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联负责德国金属行业养老保险财团

一、安联主掌德国金属行业养老保险联合体（论文文献综述）

谈笑^[1]（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周新年^[2]（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朱东北^[3]（2018）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彭羽^[4]（2017）在《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研究》文中认为小城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培育发展特色小城镇是“十三五”时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特色小镇也是未来小城镇发展中的重要招商引资平台。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对于内蒙古实现科学发展,打造北疆亮丽风景线具有重要意义。小城镇数量巨大,上联城市下接农村,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小城镇建设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绕不开的问题。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稳定增长重要条件,是增强小城镇吸纳能力和承载能力的基础和关键。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缺少资金,更缺少吸引资金可持续进入的投融资管理体制,因此,完善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内蒙古自治区是国家脱贫攻坚重点地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通过特色小镇建设带动区域性脱贫,引导特色小镇开发建设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内蒙古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不仅关系到本地区人民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关系到周边省市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因此,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要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兼顾绿色、低碳、循环、集约、效率等多重发展目标,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大降低了小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因此,解决好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集、使用及管理问题是内蒙古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另外,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顺畅与否直接决定了投融资效率。内蒙古应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完善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建立“资金可获得、融资可持续、用资低成本、权益可主导”的国家、地方、社会和个人的多元化投融资管理体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投融资管理体制创新的关键所在。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良好的投融资管理体制是规范投融资行为的基础和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政府应逐步转变职能定位,引导和促进社会资本逐步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实现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要加强政府引导,营造良好环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建立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融资渠道、融资方式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决策、资金筹措、投入、使用、监督的全过程的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及实践,对研究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基础设施与投融资管理体制的关系,并对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阐述。第二部分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归纳总结了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政策性金融理论和城市管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并阐述了各理论对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的指导意义。第三部分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介绍了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5个具有一定先进性和代表性的国家在小城镇建设及基础设施投融资方面的基本情况,总结和分析发达国家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特点,借鉴美国市场主导型、德国政府主导型、英国政府与市场并重型及加拿大区域融资机构主导型的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经验,为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的完善奠定经验基础。第四部分为国内典型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案例分析。国内小城镇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多元化投融资主体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探索和实践,社会资本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功经验。各种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各具特色,对4个国内不同省区市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管理典型案例的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进行研究,分析各类投融资管理体制特点,对其投资主体、融资方式、运行机制、政府职能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创新提供借鉴方案。第五部分为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现状及存在问题。通过对内蒙古小城镇发展的现状、基础设施建设总体现状及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现状进行分析,并重点从政府部门职能划分、政府投资范围、融资方式及渠道、投融资管理职责、风险管理、投融资效率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资金不足是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政府部门的投资仍然是最重要的,参与投资的各类企业、个人仍然很少,内蒙古大多数小城镇基础设施依然是单一的投资渠道,在吸引社会资本上扶持政策少、资源稀缺、项目边界条件较差、项目预期收益不明朗、政府财政力量薄弱等因素影响,很难调动社会资本投入到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中来,导致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不畅,制约了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第六部分为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效率的实证研究。运用三阶段DEA和超效率DEA方法全面评估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效率。通过实证反映出改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要考虑的方向。通过提高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的投融资规模,可以有效提高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的投融资的整体效率,在当前“三期叠加”、财政赤字进一步加大的宏观环境下,内蒙古应采取多种措施在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共同提高基础设施投融资规模。比如,通过设立内蒙古特色小城镇基础设施政府引导基金,打造“互联网+特色小镇”模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到小城镇基础设施领域。另外,纯技术效率较低,说明内蒙古各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在管理体制方面的效率偏低,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管理体制体现的是从政府到市场的多主体之间权责利关系,通过转换政府职能,内蒙古可以进一步提高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效率。第七部分为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政策建议。借鉴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国内外经验,总结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发现的存在问题。结合内蒙古自治区蒙元文化特点和草原特色,因地制宜的完善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融资管理体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统筹规划,制度先行,突出草原文化特色,明确投融资生态功能定位;定位明确,产业支撑,依托内蒙古小城镇资源优势和特色,构建多元化投资体制,拓宽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渠道;健全牧区及“三少民族”生态转移小城镇基础设施资金保障机制,理顺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加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创新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PPP应用机制;推进开发性金融,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因地制宜,发展内蒙古绿色债券市场,完善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特色制度建设,引导社会资本为绿色转型。总之,本文以投融资管理体制为主线,围绕城镇化与小城镇、小城镇与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与投融资之间的关系对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问题展开研究,以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政策性金融理论及城市管理理论为基础,从基础设施基本属性出发,明确政府财政责任边界,以提高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效率为目标,探索城镇化进程中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创新方法和路径。提出了结合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文化特色,因地制宜的完善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建立国家、地方、社会企业和个人多方参与的投融资管理体制的主要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在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效率实证分析中,首先采用两步法（Spearman检验+Pastor法）筛选小城镇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然后运用三阶段DEA和超效率DEA模型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扰动对效率的显着影响,对内蒙古69个旗县政府所在建制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效率进行分析,更为全面准确的评估了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效率,为完善内蒙古小城镇投融资管理体制提供依据。2.立足草原文化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明确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生态功能定位,加强生态环境规划,打造宜居草原特色小城镇。完善农牧区、半农半牧区及“三少民族”地区小城镇基础设施资金保障机制,加强小城镇投融资金融组织体系服务功能等提出相应对策。

刘睿^[5]（2016）在《我国养老基金投资境外基础设施的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我国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率较低、投资种类范围受限,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冲击,通过“长期化、市场化、多元化”的投资实现保值增值的任务十分严峻。根据国际经验基础设施是一种能抵御通胀且与养老基金长期性、稳定性需求相匹配契合的资产,恰逢我国提出重点领域是加强中国同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对外发展的政策与方向“一带一路”战略,对长期建设资金的需求大量增加,养老基金投资境外基础设施能丰富投资资产组合,分散风险,共享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发展的红利。本文将从我国现状出发、结合加拿大经验从风险度量、风险分析、资产组合理论等方面,对我国养老基金投资境外基础设施进行研究。本文首先阐述了相关定义及理论,基于我国养老基金目前的投资现状及政策,选择社会保障基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全球基础设施的现状选取了主要投资区域,证明了我国养老基金投资境外基础设施的可行性;接着通过对从设施类型、参与模式、投资阶段和区域选择四个方面对加拿大养老基金进行了研究分析;随后根据资产组合论利用CVaR模型构建模拟投资组合,发现境外基础设施投资能有效提高投资组合收益率、降低投资组合风险;运用SWOT分析等方法对区域内代表国家沙特阿拉伯、俄罗斯进行了风险分析,总结出了较有代表性的风险种类,最后结合以上研究从养老基金、基础设施和风险管理三个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研究可能为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条例的更新、投资资产范围的扩大、投资收益率的提升提供参考,也将为养老基金与我国发展战略方向的积极融合提供参考方向。

魏艳^[6]（2015）在《专家领导力研究 ——基于林木西教授的个案研究》文中认为国家治理,重在制度,要在用人。当代意义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包含了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制度在内的系统制度体系。当今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制度亟需创新与变革,国家建设与发展亟需从非常态建设发展走向常态建设发展,国家治理正从行政领域扩展至广阔的专业领域。值此之时,用人、特别是精于专业的人士,尤为重要。专业人士参与国家治理,不仅是历史现象,而且正在成为当代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形态,甚至成为行政治理危机时刻的基本形态。但是专业人士,尤其是专家,如何参政议政却缺乏系统认识,更缺乏理论建构,远远低于国家的需要、社会的期望。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国内外专家治国理政情况进行梳理,得出专家治国的基本形态；通过对国外专家领导力的理论研究,探索出我国专家领导力的初步模型；运用文本分析法,访谈法对林木西教授的成长路径、专家表现方式、专家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以林木西教授为典型个案的专家领导力的12项行为表现,即：专业期刊发表论文、主持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出书论着表达愿景、在国内外做各种专题报告讲座、为政府部门纳言献策、在各级各类会议上发言、为专业外报纸期刊等撰写文章、就专业领域问题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报道、为他人出版的书籍作序评介、作为代表发言讲话、获得各种奖励以及个人事迹被媒体报道。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专家影响力、激励力和赋能力三方面,比照国际权威领导力词典。在此基础上,从三十四个项目入手,细致分析林木西教授专家领导力实践机理,得出林木西教授专家领导力模型、成因及其相互作用。林木西教授专家领导力中影响力大于赋能力和激励力,但这三者之间有时界限不清,常常表现为互相融合,相生相长的特点。林木西教授成长的要素概括起来有九项,即：家庭熏护、人生规划、政策支持、名家指引、学术定位、责任服务、领导经验、问题驱动和基层实践。良好的家教环境和家庭支持是林木西教授专家领导力的成长基因,较早而清晰的人生规划是林木西教授专家领导力的基石,科教兴国等政策是林木西教授专家领导力的保障,名家引领指导和准确的学术定位是林木西教授专家领导力的牵引器,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高度的服务责任感是林木西教授专家领导力之一臂,问题驱动、基层实践是林木西教授专家领导力之另一臂。这些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林木西教授的专家领导力。最后,研究者比照古德尔（Goodall）的专家领导力模型,进一步发现了我国专家领导力与国外的异同点。品格引领,人格感召是专家领导力中外共通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此外,两者之间的差异有五点：（1）我国专家领导力受政策影响明显；（2）我国专家有不畏权,不盲从的特点；（3）我国专家领导力与本土因素有关；（4）我国专家领导力对国家及社会的影响显着；（5）我国专家领导力中专家与领导的先后顺序有时代差异。本研究的贡献在于通过对林木西教授学术成果的文本透析,得出林木西教授专家领导力模型,由典型个案追踪历史的足迹和影响,分析现实的存在,由此探知我国自恢复高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专家成长的内因及外因要素,并初步建立了我国专家领导力模型。本研究虽进行的是个案研究,但非常具有典型性和时代性,对国家治理及专业领导力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武宏波^[7]（2013）在《信息不对称、制度边界与山西中小企业投融资体系研究》文中提出中小企业发展历来是国内外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而投融资问题是决定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后危机时期,中小企业面临的投融资困境已经影响到世界各国经济的稳定、复苏、创新和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对于中小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经济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构建中小企业投融资体系,改进投融资困境为研究目标,综合运用数理推导、计量分析、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合理安排论文结构,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论。论文结构安排和观点如下：第一部分是导言,介绍了论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阐述了研究的逻辑路径、框架安排,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和分析,确立了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三部分是选题的理论基础与分析。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公共财政、金融发展和制度变迁等理论对论文研究的指导意义,构建了论文研究的微观和宏观分析框架。第四部分是中国实践与国际比较和借鉴。通过国内外实践的比较,发现了中小企业体系构建中的相同特征和趋势；而且为我国在政府与市场所确定的制度可能性边界中,构建中小企业投融资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五部分对经济转型时期,山西中小企业发展特征与投融资体系构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和集群发展特征强化了其内生性的投融资缺陷,导致了他们缺乏差异化竞争的优势和集体行动的规则。调查也发现投融资出现新的动向,投融资需求的变化客观上也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第六部分是对竞争型金融投融资体系构建的研究。本部分主要研究了金融投融资体系的现状、特征,以及高效运行的机制设计框架和实现路径。研究发现山西省初步形成了具有竞争特征的中小企业金融性投融资体系；金融机构的异质性对投融资体系构建具有较大的影响；同时发现提出了在框架中,通过差别化机制设计、贷款技术改进和建立互联机制,有助于增进中小企业信贷能力,改善投融资体系的政策效力。第七部分是对区域性财政投融资体系构建的分析。研究发现财政融资体系在中小企业信用增进、投融资能力提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支持效率不高,市场化运作机制不健全,投融资服务体系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同时研究发现政府投融资体系对中小企业贷款和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为此论文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第八部分是对自发性的社会投融资体系构建的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之间可以形成共生关系,而且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了中小企业发展的内生因素。同时研究发现民间金融在企业家甄别机制、创业风险分散机制和企业创新扩散机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中小企业协会可以对企业需求进行重组,拓展其融资中介功能。第九部分对论文研究的结论进行归纳,对研究的不足进行了说明。在这些研究结论基础上,本文可能的创新有三点：一是根据当前的中小企业投融资的制度供给的现状,提出了构建中小企业的金融、财政和社会的三维投融资体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了不同维度之下的中小微企业投融资体系的宏观架构和微观机制,提出了改善现有体系的机制设计框架、建立金融互联机制等相应的对策建议。二是理清山西省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了民间资本在综改区建设和经济转型中的发展变化趋势和方向。在资源型经济的特殊结构下,政府投资短期内对民间投资具有引导作用,长期来看,挤出效应较为明显；未来的民间资本将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动力；同时民间金融将更多发挥了创投体系的功能,在培育企业家资源方面发挥作用。三是研究发现山西省山西省中小企业具有“小、散、低、粗”的特性,中小企业集群具有同质化、初级化和资源化的特征,从而导致缺乏差异化竞争的优势和集体行动的规则；强化了其内生性的投融资缺陷。为解决这一问题,从理论上证明了发展中小企业协会（商业、行会）等中介机构对重组金融需求和拓展融资中介功能的可能性,从而为中小企业投融资困境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黎珊珊^[8]（2013）在《职工权益保障视角的雇主责任保险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职业伤害问题也随之而来,目前的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给我国市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同时,也给职工合法权益保障带来挑战。雇主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在保证责任人的赔偿能力和受害人赔偿利益的同时,具有防灾防损、维持社会稳定和助推经济发展的社会管理功能。目前,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发展缓慢,而工伤保险在覆盖范围、保障水平等方面都还存在不足,这与用人单位和雇员的安全保障实际需求不符合,本文从保障职工权益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发展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雇主责任保险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随后阐述了全文的理论框架,主要介绍了雇主责任保险的涵义和相关重要概念的法律意义,将雇主责任保险与相关制度如工伤保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进行比较,并介绍了企业社会责任、职工权益保障等重要理论。其次,介绍了我国职业劳动安全卫生问题的严重性,我国雇主责任保险的业务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其发展滞后的原因。再次,研究发展雇主责任保险在构建职工权益保障机制中的理论定位和现实定位,提出了雇主责任险与工伤保险、雇主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相互协调,并且在高危行业推行强制投保雇主责任保险。最后,针对我国职业伤害赔偿相关法律的缺失现状,对于构建《雇主责任保险条例》、《雇主责任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提出设想。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了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在职工权益保障中的发展策略及相关建议。

安文波^[9]（2013）在《国际金融格局调整及中国对策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我国经济贸易实力不断增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额位居全球第一。但是，相比于我国经济贸易地位，我国的国际金融地位仍然不高，这与我国经济贸易大国的身份不匹配。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接连发生的国际金融问题反映了当今世界金融体系存在严重弊端，使得当今国际金融格局可谓处于乱世。尤其是2007－2010年发端于美国华尔街“次贷”危机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揭示了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格局中长期居于霸权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国际金融格局中属于从属和被动地位，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并未承担起与其金融霸权地位相对应的国际责任，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导致这些发达国家内部的金融问题极其容易并迅速传导至世界范围内，造成危害更大、领域更广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正确认识国际金融格局,准确把握世界金融发展规律，科学制定我国国际国内金融对策，对于深化金融改革、加快金融发展、维护金融稳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总体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注重国际与国内对比和历史与现实对比的分析方法，并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和列宁的相关理论）、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包括金融发展、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金融危机、金融稳定、制度变迁等）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了国际金融格局的历史演进，分析了当代国际金融格局的现状、问题以及新变化，在立足于我国在当代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实际地位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对国际金融格局调整的若干建议。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导言，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方法、可能的创新及研究难点；第二章“理论章”，回顾了马克思、列宁对货币金融问题的有关理论，关于金融发展、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及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全球经济治理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并对国际金融危机、金融稳定的相关研究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研究做了综述；第三章“历史章”，首先分析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三个金融霸权国荷兰、英国、美国的霸权更替，随后分析了国际金本位货币体系、国际金汇兑本位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三个货币体系的历史演进，最后概括归纳了国际金融格局历史演进的几点启示，其中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地位是金融霸权的集中体现、金融霸权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金融力量需要发达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体系的支撑、开展多边合作及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日益重要等；第四章和第五章为“现实章”，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银行业、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金融组织的现状与问题，第五章主要分析了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当代国际金融格局发生的新变化；第六章和第七章为“中国章”，第六章从银行业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资本市场国际化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在当代国际金融格局中的现状，第七章基于此现状，提出了加快转变金融机构发展方式、加强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创新、推动我国金融“走出去”、大力发展对外援助、主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主导构建符合我战略利益的国际金融组织等七项建议，致力于把握当前国际金融格局调整的战略机遇期，全面提高我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对国际金融事务的话语权。

李涛^[10]（2012）在《战后德日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体系是一个现代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其中银行体系建设又是其中最重要的构成成分。德国和日本是一对有参考价值的研究参照体,德国位于西方,其社会基本价值观为西方的基本价值观,日本位于东方,深受东方文化的浸染；德国和日本都是19世纪70年代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未进行过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通过改良主义进入资本主义强国之列；两国都以银行与工商业资本的紧密结合为其特征,强调银行在其经济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两个分处欧亚大陆的国家又具有较强的封建性和军国主义作风,在同时挑起了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都同样不可避免地以战败和经济的崩溃而告终。德国和日本均是二战战败国,其战后经济也均建立在美国经济援助和自身重建的基础上,在战后十分缺乏建设资金的关键性历史时期,两国的银行体系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国也都经历了战后的长期繁荣,并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双双问鼎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与日本商业银行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德国的主办银行制度是“保姆”型的,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其融资功能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较高；日本的主办银行制度是“监护人“型的,为企业提供无条件救助服务,其融资功能是通过政府引导实现的,相比较而言,其储蓄投资转化率较低,但是其资本边际生产率较高,反映了在资金运用能力方面政府能有效的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最终达到经济的高速增长。德国与日本中央银行体系在维持经济稳定方面,德国的金融监管是面向全能型商业银行体系以及银行内部提供的多样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而设计的。在面对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时,更具有应变能力,对金融自由化具有非常丰富的参考价值。日本的金融监管是面对分业型商业银行体系以及各银行提供的专业化金融服务而设计的,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符合日本自身国情,促进了银行体系的成熟,但缺乏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应变机制。从中央银行独立性来说,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高,能独立的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持物价稳定,而日本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差,其目标主要在于经济增长方面。德国与日本的银行体系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在维持经济稳定方面与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方面作用不同,因此德国经济能始终保持稳定增长,而日本则进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这种银行体系的差异是有制度因素的。首先,德国崇尚市场竞争型的经济体制,企业是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和承担者,国家不直接干预资源分配方式,由此带来的是综合性商业银行与独立性较强的中央银行体制。其次,日本在战后崇尚经济快速增长以达到赶超发达资本主义的目标,其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银行体系是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和承担者,国家直接干预资源分配方式,由此带来的是分业型商业银行和独立性较差的中央银行。最后,在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上,随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范围扩大,金融自由化的兴起,日本政府干预下的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导致银行体系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不能有效的承担个人与企业之间要素的最优配置方案,从而造成了经济的长期低迷。两国银行体系的不同,造成了其对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影响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中国经济发展中银行体系的建设有非常深刻的借鉴意义。本文从战后德日的经济背景与目前中国经济环境的比较出发,通过分析德日银行体系差异对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作用,提出了对中国银行体系建设的启示。

二、安联主掌德国金属行业养老保险联合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安联主掌德国金属行业养老保险联合体（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合法工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养老基金投资境外基础设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专家领导力研究 ——基于林木西教授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信息不对称、制度边界与山西中小企业投融资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职工权益保障视角的雇主责任保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国际金融格局调整及中国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战后德日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安联主掌德国金属行业养老保险联合体（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2]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3]民国合法工会研究[D]. 朱东北. 吉林大学, 2018(12)
• [4]内蒙古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研究[D]. 彭羽. 中央财经大学, 2017(08)
• [5]我国养老基金投资境外基础设施的研究[D]. 刘睿. 湖南大学, 2016(03)
• [6]专家领导力研究 ——基于林木西教授的个案研究[D]. 魏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5(12)
• [7]信息不对称、制度边界与山西中小企业投融资体系研究[D]. 武宏波. 山西财经大学, 2013(11)
• [8]职工权益保障视角的雇主责任保险研究[D]. 黎珊珊. 广西大学, 2013(03)
• [9]国际金融格局调整及中国对策研究[D]. 安文波.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10]战后德日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比较研究[D]. 李涛. 武汉大学, 2012(12)