善支持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 |
| 6.2.1 健全科技管理体制 |
| 6.2.2 促进基础设施条件的开放共享 |
| 6.3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
| 6.3.1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
| 6.3.2 强化孵化器市场导向运作 |
| 6.3.3 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 |
| 6.3.4 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 |
| 6.4 加快构建包容创新的机制环境 |
| 6.4.1 优化科技金融与税收环境 |
| 6.4.2 加强科普与科技奖励 |
| 6.4.3 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1.4.1 创新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政策支撑 |
| 2.1 相关概念及特征概述 |
| 2.1.1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
| 2.1.2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特征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发展理论及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农村发展思想论述 |
| 2.3 政策支撑 |
| 2.3.1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政策 |
| 2.3.2 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配套政策 |
| 2.3.3 乡村振兴战略 |
| 第三章 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及面临问题 |
| 3.1 改革开放以来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历程 |
| 3.1.1 初发阶段:贸工农一体化发展 |
| 3.1.2 推进阶段:以农业产业化为主要着力点 |
| 3.1.3 纵深发展阶段:休闲农业引领发展的新业态 |
| 3.2 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取得的成绩 |
| 3.2.1 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
| 3.2.2 农业机械化水平稳定提升 |
| 3.2.3 农村产业绿色品牌化发展 |
| 3.2.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 |
| 3.3 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3.1 生产要素开发程度有待加深 |
| 3.3.2 经营主体间利益联结松散 |
| 3.3.3 经营主体辐射带动能力有待提升 |
| 3.3.4 配套服务支撑后劲不足 |
| 第四章 延边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践路径 |
| 4.1 深度挖掘生产要素充分激发活力 |
| 4.1.1 农村电商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 |
| 4.1.2 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为产业振兴注入灵魂 |
| 4.1.3 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
| 4.2 因地制宜打造经营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 |
| 4.2.1 构建新型股份合作机制 |
| 4.2.2 打造统分结合的订单农业合作机制 |
| 4.2.3 盘活现有资产振兴村集体经济 |
| 4.3 推动经营主体发展支撑产业振兴 |
| 4.3.1 促进种养大户思维转变 |
| 4.3.2 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能力 |
| 4.3.3 政策引导龙头企业投入融合发展 |
| 4.4 科学构建配套服务支持体系 |
| 4.4.1 加大培育与引进力度促进人才振兴 |
| 4.4.2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发展 |
| 4.4.3 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升级助力产业振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 |
| 1.2.2 国外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定性研究 |
| 1.4.2 定量研究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精准扶贫 |
| 2.1.2 农业技术推广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农业发展思想 |
| 2.2.2 习近平精准扶贫理念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科技推力与需求拉力理论 |
| 第三章 新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历史 |
| 3.1 1949 —1978 年四级推广网络形成期 |
| 3.2 1979 —2003 年五级推广网络重构期 |
| 3.3 2004 —2016 年多元推广网络形成期 |
| 3.3.1 全国农业科技教育发展―十五‖计划 |
| 3.3.2 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 |
| 3.4 2017 年至今多元推广网络发展期 |
| 3.4.1 “十三五”农业科技发展规划要求 |
| 3.4.2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发展要求 |
| 第四章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主体 |
| 4.1 政府 |
| 4.1.1 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 |
| 4.1.2 经营性农业技术推广 |
| 4.2 科研院校 |
| 4.2.1 科研院校服务动力 |
| 4.2.2 科研院校经典推广形式 |
| 4.3 市场经济主体 |
| 4.3.1 涉农企业 |
| 4.3.2 农民合作社 |
| 4.3.3 农业技术扩散中介机构 |
| 第五章 多元主体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存在的问题 |
| 5.1 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进程缓慢 |
| 5.1.1 政府对农业技术发展投入不足 |
| 5.1.2 科研院校辐射范围碎片化 |
| 5.2 农技推广中介服务市场发育滞后 |
| 5.2.1 农民合作社发展规模较小 |
| 5.2.2 涉农企业服务功能弱化 |
| 5.2.3 农业技术推广中介机构成长速度慢 |
| 5.3 农业技术推广法律政策有待完善 |
| 5.3.1 保障多元技术推广组织法律留白空间大 |
| 5.3.2 配套政策难调动多元主体推广积极性 |
| 第六章 发达国家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经验 |
| 6.1 美国农业技术推广经验 |
| 6.1.1 美国农业技术推广历史 |
| 6.1.2 美国以大学为主体的推广模式 |
| 6.2 法国农业技术推广经验 |
| 6.2.1 法国农业技术推广历史 |
| 6.2.2 法国以农业协会为主体的推广模式 |
| 6.3 以色列农业技术推广经验 |
| 6.3.1 以色列农业技术推广历史 |
| 6.3.2 以色列以政府为主体的推广模式 |
| 6.4 日本农业技术推广经验 |
| 6.4.1 日本农业技术推广历史 |
| 6.4.2 日本以官民双轨农协为主体的推广模式 |
| 第七章 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推广对策 |
| 7.1 搭建贫困地区―穿针引线‖工作队伍 |
| 7.1.1 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科技工作的指导 |
| 7.1.2 培育贫困地区新型职业农民 |
| 7.2 增强科技推力端引擎能力 |
| 7.2.1 政府增加对农业技术推广硬件投入 |
| 7.2.2 科研院校提升农技推广辐射能力 |
| 7.3 培育市场需求拉力端主体 |
| 7.3.1 整合壮大农民合作社发展规模 |
| 7.3.2 挖掘本地涉农企业内生发展力量 |
| 7.3.3 扶助发展农业技术推广中介机构 |
| 7.4 健全适用多元推广经济系统法律政策 |
| 7.4.1 更新保障多元技术推广组织耦合法律 |
| 7.4.2 制定配套多元技术推广组织激励政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2 理论参照系: 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基础理论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商品粮 |
| 2.1.2 粮食主产区 |
| 2.1.3 商品粮主产区 |
| 2.1.4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
| 2.2 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2.1 商品粮主产区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2.2 投入产出理论 |
| 2.2.3 公共物品理论与外部性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商品粮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 |
| 2.3.1 演化博弈的前提假设及指标设定 |
| 2.3.2 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与演化策略分析 |
| 2.3.3 演化博弈分析结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现实参照系: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典型经验分析与借鉴 |
| 3.1 国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分析 |
| 3.1.1 美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2 法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3 印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4 荷兰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5 以色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 国内产粮大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分析 |
| 3.2.1 河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2 山东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3 江苏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4 内蒙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5 新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3 对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启示 |
| 3.3.1 积极推进耕地保护及土地规模化经营提升自然产出能力 |
| 3.3.2 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提升要素投入能力 |
| 3.3.3 依靠科技进步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
| 3.3.4 积极出台支持政策提升政策保障能力 |
| 3.3.5 引导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提升组织管理能力 |
| 3.3.6 健全农业保险机制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
| 3.4 本章小结 |
| 4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状及评价 |
| 4.1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现状 |
| 4.1.1 粮食生产自然产出现状 |
| 4.1.2 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现状 |
| 4.1.3 粮食生产科技支撑现状 |
| 4.1.4 粮食生产政策保障现状 |
| 4.1.5 粮食生产组织管理现状 |
| 4.1.6 粮食生产风险抵御现状 |
| 4.2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出及商品粮净调出现状 |
| 4.2.1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量情况 |
| 4.2.2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出结构分析 |
| 4.2.3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商品粮净调出情况 |
| 4.3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 |
| 4.3.1 DEA的基本原理 |
| 4.3.2 DEA的基本模型 |
| 4.3.3 基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成因素的评价指标选取 |
| 4.3.4 基于DEA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 |
| 4.3.5 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瓶颈分析 |
| 5.1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成要素投入总量及效率仍需提升 |
| 5.1.1 粮食数量提升的水土资源承载力日益趋紧 |
| 5.1.2 实行耕地流转及适度规模化经营的机制不完善 |
| 5.1.3 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依然偏低 |
| 5.1.4 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依然存在短板 |
| 5.1.5 农业科技衔接机制不畅 |
| 5.1.6 财政政策支农力度仍显不足 |
| 5.1.7 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发展滞后 |
| 5.1.8 种粮农民生产积极性保护与调动不足 |
| 5.1.9 农村金融服务发展不平衡 |
| 5.2 实现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存在差距 |
| 5.2.1 粮食结构调整过程中保产增收的压力不断加大 |
| 5.2.2 粮食产业链融合深度不够 |
| 5.2.3 粮食去库存缺少完善的利益补偿与发展互助机制 |
| 5.3 本章小结 |
| 6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及仿真模拟 |
| 6.1 路径选择的目标 |
| 6.2 路径选择的原则 |
| 6.3 内生路径选择 |
| 6.3.1 坚守耕地当量红线 |
| 6.3.2 提高耕地质量等级 |
| 6.3.3 培育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 |
| 6.3.4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
| 6.4 外生路径选择 |
| 6.4.1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 6.4.2 提升财政支农政策效率 |
| 6.4.3 促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
| 6.4.4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
| 6.4.5 健全农业保险机制 |
| 6.5 多重相关路径选择 |
| 6.5.1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2 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
| 6.5.3 实施粮食生产全球化战略 |
| 6.6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仿真模拟 |
| 6.6.1 系统动力学简介 |
| 6.6.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 6.6.3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6.6.4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系统动力学模型检验 |
| 6.6.5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仿真模拟 |
| 6.6.6 结果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保障措施 |
| 7.1 建立完善的耕地保护机制 |
| 7.1.1 建立耕地质量监测机制和预警机制 |
| 7.1.2 建立耕地保护联动机制 |
| 7.2 强化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实效 |
| 7.2.1 积极争取国家财政及粮食主销区互助资金 |
| 7.2.2 促进粮食三项补贴改革的落实 |
| 7.3 搭建现代化的粮食流通网络 |
| 7.3.1 完善粮食市场体系 |
| 7.3.2 加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和管理 |
| 7.3.3 积极打造立体化的粮食物流网络 |
| 7.4 充分调动粮食生产主体积极性 |
| 7.4.1 建立促进粮食生产主体增收的长效机制 |
| 7.4.2 优先发展商品粮主产区教育事业 |
| 7.5 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7.5.1 扩大公益性服务体系的覆盖范围 |
| 7.5.2 促进经营性服务体系内粮食产业价值链的延伸 |
| 7.5.3 提升专项服务体系支撑作用 |
| 7.6 完善粮食生产的组织管理体系 |
| 7.6.1 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 |
| 7.6.2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
| 7.7 完善配套支持体系 |
| 7.7.1 积极推动商品粮主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 7.7.2 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
| 7.8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问题的由来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3.1 选题目的 |
| 1.3.2 选题意义 |
| 1.4 方法与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路线 |
| 1.5 创新点与难点 |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农业立法概况及现状 |
| 2.1 农业立法的概况与相关理论 |
| 2.1.1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概念分析 |
| 2.1.2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相关理论分析 |
| 2.2 农业立法的作用与类型分析 |
| 2.2.1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作用 |
| 2.2.2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分类:“一中心四要素” |
| 第三章 新中国农村治理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3.1 新中国农村治理立法概述 |
| 3.2 一元→二元→多元:农村治理立法发展的历史脉络 |
| 3.2.1 一元到多元: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轨迹 |
| 3.2.2 多维治理结构下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评价 |
| 3.3 农村多元治理立法的规制困境 |
| 3.3.1 治理主体多元:开发性治理中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博弈 |
| 3.3.2 治理关系多维:市场机制下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抵牾 |
| 3.3.3 治理环境多样:法治语境下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的冲突 |
| 3.4 农村多元治理软性立法的介入趋势 |
| 3.4.1 自治:乡村治理中硬法规则的介入与遵循 |
| 3.4.2 法治:法律权威下软法治理的规则与理由 |
| 3.4.3 德治: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法价值转变 |
| 第四章 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4.1 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的概述 |
| 4.2 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的演进脉络 |
| 4.2.1 农村土地私有化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1949-1957 年) |
| 4.2.2 农业不稳定发展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1958-1978 年) |
| 4.2.3 农业平稳发展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1979-1999 年) |
| 4.2.4 农业加速发展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2000-2011 年) |
| 4.2.5 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时代土地立法的梳理(2012 年至今) |
| 4.3 我国农业土地立法规律与发展趋势 |
| 4.3.1 我国农业土地立法的演变规律 |
| 4.3.2 我国农业土地立法的发展趋势 |
| 第五章 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5.1 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概述 |
| 5.2 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的演进脉络 |
| 5.2.1 计划时期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1949 年-1978 年) |
| 5.2.2 渐变恢复的农业金融立法(1978 年-1992 年) |
| 5.2.3 整合与探索的农业金融立法时期(1993 年-2003 年) |
| 5.2.4 转型与创新农业金融立法时期(2003 年至今) |
| 5.3 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与趋势 |
| 5.3.1 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 |
| 5.3.2 农业金融立法发展趋势 |
| 第六章 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6.1 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概述 |
| 6.2 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的演进脉络 |
| 6.2.1 农业科技立法的起步阶段(1949-1984) |
| 6.2.2 农业科技立法的发展阶段(1985-1996) |
| 6.2.3 农业科技立法的完善阶段(1996-2005) |
| 6.2.4 农业科技立法的新发展阶段(2006 至今) |
| 6.3 农业科技安全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第七章 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7.1 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概述 |
| 7.2 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的演进脉络 |
| 7.2.1 农村生态法制建设初期(1973-1988) |
| 7.2.2 农业生态立法发展时期(1989-2004) |
| 7.2.3 农业生态立法科学发展时期(2005-2014) |
| 7.2.4 生态文明建设时期(2015-至今) |
| 7.3 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7.3.1 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 |
| 7.3.2 农业生态立法发展趋势 |
| 第八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立法的规律与问题 |
| 8.1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阶段性特点分析 |
| 8.1.1 改革开放前农业立法特点 |
| 8.1.2 改革开放后农业立法特点 |
| 8.2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发展规律分析 |
| 8.2.1 长期坚持党在农村发展中的领导作用 |
| 8.2.2 逐渐重视农业政策对农业立法的导向作用 |
| 8.2.3 逐渐重视农民实践在农业立法中的促进作用 |
| 8.3 我国农业立法的制度囿限分析 |
| 8.3.1 法律体系:地方立法虚化 |
| 8.3.2 法律内容:权利义务错位 |
| 8.3.3 法律效果:原则性强,规范性差 |
| 第九章 新时代中农业立法的发展趋势 |
| 9.1 法治化:农业立法的宪法遵循范畴 |
| 9.1.1 基层治理法治化 |
| 9.1.2 农业基本法体系化 |
| 9.1.3 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 |
| 9.2 社区化:农业立法“利益和谐”的内生增长机制 |
| 9.2.1 土地权益:利益代表机制的立法表达 |
| 9.2.2 软法弥合:利益协调机制的社区化发展 |
| 9.3 信息化:互联网+背景下农业立法的技术性匹配 |
| 9.4 绿色化:农业立法生态文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
| 9.4.1 兼顾农村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 |
| 9.4.2 优化对农业资源的公平发展运用 |
| 9.4.3 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法的立法趋势 |
| 9.5 国际化:农业立法制度的国际视野变迁 |
| 第十章 新时代中农业立法的制度安排 |
| 10.1 新时代农业立法的经济法价值取向选择 |
| 10.1.1 基础价值:自由有序发展 |
| 10.1.2 核心价值:实质公平正义 |
| 10.1.3 终极价值:保障农民权益 |
| 10.1.4 功用价值:城乡一体化发展 |
| 10.1.5 发展价值:绿色生态保障 |
| 10.2 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基本原则架构 |
| 10.2.1 实质公平与效率共进原则 |
| 10.2.2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原则 |
| 10.2.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 |
| 10.2.4 依法用权与权责统一原则 |
| 10.2.5 最小限制、最大促进原则 |
| 10.3 新时代农业立法的重点制度安排 |
| 10.3.1 经济法律主体制度 |
| 10.3.2 农村市场规制制度 |
| 10.3.3 农业产业促进制度 |
| 10.3.4 农村土地制度 |
| 10.3.5 农村基层纠纷调处制度 |
| 10.3.6 城乡资源要素联通制度 |
| 10.4 新时代农业重点立法设计——《乡村振兴促进法》 |
| 10.4.1 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指导思想 |
| 10.4.2 《乡村振兴促进法》与农业法等其他涉农法律的关系 |
| 10.4.3 《乡村振兴促进法》应当规范的主要内容 |
| 10.4.4 起草《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具体建议 |
| 10.4.5 《乡村振兴促进法》法律草案建议稿 |
| 第十一章 结语 |
| 11.1 研究结论 |
| 11.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研究生在读期间学术成果与获奖情况 |
| 附录2 研究生在读期间参与研究的课题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主要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 |
| 2.1.2 农业产业化 |
| 2.1.3 农业科技 |
| 2.1.4 农业科技支撑 |
| 2.1.5 机制与模式 |
| 2.2 相关的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结构理论 |
| 2.2.2 农业技术创新理论 |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4 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
| 第3章 科技支撑湖南省农业产业发展机制分析 |
| 3.1 政策合理导向机制 |
| 3.2 资金良性投入机制 |
| 3.3 信息平台健全机制 |
| 3.4 转化高效应用机制 |
| 第4章 科技支撑湖南省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分析 |
| 4.1 湖南省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
| 4.2 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发展的模式与运行分析 |
| 4.2.1 政府机构主导型模式 |
| 4.2.2 科技项目带动型模式 |
| 4.2.3 市场引导型模式 |
| 4.2.4 产学研结合型模式 |
| 4.3 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发展模式的比较 |
| 第5章 科技支撑湖南省农业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 |
| 5.1 市场引导型——以康尔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为例 |
| 5.1.1 康尔生态农业公司基本情况 |
| 5.1.2 科技支撑康尔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机制 |
| 5.1.3 科技支撑康尔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模式 |
| 5.2 产学研结合型——以湖南农业大学与临武县“校县合作”为例 |
| 5.2.1 临武县基本情况 |
| 5.2.2 湖南农业大学基本情况 |
| 5.2.3 湖南农业大学与临武县“校地合作”模式的运行 |
| 5.3 案例启示 |
| 5.3.1 健全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发展的机制是基础 |
| 5.3.2 完善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发展的模式是关键 |
| 5.3.3 农业产业发展需要机制与模式的共同支撑 |
| 第6章 完善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加强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发展的机制建设工作 |
| 6.1.1 科学合理地制定农业产业相关政策 |
| 6.1.2 因地制宜地引进农业机械设备 |
| 6.1.3 促进科技成果得到转化运用 |
| 6.1.4 构建科技创新转化平台 |
| 6.2 完善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合理的发展模式 |
| 6.2.1 主动巩固政府主导型模式 |
| 6.2.2 积极加强科技项目带动型模式和企业带动型模式 |
| 6.2.3 合理发展产学研结合型模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