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蔚[1]（2021）在《数量与价值：西班牙为什么有那么多世界遗产？全文替换》文中指出文章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提供的资料和以西班牙历史为主的文献,推论西班牙世界遗产形成的原因并归纳其价值所在。浏览"世界遗产名录",容易发现西班牙的世界遗产特别多。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包括积极加入国际组织和官方重视保护的历史传统,地缘与海陆交通位置和早期海外贸易,历史上延续年代悠久的朝代少、存在与并存时间长,资源、环境及其变迁,以及不同类型遗产的数量、人口密度和建筑理念等。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遗产在伊斯兰建筑,欧洲基督教和政治,对内、对外殖民和城市发展,供水与水利工程,古人类文化,大学城,交通与矿业,造园与建筑艺术,地质、生物、湿地与垂直自然带九个方面所具有的"突出的普遍价值"。这是人们选择西班牙旅游和考察目标时应该考虑的主要因素。
苏静[2]（2021）在《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重要一页。地处西北偏僻之隅的秦人,不断奋斗东进而逐步统一中国,开启了一个伟大国家的新纪元。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不断发现,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考古呈现出序列化、体系化的成果。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前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展示依然处于分散化各自为政的局面,严重影响其遗产价值的释放。本文以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为研究对象,以其整体性保护与展示方法为研究重点。通过对比类似的文化遗产概念,分析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集群特征,将其称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并基于其历史、考古研究的系列成果,运用文化遗产“关联性”概念,揭示其集群空间格局与整体关联机制。其次,在历史、艺术、科学、文化、社会价值维度,凝炼其整体价值内涵,并以此架构其价值体系。再次,针对其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运用整体系统的研究方法,基于其整体关联性和整体价值研究,在阐释整体价值目标下,初步建构其保护和展示体系。本文研究主要取得了如下结论,首先揭示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遗址片区-遗址整体”层级构成及其“功能性关联”、“文化性关联”和“历史性关联”机制。其次,凝炼出其“见证统一国家创立过程”、“形成古代国家发展完整实物链”、“反映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秦文化核心”四项整体价值内涵。再次,初步建构了以“建立遗址体系信息库和管理平台”、“构建保护规划体系”为保护程序,遗址体系的“价值体系认知方法”、“完整性认知及评估方法”、“保护区划划定方法”为保护方法,“遗址点纳入制度”、“保护总体规划制度”、“联合管理制度”等为保护制度,并以“精准补充、注重关联和勘察环景”考古研究建议、“国-省-市/县”分级保护、“特区-分区-园区”分类保护、整体立法保护为保护建议的整体性保护体系。最后,建构了以“制度之始”、“国家之成”、“民族之基”为阐释主题,以“点-面-线”多层主题叙事结构为阐释框架,并以“建立阐释与展示总体规划制度、统一视觉识别系统、融媒体平台”为整体连贯强化措施的整体性展示体系。本文研究的创新体现在运用整体系统研究方法,揭示了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针对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建立了其整体保护策略集成框架,构建了其多层级主题叙事型阐释框架,实现了秦崛起及统一历史进程的完整阐释。同时,论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也可以应用于其他文化遗址类型及地区,以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从碎片化、分散化状态,走向整体化、系统化的成熟阶段。
高洁[3]（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曹慧君[4]（2021）在《基于价值认知的丝绸之路陕西段遗产构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丝绸之路是时间跨度最长、空间范围最广的文化线路类型的遗产,它是沟通亚欧大陆东西方多种文明区域、多个国家政权间的交流孔道,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其衍生并留存有数量极多的历史文化遗产。2014年,陕西地区仅有7处遗产点被纳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清单。丝绸之路陕西段是整个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陕西地区参与了线路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留存有大量反映线路历史内涵的文化遗产,若这些文化遗产能与线路的价值产生历史关系,即形成线路特定的“价值-文化主题-文化遗产”逻辑框架,就应被视为线路遗产构成要素,共同支撑丝绸之路陕西段的历史文化价值。论文首先通过资料查阅和文献收集整理,对丝绸之路整体历史脉络与时空框架进行了梳理认知,并对丝绸之路整体价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整理归纳,通过基于世界文化遗产视角下对丝绸之路突出普遍价值进行梳理,在政治交往、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交融四个方面对丝绸之路整体价值进行归纳总结。继而对丝绸之路陕西段的历史交流内容与丝绸之路陕西段的线路变迁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梳理了丝绸之路陕西段的历史沿革以及不同时期线路上交流输入及输出的不同内容,同时理清陇关道与萧关道两条主干道及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侧重的次要道路。基于对丝绸之路陕西段历史交流内容、线路变迁的分析研究,得到丝绸之路陕西段的历史作用,结合丝绸之路整体价值认知自上而下归纳整理得到了丝绸之路陕西段的四条历史文化价值:（1）丝绸之路陕西段是东方政权控制丝绸之路开创发展的政治中心所在地;（2）丝绸之路陕西段是丝绸之路东端商贸集散中心;（3）丝绸之路陕西段是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自西域向东亚传播的重要地区;（4）丝绸之路陕西段是丝路沿线多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见证地。最后在省域范围内进行丝绸之路陕西段潜在遗产识别判定工作,构建“价值-文化主题-文化遗产”逻辑框架,进行丝绸之路陕西段潜在遗产真实性与关联性分析,补充完善丝绸之路陕西段的“价值-文化主题-文化遗产”框架,最终得到:（1）反映丝绸之路陕西段是东方政权控制丝绸之路开创发展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这一历史文化价值的“开创发展”系列遗产;（2）反映丝绸之路陕西段是丝绸之路东端商贸集散中心这一历史文化价值的“商贸往来”系列遗产;（3）反映丝绸之路陕西段是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自西域向东亚传播的重要地区这一历史文化价值的“宗教传播”系列遗产;（4）反映丝绸之路陕西段是丝路沿线多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见证地这一历史文化价值的“民族交融”系列遗产。
韦秋培[5]（2021）在《文化线路视角下汉江水路遗产构成与价值研究 ——以汉中盆地段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ICOMOS《文化线路宪章》引领下,2009年俞孔坚等多位学者提出构建中国国家线性文化遗产网络,长江沿线文化带被界定为国家级线性文化遗产,其中汉江作为长江第一大支流,也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们的关注,继而开启了从文化线路视角研究汉江的新领域。汉江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大河之一,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产生巨大影响。目前的研究缺少对汉江本体和沿线文化带的遗产关联性方面更细致的研究和梳理。2020年,在《汉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编制工作中首次从文化线路视角分析汉江两岸的密集古迹分布带及沿汉江呈现文化传播的现象,并提出“汉江水路”概念及“汉江水路”系列遗产保护目标,但对其遗产构成和价值识别等工作尚未深入展开。因此本文将从文化线路视角对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的遗产构成和价值进行识别和研判,这对推动汉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及“汉江水路”遗产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次研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研究,“汉江水路”作为一个新的遗产保护对象,需根据《文化线路宪章》等国际宪章和文件,借鉴“水路遗产”和“水路文化遗产”等概念,梳理“汉江水路”的命名和内涵;依托“汉江水路”的历史发展研究,梳理汉江水路历史演变过程和历史线路;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线路视角,对“汉江水路”满足“文化线路”定义、具备“文化线路”特征等方面进行认知。第二部分为理论研究,基于案例借鉴和相关文件解读探讨文化线路遗产构成和价值研究的理论基础,并构建相应的技术路线。第三部分为实践研究,实践研究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遗产构成要素识别和遗产资源调查,基于构建的技术路线和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的历史功能,建立汉江水路遗产体系,并基于遗产构成要素识别原则,确认属于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的构成要素清单,并对已确定的遗产构成要素进行资源现状调查;其二为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遗产价值研究和判断,借鉴Attributes（价值特征要素）的认定逻辑建立了遗产要素与遗产价值的联系,通过分析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各类遗产要素与线路功能相关的价值特征,从而归纳总结各类型遗产要素共有的价值内容,选择《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价值体系作为遗产要素共有的价值转化为整体价值的框架,继而从历史、艺术、科学、文化和社会五方面总结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的整体价值。本文基于文化线路视角,梳理了“汉江水路”命名和概念内涵,构建了文化线路遗产构成和价值研究的技术路线,并以汉江水路汉江盆地段为例,厘清了其遗产构成要素与遗产价值。本研究为类似的文化线路遗产构成要素与价值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框架,同时为“汉江水路”遗产名录及保护与利用研究奠定了基础。
王丽娜[6]（2021）在《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历史较为漫长,近代以来,随着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在不断的加深。本文以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哈尔滨城市发展的时空为经线,以整体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变迁为纬线,考察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方式的流变过程,思考二者传播方式差异的原因,着力揭示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发展不同趋向的内在因素。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介绍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对早期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入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对比。从俄罗斯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入我国的背景来看,东正教传入中国无疑与沙俄帝国对周围国家和地区的扩张相关;而基督新教最初的传入实质上也是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第二章从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和发展期对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背景差异、传播对象、主体、媒介的运用情况进行对比,并对此时期的教堂兴建情况进行整理。哈尔滨的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强烈的政治动荡之中传入、因移民的到来而不断的传播、发展。东正教这个侨民宗教一直以维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而基督新教在不断的传播自己的福音,他们在传播媒介的选择运用、对象的选择上、主体的呈现差异上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第三章论述了20世纪下半叶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衰落后的恢复,及基督新教的逐渐发展。这一时期,哈尔滨所处的复杂的政治环境对二者的传播影响重大,传播主体上,东正教因其政治依附性强,随着政治格局变动,教区归属不断更迭,传播主体原有的优势消失,基督新教主体开始脱离西方差会控制,走向自主、合一,同时外侨的大量外迁,东正教的传播对象流失,基督新教对象却日益增多,致使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传播媒介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上出现了反差。文革后,政策开放,二者逐渐恢复,相比于人数较少的东正教团体,基督新教在哈尔滨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第四章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学教义、经典、崇拜对象等内化因素和教阶、教仪、节日等外化因素来分析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趋向不同、发展现状不同的内在因素。东正教对教义、仪式、教阶制度所采取的保守性政策,严重影响了东正教的传播。而基督新教以世俗性、普世性着称,教义、仪式、教阶等简洁,神秘性较弱,易于接受理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度更强,有利于其发展。虽然东正教对哈尔滨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但这些宗教留下独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历史积淀下的多元性文化,仍对哈尔滨发展起到了特殊的影响。
霍丹[7]（2019）在《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我国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大型跨区域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近年来逐渐成为新时代建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内容。目前古驿道线性文化遗产主要以单体保护为主,线路整体因年代久远、自然侵蚀、快速城镇化影响正面临路径断裂、破碎化困境,遗产内涵认定、要素筛选与价值评估困难的问题,线路因涉及多地区多行政部门缺乏整体统筹,遗产综合价值难以有效彰显,成为当前我国跨区域线性文化遗产在保护与利用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学科交叉方式,对辽东古驿道遗产内涵界定、系统筛选、价值评价和保护策略进行研究,尝试提出保护再利用的系统理论和方法。首先,论文从整体性保护基础理论入手,以学科交叉方式进行本土化适应性分析和拓展研究,进而对辽东古驿道的保护层次和流程进行解构,提出适用于辽东古驿道保护再利用的多层次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引入文化线路视野,通过背景、历史溯源、形态特征、动态性及跨文化整体意义的分析,对辽东古驿道概念内涵进行科学界定。确认辽东古驿道历经两千四百年兴衰历程,形成了以辽中地区为核心枢纽,辽西走廊线、辽北平原线、辽东山地线、辽南陆海线为四大主线的方向性网状结构;明确辽东古驿道在区域路径、全域交通和国际性线路三个层次具有历史时期国家经略边疆的重要信息载体,沟通边域内外经济交往的商贸通道,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的重要途径以及多元文明交流核心路径的重要功能。揭示了辽东古驿道作为“汉文化东传之路”、“东北亚之路”的深厚历史内涵和重大历史价值。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以邮驿功能为核心主题,军政经略、文明互惠、经济交往为衍生主题的辽东古驿道遗产主题体系描述模型。该模型结合动态性、专题性和环境相关三方面归纳遗产要素与线路之间的三种关联方式,以辽南海陆线为例对遗产要素进行收录,并对类型构成、历史时期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取得良好效果。其次,为了能够有效鉴定与评估辽东古驿道及沿线遗产资源价值,在辽东古驿道及沿线遗产资源价值要素描述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辽东古驿道多维综合价值评价体系。该体系利用宏观和微观价值评价方法相结合,以定性分析结合定量分析为手段,对辽东古驿道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辽东古驿道遗产在国际、洲际、全国及区域性各层面均体现出最全面的多目标功能、多元文明互惠主题以及地域独特性、典型性。最后,根据辽东古驿道当前保护与发展现状实际问题,尝试提出了“共识、共保、共治、共享、共赢”的整体性保护目标,以及“遗产主导、真实性、整体性、灵活性、开放性”保护及再利用原则。从空间格局上,建立国土、区域、城镇聚落、历史地段和遗产本体五大层次的整体保护廊道与利用模式。提出从规划体系、管理平台、法律保障以及公众参与四个方面建立保护机制,以维护保障规划工作的实施过程,最后形成完整的辽东古驿道整体性保护体系。本研究的创新性包括:1以整体性保护理论为基础,采用学科交叉方式,建立辽东古驿道多层次系统性保护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引入文化线路视角,针对驿道历史内涵进行了科学界定,建立了全面登录遗产要素的主题体系;2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比较与类型研究相结合方法,构建了辽东古驿道文化线路多维价值综合评价体系。3以遗产廊道理念为主导,针对辽东古驿道的保护层次、空间构成、格局及保护机制提出“多元文化时空叠合、多样功能系统整合、多级国土空间联动、多目标统筹协同”的整体性保护策略。本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大型跨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领域提供相关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和信息,为古驿道遗产及沿线地区的发展建设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解决其在遗产保护、自然环境维护与经济建设方面的矛盾,有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实现经济振兴与文化可持续协调发展。
于晓磊[8]（2015）在《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7、18世纪,工业革命使英国为首的一批西方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率先进入了现代化社会,从此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技术的进步与动力的改革带来了生产的工业化和文化的工业化,机器生产成为社会新兴的产业类型,随之兴起的工业建筑,也成为最具时代性的建筑类型之一。19世纪40年代,中国开埠,外资开始在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经商办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成为最先接受西方文化的区域之一,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也在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中国在近代工业时期建设的工厂建筑汇聚了西方传入的新样式、新材料、新技术、新结构,它的发展与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紧密相连,成为同时期采用西方风格建筑类型的率先之作。正是在这些工业建筑中,在机器大生产的轰鸣声中,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运行体制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生活方式也受到颠覆,不仅如此,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面临改革,在这一历史剧烈变革、新旧交替的时期,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表现得尤为激烈,其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和现象也就更值得探讨,故论文正是选取了 1840年至1949年这一时间节点中的工业建筑遗产进行研究。首先,论文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区域工业建筑遗产的研究主要有两点考虑,即它的历史背景和地理区位。近代中国长三角地区成为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地方,与这两点因素密不可分。从地理区位来看,长三角地区东临黄海与东海,西与安徽、江西接壤,北临山东,南邻福建。淮河、长江、钱塘江等大型河流穿越于此,如此通江达海、南北东西进退裕如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这片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从历史背景来看,长三角地区自六朝伊始,便是历史上的文化富集区,中华民族的精英文化在这里积淀,久远的文化血脉在这里得以保存和延续,传统棉纺织业、丝绸业、陶瓷业、漆木业等工商业堪称发达。到了中国近代,良好的地理优势、厚重的文化基础和工商传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有“五口通商”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工业经济中心和工业科技中心,又有以南京为主的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约地、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中心,也有作为民族工业发源地的无锡、南通、宁波等一批重要城市。故得益于这两点因素,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地方,现代中国正面临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变革期,该地区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保护方面仍走在时代的前沿,对这一区域的工业建筑遗产进行研究,可以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案例。其次,从文化遗产学的视角来看,近代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工业建筑是直接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而诞生的一种物质形态。近代工业生产力的诞生,改变了厂房建筑、生产设施,甚至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工业化的改变成为近代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诞生的逻辑起点,所以工业建筑作为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物质载体,可以直观的反映当时的社会变化。但是现实情况是工业建筑遗产这种具有珍贵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迄今并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和保护。近些年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及社会有识之士在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总体上对工业建筑遗产的科学调查和认知上仍存在不足,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手工业生产不重视的历史渊源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受“雅”“俗”文化之制约,人们对与礼制、政治与宗庙相关的建筑特别重视,而对与生产性相关的手工业建筑相当忽视,导致从历史到今天,对于保存了中国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的手工业建筑记载和保存数量都很少。即使在今天,与生产相关的遗产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大量近代工业建筑被拆毁,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状况,本文重新梳理近代社会工业建筑遗产,既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同时也力求重塑公平公正的文化遗产观。综上,论文以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这类物质遗存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遗产实际具有全国范围内的典型性。一方面,近代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都曾在此从事过工业活动,他们与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建筑设计师等共同为中国近代工业创造了一批最早的军事类和“官督商办”类的工业,由此使长三角地区诞生了中国近代最多的工业门类、开创了很多近代工业类型,并且还影响了全国的近代工业建设,这是中国其他城市和区域所不具备的。在此过程中创建的工业建筑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时全国工业建筑的风格、特点和成就。另一方面,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在近代聚集有大量建筑师、建筑设计事务所,不管是西方的、留学归来还是本土培养的建筑师,皆在此从事设计工作,所以在工业建筑的设计方面,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建筑代表了近代中国全国范围内工业建筑的典型特征,最能体现东方与西方思想的结合以及当时的建筑设计理念、设计风格和最高水平。中国长三角区域内的近代工业建筑,率先吸收了西方工业建筑的诸多特征,并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建造技艺和审美思想,成为一种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的新兴建筑。长三角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不仅蕴含着自身发展和演变的历程,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更展示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国家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及这一过程中所代表的工业文明成就,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这一国家及文明转型特殊时代,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中国人社会文化、精神特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生存智慧在新生的工业文明形态中的某种表现。本篇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内容,对论文的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并梳理了中国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研究发展脉络。第二章主要对西方工业革命的原点——英国工业建筑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英国的工业建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文化及审美变革。中国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主要受此影响,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工业化的变革序幕。第三章至第七章,主要反映了笔者的田野调查成果,展现了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中的一大批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状,系统梳理了 1840——1949年间,中国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下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的发展和演变,分析了不同城市的工业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工业建筑文化。第八章主要使用文化遗产学的方法理论,对长三角地区的近代工业遗产的建筑元素进行结构,分析了其时、空演变整个过程。本文在第九章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发展存在“移植”与“重塑”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的工业建筑在长三角区域内的互相碰撞、融合、不断创新,发展出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近代工业建筑类型,通过对这两大系统出现和演变过程的原因解析,分析了隐藏其中的近代变革期的社会文化。同时,本文还主张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应是其核心价值。文化遗产学的研究意义在于它不仅关注过去的文化,更立足于当代、为社会未来发展服务,所以论文在第十章尝试以“文化遗产学”的视角,对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模式进行多角度的探索。通过前文对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价值的研究,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在保护与利用上,应与体现工业遗产核心价值的物质元素一起,如生产设备、生产环境、生产系统、档案资料和企业文化等,共同得到原真性的保护与利用。
季国良[9]（2015）在《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的遗产化研究》文中提出人类历史一直面临着如何面对“他者”遗存问题,猎奇、转化为自己的财富、陈列矮化以抬高自己或身份区别、摧毁,是相当长时期内的处置方式。18世纪以来发展出了一种以尊重、认同为特征的遗产化方式。但人类历史的错综复杂,使遗产化面临着文化差异、意识形态、情感等方面的阻隔,特别是“二战”以后,面对殖民者留下的建筑遗存如何遗产化,成为各国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遗产化本质上是一个认同过程,它包括个人、家庭（家族）、群体（族群）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知识、情感、记忆的内化过程,也包括当代政府等公权组织的“制造”“生产”遗产过程。前者形成一种“私义”上的遗产,后者则往往是（不总是）将“私义”遗产公共资源化,转化为“公义”遗产。两个过程在对客观对象的认同上统一起来,这种认同既有对客体对象科学、艺术、历史的等内在属性的承认、认可、赞同,也有对其情感、经济、区隔等附加价值的钟情和利用。本文主要研究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如何遗产化问题,即研究其怎样由外国建筑文化、外国人的建筑转变为中国人所接受、认同的遗产。这主要是进行一项历史研究,并将这个历史过程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即1949年以前,1949年到1970年代末和1970年代末以后,重点是最后一个阶段,遗产化的实质进行并取得显着进展也是在这个时期。主体内容分为五个部分（五章）。第一章研究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本文研究了外国教会组织、官方势力和工商侨民三个外国人主体的建筑活动,这样研究既反映了主体的多样性,也揭示了建筑类型的多样性、复杂性、丰富性,同时在研究中也注意交代建筑活动的区域范围。这些为下文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先是阐明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必须遗产化的命题,这个必然性命题是基于对这些遗存特性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然后揭示国人1949年对外来建筑接受、认同的转折。1949年以前,中国人对外来建筑及其文化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但这个接受是有限的,一是因为殖民半殖民环境使人们对外来建筑的许多方面仍有疑惧,二是因为对本民族建筑文化仍有令其复兴的民族情结。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处于反帝革命的话语之下,对外国人建筑遗存基本上不存在尊重意义上的遗产化,大量的是原始功能式粗放利用,在“文革”中还存在着“破四旧”意义上的排斥破坏。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渐渐积累起对这些建筑遗存的情感联系。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政府主导和社会思想意识两个方面研究1970年代末以后（主要是）遗存的遗产化问题。第三章研究的政府主导下的遗产化主要是对其进行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保护包括制度性保护、保护措施制定、具体保护行为及保护性再利用,政府的保护是基于对遗存各方面价值的尊重和认可,也含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取向。申遗是将这些遗存作为文化资本进一步“公共化”,也可以看作是更大范围上的遗产化。第四章研究社会思想意识上遗存所得到的认同。一是社会上对遗存的话语方式发生根本转变。将外来建筑遗存在华出现、存在看作是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和产物,这种话语体现在学术阐释模式上,也体现在实践中的遗产阐释上；交流融合话语是对外来建筑遗存的一种认同协调；当然,不同的话语也还是存在的。二是外国人建筑遗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得到充分认可,社会进而将其作为一种符号资本,争相予以猎取和利用,出现了一种“符号崇拜”。三是在大众意识中,由于长期的生产生活,人们对其有了不同的情感联结。第五章是对前几章的一个总结和深化,也试图破解外来建筑遗存遗产化的难题。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在时空上和建造过程中有许多中国因素,这是其遗产化的有利方面。人类共同遗产观念、历史间离效应和建筑现象学是有助于阐释外国人建筑遗存必然遗产化的理论基础。而自然认同、强化认同和理解认同,既是对数十年来国人认同途径的总结,也是外来建筑遗存最终获得遗产化的路径指向。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在学术理论上解决了创造者离开,属地如何将其遗存遗产化问题,丰富了遗产社会学内容；实践上为国人对大量现存近代外国人建筑遗存的认同提供历史、认识、理论和路径等方面的经验和思想资源,为今后外来建筑遗存的遗产化提供借鉴和学术指导。
宋奕[10]（2014）在《文化线路遗产视角下的“万里茶道”申遗》文中研究指明17世纪后半期至1920年代间兴盛的中俄"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道,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俄时提出了"万里茶道"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其作为"文化线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议题也随之被沿途各国与各地政府与学界所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宪章》的相关定义与论述为我们从"文化线路"的视角对"万里茶道"进行研究,进而识别并阐释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并最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理论支撑。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1 西班牙世界遗产数量及其变化过程 |
| 2 西班牙世界遗产数量多的形成原因 |
| 2.1 积极加入国际组织和官方重视保护的历史传统 |
| 2.2 地缘与海陆交通位置和早期海外贸易 |
| 2.3 历史上延续年代悠久的朝代少，存在时间与并存时间长 |
| 2.4 资源、环境与环境变迁 |
| 2.5 不同类型遗产的数量、人口密度和建筑理念 |
| 3 西班牙世界遗产价值概述(17) |
| 3.1 伊斯兰建筑 |
| 3.2 欧洲基督教和政治 |
| 3.3 对内、对外殖民和城市发展 |
| 3.4 城市供水与阿拉伯水利工程 |
| 3.5 岩画与古人类文化 |
| 3.6 大学城 |
| 3.7 交通与矿业 |
| 3.8 造园与建筑艺术 |
| 3.9 地质、生物、湿地与垂直自然带 |
| 4 结语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 |
| 1.1.1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的历史 |
| 1.1.2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
| 1.2 论文研究对象的界定及其保存、保护、展示现状和问题 |
| 1.2.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的保存、保护与展示现状 |
| 1.2.3 研究对象保护与展示存在的问题及缺失 |
| 1.3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研究意义 |
| 1.3.1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2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
| 1.4.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 |
| 1.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历史研究 |
| 1.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研究 |
| 1.4.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概念及其保护研究 |
| 1.4.5 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体系及相关研究 |
| 1.4.6 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方法研究 |
| 1.5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1 系统科学研究方法 |
| 1.5.2 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法 |
| 1.5.3 问题史学方法 |
| 1.5.4 类比、归纳和演绎研究法 |
| 1.5.5 研究框架 |
| 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构成研究 |
| 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概念的提出 |
| 2.1.1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发展 |
| 2.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概念 |
| 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组成型遗址与关联型遗址 |
| 2.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都邑 |
| 2.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秦公、王、帝陵 |
| 2.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离宫别馆与苑囿 |
| 2.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祭祀处所 |
| 2.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关联型遗址——道路 |
| 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关联机制 |
| 2.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关联机制 |
| 2.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关联机制 |
| 2.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 |
| 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空间格局 |
| 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环景(Setting) |
| 2.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环景 |
| 2.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片区的环景 |
| 2.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环景 |
| 2.6 本章小结 |
| 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研究 |
| 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认知 |
| 3.1.1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价值类型及定义 |
| 3.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内涵认知逻辑 |
| 3.2 相关价值研究综述 |
| 3.2.1 秦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研究 |
| 3.2.2 秦统一的历史观照 |
| 3.2.3 相关秦文化遗址的价值研究 |
| 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价值 |
| 3.3.1 历史价值:秦崛起与统一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中国大一统制度、统一国家的创立过程 |
| 3.3.2 科学、艺术价值:古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完整经历——形成了古代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完整实物链 |
| 3.3.3 文化价值:华夏民族形成过程的映射——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
| 3.3.4 社会价值: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秦文化核心 |
| 3.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价值 |
| 3.4.1 西垂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4.2 雍城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4.3 咸阳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价值 |
| 3.5.1 大堡子山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2 雍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3 咸阳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4 秦始皇陵的价值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认识 |
| 4.1 文化遗产“完整性(Integrity)”的概念发展 |
| 4.1.1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发展脉络 |
| 4.1.2 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衡量标准 |
| 4.1.3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定义层面 |
| 4.1.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完整性”讨论 |
| 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认知 |
| 4.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级 |
| 4.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面 |
| 4.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评估框架 |
| 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评估 |
| 4.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完整性评估 |
| 4.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整体层级的完整性说明 |
| 4.4 本章小结 |
| 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建构 |
| 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存、保护和管理现状及缺失 |
| 5.1.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存现状 |
| 5.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护管理现状 |
| 5.1.3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管理的缺失 |
| 5.2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的保护经验 |
| 5.2.1 系列遗产(Serial Properties)的保护方略 |
| 5.2.2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的保护方略 |
| 5.2.3 美国国家遗产区域(National Heritage Areas)的保护方略 |
| 5.2.4 系列遗产、文化线路与美国国家遗产区域保护管理方式的异同 |
| 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构成逻辑 |
| 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程序 |
| 5.4.1 建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信息库和管理平台 |
| 5.4.2 构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护规划体系 |
| 5.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方法 |
| 5.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的认知方法 |
| 5.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和评估方法 |
| 5.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保护区划的划定方法 |
| 5.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制度 |
| 5.6.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遗址点纳入制度 |
| 5.6.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总体规划制度 |
| 5.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联合管理制度 |
| 5.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建议 |
| 5.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考古研究建议 |
| 5.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级保护建议 |
| 5.7.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类保护建议 |
| 5.7.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整体立法保护建议 |
| 5.8 本章小结 |
| 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建构 |
| 6.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概念、原则和内容 |
| 6.1.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定义与辨析 |
| 6.1.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原则 |
| 6.1.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内容 |
| 6.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方法 |
| 6.2.1 文化遗产阐释规划的编制 |
| 6.2.2 文化遗产主题阐释框架的构建 |
| 6.2.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方法、方式的其他探索 |
| 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展示利用现状及缺失 |
| 6.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展示利用现状 |
| 6.3.2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利用的缺失 |
| 6.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组成内容 |
| 6.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框架 |
| 6.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主题 |
| 6.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垂直建构(主题/价值—分解) |
| 6.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水平建构(主题—叙事线索) |
| 6.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遗址展示点的甄选 |
| 6.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叙事结构 |
| 6.6.1 整体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6.2 片区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6.3 单点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展示方式 |
| 6.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节点展示方式 |
| 6.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整体展示方式 |
| 6.8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论文中相关评估及综述表录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 一、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标准 |
| 二、文化遗产活化理论 |
| 三、真实性理论 |
| 四、文化认同理论 |
| 五、跨文化理论 |
| 第一章 中西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比较 |
| 第一节 欧洲遗产理论的发展阶段 |
| 一、古典时期(17世纪前) |
| 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 |
| 三、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90年代 |
| 四、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 |
| 五、现代修复理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 |
| 六、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常用词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早期的修复实践(19世纪以前) |
| 二、19世纪的保护实践 |
| 三、20世纪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
| 第三节 中国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中国传统的修复实践(20世纪之前) |
| 二、现代遗产管理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 |
| 三、停滞期与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
| 四、现代遗产管理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 |
| 一、英法遗产管理的比较 |
| 二、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遗产管理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中国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中国的管理文化 |
| 第二节 西方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西方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西方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 第三节 中西方建筑遗产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较 |
| 一、中西传统文化四个维度的比较 |
| 二、中西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比较 |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一、我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 三、我国遗产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二节 西方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管理体制 |
| 二、“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方法 |
| 三、文化遗产的效益评价 |
| 四、国际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三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班牙遗产保护机构 |
| 二、西班牙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护措施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西遗产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
| 二、国际遗产管理理念的本土化问题 |
| 三、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 |
| 四、西方管理体制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概述 |
| 一、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 |
| 二、遗产经营者 |
| 三、遗产地社区居民 |
| 四、遗产旅游者 |
| 五、非政府组织 |
| 六、社会大众 |
| 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的比较 |
|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
| 二、保护与科学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遗产经营者与社区居民的比较 |
| 一、遗产经营者比较 |
| 二、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比较 |
| 三、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比较 |
| 一、中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差异 |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审美差异 |
| 三、遗产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四、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故宫与西方博物馆: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一、世界文化遗产 |
| 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
| 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 四、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
| 五、中国与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概况 |
| 第二节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 |
| 一、故宫概况 |
| 二、故宫的遗产活化实践 |
| 三、故宫的遗产数字化实践 |
| 第三节 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活化与西方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 |
| 一、阿尔罕布拉宫概况 |
| 二、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利用 |
| 三、西方遗产数字化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一、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 |
| 二、博物馆的体验方式 |
| 三、博物馆的创新之道 |
| 四、遗产活化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曲阜与圣地亚哥古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比较 |
| 第一节 曲阜“三孔”及其遗产价值 |
| 一、曲阜的历史变化 |
| 二、曲阜的遗产价值 |
| 三、曲阜的城市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圣地亚哥古城的改造经验 |
| 一、圣地亚哥的古城与新城 |
| 二、圣地亚哥城市改造的经验 |
| 第三节 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 |
| 一、“圣地”类遗产的管理 |
| 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问题 |
| 三、两处圣地管理的异同 |
| 四、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与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线路遗产 |
| 一、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 |
| 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
|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 |
| 一、丝绸之路概况 |
| 二、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朝圣之路的发展 |
| 一、朝圣之路概况 |
| 二、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欧洲的文化线路体系 |
| 一、文化线路认定 |
| 二、管理体系 |
| 三、财政制度 |
| 第五节 文化线路遗产的发展与管理比较 |
| 一、“欧洲文化线路”的管理经验借鉴 |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三、我国发展文化线路遗产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发现 |
| 二、西方遗产管理体制借鉴 |
| 三、案例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丝路故事”是“中国故事”重要组成部分 |
| 1.1.2 丰富的历史遗产共同支撑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理论研究意义 |
| 1.2.2 现实指导意义 |
| 1.3 研究对象及范围 |
| 1.4 相关理论研究 |
| 1.4.1 遗产研究领域价值认知演变 |
| 1.4.2 文化线路相关理论 |
| 1.4.3 丝绸之路相关研究 |
| 1.4.4 丝绸之路陕西段相关研究 |
| 1.5 研究内容 |
| 1.5.1 丝绸之路陕西段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 |
| 1.5.2 丝绸之路陕西段遗产识别研究 |
| 1.6 方法与框架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技术路线 |
| 2 丝绸之路的时空框架与整体价值认知 |
| 2.1 丝绸之路历史脉络梳理 |
| 2.1.1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 |
| 2.1.2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初步发展 |
| 2.1.3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步入黄金时代 |
| 2.1.4 宋(金辽西夏)元时期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
| 2.2 丝绸之路的时空框架认知 |
| 2.3 丝绸之路价值相关研究现状 |
| 2.3.1 国内外学者对丝绸之路价值的研究 |
| 2.3.2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突出普遍价值 |
| 2.4 丝绸之路整体价值认知 |
| 2.4.1 政治交往之路 |
| 2.4.2 经济贸易之路 |
| 2.4.3 文化交流之路 |
| 2.4.4 民族交融之路 |
| 2.5 小结 |
| 3 丝绸之路陕西段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 |
| 3.1 丝绸之路陕西段自然地理环境 |
| 3.2 丝绸之路陕西段历史沿革 |
| 3.3 丝绸之路陕西段线路变迁 |
| 3.3.1 开通及初发展阶段 |
| 3.3.2 兴盛繁荣阶段 |
| 3.3.3 逐渐衰退阶段 |
| 3.4 丝绸之路陕西段发生的交流内容 |
| 3.4.1 两汉时期 |
| 3.4.2 魏晋南北朝时期 |
| 3.4.3 隋唐时期 |
| 3.4.4 宋(金辽西夏)元时期 |
| 3.5 丝绸之路陕西段历史作用 |
| 3.5.1 政治管理方面 |
| 3.5.2 经济贸易方面 |
| 3.5.3 文化传播方面 |
| 3.5.4 社会交流方面 |
| 3.6 立足丝绸之路整体价值的陕西段历史文化价值认知 |
| 3.6.1 东方政权控制丝绸之路开创发展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
| 3.6.2 丝绸之路东端商贸集散中心 |
| 3.6.3 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自西域向东亚传播的重要地区 |
| 3.6.4 丝路沿线多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见证地 |
| 3.7 小结 |
| 4 丝绸之路陕西段遗产识别研究 |
| 4.1 “价值-文化主题-文化遗产”框架构建 |
| 4.1.1 构建理论 |
| 4.1.2 框架构建 |
| 4.2 丝绸之路陕西段遗产识别原则 |
| 4.2.1 真实性 |
| 4.2.2 关联性 |
| 4.3 丝绸之路陕西段潜在遗产分析 |
| 4.3.1 真实性分析 |
| 4.3.2 关联性分析 |
| 4.3.3 遗产分析结果 |
| 4.4 丝绸之路陕西段遗产构成 |
| 4.4.1 “开创发展”系列遗产 |
| 4.4.2 “商贸往来”系列遗产 |
| 4.4.3 “宗教传播”系列遗产 |
| 4.4.4 “民族交融”系列遗产 |
| 4.5 小结 |
| 5 结语与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主要创新点 |
| 5.3 研究不足 |
| 5.4 遗产保护规划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件1 图目录 |
| 附件2 表目录 |
| 附录3 丝绸之路陕西段遗产分析结果表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范围及相关概念解析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相关概念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汉江相关研究 |
| 1.4.2 文化线路相关研究 |
| 1.5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框架 |
| 2 文化线路视角下“汉江水路”解析 |
| 2.1 “汉江水路”概念由来 |
| 2.1.1 “汉江水路”名称解析 |
| 2.1.2 “汉江水路”概念解读及特征分析 |
| 2.2 “汉江水路”历史研究 |
| 2.2.1 汉江及汉江流域基本概况 |
| 2.2.2 “汉江水路”历史演变 |
| 2.2.3 “汉江水路”线路梳理 |
| 2.3 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对“汉江水路”进行认知 |
| 2.3.1 “汉江水路”历史作用总结 |
| 2.3.2 辨析“汉江水路”是否符合文化线路定义 |
| 2.3.3 文化线路视角下“汉江水路”的特性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文化线路遗产构成与价值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文化线路遗产构成要素识别理论研究 |
| 3.1.1 文化线路遗产构成要素 |
| 3.1.2 文化线路遗产构成案例借鉴 |
| 3.1.3 文化线路遗产构成的相关研究 |
| 3.1.4 文化线路遗产构成要素识别技术路线 |
| 3.2 文化线路遗产价值研判理论研究 |
| 3.2.1 文化线路遗产价值研判案例借鉴 |
| 3.2.2 文化线路遗产价值研判的相关研究 |
| 3.2.3 文化线路遗产价值体系比较分析 |
| 3.2.4 文化线路遗产价值研判技术路线 |
| 3.3 本章小结 |
| 4 文化线路视角下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遗产构成要素识别 |
| 4.1 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背景概述 |
| 4.1.1 汉中及汉中盆地区域概况 |
| 4.1.2 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线路走向及其自然地理环境 |
| 4.1.3 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的重要地位 |
| 4.2 文化线路视角下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遗产构成要素分析 |
| 4.2.1 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遗产体系构建 |
| 4.2.2 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遗产构成要素识别原则 |
| 4.2.3 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遗产构成要素清单 |
| 4.3 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遗产资源调查 |
| 4.3.1 交通设施资源调查 |
| 4.3.2 自然环境要素调查 |
| 4.3.3 与军事战略相关要素资源调查 |
| 4.3.4 与文化影响相关要素资源调查 |
| 4.3.5 与商业贸易相关要素资源调查 |
| 4.3.6 非物质遗产要素资源调查 |
| 4.4 本章小结 |
| 5 文化线路视角下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遗产价值研判 |
| 5.1 文化线路视角下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遗产价值研判方法 |
| 5.1.1 价值特征要素的识别 |
| 5.1.2 遗产价值的梳理 |
| 5.2 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遗产价值特征要素分析 |
| 5.2.1 线路本身价值特征要素分析 |
| 5.2.2 其它基本要素的价值特征要素分析 |
| 5.3 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遗产价值解析 |
| 5.3.1 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各类型遗产要素共有的价值分析 |
| 5.3.2 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整体价值阐述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附录一: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物质遗产要素现状调查表 |
| 附录二: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非物质遗产要素现状调查表 |
| 附录三:汉江水路汉中盆地段遗产构成要素数量统计表 |
| 作者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概述 |
| 二、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研究问题与展望 |
| 第一章 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
| 第一节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教活动 |
| 一、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萌芽及俄罗斯北京传教士团的发展 |
| 二、俄罗斯东正教的传播向北京以外的地区延展 |
| 第二节 基督新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教活动 |
| 一、鸦片战争前基督新教的微弱渗透 |
| 二、鸦片战争后基督新教的大规模传入 |
| 三、基督新教传入东北 |
| 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与中东铁路的修筑活动 |
| 一、传教者的护身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
| 二、信徒的顺风车——中东铁路的修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传入与发展 |
| 第一节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传入与初步发展(1898——1917)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在哈尔滨传入背景之异同 |
| 二、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初传时期传播方式之比较(1989-1917) |
| 第二节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发展(1918——1930) |
| 一、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对象的对比 |
| 二、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三、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媒介的对比 |
| 四、信仰发展导致的教堂林立 |
| 第三节: 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短暂发展(1931—1945) |
| 一、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二、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教对象的对比 |
| 三、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媒介的对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衰落与恢复 |
| 第一节 侨民外迁时期的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衰落(1946—1954) |
| 一、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对象的变化 |
| 二、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第二节: 教会自主合一化之后的曲折行进(1955——2000) |
| 一、东正教哈尔滨教区的自主与基督新教教会的合一(1955-1965)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宗教的停滞(1966-1976) |
| 三、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信仰的恢复(1977-2000)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差异的内在原因 |
| 第一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经典教义的内在差异与外在表象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经典的差异 |
| 二、基督新教和东正教教义的差异及在哈尔滨传播中的呈现 |
| 三、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崇拜对象差异及在哈尔滨实际传播中的体现 |
| 第二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教阶制度的差异与外部呈现 |
| 一、基督教教阶制度的产生及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教阶制度的差异 |
| 二、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教阶制度差异在哈尔滨传播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圣礼的差异与传播呈现 |
| 一、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圣礼的差异 |
| 二、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圣礼的差异在哈尔滨传播中的体现 |
| 第四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节日差异与实际呈现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节日的差异 |
| 二、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圣诞节的简要对比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 |
| 1.1.2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呈现区域化整体性新趋势 |
| 1.1.3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实现文化强国梦的需求 |
| 1.1.4 “一带一路”战略下振兴东北经济重要内容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工作研究进展 |
| 1.3.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研究综述 |
| 1.3.2 辽东古代驿道遗产研究综述 |
| 1.4 课题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概念界定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主要研究框架 |
| 2 辽东古驿道遗产整体性保护理论框架 |
| 2.1 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论 |
| 2.1.1 世界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的发展 |
| 2.1.2 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基本概念与特征 |
| 2.1.3 整体性保护中国本土化思考 |
| 2.2 辽东古代驿路整体性保护研究的相关理论依据 |
| 2.2.1 人文地理学理论 |
| 2.2.2 景观生态学理论 |
| 2.2.3 系统评价学理论 |
| 2.2.4 遗产保护相关理论 |
| 2.3 中国邮驿文化遗产相关研究 |
| 2.3.1 中国邮驿文化遗产历史回顾 |
| 2.3.2 古代邮驿文化遗产内容构成 |
| 2.3.3 古代邮驿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
| 2.4 辽东古驿道整体保护框架搭建 |
| 2.4.1 规划目标与系统构成 |
| 2.4.2 研究层次与研究流程 |
| 2.4.3 理论构建与关键问题 |
| 2.5 本章小结 |
| 3 文化线路视角下的辽东古驿道整体分析 |
| 3.1 辽东古驿道背景诠释 |
| 3.1.1 辽东古驿道区域背景 |
| 3.1.2 辽东古驿道区位特征 |
| 3.2 辽东古驿道历史演变分析 |
| 3.2.1 远古交通开拓中的辽东古道雏形 |
| 3.2.2 社会交通变迁中的辽东驿道沿革 |
| 3.3 辽东古驿道形态特征分析 |
| 3.3.1 辽东古驿道空间结构分析 |
| 3.3.2 辽东古驿道各线特征分析 |
| 3.4 辽东古驿道的动态性分析 |
| 3.4.1 驱动与维持 |
| 3.4.2 承继与互动 |
| 3.5 辽东古驿道文化线路的整体性分析 |
| 3.5.1 辽东古驿道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 |
| 3.5.2 辽东古驿道文化线路整体功能层次 |
| 3.5.3 辽东古驿道作为文化线路内涵阐释 |
| 3.6 本章小结 |
| 4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资源系统构成与整合 |
| 4.1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资源登录基础 |
| 4.1.1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资源登录界定 |
| 4.1.2 辽东地区遗产资源分布普查与验证 |
| 4.2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要素类型研究 |
| 4.2.1 驿道遗产登录研究现状 |
| 4.2.2 辽东古驿道主题的确立 |
| 4.2.3 驿道文化遗产类型划分 |
| 4.3 遗产要素与辽东古驿道的关联性研究 |
| 4.3.1 遗产要素与辽东古驿道的动态性关联 |
| 4.3.2 遗产要素与辽东古驿道的专题性关联 |
| 4.3.3 遗产要素与辽东古驿道的环境关联 |
| 4.4 辽南海陆线古驿道文化遗产要素构成 |
| 4.4.1 邮驿功能主题相关遗产要素 |
| 4.4.2 衍生功能主题相关遗产要素 |
| 4.4.3 古驿道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 |
| 4.5 辽南海陆线文化遗产构成特征分析 |
| 4.5.1 辽南海陆线驿道遗产要素综合构成分析 |
| 4.5.2 辽南海陆线驿道遗产要素构成特征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与综合评估 |
| 5.1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特征与评估基础 |
| 5.1.1 辽东古驿道遗产特征研究 |
| 5.1.2 古驿道遗产价值评价基础 |
| 5.2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多维价值构成 |
| 5.2.1 辽东古驿道遗产价值构成 |
| 5.2.2 辽东古驿道遗产价值解析 |
| 5.3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多维价值综合评价体系 |
| 5.3.1 辽东古驿道遗产的评价方法引入 |
| 5.3.2 辽东古驿道遗产的评价实施过程 |
| 5.4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多维价值综合评价应用 |
| 5.4.1 辽东古驿道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综合评价 |
| 5.4.2 辽东古驿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综合评价 |
| 5.4.3 辽东古驿道遗产整体价值评价 |
| 5.5 本章小结 |
| 6 辽东古驿道整体性保护廊道构建策略 |
| 6.1 辽东古驿道整体保护困境与原则 |
| 6.1.1 辽东古驿道整体保护的困境 |
| 6.1.2 辽东古驿道整体保护的目标 |
| 6.1.3 辽东古驿道整体保护的原则 |
| 6.2 辽东古驿道整体性保护的层次与空间构成 |
| 6.2.1 多元文化时空叠合的整体保护层次 |
| 6.2.2 多样功能系统整合的廊道空间构成 |
| 6.3 多级国土空间联动的辽东古驿道整体空间格局 |
| 6.3.1 国土视阈线性文化遗产网络建构 |
| 6.3.2 区域尺度遗产廊道网络构建 |
| 6.3.3 驿道城镇聚落保护格局建构 |
| 6.3.4 驿道沿线城镇历史地段保护 |
| 6.3.5 驿道沿线文化遗产单体保护 |
| 6.4 多目标统筹协同的辽东古驿道整体性保护机制 |
| 6.4.1 建设多层次遗产保护规划体系 |
| 6.4.2 构建多方协作的管理发展平台 |
| 6.4.3 完善遗产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
| 6.4.4 强化公众参与机制与良性互动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沈阳、辽阳与辽南海陆线物质遗产特征总结 |
| 附录B 沈阳、辽阳与辽南海陆线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 |
| 附录C 辽东古驿道物质文化遗产综合价值权重调查表 |
| 附录D 辽东古驿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价值权重调查表 |
| 附录E 辽东古驿道物质遗产综合评价权重打分统计表 |
| 附录F 辽东古驿道非物质遗产综合评价权重打分统计表 |
| 附录G 辽东古驿道物质文化遗产综合打分评价表 |
| 附录H 辽东古驿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打分评价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略径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路径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界定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空间范围等相关概念说明 |
| 一、时间界限 |
| 二、“长三角”的含义及其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地 |
| 三、近代工业建筑个案描述选择标准 |
| 四、文化遗产学概念 |
| 五、工业建筑与工业建筑遗产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工业遗产保护理论与政策 |
| 二、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历程 |
| 三、中国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研究综述 |
| 四、长三角地区工业建筑(遗产)专题研究综述 |
| 第六节 创新点及存在问题 |
| 一、创新点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二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的发展背景 |
| 第一节 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工业建筑的出现与发展 |
| 一、工业革命开始前英国手工工场建筑(18世纪中期之前) |
| 二、工业革命初期技术改革对工业建筑的影响(约1750—1800年) |
| 三、动力改革对工业建筑的影响(约1800—1835年) |
| 四、重工业发展与多种建筑派别流行对工业建筑的双重影响(约1835—1855年) |
| 第二节 英国工业革命及工业建筑带来的文化变革 |
| 第三节 中国1840年之前工业建筑概况——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
| 一、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的手工业发展背景 |
| 二、长三角地区古代工业建筑概况 |
| 三、受西方工业建筑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早期近代工业建筑 |
| 第三章 最具开创性的长三角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上海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外商主导的萌芽时期工业建筑文化(19世纪40年代——90年代) |
| 一、文化背景 |
| 二、西方工业建筑的引入 |
| 第二节 民族资本快速发展时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894 年—1918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仿西式的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华资、外资碰撞高峰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919 年—1936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战时缓慢发展期的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五节 上海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综述 |
| 第四章 城镇型工业建遗产—南通磨闸历史工业城镇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工业城镇构成 |
| 一、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诞生 |
| 二、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大生纱厂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大生纱厂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其他衍生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唐闸历史工业城镇其他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建筑文化综述 |
| 第五章 受政治因素主导的南京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南京近代工业萌芽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864——1911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二节 政府主导城市建设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912——1949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南京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综述 |
| 第六章 民族资本为主导的无锡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无锡近代工业起步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895 年—1913)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二节 经济繁荣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1914 年—1936 年）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抗日坚挺期的工业建筑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无锡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综述 |
| 第七章 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杭州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二节 宁波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三节 镇江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四节 常州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五节 嘉兴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六节 苏州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及建筑文化 |
| 一、文化背景 |
| 二、主要工业建筑 |
| 第七节 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工业建筑的文化特点综述 |
| 第八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时空演变研究 |
|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建筑形态及要素分析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的造型特征及其演变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技术与结构的演变 |
|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避产时间演变分析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萌芽期(1840—1860)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发展期(1860—1895) |
| 三、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成熟期(1895 — 20世纪10年代) |
| 四、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蜕变期（20世纪10年代—20世纪40年代） |
| 五、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停滞和复兴期(1937-1949) |
|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的空间演变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发展线路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元素的空间传播 |
| 第九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价值研究 |
|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
| 一、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移植”的过程及内在动力分析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文化“重塑”的过程及内在动力分析 |
| 三、长三角地区工业建筑文化特征演变的内在动力分析 |
|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 |
| 一、西式建筑中的东方精神——选择的智慧 |
| 二、近代工业建筑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先锋之作 |
| 三、因水而延续的文脉 |
| 四、近代工业建筑空间营造中的文化意蕴 |
| 第三节 与中国近代其他区域工业建筑遗产的比较 |
| 一、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发展概况 |
| 二、中国近代其他区域工业建筑文化 |
| 三、长三角地区与华南、华北、西南地区工业建筑文化比较 |
| 第十章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式探讨 |
| 第一节 基于文化价值研究的近代工业建筑造产保护原则与模式 |
| 一、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有保护模式与利弊分析 |
| 二、基于文化价值的保护原则探讨 |
| 第二节 基于文化价值研究的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可持续发展利用原则与模式 |
| 一、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有利用模式与利弊分析 |
| 二、基于文化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探讨 |
|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申遗策略 |
| 一、以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遗产价值标准为例 |
| 二、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申遗策略小结 |
| 结语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长三角地区十六个(市级)城市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名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他文化”遗存与遗产化问题 |
| 一. 人类历史发展与“他文化”之物 |
| 二. 当代世界对“他文化”遗存的遗产化 |
| 三. 当前中国对境内他者遗存认同问题 |
| 第二节 对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的相关学术研究 |
| 一. 对遗存本身的相关研究 |
| 二. 对遗存认识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研究意义、路径 |
| 一. 遗产化概念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活动 |
| 第一节 外国宗教组织在华建筑活动 |
| 一. 外国天主教会组织 |
| 二. 外国基督教新教教会组织 |
| 三. 俄国东正教会 |
| 四. 日本近代宗教组织 |
| 第二节 外来官方势力在华建筑活动 |
| 一. 暴力侵略和统治机构设施建筑 |
| 二. 行政机构及其城市建设建筑 |
| 三. 外国使领馆建筑 |
| 四. 路矿机构和铁路附属地建筑 |
| 第三节 外来工商侨民在华建筑活动 |
| 一. 商贸流通建筑 |
| 二. 工业、房地产、银行类建筑 |
| 三. 文教卫生类建筑 |
| 四. 侨民社团建筑 |
| 五. 犹太侨民建筑 |
| 第二章 1949年外来建筑认同问题的转折 |
| 第一节 遗产化：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的必然命题 |
| 一. 必须面对的建筑遗存 |
| 二. 需要逐渐内化接受的建筑遗存 |
| 三. 遗产化的困境和命题实质 |
| 第二节 1949年以前对外来建筑的有限接受 |
| 一. 对外来教堂建筑的排斥与接受 |
| 二. 民国建立前后新建建筑的西式化趋向 |
| 三. 向往“洋房”住宅 |
| 四. 设计建造西式建筑的中国建筑师群体 |
| 五. 对外来建筑接受过程的历史分析 |
| 第三节 1949年后外国人建筑遗存认同问题转折 |
| 一. 接管和接收 |
| 二. 改造和初步的原功能式利用 |
| 三. 成为“文革”“破四旧”的对象 |
| 四. 革命史迹文物中的外国人建筑遗存 |
| 五. 革命反帝斗争话语之下的审视 |
| 第三章 保护、申遗：政府主导下的遗产化 |
| 第一节 走出“文革”与外国人建筑遗存遗产化 |
| 一. 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 |
| 二. 宗教政策的落实 |
| 三. 学术界的新变化 |
| 第二节 外来建筑纳入制度保护 |
| 一. 城市建设与近代建筑的破坏 |
| 二. 近代建筑保护制度的确立 |
| 三. 制度保护下的大量近代外来建筑 |
| 四. 保护措施与保护行为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下的保护性再利用 |
| 一. 保护性再利用 |
| 二. 外来建筑个体的保护性再利用 |
| 三. 外来建筑在城市环境中的点式利用 |
| 第四节 进入申报世界遗产的视野 |
| 一. 世界文化景观中的庐山外来建筑 |
| 二. 澳门历史城区登录世界文化遗产 |
| 三. 其他省市外来建筑的申遗动向 |
| 第四章 社会思想意识与遗产化 |
| 第一节 交流融合话语与认同协调 |
| 一. 交流融合：近代外来建筑的学术阐释新范式 |
| 二. 交流融合话语与实践中遗产阐释 |
| 三. 交流融合话语——一种认同协调 |
| 四. 不同话语的存在 |
| 第二节 价值认可与符号崇拜 |
| 一. 外来建筑艺术地位的赋予和城市符号 |
| 二. 历史价值赋予和社会历史地位标签的获取 |
| 三. 在社会评选中获取资产符号 |
| 四. “异国风情”符号的利用 |
| 第三节 情感联结：大众的认同意识 |
| 一. 怀旧情结 |
| 二. 家园感 |
| 三. 审美意识 |
| 第五章 外国人建筑遗存遗产化难题的破解 |
| 第一节 外来建筑遗存特性再认识 |
| 一. 时间上的中国性 |
| 二. 空间上的中国性 |
| 三. 复杂的殖民性 |
| 第二节 遗产化的理论可能 |
| 一. 人类共同遗产的观念 |
| 二. 历史间离效应 |
| 三. 建筑的遗产化力量 |
| 第三节 对外国人建筑遗存的认同途径 |
| 一. 自然认同 |
| 二. 强化认同 |
| 三. 理解认同 |
| 结语 |
| 一. 曲折的遗产化过程 |
| 二. 不同层面上的遗产化 |
| 三. 各种动力对遗产化的综合驱动 |
| 参考文献 |
| 一. 史志和着作 |
| 二. 报刊文章 |
| 三. 网络资源 |
| 附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倩况表 |
| 一、从茶文化到茶贸易:历史雾霾中的“万里茶道” |
| 二、从研究到“申遗”:来自学界与政府的关注 |
| 三、“世界文化遗产”与“文化线路”:概念与实践 |
| 四、“突出的普遍价值”:万里茶道申遗的关键 |
| 结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